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城镇化进程中的农民工媒介素养

第一节　城镇化进程中农民工媒介素养研究基础

一　媒介素养的概念及演变

“媒介素养”这一概念最早来源于20世纪30年代的英国，当时电影等具有商业诉求的流行文化的盛行，引起学者们的关注。他们对以电影为代表，以新兴的电子传播媒介为核心的大众传播媒介所传播的流行文化的泛滥，以及这种流行文化给传播社会的文化传统、价值观念、生活观念等所带来的冲击，表示了极大的担忧。

1933年，学者F.R.利维斯和D.汤普森发表了媒介素养教育的开山之作《文化和环境：批判意识的培养》。在这部书里，两位学者发挥文学批评家的敏锐和深刻，观察到了上述崭新的社会现象，首次就学校引入媒介教育的问题做了系统的阐述，提出了一套完整的建议，并设计了内容丰富的课堂练习。[1]

媒介素养的概念属于地地道道的舶来品，据学者鲁宾分析，主要有三个层面，即能力模式、知识模式和理解模式。就能力模式而言，指公民所具有的获取、分析、评价和传输各种形式信息的能力，侧重于对信息的认知过程。知识模式观点认为，媒介素养就是关于媒介如何对社会产生功能的知识体系，其侧重点是信息如何传输。而理解模式的观点声称，所谓媒介素养就是理解媒介信息在制造、生产和传递过程中受到来自文化、经济、政治和技术等力量的强制作用，侧重的是对于信息的判断和理解能力。

目前所研究的“媒介素养”中的“素养”一词来源于英语中的“literacy”，也有人将其翻译为“媒介识读”，据说这两种翻译都来自台湾地区。如果用科学的语言来表述，媒介素养应该是什么呢？这里我们引用国内外学者的不同理解来加深认识。

美国学者James Potter认为：“媒介素养是一种观察方法，即当我们置身于媒介中时，为了解读我们所遇到的信息时主动采取的一种方法，我们通过知识结构来构建我们的方法，建构知识结构则需要工具和原始资料，工具是我们的技巧，原始资料则是来自于媒介和现实世界的信息，主动采用指我们不但知晓信息，而且还会不断地与信息互动交流。”

美国的一家媒介素养专业机构研究网站提出：“媒介素养是一种能力，用这种能力来接触、分析和评价大众媒介中所传递的诸多复杂信息。媒介素养着重于帮助人们尤其是青年人成为对媒介信息更谨慎和理性的消费者，从而在有关健康、购物和价值判断上能做出更明智的选择；同时也帮助人们成为媒介有创新的生产者，从而更有效地传递他们的所思，所想和优势。”[2]

英国学者David Buckingham认为：“媒介素养指使用和解读媒介信息所需要的知识，技巧和能力。”

美国学者艾伦·鲁宾曾经集中提供过三个关于媒介素养的定义：“一个定义来自‘全国媒介素养指导会议’，即将媒介素养视为获取、分析、衡量以及传播讯息的能力。第二个定义来自媒介学者保罗·梅瑟里斯，即将媒介素养视为关于媒介如何在社会中起作用的知识，第三个定义来自大众传播研究者贾斯廷·刘易斯和苏特·加利，即将媒介素养视为理解文化、经济、政治和科技对讯息的创造、生产和传播的制约。”[3]

加拿大人对媒介素养的定义是：媒介素养旨在帮助学生发展对大众媒介的本质有知晓和判断的理解力，懂得大众媒介所运用的技术以及这些技术所产生的影响。更具体地说，媒介素养是一种教育，这种教育的目的是增加学生对媒介如何运作、媒介如何传递意义、如何组织起来以及如何构建现实的理解和享受。媒介素养也旨在让学生具有创造媒介产品的能力。[4]

概括地说，所谓媒介素养就是指正确地、建设性地享用大众传播资源的能力，能够充分利用媒介资源完善自我，参与社会进步。主要包括受众利用媒介资源动机、使用媒介资源的方式方法与态度、利用媒介资源的有效程度以及对媒介的批判能力等。

二　媒介素养的基本理论及发展

虽然媒介素养教育的发展前后历经了70多年的光景，然而在各国之间甚至在起源国——英国本土内也存在着不同的认识和界定。根据英国伦敦大学教授、世界知名媒介素养教育学专家David Buckingham的研究结果，对于儿童、青少年和青年群体，媒介素养技能包括三大要素，即获取、理解、创新。它代表着人的三个不同方面的能力，即功能性、思辨性和能动性。“获取”不仅指获取信息的设备，如电脑、网络、电视、收音机等；操作技术，如软件、硬件、信息技术等基本知识；有效采集自己所需要的信息和主动拒绝不良信息的能力，还有对媒体潜在危险的认知，尤其是儿童与青少年对新媒体——因特网的潜在危险和自己冒险行为的认知。这一认知度的深与浅被视为推动媒介素养教育事业的主要发展因素之一。“理解”的要素主要涉及如何正确认识和理解媒介语言、媒介再现性质、媒介工业和媒介受众等内容，其中媒介受众是理论研究者们最为关注的重点之一，他们不仅延续了传统传播学对受众研究的思路，还以受众自我认知为切入点，研究受众对媒介内容反馈信息的认识，以及与他人之间的比较，从而在比较中找出差别和导致差别的原因。通过多种方法的研究，媒介素养教育者们创建了媒介素养教育理论，包括教学理念、教学内容、教学方法、教学成果评估等。“创新”就是将吸收的知识转化为运用和创造的知识，它包括自己动手制作各种视频节目、编排杂志、设计网页，甚至涵盖日常使用媒介进行交流的各种活动，如发送电子邮件、进入网络聊天室、从电视商场和网络商场购物、体验网络游戏的刺激和快乐等。在英国，“创新”受到广泛的重视，多数学者坚持认为媒介产品的制作过程是整合前面所学知识的过程，是学生反思的过程，是成功完成角色转换的过程。

2005年英国出版了由英国考试与课程权威机构“Qualifications and Curriculum Authority”撰写的Media Matters－A Review of Media Studies in Schools and Colleges一书。此书认为媒介素养的培养应立足于四个主要理念，即：媒介语言、媒介受众、媒介机构和媒介的再现本质。全书在不同章节从不同角度力图向读者传输作者的观点，那就是上述的四个主要理念无论是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中都以帮助受众提高媒介素养为落脚点。

美国的媒介素养理论框架含有五个核心理念：（1）媒介讯息都是经过建构而成的；（2）媒介讯息的建构建立在各个媒介自身创造性语言的基础上；（3）受众在接收、处理媒介讯息时存在着个体差异性；（4）价值取向和思想观点嵌入在媒介和媒介讯息之中；（5）媒介讯息的传播不可避免地打着经济利益或意识形态的烙印。为了帮助人们理解和掌握这五个核心理念，他们还设计出相应的五个问题，即：谁建构了媒介讯息？媒体使用了什么技巧来抓住受众的眼球？受众是如何产生个体差异的？媒介和媒介讯息中有怎样的价值取向？何谓传播媒介讯息的目的？其实，美国这五个理念和五个问题的共同关注点就是实现媒介素养教育终极目标的关键内容——构成媒介讯息的五要素，它们是：讯息的制作者、讯息的形式、受众、媒介内容和讯息制作的动因。

媒介理论的范式内涵也在不断变化。库恩将范式视为“一种对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的基本承诺，是科学家集团所共同接受的一组假说、理论、准则和方法的总和，这些东西在心理上形成科学家的共同信念”（引自百度百科“范式”词条）。正如库恩的范式理论所阐述的，科学的发展得益于研究范式的革命性突破，而所谓的范式即是在一个时期的科学。媒介素养正实现了这种革命性的突破，既拓展了功能分析范式的视野，又融合了文化与批判的研究传统。[5]

心理学家提出了社会认知理论，通过认知心理学的方法证明了电视对个人（尤其是儿童及青少年）的强大效果，控制论专家强调了双向传播与反馈机制，在系统环境中发现了媒介对社会的巨大影响。学者们逐渐认识到受众的积极性，开始关注受众对媒介的使用与满足，使传播学研究柳暗花明，此时对受众的研究不仅限于观念劝服与行为反应，还开始关注受众的知识学习、信息接收与认知框架等研究领域，促使媒介的强大效果理论逐渐成形。

媒介的强大影响，尤其是暴力与色情信息对儿童与青少年的巨大负面影响引起了社会的担忧，因此欧美各国先后掀起了媒介素养运动，美国发起“视觉素养”和“批判性观看技巧”运动，英国倡导“屏幕教育”运动等。虽然各国媒介素养运动的动机各异，但普遍认同这样的观点：公众需要通过媒介教育来提高媒介素养，尤其要培养他们的批判性意识，以便能合理地欣赏、解读和批判媒介信息，并自主地使用媒介，而不受媒介及内容的支配，通过媒介素养实现个人的终身学习与全面发展。

媒介素养思想在全球范围内引起重视，并得到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支持，尤其随着数字革命的到来与计算机的普及，社会的媒介形态与传播模式发生改变，个人的媒介观念与交往方式也随之改变，这直接导致了传播学研究的重心与范式的转变，受众对媒介及信息的认知、解读、批判与使用的主体性与控制权问题得以凸显。媒介素养理论研究开始复兴，并随着欧洲文化批判主义的媒介研究传统，极大地冲击了美国主流的实证经验主义的传播研究。媒介素养理论强调受众本位的回归、媒介的自主性使用、信息的批判性解读、个人的终身学习以及社会的民主对话等，同时，它预示着当代传播学研究的发展方向。媒介素养不仅是一场文化的民主运动，还是一种公民素质的教育理念。它既是一个内涵丰富的传播学理论，又是一种多元视角的传播学研究范式。

三　国内农民工媒介素养研究动态

中国正在突飞猛进地发展，在经济不断发展的同时，大众媒介在其中扮演的角色也越来越重要，我国媒介素养的研究如火如荼，在各个领域都有很多论述，尤其是在中国城镇化进程中农民工的媒介素养研究应是重中之重，它将极大影响社会整体媒介素养提高的进程。农民工接触和使用媒介的方式是否发生了变化，在新媒介的冲击下，农民工是怎样的心态，农民工是如何看待和理解媒介的，农民工是否会利用媒介传达自己的意愿和声音，农民工通过大众媒介得到了多少有效资源，以及农民工面对大众媒介所传播的海量信息是否有筛选辨别和抵抗能力等就成为非常重要的问题。综观国内农民工媒介素养研究，我们看到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以地域为特征进行农民工媒介素养研究：东部以方晓红教授为代表，进行了苏南农村的实证调查，是研究农民工媒介素养不可多得的资料。西部研究以贫困地区和少数民族为典型对象，比如姚君喜教授以甘肃为个案，深入研究了甘肃贫困地区的媒介情况。林晓华以少数民族为研究对象，研究了媒介素养与少数民族的发展关系。中部地区吉林、河南等省份做过相关的实证研究。大众媒介作为国家发展的重要推进工具，是应在农村环境下着力研究的。

