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宋初词坛的萧条

以往学术界所讨论的北宋初期词，都是指以晏殊、欧阳修等词人为代表的诸多作家而创作出来的系列词作。晏欧等词人创作的高潮期都是在宋仁宗年间，从宋代历史分期的角度来说，这一时期已属北宋中期。在这之前，北宋还经历了太祖、太宗、真宗三朝，合计六十多年。这六十多年时间，是史学分期意义上的北宋初期。如果转换到宋词发展的角度考虑问题，宋仁宗亲政前的词坛创作依然是比较冷清的。将这一时间段再合计进去，北宋开国约八十多年时间，作家和作品极少，所以，往往被研究者所忽略，或者仅仅是点到几位作家，有个别零星的阐述。北宋只有一百六十多年的历史。在北宋将近一半的历史时段中，歌词创作跌落到最低谷。词坛上这一段特殊现象值得人们思考。将这一时段词家作品综合起来研究，有利于理清词史的系列问题，比较确切地描绘出歌词创作演变的轨迹。

一　“乐章顿衰于前日”

歌词创作经历了唐末五代的兴盛，“花间”、南唐两大词人创作群体相互辉映，到宋仁宗中叶再度走向创作繁荣，其间相隔近百年时间。在这两个创作高潮期的中间时段，歌词创作一度衰落。尤其是北宋初期这八十余年的时间里，歌词创作萧条到令人不可思议的地步。翻检《全宋词》，这一时段有作品留存的词人一共11位，保留至今的词作共34首，分别为：和岘（3首）、王禹偁（1首）、苏易简（1首）、寇准（4首）、钱惟演（2首）、潘阆（11首）、丁谓（2首）、林逋（3首）、杨亿（1首）、陈亚（4首）、李遵勖（2首）。作家的总数居然远远少于“花间词人”群体，作品数量也不到温庭筠留存词作的一半[17]。即使将五代入宋的部分词人的作品累计进去，数量也是非常有限的。对歌词创作唐末五代曾经辉煌又在北宋前期走向极度衰落的现象，宋人就觉得不可理解。南宋初年最具词学研究眼光的王灼说：“国初平一宇内，法度礼乐，浸复全盛。而士大夫乐章顿衰于前日，此尤可怪。”[18]

对“此尤可怪”问题的解答，首先要对北宋初期词作的内容和风格做一番梳理，方能得出比较令人信服的科学结论。从创作题材的角度梳理这一时段的数十首词作，内容涉及仕途感慨、景物描写、游乐宴席、离别相思、感伤时光流逝、颂圣等等，风格分别表现为清丽沉挚、壮阔雄浑、清新洒脱、富丽工整、缠绵委婉等等。

其一，写仕途感慨，或抒发志向，或仅仅是牢骚。

北宋初年第一首引人注目的歌词是王禹偁的《点绛唇》，词云：

雨恨云愁，江南依旧称佳丽。水村渔市，一缕孤烟细。　　天际征鸿，遥认行如缀。平生事，此时凝睇，谁会凭栏意？

这首词为言志之作。品词中之味，应该作于贬谪期间。王禹偁（945—1001）于宋太宗太平兴国八年（983）登进士第，年轻得志，对赵宋王朝充满感激之情。他的报国方式就是直言敢谏，先后向太宗献《端拱箴》和《御戎十策》，得太宗赞赏，迁左司谏、知制诰。然而，王禹偁终因直言敢谏而屡屡得罪君王与执政大臣，曾三度遭贬谪，两次在太宗朝、一次在真宗朝。王禹偁特此作《三黜赋》以明志，表明态度说：“屈于身兮不屈其道，任百谪而何亏！”王禹偁三度被贬，第一次贬为商州（今属陕西）团练副使，第二次出知滁州、改知扬州，第三次出知黄州（今属湖北）。宋代设“江南东西路”，辖境相当于今江苏、安徽二省，滁州、扬州皆在其辖境之内。况且，古人诗文中有以“江南”泛指长江中下游地区。所以，这首词最有可能作于第二次贬官期间。宋代文人士大夫甚得皇帝尊宠，待遇优厚，政治环境宽松。像王禹偁这样出身贫寒、门第卑微的知识分子能够进入领导阶层，完全依靠朝廷的大力提拔，因此他们对宋王室感恩戴德、誓死效忠，即使仕途屡遭挫折，也此心不变。何况，宽松的环境使他们敢于有所作为，皇帝的尊宠使他们勇于有所作为。这就使得北宋被贬谪的文人士大夫的心境与前代类似处境的墨客骚人有很大的不同。他们虽有贬谪的困苦、失意的牢骚，但却轻易不沮丧、不悲观、不沉沦，仍然试图舒眉一搏，对前途保持着乐观的向往。宋代士大夫贬居期间的这种特殊心态，是王禹偁作此词时的特定心理背景。因此，即使被贬出京，词人依然对生活保持着浓厚的兴趣。在烟雨云雾迷蒙之中，词人却欣赏起“江南”的佳丽风光。那散落的“水村渔市”，袅袅升起的一缕“孤烟”，既给人以宁静恬淡的感受，又充满了欣欣的生活气息。但是，“雨恨云愁”的环境，已经展示了词人内心世界的另一面，即遭受贬谪的心情不快。词人羡慕“天际征鸿”的高飞远举，愤慨无人理解自己此刻“凭栏凝睇”的内心志向。词人终究是乐观的，这首词在抒发“世无知音”的苦闷时，其基调是对鸿雁振翼的遐想，词的格调因此也不会显得悲苦沉闷，而有一种向上的引发力。

