第二节　清末新政与职业教育的发展（1904—1911）

甲午战败宣告洋务运动的破产，《马关条约》的签订使朝野哗然。面对空前的民族危机，清政府被迫放弃洋务运动时期由国家直接控制的、以发展军事工业为主的经济政策，采取官商合办、官督商办以及纯粹商办的管理形式以鼓励私人资本的发展，从而推动了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发展。据统计，1894—1902年，投资总额达到3720多万元，新开厂矿110个；而1872—1893年的投资总额仅1700多万元，厂矿总数63个。[49]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带动了实业教育的高涨，催生了一批实业学堂，为民国时期职业教育制度的确立奠定了良好基础。

一　维新运动与教育改革

甲午战争以后，中国社会面临空前危机，国内有识之士积极探索富国强兵、救亡图存的道路。在要求改革的呼声日益高涨的条件下，中国形成了以康有为、梁启超、严复等为代表的资产阶级维新思潮。他们认为一个国家的强弱与其教育的发达与否密切相关，“才智之民多则国强，才智之民少则国弱”，极力倡导“教育救国”，强调振兴中国“归本于学校”“其体在于学”。于是，以废除科举制度和八股取士、改革中国传统教育、倡导学习“西学”、创办新式学堂为基本内容的维新教育运动在全国沛然兴起。

康有为认为，一个国家的强弱与其教育的发达与否密切相关。他说：欧美诸国和日本之富强，“不在炮械军兵，而在穷理劝学”。[50]“日本胜我，亦非其将相兵士能胜我也。其国遍设各学，才艺足用，实能胜我也。”[51]中国之贫弱，正弱于教育不发达，民智不开，因此，“欲任天下之事，开中国之新世界，莫亟于教育”。[52]梁启超在其《学校总论》中亦指出：“中国之衰弱，由于教之未善。”[53]严复则通过对中国败于甲午战争之原因分析，提出：“根本救济，端在教育。”[54]他在1905年就任复旦公学校长之前，为该校拟写的《复旦公学募捐公启》中说：“以中国处今日时势，有所谓生死问题者，其惟兴学乎？问吾种之何由强立，曰惟兴学。问民生之何以发舒，曰惟兴学。”[55]在倡导“教育救国”[56]主张的同时，维新思想家们力陈中国传统教育之核心科举制度和八股取士的种种弊端和祸害。康有为说：“今日之患，在吾民智不开，故士虽多而不可用，而民智不开之故，皆以八股试士为之”[57]，因此，他提出“今变法之道万千，而莫急于得才，得才之道多端，而莫先于改科举”。[58]梁启超在其文《论科举》《学校总论》中痛斥“八股取士，为中国锢蔽文明之一大根源”，指出“变法之本在育人才，人才之兴在开学校；学校之兴在变科举”，因此，“欲兴学校，养人才以强中国，惟变科举为第一义”。严复亦对科举制度进行了有力抨击，其《救亡决论》曰：八股取士有“锢智慧”“坏心术”“滋游手”三大害处，指出“八股取士，使天下消磨岁月于无用之地，堕坏志节于冥昧之中，长人虚骄，昏人神智，上不足于辅国家，下不足以资事畜。破坏人才，国随贫弱”。他疾呼“如今日中国不变法，则必亡是已，然则变将何先？曰：莫亟于废八股”[59]。他进而提出其建构中国近代教育目标之“三民”思想——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他说：“是以今日要政，统于三端：一曰鼓民力，二曰开民智，三曰新民德。”[60]待“民智日开，民力日奋，民德日和”之时，则国将自强，民将自富。严复这种德智体全面发展的教育理论对中国近代的教育发展具有启蒙意义，有力地推动了中国近代教育体制的建立。

不仅如此，以康有为、梁启超、严复为代表的维新派进一步提出了学习西方广设专门之学，培养农工商矿林等实用人才的主张，并逐渐形成了创办职业教育的主张。《中外日报》《教育世界》《时报》《东方杂志》都发表了许多知识分子主张办实业教育的文章。如康有为在1898年8月就曾上折“请开农学堂地质局，以兴农殖民而富国本”[61]。他在奏折中说：“窃万宝之源皆出于土，故富国之策咸出于农。……伏乞皇上饬下各府州县皆立农学堂，酌拨公地，令绅民讲求。”[62]严复则认为在各种教育中，实业教育最重要。因为，实业教育是“专门之教育”，其与他种教育的不同在于“以其人毕生所从事，皆在切实可见功程，如矿、如路、如一切制造。大抵耳目手足之烈，与治悬理者迥殊。故教育之要，必使学子精神筋力常存朝气，以为他日服劳干事之资。一言蔽之，不欲其仅成读书人而已”[63]。他还通过与旧教育的比较强调实业教育的重要性。他说：“盖往日之教育笃古，实业之教育法今；往日之教育求逸，实业之教育习劳；往日之教育成分利之人才，实业之教育充生利之民力。”又说：“盖吾国旧俗，本谓舍士无学。士者所以治人，养于人，劳其心而不劳其力者也。乃今实业教育，所栽培成就之人才，则能养人，有学问，而心力兼劳者也。”[64]由此可见，严复认为实业教育是培养能养人的教育，即培养“生利之民力”的教育，是培养为社会创造直接财富的人，而不像传统教育是培养被人养的教育，即培养“分利之人才”之教育。发展实业教育不仅于国家民族有益，而且对整个教育亦有利。在严复看来，“言今日之教育，所以救国，而祛往日学界之弊者，诚莫如实业之有功”。[65]“果使四百兆实业进步，将优胜富强，可以操券；而风俗民行，亦可望日进于文明。”[66]他甚至认为，“实业为功，不必著意于重且大，但使造一皮箱、制一衣扣、一巾、一镜之微谫，果有人焉，能本问学以为能事，力图改良旧式，以教小民，此其功即至不细，收利即至无穷耳”[67]。“当知一已所操，内之有以赡家，外之以利国。”[68]