（2）对于在新媒体环境下农民工媒介素养现状的调查研究。这些研究的亮点在于这类研究的方法主要用的是一种定量的研究方法，而不是定性研究。他们主要是对农民工的媒介素养能力水平进行考察。这种抽象的媒介素养能力主要划分为三个层面：第一是对媒介信息判断、辨别和认知能力；第二是对媒介信息的质疑与批判水平；第三是对媒介资源的利用能力。这样就把一个抽象的概念进行了具体化呈现。并且在这个基础上，又进行了详细的分析，之后指出了有效改善的具体实施方式、措施、建议等，非常具有现实意义。例如杜忠锋和史晓宇（2011）的研究，他们的研究主要是以昆明大学的一个建筑工地为个案，以工地的农民工为调查对象。主要采取了统一问卷调查、随机抽样调查、个人访问的研究方法。在研究中他们主要考察的是农民工受众在大众媒介影响下的消费态度和选择，农民工对媒介信息的认知与判断能力，农民工对媒介信息的理解、解读及批判能力，以及应该怎样利用媒介资源的能力，并着眼于这四个方面进行了详尽的描述与分析。他们研究的创新之处在于设定了四个标准——即农民工受众对于媒介所提供的大量信息内容的真实度的看法、大众传播媒介对于农民工受众生产生活的重要性的程度、农民工受众对于大众媒介所给予的内容信息的选择，现在各类新闻报道怎样干预农民工社会生产生活，以及影响的程度怎样。主要是从这几个方面来考察农民工的媒介素养水平，重点集中在大众媒介信息的理解能力与批判能力。研究者在最后得出了重要的观点：现如今，农民工所接触到的海量媒介信息慢慢走向多元化，社会上的一些娱乐新闻、娱乐化信息更加受到农民工的青睐；农民工媒介接触经验和他们生产生活经历，这两者共同影响了农民工群体对大众传播媒介信息的认知与理解；其次，农民工群体使用媒介的能力有多个制约因素，他们使用媒介能力的培养主要也由硬件条件来决定，比如说时间、职业、精力等。

而在魏业群、张伶俐、徐晶（2011）的研究中，主要对杭州等一些南方的大小城市的农民工的媒介素养进行了实际调查，从对媒介的使用接触、媒介认知、农民工受众这四个方面对于媒介内容的评价、农民工的媒介参与，主要是为了对农民工群体的媒介素养的现状，在整体上有直观的了解。最终目的是培养农民工对于使用媒体来认知、了解社会，从而表达民情，实现理性批判，提高他们接受收、理媒介信息的能力。

又如师建辉（2011）的研究，他主要是从理论上来论证，亮点在于理论性很强，通过怎样提高农民工群体媒介素养的价值意义以及实现途径这两个方面来进行论证和表述。还如景江瑛（2010）的研究，以重庆市的一个工业园，即九龙坡工业园中的一些农民工为研究对象进行调查，这是一种很新颖的形式，主要是想通过围坐问卷调查的形式来总结出他们所处的大众传播媒介的整体环境，以及农民工使用传播媒介的现实情况，从农民工的信息需求以及农民工整体对媒介的评价这几个主要方面来概括出他们的媒介素养现状。并从他们的媒介素养现状出发，探求现状中存在的问题，客观提出了他们的媒介素养存在的一些现实问题，之后对提升工业园区内农民工的媒介素养提出了一些具体对策。

（3）对于农民工媒介素养教育的理论意义与价值分析研究。比较典型的是贺文发的研究，在他的文章《反对不民主的伪精英和不精英的伪民主——媒介素养的中国视角》中，他就直接提出了他自己的观点：现在大众传播媒介素养的内涵很宽泛，而媒介素养的本质，主要是对大众文化的一种认知能力和解读能力，这不仅是对文化的一种理解，也是当下中国社会主义发展的重要一步，推进社会主义民主进程的一种重要形式。他总结出，在当下的中国社会，教育的途径很多，但是要找到一个正确的方式需要很长的时间来探索。个人媒介素养教育的途径不可以总是一味地走批判之路，也不能一直盲目地跟风。媒介素养的教育方式应有全球化的眼光和角度，不仅要学习和模仿好的经验，更要因地制宜，根据本土的实际情况进行创新。白传之的研究也比较典型，在他的文章《推进媒介素养的研究，培养高素质的阅听人》中，对“媒介素养教育”这一概念给予了很大的关注，亮点在于他在文章中对中国媒介素养的研究现状、存在的问题，以及媒介素养教育在我国实践的现状进行了详尽的梳理工作，由点及面，以小见大，并在文章最后提出了自己的观点。他认为，媒介素养教育在各国已成为个人整体素质的一部分。媒介素养的最终的目的是为社会培养高素质的阅听人，个人媒介素养教育的提高，一定程度上也会促进社会整体素质的提高。国外很多学者对媒介素养教育进行了大量研究。比如，加拿大的学者巴里·邓肯和卡罗琳·威尔逊在《全球研究和媒介教育：新世纪的出路》这篇文章中也对媒介素养教育的途径进行了有效而深刻的探索。

通过资料我们可以看出，大规模的全国性农民工媒介素养总结和概括的研究还不多见，多以区域性研究为主。我国农民工生存范围广、数量大，因此大面积调查难度大，研究时间长。比起媒介素养研究的其他领域，农民工媒介素养的调查研究更为复杂和艰难。

在对农民工媒介认知的调查中发现，由于农民工没有很多机会去接触各种各样的媒介，因此他们不能准确把握媒介的功能；此外，他们每天从事繁忙的体力劳动，没有时间和精力去关注媒介，因此也无法准确认识到媒介自身存在的问题；在媒介重要性的认识上，由于农民工每天从事的工作不需要媒介的参与，生活中也不需要过分依赖媒介，因此他们并不认为离开了大众媒介就无法很好地生活，也就是说，大众媒介并非与他们的生活息息相关；由于文化水平所限，农民工不具备充分的法律知识，因此在问到他们如何看待媒介公开个人隐私时，大部分人对媒介应当遵循的道德法律规范不是很清楚。

在媒介的评价问题上，农民工对媒介报道信息真实性的评价不高，他们认为媒介不是真实世界的客观反映，媒介报道的信息得不到他们的信任。同时他们也不能主动地加工与处理媒介信息，缺乏一定的批评和质疑精神。

在媒介的参与上，他们中的一部分人会积极参与一些自己感兴趣的节目或拨打热线电话，会为媒介提供一些重要的新闻线索，但总体的媒介参与意向不是很强。

总之，农民工是都市生活中很重要的一个特殊群体，加强农民工的媒介素养教育，提高农民工的媒介素养，是帮助农民工获得城市认同和加速其社会化的一个重要途径，应该引起社会各界的关注。

四　农民工的“世纪迁徙”

自20世纪30年代英国学者提出媒介素养问题以来，媒介素养教育已经在许多发达国家普及。中国香港和台湾地区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推广，至今已形成一定规模。相比之下，媒介素养教育较晚进入中国大陆，90年代末被传播学者卜卫引入，但近年来，后发之势强劲。大家已经认识到，在高速发展的中国社会里，公民素质亟待提升，媒介素养作为现代社会公民素养培育的重要方面，不可小视。从媒介素养教育的对象来看，目前包括中国在内的多数国家，大多集中在青少年或针对弱势群体的媒介素养教育刚刚起步。在中国，针对农民工的媒介素养教育更是处于空白。[6]而实际上，在中国这样一个强调发展与和谐并重，且处于转型期的特殊社会语境下，在社会弱势群体中开展包括媒介素养在内的全方位的素养教育尤为必要。

随着城镇化进程的加快，我国的农民工正以每年500万人的速度进城，加入到1.2亿的打工大军中，演绎着一场规模空前的“世纪迁徙”，也成了中国社会转型期的一个特殊人群。他们不远千里都市寻梦，成为地理和文化上的“双重移民”。他们多是中国农民中的精英，渴望通过辛勤劳动被城市认可，对社会地位和经济地位的提升充满期待；与此同时，还要在新环境中不断调整自己的工作方式、生活习惯、价值观念。可以说，农民工群体受到适应与发展、经济与心理的多重压力。在“世纪迁徙”的大潮中，他们急需找到推动其完成顺畅的市民化的养料，以及释放、缓解压力的渠道。尽管受到诸多条件限制，大众媒介在农民工群体中的影响力已不可小觑，且有扩大的趋势。但调查也显示了与之对应的另一个事实：农民工媒介素养水平整体偏低。我们必须有意识地在农民工中开展媒介素养教育，引导其找到信息社会的路标，有效利用大众媒介完成城镇化进程。

第二节　当代新媒介素养内涵的丰富与发展

一　新媒介素养内涵的丰富

（一）新媒介素养与信息素养

随着技术的发展与进步，新媒介素养与信息素养不断融合，不同于传统媒介的传播模式，新媒介凭借其强大的数字处理技术与网络交互技术创造出一种全新的媒介景观与文化生态，以批判意识为核心的传统媒介素养已经很难适应信息环境下公众的生存需要，参与式文化与交往型社会的形成对公众的媒介素养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第三次浪潮席卷全球并向人们宣告了数字化生存时代的来临，而大众媒介正是这场数字化革命的急先锋与助推器，新媒介的数字化转向伴随着媒介形式的网络化与媒介内容的信息化，新媒介素养也正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开始与信息素养相融合。

麦克卢汉曾经阐述过著名论断“媒介即信息”，当然不能据此来简单判断媒介素养即信息素养，这样大胆的论断还存在着许多争议，也并不是所有学者都认同这样的观点，更不乏质疑与批判的声音。但可以肯定的是，这样的思想确实激起了传播学者们极大的思考热情。就其本身而言，媒介的信息化与信息的媒介化趋势有目共睹，即使不能由“媒介即信息”武断地认为媒介素养即信息素养，而且有必要辨析与梳理两者的区别与联系，但我们应该认识到新媒介素养与信息素养的一体化趋势。尽管二者过去确实存在着不同的理论源流与实践取向，但当下乃至将来对媒介与信息的整体化思考意义重大，因为形式与内容已经浑然一体，新媒介素养与信息素养必将走向融合，这种趋势随着传播学与情报学的融合同步进行。

其实，学者们对媒介素养的理解与界定往往少不了对信息的涉及，如美国媒介素养研究中心的经典定义就是人们面对媒介各种信息时的选择、理解、质疑、评估、创造与制作，以及思辨的反应能力，甚至有学者将媒介素养划分为微观与宏观层面，而微观层面直接命名为“媒介信息素养”并分析了其内容。更有学者从教育视角深刻地解析了媒介素养与信息素养的关系，从概念的起缘层面、内涵的变迁过程、培养的实施方式这三个方面对两者的差异进行了详尽比较，并在此基础上明确阐述了媒介素养与信息素养相互融合的必然趋势。

（二）“媒介即信息”的辩证统一

媒介素养由传统的文化素养一步步发展而来，从听说读写的纸质媒介到广播电视的电子媒介形态的变革推动了媒介素养在20世纪后半叶的繁荣。而今传播技术的发展再次导致了媒介形态的变革，以网络计算机为代表的数字媒介已经取代传统电子媒介，并导致了社会文化的剧变，传播与信息成为这个时代的成型标志与典型特征。与此同时，信息、传播领域的各门学科相互碰撞与交融，共有研究领域越来越多，共有的理论与范式的探索也在进行，尤其是伯格曼与施门特的“信息社会理论”值得关注。传播学的信息化与情报学的交流观发展迅速，而解释学成为它们对话的基础，不仅在理论界，在产业界也同样能看出传播与信息的融合，信息产业与媒介产业正在互联网络的熔炉中相互渗透。[7]