这一时段，词人会通过小词来宣泄仕途不得意的牢骚愤懑。陈亚真宗咸平五年（1002）进士出身，善以药名入诗词。陈亚有《生查子》词献宰臣章得象，云：

朝廷数擢贤，旋占凌霄路。自是郁陶人，险难无移处。　　也知没药疗饥寒，食薄何相误。大幅纸连粘，甘草归田赋。

吴处厚《青箱杂记》卷一记载说：“亚与章郇公同年友善，郇公当轴，将用之，而为言者所抑。亚作药名《生查子》陈情献之。”[19]词作内容是比较单一的失意牢骚，“归田”云云，只是牢骚语，不可当真。

其二，描写自然风光，表现词人寄情湖光山色的洒脱情怀。

北宋初期此类词作以潘阆的一组《酒泉子》而给人们留下深刻印象，这组词留存至今的有10首。其十咏钱塘江潮说：

长忆观潮，满郭人争江上望。来疑沧海尽成空，万面鼓声中。弄涛儿向涛头立，手把红旗旗不湿。别来几向梦中看，梦觉尚心寒。

潘阆生活在太宗、真宗年间，晚年遨游大江南北，过着逍遥自在的隐逸生活。这首词描写钱塘江潮水雄伟壮丽的景色与弄潮儿英勇善泅的无畏气概。词上片用“满郭人争江上望”来描绘倾城出动、万人空巷的宏伟场面，用“来疑沧海尽成空”写潮水奔腾澎湃、汹涌而至的气势，无不使人目夺神骇，心惊骨折。下片写弄潮儿劈潮斩浪、英勇善泅的无畏气概，写观潮而留下的印象，皆传神地传达出词人对钱塘江潮的观感。据说钱易非常喜欢这首词，曾亲书于玉堂后壁，石曼卿则让画师为之绘图。潘阆另一首《酒泉子》描写杭州西湖，也深得读者喜爱，词云：“长忆西湖，尽日凭栏楼上望：三三两两钓鱼舟，岛屿正清秋。　　笛声依约芦花里，白鸟成行忽惊起。别来闲整钓鱼竿，思入水云寒。”潘阆虽然曾经一度出仕，但他的生活方式、生活态度以及相当一部分生活经历，使他的身份更加类似于一位处士或隐士。在日常生活中潘阆追求逍遥自在的境界，在文学创作中也处处体现他的随意、淡泊、超脱。流传的这一组《酒泉子》，是他的生活方式、态度、经历的一种表现。

其三，感伤时光流逝，对美好的事物充满眷恋。

词人在歌舞酒宴之间创作歌词，享受生活，时而会对身旁的美好事物、富贵生活产生眷恋之情，不愿时光流逝而带走自己现在所拥有的。尤其是身居高位、拥有太多的生活中美好时光或事物时，更是如此。被称为“北宋倚声家初祖”的晏殊，就在词中频频表现这种情感而给读者留下深刻印象。在晏殊之前，寇准在词中也有类似情感的表达。寇准（961—1023）登宋太宗太平兴国五年（980）进士第，年仅19岁。真宗时官至宰相，因其出色的政治才干和对赵宋王朝的忠心耿耿而两次入相。似寇准如此三度入相的，在宋代只有几位颇得恩宠的大臣才享有此殊荣，天禧三年（1019）封莱国公。寇准居相位，起居“尚华侈”。欧阳修《归田录》卷一载：寇准“尤好夜宴剧饮，虽寝室亦燃烛达旦。每罢官去后，人至官舍，见厕溷间烛泪在地，往往成堆”[20]。其《甘草子》云：

