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国外及国内的研究状况
西方学界对“大旅行”的研究开始于20世纪初。[30]与其他文化现象一样，“大旅行”是特定社会和文化环境的产物，因此而引起了许多学科的注意。这些不同的学科对16世纪至19世纪英国历史的方方面面都进行了关注，为“大旅行”研究提供了各自独特的视角。L.爱因斯坦的《英国的意大利式文艺复兴》、C.冯·克伦策的《上两个世纪对意大利的诠释》、S.李的《英国的法式文艺复兴：16世纪英国和法国文学叙述一览》、E.曼沃林的《18世纪英国的意大利式景观》、W.E.霍顿的《17世纪英国的艺术鉴赏家》、J.R.赫尔的《英国与意大利的文艺复兴：对其历史和艺术兴趣的增长》、G.伯顿的《托玛斯·艾沙姆勋爵：1677—1678年罗马的英国收藏家》、E.麦林斯的《1660—1840年间英国的景观美化与文学》、J.伯克的《大旅行与品位至上》、B.福特的《大旅行》、D.萨顿的《大旅行的纪念品》等论著和文章，在探讨英国艺术和文化生活发展等问题时，对贵族阶级在“大旅行”中的活动进行了考察。[31]贵族阶级的成员通常在“大旅行”活动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而前述研究所塑造的“大旅行”形象也常常体现出贵族特色。
同样，G.B.帕克斯的《旅行即教育》和《中世纪时期前往意大利的英国旅行者》、G.C.布劳尔的《绅士之教育：英国绅士教育的各种理论，1660—1775》、K.查尔顿的《英国文艺复兴时期的教育》、K.S.邓特的《18世纪地产阶级的非正式教育》和《旅行即教育：18世纪英国的地产阶级》等论著和文章在考查教育史的过程中，也分别对“大旅行”进行了探讨。[32]J.A.R.平洛特的《英国人的假日：一部社会史》、F.M.L.汤姆森的《19世纪英国的地产阶层》、G.E.明格的《18世纪英国的地产阶层》及《乡绅：一个统治阶级的兴衰》、L.斯通的《1558—1641年贵族的危机》等考察社会史与经济史的论著和文章也分别对“大旅行”进行了研究。[33]E.S.贝茨的《游历于1600年：旅行作为教育方式的发展研究》、W.E.米德的《18世纪的大旅行》、C.马克斯韦尔的《法国境内的英国旅行者1698—1815》、R.S.兰伯特编辑的《大旅行：沿着贵族时代足迹的一次旅程》及他在战后所著的《幸运的旅行者》、E.M.哈顿的《16、17、18世纪意大利境内的大旅行》、P.F.柯比的《1700—1800年意大利境内的“大旅行”》、J.W.斯托伊的《1604—1667年英国海外旅行者及其在英国社会与政治中的影响》、G.崔思的《大旅行》、C.希伯特的《大旅行》等著述则对“大旅行”进行了综合性的研究。[34]不过，在前述这些著述中，研究者们关注的主要是地产阶级在“大旅行”中的活动。[35]
此外，C.P.布兰德的《意大利和英国的浪漫文学：19世纪英国的意大利时尚》、P.富塞尔的《古典人文主义的修辞世界》、S.B.莱斯的《斯莫利特穿越法国、意大利时的游记与大旅行文学之风格》、C.T.霍纳特的《菲尔丁、斯莫利特、斯特恩与18世纪游记的发展》、M.S.R.莫利尔的《1795年至1825年欧洲大陆的文学旅行者》、A.F.伍德豪斯的《18世纪想象与现实中造访法国的英国人》与《1660年至1789年巴黎的英国旅行者日记研究》及C.L.班滕的《愉快的教诲：18世纪旅行文学的形式和约定俗成》等著作和文章则从英国文学史的角度出发，对“大旅行”进行了考察。[36]就“大旅行”中所涉及的社会阶级问题而言，这些研究者则采用了更为宽泛的视角，他们将整个中产阶级的各个阶层都纳入自己的研究范围之中。[37]
纵观“大旅行”研究的学术历史，我们可以看出，西方学界的研究已经涉及了文化、艺术、社会、经济、教育、文学等众多的学科领域，其研究的具体问题也各不相同。限于本书研究内容的视角，这里仅仅能挑选其中的部分著述和成果来进行介绍和评述。
为教育的缘故而前往外国旅行，是18世纪及更早一些时候英国社会、历史中重要的篇章之一。在20世纪初，E.S.贝茨、威廉·爱德华·米德以及克莱尔·霍华德等学者便对英国人中的这一现象表现出了浓厚的兴趣，于是，“大旅行”研究出现了。[38]E.S.贝茨所著的《游历于1600年：旅行作为教育方式的发展研究》（1911）一书开启了英语世界“大旅行”研究的先河。该著作的主要目标在于探讨1600年前后近百年间旅行作为教育方式的发展历程。在书中，贝茨认为，在1600年之前的半个世纪及其后的半个世纪中，上层阶级打发自家子弟到国外旅行并以此作为他们教育组成部分的做法，逐渐由一种尝试演变为一种习俗，并最终成为定制。到17世纪中期，打发青年子弟到欧洲大陆游历进而完成教育，已然成为一种固定的制度，“大旅行”则成为穷儒酸客们喋喋不休的话题。在英国，詹姆士·豪威尔是首位对“大旅行”进行描述的文人。他的《国外旅行指导》可用以追溯现代意义上的“大旅行”的开端。安德鲁·博德在此前一个世纪所著的《知识入门》则可用来追溯同一时期旅行作为教育方式的发展历程。贝茨还认为，“大旅行”实际上是一个全欧洲性的现象，只不过在不同的国家，它的规模有所不同而已。[39]此外，通过运用来自大约230位旅行者的叙述，《游历于1600年：旅行作为教育方式的发展研究》一书不仅为读者呈现了同一时期欧洲和地中海世界的生动画面，而且还再现了当时旅行者所经历的各种冒险。[40]