随着大众传播理论从信息来源主宰论向积极的受众中心论的重心转移，以及媒介功能与影响向媒介使用与交互的范式转变，我们有理由相信在当代信息社会中，新媒介素养是大众传播理论的发展趋势，它代表了由拉扎斯菲尔德所划分的“行政的”与“批判的”两大传播学研究传统的融合。所谓行政的传播学研究即是美国传统的经验管理学派，而批判的传播学研究则是欧洲传统的文化批判学派，尽管这样的简单二分法并不全面准确，却非常概括实用，经验传统的美国大众传播研究也正是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协调欧洲的文化与批判理论才走出了死胡同，发展成如今以受众与文化为中心的媒介素养理论的。

当代大众传播研究是以受众素养与社会文化为中心诉求的，联系它们的桥梁就是媒介。媒介形态随着技术革命突飞猛进的发展，进而更加迅速、深刻与广泛地影响着个人与社会，由此媒介逐渐成为传播学的关注焦点，而媒介研究也成为一个充满活力、涵盖广泛的热点学术领域。20世纪末的数字革命，以信息技术与网络技术为核心的新媒介（以多媒体计算机为代表）的普及导致了媒介生态的数字转型与媒介素养的技术转向。这让以文化素养与批判精神为核心的传统媒介素养理念受到了严重挑战，甚至有被以信息技术与操作能力为核心的信息素养取代的趋势。如前所述，二者过去的联系与将来的融合毋庸置疑，是形式与内容的矛盾整体，是“道”与“器”的辩证统一。这恰似大众传播研究中经验管理学派与文化批判学派的关系，它们共同推动着大众传播理论以及媒介素养理论的发展。

虽然新媒介素养理论与昔日单一的实证效果研究和意识形态批判已大不相同，但仍有必要借鉴分别以“决策功能”与“社会符号”为核心诉求的大众传播研究范式，并结合对“道”与“器”各有侧重的媒介素养与信息素养的关系，以融合的视角分析新媒介素养的内涵发展，这样就不难把握新媒介素养中相互联系却各有偏重的两大路径，可谓一体两翼。正如学者冯延群所言：“媒介素养倾向于一种综合的文化素养，而信息素养则是一种知识管理策略。”[8]

二　新媒介素养内涵的发展

首先，文化环境中媒介交流的传播素质是新媒介素养中的一个重要方面。在媒介素养随着信息革命而经历剧烈的技术转向后，我们应该更加冷静地反观传播的本质，更加理性地批判新媒介的影响，重新挖掘媒介素养极具人文关怀的文化内涵。传播素质便是在这样的社会文化诉求中，成为新媒介素养进一步发展的有益探索，它从传播链中对媒介单一要素的关注转向更加全面的对传播整体环境的关注，从对工具理性的关注转向对价值理性的关注，从对传播手段的关注转向对传播本质的关注，从对媒介职业技术教育的关注转向对公众全面素质教育的关注。

传播素质不仅具备巨大的现实意义，同样具备坚实的理论基础。它充分体现了媒介素养理论中文化与批判的传统，体现了传播的共享与交互的实质，体现了社会符号理论的丰富内涵。而社会符号理论正是试图结合众多批判研究与文化研究的产物，甚至调和文化批判理论与传播科学的分歧，它通过一系列概念——指号过程、符号系统、情境活动、自反关系从而共同关注受众传播的积极性与传播仪式的符号观。[9]而传播素质正是以人性为起点和归宿，通过各种媒介的技术手段与符号的文化意义实现人与人之间的有效沟通。因此传播素质既强调了媒介在人们日常生活、思想交流与文化建构中的重要作用，更彰显了人在时代进步、科技革命与社会发展中的主体地位，是媒介素养未来在文化层面的发展方向。

倡导价值理性，回归科学文化素质也是新媒介素养内涵发展的一大方面。媒介素养起源于传统文化素养，传统文化素养主要是相对于语言以及文字印刷媒介而言的听说读写的综合技能，这种传统媒介一直保持着有机社会的稳定与精英文化的特权。科技革命剧烈地更新了媒介形态并改变了媒介内容，尤其是随着电影、广播与电视等电子媒介的普及与影像内容的盛行，传统文化受到由大众媒介产生的大众文化的强烈冲击，精英阶层对由科技革命带来的社会变革与文化丧失进行了抵制与批判，媒介素养从文化素养中被利用来捍卫精英文化。然而，时代发展的车轮不可逆转，历史证明科技的进步，尤其是传播科技的发展极大地推动了社会的进步，媒介形态的更新更是促进了人类的发展。

传播科技由于和人类社会的紧密联系，一直是科技革命的弄潮儿，大众媒介便是科技革命的产物，而又进一步推动着科技进步与社会发展，这种发展究竟是文明的进步还是人性的丧失呢？我们需要反思，以防科技无序的狂飙导致人类社会的异化，其中对媒介的反思尤为重要。媒介是社会联系与人类交往的桥梁与纽带，也是科技知识与信息的交流与传播渠道。随着第三次浪潮的席卷和信息化革命的到来，人类社会开始了数字化生存的新纪元，我们在其中如何为人处世、安身立命，离不开媒介素养，然而当代媒介素养的内涵究竟包含哪些内容呢？除了前述在文化层面上的“为人之道”和技能层面上的“处事之器”外，我们更需要在历史与社会层面对媒介及其信息进行哲学反思，媒介素养不仅要求我们知道如何决策以及怎样交流，更需要我们理解传播的意义以及为何传播。

媒介素养需要我们站在哲学的高度，挖掘媒介发展史与传播思想史，考察媒介与个人和社会之间的关系与影响，理解媒介和信息的价值以及人类进行传播的意义。因此，当代媒介素养正在倡导价值理性，它是一种全新的文化素质，是一种并不排斥技术工具，却极具人文关怀的文化素质，是一种融合了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的文化素质，是当代科学文化素质的重要组成部分。

三　新媒介素养内涵的基本理解以及影响

（一）新媒介素养内涵的基本理解

传统媒介素养教育的发展，与社会文化、传播科技与媒介形态关系紧密，并且反映出人们文化观念、传播模式与媒介观念的转变，社会文化与科技技术推动着传播媒介的发展，并更新着媒介素养的理念，传播媒介与媒介素养又促进了社会文化与科学技术的创新，这种互动机制成为社会发展的重要动力来源，媒介素养内涵就这样不断丰富与发展。信息社会与知识经济的到来创造了全新的文化形态，网络多媒体与计算机技术则提供了崭新的传播方式，然而当人们身处微博、空间，体验数字化生存的同时，其新媒介素养却是必不可少，它对当代公众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是对传统媒介素养的丰富与发展。不论是研究新媒介素养的理论，还是实践新媒介素养的教育，或是测评公众新媒介素养的水平，都必须建立在对当代新媒介素养内涵的把握之上，考察传统媒介素养的内涵演变，丰富新媒介素养的内涵发展，并构建新媒介素养的内涵体系，是当代传播与媒介研究的基础与核心工作。

传播学者们曾经对媒介素养的理念与原则做过不少精辟的论述，对媒介素养的要素与定义也进行了充分的诠释，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根据媒介素养内涵演变的历史，结合当代新的文化形态、传播环境与媒介技术，以及近期一些新媒介素养的研究，在此初步构建当代新媒介素养内涵体系。在阐述新媒介素养要素与内涵体系之前，结合波特[10]在1998年对媒介素养基本原则的描述，发展出对新媒介素养的基本观念：

（1）新媒介素养是一个历史与发展的连续统一体而不仅仅是一个确定的范畴或标准；

（2）新媒介素养面向所有身处新媒介环境与传播网络中的公众，是成为当代社会合格公民的基本文化经验与生存条件；

（3）新媒介素养是公民素质教育与终身学习的重要组成部分与关键实现手段；

（4）新媒介素养需要得到发展，也完全可以通过对媒介与信息相关知识的学习实现提高；

（5）新媒介素养是多层面的，它们包含各要素相互联系，并形成动态与开放的体系；

（6）新媒介素养的立足点是科学文化素养，核心理念是对媒介及信息的理解与批判；

（7）新媒介素养的实践目的是让公众对媒介及其信息的解读与使用拥有更大的控制权，对社会环境的监控以及对公共事务的参与具有更强的自主性。

（二）新媒介素养内涵的结构体系

新媒介素养的内涵体系是多层面、彼此联系、相互影响的动态发展的开放系统，它不仅积累并继承了传统媒介素养内涵发展过程中的核心要素，如基本的文化素养、批判意识、解读能力等，还丰富与发展了适应新文化语境、媒介形态与传播模式中的重要内容，如信息素养、网络技术、交互能力、知识管理、传播素质等。为了完整并清晰地总结并构建新媒介素养的内涵体系，在此将其划分成四个层面，每个层面又包含两方面的要素或内容，它们之间既相互联系，又各有侧重，它们构成的不是界限分明的线性维度，而是互为补充的系统结构。需要注意的是，新媒介素养不但自身不是一个固定范畴，而且相对于不同的主体也不存在一个硬性标准。新媒介素养对不同主体在不同时期从事不同的传播活动有着不同的要求，即使是同一主体在不同时期从事不同活动过程中也会反映出不同的水平，结合上述七点媒介素养的基本观念，我们尝试构建新媒介素养的内涵体系，它包括四个层面的内容：

（1）文化与道德层面：这是具备新媒介素养的先决条件，也是新媒介素养最基本的内核。它包括两方面的内容：科学文化素养与人文文化素养、伦理道德观念与社会规范意识。

最初，媒介素养教育是为了捍卫传统文化以及保护大众免受媒介内容毒害而提出的，它是基于传统文化素养，以教育实践的形式实现文化与道德的双重保护运动。因此，文化与道德是传统媒介素养教育的立足点。新媒介素养内涵中个人的文化素养与道德品质的根基地位同样不容动摇，而且在当代社会环境中尤为凸显，它是具备新媒介素养的先决条件，是对传统媒介素养教育内涵的延续和继承。同时，相对于传统人文道德观，当代社会对公众的文化素养与道德品质的要求也有了新的发展。

传统媒介素养教育在对传统文化辩护的同时，也是在对公众抵御低劣文化的影响进行免疫，实质上是在维护传统伦理道德与社会规范，尽管这种传统文化与道德规范都服务于精英阶层，有着保守的封建色彩与家长意识，但仍然有其积极的意义。如今自由民主得到了极大发展，社会形态也大为进步，社会的道德规范自然有所发展，但它在新媒介素养内涵中的地位仍然不容忽视，而且对社会的健康发展至关重要，伦理道德观念与社会规范意识共同构成了新媒介素养的品质内核。

（2）概念与流程层面：这是新媒介素养的认知基础，也是新媒介素养的知识范畴。它包括两方面内容：关键术语与概念框架、内容制作流程与商业运作策略。

通过对关键术语与概念框架的学习，可以掌握新媒介素养所需知识的重要环节与基本范畴。美国媒介素养全国领导会议就确定了几个关键术语：媒介信息是建构的；媒介信息是在经济、政治、社会、历史和美学的情境中生产出来的；读者、文本和文化的互动，构成信息接为过程中的意义解释；媒介拥有代表传播的不同形式、风格、符号系统的独特语言和个性；媒介再现会影响人们对社会现实的理解等。[11]英国电影学院也提供了一组核心概念或关节点，构建一种概念性的框架：媒介机构、媒介类型、媒介技术、媒介语言、媒介受众、媒介表达等。[12]

