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澳大利亚文学有着盎格鲁-撒克逊的根源，有着欧洲大陆的近缘关系，因而也有着基督教文化的传承，但更重要的是它见证了新澳洲成长的卓越。澳大利亚人在两百多年的时间里建构了自己的民族想象共同体，创造了澳大利亚生活方式，发明了自己的文学传统，并且让其文学走出国门，走向世界。1973年帕特里克·怀特（Patrick White）因为其创作“是史诗，是心理叙述的艺术，将一片新大陆写进了文学”而获诺贝尔文学奖，这是澳大利亚本土文学获得世界认可的标志。随后，托马斯·基尼利（Thomas Keneally）、彼得·凯里（Peter Carey）和大卫·马洛夫（David Malouf）等人多次问鼎布克奖和英联邦作家奖等重大文学奖项，澳大利亚作家在英语世界发出了自己响亮的声音。澳大利亚文学有了自己的特色，并且伴随着英语的强势被世界大多数国家的读者所阅读和接受。因此，有英国评论家认为“怀特之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标志着当代英语文学发展的新时期”[1]。美国评论家声称“澳大利亚所值得自豪的是，它拥有20世纪近50年来使用英语创作的最卓越的小说家和诗人”，“无论在英国还是美国，无人可与之匹敌”。[2]那么，澳大利亚当代文学有什么样的特色？澳大利亚当代文学如何在坚持民族性的同时走向了世界？澳大利亚当代文学的繁荣和昌盛能够带给我们什么样的启发？回答这些问题，可以从研究澳大利亚当代著名作家彼得·凯里的小说创作入手。
彼得·凯里是当代澳大利亚“最富有独创性、最有才华的作家之一”[3]，他的创作“终于使澳大利亚脱离顽固的狭隘地方主义角落”，走向“新的广泛性和复杂性”。[4]的确，“在澳大利亚，人们普遍认为，他是堪与博尔赫斯、加西亚·马尔克斯以及唐纳德·巴塞尔姆媲美的文学大师，是继帕特里克·怀特之后屈指可数的有特色、有深度的澳大利亚作家之一”。[5]凯里伴着鲜花和掌声走向世界，他出道30多年来获布克奖（Booker Prize for Fiction）、英联邦作家奖（Commonwealth Writers Prize）、迈尔斯·弗兰克林文学奖（Miles Franklin Award）、新南威尔士总理文学奖（New South Wales Premier's Literary Award）、国家图书奖（National Book Council Award）、时代图书年奖（The Age Book of the Year Award）、万斯·帕默小说奖（Vance Palmer Prize for Fiction）等澳大利亚国内外奖项共24项以及布克奖、迈尔斯·弗兰克林文学奖等重大奖项提名奖8项。其中最为重要的是获2次布克奖（凯里是继南非作家库切之后又一个两次获布克奖的作家），3次获英联邦作家奖，3次获迈尔斯·弗兰克林文学奖（澳大利亚本国最重要的文学奖项）。许多批评家都看好彼得·凯里，预言他是下一位夺取诺贝尔文学奖的澳大利亚作家，他的作品《奥斯卡与露辛达》（Oscar and Lucinda）被哈罗德·布鲁姆收录到《西方正典》的观察作品名单中，凯里的作品被译为20多种文字在世界广为流传。他的短篇小说集《历史上的胖子》（The Fat Man in History）和《战争罪行》（War Crimes）以及长篇小说《奥斯卡与露辛达》和《凯利帮真史》（The True History of the Kelly Gang）已经成为当代澳大利亚文学史上的经典作品，受到广大读者和批评家的欢迎。英语世界文学研究集刊《当代文学批评》（Contemporary Literary Criticism）第40、55、96、183期都开辟了专栏，集中刊登有关彼得·凯里研究的论文。
中国人民大学澳大利亚研究中心每年度的澳大利亚文化活动周和澳大利亚作家周，都有不少澳大利亚人士包括一些学者和作家莅临。澳大利亚学者推介的澳洲最值得阅读的作家作品，是彼得·凯里的小说；指出最能代表和言说澳大利亚的文化人，是澳国当代作家彼得·凯里。为什么不是被称为“澳大利亚民族文学的奠基人”亨利·劳森？为什么不是为澳洲文学摘下诺贝尔文学奖桂冠的帕特里克·怀特？对此疑问，澳洲人的回答是，凯里是“澳大利亚文化的代言人”；英国人的回答是，把英语世界最高荣誉的文学奖——布克奖和英联邦作家奖屡屡献给了这位来自南方大陆的作家；美国人的回答是，我们的国家欢迎您和您的作品的到来，因此凯里已移居美国20多年，他的作品在美国非常畅销。那我们的回答呢？观望、试探和思索之后，有人已经做出了初步的回答，其答案还不是很令人满意。我们的历史语境和当下的社会现实召唤我们的外国文学研究应该超越国外既有的研究视域，从我们社会的一般问题出发探讨文学的本质及其社会历史文化意义。中国是发展中国家，现代化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着，身处现代化已经完成的发达国家澳大利亚的作家彼得·凯里通过回顾历史和叩问当下来反思现代性的利弊，有许多地方是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的。
一 彼得·凯里创作概况及成就
