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资料征集到学术创新——小议三十年来的现代文学史料研究
一
30年前，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主持的中国现代文学资料征集活动在全国范围内展开。表面看来，这只是一次相关单位互相协作进行的一次普通的文学史料的编选工作;实际上，它的背后却隐藏着深刻的学术动机。这既是对于刚刚结束的长达十年之久的文化专制主义的根本性反叛，也是为重新恢复现代文学研究活力所迈出的决定性步骤。资料征集活动适时地满足了研究者的心理需求和学术渴望。一位资深的现代文学研究家曾经动情地回忆过自己重操旧业时的心情，并把我们带到了改革开放初期特定的历史语境。他说: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我虽然头上还戴着那顶戴了二十多年的政治帽子，但在当时新的政治形势下，有关方面以“未再发现新的罪行”为由，让我告别了十多年的体力劳动，回到原单位资料室上班。那时候，文艺界开始复苏，由于教学和研究的需要，人们从历史教训中深刻地认识到，资料建设是学术建设的基础工作这个颠扑不破的历史真理。为了摆脱和肃清多少年来“左”倾教条主义对文学事业的干扰和危害，以及那种以非文学的观点对文学现象指手画脚的怪现象，批判从单一的政治功利主义出发，即从一时的政治需要出发，不惜歪曲甚至捏造历史，以至“以论代史”的大批判开路式的学术风气，学术界不约而同地把眼光集中在对现代文学资料建设上来了。[1]
思想禁锢的解除，使研究者被压抑的研究能量迅速地释放出来。这样，由全国六十多所高等学校、研究机构的三四百名研究者参与，由十七家出版机构同时组织出版的庞大机器，在文学所的统一协调下开始运转。其规模之大，影响之广泛，在现代文学资料征集的历史上绝无仅有。这套名为《中国现代文学史资料汇编》的丛书，共分三种，甲种为中国现代文学运动、论争、社团资料丛书，乙种为中国现代作家作品研究资料丛书，丙种为中国现代文学书刊资料丛书，并分别成立了三个编辑委员会，制定了《编辑说明》或《例言》。丛书由编者负责史料的征集与编选，编辑委员会把关，出版社组织出版的三位一体运作体制，较好地保证了丛书的出版质量。至20世纪80年代中期，三种丛书中已有约六十种先后面世。尽管迫于研究者无法克服的经济因素，其余已经编出的书稿未能出版，整套丛书颇有点虎头蛇尾的结局;但是，丛书的征集与编选，在现代文学史料建设上仍然具有非同寻常的学术史意义。改革开放初期，三种丛书编辑委员会制定的《编辑说明》或《例言》，所规定的征集史料、编选史料的方法步骤、学术要求，逐渐成为此后史料整理者和研究者共同遵守的学术准则。甲种丛书规定，“丛书力求比较全面地反映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运动、思潮、论争与社团的发展变化面貌。努力加强革命的、具有进步倾向的文学资料的整理，注意搜集过去被忽视的正面和反面资料，兼顾各种不同思想倾向、不同风格流派的情况”。要求“尊重历史发展的客观事实，遵循历史唯物主义的编选原则，凡是在现代文学史上有过一定的影响，有代表性的各种文学主张、文学运动与社团的资料，都要广泛地搜集和科学地整理，力求比较真实地反映出现代文学史的本来面貌。”乙种丛书《例言》强调应“尊重历史发展的客观事实，力求真实地反映作家和作品的历史本来面目，注意作家思想和创作的发展变化”，“选录资料时尽可能注意国内外不同地区、不同历史时期的研究文章，强调资料的准确性，尽量从最初发表的报刊或初版书籍上选录;编选人对原文不作任何增删(文章节选除外)”。丙种丛书对书刊资料的搜集、整理的要求明确具体，提出“丛书以现代文学史上的书籍、期刊和报纸文艺副刊为主，适当包括一些其他有关资料”，丛书应“遵循历史唯物主义原则，尊重历史发展的客观事实。凡是在现代文学史上产生过一定的影响、有代表性的书刊，都应进行广泛的搜集和科学地整理。现代文学总书目应当包括能搜集到的全部书目。主要期刊和主要报纸文艺副刊，既考虑到代表性和影响大小，也重视某些比较珍贵的、罕见的资料，力求比较全面地反映出现代文学书刊的面貌。”“丛书选录的各种资料，基本上按出版与创刊先后为序;尽量选用原书刊;编选者对内容不作任何增删，以保存历史资料的原貌。在编排时尽量使之带有工具书的性质。”上述《编辑说明》或《例言》，在实践过程中已经逐渐成为研究者公认的准则，《编辑说明》本身也已经化为现代文学史料学史的重要历史文献。《编辑说明》或《例言》中把资料分为正面资料、反面资料，这一提法反映了人们当时思想认识上的局限。
