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究竟历史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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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编 历史哲学导论

第一章 历史是什么

今天以前为过去,却不都是历史。过去是以时间为转移的,历史则是以认识为转移的。历史是与整个人类文明相关的、体现人类存在的种种表象,所谓历史即是人类文明的历史。历史按其本意是关于整个人类的,而整个人类的概念则是近代的产物。历史是人的历史,物质的精神的。历史及历史认识都是人的创造物。

——作者题记

历史,一种隐藏的力量。

——黑格尔

一 历史释义

历史是什么,或什么是历史?

这种发问通常有两种情形,一种是非历史专业人士的提问,提问本身隐含着或者就是明白的表示,希望得到一个关于“历史是什么”的较为直接的、简单的、确定的甚至是权威的答复。每每遇到此种情形,本人都深有惶恐不安、力不从心之感,脑海里涌现出如潮般的意念,真不知该从何处入手、何处作答,因为看似简单的提问,但绝不可能作一个简单的答复。事实上,答复是复杂的,或者某种意义上讲不可能有一个现成的、标准的或唯一的答案。

事实上,这不是一个问题,而是一个论题。

另一种是历史专业人士的提问,这种提问本身表现了相当的认识水准和史学修养(即并不是每个史学工作者都会或都能提出这样的问题),每每遇到此种情形,本人都会愉快地引以为同道并大大地引起了与之讨论的兴趣与冲动。

的确,这个论题只适合讨论。

在历史学者看来,“历史是什么”的提问与论题本身是深刻的,因为这是本质的因而是哲学的论题,并且有着难以想象的讨论余地和空间。

作为论题或命题而言,问题阈及问题本身的含义如何是根本的问题,这本身就是研究的逻辑起点,也是研究进程的展现和研究成果的体现。

历史是什么?

作为论题或命题来说,至少包含了“什么是历史”和“如何认识历史”两个基本的问题与方面。这是该论题或命题的全部含义和意趣所在。

“什么是历史”,“如何认识历史”,作为历史学的核心问题而被揭示出来,今天或者从历史学的研究历程来看,其本身已经是非凡的学术成果了。实际上所有的历史学的成果,都是对这一核心问题在不同层面、不同研究发展阶段上的展示,或者,所有的所谓历史学的研究成果和学术意义,都体现在对这一问题的不断推进和发展的认识上。

真实的感受是,每每面对“什么是历史”、“如何认识历史”这一论题时,都使作者的思绪和情绪不能自已!无论是问题所蕴含的深度、价值和意义还是讨论的余地和空间,都那么令人神往同时又颇感无奈。神往的是,这真正是对人类智力智慧的无以复加的考验;无奈的是,对人类智力智慧的极不情愿的怀疑。沉重一点说,这是人之为人、文明之为文明必须承受的,轻松地说,这是人类认识的永无止境的智力游戏。

最有意思和最不可思议的学术现象表现,“历史是什么”、“什么是历史”,本是历史学的核心问题,但往往是以一个似乎最表面,甚至是最简单的问题和发问而呈现的,这种问题的深刻性与发问的表面性、问题的复杂性与答复简单性要求的矛盾,真是苦煞人也。

关于历史是什么,哲学大家黑格尔曾经做了一个至今为止最为精彩的哲学式的回答——历史,“一种隐藏的力量”。看到此种回答后,肯定有人会认为深刻而富有内涵,更多的人则会感到不得要领,情况大概是如此。恰好说明,“历史是什么”不仅是一个历史命题更是一个哲学命题。

(一)“历史”一词,一种可能的解读与说明

“历史”一词,英语表述为History,法语Histoire,意大利语Storia,据称三者同源于希腊语Historia,其意为“征问”、“问而知之”。

在这里,“历史”是对某种专属于人的现象的表述,而表述是由解释而有意义的。由此,对于历史就出现了各种或抽象或具体、或哲理或诗化的定义。

现代意义上,对“历史”一词可能的解读是:

·历史是过去发生的事情与过程,即所谓的客观历史进程。

·历史是对过去发生的事情与过程(所谓的客观历史进程)的认识与解释,是对这一进程的哲学认识,并形成一门学科,所谓历史学。

可见“历史”一般有“历史(事实)”和“历史学(认识)”两层含义[1],前一个如果是本体的,后一个就是认识的。而在历史理论或历史哲学的讨论中,“历史”一词主要取后一种含义。这里的“历史是什么”,自然是在历史本体论意义上的,但更主要的则是在历史认识论意义上的探讨。

现代汉语的“历史”一词实在传神,如果可以拆分的话,这里的“历”,可做经历之解释,表示一个过程;这里的“史”,可做记载之解释,表明一个认识。

在历史理论或历史哲学的意义上而论,历史,即对历史(事实、包括历史研究之现象)的认识。

同时需要说明的是,如果这里的“历”可做经历之解释,“史”可做认识之解释,那么“历史”一词从字面意义上就不是由“历”而“史”的,即不是先有一个历史过程,再有一个历史认识;而正好相反,即先有历史认识,才可能有、才可能认识和知道那个历史过程,所以从认识逻辑的过程而论,是由“史”而“历”的,当然,此种认识与逻辑无疑是或已经是历史哲学的概念与思维了。

因此,这里的“历史”(其含义及意蕴赋予),已经是也只可能是认识的概念和结果,这种概念和认识就是历史哲学,换句话,没有历史哲学的观念与意识就没有也无所谓“历史”,也即没有所谓与历史哲学观念与意识无关的关于“历史”的概念,而“历史”实际无论做何种解释与说明,都只能是或必然是某种历史哲学观念与意识下的概念与产物。

历史学中关于“历史”的概念如何,是该学科最基本的起始概念,是认识和研究历史的根本起点和出发点,同时也是历史学科认识上的唯一归宿。

特别需要说明的是,以上对“历史”一词的初步解读及其对“历史”一词的认识与观念仅是一种历史认识与观念,却不是唯一的,故名之为“一种可能的解读与说明”。无疑,本书是这一认识与观念下的产物。

(二)历史观念,一种可能的表述与说明

在历史哲学的意义上讲,“历史”(及其可能与意义)是观念的产物。因此,“历史是什么”,只能用观念来表述与说明。

历史研究的理论与实践表明,对“历史”一词做何种界定,表明的都是某种历史观与历史哲学下的认识(或者对“历史”概念的解读,只能是观念意义上的,也即在某种历史观念下才是可能的),对其而言是起始与核心的问题,也是最终的问题,各种历史观与历史哲学是以此立论的,也是以此分野的;同时对“历史”一词的认识与界定(并不是一次完成的),还展现着历史研究的学术历程,这是历史研究的第一问题,也是永恒的问题,或者就是历史研究本身,因为这是本体论的问题,也是认识论的问题。历史研究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发展着,并表现为不同的研究流派的哲学观点,展现着不同的研究阶段状况,展示和持续展示着其永恒的学术魅力。