关键术语与概念框架的学习能够完善新媒介素养静态的知识范畴，要深入理解与批判媒介及其信息，还必须熟悉媒介产品的制作流程与运作策略，前者主要针对媒介内容对象与主题的确定、采访与写作的规范、筛选与编辑的标准、合成与实现的技术等过程，进而回答媒介信息是如何产生、经过哪些把关、持有什么立场、包含哪些意图等问题；后者则是把握媒介的商业运作策略，包括市场定位、产品定价、盈利模式、经营策略等，这让我们了解到媒介机构生产与经营的媒介产品带有某些商业意图与利益导向。

（3）理解与监测层面：这是新媒介素养的核心理念，也是新媒介素养的灵魂所在。它包括两方面内容：理解与批判媒介及信息对人与社会的影响、跟踪与监测媒介议程与社会舆论。

鲁宾归纳了三类媒介素养定义，“理解模式”就是其中之一，他指出所有媒介素养的定义都强调特定的知识、意识与理性，以及对媒介信息的批判性衡量。并总结道，媒介素养也就是对传播的信息来源和技术所用的符码所生产出来的信息，以及对这些信息的选择、读解和影响的理解。因此，媒介及其信息对人与社会影响的批判性理解也是新媒介素养核心内涵，它是建立在文化层面与知识层面内涵基础上，作为意识层面的内涵所体现的内容，这种批判性的理解有助于形成个人对媒介及其信息的理性思考和判断，进而实现对社会环境的把握与监测。

在以往媒介素养内涵的研究中，对文化修养、道德品质、知识水平，尤其是批判性意识的关注由来已久，而作为传播媒介最重要功能之一的社会环境监测却一直受到忽视。传统媒介素养侧重对个人知识文化的提升，以及理性思维的培养，致力于帮助个人建立起对媒介及信息批判性的理解，媒介及信息在其中只被作为学习的内容文本，而忽略了其作为实践的技术与工具，因此较少关注个人通过媒介及信息与社会环境的互动，以及个人媒介技能的提高。新媒介素养在技术与理念的双重推动下，更加注重与社会现实环境的联系，以及个人实践能力的扩展。

（4）技能与实践层面：这是新媒介素养的操作技术，也是新媒介素养的实践能力，它包括两方面内容：掌握新媒介与信息技术处理个人事务、参与公民社会中的交流协商与公共决策。

新的传播技术与媒介形态催生了新的社会文化环境，信息社会的到来综合地反映了这样的变化，信息技术的成熟与新媒介的普及颠覆了传统的传播模式，新媒介素养内涵也随之丰富与发展。以互联网与数字计算机为代表的新媒介技术创造了新的传播理念，媒介素养从免疫的家长式教育走向了赋权的自主式参与，媒介不再被视为仅对个人与社会施加影响，还被看作是个人与社会传播实践的工具，信息也不再是仅供批判与解读的文本，而是社会意义的建构和知识的共享。新媒介素养要求个人具备各种新媒介技能，尤其是信息技术，并通过媒介信息的交流进行个人事务的处理与实践公共事务的决策。

新媒介素养内涵中，面向实践的操作技能非常重要，它是传统媒介素养的外延，是对当代公民传播能力与信息技术的新要求，个人生活在信息社会与知识经济的背景下，很容易深陷于数字迷雾之中，各种新媒介形态的产生为我们提供了更加丰富的传播渠道，而信息爆炸也产生了更加多样的内容，然而这些新媒介与信息的使用要求各种新技术手段的支持。这些技术手段的掌握正是新媒介素养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需要了解各种新媒介技术，提高信息的传播能力，并实现对媒介信息的获取、遴选、分析、制作与传播的操作，用以处理个人事务，而新媒介素养更重要的内涵是，利用个人新媒介传播技能的提高，参与公民社会中的民主协商与公共决策，通过交流实现社会的和谐与发展。

以上就是新媒介素养四个层面的内容，各层面中又包含着多种要素，它们既逐层推进，又相互关联，从具备基本的文化素养与道德品质，到对媒介知识的认知与流程的了解，再到对媒介及其信息的批判性理解，以及对社会环境的监测，最后到利用新媒介与信息技术处理个人事务，并参与社会公共事务的过程，我们看到新媒介素养内涵的连续性与系统性，构成了一个完整的新媒介素养内涵体系，这个内涵体系还具有动态性与开放性，因为它还将不断受到社会文化、传播观念、媒介技术、实践经验的推动和进一步发展完善，对个人与社会和媒介及信息之间的关系做出新的诠释。

（三）新媒介对城镇化进程中农民工的影响

新媒介不仅影响个人与社会，它还塑造着个人的行为方式与思维模式，建构着社会的运作机制与文化形态，新媒介与个人、社会及文化是一种循环互动，而不是一种单向影响，个人在其中的自主性与能动性是这一循环的核心。网络技术与数字技术的发展为受众创造了“赋权”与“释放”的机会，新媒介的产生改变了传受双方的权利与信息失衡、搭建了网络的传播模式与数字平台、创造了民主参与的文化形态，然而人们的媒介素养总是滞后于媒介科技的发展，在这个全新的信息社会中进行数字化生存的公众，急需培养与之相匹配的新媒介素养，缺乏这种新媒介素养，个人将被社会淘汰，而社会将被技术左右。

新媒介素养究竟对个人与社会意味着什么？如果我们从个人的自由发展与社会的全面进步来考察新媒介素养的意义，这个答案将十分明显而且肯定。Web2.0技术的网络空间与数字平台极大地丰富了人们的民主权利与平等机会，而这种权利与机会的享用是建立在新媒介素养基础之上的。相反，如果缺乏这种素养，数字鸿沟将无情地剥夺这一切，造成更大的不平等。新媒介素养首先可以提高个人的终身学习能力，以此为基础逐渐实现知识的共享与交互，并可以利用知识来满足自身的各种需求，通过民主对话与文化交流分享权利与机会，参与到公众事务与社会进程之中，最终实现个人的自由全面发展。

公众新媒介素养的整体提升将直接拉动社会各部门的发展，这种影响首先表现在科技方面，新媒介素养促进了公众间知识的共享与交流，并将推动知识的创新与发展，这有利于科技的传播与进步；科技进步将直接导致产业升级，提高社会总体生产力，新媒介素养还让商业信息的流动更加顺畅与快捷，提高了资金的周转与市场需求的反应速度，促进全球经济的一体化发展；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所以经济的发展不可避免地影响社会意识形态与政治气候，而且新媒介素养提供了社会权利共享与平等交流的对话机制，必将推动社会政治体制的民主化进程；新媒介素养还使公众通过符号与意义的互动参与到整体社会文化的构建中，这种民主参与、平等对话、共享交互的文化正是构建和谐社会与创新型社会的基础；而新一代的公民将在这样的文化中实现社会化，并再次通过新媒介素养实现个体的终身教育与素质教育。我们可以看到，新媒介素养联系着个人与社会的各个方面，它是一种推动个人自由全面发展与社会可持续文明进步的重要循环机制。

第三节　城镇化进程中农民工媒介素养的背景与意义

一　中国媒介生态的变化与发展

近年来，中国的农村不断发展，城镇化水平不断提高，城镇化进程也在不断加快。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农村人口占了大部分，所以城镇化进程的发展也推动着中国政治、经济以及社会文化等各个方面的进步。农民工的媒介素养对中国媒介生态的发展也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随着传播媒介的不断发展和进步，学者们对于媒介生态的研究也进一步加深。媒介生态已经渐渐成为媒介研究中的一个热词。下面介绍中国媒介生态的变化和发展。

生态这个词语最先应用于生物学，是对于生物体及其所处的环境之间互动关系的研究，后来被用于社会科学领域。这好比“结构”一词本来是建筑领域的专业术语，后来也被用于哲学、政治、文学等领域。所谓媒介生态，就是指传播媒介赖以生存的环境空间。所谓媒介生态研究，是指用系统论以及控制论的方法来探求媒介和所处社会环境之间的互动关系以及媒介本身内部各部分之间的关系。香港中文大学的传播学家苏钥机先生认为，媒介生态共有四个分析层次：同一个传播组织内不同部门之间的关系及互动，同一种传播类型中不同传播组织之间的关系和互动，不同传播组织之间的关系和互动，社会媒介系统和社会其他系统之间的关系和互动。[13]我国的传播学家最注重的是作为社会子系统的媒介和社会其他系统以及社会总系统之间的关系和互动。

近代以来，中国的媒介生态大概可以分为三个时期。当然，按照不同的标准，划分的时期也是不一样的，例如按照传播方法可以划分为有限言论表达时期、意识形态宣传时期、多种信息交流时期；就媒介形式而言，可以划分为报纸时期，报纸、广播和电视共栖时期，互动多媒体时期等。

第一个时期大约是19世纪中叶至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共有一百多年，包含了清代和民国两个时期。清朝是一个极其腐败的朝代，不仅经济腐败，政治腐朽，在文化方面也进行思想钳制，约束了人们的思想。直到鸦片战争以后，外国侵略者打开了中国闭塞之门，中国由一个封建国家变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也使得传统的媒介生态发生了重大变化。创办了很多报纸杂志，传播了新思想，一些中国报人，例如王韬，接受西方先进的思想，提出了报刊言论自由的观点。[14]

第二个时期大致从新中国成立到20世纪80年代的改革开放，有30余年，这一时期的特点是传播媒介及其机构主要隶属于政治机构，媒介在这一时期主要担任意识形态宣传的教育任务。新中国成立之后，我国的社会形态发生改变，媒介生态也随之发生了重大变化。政治上中国共产党统一领导，经济上实行公有制，消灭私有制，文化上对所有的非无产阶级文化进行批判。在这一时期，几乎所有的大众媒介都属于政府，为政治服务。

第三个时期是20世纪80年代至今，可以称为信息传播交流时期。随着改革开放的进行，一个崭新的媒介生态的雏形出现在中国，它不同于以往的任何时期，比以前更加开放，更具活力。部分媒介产业已经向民营资本和外国资本开放，多种成分的媒介经济正在形成。特别是中国加入WTO以后媒介产业融入世界，更是从整体上改变了原有的媒介生态。但是，中国目前的社会转型问题尚未结束，所以媒介生态也会进一步随之发展。

在当前的媒介生态环境中，“人”的变革集中体现在，人通过支配“人化”的媒介，来达到权力在现实社会的延伸。在这种权力的延伸中，传统媒介的力量受到削弱，并与其所处的大环境受到这种象征性权力性某种程度上的宰制。

在世界范围内，伴随着Google、iPhone、iPad、Facebook、Twitter等新媒介的兴起，有学者认为人类已经进入了GIFT社会（Google、iPhone、Facebook、Twitter首字母缩写）；在这个社会中，由于Google公司搜索引擎的强势植入，人们不再翻阅纸质书籍査找答案，而是只要轻点鼠标，便能在强大的搜索引擎中瞬间连接无数可供选择的答案。在此基础上，传统的由知识精英主导的知识生产方式逐渐被抛弃，而以维基百科为代表的由大众主导的知识生产方式趁势崛起；由于苹果公司产品iPhone的天才设计与饥饿销售策略，原本习惯于消费流行音乐、流行电影等内容的人们，开始热衷于消费技术本身；由于Facebook在虚拟世界中将身处不同地理位置的人们联系在一起，所以人们便不愿意进行面对面的交谈，而是乐此不疲地转战虚拟社会交往的“狂欢派对”；由于Twitter的出现，严肃意义上的宏大叙事逐渐走向“穷途末路”，取而代之的是“闲言碎语”的非理性化意义堆砌。在这个新的媒介社会来临的时候，我们或许有这样的担忧：媒介技术已经异化为主体，它摆脱了受人类控制的命运，而强迫人类成为它的奴仆，从而成就束缚主体的力量；面对文化工业中整齐划一的机械理性，如今的媒介社会已然将被信息化后的人抛入一个更为虚无的符号世界，“人类的理性与自我意识，必然与那些根植于人类的本能——冲动与激情达成妥协”；面对让·鲍德里亚的符号交换理论向人们展示的一条由模仿到“复制”再到虚拟的逻辑链条，它已然断裂在历史的深处，因为现实世界已经成为一场完整意义上的虚构世界。[15]