在维新派的推动下，1898年6月11日，光绪皇帝颁布《明定国是诏》诏书，宣布变法。新政从此日开始，到9月21日慈禧太后发动政变为止，历时103天，史称“百日维新”。在此期间，光绪皇帝根据康有为等人的建议，颁布了一系列改革法令，使甲午战争以来维新人士的变法要求一变而为朝廷的施政措施。其中教育改革是一个重要方面。大体说来，百日维新教育改革主要有如下几个方面：

第一，创办京师大学堂。1896年6月，刑部侍郎李端棻在《请推广学校折》中首次向朝廷正式提出设立京师大学堂的建议。此后，康有为等也多次奏请开办京师大学堂，光绪帝也准其建立，但因奕和大学士刚毅等人的反对而搁置。1898年6月11日，光绪帝在《明定国是诏》中即特别提出：“京师大学堂为各行省之倡，尤应首先举办。”在此严令下，总理衙门委托梁启超草拟《京师大学堂章程》于7月3日上报，光绪帝当即批准，并派吏部尚书、协办大学士孙家鼐为管学大臣，管理京师大学堂。《京师大学堂章程》共八章，对大学堂的性质、办学宗旨、课程、入学条件、学成出身、教习聘用、机构设置、经费筹措及使用都做了详细规定。

第二，废除八股考试、改革科举制度。1898年6月23日，光绪皇帝下诏“著自下科为始，乡会试及生童岁科各试，向用《四书》文者，一律改试策论”。这里所说的《四书》文即八股文，八股废除后，人们不得不寻求新的学问，促进了西学的传播。7月23日，光绪皇帝下诏催立经济特科，以选拔维新人才。经济特科区别于明清的进士科，分为六项：内政、外交、理财、经武、格物、考工。科举和现实的联系紧密了。

第三，实力讲求西学，普遍建立新式学堂。“百日维新”开始时，光绪皇帝就明白宣示：从今以后，王公大臣、士子以及庶民百姓，都要兼习中、西学问。嗣后，又令各省督抚督饬地方官将各省府厅州县之大小书院，一律改为兼习中学、西学的新式学堂，并鼓励绅民捐资兴学。中、小学所用课本由官设书局统一编译印行。设置编译学、格致学、政治学、地理学以及农学、矿学、商学等“西学”内容，使学生能够在学校里系统地学习、了解近代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政治学说和自然科学知识，势在造成一种“人无不学，学无不实”的局面。

第四，推行实业教育改革。百日维新期间，维新派在实业教育方面的改革主要包括筹设铁路、矿务、农务、茶务、蚕桑等实业学堂。1898年光绪皇帝颁布《明定国是》诏书，明确规定：“设立农务学堂”，兴办农业教育；“在通商口岸及出丝茶省份设立茶务学堂及蚕桑公院”，用近代农业科技振兴丝茶生产。[69]

清廷的诏谕为兴办实业教育提供了政策依据。1896年，江西巡抚蔡金台等人设立高安蚕桑学堂，是维新派建立实业学堂的滥觞，标志着专门性的、独立的职业学堂应运而生，中国近代职业教育开始进入单独设校阶段。以后，各地又陆续兴办了一批农、工、商、矿学堂，中国实业教育的发展开始从军事技术教育转向民用实业教育。1898年6月20日，江南道监察御史曾宗彦奏请并经总理衙门议准设立矿务学堂[70]；9月4日，农工商总局大臣端方于京师专设农务中学堂[71]；同月，直隶总督荣禄奏请在直隶设立农工务学堂[72]；14日，两江总督刘坤一设江宁农务学堂；是月，湖广总督张之洞酝酿已久的湖北农务学堂和湖北工艺学堂也相继开学；另外，于8月24日正式诞生的京师大学堂也将农、工、商等列为重要的专门学科肄业。尽管一些计划因政变而流产，但清政府并没有将实业教育措施尽数废除，规定“业经议行及现在交议各事，如通商、惠工、重农、育才以及修武备、浚利源，实系有关国计民生者，即当切实次第举行”[73]。