对“历史”一词的认识与界定突出表现在哲学及认识论意义上。

历史的观念、历史的意识只能从对“历史”的认识和界定中延伸出来,即对“历史”的认识和界定就是历史的观念、历史的意识的自然表露。综合各种历史观念及研究阶段下的界说,从观念的角度而言,历史可以是或者是:

·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进程

·对这一进程的哲学认识

·系统的关于历史的知识及认识理论体系

这一切都取决于一定的历史认识与观念。

实际不论从哪个角度讲,对“历史”一词的认识与界定,都存在着不小的差异性,这正是认识的本质特性之一,但它没有妨碍却恰恰成就了绚丽多彩的学术成果,各种观念下的历史研究本身就是所谓的历史学的内容,并共同构成了属于人类的关于文明历史的认识。

本书所持的最基本的历史观念:历史是人的历史(而不是其他)。

在这里可以理解为,一方面,所谓历史就是人类社会发生发展的历程,所谓历史研究就是研究人及其与环境的关系,没有人就无所谓历史。另一方面,所谓历史,就是人们对人类社会及其进程的认识,所谓历史研究就是史学家通过一定的理论,依据史料对人及其社会与环境的研究而形成的有关知识体系和观念意识,因此同样可以说没有人(史学家及其哲学观念的参与)就没有历史。

从哲学角度论,概念(尤其是社会学科概念)是个生成和不断生成与发展的过程,基本上不存在唯一的和最终的形式。

“历史”的概念及意义赋予始终是个生成和不断超越的过程,其逻辑线路与其说是从形而下到形而上,毋宁说是相反。

从任何意义上讲,“历史”一词的概念与界定,都是观念的或观念的认识给定,这既是常识的也是逻辑的。

还不仅于此,当人成为人的时候,一切都是文化与概念的产物。

因此“历史是什么”的论题,完全是个历史观念的问题与命题(即属于形而上的问题与命题)。

因此,我们这里不遗余力地探讨的有关“历史是什么”的问题,只能转换为以上这样的认识与观念意识,才是可能的和有意义的,这是历史学研究根本的理论前提。

“历史是什么”的问题与论题,是与人的历史相伴而生,并与人的存在相始终的。历史就是已知与未知的统一,人类就生活、思考、思想于其中,其过程有始而无终,这是学术研究的本质,也是人的生命现象的本质。人生的意义及理想在此间得到永生与升华。这是人生之美,思想之美,历史研究本质意义所在。

从人类文明史的意义上而论,历史就是人的存在形式与内容,人决定历史,人即历史,因此,讲人就是讲历史,讲历史就是讲人。

人类的文明历史一再显示和表明,在“历史是什么”的探询中产生了文明,而文明的本质和过程则是对“历史是什么”的不断认识进程。

因此,历史是什么,是原初的问题也是永恒的问题。

历史是什么,是针对历史的也是针对人的,更是针对人类文明的问题。

历史是什么,这一问题的意义与价值,如果有的话,只在于提出了问题和引导了思想思维的内容与方向而已。

因此,历史是什么,只能是个历史观念与历史哲学问题。所以,历史是什么,只能是个永远的探索论题。

因为历史观念不存在唯一的一种,而且还有个不断发展的问题,故本书所持的历史观念,只能称之为“一种可能的表述与说明”。

二 历史的发生(历史本身及历史认识的发生)

(一)作为过去的历史

作为“过去”的历史呈现,展现的是历史的自然进程,是人类文明历程的自然形态,表现为从茹毛饮血到文明开化的整个进化过程。

某种意义上讲,如果没有人的意识与认识参与的话,“过去”是不可知和没有意义的。这种不可知和没有意义是观念意义上的意识,尤其是历史观念的意识。

“过去”,既包含了没有人的过去,也包含了有了人的过去,其时间跨度何止千万年,但我们今天所知的、所说的历史,即人类文明的历史,最长不过七千年而已。

“七千年的人类文明历史”,如果这种说法和认识可以成立的话,或者这种说法和认识是有意义的和可理解的话,只有在某种文明或与某种文明历史观念联系在一起的时候才是可能的,因为,这种说法、这种认识与概念本身就是某种文明及其某种文明历史观的认识与结果,重要而关键的是这种认识与概念是以人尤其是现实的人的认识为转移的(关于人类文明的历程,有三千年之说,有五千年之说,有七千年之说,其认识依据,完全是以人的认识包括对所谓考古发现的认识为转移的),否则,所谓“七千年的人类文明历史”的含义和概念,就完全不可思议了。

任何意义上讲“过去”的可知性和意义,如果有的话,都并不取决于过去,而是人的尤其是当下人的认识与意志使然,在这个前提下,才使“过去”有了意义和一定程度上的可知性。

在观念意义上“过去”并不是所谓的客观存在,因此,对过去了解多少,了解到什么程度,只有在某种文明状态下、某种历史观念的参与下才是可能的。即在哲学意义或逻辑意义上讲,“过去”、“客观存在”只能是人的主观认识和意识下的概念和产物;同样在哲学意义或逻辑意义上讲,完全不存在与人的主观认识和意识无关的关于所谓“过去”与“客观存在”的概念。

因此所谓“客观存在”之概念本身是人赋予的,只具有在某种文明状态下、某种历史观念参与下的抽象意义,不是不以人的意志而完全是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

“客观存在”,在一个阶段内,甚至直至现在,都被当作是一个不可更改的唯一存在且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东西,并成为历史学最基础的东西。但从人类文明观念的意义上看,所谓“客观存在”恰恰是一个最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概念,否则就无所谓客观存在了。可见,“客观存在”,要么就没有或不能被理解,如果有的话或能够被理解,就永远与人的认识、意识意志有关。也即无论是从观念上还是逻辑上讲,完全不存在与人无关的所谓“客观存在”。

实际上,所谓“客观存在”和现存的所有与人类文明有关的表象,只能是人的认识、意识意志的产物;更进一步,所谓自然、社会的种种表象包括概念表述,都是人类文明的现象与产物(唯一现实的有意义的可称为客观的,就是人及其文明的存在而已),或者因为人的、文明的存在缘故,才有所谓“客观存在”等概念及其概念表述而已。

因此,“客观存在”(可以极致地发挥你的想象力而可能的所有的诸如此类的概念及其概念表述),如果有的话,只能是人的认识意义上的客观存在,它只能服从人的认识与意志而绝不可能超越或凌驾于人的认识与意志之上或之外,这是现存的人类的逻辑力量和常识唯一能给予我们的东西,不妨说这就是客观存在;即便如此,这个客观存在还得以人的认识与意志为转移,也许这就是人类创制这一概念的本义。这个概念存在的意义及理由只在于为我(人类)所有和所用,而绝不能束缚和限制我们的想象力,恰恰相反,文明存在的意义和理由,只应该是激发和提供人类无限想象力的可能和空间。