如今媒介环境中的时尚符号体系，往往表现为一种脱离了实物的畸形审美，一种与过去审美标准完全反叛的欣赏框架，但这种反叛可能本身成全了流行文化的本意，即通过关注“丑”、“恶”的符号体系，与社会道德意义上推崇的“美”、“善”形成强烈对比，借由这种强烈对比，完成一种诡异的反叛。

二　城镇化进程中媒介的信息特征

改革开放以前，中国的城镇化进程是比较慢的，改革开放以后，可以说中国的城镇化进程突飞猛进，城镇化水平也在稳步提高，与之相适应的大众媒介也在不断发展，无论是信息的来源还是传播的方式都有着很大的改变。

在几十年前，中国的大众媒介还是传统类型的，信息的来源是比较单一的，只能从有限的社会渠道获取必要的信息。而在获取这些信息之前，各级政府的宣传部门都已经对信息进行了严格的审查和控制。传播学中有一个守门人原理，指的是信息在大众媒介流动的过程，处于媒介节点的守门人会对流动的信息进行把控和筛选，决定哪些信息可以通过，哪些信息不能通过。只要有一个节点上的守门人关闭信息流通的渠道，这一信息就不可能出现在人们的面前，为人们所知晓。其实这一理论，既不适应改革开放以前的中国媒介生态，也不适应当时的媒介生态，因为有一些信息在进入大众媒介之前就在政府部门等组织的核查下被拦截了。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媒介生态在信息的来源方面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大众信息来源的封闭格局被打破了，取而代之的是全新的开放模式。目前，中国大众媒介信息来源的范围大、渠道广、方式多、涉及深，在中国以前的历史上是没有的。以报纸、广播、电视为传统大众媒体的信息来源较以前有了很大的改善，而且较以前还增加了网络、手机等新兴媒介。目前在中国，信息来源除了政府和国家通讯社以外，还有通过媒介本身的人员采写获得信息，中国的大众媒介在发挥自身采访优势的同时，还尽量利用社会力量扩大信息来源，培养新闻人，鼓励群众提供新闻线索等。当然，大众媒体相互利用信息资源也是信息来源的一个重要途径。

除了信息来源以外，信息的传播途径较改革开放之前也有相当大的改观，经历了一个从狭隘到宽阔的过程。这一改变，对中国媒体信息传播效率的提高具有重要意义，并推动了中国传播事业的进步。比如电视的普及、网络的发展等都大大拓宽了传播的途径，促进了信息的交流和碰撞。

三　我国农民工的思想观念

大众媒介在城市的发展顺利而平稳，在大城市的发展更为迅速。而农民工的媒介素养却伴随着大众媒介的发展近乎逆向发展。当大众媒介集中于少数人手中的时候，它不可能代表广大人民的利益，也不可能传达和疏导广大人民的心声。大众媒介局限于小众，逐渐成为小众精英的舞台，受利益的驱使，也给大众媒介自身的发展上了枷锁。

人是社会发展的主导因素，著名经济学家汪丁丁曾说过，中国经济的深层忧患是文化缺陷。文化素质的低下制约了人的发展，成为社会与经济发展的“瓶颈”。广大的农民工是国民的主体，却恰恰是文化素质缺乏的群体，因此扭转农民工文化素质不高的局面是刻不容缓的大事，是经济发展的关键。农民工还是政治的主体，较高的政治素质能促进经济的良好运行，同时也有利于社会矛盾的舒缓，是构建和谐社会的稳定剂。农民工作为社会的重要角色，农民工媒介素养关乎农村社会的发展，提高农民工媒介素养，引导广大农民工参与农村建设和改革，促进农民工更新意识的转变，这对国家经济和民主法治建设都是至关重要的，同时对国民素质的提升也有积极的推动作用。

在政府的政策方面，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实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最艰巨的任务是解决“三农”问题。从十六大到十六届三中全会、四中全会、五中全会，党中央进一步深化了新世纪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发展新阶段的指导思想和基本思路，提出了解决“三农”问题的总思路、措施、目标和要求。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明确提出把解决“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研究了新形势下推进农村改革发展的若干重大问题。中央连续多年来的一号文件显示，“三农”问题一直是常抓不懈的任务，在不同的历史时期，都有相应的政策出台。目前，我国全力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是保证小康社会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宏伟目标实现的重大战略决策。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必然要求，是解决“三农”问题的必由之路。

农民工文化素质普遍偏低，是制约农村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农民工缺乏对市场的预测判断，对新的科学技术更是难以驾驭，很难适应现代化生产的要求。没有相应的文化素质，科技转化为生产力就无从谈起。农民工媒介素养偏低，难以满足农业信息化的要求。不能有效搜集、把握农业信息，不仅会错失许多机会，还使得农民工对瞬息变化的市场情况茫然无措，只能凭借感觉、经验应对，难以抵挡市场风险。

农民工素养低下严重制约创收。加拿大经济学教授巴马伦顿·威尔马对世界上111个国家的产出与教育关系的研究证明，“一个人所接受的学校教育每增加一年，产出就要提高5—15个百分点”。美国经济学家D.GaleJohson分析，中国农民工在校时间每增加一年，其收入就可增长3—5个百分点。国内有的学者研究也表明，农民工平均教育程度系数每增加一个单位，其非农收入占生产性收入的比重将增加11％。农民工自身素养的提高对农村经济的发展有促进作用。

有学者指出，农民工观念体系的基本内涵包括经济观念、政治观念、精神观念、文化观念、法制观念等。深化农村改革，不仅是建立体制机制，更要转变农民工的观念，让农民工在观念上实现了转变，才能实现农民工从传统人到现代人的转变。如果只靠外部的力量去建设新农村，进程是缓慢的。充分调动内驱力，让农民工活跃起来，打破陈旧观念，积极接受新事物、新技术、新制度，就可以实现农村的可持续发展和全面进步。根据中共中央组织部的决定，从2008年起用5年时间选聘10所高校毕业生到农村任职，以改变农村干部结构，促进新农村建设。此举的直接动力是改变干部结构，其影响却是巨大的。一批批大学生进入农村的同时，也将新思想新观念传播到了农村，他们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农民的价值观念、思维模式、行为方式。我们从近些年来的报道以及近些年来新农村建设的成就便能发现这一可喜的转变。农民工的观念不是一成不变的，是可以影响和改变的，这对农民工媒介素养的提升是有益的。

四　农民工媒介素养的重要性

现在的通信传播技术高度发达，传统媒体获得极大提升，新媒体不断涌现，新旧媒体联合互动，资讯开始全面进入人们的工作与生活，日益深刻地影响并改变着人类的生产、生活方式与管理方式。新媒体的出现使得信息传播的时效性更强，媒介信息容量增大和传播双向互动性的增强。个人与信息的关系变得相对密切，更多的受众从单一受传者的角色中解放出来，利用新媒体传播自己的见闻和看法。农民工作为一个特殊而独立的群体在媒介中的作用也越来越大。

改革开放后，大批农村劳动力进城务工，城市中的农村人口数量激增。中国的农民工现有2.5亿人，其中外出务工的农民工有1.5亿人。[16]近年来农民工问题虽引起了社会的关注，但农民工群体在群体形象、社会话语权方面并未受到公平待遇。特别是在媒介日益数字化和网络化的今天，农民工在其正当权益和要求得不到满足的情况下就可以利用大众媒介维护自己的权利。所以，农民工的媒介素养显得尤为重要。

（一）维护自身权利

农民工群体作为一个受众群体而言，其经济水平、受教育程度等处于较低水平。这就决定了其在资讯时代的大背景下并不能像市民一样享受媒介进步所带来的信息盛宴。由于社会资源较少及自我主动表达意识的缺失，农民工很少能通过网络等媒介渠道来维护自身权益和发表自己对社会事件或现象的看法。

（二）信息获取便捷

农民工在信息获取和选择方面的困难。由于工作时间、工作内容、经济因素的影响，农民工并没有充足的时间、精力去阅读或收看相关媒体报道。其接触媒体的机会相对有限，而且其接触的信息层次较低，偏重于娱乐性、社会性新闻。

资讯时代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信息过载。除了传统媒体一如既往地刊发或播出自己的内容外，网络作为更为及时和便捷的通道，将更多、更新的信息呈现在人们面前。信息充斥着人们生活、工作的方方面面。在信息的汪洋大海中，过量的信息加大了人们寻求对自身有用信息的难度。对农民工而言，这点表现得尤为明显。一些调查发现，农民工也正越来越多地接触网络电视、视频网站等媒介，但他们在其中很难找到对自己有实质性帮助的内容。

信息增多对受众的信息辨别分析能力也提出了更高要求。频发的假新闻事件以及网络谣言都对信息辨别分析能力的重要性做了注脚。不信谣、不传谣应该是现代受众必备的素养，但农民工群体在此方面的素养和能力并不尽如人意。总体来说，其对信息的分析和鉴别能力仍然较差。

在获取信息方面，媒介素养的提高能让农民工对新闻及各类媒体有大致了解。这能帮助农民工更便捷地使用各种媒体以获取生活和工作所需的信息。媒介使用的熟练程度对受众获取信息会有直接影响。通过媒介知识的学习，农民工能够利用网络等新工具来获得、筛选信息，对广告和新闻的关系有更好的认识，认清广告的真实面貌，使自己不被虚假广告欺骗。

（三）争取话语权

在争取话语权方面，通过自身媒介素养的提高，农民工能更好地参与到媒体的新闻报道中去。相对于获取信息，这是受众利用媒体的更高层次。通过媒体发出自己的声音并获得舆论支持和相关部门的关注是农民工维护自身权益的重要方式。社会公平需要媒体的监督，但媒体监督很多情况下是建立在利益受损者主动向媒体提供相关线索、信息的基础上的。所以农民工在提高媒介素养后能更好地通过媒体保护自己的利益，或者是在权益受到损害后能够努力争取和反抗，更重要的是，在争取利益的同时还能保护自身的生命、财产安全不受威胁。

（四）政治参与的途径

政治参与是受众自身政治权利、社会地位方面的表现和实现形式。现今情况下，农民工对政治的热情还较低，对社会政治也很少有机会发表看法，这与社会发展的趋势是不相符的。社会的发展和进步需要每一个成员的参与和表达，而政治参与便是其中重要的一个方面。对时政的关注可为农民工提供最新的国家大政方针、政策等信息，特别是和农业相关的新闻。