美国学者威廉·爱德华·米德（1860—1949）是第一位直接以“大旅行”为题进行研究的西方学者。在《18世纪的大旅行》（1914年）一书中，米德除了对18世纪后期的“大旅行”进行具体介绍之外，还附带对18世纪之前的“大旅行”进行了简要的说明。全书共分为15章，分别对法国大革命前欧洲的形势，“大旅行”主要涉及地区法国、意大利、德意志及低地国家的水陆交通和运输的发展状况，沿途各个地区的客栈、旅行者及其家庭教师，旅途中的各种危险、干扰，旅行的费用，旅行者在法国和西班牙、瑞士山区、意大利、德意志、低地国家旅行时的见闻和感受，进行了系统的描述。此外，米德在著作中还分析了“大旅行”对参与者的生活和思想所产生的深远影响：“大旅行”让部分英国人在人生中最感性的时期能够观察别国土地，观察其他类型的社会和政府，它让旅行者将欧洲大陆所能提供的最好的东西，有时甚至是最糟糕的东西带回家。[41]
在《18世纪的大旅行》出版的同一年，克莱尔·霍华德女士在伦敦、纽约和多伦多三地同时出版了《文艺复兴时期英国的旅行者》一书。该书系1908年至1910年霍华德作为“伦敦美国妇女协会”会员在牛津大学学习期间所写的论文。[42]通过研究16、17世纪出版的一批为后人所遗忘的旅行手册，特别是伊丽莎白时期以及詹姆士一世时期的旅行著述，霍华德对近代初期以来英国人为满足文化方面的需求而出外旅行的现象兴起和发展的过程进行了重构和描绘，探讨了该现象在英国社会兴起的背景和发展的原因。此外，作者还对16、17世纪英国社会所具有的世界主义特性进行了分析。[43]
《1698—1815年间游历法国的英国人》（1932）一书是爱尔兰女学者康斯坦莎·麦克斯韦尔（1886—1962）从18世纪时期的大量游记中节选相关内容汇编而成的。正如G.R.克罗恩评价的那样，该书可以说是“一部优秀的法国革命史手册”。通过节选亲历者的描述，麦克斯韦尔为读者再现了当时英国旅行者眼中法国农村和城镇的状况，再现了英国游客对“法国人并非他们想象中的野蛮人”所感到的惊奇以及他们对法国社会的称赞。[44]
R.W.弗朗茨的《英国旅行者与观念的流动，1660—1732》（1934）一书对斯图亚特王朝复辟时期海外旅行者在新科学哲学方面所做的贡献进行了研究。1665—1666年，皇家学会发布了一份“给起程远航的水手的训示”，该训示对各种科学观察的方法进行了描述。弗朗茨首先对这份训示进行了考察，接着又对皇家学会会报中的旅行文学记录和评论进行了研究，随后还对公开发行的旅行纪实中的科学材料进行了考察。[45]作为研究的结论，弗朗茨认为：在斯图亚特王朝复辟时期和18世纪初期，旅行文学直接推动了同时期最为典型的各种思想模式的发展。航海者特别是接触到了不熟悉的自然环境和人类的远洋航海家的报告，证实并部分地启发了理想主义者关于自然宗教、自然道德及政府自然基础等的假设。这些给人们留下深刻印象的概括或假设中所蕴含的部分真理，便是这些报告的功劳。[46]
英国作家、《听众杂志》的创立者和编辑兰伯特编著的《大旅行：沿着贵族时代留下的足迹旅行》（1935）一书，首先探讨了数个世纪中“大旅行”与英国国内公众舆论变化之间的关系。兰伯特认为，在数个世纪中，“大旅行”这一习俗始终在英国大众舆论形成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仅仅就这一点来讲，该书的研究便具有相当的学术价值。除对“大旅行”在英国大众舆论形成过程中发挥的作用进行探讨之外，该书收录的部分文章还对“大旅行”活动中有关国家的旅行条件、旅行者喜爱的景点、旅行者对所遇到的外国人的态度等进行了描述。此外，书中收录的萨谢弗雷尔·希特维尔先生的文章还就“大旅行”在艺术领域的影响进行了分析。希特维尔认为，“大旅行”对近代时期英国艺术标准的变化产生了影响，“它阻止了英国人对洛可可艺术可能曾经抱有过的任何癖好，并推动了与约翰·亚当、罗伯特·亚当及詹姆士·亚当三兄弟联系在一起的室内装饰风格的出现”。[47]1950年，兰伯特出版了另外一本题为《幸运的旅行者：为消遣而游历或旅行的简短历史》的著作。