20世纪70年代初期，澳大利亚文坛上出现了既迥异于传统现实主义小说又与去除澳大利亚民族主义拥抱西方现代派技法的“怀特派小说”截然不同的“新派小说”。[6]出版了短篇小说集《历史上的胖子》和《战争罪行》的彼得·凯里因为其犀利的社会文化批判，把在社会生活中被边缘化的人物和被压制的声音呈现和释放出来而成为这个流派的代表作家之一。随后凯里创作出解构澳大利亚民族起源神话、澳大利亚国家神话和澳大利亚幸福生活方式神话的《幸福》（Bliss）、《魔术师》（Illywhacker）和《奥斯卡与露辛达》，成为“澳大利亚民族文化的代言人”。而对大英帝国经典小说《远大前程》进行改写，重新赋予马格维奇以新的认同的《杰克·迈格斯》（Jack Maggs）和塑造了澳大利亚民族英雄内德·凯利的《凯利帮真史》的彼得·凯里则是“澳大利亚新神话的创造者”。“澳大利亚民族文化的代言人”和“澳大利亚新神话的创造者”如此高的赞誉，在澳大利亚文学史上除凯里之外别无他人。由此可见，凯里是如何准确地把握了澳大利亚国家、民族、文化以及个人的深层心理问题。历史的见证人、时代的思想者和民族文化的代言人——这是作家凯里所达到的高度。
彼得·凯里于1943年5月7日出生在澳大利亚维多利亚州（Victoria）巴克斯马什镇（Bacchus Marsh）。1954年进入查尔斯王子上过中学的吉朗文法学校（Geelong Grammar School）。1961年凯里开始在莫纳什大学（Monash University）学习理科，但因遇车祸而中断学业。这时凯里遇到了澳大利亚著名作家巴瑞·欧克利（Barry Oakely）和莫里斯·卢里（Morris Lurie），开始大量阅读文学书籍，写作诗歌和小说。在20世纪60年代早期，亚卡瑞达（Jacaranda）出版社从凯里那些没有出版过的小说中抽取一些作品结集为《25以下》（Under 25）出版。彼得·凯里评论说：“感谢上帝他们只出版那一点。”第一个故事《她醒了》（She Wakes），后来出现在《历史上的胖子》中被改名为《澳大利亚垃圾》（Australian Letters）。凯里的长篇小说，第一部《接触》（Contacts，1964）、第二部《无用的机器》（The Futility Machine，1964）、第三部《沃格》（Wog，1970）和第四部《玛丽·西莱斯特海外历险记》（Adventures Abroad the Mairie Celeste，1973）至今仍未出版。
1974年，彼得·凯里出版的短篇故事集《历史上的胖子》在澳大利亚和伦敦都非常畅销。《泰晤士报文学增刊》（The Times Literary Supplement's）对此做了极为聪明的评论：“凯里的非现实故事，接近寓言的神话，归功于超现实主义的流行、科幻小说的一些特质和古老传统的某些东西以及哥特风格的叙事……同时他以其非凡的能力掌控着古老文学的创作风格吸引读者的目光。”[7]1967—1970年，凯里定居伦敦，从事广告工作，同时周游欧洲。1970年返回澳大利亚，直到1977年，凯里作为一名广告代理与他的合作伙伴在悉尼兢兢业业地工作。随后他在昆士兰的逸典娜（Yandina）择一社区居住下来，体验嬉皮士生活。就在那时，凯里创作了他的第二本故事集《战争罪恶》（1979），此书确立了他使用英语语言最好的故事写手之一的地位。1988年，《奥斯卡与露辛达》获英语世界最高小说奖布克奖。1989年，彼得·凯里移居美国纽约的格林威治村（Greenwich Village），开始在纽约大学讲授创作课程。时至今日，凯里创作了4个短篇小说集、12部长篇小说、4部儿童文学以及一些随笔和游记等。
彼得·凯里在短篇小说创作阶段，借鉴西方现代、后现代的写作技法，冲破刻画澳大利亚风土人情的传统，创作出具有国际视野的新文学，竭力反映典型的城市生活，尤其是落拓不羁的知识分子的生活。在形式上，追求叙事方式、叙事视角的新颖。《幸福》、《魔术师》、《奥斯卡和露辛达》、《税务检查官》（The Tax Inspector）、《特里斯坦·史密斯不寻常的生活》（The Unusual Life of Tristan Smith）、《凯利帮真史》等长篇小说，则反映了澳大利亚的历史和现实生活，具有宽广的眼界、犀利的目光和强有力的社会历史文化批判精神。《杰克·迈格斯》涉及了如何对待帝国文学经典和经典改写、重写问题。《我的生活有如冒牌货》（My Life as a Fake）、《偷窃：一个爱情故事》（Theft：A Love Story）、《他的非法自我》（His Illegal Self）则由关注社会、历史、文化中的大“我”，转而书写大环境中的个体“自我”。凯里的创作始终与澳大利亚的社会历史文化紧密关联，他以文学作品的形式对整个澳大利亚历史与现实进行反思和批判。彼得·凯里对文学的主要贡献有：（1）是第一个大量写作反映澳洲城市生活作品的澳大利亚作家。（2）对殖民地澳洲的书写获得了世界的认可，成为后殖民作家的典型代表。（3）提供了广阔的澳大利亚社会历史文化画卷，使读者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审视澳大利亚的历史和现实。（4）是个讲故事的高手，成为现代主义之后为文学作品争取大量读者的作家之一。
二 国内外研究状况和文献综述