因此,我们这里所说的“过去”,此时只能是文明状态下、历史观念参与下的过去,还不是历史,此时它已不属于自然状态下的过去,而是属于文明状态下的过去。

因此,在人类文明历史意义上讲,今天以前为过去,却不都是历史。

过去是以时间为转移的,历史则永远是以认识为转移的。

“过去”是一个无限大的概念,“历史”则是一个具体的观念与认识。因此,“过去”仅是历史的视域和视界;“过去”只可能是某种历史观念下的意义世界,而不可能是脱离了某种历史观念下的所谓客观世界。这个认识及其语义环境是学术的、观念的而非具体的和经验的,这是历史认识的重要理论前提。失去这个前提,一切认识都是不可能的,一切亦将不复存在。

(二)作为历史的过去

作为“历史”的过去,表明的是人类文明历史的社会进程,这是一个认识和认识生成的过程,这才是历史学的领域,也是人类文明的领域。

正是在历史的观念和历史学的领域内,“过去”的内容和现象才可能成为“历史”的视界和历史的内容与现象。如果说过去的内容和现象是原生的,那么历史的内容和现象则是认识生成的。

对于留存的过去之记载(大多数情况下被称为史料),如果仅是作为对过去发生的事情的记载时,它的意义在过去。

虽然作为过去发生的事情的记载已是意识的产物(无疑,这些记载已包含了某种选择与价值判断,事实上,所谓记载无非是选择与判断的意识过程罢了),但还不能称之为历史的记载。

作为历史研究活动使用和解读的文本记载(此时可称为史料),则完全是某种历史观念的产物,这是另一个选择与判断的过程,可以说它源于过去,但又高于过去,而这一切并不取决于过去,只可能取决于某种当下的历史意识与观念的参与。

也即不是所有的关于过去的记载都可以成为和称为史料,只有进入了史学研究领域的关于过去的记载(此时已是一个新的选择与判断过程)才可能成为和称为史料。

因此,在历史学理论的意义上讲,史料是个生成的结果,而主要的是个思想认识生成的结果,这是思想的也是文化的现象。因为,所谓“史料”这一名称和概念,本身只能是某种历史观念下的对过去的记载的选择与判断,其意义与价值不是天然的而是被赋予的,是人赋予的或直接地讲就是历史学家或者历史学这一学科赋予的。

因此,只有或只是当人类有了某种历史的观念和意识后,过去才成为历史的过去,过去的记载才成为历史的史料。史料是个生成的结果,否则,过去的记载将永远是过去的记载。

所谓“过去是人类社会历史发展进程”的说法,实际正是某种历史观念下的表述与概括,试想,如果没有如此这般的历史观念,则何谓“人类”、“社会”、“历史进程”?以及由此引出的所谓“历史发展规律”等诸如此类的问题与命题呢?

对历史进程及现象包括对历史研究活动本身的认识,就是历史或历史学。这是人类文明最核心的东西。

从某种意义上讲,当人类开始面对和了解并认识自己时,才是人类文明真正的开始,虽然这个认识有始无终,但这个过程本身就是文明的过程,并名之为“历史”。这不仅仅是历史的领域,实质乃是人类文明的领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作为人的标识(或者与其他动物的不同),乃在于人有历史和有对自己历史的认识。

在历史学的研究领域,和其他学科一样,其研究主题或表现得更突出一些,即主要是对(历史)本体论和(历史)认识论的研究。于是,历史及历史学发生了。

“历史”的概念是文明社会的概念,历史和历史学都是人的创造与创制,永远和人联系在一起,是人类的知识论。从认识角度无疑是主观的,从知识形态角度则可能是客观的。

人类文明的内涵及文明成果表现在,人自己创造了自己的历史,包括物质的和精神的世界,尤其是精神世界。于是,历史发生了。

精神世界的拥有与否使人彻底地与一般动物区别开来。

人类的精神世界,是观念的世界、概念的世界、知识的世界和文明的世界。人是通过精神了解自己,并在这个过程中进一步改善着自己的精神世界。

因此,无论是人的存在还是人的历史的本质都是精神的,虽然物质基础是人存在的基础,但也仅是生存的基础,却不是生存的目的。精神以及精神之追求与完善乃是人生存的目的和人之为人的根本标识。

正是历史的观念和意识才使过去成为历史并赋予了过去以生命与意义,因此,历史并不是发生于过去。

历史是人的历史观念的产物,历史观念的不断发展性,使得历史(历史本身及历史认识)在某种意义上是生成的、新近生成的和不断生成的。

因此,历史或历史学存在的理由与意义,只在于人的历史观念的发生与生成及不断地发生与生成的缘故。

(三)历史发生的自然状态和文明状态

1.从蒙昧到文明的发生

人类文明的开始,在物质层面,从使用和制造工具开始;在制度层面,从组织生活生产开始;在精神层面,从思索人是什么开始。所谓作为人类过去活动的总和,器物、制度与思想(精神)是历史文化的三个基本组成部分。

从蒙昧到文明是人之为人最伟大的一步,甚至也是一个永无止境的过程。表面看来这似乎是一个自然的过程,实质乃是人的意志和意识展现的过程,文明的价值尺度是人而不是其他。文明的概念以及表现形态既是具体的更是抽象的,而这一切都是以人的存在与人的观念意识意志为基础而转移的。

2.民族、区域历史的发生

民族、区域历史的发生,起源于人的生存需求及无尽的求知欲,它是个进化的过程;从历史学的角度看属原生态,此时的人在很大程度上还是自然界的一部分。

民族、区域历史的文明及文化特质:

·自发性。无论是从进化的角度还是文明发生的角度看,历史都是在一定的区域和民族的生活中发生的,表现为某种自发性。

·特殊性。也正是区域和民族的特殊性,历史的进程包括历史文化的表现形式都有其特殊性的一面,如东方文明和西方文明、大陆文明和海洋文明之不同。

·共同性。前面已讲,器物、制度与思想是历史文化的三个基本组成部分,各不同民族、区域历史都是以此来推动自己的历史和文明的进程的。

总之,民族、区域历史的文明文化,都含有历史文化的文明的因子,但都是以民族、区域的存在为中心转移的,它们的历史与文化都深深地打着民族、区域的印记,也正是在这个基础和前提下,才出现了所谓四大文明古国式的文明。这种文明的出现,表现了文明在不同区域和时段下生成的情形;这种文明的存在,对于整体人类来说则表现了文明尚处于古典状态或较低层次状态下。