遗憾的是，笔者目前尚未收集到有关这一著作的任何信息，无法对书中的内容进行叙述和评价。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随着研究者的增多，“大旅行”研究得到进一步的发展。这一时期，西方学者继续沿着战前的路数，对“大旅行”的具体过程及其对英国社会所产生的影响进行研究。1951年，乔治·B.帕克斯在《旅行即教育》一文中对近代初期英国人的游学实践及理论进行了研究。在文章中，帕克斯将近代初期英国人的游学历史划分为三个阶段，并分别对其进行了探讨。帕克斯认为，1570年至1620年是英国游学历史发展的第一个阶段。在这一阶段，英国的理论家和旅行者都期望借助对外国人及其城市的观察，来增加对外国政治的了解。于是，旅行成为一种训练，一种为公众生活做准备而进行的训练。这种观念自出现后就从来没有遭到过遗弃，而实现这一观念追求的目标则始终是旅行的动力之一，许多后来者的旅行也乐于接受其指导。第二个阶段大约开始于17世纪20年代。在这一阶段中，旅行者被期待留意艺术作品中新的美学旨趣，而不像早期的学者那样，仅仅是将古老的艺术作品作为古代的遗物。第三个阶段则开始于17世纪中晚期，在这一阶段旅行者被期望对科学和技术问题表现出兴趣。此种倾向最初在约翰·伊夫林的游学中明确无误地体现出来，并在皇家协会涵盖世界的研究计划中得到明显的体现。不过，它几乎没有成为即便是最有决心的“哲人”旅行家的唯一目标，除了协会的会报外，它依然仅仅是众多的主题之一。[48]
保罗·富兰克林·柯比的《1700—1800年意大利境内的大旅行》（1952）一书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第一本最完整地描述18世纪意大利境内的英国人的著作。在书中，柯比没有按照年代顺序，也没有采用分主题论述的办法，而是以“大旅行”的行程来组织该书的材料。在著作的开端，柯比首先对当时可资利用的向导进行介绍，接着便对通往意大利的各条线路，它们各自的优点及受欢迎的程度，以及意大利境内的各重要路线等进行了讨论。之后，柯比便按照由阿尔卑斯山脉及西西里的顺序，对沿途各个地区和城市逐一进行介绍。由此，柯比追寻着艾迪生、贝克福德夫妇、吉本、玛丽·沃特利·蒙特古贵妇、皮奥齐夫人、斯莫利特以及博斯维尔等杰出人物的足迹，对他们在热那亚、都灵、米兰、湖区、威尼斯、博洛尼亚、佛罗伦萨、锡耶纳、罗马和那不勒斯（偶尔也包括意大利南部和西西里）等地的旅行进行描述。此外，在该书的四个附录中，作者还为读者提供了一些其他方面的信息，如通往意大利的各条线路的情况，意大利境内各驿站的位置、驿站间的距离及乘马所需时间，各重要中心货币兑换汇率等。柯比的这本著作对18世纪英国人的意大利之旅进行了生动而细致的描述，向读者再现了18世纪意大利的景象。
不过，正如美国西北大学的J.H.哈格斯特拉姆指出的那样，“由于作者在研究过程中过度谨慎，并始终囿于自己的研究范围而不敢有所逾越，他没有能将旅行者在意大利的见闻和观感与18世纪占主导地位的美学理念联系起来，这大大降低了他研究的价值”。[49]同时，该书的立论，即“在弥尔顿之后以及18世纪初期，随着法国政治和文学影响的扩大，意大利在英国的重要性逐渐下降；到18世纪末，因为‘大旅行’之故，意大利的吸引力较以往任何时刻都更大”也是值得商榷的。因为，这一立论套用了有关18世纪英—意关系的传统观点，即英国的新古典主义重视的是法国而非意大利，只是随着浪漫主义运动的开始，意大利在英国人中的声名才开始增长。事实上，在18世纪的英国，虽然但丁和彼特拉克的影响确实下降了，但像马基雅维利、博加里尼、萨皮、塔索和古阿里尼这样的作家，影响十分强大。而且，喜欢意大利歌剧的癖好也并非一种浪漫主义现象，相反，它出现在古典之风盛行的伦敦。源自意大利绘画和建筑的推动力一直就没有中断过，在整个18世纪中，它一直都非常强大。[50]
1952年，约翰·斯托伊出版了《1604年至1667年海外的英国旅行者及其对英国社会与政治的影响》一书。该书主要的研究对象是17世纪期间寓居法国、意大利、低地国家及西班牙的英国人以及在上述国家旅行的英国人。该著作陈述的事实及其结论都源自作者对当时尚未得到使用的一些重要原始资料——如《国务文件海外卷》、牛津大学图书馆和大英博物馆中未曾引起人们注意的英国旅行者的日记手稿——的深入挖掘。[51]正是由于上述档案文献的运用，使得斯托伊的研究既不乏细节，又给人一种亲切且令人耳目一新的感觉。作为同一领域研究的先驱，斯托伊至少在三个方面为后来的研究做出了重要而持久的贡献。首先，他以手稿资料为基础，确立了旅行的各条线路、17世纪意大利境内“大旅行”的起源以及在随后的世纪中得以持续的前往海外旅行的习俗。