1988年彼得·凯里的《奥斯卡与露辛达》获英语世界最高小说奖——布克奖，此后他几乎每出一部作品都被国内的澳大利亚研究专家和学者迅速介绍进来。译介是外国文学研究的基础，要了解国外作家在国内的介绍和接受情况，首先看这个作家作品在该国的翻译情况。迄今为止，凯里的长篇小说和非虚构作品有9种中文译本，其中《奥斯卡与露辛达》[8]、《杰克·迈格斯》[9]和《悉尼：一个作家的返乡之旅》（30Days in Sydney：A Wildly Distorted）[10]在大陆与台湾各有1种译本，而《凯利帮真史》[11]、《偷窃：一个爱情故事》[12]和《他的非法自我》[13]（李尧等译为《亡命天涯》）在大陆各均有1种译本。凯里的《美国梦》（American Dream）[14]、《剥皮》（Peeling）、《蟹》（Crabs）、《关于“工业幻影的报道”》（Report on the Shadow Industry）、《她醒了》（She Wakes）[15]和《撤》（Withdrawal）[16]等短篇小说在国内有一种或多种译本。彼得·凯里译介在中国兴起的同时，关于他的研究也伴随着后殖民理论和新历史主义理论的引进和在国内的接受而逐步展开。从硕士毕业论文到博士毕业论文再到博士后研究报告[17]以及专业核心期刊屡见与该作家相关的研究性论文，都足以说明国内学界对彼得·凯里研究的重视。
2006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了《“写回”帝国中心：彼得·凯里小说的文本性和历史性》（Textuality and Historicity in Peter Carey's Fiction）[18]，这是彭青龙博士在他的博士学位论文基础上扩展而成的专著。该书选择了彼得·凯里的5部长篇小说《魔术师》《奥斯卡与露辛达》《杰克·迈格斯》《特里斯坦·史密斯不寻常的生活》《凯利帮真史》作为研究对象。书中把这5部小说的主题概括为民族叙事、帝国远征、殖民文学、历史记忆和文化霸权。从后殖民主义角度探讨了彼得·凯里小说文本的历史性、叙事方法和文化身份等问题，是国内彼得·凯里研究的开山之作。但论文用英文写作和出版，限制了其在国内的接受和影响，单一的后殖民主义视角也限制了其研究视域。彼得·凯里是一位创作风格多样的作家，他的创作方法、作品内容、创作理念都不断发展变化，因此这篇博士论文对凯里创作复杂性和多样性的呈现是不够的。彭青龙的博士后研究出站报告《彼得·凯里小说研究》则以后殖民主义、新历史主义、福科的疯癫等相关理论研究凯里的长篇小说，是对他的博士论文研究的进一步推进，深化和拓展了国内凯里研究的方法和路径。
国内彼得·凯里研究的硕士论文有李晓娟的《重塑澳大利亚国家身份——析彼得·凯里之著〈杰克·迈格斯〉》（Reshaping Australian National Identity：On Peter Carey's Jack Maggs）[19]，殷玮的《彼得·凯里在〈凯利帮真史〉中讲述的另一种真实》（Telling another“truth”—on Peter Carey's True History of the Kelly Gang）[20]和胡鸿的《颠覆与重构民族身份——从后殖民视角来分析彼得·凯里的〈凯利帮真史〉》（Subversion and Reconstruction of National Identity：An Analysis of Peter Carey's True History of Kelly Gangfrom the Postcolonial Perspective）[21]三篇。《重塑澳大利亚国家身份》以后殖民理论视角分析凯里的小说《杰克·迈格斯》，研究彼得·凯里在澳洲当前后殖民语境下是如何探讨民族文化身份塑造问题的。《彼得·凯里在〈凯利帮真史〉中讲述的另一种真实》以新历史主义理论解读彼得·凯里第二次获布克奖的作品《凯利帮真史》。《颠覆与重构民族身份》则从后殖民主义的角度分析了内德·凯利这个人物形象所承载的后殖民之历史，认为作家凯里是以历史上争议颇多的人物内德·凯利的形象来颠覆和重构澳大利亚的民族身份。这三篇英文论文尚未走出国外研究已甚多，国内由彭青龙开创的凯里后殖民主义研究的套路和话语体系，在视角和写法上很少有创新之处，但作为《凯利帮真史》和《杰克·迈格斯》的单篇研究有其存在价值，尤其是为后来的研究者打下了作品分析的基础。
笔者在网上以“主题”精确配置搜索“彼得·凯里”，在中文学术期刊上共有文章36篇（1980—2010），其中核心期刊论文10篇。这些文章有的介绍彼得·凯里新出版的小说，有的是小说文本研究，有的则为凯里的创作状况介绍或创作风格研究。从这些译介性的文章中可以了解到，彼得·凯里每新出版一本小说都会被关注澳大利亚文学前沿问题的研究者介绍到中国来，使读者能够及时获知作家的最新创作境况。有关彼得·凯里介绍和创作风格的论文为读者和后继研究者指明了读解的方向。这些论文中关于《凯利帮真史》的有8篇，关于《奥斯卡和露辛达》的有5篇，关于《幸福》《特里斯坦·史密斯的不寻常生活》《杰克·迈格斯》《他的非法自我》的各1篇。关于作家的总体创作的只有叶胜年的《风格和主题：彼得·凯里小说刍议》和张明的《“新派”先锋彼得·凯里——评澳大利亚作家彼得·凯里的小说创作》，而且这两篇论文涉及的作品并不全面。2010年第2期《外国文学动态》上刊发了邹海伦对彼得·凯里近作《帕特罗和奥利维尔在美国》（Parrot and Olivier in American）的介绍。单个的小说文本的主要切入点有权力、话语、叙事、修辞、人物，而其视角主要是后殖民主义、新历史主义和女性主义理论。