春早，柳丝无力，低拂青门道。暖日笼啼鸟，初坼桃花小。遥望碧天净如扫，曳一缕、轻烟缥缈。堪惜流年谢芳草，任玉壶倾倒。

此为词人早春宴客之作。词人欣赏早春景致之妩媚婀娜，暖日溶溶，柳丝低拂，桃花初开，碧空净静，轻烟缥缈，随之产生的情感是“堪惜流年谢芳草”。因担心时光流逝而带走这一切，词人便抓紧时间享受早春的美丽，“任玉壶倾倒”。在富贵生活中产生的淡淡愁思，如“一缕轻烟”，拂之不去。

钱惟演（977—1034）为吴越王钱俶次子，随父归宋后一路升迁，官至枢密使。其脍炙人口的《木兰花》词，同样流露出对美好事物的留恋之意。词云：

城上风光莺语乱，城下烟波春拍岸。绿杨芳草几时休？泪眼愁肠先已断。　　情怀渐变成衰晚，鸾鉴朱颜惊暗换。昔年多病厌芳尊，今日芳尊惟恐浅。

词人在春天时节，面对“城上风光莺语乱，城下烟波春拍岸”的美好景色，所产生的竟然是愁苦意绪。人生得意之际，面对明媚春光，意气风发，那是一种情景。这一切词人以往曾经欣赏和享受过，同时也失去过。当词人再度拥有春天美景时，就担忧“绿杨芳草几时休”，这种担忧竟导致“泪眼愁肠先已断”。下片解释愁苦的缘由。词人将一切的根源都追溯到岁月的流逝、容颜的衰老上。每次览镜，都要为此惊叹。剩下惟一的解脱方式就是频频高举“芳尊”，借酒消愁。词人所写之愁，其深度要远远超过寇准词，其间应该渗透了词人仕途颠簸的感受。这首词与王禹偁的作品同样显示出向“言志”靠拢的创作倾向。词人虽写愁苦之意，但与五代十国词人还是有很大的不同，词中没有那种绝望哀痛的没落感与沉重感，钱惟演只是平常叙述而来，毕竟词人生活在一个平和的年代。

其四，写友人之间的送别情谊。

设歌舞酒宴，送别朋友，在宋代是十分寻常的。酒宴间因此有所创作，寇准《阳关引》云：

塞草烟光阔，渭水波声咽。春朝雨霁轻尘歇。征鞍发。指青青杨柳，又是轻攀折。动黯然，知有后会甚时节？　　更尽一杯酒，歌一阕。叹人生，最难欢聚易离别。且莫辞沉醉，听取阳关彻。念故人，千里自此共明月。

这首词用王维《送元二使安西》诗意，但词人结合自身体验，将情景打并在一起，宛同己出。开篇把视线引向“故人”远去的边塞，并通过“渭水波声咽”从侧面加以烘托。中间改写王维诗语，错落起伏，跌宕有致。最后又用“共明月”一句，把相隔两地的真挚友情绾结在一起，构思较新颖，境界也较豪放开阔。词人以友人为思念的对象，情调凄悲但不哀艳。《苕溪渔隐丛话》后集卷九称此词“语豪壮，送别之曲，当为第一”，就是因为送别思念的对象不同带来的词风转移。经寇准的改写，王维的诗歌以长短句的形式出现，更易于合拍歌唱。此外，这首词不作代言体，直抒胸臆，近似南唐风格。

其五，写男女相恋艳情。或酒宴间送别，依依不舍；或别后思念，牵肠挂肚。

这类在“花间词人”手中得到集中表现的题材，在北宋初期寥寥的几首词作中，也有比较集中的体现。寇准、林逋、陈亚诸位词人，在这方面都有较好的词作传世。寇准《踏莎行》云：

春色将阑，莺声渐老，红英落尽青梅小。画堂人静雨蒙蒙，屏山半掩余香袅。　　密约沉沉，离情杳杳，菱花尘满慵将照。倚楼无语欲销魂，长空黯淡连芳草。

这是一首代言体，代闺中寂寞女子言情。在春末时节，春天的美丽即将过去，闺外渐趋寂静。闺中则独自一人，离别已久，“离情杳杳”；音信全无，“密约沉沉”，每日里叫人思恋不已。闺人因此长期无心梳妆，“菱花尘满”；终日“倚楼”凝望，惟见“长空黯淡连芳草”。词中所写是典型的“花间”题材：寂寞思妇，无心梳妆，终日倚楼。与温庭筠词相比，少了一些朦胧与精致，多了一分流畅与随意。