其次，与其他一些研究不同，斯托伊不仅对旅行进行了关注，还对寓居外国的现象进行了关注。他对贵族青年的教育，特别是他们在法国的教育进行了新的阐释，认为此种教育产生了重要的政治和文化后果。最后，尽管斯托伊在研究中对官方的大使馆和大使表现出了关注，但他却将更多的注意力投向受过教育的仆从，诸如私人教师、专职教士、秘书、信使，而这些人中很多后来都成为职业外交官。此种关注无疑也反映了社会下层在当时的影响。斯托伊还研究了推动各个社会阶层谋求改善自身状况的动力的所在，并展示了贵族家庭是如何“试图将大陆的经历作为一种资本以谋求晋升的”。此外，他不仅对“社会与其管理当局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探讨，还对该社会变动的特性进行了研究。[52]
1958年2月，《美国哲学学会会报》刊登了美国俄勒冈大学历史系学者弗农·F.斯诺的长文《罗伯特·C.约翰逊大旅行日记，1792—1793》。在第一部分的研究性评述中，作者首先介绍了罗伯特·C.约翰逊的家庭背景、个人经历、兴趣以及他的经济、政治及宗教信念；接着介绍了旅行日记在美国产生和流行的背景以及其对约翰逊的影响；随后，作者分析了文艺复兴精神和18世纪教育理念在推动约翰逊前往欧洲进行“大旅行”、约翰逊本人对旅行目的和功能的看法以及他旅行期间的态度等方面所产生的影响。在第二部分中，作者对约翰逊在英、法和意三国旅行时期写下的日记进行了整理[53]，为我们再现了约翰逊欧洲三国游的具体过程，也为我们研究“大旅行”提供了许多有用信息。
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论述“大旅行”问题的著述中，安东尼·伯吉斯的《大旅行时代》（1967）一书可谓插图最丰富、部头最大。[54]在这一著作中，伯吉斯运用自己掌握的广博信息，以轻松而生动的笔调对“大旅行”进行了介绍。正如布林斯里·福特在为该书所写评论中指出的那样，“安东尼·伯吉斯成功地再现了‘大旅行’的大部分精神，而且，他以贝克福德和拜伦式随意而变化不定的态度处理自己的主题，而不是待之以温克尔曼式的执着，这无疑为其文章增加了许多闪光点，同时也为其文章增加了一些出人意料的因素”。[55]在著作的后半部分中，被誉为“20世纪最伟大和最有影响力的艺术史家之一”的弗朗西斯·哈斯克尔（1928—2000）对18世纪英国（艺术）品位的总体趋势进行了简要的说明。
罗伯特·波义耳是英国自然哲学家、化学家，近代化学的奠基人之一。波义耳兄弟四人，特别是罗伯特·波义耳本人，都曾在家庭教师法国人艾萨克·马科姆贝先生指导下前往法国、瑞士和意大利从事“大旅行”。在研究波义耳生平的过程中，R.E.W.麦迪逊（1901—1993）对罗伯特·波义耳的“大旅行”进行了重构。[56]麦迪逊的研究属于个案研究，它以波义耳为例，并从旅行与教育间关系的角度出发，对当时正在英国社会上层兴起的“大旅行”进行了自己的诠释。
英国作家杰弗里·崔思的《大旅行：旅行黄金时代的历史》（1967）一书，不仅对“大旅行”在伊丽莎白时代兴起及其在维多利亚时代初期的演变的整个进程进行了描述，而且还对英格兰人（后来是英国人）对外国人态度的变化的历史背景进行了描绘并分析。在16世纪，外国人是英国人崇拜和模仿的对象，到了18世纪末，他们则成为英国人鄙视的对象。崔思认为，导致这种变化的因素有二：一是英国各方面条件的改善和自信心的增长；二是持续的战争导致了欧洲其他国家的倒退。[57]
英国历史学家克里斯托弗·希伯特的同名著作《大旅行》（1969）同样将研究的方向集中在旅行本身，它主要通过研究当时旅行者留下来的众多信函、游记和日记，以探讨这些旅行者所描述的旅行活动。约瑟夫·伯克在《18世纪研究》上发表的《“大旅行”和品位至上》一文（1968）则探讨了“大旅行”对英国文化所产生的影响。罗伯特·沙克尔顿在《18世纪文化研究》上发表的《18世纪“大旅行”》一文（1971）则对启蒙时代“大旅行”（或其类似的形式）的某些方面进行了重点考察，并探讨了“大旅行”对文艺、思想发展的重要性。[58]