通过对以上这些存在明显的后殖民理论偏好的学位论文和期刊论文的分析，笔者发现国内的彼得·凯里研究有以下不足之处：第一，研究的视点较为单一。36篇期刊论文中有9篇是彭青龙的，他的文章都是发表在核心期刊或者是外国文学专业期刊上，对彼得·凯里的8部重要小说进行了个案研究，这些论文用的全都是他惯用的后殖民主义或新历史主义的批评视角。期刊论文中偶尔有涉及女性主义的研究，或者从后殖民主义的视点出发进行叙事和话语讨论的文章，但这些研究始终都没有走出后殖民主义的研究视域。凯里的创作具有很强的历史感和时代感，承载了众多的社会历史内涵。一味地以殖民主义、话语争夺、权利抗争这些斗争性的话语体系和中心与边缘、帝国与殖民地、统治与奴役这些二元对立的社会结构分析，抹杀了其创作的多样性和作品的个性化色彩，很难全面地揭示出作品所呈现的错综复杂、充满张力的世界。第二，对作家创作缺乏整体把握。彼得·凯里是把心灵印在澳大利亚文学版图之上的作家，他的创作有其内在的脉络和轨迹可寻。关于一个作家的研究是否真正透彻是要看对其整体创作研究的专著，而对于凯里，国内还没有这样的研究著作出现。彼得·凯里是生活在当下的作家，其新作品还在不断涌现，因而当下单个作品的研究占了论文的绝大多数。但是作为一个七十岁的作家，凯里的创作已经出现过两次高峰，而且最近出版的作品已经明显难以超越既有的成就，因此对他现有的创作做整体研究是可行的。
英语世界关于彼得·凯里的研究专著有：凯伦·拉姆（Karen Lamb）的《彼得·凯里声望的起源》（Peter Carey：Genesis of Fame）[22]，赫尔米娜·克拉斯尼茨（Hermine Krassnitzer）的《彼得·凯里小说叙事风貌：建构后殖民主义》（Aspects of Narration in Peter Carey's Novels：Deconstructing Colonialism）[23]，葛瑞汉·哈根（Graham Huggan）的《彼得·凯里（澳大利亚作家X）》［Peter Carey（Australian Writers X）］[24]，安东尼·J.赫赛尔（Anthony J.Hassall）的《在滚烫碎石路上跳舞：彼得·凯里的小说》（Dancing On Hot Macadam：Peter Carey's Fiction）[25]，克里斯特·拉尔森（Christer Larsson）的《仁慈和创意的优缺点：彼得·凯里小说中的伦理叙事》（The Relative Merits of Goodness and Originality：The Ethics of Storytelling in Peter Carey's Novels）[26]，布鲁斯·伍德科克（Bruce Woodcock）的《彼得·凯里》（Peter Carey）[27]，玛丽莲·赫伯特（Marilyn Herbert）的《彼得·凯里〈凯利帮真史〉两难讨论读书俱乐部》（Bookclub in a Box Discusses the Novel True History of the Kelly Gang，by Peter Carey）[28]，玛丽·艾伦·斯诺的格拉斯（Mary Ellen Snodgrass）的《彼得·凯里：一个精通文学的家伙》（Peter Carey：A Literary Companion）[29]8部。这些专著对作家彼得·凯里的创作风格、叙事技巧、伦理叙事等做了专门、深入的研究。
我们以1994年出版的安东尼·J.赫赛尔的《在滚烫碎石路上跳舞：彼得·凯里的小说》和1997年出版的葛瑞汉·哈根的《彼得·凯里（澳大利亚作家X）》作为例子来看国外彼得·凯里研究所达到的高度。安东尼·J.赫赛尔的《在滚烫碎石路上跳舞：彼得·凯里的小说》分别从“启示录中可怕的美”“发烧的梦幻”“破碎文化中的故事”“说谎和故事”“小说的牢笼”“水晶宫”“无法胜出的天使”7个方面，分析了彼得·凯里的总体创作风格，并对《历史上的胖子》《战争罪行》两个短篇小说集和《幸福》《魔术师》《奥斯卡和露辛达》《税务检查官》4部长篇小说进行了研究。葛瑞汉·哈根在《彼得·凯里（澳大利亚作家X）》一书中指出，彼得·凯里小说魅力十足的原因是混合了科幻因素、社会现实主义、神话、哥特式冒险和奇异的想象等。他把凯里的创作简要地归之为五句格言式的短语“梦幻和神秘色彩”“魔幻力量的昭示”“狂暴的结构”“发明过去和未来”“怪物”。哈根分析了凯里作品中的奇异话语、用乌托邦幻想对抗20世纪的公司资本主义、批评和讽刺消费社会，以及无所不在的符号。哈根还通过信仰、艺术、科学和宗教这些被凯里解构的东西来论证其大起大落的小说结构，他指出凯里喜欢采用怀旧和具有启示性的情节。
英语世界关于彼得·凯里的硕博论文共有5篇。《不确定的记忆：一种后殖民文化记忆》（Un-Settling Memory：Cultural Memory an Past-Colonialism）[30]，通过对彼得·凯里的《魔术师》和大卫·马洛夫的《回忆巴比伦》的文化记忆之分析，揭示文学如何关联后殖民历史书写。《公开的秘密：澳大利亚、新西兰和加拿大短篇小说中的含混与悬置》（Open Secrets：Ambiguity and Irresolution in The Australian，New Zealand，and Canadian Short Story）[31]，第一章是关于彼得·凯里短篇小说的研究，作者从殖民社会、文化和性别、结构与形式、形式的开放性、形式的未完成性和意义的多元性等角度总结凯里短篇小说的特色：生动有趣、想象力丰富、富有挑战性。