自是之后，类似的职业学校如雨后春笋般在全国各地出现。如蚕业类的有杭州浙江蚕学馆（1897年）、福建蚕桑公学（1900年）、江南桑蚕学堂（1901年）、四川蚕业公社（1902年）等；农务类的有湖北农务工艺学堂（1898年）、江宁农务工艺学堂（1898年）、广西农务学堂（1899 年）、湖南农务工艺学堂（1902年）、山西农务学堂（1902年）等；工商类的有直隶矿务学堂（1897年）、广东商务学堂（1901年）、汉阳钢铁学堂（1902年）等。[74]

毋庸置疑，戊戌变法时期的教育改革措施，代表了资产阶级维新派的主张和愿望，教育改革范围不仅包含了新式学校的创立，还涉及科举制度与教育行政体制的变化，对封建传统教育产生了重大冲击。与洋务运动时期的教育改革相比，维新派的教育改革在学校体制上更具有系统性，不再是支离破碎地、零星地建立学校，而是企图以资本主义教育体制取代传统教育体制：在教育内容上更为广泛，远远超出了“西文”“西艺”的范围，拓宽到“西政”“西史”等领域；在教育对象上也不再局限为满洲子弟，聪明伶俐的汉族子弟也能进学堂学习，其对整个社会的影响远远超过了之前的洋务教育。

不仅如此，与洋务派创办的专业技术学堂不同，维新派创办的实业学堂大多已不再附设于洋务企业或某个机构，而是独立设校；人才培养也不只是满足的军工业的要求，而是以与国计民生密切相关的农、工、商、矿的民用实业教育为主；毕业学生不是为少数官办企业服务，而是更多地面向社会。所有这些，为清末新政后职业学堂的发展奠定了良好基础。黄炎培对此曾评论说：“在此期间，学制初未颁布，大中小各级学堂都未成立，乃竟有职业教育性质之学校，率先举办；且其门类，包括农、工、商、铁路、电报各种。想见当时事实所迫，不得已起而因应。原来一部教育史，全发于人群生活上之需要，不足异也。”[75]

不过，我们也应该看到，清末“新政”以前中国职业教育的发展水平总体上还是比较低，不仅实业学堂数量极少，而且规制很不完备，体例不一，不成体系，远远落后于同时期的西方各国。究其根本原因，就在于这时期近代职业教育缺乏充分的社会经济动因，即社会经济的落后使社会缺乏对职业技术人才的需求而制约了职业教育的发展。以工业为例，据统计1843—1894年外国在华工业投资额估计仅2778000元，雇佣工人数量可想而知。在洋务企业中，近代工业工人估计仅有30600—36810人，而1894年前设立的民族工业大概只有71家。[76]落后的社会经济状况决定了这一时期中国近代职业教育的发展水平。反过来，不发达的职业教育也制约了中国近代经济社会的发展。

二　清末新政与实业教育制度的确立

清末新政是指1901—1905年，清政府连续颁布一系列“新政”上谕，进行经济和政治体制改革的运动。1900年，庚子事件爆发，“八国联军”攻陷北京，慈禧太后下令和谈，接受八国联军提出的《辛丑和约》，并在国内外形势的压力下进行变法。1901年1月29日，慈禧太后以光绪帝的名义在西安颁布了“预约变法”的上谕，命督抚以上大臣就朝章国政、吏治民生、学校科举、军制财政等问题详细议奏。4月21日，又下令成立了以庆亲王奕劻为首的督办政务处，作为筹划推行“新政”的专门机构，任李鸿章、荣禄、昆冈、王文韶、鹿传霖为督办政务大臣，刘坤一、张之洞（后又增加袁世凯）为参与政务大臣，总揽一切“新政”事宜，由此揭开了清末新政的序幕。清末新政的改革内容多与1898年的戊戌变法雷同。教育改革是清末新政的重要方面，主要有如下内容：

1901年9月4日，清政府命令各省城书院改成大学堂，各府及直隶州改设中学堂，各县改设小学堂，并多设蒙养学堂。12月5日，颁布学堂科举奖励章程，规定学堂毕业生考试后可得进士、举人、贡生等出身。

1902年2月13日公布推广学堂办法。8月15日颁布《钦定学堂章程》。

1904年1月13日又颁布《重订学堂章程》，详细规定了各级学堂章程及管理体制，以法令形式要求在全国推行。与普通学堂并行的还有专业教育，包括师范学堂及各类实业学堂，在学制上自成系统，一套完整的学校制度随之建立。

