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孙先科

五四以来，现代文学的创作很大程度上是以西方文学为楷模的。鲁迅就曾经表示，他之所以能够创作出《呐喊》、《彷徨》这样的小说，仰仗的全是先前曾经读过的百来篇外国小说。后起的作家，由于缺乏鲁迅这一代作家深厚的传统素养，就更在学习西方的过程中中断了传统文学的血脉。新中国成立以后，我们在对工农兵文学的不断追求中，又中断了现代文学中的一些宝贵传统，比如现代小说的抒情小说传统，小说也就剩下了戏剧化小说这一种形式。

20世纪80年代是一个令人记忆犹新的年代。那个时候，不断有禁区被打破，文学不仅可以塑造英雄形象，也可以描写普通人的喜怒哀乐了，爱情不仅可以堂而皇之地被描写，甚至可以写在小说的题目里了，对于“文革”留下的伤痕的展示、控诉，对于新中国成立以来极“左”政策的反思，都纷纷在文学中得到了热烈甚至是激烈的反映。对于文学内容和形式的不断探索，成为80年代一道独特的文学风景。

在80年代诸多对文学内容和形式探索的潮流中，新笔记小说占据了一个独特的位置。后来的文学史家在叙述这一段历史的时候，常常把寻根文学看作文学的自觉或者说审美的自觉，其实，稍早于寻根文学的新笔记小说在这方面也相当自觉。时至今日，仍有人津津乐道当年汪曾祺的《受戒》发表的曲折经历：《北京文学》的主编李清泉一方面为这篇小说的艺术描写感到着迷，另一方面又因为这篇小说没有明确的政治内容而犹豫不决。当然，在许多读者看来，《受戒》并不是一篇后来所说的新笔记小说。但是，汪曾祺在80年代写作的稍早于《受戒》，发表却稍晚于《受戒》的《异秉》这篇具有新笔记小说所有特征的小说，其发表的曲折性，比起《受戒》来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呢?显然，在当时的编辑们看来，这样的小说已经距离他们所熟悉的短篇小说太远了，以至于面对这样的作品时他们几乎失去了自己的判断。尽管现在对于究竟是汪曾祺还是孙犁最早开始创作新笔记小说仍然有不同的观点，但他们都是新笔记小说的代表作家这一点基本上已经得到公认，如果我们再做宽泛一点的理解，将《受戒》这样的作品也看作他们艺术探索的一部分，那么，以孙犁、汪曾祺为代表的这一个小说创作群体，给80年代的文学创作提供了什么新的因素呢?显然，在这些创作中，最为引人注目的是，它们复活了中国古代笔记小说的传统和现代文学史上抒情小说的传统，而且对80年代以来的小说创作产生了极为重要的影响。这一点，还没有得到研究者的足够重视。

张舟子这本书是在其博士论文的基础上完成的。张舟子在写作博士论文的时候，有关新笔记小说的研究成果还比较薄弱，时至今日，这本书也许还是研究新笔记小说的第一部专著。在绪论部分，张舟子对本书研究的对象进行了重新界定，明确了研究的对象。他把新笔记小说和中国传统文学的继承关系做了进一步的放大，在他看来，新笔记小说继承的不仅仅是中国古典笔记小说的传统，还包括中国古典诗歌、戏曲以及白话小说的传统，甚至包括中国书画的传统，也就是说，在他的理解中，新笔记小说是自觉借鉴中国古典一切文学艺术传统，自觉追求中国传统美学精神的一次文学探索。这样的看法也许会存在一定争议，但对于我们今天重新审视80年代的这一个文学潮流，无疑是有意义的。绪论以外，全书分为上下两编，上编选取了新笔记小说的四个代表作家孙犁、汪曾祺、林斤澜、贾平凹的新笔记小说进行了个案研究，下编则在个案研究的基础上对新笔记小说这个群体的整体从作家的艺术素养、审美风格以及新笔记小说对80年代以来文学创作的影响方面进行了研究，其中不乏对作品的精彩解读，提出的一些问题至今看来还是很有意义的，一些结论对于今天的研究仍会有丰富的启发。

最后，作为张舟子的导师，对于他的论文行将付梓表示祝贺，也希望他能在今后的学术生涯中继续努力并取得新的成果。

是为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