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明清堤垸扩张和两湖平原自然、人文环境剧变

有关明清两湖平原堤垸兴建和迅速发展的情况，现有研究成果已做了充分的揭示。由此可知，在人口膨胀所带来的人口压力和朝廷垦荒政策的推动下，大量移民在“江西填湖广”的移民运动中进入两湖平原，“与水争地”，掀起围垸高潮，使得两湖平原的堤垸数量急剧增加。[2]

堤垸的兴建和扩张，使两湖平原腹心地带全面开发，两湖平原的堤防、河道、聚落、城镇等自然和人文景观也因之巨变，这些变化可归结为五个方面：（1）成片的水面变成满目的田庐。所谓“四通八达之薮……今尽成田”[3]，此类记载在明清两湖平原府州县志中随处可见，过去在洪水期消泄洪水的地方，此时成了需要竭力保护的田庐。（2）众多穴口分流的长江、汉水变为被连续、封闭的堤防管束的河流。这一变化，牵涉到堤防和河道两个方面，长江和汉水明以前都有众多的分流穴口，朝南北两个方向分流江汉主流，有“九穴十三口”、“汉江九口”[4]之类的说法，这些穴口大部分在明清时期被堵塞，江汉堤防也在明清时期大肆兴筑并逐步定型，江汉堤防的不断修筑和加固，一方面使江汉干流的河道基本确定，大致稳定在今天河道的位置上。另一方面加速了河床的淤塞，使得荆江河段河床不断抬高，水位不断上升，形成了“悬河”景象。（3）长江“四口南流”，洞庭湖“吐纳群流”的水利格局基本定型。咸丰、同治年间，大江南岸藕池口、松滋口相继溃决，加上原来的虎渡口和调弦口，形成江水“四口南流”，注入洞庭湖的局面。洞庭湖本来受纳从西北来的江水（西水），从西南来的沅、澧、湘、资诸水（南水）。“四口南流”挟带的大量泥沙，使洞庭湖湖身淤高，容量减小，水的流速降缓，加剧了湖区的水灾，同时也淤出了大面积的洲地湖田。从此，湖田之利愈增，而滨湖之水患愈烈，这成为洞庭湖平原经济和社会发展面临的一个基本问题。（4）长江、汉江大堤和洞庭湖堤保护的堤内区域，被众多的垸堤分割、定型。两湖平原的围垸，各地围筑时间早晚、围垦规模等具体情形可能不一，但依托江汉大堤、洞庭湖堤和入江入湖各支流大堤围筑各自垸堤，从而使两湖平原被线状和环状的大小堤防分割成片的总趋势却是一致的，这些堤线构成两湖平原的骨架，今天两湖平原的面貌虽然较过去有翻天覆地的变化，但其地表形态只不过是借助中华人民共和国强大的国力，将明清时不规则的“棋盘”变成了现在这样很规整的“棋盘”。（5）洪涝灾害加剧，洪涝灾害爆发的频率越来越高，危害越来越大。[5]堤垸围垦恶性膨胀造成两湖平原水系紊乱，河湖蓄洪泄洪能力减弱，生态平衡被破坏，使得这里的人民饱受了“人与水争地为利，水必与人争地为殃”的苦难。

自明清大开发以来，垸田给两湖平原带来的这些巨变，可以沔阳州作一个缩影。沔阳州可谓江汉平原地势最低洼的地方，一向为受水之区，垸田在这一区域的普及，意味着农业垦殖中人地关系饱和状况的出现。据嘉靖《沔阳州志》记载，明以前直至明初，这里垸田鲜少，土地荒旷，“其不可堤者，悉弃为莱芜。莱芜之地，常多于院”。[6]该志详细记载了入明以来，沔阳州围垸开发的进程及由此带来的生态变化：

明兴，江汉既平，民稍垦田修堤。是时法禁明白，人力齐一，堤防坚厚，湖河深广，又院少地旷，水至即漫衍，有所停泄。贾让所谓“大川无防，小水得入，陂障卑下，以为汙泽；使秋水多得有所休息，左右游波，宽缓而不迫”是也。故自洪武迄成化初，水患颇宁。其后佃民估客日益萃聚，闲田隟土，易于购致，稍稍垦辟，岁月浸久，因攘为业。又湖田未尝税亩，或田连数十里而租不数斛，客民利之，多濒河为堤以自固，家富力强则又增修之。民田税多徭重，丁口单寡，其堤坏者多不能复修，虽院必有长以统丁夫，主修葺，然法久弊滋，修或不以时，故土未坚实；丁夫或非其数，故工尚鹵莽。夫院益多，水益迫；客堤益高，主堤益卑，故水至不得宽缓，湍怒迅激，势必冲啮，主堤先受其害。由是言之，客非惟侵利，且贻之害也。然大水骤至，汛滥汹涌，主客之院，皆为波涛，虽曰主害，亦非客便也。……自正德十一二年，大水泛溢，南北江襄大堤冲崩，湖河淤浅，水道闭塞，院塍倒塌，田地荒芜。即今十数年来，水患无岁无之。……江汉之水，每夏秋之交，鲜不溢发，使沿边之地，漫无防护，徒于诸院小小补塞，则高水湍悍，势苦土崩，至则冲突，何功之有？臣（指嘉靖初年沔阳知州储洵，本文作者注）闻南自监利车木堤水口冲塌，每遇川江水发，不惟其县受害，而沔阳后洚茅埠凡一十六村，熊家涆潭凡四十余院，税粮八千余石，高低淹没，尺土不堪耕种；自潜江排沙头、班家湾、新开便河及沔阳石牌铺诸处水口冲塌，每遇襄汉水发，则潜江、景陵二县，沔阳深江、西范凡二十七村，莲河、柘树凡七十余院，税粮一万五千余石，亦无尺土耕种。[7]

经历明末清初的破坏和恢复，清代沔阳州境内的垸田开发更深入、更密集。据乾隆元年（1736）知州禹殿鳌清田时各乡垸田名目，沔阳悦安、宝成、咸宁、永泰、拱辰五乡，共有1322垸，垸田面积400多万亩。[8]清代后期，因潜沔境内汉水支津湮塞，沔阳境内小垸逐渐合并，垸田数量有所减少，但垸田面积并没有减少。民国21年（1932），据江汉工程局的调查，沔阳境内有较大的民垸137个。当时的情形如《湖北堤防纪要》所言：“南北两岸垸堤交相衔接，以为捍卫。加之支河汊港纵横如织，内堤隔堤，星罗棋布，几乎无地无之，……地当江汉之区，水流泛溢，堤塍虽多，无法安澜。防于上即决于下，坚于南则虚于北，均系节节筑塞，素无统一计划，各自为政，以邻为壑”。[9]

洞庭湖平原的情况也大致相同，乾隆年间“滨湖已无余地，多筑新围，益无余地以处水”[10]。清后期“四口南流”淤出大片洲地之后，“附近居民，次第开垦，盖居然成都成邑，有由沧而桑之象焉”[11]！

这些情况表明，自明中叶以降，特别是清嘉庆、道光以后，两湖平原垸田围垦恶性膨胀，或“随淤随筑”，“凡湖渠泽薮有为泥沙填淤者，即争垦筑垸”[12]；或竭湖造田，湖泊渐次被垦为桑田，已经给当地的生态环境带来很大的压力。在大洪水的年份，平原湖区不得不承受生态失衡的后果，以换得河湖水系新的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