1905年9月2日，光绪皇帝诏准袁世凯、张之洞奏请停止科举、兴办学堂的折子，下令“立停科举以广学校”，使在中国历史上延续了1300多年的科举制度被最终废除，科举取士与学校教育实现了彻底的脱钩。12 月6日，清廷下谕设立学部，为专管全国学堂事务的机构。清政府在推行“新政”过程中，把“奖游学”与“改学堂，停科举”并提，要求各省筹集经费选派学生出洋学习，讲求专门学业。对毕业留学生，分别赏给进士、举人等出身。对自备旅费出洋留学的，与派出学生同等对待。

上述教育改革中，涉及实业教育改革最重要的文件当属《钦定学堂章程》和《奏定学堂章程》。

1902年，清政府根据张百熙的奏请颁布了《钦定学堂章程》，因公布于农历壬寅年，故又称《壬寅学制》。这个学制规定在高等学堂、中等学堂和小学堂之外设置各级农、工、商、医实业学堂，并对各级各类学堂的性质、培养目标、入学条件、在学年限、课程设置和相互衔接关系作了具体规定。《壬寅学制》是中国近代第一个法定学制，由于其不够完备，因此虽经公布，但并未正式实施。

1904年1月，清政府又公布了由张百熙、张之洞和荣庆拟定的《奏定学堂章程》，因公布于农历癸卯年，故又称《癸卯学制》。这是中国近代第一个完善且在全国公开实行的学制，该学制正式确立了实业教育在整个学制系统中的重要地位，是实业教育制度在中国建立的标志。学制的制定者张之洞在《重订学堂章程折》中提出：“国民生计，莫要于农、工、商实业；兴办实业学堂，有百益而无一弊，最宜注重。”[77]在由他主持制定的《学务纲要》中，强调农工商各项实业学堂是关系国计民生之大事，“最有益于邦本”，故要求各省速设各项实业学堂，“以学成后各得治生之计”。同时指出：各伸缩设施学堂，“其程度亦有高等、中等、初等之分，宜饬各就地方情形审择所宜，亟谋广设。如通商繁盛之区，宜社商业学堂。富于出产之区，宜设工业学堂。富于海错之区，宜设水产学堂。余可类推。”[78]

具体言之，在高等教育段，高等农业学堂“以授高等农业学艺，使将来能经理公私农务产业，并可充各农业学堂之教员、管理员”为宗旨；高等工业学堂“以授高等工业之学理技术，使将来可经理公私工业事务，及各局厂工程师，并可充各工业学堂之管理员、教员”为宗旨；高等商业学堂“以施高等商业教育，使通知本国外国之商事商情，及关于商业之学术法律，将来可经理公私商务及会计，并可充各商业学堂之管理员、教员”为宗旨；高等商船学堂“以授高等航海机关之学术技艺，使可充高等管驾船舶之管理员，并可充各商船学堂之管理员、教员”为宗旨。[79]

在中等教育段，规定中等农工商学堂“以授农工商所必需之知识技能，使将来实能从事实业”为宗旨；中等农业学堂“以授农业所必需之知识艺能，使将来实能从事农业”为宗旨；中等工业学堂“以授工业所必需之知识艺能，使将来实能从事工业”为宗旨；中等商业学堂“以授商业所必需之知识艺能，使将来实能从事商业”为宗旨；中等商船学堂“以授驾运商船之知识技术，使将来实能从事商船”为宗旨。[80]

在初等教育段，规定初等农工商学堂“教授农工商最浅近之知识技能，使毕业后实能从事简易农工商”为宗旨；初等农业学堂“以教授农业最浅近之知识技能，使毕业后实能从事简易农业”为宗旨；初等商业学堂“以教授商业最浅近之知识技术，使毕业后实能从事于商业”为宗旨；初等商船学堂“以教授商船最浅近之知识技术，使毕业后实能从事于商船之简易执务”为宗旨。[81]此外，还规定实业补习普通学堂“以简易教法，授实业所必需之知识技能，并补习小学普通教育”为宗旨[82]；艺徒学堂相当于高等小学，规定“以授平等程度之工业技术，使成为良善之工匠”为宗旨。[83]其他关于各类职业教育的章程也有类似宗旨的规定。但是，囿于中国实业教育的发展水平，能达到章程中所规定的各类各级实业学堂教育目标者极少，尤其是中、初等商船学堂更是纸上谈兵，当时的中国水手几乎没有几个是出身于这类学堂的。

不仅如此，除初等、中等和高等农工商实业学堂章程外，清政府还制定了实业教员讲习所章程、实业学堂通则等。所有这些章程对实业教育的目的、种类、各级实业学堂的入学制度、修业年限、课程设置、学堂管理、培养目标等都做出了详细的规定。而在《学务纲要》《各学堂管理通则》《毕业学生考试专章》《奖励专章》里也包含着对实业教育的规定。毋庸置疑，清政府颁布的种种章程对中国近代职业教育的制度化、系统化有着至关重要的意义，标志着近代中国实业教育制度的确立，实业教育最终形成了与普通教育并行的独立体系，使各地兴办职业教育有章可循，有法可依，为实业教育的发展提供了法律保障。