农民工不仅是受众，还是传播者。对于游走于农村和城市的农民工来说，他们不仅习惯了农村生活，也体验过城市生活。当他们回到家乡时，他们的所见所闻都是一笔宝贵的财富。农民工中的意见领袖应成为媒介素养教育的重点和突破口。意见领袖在其所属群体中有较大影响力和发言权，甚至能左右群体成员对事物的看法和态度。很多实证研究表明，信息或技术并不是单个层级的传播或推广。罗杰斯在《创新与普及》中强调多级传播，认为意见领袖在其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所以，通过对农民工意见领袖的重点教育和培养，其所能影响的成员在媒介素养上也会相应提高。在意见领袖的带动和影响下，农民工能够更好地学习媒介知识和媒介技能。农民工意见领袖对该群体应如何通过媒体保护自身权益不受侵犯等问题也会起到推动作用。

五　农民工媒介素养研究的可能性

我国农民工的媒介特点

（一）话语权的缺失

经济政治发展的不平衡，使得农民工在今天的中国成为巨大的失语群。我们很少能听到农民工的声音，也习惯了他们无声的沉默，但沉默孕育的是极端的爆发。2004年，“中国农民工调查”的出现，对农民工现状的报道无疑是让所有人震撼的，这是我们在媒介上从未接触过的信息。农民工的真实境况一再被掩盖，媒介营造着自主意识下的农民工生活图景。这种震撼恰恰说明农民工没有话语权，农民工丧失了表达的权利。报纸上连续出现的农民工跳楼讨薪的报道，让人反思，被社会边缘化了的农民工，不寄望于制度、法律以及大众媒介，采取的却是不理智的行为。后现代思想家福柯说过：“话语意味着一个社会团体依据某些成规将其意义传播于社会之中，以此确立其社会地位，并为其他团体所认识的过程。”[17]所谓话语权并不是仅仅表达所想，而是能否在社会上得到认可，进而维护自己应有的权益，能参与社会的讨论并能发出自己的声音。社会存在不同的群体，各个群体都需要享有平等的话语权。而大众媒介作为社会意见的疏通渠道，应是公共的话语平台，农民工本应该享有公平的话语权，或者说他们更需要这个平台。保证开放、通畅的话语渠道，是大众媒介不可推卸的责任。但现状不容乐观，农民工作为弱势群体，表达的空间逐步萎缩，真实的声音口哽咽在喉。

（二）信息沟扩大

有学者指出，信息流的增长往往会产生负面效果，即某些群体知识的增长远远超过其他群体。因此，将会出现并扩大社会群体间在某一特定问题上的“信息沟”。[18]农村受众基于自身生存环境的限制以及内在接受程度的束缚，面对日益更新的信息社会，不会像城市受众那样，接纳并迅速更新。相反，过于迅速的更新会影响农村受众的接受。与生存环境完全不同的概念要植入封闭的农村，不会起到积极的作用。大众媒介的高度发达对于相对落后的农村以及文化素质有限的农民工来说，并不一定能产生既定的效果，或者产生的是负效果。新媒体享受者是具备一定知识水平的群体，对于农村受众来说，新媒体更加大了这种“知沟”。这样的“知沟”就如马太效应，强者越强，弱者越弱。[19]

（三）文化霸权盛行

“文化霸权”是意识形态领域的权力现象。顾名思义，也就是一个占据主导地位的群体对于非主导地位的群体的主宰或者控制。这种主宰与控制不是阶级斗争的产物，而是社会力量的抗争。葛兰西文化霸权理论将这种权利斗争单一化为阶级层面，忽略了在不同的社会形态中，是由各自的矛盾运动产生不同的主体与客体，是一个多元化的相对开放的体系。另一些学者对葛兰西霸权理论做了重新思考：在特定社会形态中，可能存在着多样化的领导权关节点，如女权运动、和平运动等，而不是单一的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之间的斗争，问题的关键在于领导权的解读。[20]

城市文化与农村文化的冲突，促使农民工原有的价值体系瓦解，在面对以城市文化为主导的价值体系时，农民工显得不安、窘迫、难以应对。在激烈的碰撞下，城市文化占据领导权，形成文化霸权，大量陌生的外来文化造成农民工心理上的压力。我们不能否认大众文化的促进作用，但是巨大的落差使得农民工天然地成为被主导者。广大的农民工成为了非主流，社会发展越不平衡，矛盾冲突越激烈。

从农民工的心态出发看待媒介，如果媒介与农民工生活并不贴近，农民工对媒介的依赖也会逐渐丧失，在农村传统的价值观念下，农民工更乐于选择人际传播等方式。这种看似原始的行为更符合农民工的心态。对于农民工，媒介不过是新技术的代名词，精英阶层的发声器。媒介社会公器的功能在农村丧失殆尽，久而久之，农民工对媒介变得麻木和疏离。

人类与媒介之间的互动构成了受众生态环，那么不同的受众会形成不同的媒介生态，农村受众的媒介环境远不能与城市受众环境相提并论。媒介的传播范式及其受众意识的偏离极易引发对媒介生态平衡的破坏，造成不同群体间的信息资源不平等。[21]媒体受利益驱使，指向城市中具有消费能力的受众。对于农村受众基本是忽视的，这就破坏了媒介生态环境的平衡，造成了农村媒介的荒漠化。这样的循环促使“知沟”加大，农民工媒介素养的问题渐行渐远。2011年3月，安徽非法私人设置电视台被媒体曝光，让我们看到了在安徽乡镇存在的违法违规行为是多么严重。电视台这样的媒介只能国家拥有，但是在乡镇却滋生了私有电视台，反映了媒介生态的问题，农村受众媒介资源有限，受众媒介素养偏低，使私有电视台有了可乘之机。

第四节　农民工媒介素养基本现状

一　农民工媒介素养与基本要素的关系

西安交通大学人文学院媒介素养课题组对在西安市工作的农民工进行了问卷调查，调查的基本情况如下：

（一）农民工与性别

此次调查问卷的有效样本中，男性627人，占样本总数的75.53％，女性173人，所占比例为24.47％（见图2－1）。

（二）农民工媒介素养与教育程度之间的关系

现代传播学研究认为，受教育程度会明显影响受众对不同媒介的选择。文化素质较高的受众更倾向于选择印刷媒介，以便在阅读文字时使自己的思考能力得到有效发挥。通常情况下，稍纵即逝的电视节目和声情并茂的广播节目的受众多为文化程度相对较低的在外作业者及文化程度一般的生活孤独者。电视的现场感能够充分调动受众所有的感官通道，但相对于报纸读者而言，电视对受众的文化程度要求不是很高而成为受众普遍接受的媒介手段。我们的调查数据表明，小学及以下的农民工收听、收看广播电视节目的强度较高，这也从侧面验证了传播学关于电视节目更适于文化层次较低人群的规律。高中及以上文化程度的农民工在收听、收看时事新闻节目时的热情更为高涨，而且他们谈论国家政治情况的强度也明显高于其他分组，这部分农民工传播时事新闻的能力也比较强。

在访谈中发现，新生代农民工利用新兴网络媒体的能力较强，主要因为他们的计算机技能以及文化水平都比较高，利用网络获取信息是年轻一代文化程度较高的农民工的优先选项。新生代农民工作为网络的使用者，不仅具备一定的计算机操作能力，还具备了较高的思维能力和语言文字基础。由此可见，随着科技和教育水平的发展，新生代农民工在计算机的操作上已经具备了一种很好的接受能力和很强的应用能力。新生代农民工在媒介的选择和使用上还是有很高的水准，尤其是对网络的选择率已经成为仅次于电视的受新生代农民工青睐的媒介选择方式。

小学及以下文化程度的农民工希望通过媒体反映自己身边事物的意愿较强，这是因为他们利用其他方式传递相应信息的能力较弱。而文化程度在高中以上的农民工在这方面也表现出较为强烈的愿望。通过访谈发现，后者对媒介的功能具有更为全面的了解和把握，因而其媒介素养水平明显高于文化程度较低的农民工。

由图2－2我们可以看出，在学历教育方面，总体来说普遍较低。初中所占比例最高，占49％；其次是职业高中学历与小学学历，分别为31.8％和13.2％；小学以下所占比例为4.8％；普通高中与技校所占比例最少，分别为1.0％和0.2％。大多数的农民工都是初中上下的受教育水平，其媒介素养因其受教育程度而受到一定影响。

（三）农民工媒介素养与从事行业之间的关系

当前，随着我国产业结构的升级、城镇化的发展、农民工教育培训的加强和新生代农民工文化素质的提高，农民工的就业结构和就业方式都将继续发生深刻变化。总体来看，我国外出农民工就业的主要领域是制造业，占农民工总量的一半以上。餐饮、娱乐和新型服务业等第三产业吸纳农民工的能力正在增强。

经过我们的科学考察发现，其中建筑业从业者占32.0％，采掘业、制造业及资源的生产及供应业从业者占26.7％，交通运输、仓储、邮电通信业及批发零售贸易、饮食业从业者占22.3％，从事社会服务业的人占19.1％。

二　农民工媒介素养现状

目前的农民工与我们对农民工的传统认识有一定的区别，一方面他们的文化程度有所提高，另一方面他们也并未盲目地将城市视作天堂。尽管他们每月的绝对工资值有所提高，但在社会环境和生活条件下观照，工资收入的相对值并没能得到真正意义上的提高。年轻一代的农民工渴望融入其工作生活的城市，渴望城市能够尊重他们，渴望真正的城市生活方式，但现实提醒他们，那只能是渴望中的空中楼阁，或许这也是激励他们前进的目标。

经过一系列的调查研究发现，在众多的传播媒介中，农民工接触最多的就是电视；除电视外，农民工的媒介接触度总体偏低，媒介在农民工的生活中并非不可或缺，这与城市人对大众媒介的依赖形成鲜明对比。时间有限成为制约农民工接触媒介的最主要因素，媒介内容是否吸引农民工也是制约农民工接触媒介的重要因素。

（一）媒介的接触频率

自进入21世纪以来，居民生活水平与购买力有了很大提高，对新兴媒体的认识程度也越来越高。然而农民工对媒介的认知状况却不尽如人意。当被问到是否对广播完全了解时，72.06％的受访者选择了一般了解。特别是对于近些年来逐步发展起来的网络，仍然有21.43％的人表示完全不了解。由此来看，他们更多了解的是电视这种更为简单的传播媒介。

综上所述，不管哪种媒介形式，农民工最常接触的媒介内容都是新闻，然后才是依据媒介自身的特点与内容进行选择，如电视上的电视剧，报纸上的健康保健、读书文摘，广播中的热线情感交流，网络的聊天。由此可见，农民工对媒介的认识比较理性，根据不同的媒介形式选择自己所需要的媒介内容，而不是通过单一的媒介渠道获取信息。

（二）媒介接触的动机

从整体上看，农民工接触媒介的最主要目的为娱乐消遣，农民工从大众媒介中得到最多的也是娱乐。其中，看电视的最主要目的是娱乐消遣；阅读报纸的主要目的是获取就业信息、了解国家方针政策；听广播的最主要目的是娱乐消遣；上网的最主要目的是娱乐消遣、获取就业信息；看书的最主要目的是获取新知识；看杂志的最主要目的是娱乐消遣。我们据此做了一个关于上网目的调查图，可见其上网的原因仍是以娱乐和了解信息为主。

农民工接触媒介的目的性较强，根据自己的需求选择媒介。在农民工看来，不同的媒介所具有的最主要作用也是不一样的，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农民工媒介素养的提高。