《经典的喉舌：新派小说中的地缘历史叙事技巧》（In The Canon's Mouth：Rhetoric and Narration in Historiographic Metafiction）[32]，则以彼得·凯里的《杰克·迈格斯》对查理·狄更斯的《远大前程》的改写等为例，探讨20世纪作家对18、19世纪作家的经典小说改写方面的种种问题。《死后的后现代主义者：20世纪晚期叙事中的作者身份和文化修正主义》（Postmortem Postmodernists：Authorship and Cultural Revisionism in Late Twentieth-Century Narrative）[33]，以彼得·凯里等作家的创作为例，从文学传统、美学范式、文化建构等方面分析20世纪晚期叙事作品中的作者身份和文化修正主义。《必须重读，或当代小说如何回应经典》（Required Rereading，or How Contemporary Novels Respond to the Canon）[34]，则通过当代作家对英国经典小说的改写分析经典性和经典是如何形成的，其中涉及凯里的作品《杰克·迈格斯》。这5篇硕博论文都是把彼得·凯里作为后殖民国家的一位重要作家，借此研究文学经典改写、经典建构、殖民记忆、身份探讨等世界文学的前沿性问题。
除了关于彼得·凯里的研究专著和硕博论文，笔者从《纽约时代书评》（The New York Times Book Review）、《星期日泰晤士报》（The Sunday Times）、《英语世界文学写作》（World Literature Written in English）、《南风》（Southerly）、《英国书讯》（British Book News）、《泰晤士报文学评论副刊》（The Times Literary Supplement）、《邂逅》（Encounter）、《华盛顿邮报的图书推介节目》（The Washington Post）、《旁观者》（The Spectator）、《观察者》（The Observer）、《倾听者》（The Listener）、《新政治家》（New Statesman）、《伦敦书评》（London Review of Books）、《芝加哥图书论坛》（Chicago Tribune-Books）、《洛杉矶时报书评》（Los Angeles Times Book Review）、《村声周报》（The Village Voice）、《新共和周刊》（The New Republic）、《今日世界文学》（Word Literature Today）、《新政治家和社会》（New Statesman and Society）、《出版者周刊》（Publishers Weekly）、《秘恩金杂志》（Meanjin）、《澳大利亚文学研究》（Australian Literary Studies）、《新领袖》（New Leader）、《新共和》（New Leader）、《世界与我》（World and I）、《基督教科学箴言报》（Christina Science Monitor）、《麦克林杂志》（Maclean's）、《马赛克》（Mosaic）、《美国柯克斯书评》（Kirkus Reviews）、《现代小说研究》（Modern Fiction Studies）、《企鹅丛书》（Penguin Books）等英语世界的报纸、杂志和文学期刊上搜集到1975—2010年间对彼得·凯里和其作品的介绍、评论、研究性文章一百多篇。[35]
通过阅读研究以上收集的英文资料，我们可以了解英语世界凯里批评的盛况及其关注的重点和热点。英语世界的这些有关凯里的评论和批评文章详尽地介绍了作家这30多年时间里的创作情况、作品内容和风格，以及在此基础上进行的文学评论、批评研究和创作理论探讨。这些批评家对凯里现代派小说、超现实主义、魔幻现实主义、黑色幽默和科幻小说创作手法颇为关注，作家的民族忧患意识，以及关于澳大利亚民族身份和历史的重新思考也受到了广大读者和批评家的重视。有的批评家对小说中的谎言、幸福感、官僚制度、爱、死亡、宗教、原罪、民族身份、文化认同、历史真实等进行探讨；有的研究者从后殖民视角、女性主义视角分析文本；有的则对小说的叙事、象征、隐喻进行分析研究；有的对作家如何看待和表现文学和现实之间的关系发表看法；还有的对小说人物形象、叙事技巧和情节结构等进行分析。通过阅读这些文章可以较为详尽地了解彼得·凯里在英语世界的批评接受情况以及相关研究的洞见及盲点，因为这些最初的评论文章有很多被后来的研究者所忽视。
对彼得·凯里的早期批评集中于他小说中的荒诞和奇异因素。起初，国外的研究者把凯里当成寓言作家和超现实主义者，这主要针对《历史上的胖子》与《战争罪行》这两个短篇小说集和第一部长篇小说《幸福》而言。作为后现代和后殖民作家，凯里把自己表现为一个文化形式和含混主题的发现者，他不只是提供简单的人物叙事。随着《魔术师》《奥斯卡和露辛达》《税务检查官》《特里斯坦·史密斯不寻常的生活》等小说的相继发表，凯里小说中那些不曾受到批评家关注的不同视角的政治关注成为了凯里批评和研究的热点。这一时期的凯里批评多为民族资本主义批评、殖民历史文化批评、殖民剥削和权利关系批评，以及作为特殊利益代表的性别批评。而后《杰克·迈格斯》和《凯利帮真史》的发表则使凯里批评成为后殖民、新历史研究的典型范例。关于《我的生活有如冒牌货》、《偷窃：一个爱情故事》和《他的非法自我》的评论则把凯里批评带到谎言、欺骗等主题研究上来。跟踪国外有关凯里的书评可梳理出以上的批评路径，这也说明凯里是位不断创新、时有突破的作家。凯里承继了英国文学传统和澳大利亚文学传统，受到欧美现代、后现代诸多作家的影响，但同时他又是一个不断反叛这些传统，始终关注澳大利亚社会中的重大问题，在历史和现实中寻找创作素材和源泉的原创性作家。