林逋的《长相思》是北宋初期写男女离情最出色的作品，词云：

吴山青，越山青。两岸青山相对迎，谁知离别情？　　君泪盈，妾泪盈。罗带同心结未成，江边潮已平。

林逋（967—1028）不慕荣华富贵，隐居西湖孤山二十年。他终身未婚娶，喜欢种梅养鹤，人们说他“梅妻鹤子”。林逋终身未婚并不意味着他没有经历过男女情爱，这首词体验之真切、构思之新颖，确实是有感而发。词写两情相悦的男女双方难舍难分的送别以及别后的刻骨相思。上片写行人坐船离去，一程又一程，两岸青青山色在迎接着离人，它们哪里知道这对情人内心的离别之情呢？敦煌曲子词中有《浪淘沙》写别情说：“看山恰似走来迎，子细看山山不动，是船行。”此词的构思从中脱胎而出，却更加含蓄精练，气质文雅。下片写分别时刻终于来到了，两人再也忍不住咽下无数次的泪水。“罗带同心结未成”，写美满的情感终于落了空。词以抒情为主，词中的山水在词里只起比兴与暗示作用，并不是作者着意刻画的对象。词中叠句的节奏、比兴手法的运用、构思的巧妙，都汲取了民歌的风韵。这样的作品，在格调上与中唐以来文人学习民间所填写的小令相近，而与“花间”香软作风异趣。白居易也有一首传播人口的《长相思》，词云：

汴水流，泗水流，流到瓜洲古渡头，吴山点点愁。　　思悠悠，恨悠悠，恨到归时方始休，月明人倚楼。

两相对比，可以清楚看出二者之间的一脉相承关系。

陈亚还是以自己擅长的手法写艳情，即巧妙地以药名入词，使歌词多了一丝谐趣。他以药名写闺情保留至今的有三首《生查子》，其一云：

相思意已深，白纸书难足。字字苦参商，故要槟郎读。　　分明记得约当归，远至樱桃熟。何时菊花时，尤未回乡曲。

采用谐音等方式，词中涉及的药名有：相思子、薏苡、白芷、苦参、狼毒、当归、远志、菊花、茴香等，内容方面不见新意，写作上别具一格。据记载，陈亚“性好谐谑”，他写相思闺情，就向俚俗作风靠拢。如云：“拟续断朱弦，待这冤家看”等。

其余的，还有颂圣如“南阙万人瞻羽葆，后天祝圣天难老”（丁谓《凤栖梧》）、咏物如“黄菊一丛临砌，颗颗露珠装缀”（李遵勖《望汉月》）等题材词作。

二　“此尤可怪”之解读

对北宋初期十多位词人的三十多首词做了大致梳理以后，就可以进一步探求该时期歌词创作极度萧条的原因了。

“词为艳科”，最初，词是为了配合歌舞酒宴间流行音乐之演唱而创作的。由“十七八女孩儿”，执“红牙板”，柔声歌唱。题材集中在伤春悲秋、离愁别绪、风花雪月、男欢女爱等方面，与“艳情”有着直接或间接的关系。如前文所言，“词主乎淫，谓不淫非词也”。只有在一个享乐成风、儒家道德评价体系不被人们所看重的社会环境里，词人才能寻找到充分施展才能的空间和机会。这是唐末五代词兴盛的最为重要的原因。换言之，北宋初期社会环境的改变，导致歌词创作的萧条衰落。

“学而优则仕”，已经成为古代知识分子体现个人价值、实现个人理想的惟一途径。除非时代极度混乱、国家政权濒临颠覆或更替频繁的时候，知识分子不知“仕”于何朝何地，才会群体性地放纵享乐、得过且过。大一统国家政权一旦重新建立，封建社会秩序得以恢复，知识分子群体当然会惯性地回到“学而优则仕”的轨道上来，以儒家的伦理道德标准规范自己，重新约束个人的言行，力求在新的朝代新的政权中有所作为。这是赵宋政权建立以后知识分子群体的必然反应。