在这些早期的“大旅行”研究中，尽管西方学者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但他们的研究也存在一些问题或不足：首先，除了极少数研究者外，早期的学者主要将研究的注意力集中在18世纪，也即处于黄金时期的“大旅行”之上。他们很少涉及18世纪之前和18世纪之后的类似现象。其次，研究者主要将“大旅行”的主体集中在英国贵族这一有限的群体之上。对于早期研究中所存在的这种倾向，约翰·唐纳毫不客气地指出：“当代期刊主要将注意力集中在一些富有和强势阶层的活动之上，并因此而认为‘大旅行’时代的游客主要是一些在导师陪同下进行旅行的贵族青年，这种成见无疑是头脑简单的表现。”[59]最后，在早期的研究中，学者们主要是对狭义的“大旅行”进行探讨，广义角度的研究则往往受到批判。例如，在兰伯特编辑的《大旅行：沿着贵族时代留下的足迹旅行》一书中，作者们试图从多个方面探讨“大旅行”兴起的原因，但该书却遭到了G.R.克罗恩的严厉批评，被斥为“对大旅行的实质存在误解”。在克罗恩看来，当时的青年人被送往国外，正如培根在论述“大旅行”目的时指出的那样，主要是为了“接受训练以胜任公职，并兼学习语言”，因此，欧洲“大旅行”的目的首先是为了教育。[60]同时，这一时期的研究更多地集中在分析“大旅行”对英国社会所产生的各种影响，而很少注意这一持续时间几近三个世纪的社会现象对东道国，即“大旅行”游客所参观的国家的影响。此外，就这一时期的研究者对资料的运用而言，他们更多地以当时出版的游记、日记和旅行指南为主，较少运用档案资料。[61]这正如杰里米·布莱克谈及西方学者在“大旅行”研究中所存在的一些问题时指出的那样，在“大旅行”的有关研究中，由于缺乏一个全面罗列有关意大利之外“大旅行”资料的详细清单，大多数学者往往忽视当事人留下的手稿所提供的原始资料，他们更愿意运用他们比较熟悉的、数量较少的一些资料。[62]这无疑是一种遗憾。
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随着研究的日益深入，学者们逐渐认识到了早期研究中存在的不足，他们开始反思以前的研究，并对其中的一些问题提出了不同的看法，做出了新的诠释。他们逐渐抛弃将“大旅行”局限于男性政治精英这一狭窄世界的传统做法，更多地注意“大旅行”活动参与者社会地位的多样性及其社会背景的复杂性。他们还开始重视“大旅行”这一社会、文化现象在整个欧洲所产生的深远影响。与此同时，随着跨学科分析方法的引入，“大旅行”研究也不再仅仅局限于艺术史或文化史等狭小的专业研究范畴，而是开始成为众多学科研究的课题。此外，受女性主义思潮的影响，一些学者开始研究“大旅行”中女性的活动及其影响。随着“大旅行”研究的不断深入，学者们也更加注意挖掘运用各类新资料，有意识地对有关手稿和档案资料进行编撰整理，并出版了许多工具书。
首先，学者们开始重新评价和认识传统的“大旅行”研究中所涉及的某些问题。例如，在约翰·马丁·罗伯逊和爱德华·钱尼等的著作中，英国和意大利之间通过“大旅行”的方式而进行的复杂而富有成果的交往，重新得到评价和认识。华盛顿大学的J.C.罗伯逊在谈及20世纪80年代以前的“大旅行”研究时指出，在17世纪初，英国人对“大旅行”的反应往往是将意大利化的英国人视为恶魔的化身，部分学者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之前对“大陆旅行”的评价也没有能够超越这种传统的看法；对具有岛国特性的英国学界来说，国外旅行似乎处于边缘地位，不是研究的热点。对他们来说，国外旅行无非是教皇制度、梅毒和裸体油画的渊薮而已。在80年代中期，爱德华·钱尼所著的《大旅行与大叛乱：理查德·拉塞尔斯与17世纪的意大利之旅》（1985）与约翰·马丁·罗宾逊编辑的《意大利值得观赏事物掠影：1646年4月25日第十四代阿伦德尔伯爵托玛斯·霍华德致约翰·伊夫林函》（1987）则对这一重要社会现象的发展进行了更为精确而细致的评价。这两本著作不仅为研究在当时已保持了150年不变的旅行路线的发展提供了彼得·伯克推荐的那种所谓“局外人”的观点，他们的文本同时还提供了极具价值的“当事人”的看法。[63]
除了前述那本影响深远的著作外，爱德华·钱尼在1998年还将早年发表的涉及范围相当宽泛且具有开拓性意义的十三篇文章汇编在一起，并以“大旅行的演进：文艺复兴以来的英、意文化关系”为名进行出版。与探讨“大旅行”的大多数论著所不同，钱尼在这本论文集中所关注的并不是“大旅行”这一社会文化现象如何在18世纪逐渐发展成熟，相反，他主要对“大旅行”在16世纪至17世纪兴起的重要意义进行了探讨。16、17世纪，意大利在文化与历史等许多方面的成就远远超过英国，给英国旅行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著作中，钱尼试图通过对托马斯·霍比勋爵、约翰·舒特、罗伯特·丹灵顿勋爵等人旅行的研究，进而分析宗教、哲学和外交关系是如何影响前往宗教改革后的意大利去考察古典文化的人士的。此外，钱尼还对伊尼戈·琼斯和阿伦德尔伯爵托玛斯·霍华德的文化旅行，弥尔顿、霍布斯以及巴尔萨扎·格比勋爵等人的旅行，身在罗马的英国天主教诗人以及英国人对意大利医院的观察等进行了讨论。[64]总之，正如圣安德鲁斯大学的格雷厄姆·史密斯在他为钱尼的《大旅行的演进》一书所写的评论中指出的那样，“作为一本文选，该书从多个侧面对16世纪至19世纪的英—意关系进行了生动而又权威的描述”。[65]