丛书的资料搜集、整理、编选过程，是培养研究队伍，树立研究者优良学风的过程。《中国现代文学史资料汇编》(丙种之一)的《中国现代文学作者笔名录》的编者徐廼翔、钦鸿告诉我们，为了完成这本书的写作，“据不完全统计，我们先后发出调查信函四千余件，收到作者本人、家属、朋友、研究者和其他知情者的复函材料二千六百余件。另外，我们还走访了百余名作者、家属及有关人士，进行了调查和核实。……先后有一千三百余位作家和文学作者提供或审核过自己的笔名材料，六百六十余位家属、亲友、研究者和其他知情者提供或审核过有关作家和文学作者的笔名材料。”在经过如此巨大工作量的考验终于脱稿的时刻，他们“面对着厚厚一摞业已誊清的稿纸、数千张卡片和一柜子各种信件材料，回想起几年来艰苦的工作历程，不禁心潮起伏，感慨万千。”[2]像笔名录的编者一样，投入此项工作的学人，在疲累夹杂着喜悦的过程中，被锤炼成了训练有素的现代文学史料研究者。
二
如果说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进行的资料征集是一次学术队伍的重新集结，一次史料研究者在真正意义上的实战演练;那么，此后包括史料研究在内的整个现代文学研究质量的提升，在某种意义上也可以看作是这次征集活动的发酵。发酵就是由资料征集引发的新的学术生长，并使现代文学研究破滞通神，呈现出新的学术张力。这发酵、感悟的过程也许是漫长的，甚至是不明显的，但它对于史料征集的参与者以及史料出版后的受益者学术心理结构的调整还是有迹可循的。诸如研究者开放的学术心态和清醒的学术立场的哺育，研究者对于朴实学风的崇尚，研究方法逐渐抛弃自己的主观预设，重视从史料的原初出发，向实证研究的回归，对现实研究经验的及时总结与对传统研究经验的重新审视，乃至研究论题的选择等，都和资料征集活动有着或明或暗的联系。
从显现的层次看，对于一部分史料征集者来说，研究是征集史料工作的自然延伸。范伯群有了对鸳鸯蝴蝶派资料的整理，才结出了《中国现代通俗文学史》厚重的果实;黄曼君《沙汀研究资料》的出版，才有了他的沙汀现实主义创作理论研究论著的问世;李宗英、张梦阳《六十年来鲁迅研究论文选》编选的成功，读者才有可能读到张梦阳的《中国鲁迅学通史》。同样，有刘增杰、赵明、王文金等人《抗日战争时期延安及各抗日民主根据地文学运动资料》(上、中、下册)的搜集整理，接着才有第一部《中国解放区文学史》的出版。如此等等，还可以举出不少。史料研究提炼出了较有深度的理论话语，推动着现代文学研究进一步地走向了新的理论自觉。
还应该提及的是，《中国现代文学史资料汇编》的出版对于整个文学史料搜集、整理工作所引发的连锁效应。在此之后，中国近代文学研究资料丛书、中国当代文学研究资料丛书、中国解放区文学史料丛书的相继出版表明:现代文学资料征集工作已经激起了人们对史料研究的空前热情，史料征集进入了较快的生长阶段。
资料征集的隐性影响则更为内在和深刻。它给整个现代文学研究，带来的是新的学术眼光，新的学术精神和新的理论自觉。这突出表现在如下两个方面:
第一，增强了对史料研究现状的关注，开始出现了一批较为成熟的史料研究论文和理论成果。1987—1989年，用数年之力，樊骏完成了关于史料问题长达八万字的研究论文:《这是一项宏大的系统工程——关于中国现代文学史料工作的总体考察》的写作。论文以丰富的史料，对新中国成立以来现代文学建设资料的进展、成绩、存在问题，作了详尽的描述和论证。他特别指出，史料研究观念的滞后，工作仍停留在收集汇编，现成材料的技术性阶段，未能进入鉴别史料、辨析史料的研究性阶段，还没有形成一套完整严格的规范，等等。论文分析深入，切中时弊。[3]论文发表后在现代文学界产生了强烈的反响，严家炎把该文判定为“现代文学史料学这个分支学科的里程碑式的著作”的论断并不过分。[4]较樊文早两年出版的《新文学资料引论》，是朱金顺从总体上描述新文学资料的力作。虽然该书对具体事例的分析胜于理论的穿透，但书名中“引论”两字，分明包含着现代文学史料学理论的核心内容。有关资料征集和研究的总结工作一直持续地进行着。2003年，在清华大学召开的现代文学的文献问题专题研讨会，规模虽小，却也影响深远。一些长期对现代文学史料进行默默耕耘的研究者，不仅总结出了理论化的实践经验，而且还形成了被普遍认同的“共识”[5]，从而把史料研究整体上向前推进了一步。在2006年全国近现代文学史料研讨会上，中国文学史料学会近现代文学史料学分会宣告成立，预告了史料文献研究新的前景。