唐末五代，士风败坏。世人寡廉鲜耻，惟利益之所趋，少道义之所存。欧阳修对此感慨良多，云：“呜呼！五代之乱极矣。《传》所谓‘天地闭，贤人隐’之时欤？当此之时，臣弑其君，子弑其父，而搢绅之士安其禄而立其朝，充然无复廉耻之色者皆是也。吾以谓自古忠臣义士多出于乱世，而怪当时可道者何少也？”[21]五代割据军阀，鄙视教育和文化，甚至取消了科举取士制度，代之以恩荫制度，倒退到南朝门阀时代。范仲淹说：“钱氏为国百年，士用补荫，不设贡举，吴越间儒风几息。”[22]江浙地区，五代之时“儒风几息”，边缘地区，可想而知。北宋初年，承五代旧习，士风衰弊。赵宋代周而起，除了军事统一南北、恢复国内经济、重建国家制度等要务以外，弘扬士德，改变士风，也是当务之急。宋代帝王“与士大夫治天下”，士风盛衰，直接关系到国家的前途命运。所以，宋代从君王到士大夫都致力于士风的建设。

朝廷的措施之一就是大力弘扬儒家伦理道德准则，通过学校、科举等多种途径推广儒家思想教育，建立新一代的士风。“周世宗之二年，始营国子监，置学舍。上既受禅，即诏有司增葺祠宇，塑绘先圣、先贤、先儒之像。上自赞孔、颜，命宰臣、两制以下分撰余赞，车驾一再临幸焉。”[23]其时，士大夫亦在这方面多有努力。范仲淹《田公墓志铭》载田锡事迹，云：“至桐庐郡，以吴越之邦归朝廷未久，人阻礼教，邈如也。公下车，建孔子庙，教之诗书，天子赐《九经》以佑之。自是睦人举孝秀、登搢绅者比比焉。”[24]范仲淹《贾公墓志铭》载贾昌龄事迹，云：“时天下学校未兴，公修本邑孔子庙，起学舍，俾邑之秀民群居焉，公旦暮往劝导之。”[25]统治阶层和士阶层的共同努力，使北宋初年的士风很快有了较大转变，王禹偁总结说：“国家乘五代之末，接千岁之统，创业守文，垂三十载，圣人之化成矣，君子之儒兴矣。”[26]

士风的转变直接影响到文风的转移。北宋初年文人“以写作‘古文’相号召，主张文由道出，想重建儒家的‘道统’和‘文统’，以矫舍本逐末之弊”[27]。这种努力颇见成效，姚铉自豪地说：“我宋勃兴，始以道德仁义根乎政，次以诗书礼乐源乎化，三圣继作，晔然文明。……天下之人始知文有江而学有海，识于人而际于天，撰述纂录，悉有依据。”[28]戴复古也有类似的总结：“风骚凡几变，晚唐诸子出。本朝师古学，六经为世用。诸公相羽翼，文章还正统。”[29]

北宋初年士风、文风的改变，“文章还正统”之创作风气的逐渐形成，非常不利于“主乎淫”之歌词创作。文人士大夫甚至将五代艳词创作与亡国联系在一起讨论。田况《儒林公议》云：“伪蜀欧阳炯尝应命作宫词，淫靡甚于韩偓。江南李煜时，近臣私以艳薄之词闻于王听，盖将亡之兆也。君臣之间其礼先亡矣。”[30]北宋前期文人自然地摒弃淫乐享受之表述，追求言志咏怀之表达，在创作中形成新的潮流。以留存下来的十几位词人的三十余首词作而言，写艳情的只有八首，大约占存今作品的四分之一。即使有部分作品因通过“自扫其迹”等手段销毁而失传，词作数量还是少得可怜。这与“花间词”一边倒的艳情创作倾向形成鲜明对比，反而与中唐张志和、白居易等人的创作情况近似。中唐词人，或写隐逸之志，或写江南风光，避开艳情话题，又不适宜酒宴之间歌女演唱，词的创作就无法繁荣，词人数量和作品数量都极少。北宋建国以后八十余年，歌词创作已经倒退为中唐的水平。这时段的词人，在写宴游之乐时，有时也特地躲避情色话题，表现出与“花间词”以及后来的北宋词迥异的风貌。李遵勖《滴滴金》云：

帝城五更宴游歇，残灯外、看残月。都人犹在醉乡中，听更漏初彻。　　行乐已成闲话说，如春梦、觉时节。大家同约探春行，问甚花先发。

北宋初期文人士大夫，“以声妓自乐”，已形成社会风气。这首词所描写的“宴游”，一直寻欢作乐到“五更”，酒宴间恐怕也有声妓相伴。这首词写残灯残月、都城更漏、春梦初觉、同约探春，就是不写歌舞女乐，表现出北宋初年词坛的创作走向。将歌词与歌舞酒宴、声妓女乐剥离，改变其娱乐消费的功能，就绝对不可能繁荣，中唐和北宋初期歌词创作实践都证明了这一点。