除了颁布学制以外，清政府在科举制废除后，又于1905年12月成立学部，作为领导全国学务的机构，以荣庆为学部尚书，熙瑛为学部左侍郎，严修为学部右侍郎。学部下设五司一厅，其中实业司专门负责全国实业教育的管理。实业司内又分设教务科、庶务科。实业教务科掌全国各地农业学堂、工业学堂、商业学堂、实业教员讲习所、实业补习普通学堂及艺徒学堂等各种实业学堂的设立，维持教课规程、设备规则及关于管理员、教员、学生等一切事务。实业庶务科的职责是调查各省实业情形，以及实业教育与地方行政财政之关系，并筹划实业教育补助费等事项。从1907年开始，“学部按次遣视学官巡视各省，京师设督学局，直辖于学部”[84]。1909年，学部将全国分为十二个视学区域[85]，每区派视学官两人，按年分赴视察。同时，在各省设立学务处。1902年张之洞设湖北学务处并奏请各省仿办，1903年中央颁《学务纲要》，规定各省设学务处一所，由督抚选派通晓教育之员，总理全省学务，并派讲求教育之正绅参议事务。是为建立新式省级教育行政制度之始。1906年，学部应直督袁世凯、云南学使吴鲁等建议，奏准各省设提学使司，“总理全省学务”，以取代学政。下设省视学6人，“承提学使之命令，巡视各府厅州县学务”[86]。是年6月，学部奏派了各省区提学使。1906年，又在提学使司中设立实业课，主管全省的实业学堂。

1906年，学部根据侍郎严修建议，令各州县设劝学所，制定《劝学所章程》，规定“按定区域，劝办小学，以期逐渐推广普及教育，此为当今切要之图”。设县视学一人总理其事并兼学务总董，随时视察所属学堂，“指导劝诱，力求进步”。[87]

据清学部总务司编《第三次教育统计图表》（宣统元年）统计，1909年全国设立劝学所已达1588所，劝学员12066人，其分布见下表：

这些劝学所在推广各州县中小学教育中起到了积极作用，民国以后遂成为各地教育局的前身。

此外，专门司掌管的一些专门学堂，如医学、技艺类的学堂，也带有一些职业教育行政机构的性质。由此形成了从中央到地方的实业教育管理体系，使各地职业教育的兴办职有专门，责有专司，为实业教育的发展提供了有力的组织保障。

与此同时，民族工业获得较大发展，成为推动实业教育发展不可忽视的经济动因。1904—1910年间，设厂数目与投资总额都大大地超过了前代。清末新政前，在1895—1898年的民族工业，新设厂投资万元以上者55家，年均13.75家；而1904—1910年清末新政期间，新设厂投资万元以上者276家，年均39.4家，是前者的2.87倍。这种发展还表现在矿业上，1904—1910年新建矿48家，超过了以前任何时期。[88]此外，交通、商业、金融等都有了较明显的发展。在农业上，由于土地面积的增加，促进了农作物产量的增长；而先进的农业技术和知识的传入，则表明中国农业生产也带有近代的色彩。

在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初步发展的过程中，一些实业家脱颖而出，如著名的“南张北周”。张謇（1853—1926）是中国近代实业家、政治家、教育家，主张“实业救国”“教育救国”。他一生的旨趣在于教育和实业，崇尚“父教育，母实业”的信条。他说：“苟欲兴工，必先兴学”，“向来实业所到即教育所到”，“实业教育，富强之大本也”。[89]从1895年开始，他以极大的热情和大量的精力投身于创办近代中国的实业和教育，他一生创办了20多家企业，370多所学校，为中国近代民族工业的兴起，近代的职业教育的发展做出了宝贵贡献。其中，尤以1895年创办的大生纱厂和1912年筹建的南通纺织专门学校最为著名。

大生纱厂是光绪二十一年（1895）张謇在“设厂自救”的浪潮中开始筹办的私营棉纺织企业。张謇在考察了中国经济的现状后，主张优先发展棉纺织业。他说：“救贫之法惟实业，致富之法亦惟实业。实业不能二年、五年、十年、八年，举世界所有实业之名，一时并举，则须穷今日如何致富，他日如何可富之业。私以为无过于纺织，纺织中最适于中国普通用者惟棉。”[90]他从维护国计民生出发，以南通为创业基地，努力进行发展中国棉纺织工业的实践。他说：“通州之设纱厂，为通州民生计，亦为中国利源计。通产之棉，力韧丝长，冠绝亚洲，为日厂所必需。花往纱来，日盛一日，捐我之产以资人，人即用资于我之货以售我，无异沥血肥虎而袒肉以继之，利之不保，我民日贫，国于何赖？”[91]1899年春，他筹建的大生纱厂正式开车生产，厂址在江南通州（今南通市）。经过数年的惨淡经营，大生纱厂逐渐壮大，到光绪三十年（1904），该厂增加资本63万两，纱锭2万余枚。光绪三十三年（1907）又在崇明久隆镇（今属启东市）创办大生二厂，资本100万两，纱锭2.6万枚。到宣统三年（1911）为止，大生一、二两厂已经共获净利370余万两。到20世纪20年代，张謇已建成大生一、二、三、八共4个纱厂，4个纱厂的纺锭总数增加到16036万枚。[92]张謇作为中国棉纺织领域早期的开拓者，为中国民族纺织业的发展壮大做出了重要贡献。