一部人类历史,展现的是一部人类文明的生成史。

从生存基础和生产方式角度论,民族、区域的文明也即古代文明,表现的是农业文明的物质成果,从思想意识及制度角度说,则相应的表现为农业文明的精神世界。虽然它们已是“人”的文明形式,但还不完全是“人类”的文明形态,虽然它们散落在人类居住星球的不同区域,但还不是发生在人类共同生存的同一空间里。它们还不是整体的而是局部的。因此古代文明的价值和意义是作为人类文明发展进程中的一个阶段意义表现的,而且这种意义还不完全是其本身所拥有的,它是在整体人类文明进程的观念出现后被赋予和发生的。

事实上,没有人类整体文明的观念和现实的尺度,一切将不可理解,一切也将不复存在。

3.世界历史及整体人类文明的发生

世界历史及整体人类文明的发生,始自于近代。

所谓近代,在人类生存层面是地理大发现,它使整个人类首次确定性地生存在同一空间里,世界的概念取代了区域的概念。在生存基础和生产方式层面看,是工业革命的发生,它使人类的生存基础首次确定性地以相互依存为前提。

地理大发现和工业革命,本质上是近代科学的产物,使世界历史及整体人类文明的发生成为可能和必然。

地理大发现和工业革命,成就和决定着世界经济一体化和全球化的趋势和进程。于是“人类”的概念和“世界”的概念发生了,这是人类的更是现代文明的成果和基础。

无论是从人类社会进化的角度,还是从人类对自己生存世界的了解角度来讲,这都是一个伟大的时刻、一个无与伦比的文明时刻——世界历史及整体人类文明发生了。

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世界历史”作为一个可经验的事实,作为一个文明概念形成于资本主义时代(近代工业文明时代)。

马克思曾强调指出:“世界史不是过去一直存在的;作为世界史的历史是结果。”[2]资本主义“它首次开创了世界历史,因为它使每个文明国家以及这些国家中的每一个人的需要的满足都依赖于整个世界,因为它消灭了各国以往自然形成的闭关自守的状态”。[3]

“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新的工业的建立已经成为一切文明民族的生命攸关的问题……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物质的生产是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的财产。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于是由许多种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学形成了一种世界的文学(泛指科学、艺术、哲学、政治等等方面)。”[4]“各个相互影响的活动范围在这个发展进程中越是扩大,各民族的原始封闭状态由于日益完善的生产方式、交往以及因交往而自然形成的不同民族之间的分工消灭得越是彻底,历史也就越是成为世界历史。”[5]

“由此可见,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不是‘自我意识’、世界精神或者某个形而上学幽灵的某种纯粹的抽象行动,而是完全物质的、可以通过经验证明的行动,每一个过着实际生活的、需要吃、喝、穿的个人都可以证明这种行动。”[6]

因此,迄今为止,人类文明历史向我们展示的就是:“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

“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不仅是一个伟大的实践过程,更是一个伟大的观念认识洗礼,是比较完全意义上的人类文明的伟大开端。

“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是迄今为止对人类文明这一伟大时刻最经典的总结与表述,其睿智的思想、深邃的目光、卓越的历史感,真正令人惊叹不已!

于是,对人类近代化历史进程的认识,成为西方的(同时也是世界的)对世界历史及整体人类文明发生发展最重要的观念和认识基础。

可叹而可惜的是,对人类这一伟大时刻的认识与感悟,中国思想文化与哲学是缺席的。

事实上中国思想文化的志趣以及发展的程度,不要说过去,即便是在今天,无论从中国文化的思想部分还是从现代知识领域来讲,对“地理大发现”和“工业革命”在人类文明进程中的意义与影响,也很少有刻骨铭心的认识与感悟。如果说近代化的洗礼,缺乏以上两个基本概念的话,显然是不可能彻底的。在中国文化背景的语境里,谈到探险与航海包括地理大发现,往往要谈到郑和,对近代地理大发现的意义及文明内涵的不理解,可见一斑。

郑和与哥伦布的事业,虽然同样是探险与航海,但其意义与价值却不可同日而语。前者不要说对世界即便对中国本身也没有产生什么实际的意义——中国并没有因此而发生什么大的变化,而后者则对世界文明进程产生了无法估量的意义——世界因此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或者“世界”因此而生成了;前者仅以航海技术为依据,后者则以近代科学、近代地理学的知识为基础;前者充其量是古代农业文明辉煌的延伸,后者则是近代工业文明包括现代文明的肇始。

地理大发现和工业革命(本质体现为近代科学),开启了人类近代化的进程。近代化,既是承继又是开启。它承继了古代文明的精华又开启了近代乃至现代文明的帷幕。这是客观的、实际的,更是认识的、观念的东西和意识。

正是近代化的意识与观念,使过去与现实发生了联系。古代文明的价值和意义在近代化的意识与观念下才是可能的和可理解的。

这是一个时代的结束和另一个时代的开始,这是文明的一种颠覆与重建:近现代文明的基础,从科学的角度看,是由托勒密的“地心说”到哥白尼的“日心说”理论的转化过程,从历史的思想的角度讲,是由民族的区域的历史与思想到世界的人类的历史与思想观念的转变与形成过程。

自此,从生存基础方面到思想思维意识领域,一切都在变化和不断变化,表现为不断的超越与发展的可喜景象。

此时,与其说人还是自然界的一部分,毋宁说自然界已是人的自然界了。整个人类的文明从自然界到人类社会一体化了。道光帝的英吉利“该国地方周围几许?所属国共有若干?……英吉利至回疆各部有无旱路可通?平素有无往来?”发问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四大文明古国式的辉煌与可能一去不复返了。此所谓真正人类的人类文明历史的进步。

世界历史概念的文明与文化价值:

·传承性。民族、区域历史文化的特殊性和共性的传承与升华。

·奠基性。现代文明社会的基础。

·超越性。现代文明意识下的超越,没有永远和永恒,没有最终解决,无论是学术还是人生,因此没有为万代立法的雄心也没有探询历史、文明真谛的壮志,同时保留了对历史、现实及未来的尊重,遗留下而被展现的仅是一段文明的探索历程。

历史,关于整个人类的历史或者历史本身的概念,发生了。

近代意义上“历史”概念的创制与赋予,已经使其蕴含了近代文明的所有信息:它是关于整个人类的、全球的、发展的,它承载着近代文明的使命,并随着人类文明的步伐不断发展和超越,否则,就不是近代意义上的历史的概念了。

历史,在历史发展中更加具有了历史的灵魂与精神。历史使历史越来越历史了,犹如人使人越来越成为人了,文明使文明越文明了,世界使世界越世界化了,好一个“越”字了得,同时,对文明的所有现象,也越来越敬畏了。

(四)历史学与历史哲学的发生

某种意义上讲,历史学、历史哲学是与人类近代文明历史一起发生的,因为只有人类近代文明社会才提供了这样的可能性。

从历史学的本义出发,近代之前似有一般意义上的历史研究,但没有历史学。

历史学,关于整个人类历史的历史学,是与“人类近代文明历史”同时发生的,实际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