国内的彼得·凯里研究已经取得了一些成就，但是还停留在作家、作品的译介和后殖民主义研究上，因此还存在小说人物、叙事结构、叙事视角、叙事人称、小说语言和故事、情节、主题、象征、隐喻以及它们所承载的文化意象等广阔的研究空间。以英、美、澳为代表的英语世界的凯里研究则是眼界宽阔，视点多样，已出版了多本研究专著。凯里是一位具有民族责任感和时代使命感的作家，他对澳大利亚社会中错综复杂的认同问题进行了集中、深入的探讨。国内外研究者对彼得·凯里小说中认同问题的研究基本上是从后殖民主义、新历史主义或女性主义的单一视角入手，对其殖民国家身份认同、民族身份认同、女性身份认同进行个案研究。迄今为止还没有出现对凯里小说中的认同问题研究的专著、硕博论文或者专门的文章。
每一个时代总有属于它们自己的问题，正如马克思所说的，“问题就是时代的声音”。[36]鉴于澳大利亚是一个典型的已进入新的历史时期的后殖民社会，移民的涌入、经济的发展、消费主义的盛行使之几乎积聚了所有的“后”特征，因此凯里的研究从最初的评论到后来的专门研究始终都在表征这种“后”身份。本书将“入乎其内，出乎其外”，站在前人已有研究的基础之上，深入凯里创作的“后”之特征，从作家创作与世界的关系出发寻求作品与世界的本质联系。彼得·凯里成长的年代是澳大利亚国家认同从含混走向澄明的时期；他步入文学创作的年代正值澳大利亚民族主义第三波热潮兴起之际；开始发表作品的时期是澳大利亚民族认同陷入困境和摆脱困境的时期；他旅居欧美的丰富人生经历对他的文化认同思考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在新近的作品中，凯里继续对当代澳大利亚人的自我认同进行问询式的探讨。总之，凯里以他的创作建构了一个丰富的认同世界。因此本书主要探讨澳大利亚的民族认同、国家认同、文化认同和澳大利亚人的个体自我认同等认同问题在作家的笔下是如何呈现的；凯里是如何解构澳大利亚官方历史建构的相关认同的；凯里是如何通过重构这些认同对澳大利亚的社会历史文化进行批判的。
三 本书的主要内容及其章节逻辑
澳大利亚近现代两百多年的历史是典型的现代化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澳大利亚的民族认同、国家认同、文化认同是怎样形成的？它们遭遇了哪些危机？它们又是如何克服这些危机获得转机的？在当今的社会境遇下澳大利亚人的自我认同又有何特征？本书从澳大利亚当代作家彼得·凯里的小说创作入手，研究澳洲社会的民族认同、国家认同、文化认同和澳大利亚人的自我认同。鉴于国家、民族、文化认同之间存在着错综复杂的关系，澳大利亚的社会和个人认同也在各个层面上存在重叠部分，我们有必要对这四个概念和研究范畴进行初步的界定。从国家认同、民族认同和文化认同之间的关系来看存在以下几种情况：（1）文化认同与国家认同交叠、文化认同与民族认同交叠，这是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基本一致的情形，往往表现为单一的民族国家。（2）文化认同与国家认同交叠、文化认同与民族认同部分交叠，这往往表现为多民族国家。在这种情况下国家认同感强，则重叠部分大；国家认同感弱，则重叠部分小。（3）前两种情况都存在是否与超国家共同体（欧盟、亚太等），与全球认同的关系问题。一个国家中的超国家认同成分多，卷入全球化的程度越深。[37]澳大利亚人对自己的国家认同、民族认同都颇为疑惑，他们不像大部分中国人的国家认同、民族认同那么笃定。澳大利亚两百多年历史发展起来的文化传统，纠缠着英国性和美国化，还有对澳洲土著文化的排斥，因此澳大利亚的文化认同是很成问题的。
澳大利亚的社会历史文化十分复杂，历史上的澳洲是多民族的但又施行了半个多世纪的“白澳政策”；国家认同从无到有，从弱到强；在文化政策上，从单一文化的“同化政策”到“多元文化政策”，因此澳大利亚的文化认同是个动态发展的过程。萨利姆·阿布认为：
民族认同性与文化认同性只是在与世隔绝的原始部落（在当今这种原始部落是假设的）才可能形成一致。每一个民族集团都与一个国家结为一体，它与这个国家在一定程度上共有着一种文化。因此，将其民族文化认同性与其国家文化认同性区分开来是不无道理的。看一看一体化的国家便不难发现，文化认同性远远未达到认同。无论就北美与南美国家而言，还是就从一开始就是由移民构成的澳大利亚而言；无论是就不同来源的移民热潮如今正方兴未艾的欧洲国家而言，还是就始终是多民族的亚非国家而言，公民们所认同的国家文化并不是民族集团所爱戴的文化，而只能被视为一种综合文化。[38]
澳大利亚是个多民族国家，其文化认同与国家认同、民族认同既有重合的地方也有明显的区分，因此本书把关注点主要放在其差异性研究之上。国家认同主要研究澳大利亚人从认同英国到认同澳大利亚，从认为自己是英联邦的子民到认为自己是澳大利亚的公民的认同发展过程。民族认同主要涉及的是种族主义、“白澳政策”以及澳洲土著黑人、爱尔兰裔和华裔等特殊群体的认同问题。文化认同主要讨论基督教文化在澳洲的过去、现在、未来以及消费文化和全球化对澳洲人认同的影响。自我认同则侧重研究彼得·凯里小说如何表现和再现澳大利亚人的个体自我的。