第二，新的理论自觉还表现为对传统文献经验的进一步审视，加强了对近一百年史料文献研究成果新的探索。梁启超、章太炎、鲁迅、胡适、钱穆、陈寅恪、郑振铎、阿英、钱锺书、唐弢、王瑶等几代学者的研究经验，在研究者面前打开了一个全新的世界。
梁启超的史料研究即使不可避免地带有拓荒者的粗疏，但他立足现实，雄视百代的研究视野，还是给人们以强烈的震撼。梁启超关于史料是一切历史研究根据的概括，关于清代考证的五项成绩、朴学十大原则的评析，关于尊重客观事实、不能强史就我原则的强调，关于研究不能只重视史之躯干，更要关注史之神理，用史料生发学术主张的推崇，以及对史料从古至今面临五大厄运的洞察，所总结的鉴别伪书十二法等，事实上建构起了由传统文学史料学向现代文学史料学转化的基础。
其他研究者的经验同样受到了推崇。章太炎对于前人研究“贵其记事”，忽略对史料中人类文化丰富内容理解的批评，实际上确立了一个令人向往的史料研究的制高点。胡适“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研究基本原则的提出，对传统研究三不足的反思，他所提出的“方法的自觉”的命题，在实践中已经证明是具有创见的史料研究方法的重大拓展。鲁迅的史料研究经验更具有范例的意义。在学术著作写作之前，鲁迅既有史料独立的准备，又有独立的理论方法。隐藏在鲁迅大量著作中关于史料问题的碎片，编织起来竟可以自成系统，成为治史料者必读之书。钱穆在《国史大纲·引论》中对治史者“怠于问材料”陋习的批评，今天读来仍然言犹在耳。他说，彼于史实，往往一无所知。彼之所谓系统，不啻为空中之楼阁……彼之把握全史，特把握其胸中所臆测之全史。彼对于国家民族已往文化之评价，特激发于其一时之热情，而非有外在之根据。上述几代研究家治史经验的重温与开发，在很大程度上也是由这次征集资料活动所触发，进而带来了现代文学研究格局一定程度的变革。
三
不可否认，由资料征集引发的学术创新还是很有限度的。从总体上看，现代文学研究中的史料文献问题的解决，仍然需要研究者持续的努力。一位研究者从全局的高度对此作过精辟分析:“我们曾多次指出:在古典文学研究由史料的整理向史料的解释大胆挺进的同时，现代文学(也许也应包括‘十七年’的文学)研究应该由史料的解释向史料的整理小心地回遡。——现代文学研究中史料文献问题越来越成为这个学科生命的泉源所在，离开了真实可信的史料文献:史料的匮缺、误解、曲解、割裂、藏匿、毁弃、篡改、变造等，现代文学研究的实证性将遭异变，历史本质将被阉割，她的科学价值便不复存在，学科生命也随之窒息”。作者接着提醒:人们永远不应忘记“现代文学研究运作机制中史料的核心位置”。[6]
还有，我们面对的仍然是一个文献管理制度尚需完善的语境。由于相关文献没有解密，研究者获得的史料并非是完全客观的选择，许多史料还可能被有意或无意地遗漏。文献封锁会使研究者的声音充满偏见和虚弱。以30年前编的这套丛书而论，其选题就有较为重大的缺失。受“左”的文艺思潮的影响，许多作家的资料和文学史料当时均还在编选者的视野之外。即使近年出版的史料性著作和作家全集，由于操之过急，或意识形态因素的惯性运作，存在的问题也还不少，文献问题仍然是这些出版物脆弱的软肋。
概言之，资料征集与学术发酵，或叫学术创新永无终结之日。没有丰富可靠的文献支撑，所谓学术革新、生发学术只不过是一句空话。在进入新的30年的重要时刻，文学历史研究中把史料文献放在“核心位置”依然是十分必要的。
(载《文学评论丛刊》第11卷第2期(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
[1]贾植芳:《中国现代文学总书目·序》，福建教育出版社1993年版，第1页。
[2]徐廼翔、钦鸿编:《中国现代文学作者笔名录·编后记》，湖南文艺出版社1988年版，第1022、1020页。
[3]樊骏:《新文学史料》1989年第1、2、4期。
[4]严家炎:《中国现代文学论集·序言》，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2页。
[5]解志熙:《“中国现代文学的文献问题座谈会”共识述要》，《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4年第3期。
[6]《编后记》，《文学评论》2006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