其次，学者们开始抛弃将“大旅行”研究局限于男性政治精英这一狭窄世界的传统做法，更多地注意“大旅行”活动的参与者社会地位的多样性及其社会背景的复杂性。在众多学者的努力之下，西方学界对18世纪英国的看法已然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他们不再仅仅把英国描绘为“土地精英主导政治和文化的寡头政体”。在英国，也并不是只有土地贵族才对获取大陆旅行所能提供的那种文化资本感兴趣。在《世界公民：伦敦商人与1735年至1785年英国大西洋社会的整合》（1995）一书中，戴维·汉考克就论证了“没有土地而依靠商贸致富的人们，是如何按照自身条件而要求获得精英的地位并跻身于上层文化之中”的。[66]同样，劳伦斯·克莱因在《平民的优雅：18世纪初期英国的消费与社会认同》一文中也指出，尽管平民的消费量微不足道，但他们同样是精英文化的消费者。描述“大旅行”这样一种精英文化活动的著作，为平民提供了借以娱乐消遣的核心信息，而这些信息同样也让他们获益良多。[67]就与土地贵族相关的问题而言，阿曼达·维克瑞则提醒读者警惕“大旅行”研究中出现的一些错误看法，即土地贵族是铁板一块，他们都醉心于将自己和平民区别开来。[68]而就有关外国旅行的问题而言，那些宣传社会对“大旅行”的认可的评论家，常常是一些可以从大陆旅行长期的流行中获得利益的人。许多人在提及“大旅行”时都认为它绝对是一种昙花一现的时尚，因此，我们有必要质疑它到底在多大程度上成为一种习俗。另外，学者们不应该过多地强调文化资本在精英的社会建构中所发挥的作用，这样会使资本的作用模糊不清。显然，富有地主的租税收入比他们从欧洲大陆所获得的任何世界性面貌都更能确保其地位。[69]
与此同时，在女性主义思潮的影响下，一些学者开始关注妇女在“大旅行”中的活动及其影响。布赖恩·多兰的《大旅行中的女士》无疑是一部具有代表性的著作。[70]在“大旅行”历史发展的后期阶段，妇女的积极参与日渐重要。尚在为自己早些时候的一本书《探寻欧洲边界：启蒙年代的英国旅行者》（1999）作社会学研究时，多兰便开始关注女性在“大旅行”中的活动。在该书中，作者还将健康因素纳入了旅行的众多动因之中。[71]在《大旅行中的女士》一书中，多兰对18位女性进行了个案研究，这些女性包括人们比较熟悉的塞缪尔·约翰逊的密友赫丝特·皮奥齐、“才女翘楚”伊丽莎白·蒙塔古以及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等人。通过这些个案研究，布赖恩·多兰认为，在欧洲大陆的“大旅行”让前述这些女性旅行者获得了巨大的情感和思想自由。在国内和她们的家中，由于种种社会因素的制约，她们是无法享有这些自由的。与此同时，多兰不仅描述了韦伯斯特夫人伊丽莎白等人复杂的性关系，也描述了文雅社会对梵妮·伯尼和赫丝特·斯瑞尔等蔑视传统而嫁给外国人的女性的态度。当然，该书最为重要的成就则在于，多兰对女性作为旅行作家和社会评论家所做出的独特贡献进行了分析。此外，作者还首次为我们提供了一些时人大量使用的旅行书籍的社会背景，这些书籍包括安娜·米勒的《意大利书信集》、皮奥齐的《法国、意大利、德意志旅行期间的观察和反思》、玛丽安娜·施塔克的《1792年至1798年意大利书信集》。与同类男性作品相比，这些著作具有显著不同的特点，它们不仅对当时的一些著名艺术品做出了令人耳目一新的、充满创见的评价，还对作者那个时代的日常生活和社会时尚做出了让人信服的评价。正如多兰指出的那样，对海伦·威廉斯和沃斯通克拉夫特这些政治观察家而言，“她们希望自己在公共场合的存在被承认并受到尊重，而旅行和旅行著述则为此提供了强大的平台”。[72]
再次，“大旅行”成为众多学科研究的主题。随着“大旅行”研究的不断深入，学者们逐渐抛弃传统的、目光短浅的专业性研究，转而采用跨学科或者说多学科的研究方法，开始重视视觉与表演艺术、文学与政治间的互动以及它们间共有的文化价值，研究反映思想和道德力量的图像与符号，同时更加重视各种社会因素的交互作用。这些无疑都有助于打破传统的研究界限。正如爱德华·钱尼指出的那样，尽管人文学科分为不同领域的学术传统不利于“大旅行”研究，但一些学者很早就开始注意到学科交叉或文化史研究的优点，他们将“大旅行”或“英—意文化关系”作为文学、艺术和建筑史、科学和医学史、考古学、音乐学和其他许多学科研究的主题。[73]
约翰·唐纳从旅游学和旅游史的角度对近代以来欧洲的“大旅行”进行了考察。在《1540—1940年西方世界旅游娱乐历史布局》一书中，约翰·唐纳特意用了一章的篇幅来探讨欧洲“大旅行”。在这本著作中，作者没有像其他一些学者那样对“大旅行”进行重新描绘，而将重心放在探讨促成“大旅行”历史布局形成的有关主题之上。在对促成旅游客源地“旅行文化”形成的众多进程进行讨论的基础上，作者进一步对旅行目的地的实际旅行模式进行了考察，希望借此克服传统研究中存在的一系列问题，并提供一种理解所谓的“大旅行体系”的新观点。[74]