（三）媒介的使用情况

尽管农民工在使用媒介的过程中，一个非常重要的目的就是获取就业信息，这在读报纸和上网中也非常明显，但通过对农民工信息获取渠道的调查发现，大多数农民工的就业信息是周围人告知，只有20％的人表示是从报纸中得知的。当然，这也与大众媒介是否提供相关的就业信息有关，不管怎样，农民工在使用媒介时，其获取就业信息的需求并没能得到满足，媒介使用效果不尽如人意。所采取的隐性指标测量结果发现，与娱乐信息相关的题正确率最高，其次为国内要闻题；而与农民工自身相关题的正确率却是最低的。[22]

由此可以推测，娱乐信息的传播效果强于新闻类信息，强于与农民工相关信息，解释这一现象可以从农民工和大众媒介双方着手。对于农民工而言，也许是他们只对娱乐信息感兴趣，倾向于选择娱乐信息，忽略其他信息；对于大众媒介而言，可能是大众媒介所提供的娱乐、国内新闻信息量远大于与农民工相关的信息量，或者大众媒介并没有以同样的态度和努力传播这三种不同类型的信息。作者在此只是稍作猜测，只有在全面了解了农民工的需求和大众媒介的报道之后才能对这个问题做出令人信服的回答。在后面的章节中将会进一步分析和解释这一现象。

（四）农民工媒介参与现状总结

从农民工对媒介的选择和认知能力看，媒介已经与农民工的日常生活紧密结合在一起，成为影响农民工进行选择、判断与思考的重要力量，特别是电视和手机。农民工每天在各种各样的媒介环境下活动的时间越来越长。调查结果显示，绝大多数的农民工在搜索和获取信息方面会选择新闻联播、《人民日报》，还有很多大型搜索引擎和大型门户网站，这样他们搜索自己需要信息所花费的时间也大大减少，充分说明他们在信息海洋中获取信息的能力已经有很大提高。然而，从媒介中得到娱乐放松与了解社会的变化情况是农民工接触媒介的最主要原因，农民工利用媒介学习知识与寻找实用信息等方面的能力还亟需提高。

从农民工对媒介及媒介发布信息的准确理解能力和理性批判质疑能力来看，现阶段农民工对媒介信息的批判能力还需要大幅提高，应该以更加理性的目光看待各种信息，对媒体发布的信息不应该一味地信任，对网络媒体报道内容的真假也能够进行有效辨析。由于农民工文化水平低，农民工群体对于媒介的运作、媒介发布新闻的途径等知识都还处在较低水平，甚至有些还处于盲区，对媒介、媒介信息、媒介运作的认知都还停留在表面，还未处于自我判断与自我接受阶段。

从农民工传播信息、运用媒介、积极参与媒介以实现自身发展的能力看，农民工在媒介互动内容类型选择上已有很大发展空间，对媒介内容的参与范围也越来越大，虽然农民工媒介工具使用与参与媒介的能力有了很大的提高，但整体情况仍不容乐观。

三　城镇化进程中农民工媒介素养存在的问题

（一）传统媒介比例失衡

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农村的面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但是改革并没有使农村彻底摆脱贫困落后。农村的发展显然跟不上全国发展的步伐。20世纪90年代以后，中国农村的发展出现了失衡，中西部地区农村发展与中国经济的整体结构不相适应。农村问题是重要问题但不是研究者的宠儿，经历一段时间的冷遇后，在政策的引导下，“三农”问题的研究逐步升温，但是学界对“三农”问题的关注较多集中于政治、经济、社会等硬性问题，对农村信息、观念等软性问题的关注欠缺。学界关于农民工素养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教育领域，以新闻传播学的视角研究农民工素养问题的还不多。中西部农民工媒介素养涉及范围广，全面的实证研究颇有难度，我们选取前人的实证研究样本，通过对比研究中西部多个省份的个案，从中找寻一些共性。就中西部地区农民工媒介素养来说，呈现如下状态。

电视是主要传播媒介，电视在广大农村的普及率非常高，但有线电视的用户还未普及，据郑州调查数据显示，在郑州农村地区，每家都有电视机，但有线电视网的比例仅占25％。[23]看电视是农民工休闲生活的主要方式，对于落后的农村地区，没有更多的娱乐设施，只能选择看电视，对电视的依赖度很大，但是没有有线电视网，因此电视频道很少，符合农民工喜好的电视节目本就不多，农民工虽然接触了电视，但是从电视上获取的信息范围是狭窄的、有限的。正是通过电视的普及，人们才可能意识到似乎远离自己的南水北调、环保、艾滋病、毒品问题；正是电视，使得少数人群、弱势群体有了被关注的机遇并产生关注自身权利的意识，像一面社会的折射镜，人们可以直接获取来自外部不同方面的信息，也可以利用电视，折射自己的境况。理论上看，电视确实对农村生活有深刻的影响，但是现实的情况不尽如人意。安西镇调查表明，农民工比较看重媒介传递信息的基本功能，较排斥文学、文艺、音乐、舞蹈、体育、娱乐、经济、财经类的内容。[24]

广播逐渐让位。相比电视，农村中广播的收听率非常低，呈现衰落趋势。河南农村的调查显示，收音机的占有率不足一半，而电视机的占有率是将近100％。“饱”年代的农村，广播还是农民工主要的信息渠道，在电视大规模普及后，广播失去了往日的优势，西部少数民族地区的情况更不乐观。改革开放初期，我国广播事业大力发展，小喇叭的平均入户率已超了80％。但在今天，六成家庭拥有收音机，但经常听电台广播的不到两成，由80％降到14％。可以看出，广播的地位已是今非昔比，在少数民族地区的农村，广播的范围已经萎缩。

纸媒接触较低。纸媒在农村的传播远不如城市。订阅杂志的农民工很少，报纸相对多一些，整体份额也较小。安西与河南的调查均显示，读报的农民工较少，他们阅读的范围倾向国际国内新闻、农村报道、科技知识、法律经济新闻。西部地区报纸拥有量更少，农民工几乎不主动订阅报纸。据林晓华的调查，西部地区自国家整顿报业，取消党报党刊的摊派后，农民工报纸拥有率大大降低。[25]

（二）新媒体利用率较低

新媒体是在新技术的支撑下出现的媒体形态体系，如数字杂志、数字报纸、数字广播、手机短信、移动电视、网络、桌面视窗、数字电视、数字电影、触摸媒体等新媒体在城市的普及很迅速。从心态上讲，城市受众接受新媒体几乎没有障碍，他们乐于尝试新事物。这也促使新媒体在城市地高速发展。但是在农村，传统媒体地位还较为稳固，受众对于新媒体缺乏认识，虽然网络正在跟进，但是远未达到普及的程度。

参考中国互联网信息中心统计的城乡近四年的互联网发展数据，我们得出如下几点结论：

（1）从城乡互联网用户的比例来看，城市网民显著高于农村网民。城市互联网的发展速度也明显高于农村，城乡互联网比例的扩大形成的城乡间数字鸿沟也正在加大。

（2）使用手机作为上网工具的农村网民正在增加，高于台式机的使用用户，可见手机正在取代台式机而成为新的上网终端。

由此可以看出，农民工在网络使用方面还有一定的门槛，不高的知识水平影响了对网络的使用。既有的农村网络用户在网上的活动也多以聊天、影音娱乐、看新闻、查询一般信息为主，利用网络提升个人生产力以及获取致富信息的较为有限。电子商务与中西部农村市场还有很大距离。数据表明，手机上网的用户正在增多，这是可喜的一面，但同时也暴露出电脑终端在农村发展的一些问题。农业部一项对我国千余个农村固定观察点农户信息使用情况的调查显示，在我国，能够通过互联网获得市场和技术信息的农村家庭不足1％。同其他产业相比，农业的电子商务规模很小，通过计算机网络购买生产资料的农户更是微乎其微，依据互联网信息出售农产品的农户不足0.5％。[26]

（三）媒介不能成为知识传播的通道

在农民工接触媒介的过程中还有很多缺陷存在。近些年来中西部农民工整体的知识水平有了很大提高，从农民工接触媒介的内容可以看出，中西部农民工的知识结构与过去相比已经发生了变化。但从中也不难发现，把大众媒介当作消遣娱乐工具的农村受众还占相当大的比重，农民工已经具备了接触媒介的知识水平，但是媒介在农村并没有发挥更大的作用。尤其在推动农村发展方面的作用还没有很好发挥。从报纸的接触可见，农民工更倾向于非文字的媒介，从网络的接触可见，农民工更倾向于简单易行的传统媒体。也就是说，在媒介的选择上，农民工具备了知识能力，但是主动性不高，导致知识的转化率不高，现有的知识水平还得不到应有的信息，或者即使得到信息也不能积极主动地继续去利用它，仅停留在认知水平。学习的欲望不是十分强烈，稳定的现状不易改变。

社会在发展，知识也需要随时更新，媒介与知识应是有效的互动体，互相促进，共同发展。但是在农村，媒介传播的信息在农民工这里没有得到互动，信息反而衰减，因此，媒介传播给农民工的知识越来越少，而受知识水平的限制，又使得农民工不愿接触更有深度的媒介。

大众媒介作为传播中介，连接着知识与受众，良好畅通的传播，对于农民工知识的提升和转化有重要作用。同时它可以弥补广大农村地区学校教育与家庭教育的不足。

（四）媒介不能成为致富的武器

大众媒介的发展促进了现代化进程。世界各个角落都因大众媒介的存在连接成为地球村。即使在遥远的地方发生的事情，也会在一夜之间被全球知晓，这就是大众媒介的力量。农村社会相对封闭、落后，生产力水平相对低下，农民工缺乏灵通的市场信息，缺乏高科技的农业技术，缺乏灵活的销售渠道，导致家有百宝出不了门，守着良好的地理环境却不知如何发展。信息传播不畅通阻碍了农村生产力的发展。农民工靠天吃饭的传统还未太大改观，少数敢于吃螃蟹的人也遭遇重重困难。

调查中发现，农民工更愿意听从周围人的意见，或者说人际传播更为有效；对于媒介宣传的技术和案例抱有怀疑或持观望的态度。

据调查数据显示，“2009年，山西省农民工人均纯收入4244.10元，全国排名第22位，落后于经济发达的东南沿海地区。主动创业的农民工无论数量还是规模均较低，创业的农民工则较为集中于养殖业、种植业、农产品加工业以及建筑等传统的劳动密集型行业，层次偏低。创业农民工缺乏现实的条件比如资源、资本等”。[27]

整体来看，山西农民工缺乏开拓创新能力。而所谓开拓创新就是善于就地取材，合理利用资源，利用大众媒介的信息功能，规避一些投资风险，机动灵活掌握市场，主动创造出新局面。当前首要的任务是通过大众媒介，破除农民工狭隘的意识，打破“小富即安”的落后观念，引导农民工建立开拓创新的创业意识。大众媒介的宣传力量不能忽视，媒介宣传的农民工致富典型，是鼓励和调动广大农民工积极性的强大推力。

研究者在走访中发现，山西农民工有通过媒体掌握信息、了解社会的愿望，并对新闻（包括国内国际新闻和本地新闻）表现出很大的热情，但对信息的运用只停留在知晓阶段，也就是说，并没有通过这些信息来改变或者提高自己生活的实际想法。对于与经济发展相关的农业节目，农民工并未表示出积极的态度，似乎节目只是节目，成功也是个案，别人成功的经验不一定适合效仿，从而把更多的目光投向了娱乐和综艺节目。这样就减少了寻找商机、促进农业经济发展的机会，大众媒介基本成为消磨时光的工具，至少电视是这样。

