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糊语言和模糊言语
郑远汉
模糊数学家汪培庄教授说:“模糊性是非人工语言的本质特征，因而是语言学所不能回避的研究对象。”[1]这个说法有道理，虽不能说是本质特征，至少是重要特征。他所说的非人工语言，我想，不仅指静态的语言，也应该包括动态的言语。为加以区别，静态的语言，语言系统中语言单位的模糊性，可称之为“模糊语言”;动态的言语，即语言在话语中模糊，且称之为“模糊言语”。模糊语言和模糊言语形成的因素或条件不同，需要分别研究。在我国语言学界，率先在这方面发表论文并集成专著的是伍铁平教授，他的《模糊语言学》(上海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在我国语言学界有比较大的影响。此外，先后有孙连仲、高炜的《模糊语言学》(陕西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黎家驹的《实用模糊语言学》(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张乔的《模糊语义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和《模糊语言学论集》(大连出版社1998年版)等专著问世。模糊语言的研究在我国只能说是刚起步，不妨先就一些基本理论问题展开讨论，摆一摆具体的值得研究的模糊语言实例和现象，由浅入深地逐步展开，不必忙于构建什么“模糊语言学”系统。
这篇小文，只是就一些想到的具体问题、感受到的模糊语言现象，谈点浅见。
一 语言单位的模糊性
(一)语言单位，语素、词语或句子，都表示一定的意义，是约定俗成的，就语言系统的层面说，各个语言单位所表示的意义都是确定的，唯其如此，语言交际才得以顺利进行。这好像是不言而喻的。其实，语言单位的意义不只有确定性的一面，还有模糊性的一面。从深层次看，语言单位都有不同程度的模糊性，意义的确定性是相对的。索绪尔说:“语言的特征就在于它是一种完全以具体单位的对立为基础的系统……然而划分它们的界限却是一个非常微妙的问题，甚至使人怀疑它们是不是真正确定了的。”[2]语言单位的“价值仍然完全是相对而言的”，“因此，我们只看到词能跟某个概念‘交换’，即看到它具有某种意义，还不能确定它的价值;我们还必须把它跟类似的价值，跟其他可能与它对立的词比较”。[3]索绪尔的观点符合实际。
(二)例如“城市”、“都市”、“集镇”这几个名词，它们之间有“类似的价值”，是类义词，区别只是相对的，有一定模糊性。看《现代汉语词典》对这几个词的释义:“城市——人口集中、工商业发达、居民以非农业人口为主的地区”;“都市——大城市”;“集镇——以非农业人口为主的比城市小的居住区”。[4]集镇比城市小，都市比城市大;那么，比城市小到怎样的程度才叫集镇，比城市大到怎样的程度才能称都市?“小”和“大”，是就什么而言:地域面积?人口?工商业繁华程度?能精确地划定多大面积或多少人口或工商业繁华到何种程度才是“都市”，而区别于“城市”和“集镇”呢?比方深圳，它是“城市”还是算“都市”?