1900年，张謇办纱厂初见成效时，便又着手创设垦牧公司，为纱厂开辟原料基地。1901年起在两江总督刘坤一的支持下，在吕泗、海门交界处围垦沿海荒滩，建成了纱厂的原棉基地——拥有10多万亩耕地的通海垦牧公司。随着资本的不断积累，张謇又在唐闸创办了广生油厂、复新面粉厂、资生冶厂等，逐渐形成唐闸镇工业区，同时，为了便于器材、机器和货物的运输，在唐闸西面沿江兴建了港口——天生港。后来，天生港又兴建了发电厂，在城镇之间、镇镇之间开通了公路，使天生港逐步成为当时南通的主要长江港口，并最终形成了一个以棉纺织企业为核心的大生企业集团，南通的城市功能亦由交换为主转为生产为主，成为中国早期的民族资本主义工业基地之一。

张謇在创办大生纱厂时，生产技术十分薄弱，深感中国缺乏纺织工程方面的人才，事事依赖洋人，不仅增加了生产成本，而且技术、经济实权操纵在他人之手，纺织业的发展处处受到牵制。所以，张謇说他“从事纺织厂者十有八年，以是为恫恫者也十有八年矣”。强烈的压抑感，不得不使这位民族纺织工业的先驱者，把发展中国纺织工业的希望寄托在自己的技术人员身上，他发出“纺织需纺织专门人才”的呼声。于是，1912年4月，张謇在大生纱厂附设纺织传习所。是年秋，随着学校规模扩大，改称南通纺织学校，成为中国第一所纺织专业学校，聘请日籍教员和中国留美学生任教。翌年，张謇带头捐资，筹集经费，将学校定名为南通纺织专门学校。这是中国第一所单科性纺织技术教育高等学校，开中国纺织高等教育之先河。除此之外，他一生举办、倡议或资助创办的职业教育技术学校还有艺徒学堂、河海工程测绘养成所、商船学校、农业专门学校、银行专修科、商业学校、水产学校、医学专门学校、铁路学校、蚕桑传习所等十多所，为中国职业教育的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

周学熙（1866—1947）清末民初实业家、政治家，北洋实业的巨子。他一生创办了许多实业，如开滦矿务局、启新洋灰公司、华新纺织公司、耀华玻璃公司等，与张謇同被誉为近代中国实业的先驱。

1903年，周学熙赴日本考察工商业，归国后任直隶工艺总局督办，创办北洋工艺学堂（今河北工业大学）兼任督办（校长）。1905年，出任天津道，办商品陈列所、植物园、天津铁工厂、滦州煤矿公司、天津造币厂、唐山启新洋灰公司、天津高等工业学堂等。其中1906年创办启新洋灰公司﹑滦州煤矿公司，获利颇丰。1908年创办京师自来水公司。1918年4月脱离政界，任华新纺织公司总理，先后创办华新所属的天津、青岛、唐山、卫辉四家纱厂。1919年创办中国实业银行，任总经理。1922年与比利时商人合办耀华玻璃公司。1924年成立实业总汇处，任理事长，管理所属各企业。周学熙一共创办或参加投资的工矿企业共15个，资本总额超过4000万元[93]，导致20世纪初天津乃至华北地区工商业的崛起，为中国近代工商业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

在举办工商业的同时，周学熙意识到近代工商业的发展需要大量的科技人员和技术工人，这就需要大力开展职业教育。他曾提出“学堂为人才根本，工艺为民生至计，二者固宜并重；工艺非学不兴，学非工艺不显”[94]的办学思想。他说：“方今为商战之天下，各国以商战实皆以学战，每办一事必设一学，故商业学校，尤为外洋振兴商务之基”，“商学一日不兴，商务一日不振”。[95]为此，他先后创办直隶工艺总局及所属高等工业学堂﹑实习工场﹑教育品制造所等职业教育机构以培养实业人才。如直隶工艺总局通过高等工业学堂培养了化学和机器制造技师有153人，通过实习工厂培养了织科、染科、胰皂科、窑科、燧科（即火柴科）工徒700余人。[96]