大卫·沃特金则从建筑史的角度对“大旅行”进行了探讨。沃特金在文章中回顾了法国大革命前英国建筑师前仆后继地参观意大利的历史，考察了“大旅行”对同一时期英国建筑所产生的影响。[75]弗兰克·单蒙的《建立在废墟之上：罗马之重新发现与英国的建筑》一书则就“大旅行”及古典文化对英国建筑设计的影响进行了原创性的研究。在过去的研究中，一些学者认为，希腊和哥特式建筑的复兴导致了英国古典传统的毁灭，它同时还导致了英国人赴意大利游学现象的终结，意大利不再被英国人视为灵感之源。弗兰克·单蒙的这一著作在很大程度上纠正了上述观点。在18世纪中期，越来越多的建筑师为了获得职业经验和训练而进行“大旅行”。单蒙的考察则从这一时期开始。单蒙在考察这些建筑师对“废墟”的研究中发现，1815年之后，重新回到罗马的学生发现该城市已经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在拿破仑命令下，考古学家在罗马进行了极其有组织的发掘活动，许多庙宇和纪念碑在清除无情岁月留下的尘垢后重见天日。类似的情况也出现在庞培等地。在该地游历的学生们对种类繁多的房屋设计方案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领命于拿破仑之弟乔基姆·缪拉的法国考古学家的努力之下，这些方案及房屋内部色彩纷呈的状况终为世人所知。查尔斯·罗伯特·科克雷尔、詹姆士·彭讷松、托马斯·利维敦·唐纳德逊等新一代英国建筑领域的学生，不再从随机留存下来的残存建筑物中获取灵感，而是致力于对罗马广场等反映当时城市建设成就且具有重大意义的建筑工程进行图像重构。一旦回到英国，这些练习对他们的事业及他们教授的学生都产生了实实在在的影响，并让他们成为当时正在兴起的建筑学行业的领军人物。[76]
还有一些学者则从艺术史的角度探讨“大旅行”对北欧各国以及英国文化的影响。迈克尔·利维西奇通过对风景画家威廉·马洛（1740—1813）的职业生涯的个案研究，试图揭示英国画家如何在激烈竞争的市场中调整自己对意大利所抱的态度，以迎合那些进行过旅行的资助人的需求。[77]在《古典文化和18世纪英国的罗马观念》一书中，菲利普·艾尔斯首次成功地论证了在18世纪上半期有一些作品将古典著作中的哲学和政治思想应用到了视觉艺术之中。这些作品范围广阔，涉及建筑、模仿古典风格的人物半身像、纪念性墓碑以及奇斯威克、罗沙姆、斯托海德和斯托等地发现的矗立着众多肖像碑和庙宇的天然公园。[78]该书的意义就在于它发展了弗里茨·萨克斯尔和鲁道夫·维特科维尔这两位艺术史家和图像学研究者在《英国艺术和地中海》中所提出的许多新观点。《英国艺术和地中海》一书1948年出版于伦敦，主要对乔治王时代古典主义的意义做出了具有开创性的论述。[79]
最后，随着欧洲“大旅行”研究的不断深入，西方学界更加重视对各类档案资料的发掘、整理和运用。在档案的发掘和运用方面，杰里米·布莱克是一位非常重要的学者。他在研究中不再局限于已整理出版的资料，而是大量利用相关的档案资料。1985年，布莱克出版了专著《英国人和大旅行》。相对于71年前米德的著作而言，我们可以很清晰地看到，布莱克的研究更加注意“大旅行”过程中的各种细节。一方面是因为其扎实的史料基础，在他所收集的私人信件中有大量的生活细节的记述；另一方面也跟整个史学的潮流有关，在这一时期，社会生活的微观场景受到了史家的重视。[80]此外，正如许多评论家指出的那样，布莱克《英国人和大旅行》一书的主要贡献或者说创新之处在于该书所运用的史料主要不是那些以出版为写作最终目的的游记，而是档案资料，即游记和信函等的手稿。其中，许多手稿都是前人未曾发掘过的。[81]1992年，布莱克出版了《国外的英国人：18世纪的大旅行》一书。虽然作者的本意是写一本不同于《英国人和大旅行》的新书，并对此前所忽略的问题进行探讨。然而，该书只不过是在《英国人和大旅行》一书基础上进行了部分修改，并增加了大量新的档案资料而已。