(三)“跑”和“走”、“吃”和“喝”、“碰”和“撞”这几对类义词，都是动词，意义的区别也是相对的。看《现代汉语词典》对这几个词的释义:
跑:两只脚或四条腿迅速前进。
走:人或鸟兽的脚交互向前移动。
吃:把食物等放到嘴里经过咀嚼咽下去(包括吸、喝):～饭︱～奶︱～药。
喝:把液体或流食咽下去:～水︱～茶︱～酒︱～粥。
碰:(1)运动着的物体跟别的物体突然接触:不小心腿在门上～了一下。
(2)碰见;遇到:在路上～到一位熟人。
撞:(1)运动着的物体跟别的物体猛然碰上:别让汽车～上︱两个人～了个满怀。
(2)碰见:不想见他，偏～上他。
从对“跑”和“走”的释义看，这两个词的区别在于向前移动的速度:跑是迅速前进，走只是脚交互向前移动。但是，跑可以慢跑，走可以快走，走和跑怎样区别?模糊。“吃”和“喝”的区别，好像在这样两个方面:吃要咀嚼，喝不需咀嚼;吃的是食物等，喝的是液体或流食。其实难说:食物的干稀硬软，咀嚼与否，都有相对性，可以说喝粥、喝茶，不是也可说吃粥、吃茶吗?“碰”和“撞”，上面列了两个义项。就第一个义项看，“碰”是突然接触，“撞”是猛然碰上，二者的区别好像主要在碰撞的力度上，可是力度大小是相对的，可以说“他不小心碰到墙上了，碰得头破血流”，也可以说“他不小心撞到墙上了，头上撞了一个包”，是碰的力度大，还是撞的力度大?这两个词的第二义项，可以换用，界限尤为模糊。
(四)再看形容词。“优良”、“优秀”、“优异”是类义词，也可说是同义词，它们的区别同样是相对的。除了适用的对象有些不同，程度上也有差别，按《现代汉语词典》的说法:优良——十分好，优秀——非常好，优异——特别好。十分好和非常好以及特别好之间怎样划界?只能说在一般情形下，好的程度后者比前者深一些，至于好到怎样的程度是“优良”，怎样的程度是“优秀”，怎样的程度是“优异”，难有确定的标尺，只能是相比较而言。
“大”和“小”、“长”和“短”、“胖”和“瘦”是意义“对立的词”，这些对立也是相对的，同样难有确定的界限。例如说某人是“大干部”，可以是部级以上的干部，大概不会是科级以下的干部，但是处级算不算大干部?在部级单位里处级只能算中下层干部(不会称这里的处长是“大干部”)，而在处级单位里，在处级县里，县委书记、县长恐怕就是大干部了，而且是很大的干部。再说“胖”和“瘦”，《现代汉语词典》解释“胖”:“(人体)脂肪多，肉多”;解释“瘦”:“脂肪少，肉少”。脂肪多到多少是“胖”，脂肪少到何种程度是“瘦”?胖和瘦只是相比较而言，相对而言。
(五)名词、动词、形容词这些实词所表示的意义有模糊性，至于虚词，本来意义就是虚灵的，其模糊性更不待言。例如程度副词“很”，“他穿了一件新衣裳”和“他穿了一件很新的衣裳”，新到怎样的程度才是“很新”?很难说“很新的衣裳”比“新衣裳”更新一些。当然，无论实词或虚词，各个词的模糊度不尽相同，需要分别对待，具体分析。
(六)词典编纂工作中，给每个词释义是最麻烦、最困难的，而且最容易被人们“挑刺”。越是常用的词，越难释义。为什么?因为词的意义都是相对的，都有不同程度的模糊性，孤立地看一个词还不能确定它的价值。常用的词，其相对确定的意义人们已有所领会，要进一步明确其价值，深化已有的认知，当然就更困难了。
(七)语言模糊理论，对于词典编纂工作有指导意义。基于在一个语言系统中的每个语言单位，其价值都是相对的，必须“跟它类似的价值，跟其他可能与它对立的词比较”，我们编纂词典给词语释义，用得最多、最普遍的是所谓“词语式”，就是用意义相同、相近或者同类的词来解释被释的词。例如用“大城市”解释“都市”，说“集镇比城市小”，释“二”为“一加一所得”，释“三”为“二加一后所得”，这是跟同类词比较。用“好”解释“优良”(十分好)、“优秀”(非常好)、“优异”(特别好)，这是用意义相同或相近的词作比较。另外，如《现代汉语词典》“胖”的释文中说“跟‘瘦’相对”，“瘦”的释文中说“跟‘胖’相对”，“大”的释文中说“跟‘小’相对”，“小”的释文中说“跟‘大’相对”，这是“与它对立的词比较”。