从历史及历史学的存在与发展状况来看,历史及历史学既有国家和民族的意义,更有世界的和整个人类的意义;或者历史及历史学可以从国家的、民族的层面展开,但一定应该在世界的和整个人类的层面完成(实际上,凡是可称为社会学科和人文学科的诸学科的意义及发展趋势都是此等情形)。因为文明历史的主题只有一个——认识你自己!可以从认识自己开始,进而认识整个人类到更好地认识自己,这是必然的必需的行程和归宿。

因此,历史及历史学可以是区域的、国别的、民族的但更应该是整体的、世界的和人类的。历史及历史学应该是博大的、超越的和有理想的。这就是所谓的历史及历史学,否则就什么都不是。

从历史及历史学学术历程来看,自近代世界历史概念发生形成以来,历史研究的意义和历史认识的价值,在很大程度上讲,已开始突破国家的或民族的狭隘范围,而成为整个人类的历史观念与意识,这无疑是历史学在哲学和理论意义上的必然趋势。于是,历史哲学以整个人类历史进程与现象以及历史研究本身为研究对象的学问,发生了。

一般来讲,历史哲学拥有两层含义,一是史学家对具体“历史问题”的哲学思索,二是近代以来在世界历史观念形成的前提下,人们对人类“整体历史”发展的哲学思考(必须强调和限制的是,本书以及现代意义上的历史哲学的概念,一直是后一种意义上的,也即指那个关于对人类整体历史作哲学思考的历史哲学)。

在前一种意义上讲,历史哲学很早就发生了,或者就是与史学研究一起发生的。这是历史上可以称为历史学家的大概都拥有的理论思索。于是就有了论某某史学家的历史哲学这样的研究文章和书籍,如“论孔子的历史哲学”、“论希罗多德的历史哲学”等,但必须明确,这里的“历史哲学”仅是关于某位史学家的历史哲学思维而已。由于这些史学家所处的时代的限制以及历史视界的绝对限制,他们的历史哲学充其量或者只能是关于他们所能理解和感悟到的历史的一些所谓的哲学的思索而已。

而在后一种意义上论,历史哲学,即对人类整体历史作哲学思考,只可能是近代的产物,也只有近代社会的存在及近代世界概念的出现才提供了这种可能性。

因此,历史哲学,如果这个概念有意义的话,只能是近代的产物,近代认识的成果。如果在论述近代以前的史学家思想时冠以历史哲学,并把它限制为关于历史的某些哲学思索,一般意义上是可以接受的;如果要突破这个限制,而使他们的哲学思索具有类似现代意义上的关于整体人类历史的历史哲学的话,就完全失去了可能的学术意义了。

近代是一个伟大的历史时刻。

近代文明本身使人类文明得到了一个根本的提升,并为其后的乃至于今的历史与历史研究奠定和提供了一个唯一的认识基础。

从历史学的角度(是否也可以说从任何学科角度)及从较为严格的意义上讲,历史学科(也包括其他学科)真正的是形成于近代。逻辑的梳理是,历史学是关于整个人类的历史观念的学说。近代地理大发现、工业革命,呈现出的是世界和整个人类的一体化趋势,也只有在这个基础上,所谓人类,所谓世界,所谓人类历史的概念才可能产生和出现。

今天的历史学就是建立在这个基础之上的历史学。

历史,是关于人类全体的历史;历史哲学,是关于人类全体历史的哲学观念,只有在近代才是可能的和有意义的。因此,今天历史学讲的历史,必然是有关整个人类的现象,这实际是“历史”一词的真正含义。同样,历史哲学,也是在这个“历史”含义上的哲学观念,这实际上同样是“历史哲学”一词的本质含义。需要特别说明的是,本书的“历史”、“历史哲学”等概念,都是在这个意义上使用的。

历史学,与其他属于人类物质和精神文明的学科一样,可以教会我们一切,从思想、意识、观念到方法;可以给我们一切,思想的、观念的、逻辑的、智慧的和知识的力量,从而使我们成为一个健全的文明的人,如此也就使我们有了创造和拥有一个文明健全世界的可能。

历史学的发生,首先是人类文明历程的展现,其一般进程是从民族的、国别的到人类的和世界的。其次是历史学学科体系完善和生成的过程,其一般进程同样是从民族的、国别的到人类的和世界的。一个过程的两个方面,迄今为止这还是个自然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过程。

历史学的发生,从另一层意义上,或者从观念的、逻辑的意义上讲,则是强调,历史学是个发生和不断发生的过程,它的新近发生的意义永远大于它可能的延续和积累的意义,因此,历史学并不是一个面向“过去”的、追求所谓确定性知识的学问与学说,而完全是一个面向“现实”的和面向“未来”的充满现实感和发展性的学问和学说。这是这个学科的灵魂和超然品质所在。清楚这一点,对于理解这个学科,学习和发展这个学科,意义重大。

如此,所谓历史,无非是正在发生的和不断发生的过程与事情;所谓历史,即是对这个过程与事情的认识和不断的认识而已。而所谓历史学,则完全是个近代化或现代化的学科。

历史、历史学一直处于进行时态而非完成时态。

(五)近现代意义上的历史及历史学志趣

历史及历史学的志趣在于历史认识,并不完全在对所谓的客观历史进程的了解上。客观历史进程本身不能说明什么,能够说明客观历史进程的是历史认识。或者,只有在人创制了“客观历史进程”这一概念,并将这一概念以认识的形式而表现时(只有经过有意识的认识转换后),讲历史的志趣在对所谓的客观历史进程的了解,才是可能的和可理解的。

历史及历史学的志趣在历史观念的建立、颠覆和重建的不断行程中,在于历史观念和思想及思维在历练中的不断提升和发展,不在于提供所谓唯一的和客观的定论。

历史及历史学的志趣在于对人类本身及其文明的尝试性和不断尝试性的理解和解释上;在于提供历史的智慧和展现历史智慧的历史行程及可能与前景上。

归根结底,历史及历史学的志趣是由其学科特点决定的,它关注和依据的起点与终点都是人。从广泛意义上讲,是人的一切;从具体内容而言,是人的思想及其由思想决定的行为过程。常说大自然的奥秘如何,实际比大自然更奥秘的、更令人着迷的是人自己。在这里,大自然是人的大自然,如果说人是大自然的一部分,似乎仅是从空间位置而言,但讲大自然是人的一部分,则是从精神上消融了大自然的自在性,而使大自然灵动地成为人的世界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或者完整的人的物质生活和精神世界就天然地包含着大自然。

于是,历史及历史学的志趣在于开启了一场无始无终的人类智力游戏。借用马克思引用《伊索寓言》的意境:

“这里是罗陀斯,就在这里跳跃吧!这里有玫瑰花,就在这里跳舞吧!”[7]

因此,历史是什么?