这时段寇准、林逋、陈亚创作了几首相思艳情歌曲，有个人的一些特殊原因。寇准“少英迈”，“性刚自任”，为人极其自信。而且，“少年富贵，性豪侈，喜剧饮”（所引均见《宋史》本传）。林逋为人恬淡，一生不入仕途，与同时代士人作为异趣。陈亚喜谑戏，创作不避俚俗，“盖近世滑稽之雄也”[31]。寇准诗歌也有写男女离别相思艳情者，《古别意》云：“水荧光淡晓色寒，庭除索寞星河残。清樽酒尽艳歌阕，离人欲去肝肠绝。露荷香散西风惊，征车渐远闻鸡鸣。深闺从此泣秋扇，梦魂长在辽阳城。”翻检《全宋诗》，这一时段以此题材入诗者极为罕见，显示出寇准不同时人的创作态度。不过，这几位词人“艳情”之作数量非常有限，仍然受到那个时段创作大氛围的制约，与后来柳永、欧阳修、晏几道等人放开写作之姿态大相径庭。

仁宗前期登上词坛的部分作者，其作品开始向“言情”靠拢。他们或直接写艳情，即使不直接写艳情，其抒发的情感也类似于艳情。他们的作品，显示出承前启后的过渡性，昭示着歌词创作新高潮的即将来临。范仲淹是这类词人的典型代表。后文个案研究时，将详细展开此话题，此处从略。

同时代另外一位过渡性的词人是夏竦（984—1050）。夏竦留存至今的词只有两首。其《喜迁莺》写“三千珠翠拥宸游”之宫廷游乐，应该是应制之作，尽量避开艳情话语。其《鹧鸪天》则毫无遮拦地写艳情相思，词云：

镇日无心扫眉黛，临行愁见理征衣。尊前只恐伤郎意，阁泪汪汪不敢垂。　　停宝马，捧瑶卮，相斟相劝忍分离。不如饮待奴先醉，图得不知郎去时。

题材是“花间”的，作风是柳永的，词人一气写来，毫无顾忌。这样的歌词最适宜歌舞酒宴间女子演唱。歌词创作发展至此，新的创作高潮呼之欲出。

三　范仲淹词的过渡性

范仲淹是北宋最为杰出的政治家之一，兼通文武，这在当时文人士大夫中极为罕见。尤其是范仲淹以名节自励，倡导“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以天下为己任的精神，成为宋代士大夫精神风貌的一种新写照。他不辞艰险困苦，在西北边地抵御西夏入侵先后达四年之久，就是他这种“先忧后乐”精神的具体体现。因此，范仲淹就对边地生活有了亲身体验与真实感受，他治军也很有成效，当地民谣说：“军中有一范，西贼闻之惊破胆。”这段军旅生活，进入了他的长短句创作，留下了千古名篇《渔家傲》：

塞下秋来风景异，衡阳雁去无留意。四面边声连角起，千嶂里，长烟落日孤城闭。　　浊酒一杯家万里，燕然未勒归无计。羌管悠悠霜满地，人不寐，将军白发征夫泪。

词中反映了边塞生活的艰苦和作者坚持反对入侵、巩固边防的决心和意愿，同时还表现出外患未除、功业未建、久戍边地、士兵思乡等复杂矛盾的心情。范仲淹虽然守边颇见成效，然而，北宋长期“积弱”、“积贫”，不是一两个人能扭转如此大局。当时在北宋与西夏的军事力量对比上，北宋处于下风，只能保持守势。范仲淹守边的全部功绩都体现在“能够维持住守势”这样一个局面上，时而还有疲于奔命之感。这对有远大政治志向的范仲淹来说肯定是不能满足的，但又是十分无奈的。所以，体现在词中的格调就不会是昂扬慷慨的，与唐人边塞诗“万里不惜死，一朝得成功”（高适《塞下曲》）的豪迈气概与乐观精神迥然有别。在范仲淹以前，很少有人用词这一新的诗体形式来写边塞生活。唐代韦应物的《调笑》虽有“边草无穷日暮”之句，但没有展开，且缺少真实的生活基础。所以，范仲淹这首词，实际上是边塞词的首创。不仅如此，这首词的内容和风格还直接影响到宋代豪放词与爱国词的创作。魏泰《东轩笔录》卷十一说：“范文正公守边日，作《渔家傲》乐歌数阕，皆以‘塞下秋来’为首句，颇述边镇之劳苦。欧阳公（欧阳修——引者注）尝呼为穷塞主之词。及王尚书素出守平凉，文忠亦作《渔家傲》一词以送之，其断章曰：‘战胜归来飞捷奏，倾贺酒，玉阶遥献南山寿。’顾谓王曰：‘此真元帅之事也。’”遗憾的是范仲淹的边塞词均已散佚，只剩下这一首。