（五）媒介不能成为转化观念的用具

水土育人，乡风积淀，农村有着独特的文化土壤。淳朴、善良、勤劳、勇敢一直是教科书宣扬的农民工形象。但是时代和社会在发展，农村也在进步，农民工的观念也发生着改变。但是必须承认，比起城市来，农村观念的改变还是比较缓慢的，改变尚需时日，不可能一蹴而就。

首先，保守的思想有待解放。以山西为例，“一亩地、两头牛、老婆孩子热炕头”的固有观念使得他们不愿轻易离开祖祖辈辈生活过的土地，落后保守的思想观念在晋北比晋南更严重，在偏远地区比近郊农村更严重。这反映的是思想上的保守，他们宁愿在本地受穷也不愿外出淘金，宁愿维持现有的小本生意，也不愿赚取更多的利润。大众媒介引导教育的功能效果甚微。

其次，文明乡风的树立困难重重。封建迷信活动在农村的泛滥由来已久。迷信作为一种反科学、非理性的精神现象，一直是中国社会发展的障碍。它危害社会，毒害人的思想，扭曲人的价值观，破坏道德风化，是社会的毒瘤，束缚了农民工的思想。在农村地区，封建迷信屡见不鲜，令人咋舌，而由此导致的非理性行为对农民工是极大的伤害。不仅对思想危害巨大，而且劳民伤财，影响生产，妨碍科学思想和先进文化在农村的传播，影响农村精神文明建设，阻碍农村社会的现代化进程。

观念的转化不是法律的范畴，不是法律法规可以解决的问题，社会的影响和媒介的宣传很重要。大众媒介有责任承担起改造不良风气的任务。事实上大众媒介也一直努力在做。从电视到报纸到网络，都可以看见相关的报道。但总有不负责任的媒体在利益的驱使下，把落后的封建活动作为炒作的噱头，大肆散播，使电视节目低俗化，扭曲了媒介形象，造成了极坏的影响。

第五节　城镇化进程中农民工媒介素养教育

一　学习媒介基本知识，增加对媒介的理解

媒介基本知识主要包括新闻学和传播学的一些基本理论和概念。通过学习，农民工可以明白新闻、传播是什么样的，新闻是怎样生产的，报道是如何策划出炉的，报道会产生什么影响。了解了这些基础知识，广大农民工就可以更加积极和自信地去接触和利用媒介。农民工树立媒介素养自我教育意识就是要主动学习媒介基础知识，增加对媒介的理解，切实掌握媒介基本操作技术，提高媒介使用的能力，同时还要强化理性判断和分析能力，培养媒介使用的道德。只有这样，农民工的媒介素养才会得到提升，其利用媒体的能力才能得到进一步提高。[28]

在了解和掌握了媒介基本事实和基本操作技术的基础上，广大农民工还要能够透过表层信息洞察其背后所隐匿的深层含义，看透其价值取向以及传播者的意图，从而可以理性判断和分析。

二　提升传播者自身媒介素养

在社会转型过程中，一些媒体和新闻工作者为了商业利益，往往罔顾职业操守和职业精神，致使新闻朝着低俗化、煽情化的道路发展。在这种情况下，大众媒介对公众进行媒介素养教育显得举步维艰。笔者认为，要提升农民工的媒介素养，传播者就必须提升自身媒介素养。

在建设和谐社会过程中，大众媒介应该平等地关注农民工与民众，主动报道关注农民工群体，改变农民工在媒介话语权上的弱势，改变“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现状，维护其合法权益。同时，大众媒体必须重视农民工的消费习惯和个性化需求，自觉报道对农民工有利的信息如国家政策、招工信息等，曝光伤害农民工利益的事件如克扣工资、欺骗行为等，以营造适合农民工生存的媒介环境，而不应仅猎奇、追求趣味。

三　长效机制的建立

健全的机制是保证人才稳定的关键。与农村相关联的词汇多是贫困与落后，如何留住人才，让他们积极发挥光和热，是值得思考的问题。政府在这方面需要建立健全相关机制，保障大学毕业生的利益，让他们心甘情愿从事对农媒介的工作。

首先，可以出台相关政策，向农村地区倾斜，提高专业从业者的薪酬；其次，以政策为引导，鼓励人才设立项目，开发农村沃土。现在众多的城市打工蜗居族，面临严峻的就业形势，在生活成本不断提高的压力下，人们的择业观逐步发生改变，更加趋于理性。相信在政策的保障和健全机制的指引下，对农媒介人才的培养和留用是有可能的。农村天地广阔，有识之士大有可为。

四　政府有力的支持

政府是农村发展的强大后盾，农民工媒介素养的提高离不开政府的决策。政府在引导和推进新农村建设中发挥着巨大的力量，在资金、政策等方面的支持更是农村地区发展的保障。

政府的财政支持能力，在大众媒介资源的配置与发展方面起关键的作用。“村村通工程”就集中体现了政府财政支持的力度。这一项耗资百亿元的大工程，在三年的时间里解决了十万多个行政村的广电问题，让千万农户收听到了广播、看到了电视，使农村的传播面貌得到了巨大的改变。[29]这项工程惠农无数，使大众媒介在农村得以普及，完成了硬件建立的第一步。我国媒介资源分配存在极大的不平衡性，就东西部农村地区来说就存在很大差距。整体来看，专门的农业电视节目也极为匮乏，只有少数电视台开办了农业频道。根据央视2003年对央视一套与央视七套的收视调查显示，央视七套农业节目在农村地区的覆盖率仅为26.4％，而央视一套的覆盖率却高达73.7％。从中可以看出，唯一的较为专业的农业频道在农村仍然有大部分受众无法看到，地方台的情况更加严峻，没有专业的农业频道能在全国范围内产生影响。

农村地区电视的普及不等于传播内容的普及，广播普及的情况亦然。[30]这不能不引起重视，“村村通工程”传达了政府的良好愿望，但是节目资源的匮乏与传播的不均衡使传播效果大打折扣。政府应在媒介体制等方面形成引导，重视“三农”节目的开发，从而形成人才培养—节目制作—节目传播—效果反馈的良性循环。

五　充分利用社会各界的资源和力量

政府资源毕竟是有限的，因此“以政府为主导”不能只依靠政府，也需要引导社会各界参与到提升农民工网络媒介素养这项系统工程中来，社会资源和力量主要指大众媒介、企业和非政府组织等。

在现代社会里，大众媒介已经成为人们获取知识与信息、学习社会规范、实现社会化的一个重要工具。网络媒介作为一种新媒介还没有完全融入农民工的日常生活，但农民工对传统的大众媒介如报纸、广播、电视、书籍、杂志等，具有较好的接触和使用，因此可以充分发挥大众媒介对农民工网络媒介素养的培养作用，其培养作用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1）激发农民工对网络媒介的需求：充分利用大众媒介，如广播电台、电视、报纸、杂志等全方面、多角度地介绍互联网发展的最新技术成果，通过典型宣传揭示互联网给社会和个人发展带来的深刻影响，让农民工看到网络媒介的功能和价值，从而激发农民工利用网络媒介的欲望和动机，最大限度地改变他们对网络媒介可有可无的固有观念。

（2）培育农民工的公民观念：大众媒介应该把更多的注意力投入农民工身上，加大对农民工的报道力度、广度和深度。关注农民工群体维护个人正当权利的故事，提倡艰苦奋斗、勤劳致富、开拓进取的精神。通过社会和各级媒体的大力弘扬，激发和培养农民工参与国家公共事务管理的意识、监督国家权力运行的主人翁意识和责任意识、维护个人正当权益的意识以及独立的人格意识等。只有具备了这些意识，农民工才会主动学习和了解各种媒介，更好地利用各种媒介为自己服务，参与到社会互动当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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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英］大卫·帕金翰著：《英国的媒介素养教育：超越保护主义》，杨晓丽译，《媒介研究》2004年第3期。

[2]http://medialiteracy.education.uconn.edu.

[3]［美］斯坦利·巴兰、丹尼斯·戴维斯著：《大众传播理论：基础，争鸣与未来》，曹书乐译，清华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367—368页。

[4]杨光辉：《走向传媒——如何开展媒介教育》，蔡帼芬等主编：《媒介素养》，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67页。

[5]孙文彬：《媒介素养内涵演变与发展研究》，硕士学位论文，中国科学技术大学，2009年，第36－48页。

[6]杨英新：《寻找世纪迁徙中的数字路标——农民工媒介素养教育前瞻》，《中国劳动关系学院学报》2010年10月。

[7]张锦：《信息与传播：研究分野与交融》，知识产权出版社2008年版，第229—238页。

[8]冯延群、荣维东：《媒介素养教育：课程历史和文明的视角》，《中国电化教育》2008年第7期。

[9]［美国］斯坦利·巴兰、丹尼斯·戴维斯著《大众传播理论：基础、争鸣与未来》（第三版），曹书乐译，清华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351页。

[10]［美国］斯坦利·巴兰，丹尼斯·戴维斯著：《大众传播理论：基础、争鸣与未来》（第三版），曹书乐译，清华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369页。

[11]Renee Hobbs，“The Seven Creat Debates in the Media Literaey Movement”，Journal of Conununieation，Winter，1998，48（1）：pp.16－32.

[12]David Buekingham：“Media Education in the IJK：Moving beyond protectionism”，Journal of Conunmunieation，Winter 1999，pp.33－43.

[13]纪东：《传播理论——上课讲义书》，高点文化事业有限公司2001年版，第348页。

[14]徐培汀、裘正义：《中国新闻传播学说史》，重庆出版社1994年版，第141页。

[15]陆唯怡：《全媒体时代的媒介生态环境变革》，硕士学位论文，华东师范大学，2012年，第28—31页。

[16]http//news.sohu.com/20121112/n357394320.shtml.

[17]王治河：《福柯》，湖南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59页。

[18]［英］丹尼斯·麦奎尔、［瑞典］斯文·温德尔：《大众传播模式论》，上海译文出版社2008年版，第107页。

[19]石静：《中西部农民工媒介素养研究》，硕士学位论文，山西大学，2011年，第19—21页。

[20]http://baike.baidu.eom/view/141567.htm.

[21]朱月、许学峰：《农村受众生态环境的失衡及其重构——浅析如何提高农民工媒介素养来改善农村受众生态环境》，《采写编》2009年第4期。

[22]刘娜：《农民工对媒介的使用与满足研究》，硕士学位论文，同济大学，2008年，第27—46页。

[23]郭颖：《河南农村传媒生态功能研究》，《前沿》2010年第4期。

[24]郑智斌、樊国宝：《论农村受众的媒介素养教育——基于安西镇调查的视角》，《南昌大学学报》2005年第5期。

[25]石静：《中西部农民媒介素养研究》，硕士学位论文，山西大学，2001年，第24—25页。

[26]http:z/baike.baidu.eom/view/11495lo.htm.

[27]曹扬、陈霞：《制约山西农民工增收的障碍与对策》，《中共太原市委党校学报》2010年第4期。

[28]钟世潋：《全媒体背景下农民工媒介素养提升策略浅谈》，《科技视界》2013年2月，第102页。

[29]陈崇山：《谁为农民工说话——农村受众地位分析》，《现代传播》2003年第3期。

[30]刘雪梅：《大众传媒发展知沟现状当议》，《当代传播》2003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