(八)语言单位是音义结合体，一般谈语言模糊偏于意义方面，实际上所谓音位同样有模糊性的一面。例如，“大”在普通话里，声母是清音、不送气的舌尖中音d，韵母是央、低、不圆唇的a，声调是全降的去声(51)。人们在说这个字的时候，声、韵、调都可以有且会有一定伸缩度，只要不生误会:声母d发成浊音或半清半浊的音也过得去;韵母a的舌位所谓“最低”其实并没有绝对的刻度，只要不发成e;去声是全降，刻度为51，好像十分明确，实际上只要由高而低，未必非51不可。
(九)人们使用语言进行信息交流，只求交际双方能理解，交际活动得以顺利进行，语言单位的模糊值一般是隐而不显或存而不论的。看下面的一段话:
预备式:身体正直，两脚并步站立。左手反握剑柄直立于身体左侧，右手握成剑指垂于身体右侧，两肘略向身前牵引，剑身垂直，目向左平视。
这是人民体育出版社出版的《初级剑术》中的几句话，属于说明文，说明文重在说明，词义务求明确。实际上，这里也只是取其相对值，意思都能理解，深究起来，则处处隐含着模糊。例如“身体”有指躯干和四肢这个意义(见《现代汉语词典》)，这里就是这个意义，那么躯干和四肢怎样才算“正”且“直”?是不是一定要与地面垂直成90度?并步的“并”是平排着的意思，那么步子平排到怎样的角度才算“并步”?再如“目向左平视”，左跟右、前、后相区别，平视跟斜视、上下看相区别，也都只是取其相对值，具体“左”到怎样的角度，“平”到怎样的高度，则是模糊的，还得按教练的要求作调整。
(十)不能把语言单位的模糊跟有些语言单位的多义性混为一谈。多义词是一个词有多种彼此有一定关联的意义。同形词是词形相同意义不同且意义没有明显联系的词。多义词的多义性、同形词的不同意义不属于语言模糊。语言模糊是语言单位普遍存在的，多义词和同形词只是词汇系统中的局部情形;语言单位的模糊无从量化，多义词、同形词中的几个意义是有定的。多义结构，又称歧义结构，是句法结构中的多义现象，例如“两个报社的记者”，从字面看有歧义，这也不属于语言模糊，这是两个结构层次并不相同的语言单位，一个是“两个(报社的记者)”，另一个是“(两个报社)的记者”，根本不是同一语言单位。至于在话语特别是书面语中，使用了这样的句法结构，又没有适当的语境显示出实际的句法关系，以致让人歧解，那是语用层面的问题，不是语言单位自身的模糊性表现。
二 话语的模糊性
(一)语言单位的模糊性受制于语言系统，不同言语活动相联系，不受言语环境的制约;所谓“模糊语言”，通常所指的就是这种性质的模糊。话语的模糊性，则是存在于一定的话语中，是言语活动中产生的，甚至是超越语言单位固有价值的模糊。话语中产生和形成的模糊，可以称做“模糊言语”。
(二)语言单位进入话语后，有两种情形。一种情形是话语的模糊跟有关语言单位的模糊同步、一致，没有形成不同于有关语言单位的、新的模糊，相反，由于话语同一定的语言环境相联系，会缩小有关语言单位的模糊值。例如“我们的同志在困难的时候，要看到成绩，看到光明”这个话语，当中的“同志、困难、成绩、光明”等词的意义是相对明确的，同时也有模糊。“同志”——“为共同的理想、事业而奋斗的人，特指同一政党的成员”，怎样的共同理想、事业，什么样的政党，范围宽泛而模糊，话语里的“同志”指为共产主义这个共同理想和事业而奋斗的人，或共产党人，模糊值大大缩小。“困难”、“成绩”、“光明”等的情形多种多样，而话语有具体所指，也都缩小了语言单位原有的模糊值。另一种情形是话语的模糊跟有关语言单位的模糊不同步、不一致，话语形成或产生了超越有关语言单位的模糊。我们所说的、所要讨论的“模糊言语”是后一种情形的，即跟语言单位不同步的模糊。跟语言单位不同步、不一致的模糊言语，有修辞性的和社会性的两种情形。