认同是指人们对共同或相同的东西进行确认，因此认同问题所涉及的是个体之间、个人与群体、个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因为，“世界上许多事物之间，都存在着这样或那样共同或相同的东西，但对这种共同性进行相互确认，只有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中才可能做到。这意味着，认同总是存在于关系当中，或者说认同本身就是一种关系，而且认同关系就是指人与人、人与群体及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39]彼得·凯里小说中的民族认同主要是指小说反映的澳大利亚民族与盎格鲁-撒克逊民族，澳洲土著黑人与白人，白人与华人等少数族裔之间的关系。凯里小说中的国家认同主要是指澳大利亚作为一个国家在国家认同感从无到有、由弱到强的过程中与英国、美国等国家之间的关系。凯里小说中的文化认同是指澳大利亚的土著文化与基督教文化，澳洲传统文化与美国消费文化之间的关系。凯里小说中的自我认同是指澳大利亚人在他们的民族认同、国家认同和文化认同均存在问题的境遇下如何确认个体自我。因此，本书的认同问题研究在本质上是一种关系研究。
本书共分五章，首先交代凯里小说中认同问题研究的缘起，接下来研究凯里小说中的民族认同、国家认同、文化认同和自我认同。章节的主要内容：
第一章“彼得·凯里小说中的认同问题及其迷踪”，此章分三节。第一节，从认同的概念入手分析认同何以成为当今社会的热点，以及研究现状，探讨文学研究如何关联认同问题。第二节，从作家的生活经历、作品反映的殖民历史和认同现实以及澳大利亚的民族主义三方面分析缘何可以从认同问题入手研究凯里小说。第三节，分析凯里小说所反映的认同问题以及作家对澳大利亚社会认同问题的解构和重构情况。指出论文接下来的四章将从民族认同、国家认同、文化认同和自我认同四个方面对彼得·凯里的小说进行研究。
第二章“彼得·凯里小说中民族认同的危机和转机”，此章分四节。第一节，分析凯里的小说是如何对澳大利亚的民族起源神话进行解构的，澳洲土著黑人的存在何以对“白澳神话”构成挑战。凯里在其作品中指出，摒弃种族主义的民族政策才是澳大利亚解决民族认同危机的出路。第二节，分析《奥斯卡与露辛达》中的土著主题，凯里质疑澳大利亚的官方历史，释放澳洲土著人被压制了两百年的声音，同时从和解的角度出发挖掘澳洲历史上白人和土著黑人之间曾经有过的某些理解与沟通。第三节，分析《凯利帮真史》中的爱尔兰裔主题，指出爱尔兰裔是“白澳神话”内部的挑战者，凯里在此致力于释放他们被压抑的声音和匡正那段被涂抹过的殖民历史。第四节，分析凯里小说中的华人认同，以及他是如何破解澳大利亚文学史上的中国形象套话，展现华人在澳大利亚历史上的真实处境的。
第三章“彼得·凯里小说中国家认同的含混和澄明”，此章分三节。第一节，分析凯里小说对澳大利亚国家神话的解构。以《魔术师》为例，分析凯里如何理解他们的国家过去是从澳洲土著黑人那里偷来的，现在的“澳大利亚人总认为他们自由自在、独立自主，其实，他们只不过是在铁栅栏后面来回跑动着、狂叫着”。第二节，分析凯里如何通过不同人物视角下的国家认同建构，以及通过经典改写重新赋予小说人物以新的身份认同等手法来重构澳大利亚的国家认同。第三节，通过解析凯里小说中的母亲形象来分析其国家认同建构，凯里以伊丽莎白、菲雷瑟特、布莱顿妈妈、艾伦·凯利、玛丽·赫恩来建构澳大利亚起源时期、澳大利亚民族主义运动时期、殖民地澳大利亚时期、新澳大利亚时期的不同的国家认同。
第四章“彼得·凯里小说中文化认同的困境与超越”，此章分三节。第一节，探讨凯里如何在《奥斯卡与露辛达》中，以玻璃教堂和帕斯卡赌注寓意基督教文化入侵澳洲时期其本身的局限性，并突出在澳大利亚社会历史文化中被抹杀和放逐的澳洲土著文化，展示基督教文化和澳洲土著文化这两种异质文化相遇和碰撞之时与之后的种种情状及其所造成的后果。第二节，分析凯里小说如何超越澳大利亚文学的反城市传统而对城市生活进行刻画，以及他的作品如何展示澳大利亚人在郊区丛林生活方式和现代大都市生活方式的理想与现实中难以抉择的困境。第三节，从凯里笔下的“美国梦”看美国消费文化造成澳大利亚文化认同的诸多困境，以及澳大利亚人如何寻找到新的文化认同路径，展现了文化之间的冲突与融合。
第五章“彼得·凯里小说对自我认同的探索”，此章分三节。第一节，研究在当代社会文化中的自我认同缘何成为问题，以及文学中的认同话语怎样从“我是谁”到“我将成为谁”。第二节，以凯里的小说《偷窃：一个爱情故事》为例，分析双重叙事表征的分裂的自我认同以及文学如何在矛盾交织中呈现自我。第三节，研究现代性扩张带来的自我认同的危机，以及认同危机表征的现代人的焦虑的情状。此节以《他的非法自我》为例，分析小说如何以主人公切寻找母亲寓意自我认同的缺失，错认母亲寓意自我认同的错位，留恋母爱寓意自我认同的重构与确认。
[1] Hassall，Anthony J.，“Preface”，Dancing on Hot Macadam，St：University of Queensland Press，1998.
[2] 海伦·弗里泽尔：《崛起中的澳大利亚文学》，转引自韩锋、刘樊德主编《当代澳大利亚：社会变迁与政治经济的新发展》，世界知识出版社2004年版，第63—64页。
[3] Brian Kiernan，“Introduction”，The Most Beautiful Lies，Sydney：Angus and Robertson，1977.