历史是这样被赋予了多重“身份”的:

作为学科的“历史”——提供历史知识。

作为人文社会学科基础的“历史”——生成历史观念。

作为人类文明的“历史”——展现人类思想思维及由此决定的行为的历程。

马克思讲,“相当长的时期以来,人们一直用迷信来说明历史,而我们现在是用历史来说明迷信”[8]

信然,但只能在一定阶段和程度上可能,却绝不能保证永远如此,而且这个过程也不是必然的,即必然的可以用历史说明迷信。实际上另外的或大多数情况下,也会陷于难以自拔的循环之境。比如在“用历史来说明迷信”的过程中,产生和造就了新的迷信,这种状况有时难以讲是例外,简直就是惯例。由此,所谓“用历史说明迷信”只意味着或只能是一个认识的和不断认识的进程而已。

因此,历史仅是人类文明的历程,但未必是文明的结果。实际上对于无限的文明历程而言,就文明的本义来讲,对历史及历史学的志趣每一次的认识与解释,只可能是一个无限认识历程中的一个片段而已。

因为如此,激起了人们对历史及历史学志趣的无限遐想。

法国历史学家马克·布洛赫说,历史学是“时间中的人类的科学”。[9]

美国历史学家威廉·德雷认为,历史是“人类的过去”,历史有两层意思:“一方面,我们用它指事件的过程……另一方面,我们又用它指历史学家的研究本身。”[10]

美国另一位历史学家鲁滨孙讲:“历史是研究人类过去事业的一门极其广泛的学问。”[11]

显见,这里的历史是什么,并非是定义历史(历史学),而是表达对历史(历史学)的一种认识、一种哲学观念和一种启示。

因此,“历史”是概念的创制和意义的赋予过程,只有在这个意义与前提下,才可以讲历史既是整个人类文明社会的过程展现,又是对这一文明进程的认识及其不断的认识进程的展现。

因此,历史是什么?

不是定义与描述,只能是追问思索与感叹。

(六)聆听历史

历史是什么?是哲学的追问,必予以哲学的回答。而所谓哲学的回答,体现的就是尝试性与发展性的认识,而无意于一致性与唯一性要求,才不至于损害这一议题。它连带的或根本上体现的就是不断地审视、怀疑、批判人和人类的文明现象与历程的持续进程。

什么是历史——静静地聆听:

马克思、恩格斯(德国):

·无论历史的结局如何,人们总是通过每一个人追求他自己的、自觉预期的目的来创造他们的历史,而这许多按不同方向活动的愿望及其对外部世界的各种各样作用的合力,就是历史。[12]

·各个相互影响的活动范围在这个发展进程中越是扩大,各民族的原始封闭状态由于日益完善的生产方式、交往以及因交往而自然形成的不同民族之间的分工消灭得越是彻底,历史也就越是成为世界历史。[13]

·“历史”并不是把人当作达到自己目的的工具来利用的某种特殊的人格。历史不过是追求着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动而已。[14]

·我们根本没有想到要怀疑或轻视“历史的启示”;历史就是我们的一切,我们比任何一个哲学学派,甚至比黑格尔,都更重视历史……我们认为历史不是“神”的启示,而是人的启示,并且只能是人的启示。[15]

维科(意大利):

·(历史是人类由以建立起语言、习俗、法律和政治等体系的一个过程,即制度的发生和发展过程,有规律的过程)包括所有各民族的人类历史确实是由人类自己创造出来的。[16]

黑格尔(德国):

·“历史哲学”只不过是历史的思想的考察罢了。“思想”确是人类必不可少的一种东西,人类之所以异于禽兽者以此。所有在感觉、知识和认识方面,在我们的本能和意志方面,只要是属于人类的,都含有一种“思想”。[17]

·从世界历史的观察,我们知道世界历史的进展是一种合理的过程。[18]

·谁用合理的眼光看世界,那世界也就现出合理的样子。[19]

·人们常从历史中希望求得的道德的教训,因为历史家治史常常要给人以道德的教训……人们惯以历史上经验的教训,特别介绍给各君主、各政治家、各民族国家。但是经验和历史所昭示我们的,却是各民族和各政府没有从历史方面学到什么,也没有依据历史上演绎出来的法则行事。每个时代都有它特殊的环境,都具有一种个别的情况,使它的举动行事,不得不完全由自己来考虑、自己来决定。[20]

狄尔泰(法国):

·人只有通过历史才能认识自己,而通过内省是永远也做不到这一点的。[21]

·我们的视界在不断扩展。即使历史学家所面对的只是一个有限的主体,这里也存在着成千上万的线索,使他持续不断地去面对关于人类的所有各种记忆所具有的无限性。[22]

罗素(英国):

·迈尔斯在他的小册子《历史的黎明》中认为,阿拉伯有四次旱灾引起了闪族征服的浪潮,这可能是真的;但是很难想象同样的原因在今天会产生同样的结果。即使有关过去的历史因果关系已经被证实,也没有多少理由去预期这些关系在将来也会有效,因为有关的实际情况是那么复杂。[23]

·伟大的史籍必须是出于一个人的手笔……事实的积累是一回事,事实的整理是另一回事……我相信卓越的个人对于创造历史贡献甚多。我认为,如果17世纪中一百名最优秀的科学家在幼年时就死去的话,整个工业社会里的普通人的生活就会与现在的情况完全不同。[24]

贝克尔(美国):

·人人都是他自己的历史学家。[25]

·我们承认有两种历史:一种是一度发生过的实实在在的一系列事件,另一种是我们所肯定并且保持在记忆中的意识上的一系列事件。第一种是绝对的和不变的,不管我们对它怎样做法和说法,它是什么便是什么;第二种是相对的,老是跟着知识的增加或精练而变化的。[26]

·即使最最公正无私的历史学家在他执意说他没有先入之见这一点上,至少就有了一个先入之见了。[27]

卡西勒(德国):

·历史学家绝不只是一个叙述者,告诉我们有关过去的故事,他是人类过去生活的发现者和解释者……他不仅叙述,而且重建过去,在过去中激发起一种新生命。[28]

屈维廉(英国):

·历史的价值不是科学的。它的真正的价值是教育方面的。它能够使人们回想过去,从而教育人们的心智。[29]

伽赛特(西班牙):

·历史是一个体系,是以一条单一的、不可抗拒的链锁联系在一起的人类经验的体系。因此,在历史上没有任何事物可能真正弄明白,直到一切事物都弄明白了为止……历史学是关于那种根本性的现实——即,我的生命——的有体系的科学。因此,它在这个词句的最严格的和最现实的意义上,就是有关现状的一门科学。[30]

卡尔·波普尔(英国):

