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的城镇化水平不断提高。2012年党的十八大提出了城镇化建设，强调要积极稳妥推进城镇化，走中国特色新型城镇化道路。2012年12月初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更是将“城镇化”首次单独列为主要任务，进一步凸显出这一战略的重要性。2013年7月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韩俊表示，近年来我国城镇化水平稳步提高，城镇化率从1990年的22％上升至2012年的52.57％，预计2020年将达到60％。同时，城镇人口大幅攀升，从1990年的2.54亿人增长到目前的7.1亿人，预计至2030年，我国将新增城镇人口3亿人，城市对国内生产总值的贡献将达到75％。在城镇人口增长比例中农民工又占了大多数。国家统计局发布的《2012年我国农民工调查监测报告》显示，截至2012年年末，全国农民工总量达到26261万人，同比增长3.9％。截至2010年年末，全国农民工总数达2.42亿人，其中外出就业1.53亿人，本地非农就业0.89亿人，农民工总量已经超过农村劳动力从业人员总量的40％。然而，在城乡二元结构体制下，农民工被视为城市的过客，他们不能享受与城市居民同等的待遇，他们虽然走出了农村，但并未真正融入城市社会。他们的身份非常尴尬：是我国现代产业工人的主体，却缺乏有效的组织化利益表达渠道；是农民的身份，却在城市从事着工人的职业；他们为城市的发展做出极大贡献，却仍得不到城市的尊重和承认；他们既渴望被欣欣向荣的城市接纳，又频繁地在城市和农村之间做钟摆式漂泊。

在当今的信息时代，大众媒介已经成为人们获取知识与信息、学习社会规范、实现社会化的一个重要工具。作为公共信息的传播渠道，大众媒介应该而且能够为农民工的城市融入做出努力。然而，由于农民工处于城市社会底层，其政治经济文化地位较低，农民工的传播权、知情权和媒介接近权得不到合理体现。农民工除了物质生活上的基本要求，这个群体对于信息、资源的需求也在日益增强。加上大众传播媒介的蓬勃发展，拓宽了信息接收的渠道，越来越多的农民工通过媒介来了解更多符合他们需要的信息。然而，现实中的农民工一直被挤在工业化和现代化的边缘，远离权力中心，也成了传播学意义上的弱势群体，被大众媒介排斥或疏远。有关农民工的媒介报道内容的僵化，导致农民工很难通过媒介来获取需要的信息，并与其他群体的“知沟”越来越大，陷入恶性循环的马太效应：信息贫困使得他们物质贫困，物质贫困使得他们在社会上处于弱势群体地位，无法获得话语权。社会学家孙立平认为，当前社会分化的结果是强势群体占有大量资源、弱势群体拥有大量人口。强势群体包括经济精英、政治精英和知识精英，其间不仅形成比较稳定的结盟关系，且具有相当大的社会能量，其后果直接导致了农民工话语权的媒介缺失。这种媒介失语状态是其政治经济失语的具体反映，它不仅阻碍了农民工群体的利益表达与诉求，也导致社会对这一群体的认识有失偏颇。巨大的经济贡献与社会话语权缺失的矛盾使农民工生存在城市夹缝中，尴尬而艰苦。

庞大的农民工群体的存在，使得城市人群的生活越发便利。但农民工依然受到诸多的政策歧视和来自市民的歧视，时常遭受不公正待遇，农民工群体对政治经济、社会生活、文化休闲的参与呈现出脆弱性。他们在城市化进程中交往的有限性与空间的流动性形成强烈反差，有限交往说明农民工群体对变动信息的需求停留在较低层次上；生存空间的流动性表明面对城市大量的不确定因素，农民工群体有着强烈的信息需求。作为乡土社会和现代社会的桥梁和纽带，他们尴尬地徘徊在话语传播需要与社会交往障碍之间；因其利用媒介搜寻信息的能力较差，在遭遇社会不公时，往往找不到主持公道的机构，他们除了默默忍受，几乎没有更好的选择。他们既没有相应的组织形式表达其利益要求，也很难用其他方式发出自己的声音，成为传播学角度定义的弱势群体。农民工既缺乏参与传播活动的机会和手段，也缺乏接近媒介的条件和能力，总是被动地、无条件地接受来自大众传播媒介的信息，而几乎无法主动得到与自身利益相关的各种信息，也不知道如何发出自己的声音。特别是在利益已高度分化的情况下，他们既没有相应的组织形式表达其利益要求，也很难用其他方式发出自己的声音。同时，农民工群体基本游离于城市边缘，他们既缺乏保护也缺乏约束；更缺乏现代意义上的积极的传播观念，缺乏接近大众传播媒介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他们对媒体有着距离感，由于各种原因也无法吸引媒体的重视，因为自身的素养问题而又缺乏利用媒体的意识和能力，从而缺乏话语权，处于弱势地位。农民工为社会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应该享受与城市人群等同的传播权，也有权利用媒体传播自己的声音，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农民工也需要加强媒介利用意识、加强自身媒介素养，以便更好地获得社会认同并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农民工作为社会现代化进程中重要的有机力量，如何在大众传播中改变弱势形象、谋求媒介地位？如何依托新闻媒介对群体的权利和利益进行鼓与呼？如何主动选择和接近媒介、传播话语、形成媒介议题和社会关注？这些是社会媒介和农民工群体必须共同正视的问题。特别是在农民工对社会发展越来越具影响力，其整体境遇日益受到社会关注的今天，农民工媒介话语权的获得，以及社会是否能为其提供必要的话语表达环境，已成为社会文明和谐的基本标志。