(三)有个相声，说“笑一笑，十年少”这个说法荒唐不稽:笑一下，年轻十岁，笑两下，不就年轻二十岁，那笑它五六下，一个五十岁的人都给笑没了!这是相声里逗笑的话，这话之所以会引人发笑，是看起来说得还很有点“道理”:这是用词语(笑、一笑、十年、少)在语言层面的意义来解读话语。词汇系统中的“笑”是“露出愉快的表情，发出欢喜的声音”;“一笑”是笑一下的意思;“十年”是比九年多一年，亦即十个365天;“少”是“年纪轻(跟‘老’相对)”。这些意义是相对明确的。也存在模糊:笑是露出愉快的表情，这所谓愉快的表情本身就是模糊的，愉快的程度有强有弱，甚至还有苦笑，苦笑也是笑;笑要发出欢喜的声音，声音有大有小，还有并不出声的“微笑”;笑一下，时间可长可短;十年，可以是满十年，也可以接近十年。这是语言层面的模糊。作为同一定的交际任务、交际环境相联系的话语，“笑一笑，十年少”所要表达的意思则是，保持愉快的心情能益寿延年。话语超越或改变了“笑”、“一笑”、“十年”、“少”这些词语的意义和模糊值:笑，不限于“露出愉快的表情，发出欢喜的声音”，凡愉悦、畅快皆可包含;一笑，不限于笑一次、笑一下，只要有所欢愉;十年少，使人年轻、不易衰老的意思，不就是年轻十岁。这样的话语义也只是相对明确的，有言语层面的模糊，对这句话的理解和阐释各人会不尽相同。
(四)话语层面的模糊，无论是修辞性的，还是社会性的，话语所表示的意义都是相对明白、相对确定的，所以信息传递、信息交流能得以顺利进行。要同那种由于使用语言不当造成的语义含糊不清区别开来。例如:
(1)美国今年向以色列提供了25.85亿美元的援助:19亿美元为军援，其中一半为无偿援助; 21亿美元为经济援助，全部为无偿赠款。
(2)联邦政府规定，灾区农牧场在受灾期间借贷利息超过12%的
部分由联邦政府补贴。
(3)华山菜场有两个营业员是我们学校的学生。
例(1)25.85亿美元的援助，其中军援19亿美元、经援21亿美元，军援和经援之和岂不大于总数25.85亿美元?或许这个总数仅限于无偿的?没说清，模糊!例(2)由联邦政府补贴的是哪“部分”:借贷的部分?利息的部分?利息超过12%，超过的部分?模糊! (3)那两个营业员是“我们学校”过去的还是现在的学生?这是有区别的，没说清，模糊!这些模糊都是由于表达不周造成的，是应当避免的，这种“模糊”，跟模糊语言学所要研究的“模糊”不是同一概念，不属于模糊言语这个范畴。
三 修辞性的模糊言语
(一)修辞手法的运用是个人的言语行为。好些修辞手法是通过模糊言语构成的，用这些修辞手法表达，从话语层面看，意思必须是明白的，而同时又是模糊的。唯其意思明白，信息(包括美学信息)传递才能畅达，唯其模糊，才给人联想或想象的空间。例如:
(4)山楂树上缀满了一颗颗红玛瑙似的果子。(峻青:《秋色赋》)(5)轻巧的手指向水底一捞，就提上一串串红色的玛瑙，对着那淡淡的初月一枚，尝一尝新菱是什么滋味。(严阵:《采菱歌》)
这是使用比喻的例子。列宁曾说，任何比喻都是蹩脚的。从模糊理论的角度看，任何比喻都有极大的模糊性。前一例用玛瑙比喻山楂树上缀满的果子，后一例用玛瑙比喻水底捞上的新菱，都是用玛瑙做喻体。玛瑙是什么样子的呢?《现代汉语词典》有解释:“矿物……有各种颜色，都呈层状或环状，质地坚硬耐磨，可用作磨具、仪表轴承等，也可做贵重的装饰品。”对照这个解释，山楂树上缀满的果子、刚出水的新菱跟玛瑙之间，无论特性或功用，都大相径庭，真有点不伦不类，所以说任何比喻都是蹩脚的。人们通过捕捉事物之间的相似点，加以联想和想象，从模糊之中得到相对明确的信息:它们同样光艳夺目。至于是怎样的光艳夺目，各人去感知，去体会吧。