·人类历史的进程受人类知识增长的强烈影响。我们不可能用合理的或科学的方法来预测我们的科学知识的增长。所以,我们不能预测人类历史的未来进程。没有一种科学的历史发展理论能作为预测历史的根据。历史决定论不能成立。[31]

德罗伊森(德国):

·(历史研究)统一在一个共同的思想中,发展它们的系统和理论,从而建立认识和研究历史的法则,而不是客观历史的法则——这就是历史学的任务。[32]

文德尔班(德国):

·企图“从历史中建立一门自然科学”,这是实证主义的所谓历史哲学所提出的口号。对人民生活的规律进行了这样一种归纳之后,最后得到的是什么东西呢?是几条不疼不痒的普遍规则,仅仅以仔细分析为名,来掩饰其车载斗量的例外。[33]

亨佩尔(德国):

·普遍规律不但在历史中起着与在自然科学中十分相似的作用,而且也是研究历史必不可少的手段……但就此点而论,历史科学与自然科学之间并无不同:二者都是依据普遍概念对自身的论题进行说明。[34]

克罗齐(意大利):

·对历史、历史思想的全部研究都是指向历史理解问题的。[35]

·我们论证了当代性不是某一类历史的特征,而是一切历史的内在特征之后,我们就应当把历史跟生活的关系看作一种统一的关系。[36]

·历史具有不可分裂的统一性,虽则它的重点不在实际事实方面,而在史学思想方面,这才是它的固有的主题。[37]

·历史和历史理论都是思想的产物……没有一个历史学家不是或多或少地以一种反省的方式具有其历史理论的。[38]

·历史学家至少永远既想历史理论,又想历史事实。[39]

·以证据为依据的历史归根到底完全是一种外在的历史而绝不是根本的、真正的历史,根本的、真正的历史是当代的和当前的。[40]

·一切真历史都是当代史。[41]

柯林武德(英国):

·历史学,也像神学和自然科学一样,是思想的一种特殊形式。[42]

·历史学是“为了”人类的自我认识。[43]

·近代历史学概念——它的领域是人类过去的整体,它的方法是根据已写出来的和未写出来的文献批判地进行分析和解释而重建人类的过去。[44]

·一个自然过程是各种事件的过程,一个历史过程则是各种思想的过程。人被认为是历史过程的唯一主体,因为人被认为是在想(或者说充分地在想,而且是充分明确地在想)使自己的行动成为自己思想的表现的唯一动物。[45]

·首先,并没有一种特殊的过程叫作历史过程,然后也没有认识这一点的一种特殊的方式叫作历史思想。历史过程本身就是一种思想过程。[46]

·思想是能够思想过去也能思想现在的[47]

·历史的过程不是单纯事件的过程而是行动的过程,它有一个由思想的过程所构成的内在方面;而历史学家所要寻求的正是这些思想过程。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48]

沃尔什(英国):

·每一个历史学家对于实际所发生的事都有着某种洞见。[49]

·要在确切的意义上理解历史,我们就必须整个超出经验的立足点之外而完全以另一种方式来研究它。[50]

·确切的推论只能是,所有的历史著作都是从一种特定的观点写出来的。[51]

·(布莱克说)提问历史学能否客观,这是一个无意义的问题:除非已经有某些历史学是客观的,否则我们就不可能知道这个问题意味着什么。[52]

·在历史思维中就有着一种(不同于在科学思维中所能发现的)主观成分在起作用,这一因素就限制了历史学家所能希望获得的客观性,或者是改变了它的性质……在历史学中要追求物理学中的非个人性,就会产生出某种根本就不是历史学的东西了……每一部历史书都是根据某种观点写出来的,并且是只能根据那种观点才有意义。取消了一切观点,那么你就没有留下来任何可以理解的东西了;正如同要求你去观察一件物理的对象而不根据任何一个特殊的观点,你就不会有任何可见的事物一样。[53]

·历史学是出奇之彻底地主观的,并且就这一点而论,就应该勾销它在“科学”这一词的任何意义上自命为科学的资格。[54]

卡尔(英国):

·当然,事实和文件对于历史学家是很重要的。但不要盲目崇拜它们。它们并不能单独地构成历史。[55]

·如今,无论科学家或历史学家都怀着一种比较谨慎适中的愿望,想从一个不完整的假设向另一个不完整的假设前进。[56]

·历史学家是历史的一部分。[57]

·历史是历史学家跟他的事实之间相互作用的连续不断的过程,是现在跟过去之间的永无止境的问答交谈。[58]

吕西安·费弗尔(法国):

·历史研究,是的,因为在这动荡不定的当今世界中,唯有历史才能使我们带着思考而不是带着恐惧而活着。[59]

马克·布洛赫(法国):

·历史的魅力首先触发人们对历史的兴趣,继而激励人们有所作为,它的作用始终是至高无上的。[60]

·历史学以人类的活动为特定的对象,它思接千载,视通万里,千姿百态,令人销魂,因此它比其他学科更能激发人们的想象力。[61]

·历史学是“时间中的人类的科学”。史学家并非抽象地思索人类,在他们的思想中总是自然而然地注入时代的气息。[62]

·千言万语,归根结底,“理解”才是历史研究的指路明灯。[63]

费尔南·布罗代尔(法国):

·历史学的精神在根本上是批判的……这种精神不仅明显地表现为追求精确,更重要的是体现在重构之中。[64]

·历史学是一项具有惊人的开放性的事业。[65]

·在我看来,历史学是所有可能的历史学的总和,是多种专业和昨天、今天、明天观点的集合。在我看来,唯一的错误是在历史学中选择其一而摒除其他。这曾经是也将是唯历史的错误。[66]

雷蒙·阿隆(法国):

·历史是由活着的人和为了活着的人而重建的死者的生活。[67]

雅斯贝尔斯(德国):

·历史既是曾经发生的事件,同时又是关于该事件的意识;它既是历史,同时又是历史认识[68]

·在哲学领域内还没有普遍被人接受的确定性知识。[69]

·虽然每一种历史科学都有一种独特的历史观点和表达了历史的某种真理,同时亦提供了认识历史的一种态度和一种考察方法,但是“当这些观点自命为唯一的真理”,并试图去解释一切存在时,就变成了虚妄的谬误。[70]

·历史哲学则意味着对历史的意义、统一和结构的探究。它必须以整个人类为其对象。[71]

巴勒克拉夫(英国):

·今天历史学著作的本质特征就在于它的全球性。[72]

·二十世纪的历史名副其实是全世界的历史。[73]

威廉·德雷(美国):

·历史学家的任务不仅仅是确立事实,而且要理解事实。因此,历史学家就必须进行解释。[74]

亨利-皮雷纳(法国):

·如果我是一个文物收藏家,眼睛就会光盯住那些古老的东西,可我是个历史学家,因此我热爱生活。[75]

多么令人惊叹的历史感悟力与历史智慧!应该站起来脱帽致敬啦。

这是一个已经树立起的思想标杆,历史学工作者应该向其看齐并同时应该有勇气超越!