[4] 《悉尼晨报》1981年10月10日，转引自黄源深、彭青龙《澳大利亚文学简史》，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173页。
[5] [澳]彼得·凯里：《亡命天涯》“译序”，李尧、郁忠译，作家出版社2010年版。
[6] 澳大利亚的“新派小说”，相当于“后现代小说”，这一流派是区别于以帕特里克·怀特为代表的“现代派小说”和澳大利亚传统的现实主义小说。因为当时的澳大利亚文坛没有“后现代”的提法，而以“新”标明其特色。
[7] Geoffrey Dutton，Australian Culture and Society，Angus & Robertson Publishers，1985，p.390.
[8] [澳]彼得·凯里：《奥斯卡和露辛达》，曲卫国译，重庆出版社1998年版；[澳]彼得·凯里：《奥斯卡与露辛达》，林尹星译，允晨文化实业公司1999年版。
[9] [澳]彼得·凯里：《杰克·迈格斯》，彭青龙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0年版；[澳]彼得·凯里：《黑狱里来的陌生人》，彭倩文译，皇冠出版社1999年版。
[10] [澳]彼得·凯瑞：《悉尼：一个作家的返乡之旅》，于运生译，新星出版社2007年版；[澳]彼得·凯瑞：《雪梨三十天》，李婉容译，马可孛罗出版社2005年版。
[11] [澳]彼得·凯里：《凯利帮真史》，李尧译，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年版。
[12] [澳]彼得·凯里：《偷窃：一个爱情故事》，张建平译，人民文学出版社2008年版。
[13] [澳]彼得·凯里：《亡命天涯》，李尧、郁忠译，作家出版社2010年版。
[14] 短篇小说《美国梦》有孙亚、黄源深、葛启国、彭青龙等数种译本。
[15] 彼得·凯里：《她醒了》，高婧婧译，载陈正发主编《大洋洲文学》，安徽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21页。
[16] 彼得·凯里：《撤》，高婧婧译，载陈正发主编《大洋洲文学》，第22—43页。
[17] 国内研究彼得·凯里的博士论文已出版成为专著：Writing Back to The Empire：Textuality and Historicity in Peter Carey's Fiction，彭青龙2008年的博士后出站报告是“A Study of Peter Carey's Fiction”。
[18] Peng Qing-long，Writing Back to The Empire：Textuality and Historicity in Peter Carey's Fiction，BeiJing：China Social Sciences Press，2006.
[19] Li Xiao-juan，“Reshaping Australian National Identity：On Peter Carey's Jack Maggs”，Master Thesis，Inner Mongolia University，2008.
[20] Yin Wei，“Telling another ‘truth’—on Peter Carey's True History of the Kelly Gang”，Master Thesis，SooChow University，2004.
[21] Hu Hong，“Subversion and Reconstruction of National Identity：An Analysis of Peter Carey's True History of Kelly Gangfrom the Postcolonial Perspective”，Master Thesis，Anhui University，2007.
[22] Karen Lamb，Peter Carey Genesis of Fame，Imprint Editions 19 Aug 1993.
[23] Hermine Krassnitzer，Aspects of Narration in Peter Carey's Novels：Deconstructing Colonialism，Salzburg University Studies，1995.
[24] Graham Huggan，Peter Carey（Australian Writers X），Jan.30，1997.
[25] Anthony J.Hassall，Dancing On Hot Macadam：Peter Carey's Fiction，Queensland：University of Queensland Press，1994.
[26] Christer Larsson，The Relative Merits of Goodness and Originality：The Ethics of Storytelling in Peter Carey's Novels，Studia Anglistica Upsaliensia Dec.2001.
[27] Bruce Woodcock，Peter Carey：Contemporary World Writers（Second Edition），Manchester and New York：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2004.
[28] Marilyn Herbert，Bookclub in a Box Discusses the Novel True History of the Kelly Gang，by Peter Carey（Bookclub-In-A-Box），Nov.1，2005.
[29] Mary Ellen Snodgrass，Peter Carey：A Literary Companion，McFarland Literary Companions，2010.
[30] Cliff Lobe，“Un-Settling Memory：Cultural Memory and Past-Colonialism”，Doctoral Dissertation，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2000.
[31] Sarah A.Caskey，“Open Secrets：Ambiguity and Irresolution in The Australian，New Zealand，and Canadian Short Story”，Doctoral Dissertation，The University of Western Ontario，2000.
[32] Tisha Turk，“In The Canon's Mouth：Rhetoric and Narration in Historiographic Metafiction”，Doctoral Dissertation，University of Wisconsin-Madison，2005.
[33] Laura E.Savu，“Postmortem Postmodernists：Authorship and Cultural Revisionism in Late Twentieth-Century Narrative”，Doctoral Dissertation，The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2006.
[34] Radhika Jones，“Required Rereading，or How Contemporary Novels Respond to the Canon”，Doctoral Dissertation，Columbia University，2008.
[35] 资料来源《当代文学批评》（Contemporary Literary Criticism）第40、55、96、183期，以及EBSCO数据库，JSTOR数据库，PROQUEST系列数据库。
[36]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7卷，人民出版社1973年版。
[37] 韩震：《论国家认同、民族认同及文化认同——一种基于历史哲学的分析与思考》，《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1期，第106—113页。
[38] 萨利姆·阿布：《文化认同性的变形》，载《第欧根尼》中文竞选编辑委员会《文化认同性的变形》，商务印书馆2008年版，第13页。
[39] 崔建新：《文化认同及其根源》，《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4期，第102—10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