再读范仲淹《剔银灯·与欧阳公席上分题》一词：

昨夜因看《蜀志》，笑曹操孙权刘备。用尽机关，徒劳心力，只得三分天地。屈指细寻思，争如共刘伶一醉。　　人世都无百岁，少痴呆，老成尪悴。只有中间，些子少年，忍把浮名牵系。一品与千金，问白发如何回避？

这是一首咏史词，主题是感慨人生短暂、寻求及时作乐，这样的思想在范仲淹作品中比较少见。欧阳修是范仲淹志同道合的好友，终身服膺范仲淹。在好友的酒宴上，饮酒松弛之际，范仲淹难免有些牢骚话。他嘲笑曹操等人纷争不已，在“徒劳心力”中虚耗时光，比不上刘伶在醉乡中逍遥度日。下阕范仲淹更是用算术方式告诉人们时光的可贵：人无百岁，老年衰疲憔悴，年幼懵懂无知，剩下青壮年时光就非常短暂。如果这段可贵的时光再被“浮名牵系”，钻营奔走，一生就没有快乐时光了。众所周知，范仲淹有异常坚定的入世志向，晚年退居邓州时尚且表示：“进亦忧，退亦忧。”这首词所表达的情绪和思想，仅仅是酒宴间的一时牢骚，是对自己政治志向不得实现的不平之语，由此可见范仲淹寻常人生的一个侧面。可惜欧阳修及其他参加这次酒宴的“分题”作者的歌词已经失传，无法更多地还原当时的情景。这首词通俗畅达，不避口语，与范存世的其他四首词风格不同。欧阳修有大量的俗词创作，或许范仲淹此时受到欧阳修的感染，同时也展现出范仲淹文学风格的多样性。宋人填词，都是休闲娱乐的行为，是游戏之作，与创作诗文的态度完全不一样。在这样的文体中，比较容易流露出不合主流倾向的一些情感，遣词造句也比较随意。读者可以从这样的角度理解范仲淹这首词。

庆历六年（1046），58岁的范仲淹退出政治中心舞台，移知邓州，居闲休养。在邓州期间，范仲淹修缮亭台楼阁，以作游览消遣之地。邓州城东南的“百花洲”，经范仲淹重新修建，成为范仲淹经常流连忘返的场所。范仲淹有《定风波》词，即咏写游览百花洲的情景，词云：

罗绮满城春欲暮，百花洲上寻芳去。浦映□花花映浦，无尽处，恍然身入桃源路。　　莫怪山翁聊逸豫，功名得丧归时数。莺解新声蝶解舞，天赋与，争教我辈无欢绪。

春暮风光灿烂的时节，到百花洲寻芳探胜。花水影映，莺歌蝶舞，如入桃源仙境。范仲淹陶醉在美景之中，似乎忘却了“功名得丧”给他带来的困扰和苦恼。范仲淹在诗歌中也反复咏写百花洲的景致，《依韵答王源叔忆百花洲见寄》说：“芳洲名冠古南都，最惜尘埃一点无。楼阁春深来海燕，池塘人静下仙凫。花情柳意凭谁问，月彩波光岂易图？汉上山公发新咏，许昌何必诧西湖？”范仲淹经历了“庆历革新”的是是非非，此时特意借百花洲景色抚慰自己，在此类诗词创作中就力求洒脱，告诫旁人“莫怪山翁聊逸豫”。但是，结尾“争教我辈无欢绪”的努力中，透露出对现实失意的无法真正释怀。正是这种心态作用，这一阶段才有《岳阳楼记》如此伟大的创作问世。

上述三首词，咏边塞、读史、风景，题材宽泛，与艳情无关，与北宋前期词坛的创作风气合拍，表现了从晚唐五代至北宋前期词坛衰变的一个过程。“诗言志”，脱离艳情，以诗抒情更加便捷畅达，所以，范仲淹留存到今天的诗歌还有三百余首。