在众多早期档案资料得到发掘和运用的同时，一些早期英国作家的旅行手册和游记也得以出版问世或重新刊印。查尔斯·伯尼《法国和意大利音乐之现状》便是其中之一。业余爱好者协会成员之一、古典学者约翰·默里特对自己“大旅行”的记述《洛克比的J.B.S.默里特书信集1794—1796》，则是第一次出版付印（1985）。R.S.派恩－科菲的《1860年前英、美赴意旅行专题目录》（1974）、约翰·马西阿利编辑的《詹姆士·马歇尔和玛丽－路易丝·奥斯本收藏之大旅行日记和其他旅行手稿目录》（1998）则收录了大量旅行文献。此外，基思·克鲁克编辑、特拉华大学出版社再版的约瑟夫·福塞斯的《1802年至1803年游览意大利之际对古代文物、艺术品的评述和通信集》则是一本颇具特色的记述。约瑟夫·福塞斯的这本书即是后来人们所熟知的《意大利》，该书不仅内容全面而翔实，而且提供了大量作者个人就当时的社会、经济和政治事件发表的新看法，从而为旅行手册的写作树立了一种新的标准。该书大为当时人所推崇，雪莱、沃斯通克拉夫特、李希·亨特、托马斯·拉夫·皮科克和拜伦都曾使用该书，而约翰·卡姆·霍布豪斯在编辑《恰尔德·哈罗德朝圣之旅》时则利用该书来编写注释。[82]迈克尔·G.布伦南编辑、哈克路特学会2004年出版的《大旅行的起源：曼德维尔勋爵罗伯特·蒙塔古、威廉·哈蒙德和班纳斯特·梅纳德的旅行》一书，在概要介绍都铎王朝和斯图亚特王朝时期“大旅行”兴起和发展的基础上，集中对三名旅行者罗伯特·蒙塔古、威廉·哈蒙德和班纳斯特·梅纳德在欧洲大陆的旅行进行了再现。该书为我们提供了大量有关17世纪英国人“大旅行”的资料和信息。[83]
为了满足研究的需要，各类工具书也纷纷出版问世。长期以来，由于缺少人物传记方面的基础研究，对18世纪欧洲“大旅行”是如何在英国传播古典思想的问题的研究很难深入开展。从1997年开始，这种状况得到了扭转。在这一年，英国保罗·梅隆艺术研究中心资助出版了《1701—1800年意大利境内的英国和爱尔兰旅行者字典》。该字典是在约翰·英格梅尔斯主持下完成的，其资料来源主要是布林斯里·福特勋爵收集的各类档案。福特勋爵耗费了毕生精力收集有关“大旅行”的材料：他不仅从各种印刷和纪录资料中寻找到了大量相关的材料，而且还为这一领域中的研究者提供了一个查寻自己所需要资料的场所。这一无与伦比的资源提供了数百位曾在意大利旅行过的各类人物的旅程与文化、社会和金融活动的相关资料。在对布林斯里档案资料进行编辑和大量扩充的基础上，约翰·英格梅尔斯和一大群专家出版的这一字典为学界提供了一本极为难得的参考书。[84]
总体而言，自20世纪初“大旅行”研究正式确立以来，经过近一个世纪的努力，西方学界在“大旅行”研究中取得了丰硕的成果，这些研究成果有助于我们深入了解“大旅行”的具体情况，理解“大旅行”在促进英国和欧洲大陆经济发展和文化交流，促进欧洲文化共性的形成等方面所发挥的作用。
当然，西方学者对“大旅行”的研究仍然有着某些局限。他们常常将“大旅行”与特定的历史时期联系在一起，要么研究酝酿时期的“大旅行”（如爱德华·钱尼、约翰·沃特·斯托伊），要么则研究黄金时期的“大旅行”（威廉·爱德华·米德），这导致了“大旅行”历史的割裂。与此同时，他们在一些具体问题上，如“‘大旅行’在英国国内文化生活的各个具体领域究竟发挥了怎样的作用”，“大旅行是否也有助于培养英国人与欧洲大陆居民之间的超地域亲和感，乃至欧洲观念”，“作为主要目的地的法、荷、德、意等国的居民在大旅行中发挥了怎样的作用”等，尚没有进行深入的研究。西方学者在研究中存在的问题和局限，为本书的研究留下了余地，他们所忽略的问题也正是笔者试图回答的问题。
在国内，对于英文“Grand Tour”一词所指称的现象，西方旅游史或者外国旅游史著作，例如，罗明义的《国际旅游发展导论》、王永忠的《西方旅行史》、邹树梅的《旅游史话》、彭顺生的《世界旅游发展史》稍有提及。[85]另外，在《英国贵族史》及《英国近代贵族体制研究》这两本专著中，阎照祥教授则将该词语所指出的现象称为“大陆游学”，并对其进行了极为简略的论述。在这两本著作中，阎照祥教授把大陆游学作为贵族生活的一部分，并简单介绍了大陆游学的原因、费用、人数、历史意义等。[86]最近，阎照祥教授再次撰文对欧陆游学进行了更为深入的探讨。[87]
陶军《18世纪英国大陆游学及其原因和影响》一文可以算作是国内第一篇对“Grand Tour”进行专题研究的论文。该文援用阎照祥教授对“Grand Tour”一词的翻译，在此基础上，该文首先介绍了大陆游学的基本研究状况并对其概念进行了界定，接着便从纵向和横向两个方面梳理了大陆游学的基本历史事实，然后对大陆游学兴起的主要历史原因作了分析，最后还阐述了大陆游学所产生的历史影响。该文认为，大陆游学提高了英国贵族的文明程度，促进了英国文化、艺术和科技的发展，加强了英国与大陆欧洲的联系。同时，大陆游学也扩大了英国在欧洲大陆的影响，并从整体上加强了欧洲的内部联系。[88]作为第一个对“Grand Tour”一词所指称现象进行的专题研究，该文无疑做出了有益的尝试。然而，由于该文作者所掌握的资料有限，他对该现象的描述不够深入，而其分析也难以让人信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