农民工群体因其独特的社会处境和所面临的城镇化鸿沟，其媒介素养状况理应被纳入考察的视野之中。但由于我国城乡分割二元体制的实际存在，与城市受众相比，如何提高农民工的媒介素养更是城镇化进程中农民工城市融入亟待解决的问题。但遗憾的是，国内新闻传播学界关于媒介素养的探讨更多的是集中于城市受众，虽然目前学者也开始关注和研究农民工群体，但是在研究过程中往往侧重于大众媒介对农民工的报道、农民工在大众媒介中的形象等，却忽略了农民工作为受众的主动性。作为信息的接收者，农民工也有其主观能动性，他们也会主动地、有选择地获取信息，他们也有对媒介信息的主观评价和态度，更重要的是他们也会有表达的欲望。因此，本书重点研究了农民工的媒介素养与利益表达的问题，了解以农民工为代表的弱势群体的媒介素养现状，考察他们从媒体获取信息和使用媒体发声的能力，使得农民工群体的利益得到最大化表达，并希望以此为突破口，拆除媒体和农民工之间的樊篱，促使农民工在城镇化的进程中加快向新市民的转变，帮助进城农民工获得城市居民身份和平等权利，促进社会和谐并推动我国的城镇化进程，让城镇化成为保持我国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的持久动力。

本书重点研究了农民工的媒介素养与利益表达的问题，希望把提高农民工的媒介素养作为突破口，打破媒体和农民工之间的藩篱，提高农民工媒介素养水平，使农民工在城镇化的进程中加快向新市民转变，促进社会和谐并推动我国的城镇化进程，让城镇化成为保持我国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的持久动力。同时，在当前构建和谐社会的时代背景之下，了解以农民工为代表的弱势群体的媒介素养现状，培养他们运用大众媒介为个人生活服务的能力，并引导他们理性、批判地接受和处理媒介信息，提升他们的媒介素养，是帮助他们获得社会认同、尽快融入城市社会的重要途径之一。

全书分为上下两编。上编的第一章介绍了选题背景、意义、文献综述和研究创新。第二章介绍了媒介素养的基本内容，分析了农民工的媒介素养特征，着重考察了农民工媒介素养与性别、教育程度和从事职业的关系及其媒介素养现状。第三章以农民工媒介素养与社会融入的关系为研究重点，分析了农民工媒介消费的现状，揭示了农民工媒介素养与社会融入的内在机制，提出了加快农民工社会融入的政策建议。第四章结合当前农民工政治参与这一热点问题，重点研究了农民工媒介素养与政治利益表达等问题的相互关系，提出了提高农民工媒介素养水平，减少非制度化政治参与的对策。第五章主要探求农民工媒介素养与话语权二者之间的影响机制与关系，该章从农民工话语权现状入手，提出作为城镇化进程中重要的有机力量，农民如何利用大众媒介获取自己需要的信息，要善于利用媒介发出心声，表达自身的利益需求。第六章专门探讨新生代农民工问题，归结出新生代农民工的特点，以他们这个群体的社会认同与自我发展及其与新媒介的关系为重点，提出了改善农民工媒介素养现状的可行性建议。下编主要是实证研究，通过对调查问卷的处理与分析，对农民工及新生代农民工媒介素养及政治参与与话语权的内在机制进行比较深入的论证，揭示出城镇化进程中农民工与新生代农民工的媒介素养现状及与政治参与、话语权之间的影响关系，最终提出提高农民工媒介素养的基本策略与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