三　实业学堂的发展

“新政”时期职业教育的发展主要体现为各级各类职业学堂数量和学生人数的迅速增多。这时期创办的实业学堂有农工商部立京师高等实业学堂、邮传部立上海高等实业学堂、天津中等农业学堂、福建中等蚕业学堂等。另外，各地还开办了一些其他的专门职业学堂如湖南医学堂、直隶保定医学堂、京师专门医学堂、山西中西医学馆、江西省城医学堂、财政学堂、税务学堂、速记学堂等等。除了职业教育学堂外，清代末期办起了一大批工艺局、所、厂，对学徒进行培训，为他们掌握近代机器所需要的技能或一些手工业技能提供了良好条件。根据清末学部的统计，1907年实业学堂137个，学生数8693人，1908年实业学堂189个，学生数13616人，1909年实业学堂254个，学生数16649人（详见下表）[97]。从光绪二十八年到宣统三年（1902—1909），据直隶、奉天、吉林等22个省的统计，有工艺局228个，各种工艺传习所519个，劝工场10个。这些工艺局、所、厂是对正规的职业教育的重要补充。[98]从地域上看，湖北、四川、山东、浙江、直隶等省的职业教育发展较快，这跟这些省的地方大员如张之洞、袁世凯等人重视发展实业教育是分不开的。

上述统计只是学部掌握的由各省上报的实业学堂的资料，其中的实业学堂都是官办的职业教育机构，并不包含民间所办的各类职业教育。但是，这些统计仍然可以反映这一时期中国职业教育发展的基本特征。从以上各表中可以看出，从具体的数量上看，各省实业学堂数从137所到189所，到254所，每年增长都在50多所。学生数由8693人到13616人，再到16649人，从1907—1909年增长率均在80%以上。相对之前，尤其是“新政”以前来说，其增长的速度是比较快的。其高等、中等、初等学堂的比例也相对比较合理，初步建立了一个由低到高可以衔接的职业教育体系。

总之，“新政”时期由于近代工业的发展以及政府、社会各界的重视，职业教育取得了迅速的发展，学堂数量和学生人数也不断增加，逐渐形成了全国统一的学制，课程设置逐渐规范，其中专业课程更加丰富和细化。如1906年河南禹州蚕桑学堂的专门和实习课程包括：蚕体解剖、生理及病理、养蚕、缫丝、栽桑、气候、土壤、肥料、农学、蚕业、经济、显微镜。河南怀庆蚕桑学堂的课程更丰富，有蚕体解剖、病理、解剖、蚕蛾生理、病理、蚕卵生理、蚕病消毒法、显微镜使用法、养蚕法、蚕种制造论、蚕种检查法、茧丝检查法、烘干法、制丝法、栽桑法、桑病法、土壤学大意、肥料学大意、农学大意、气象学。[102]这两所蚕桑学堂开出的课程不仅包括蚕科章程中规定的全部课程，还对农学有一定的涉猎。值得一提的是女子实业教育开始萌芽。自史家修（史量才）1904年在上海创办私立上海女子蚕业学堂后，各地纷纷办起了女子职业教育，如福建蚕桑女学校、杭州蚕桑女学堂、扬州女工传习所、杭州工艺女学堂、上海女子中西医学校、北京女医学堂、北洋女医学堂、杭州产科女学堂等。女子职业学堂主要集中在蚕桑、女工、医学方面，是中国近代职业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

职业教育的发展是中国教育近代化的一部分，它的发展又促进了中国的近代化，为民国后职业教育的发展提供了一定基础。

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这一时期由于“帑项奇绌”“库储一贫如洗”，故而实业教育虽有所进步，然与其他类型教育相比，仍存在明显不足，表现为以下三方面：

第一，由于经费匮乏、教师不敷、教材不足、实业教育发展尤为举步维艰，致使实业学堂的数量占整个学堂总数的比例极小。1909年各省实业学堂在最高年份也只有254所，学生数16649人，在全国各省新式教育机构中仅占0.4%左右，学生比例也不过1%左右。不仅学堂数少，而且学堂的规模也小，平均一个学堂才六七十个学生，按三年的学制的话，每个平均每年才招收二十来个学生。由于学堂少，学生数量少，自然就使这一层次的实业教育局限于少数几个专业，有碍于学科结构的均衡和拓宽，因此制约了实业教育办学效益的提高。不仅如此，绝大多数实业学堂本身都存在着学科不备、设备不周等诸多方面的问题。据《学部官报》载：湖北铁路学堂，“理化器械药物概向他处借用，亦不便利”[103]；两湖矿业学堂，“矿业应有设备，尚付阙如”[104]。河南多数实业学堂“教科简陋，已到了极点”，开封私立速成工业学堂“一切使用仪器全无，偶有一、二实验，亦不合法”。[105]