这里顺便提一下伍铁平的《模糊语言学》中的一个说法，他说“把喻体和本体之间的关系概括为类似不完全合乎实际情况。把这种关系概括为模糊，即通过比喻，使喻体和本体之间的界限模糊，可以说明某些比喻的特点”。他的这个说法不正确。喻体和本体必须是本质不同的事物，二者之间界限判然，岂止模糊!喻体和本体必须有相似点，这是构成比喻的必要条件，有相似点才能引发相似联想，形成相对明确的话语信息。所以，“把这种关系概括为模糊”而否认“类似”这个必要条件，是不妥当的。比喻跟许多修辞方式一样，有话语层面的模糊，模糊不是比喻特有的，不能片面地把本体和喻体的关系概括为模糊。
(二)与修辞活动相联系的模糊言语，一般都建立在改变语言单位固有意义的基础上。让语言单位固有义(基本义或附加义)发生偏离，这是比较常见的一种情形。因为语言单位原来的意义产生了偏离，就必须在所产生偏离的条件下解读话语的意义，这样的话语义所存在的模糊，跟语言单位自身的模糊不在同一个层面上，是情形和性质不同的模糊。看一些实例:
(6)可以看得出，今年已届八十五高龄的陈老缺乏一个较为合适的生活和工作环境，可是，他并不计较，而是怡然自得，乐观开朗。他笑呵呵地说:“我现在一身清白。”我没有一下领悟这一诙谐。他用手指指眼睛，原来“清白”是取“青光眼”和“白内障”的第一个字(他患青光眼和白内障，视力严重衰退)，真是幽默中蕴含哲理啊! (胡思升:《陋室中的情操》)
(7)我将深味这非人间的浓黑的悲凉。以我的最大的哀痛显示于非人间，使他们快意于我的苦痛，就将这作为后死者的菲薄的祭品，奉献于逝者的灵前。(鲁迅:《纪念刘和珍君》)
(8)我们一定要打破常规，披荆斩棘，开展我国科学发展的道路。既异想天开，又实事求是，这是科学工作者特有的风格，让我们在无穷的宇宙长河中去探索无穷的真理吧! (郭沫若:《科学的春天》)
例(6)中，作为现成词语的“清白”是纯洁、没有污点的意思，这个意义的“清白”比较模糊:究竟纯洁到怎样的程度才算清白，并没有绝对界限。在上面的话语里，“清白”的意义发生了偏离，是取“青光眼”的“青(清)”、“白内障”的“白”，这一偏离就造成了语义的模糊，所以文章的作者“没有一下领悟”，这是话语意义的第一层模糊。就所产生的偏离解读话语，“一身清白”的情况和程度可以有很大差异，是模糊的(文章作者特别加以说明是“清白”到“视力严重衰退”的程度)，这是话语层面的第二层模糊。同时，说话人用“清白”还有自诩为人清白的含义，这是话语层面的又一层模糊。例(7)说“悲凉”是“浓黑的”，词义有偏离，使得话语的意义模糊，这是话语层面的第一层模糊;唯其模糊，才能引人就“浓”和“黑”的意义作深层次的遐想，就此作出的遐想可能因人而异，这是话语层面的又一层模糊。例(8)，“异想天开”是“形容想法离奇，不切实际”，本是个贬义词，话语里反其义而用之，带来话语层面的模糊，人们在解读这个话语的时候，需要把“异想天开”跟“实事求是”认作相容的关系，对“异想天开”这个成语的意义和色彩作变通的认知，变通的尺度是灵活的，这就是模糊。
(三)故意把要表达的思想隐藏在话语中，造成话语模糊，这是修辞活动中又一种常见的情形。例如:
(9)孩子，你可放明白点，你妈疼你，只在嘴上，我可把什么要紧的事情，都放在心上。(曹禺:《雷雨》)
(10)李石清:我总是为经理服务的。呃，呃，最近我听说襄理张先生要调到旁的地方去?