这些体现和记录着的人类关于历史是什么的思想探索历程,自然有马克思的贡献,但鲜有所谓中国历史学家的身影(主要是所谓现代历史学家)。当然,如果你一定要将中国历史学家的存在融入马克思主义历史学中的话,倒也无话可说,但问题是,一方面,中国历史学家是否有资格融入其中、忝为一员呢?另一方面,如果中国历史学家的存在融入马克思主义历史学里的话,到底是提升还是损害了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呢?还真未可知。否则,何至于出现所谓“回到马克思”之说呢?

这些历史智慧的存在和历史命题的提出,不由得不令人陡生敬意。另外,仍有许多不解的问题,这到底是智慧的结晶,还是思想思维的力量?按说中华民族从来不是一个缺乏智慧的民族,但我们似乎难以称为一个善于思维和拥有哲学情怀的民族。因为如此,总是感到有不甚满足的地方,即中国传统文化无疑给了我们太多的人生智慧,但鲜有在思想思维上给我们足以自豪的震撼,或者今天还能够给我们思想思维上的启发?(请千万不要告知,一、这是对中国传统文化根本不了解的缘故;二、如果愿意的话,一定能从中国传统文化的宝藏中找出足以傲视群雄的甚至今天还能给我们思想思维启发的例证来,谢谢,我这里只不过是一个莫名其妙的感叹罢了)。

当然,无论如何我们还是欢欣鼓舞的,因为这些历史思想思维的智慧和历史命题,体现、展现和闪耀的都是近现代文明的光辉,而近现代文明则是属于全人类的。

历史是什么?

在这个意义上讲,历史就是认识不断地发生、生成的历史。

如果说,“认识你自己”是最伟大的神谕,那么“历史是什么”,则是迄今为止文明社会的人给人自己最大的启示。

这是启示,是一个无解的问题,因此才是一个永恒的问题。这又是一个唯一的问题,因此才是一个永远都必须面对的问题。这已经是还必将是持续地耗尽人类智慧的问题,因此是人类永远的心结。


[1] 韩震:《西方历史哲学导论》导言,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3页。

[2]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710页。

[3] 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194页。

[4] 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404页。

[5] 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168页。

[6] 同上书,第169页。

[7] 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673页。

[8] 马克思:《论犹太人问题》,《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425页。转引自黎澍、蒋大椿主编《马克思恩格斯论历史科学》,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15页。

[9] 马克·布洛赫:《为历史学辩护》,张和声、程郁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22页。

[10] 威廉·德雷:《历史哲学》,王炜、尚新建译,读书·生活·新知三联书店1988年版,第1页。

[11] 詹姆斯·哈威·鲁滨孙:《新史学》,齐思和等译,商务印书馆1964年版,第3页。

[12] 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254页。

[13] 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168页。

[14] 马克思、恩格斯:《神圣家族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118—119页。转引自黎澍、蒋大椿主编《马克思恩格斯论历史科学》,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63页。

[15] 恩格斯:《英国状况——评马斯·卡莱尔的〈过去与现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650—651页。转引自黎澍、蒋大椿主编《马克思恩格斯论历史科学》,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59页。

[16] 引自何兆武主编《历史理论与史学理论》,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第50页。

[17] 黑格尔:《历史哲学》,王造时译,上海书店出版社2001年版,第8页。

[18] 同上书,第10页。

[19] 同上书,第11页。

[20] 同上书,第6页。

[21] 狄尔泰:《历史中的意义》,艾彦、逸飞译,中国城市出版社2002年版,第102页。

[22] 同上书,第103页。

[23] 罗素:《论历史》,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1年版。转引自何兆武主编《历史理论与史学理论》,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第548页。

[24] 同上书,第555、556、558页。

[25] 贝克尔:《人人都是他自己的历史学家》,田汝康、金重远选编:《现代西方史学流派文选》,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258页。

[26] 同上书,第259页。

[27] 同上书,第273页。

[28] 引自何兆武主编《历史理论与史学理论》,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第600页。

[29] 同上书,第628页。

[30] 引自何兆武主编《历史理论与史学理论》,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第712页。

[31] 卡尔·波普尔:《历史决定论的贫困》,杜汝楫、邱仁宗译,华夏出版社1987年版,第1页。

[32] 引自何兆武主编《历史理论与史学理论》,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第290页。

[33] 同上书,第395页。

[34] 同上书,第860、862页。

[35] 贝奈戴托·克罗齐:《意大利文第一版序》,《历史学的理论和实际》,傅任敢译,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

[36] 贝奈戴托·克罗齐:《历史学的理论和实际》,傅任敢译,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3页。

[37] 同上书,第134页。

[38] 同上书,第135页。

[39] 同上书,第138页。

[40] 同上书,第108页。

[41] 同上书,第2页。

[42] R.G.柯林武德:《历史的观念》, 何兆武、张文杰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7页。

[43] 同上书,第10页。

[44] 同上书,第237页。

[45] 同上书,第245页。

[46] 同上书,第257页。

[47] R.G.柯林武德:《历史的观念》, 何兆武、张文杰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331页。

[48] 同上书,第 244页。

[49] 沃尔什:《历史哲学导论》,何兆武、张文杰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09页。

[50] 同上书,第148页。

[51] 同上书,第197页。

[52] 同上书,第116页。

[53] 同上书,第95页。

[54] 同上书,第96页。

[55] 爱德华·霍列特·卡尔:《历史是什么?》,吴柱存译,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第15页。

[56] 同上书,第64页。

[57] 同上书,第34页。

[58] 同上书,第28页。

[59] 雅克·勒高夫等主编:《新史学》,姚蒙编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9年版,第34页。

[60] 马克·布洛赫:《为历史学辩护》,张和声、程郁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4页。

[61] 同上书,第5页。

[62] 同上书,第22页。

[63] 同上书,第121页。

[64] 费尔南·布罗代尔:《论历史》,刘北成、周立红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9页。

[65] 同上书,第22页。

[66] 费尔南·布罗代尔:《论历史》,刘北成、周立红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37页。

[67] 田汝康、金重远选编:《现代西方史学流派文选》,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95页。

[68] 引自何兆武主编《历史理论与史学理论》,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第698页。

[69] 雅斯贝尔斯:《智慧之路》, 柯锦华、范进译,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1988年版,第1页。

[70] 同上书,第18页。

[71] 同上书,第68页。

[72] 杰弗里·巴勒克拉夫:《当代史学主要趋势》前言,杨豫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版,第1页。

[73] 同上书,第1页。

[74] 威廉·德雷:《历史哲学》,王炜、尚新建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8年版,第7页。

[75] 转引自马克·布洛赫《为历史学辩护》,张和声、程郁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3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