教师缺乏与教师水平低下的问题始终困扰清末实业教育的发展。由上表可知，1907年、1908年、1909年实业学堂教师人数分别为599人、1121人、1544人，而同时期学堂数分别为137所、189所、254所，校均教师则分别为4.37人、5.93人、6.09人，师资力量明显不足。根据《癸卯学制》的要求，以中等学堂为例，即便单级单班授课，所开设的基础、专业和实习课程也要在30门以上，师均任课5门以上。师资的教学质量更令人堪忧，外籍教师有教学困难，本国新近毕业的学生又无教学经验，不得不聘请一些以往书院、私塾的教师。这类教师在上表统计中，分别占教员总数的29.4%、29.8%、28.8%。这些“专谙中学之儒，刺取故纸堆中”，无论在教育理念、教育方法方面，还是近代农工商实用技术知识方面，只是“一知半解，贻误学生”。[106]

第二，地区发展不平衡的问题突出。1907—1909年，实业学堂学生人数最多的几个省份是广东（人数分别为1219人，882人，1068人）、湖南（人数分别为952人，1424人，1531人）、直隶（人数分别为810人，1079人，1023人）、湖北（人数分别为699人，1909人，1507人）等。中西部学堂数和学生数较少，如在1907年的统计中，新疆、甘肃、陕西原表未列出数据外，学生数最少的是几个省份是：贵州（43人）、安徽（59人）、江西（120人）、山西（136人）等。从中可以看出，近代受西方影响较早、思想观念比较开放的地区，像广东等省办的实业学堂数量就较多一些，当然，最深刻的经济根源是这些地区的近代工商业比较发达。

第三，教育观念依旧保守。与洋务教育一样，这一时期职业教育的指导思想仍然是“中体西用”，“读经”“修身”被放置于各级学堂课程的首位，强调对学生灌输封建伦理道德思想。1904年1月，清政府颁布了张之洞等人拟订的《奏定学堂章程》明确规定：“立学宗旨，无论何等学堂，均以忠孝为本，以中国经史之学为基，俾学生心术壹归于纯正，而后以西学瀹其智识，练其艺能，务期他日成材，各适实用，以仰副国家造就通才、慎防流弊之意。”[107]这是中国近代教育史上首次由政府明确提出的立学宗旨。这个宗旨体现了张之洞等人历来主张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思想，被规定为各级各类学堂必须遵循的办学方针。

1906年3月，学部上呈《奏陈教育宗旨折》。之后清廷据此发布上谕，全文如下：

上谕：学部奏请将教育宗旨宣示天下一折。自古庠序学校，皆以明伦德行道艺，无非造士；政教之隆，未有不原于学术者，即东西各国之教育，亦以无人不学为归，实中外不易之理。朝廷锐意兴学，特设专部以董理之，自应明示宗旨，俾定趋向，斯于一道同风。兹据该部所陈忠君、尊孔与尚公、尚武、尚实五端，尚为扼要。总之君民一体，爱国即以保家；正学昌明，翼教乃以扶世。人人有合群之心力，而公德以昭；人人有振武之精神，而自强可恃。务讲求农工商各科实业，物无弃材，地无遗利，斯有益于国计民生：庶几风俗淳厚，人才众多，何患不日臻上理。著该部即照所奏各节，通饬遵行。所有京师及各省学堂师长生徒，尤宜正本清源，辨明义利，不视为功名禄利之路，而以为修齐治平之规，于国家劝学育才之意方为无负。该尚书、侍郎等惟当整躬率属，行必践言，切实提倡，认真查核，懔时局之艰难，思全国之关系。朕心倦倦，实有厚望焉！余著照所议办理。钦此。[108]

清廷的这个谕旨，将教育宗旨厘定为“五端十字”——“忠君、尊孔、尚公、尚武、尚实”。与之前的“立学之旨”相比，这个宗旨在文字表达上更加简洁、明晰、规范。从其内容上看，它仍然没有脱离“中体西用”的指导思想，而且把“中体西用”的指导思想规定得更加细致，成为清末“新政”时期政府制定教育政策、修订各级各类学校规章制度的依据。这时期的职业教育无疑也是要遵循这一宗旨的，读经、修身等亦为职业技术教育的课程。

不过，即便如此，晚清实业教育的发展为近代中国培养了一大批具有初步现代实业知识的专门人才，不少实业学堂的学生（或实业留学生）毕业后，或到实业学堂任教，或从事各种实业活动，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晚清教育乃至晚清实业近代化的发展。而且，教育宗旨中的“尚实”，于职业教育可以说关系是非常紧密的。“所谓尚实者何也？夫学可以可贵者，惟其能见诸实用也。……方今环球各国，实利竞尚，尤以求实业为要政，必人人有可农可工可商之才，斯下益民生，上裨国计，此尤富强之要图，而教育中最有实益者也。”[109]可见，“实”就是要追求实用，学习西方先进的实用科技。这个“实”不仅指在普通教育中要“求实”，同时也指要重视实业教育。可以说，“尚实”就是这时期职业教育的宗旨。在“新政”时期，职业教育能够取得一定的发展，各地的职业教育能够有一定的成效，都是与“尚实”的宗旨分不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