潘月亭:襄理，是啊。只要你不嫌地位小，我总可以帮忙。(曹禺:《日出》)
(11)可巧黛玉的小丫鬟雪雁走来与黛玉送小手炉，黛玉因含笑问他:“谁叫你送来的?难为他费心，那里就冷死了我!”雪雁道:“紫鹃姐姐怕姑娘冷，使我送来的。”黛玉笑道:“也亏你倒听他的话。我平日和你说的，全当耳旁风;怎么他说的你就依，比圣旨还快些!”(《红楼梦》第8回)
例(9)“把什么要紧的事情”都放在心上，范围很宽，很笼统，说话人实际是指四凤同大少爷的暧昧关系这件事，实际的意思隐含在大而化之的表述中，这是话语中的模糊，有含蓄、委婉的修辞效果。例(10)“听说襄理张先生要调到旁的地方去?”说话人为什么提这个问题，可以有多种答案，是模糊的，说话人要表达的是“能否让我填补襄理张先生的缺”，这个意思隐含在看似与本意无关的提问中。例(11)是所谓双关或旁敲侧击的手法，表面说的是这件事，实际指的是另一件事，也就是把实际要传递的信息隐蔽在话语里。黛玉好像是在指责给她送小手炉来的雪雁，实际是表露她对宝钗关怀宝玉、宝玉言听计从的醋意。这就是话语的模糊。
(四)为了修辞的需要，有时故意杜撰词汇系统中根本没有的词语或实际上不能成立的概念，这也是修辞中常见的一种模糊言语。例如:
(12)有很多的顽固分子，他们是顽固专门学校毕业的。他们今天顽固，明天顽固，后天还是顽固。(毛泽东:《新民民主主义的宪政》)
(13)中国的老先生们——连二十岁上下的老先生们在内——不知怎的总有一种矛盾的意见……(鲁迅:《华盖集·补白》)
(14)有些天天喊大众化的人，连三句老百姓的话都讲不来，可见他就没有下决心跟老百姓学，实在他的意思仍是小众化。(毛泽东:《反对党八股》)
词汇系统里没有“小众化”这样的词，当然其“词”义也就无考。没有“顽固专门学校”这样的学校门类，也就无法定义其性质。不可能有“二十岁上下的老先生”，也就无从理解这是些怎样的老先生。这样的一些“词语”进入话语，当然就制造了话语的模糊，需要联系话语的背景以及说话人的动机等来理解话语的意义，包括其修辞意义。这类情形的模糊言语，同样也包含两层模糊。一层是说话人主观杜撰的词语或概念造成语句意念的模糊，另一层是所形成的话语义虽然联系语境可以理解，但是这种理解多是感悟，有模糊性。
(五)前面就语义偏离、实意隐藏、概念杜撰三个方面，讨论了为适应修辞的需要，有意背离固有的语言系统造成话语模糊的情形。这是修辞性的言语模糊。但不是任何修辞行为、修辞现象都需要背离固有的语言系统形成话语层面的模糊。那些着眼于语句形式调整的修辞行为，例如协韵、排偶、错综等，并不需要背离语言系统，不需要改变语言单位的固有意义来制造模糊言语。这里且举一个作者对原稿所作修改的例子:
(15)原稿:我回到军部那个土屋顶、土墙壁的客房里，上海的通讯员点燃了洋烛，又送了热茶来。
改文:我回到军部那个土屋顶、土墙壁的客房里，上海的通讯员点燃了洋烛，又送来了热茶。(巴金:《军长的心》)
改文将“送了热茶来”改成“送来了热茶”，为的是跟前一个分句“点燃了洋烛”的句法结构一致，念起来更顺适。这是修辞行为，但没有改变语言单位固有的意义，没有因为这样的修改而形成话语层面的模糊。
四 社会性的模糊言语
(一)每个词语都有相对明确的意义，这是约定俗成的，规范性的词典对各个词语的释义就是反映。可是，除了为了修辞的需要故意改变词语原有的意义与用法和使用语言不当造成语病外，人们是不是都绝对按照规范性词典所描述的意义和用法来使用每个词语呢?我们曾就“重要”和“著名”这两个词做了一点考察，发现在实际运用中，因为受社会现实的制约和影响，跟词汇·词义系统中的“重要”和“著名”并不完全同步。就是说，作为词汇·词义系统中的成员，“重要”、“著名”有各自相对确定的意义，有各自的模糊情形，而进入话语，其相对确定的意义和所存在的模糊都有不同程度的变化。这种变化，反映在现实的话语中，与社会因素有直接关系，所以把这类模糊言语称为社会性的模糊言语，以区别修辞性的模糊言语。
(二)先看“重要”。
《现代汉语词典》对“重要”一词的训释是“具有重大的意义、作用和影响的”，例如:重要人物︱重要问题︱这文件很重要。词典的这个训释，也就是“重要”这个词在现代汉语词汇·词义系统中的“价值”。语言单位的“价值”，由语言系统中语言单位之间的关系体现出来，“重要”与“一般”、“次要”、“主要”等相比较、相区别而显现其价值。关系显现价值，而关系都是相对的，彼此之间的界限存在不同程度的模糊性。“重要”是具有重大的意义、作用和影响的，“次要”是“重要性较差的”，例如:次要地位︱内容是主要的，形式是次要的，形式要服从内容(《现代汉语词典》)。“重要”和“次要”之间怎样划界?面对一件事物，如何确定它是重要的，还是次要的?这就是语言单位本身存在的模糊。
“重要”可以和“讲话”搭配成“重要(的)讲话”。有两种意义的“讲话”，一种是“说话，发言”的意思，另一种是“讲演的话”。无论是哪种意义的“讲话”都有模糊性:可以是任何人、任何事、任何领域、任何话题，可以长篇，也可以短论，一般是口头，甚至也可以书面，说话、发言还可以是寥寥数语。这是“讲话”这个语言单位自身存在的模糊。
进入话语，同语言的使用者联系起来了，同一定的语言环境和社会环境联系起来了，“重要(的)讲话”就有了话语层面的模糊。“重要(的)讲话”，在当今好像只用于政治领袖人物。我们的新闻报道中，报道中央最高领导人的讲话，称之为“重要讲话”。科学家论证他的哪怕是震惊世界的科学发现的讲话，也未见称做“重要讲话”的。[5]这种情形，有两个方面的言语模糊。一个方面的模糊是，到底哪一级或哪一位领导人的讲话才称其为“重要讲话”?没有哪个词典或者哪份文件作过明确规定，是模糊的。另一个方面的模糊是，哪一级或哪一位领导人的任何讲话是不是都可以说是“重要讲话”?好像不都是，什么样的才是，什么样的不是，没有谁拿出标准，是模糊的。这两种情形的模糊，都是进入话语之后产生的，并不是作为语言单位的“重要”和“讲话”具有的，是言语层面的模糊。这类模糊言语是社会性的，跟个人为了修辞的需要所制造的模糊言语不同。
(三)再看“著名”。
《现代汉语词典》用“有名”注释“著名”，对“有名”的释义:“名字为大家所熟知;出名。”这里不讨论在释文里出现的“有名”、“出名”同“著名”之间的异同，且把“名字为大家所熟知”作为对“著名”这个词在现代汉语词汇·词义系统中价值的定位。这个定位存在模糊。首先，为大家所熟知的“大家”，多大范围、多少数量、什么样的对象才算?这里边的弹性很大，即存在很大的模糊度。其次，为大家所熟知的“熟知”，熟悉到怎样的程度才算熟知?从曾听说到知根知底甚至交往甚密，这里边的模糊级差可以很大。这是这个词在“语言”层面存在的模糊。语言层面的模糊会带来说话人的随心所欲。例如为了吹捧某人，或为了商业的目的，哪怕此人没有多大作为，知道此人名字的人并不多，也宣称其为“著名学者”、“著名主持人”、“著名歌星”，等等。反正“著名”是个模糊概念，为其所用就行。这是从语言层面看“著名”这个词本身存在的模糊。
“著名”这个词进入话语，要受社会环境、语用习惯以及人文因素等的制约，有话语层面的模糊。
首先，在实际的言语活动中，并不是名字为大家所熟知的人都可称其“著名”，还与其身份、行当等有关;看表1:
表1
对A组的人物用“著名”称之者常见，例如:××是著名歌星，××是著名作家，××是著名主持人。B组的这些人，虽不乏“名字为大家所熟知”者，却未见称其“著名”的，例如不说××是著名工人、××是著名干部、××是著名部长、××是著名人大代表。显然，进入话语对名字为大家所熟知的人是不是称其“著名”，是有选择的，视其身份、行当而定:第一，较能显现个人作为的、社会影响面广泛或影响力大的领域或行当中的人物，特别是一些所谓“公众人物”，这样的人物称其“著名”的概率高;第二，只是同其学衔、学位或职务等级相联系时，一般不会说他“著名”，例如不说“××是著名的副教授”、“××是著名的博士”、“××是著名的中央委员”。有些称谓有两种性质，如“教授”，可以是用来表示职务等级的(教授区别于副教授、讲师、助教)，也可以只表示一种职业或行当(与“学者”、“作家”等的性质相当)，前一种意义的“教授”不称其“著名”，后者可以。正如“演员”可以说“××是著名的演员”，但是表示等级的“一级演员”，一般就不说“××是著名的一级演员”。难道工人、干部、副教授、一级演员等就没有为大家所熟知的?当年的马学礼、后来的王进喜都是工人，全国闻名，为什么就不称他们是“著名的工人”?到底哪样的身份或行当可以“著名”，哪样的不可以，为什么?这就是话语层面的模糊。
其次，越是广为人知，反倒越不会以“著名”相称。例如毛泽东作为政治家、思想家闻名于世，但从未见到称毛泽东是“著名的思想家”、“著名的政治家”的。作为作家的鲁迅，恐怕连小学生都知道，可是也没见到“鲁迅是著名的作家”这样称说的。这种情形表明，说某人“著名”是因为很多人并不熟知甚至不知其人，既然此人已广为人知，还对人说此人“著名”，不但多余，甚至有贬低此人影响力之嫌。若干年后，那时的人们好些已经不知鲁迅为何人，倒可以说“鲁迅是当时著名的作家”了。为什么越是广为人知反倒越不必“著名”?这些属于语用问题，带来语用层面的模糊:到底广为人知到怎样的程度才不称其“著名”?
最后，对名字为大家所熟知的人才说他“著名”，但是说话人对于自己越发熟知的人越不称其“著名”，在熟知其圈子里，更不会说他“著名”。最熟知其及其有关方面作为和影响的，莫过于他的同行、亲人和密友，可是有这样亲密关系的人之间一般反倒不会以“著名”相称，否则显得生分了。在圈内的人群里，比如语言学者聚会，谁也不会称谁是“著名语言学家”，因为这样介绍至少是没有认知价值，除非是开开玩笑。这是语用问题，但是到底熟知和亲密到怎样的程度，才不能或不会用“著名”相称，有语用层面的模糊。
现在在有些人的心目中，“著名”成了一种荣誉的象征，成了一种等级的称谓，例如在报纸上见到一则关于京剧会演的报道，提到好些为大家所熟知的演员，却把他们分成了三个等级:李维康等是“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刘长瑜等是“京剧表演艺术家”，还有几位是“优秀京剧演员”。冠了“著名”称谓的，这里就是最高等级了。这是“著名”一词在有些人的话语中的定位，这样的定位是模糊的，成就要到怎样的高度才能称其为“著名”?这是话语中的模糊，是社会性的模糊言语。
(作者单位:武汉大学文学院)
[1]为伍铁平《模糊语言学》所写的序。见伍铁平《模糊语言学》，上海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
[2]［瑞士］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中译本，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151页。
[3]同上书，第158、161页。
[4]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编:《现代汉语词典》(修订本)，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本文凡有关词语注释的引文，均见于该词典，不再一一注明。
[5]近读一册语文刊物，有两篇关于某学会开会情况的报道，该学会的负责人和该领域的某某“著名××学家”，一位是报告学会的工作，另一位是发表学术感言，这篇报道里称他们的报告和讲话都是“重要讲话”。写报道的人当然认为这个报告和讲话，至少对该学会来说是“具有重大意义的”，而读者却哗然。何以哗然?由此可见，非政治领袖人物的讲话是不能称做“重要讲话”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