如果仅仅只有上述三首词传世，范仲淹在词坛的地位就要大打折扣。关键是范仲淹的另外两首词，描绘出词坛演变的轨迹，预示着北宋词坛春天的来到。在生活方面，范仲淹与宋代其他士大夫一样，出入歌楼妓馆，偎红倚翠。姚宽《西溪丛话》载：“范文正守鄱阳，喜乐籍，未几召还，作诗寄后政云：‘庆朔堂前花自栽，为移官去未曾开。年年忆著成离恨，只托春风管领来。’到京，以绵胭脂寄其人，题诗云：‘江南有美人，别后长相忆。何以慰相思，赠汝好颜色。’至今，墨迹在鄱阳士大夫家。”[32]莫君陈《月河所闻集》载：“饶州女乐之首，年六十余，乃名妓也。范希文瞩眄，有诗‘千里寄颜色’之句，或时寄朱粉赐之。”[33]这种经历，使范仲淹对男女的相思恋情有了十分深入细腻的体会，所以，范仲淹写相思的作品也特别真挚动人。《苏幕遮》：

碧云天，黄叶地。秋色连波，波上寒烟翠。山映斜阳天接水，芳草无情，更在斜阳外。　　黯乡魂，追旅思。夜夜除非，好梦留人睡。明月楼高休独倚，酒入愁肠，化作相思泪。

词以广袤无垠的天地作为秋思乡愁的背景，宽大深远的境界中所烘托出来的情感也显得格外深沉浑厚。秋色的渲染，已经融入了“悲秋”的情绪。秋色渗透了天地之间，那浩浩淼淼的秋水，带着无休无尽的秋意悠悠远去；秋江之上笼罩着一层翠色的“寒烟”，这是秋日特有的景象。登高视野所及，都是萋萋连绵的“无情芳草”，这“芳草”阻碍了行人的视线、阻挡了游子的归程，铺天盖地，蔓延无边。“黯乡魂，追旅思”交待了愁情的来源，词人只能依赖“好梦留人睡”了。词人劝告自己“明月楼高休独倚”，举杯浇愁，肯定会全部“化作相思泪”。词人铭心刻骨的思恋之情是因为故乡而发，词中有明确的点题之笔。然而，留给读者的印象总觉得不仅仅限于乡思，更像是恋人之间缠绵纠葛的别情。处于北宋前期词坛，范仲淹还不习惯于公然写作男女艳情，便借乡思为题，写出男女牵肠挂肚的别情。

范仲淹另一首《御街行》写相思别情，旨意却明白了许多。词云：

纷纷坠叶飘香砌，夜寂静，寒声碎。真珠帘卷玉楼空，天淡银河垂地。年年今夜，月华如练，长是人千里。　　愁肠已断无由醉，酒未到，先成泪。残灯明灭枕头攲，谙尽孤眠滋味。都来此事，眉间心上，无计相回避。

这首词写秋夜怀人，秋日里的落叶、银河、月光，构成一幅凄清、冷落、衰飒的画面，无不引起对千里之外那个人的思念。“年年今夜”，从现在出发将相思时间推向无限；“人千里”，又将空间无限拓展。在如此巨大的时空阻隔中，注定相见无日，相思永远。范仲淹胸襟宽大，他的相思词总是写出一种宏大的时空背景，这与同时代其他词人“小园香径”、“庭院深深”的狭深环境不同。无论是醉中还是睡中，这种相思之情都无法摆脱。“酒未到，先成泪”，是词人经过多少次“酒入愁肠，化作相思泪”之后所获得的铭心刻骨的经验。末尾三句秉笔直书，用平易浅近的口语诉说深婉曲折的恋情相思，具体而形象。李清照《一剪梅》“此情无计可消除，才下眉头，却上心头”，明显受此词影响。词中“真珠帘卷”，点明这首词所抒发的是一位闺中孤独女子的思念情感；“谙尽孤眠滋味”，点破“艳情”主题，是男女恋情相思。就此可以加深对前一首《苏幕遮》的理解。这首词代闺中抒情，抒写女子思念的恋人的情感，已经是典型的“花间”题材。

灯红酒绿之际，让十七八女孩儿曼声演唱相思小调，才是歌词创作的主流倾向。回归到艳情创作上来，才有歌词创作的一次又一次高潮。范仲淹艳情之作虽少，然沉挚真切，婉丽动人，对词坛产生深刻影响。赵宋王朝从决策上和经济上鼓励大臣享乐，鼓励大臣多养“歌儿舞女”自娱，范仲淹是宋代比较早的将这种生活情态写入歌词的作家。范仲淹的作为能够起到一种典范的作用。范仲淹的道德人品，在当时和后来都得到比较一致的极高的评价，好友韩琦评价范仲淹说：“竭忠尽瘁，知无不为。……天下正人之路，始公辟之。”[34]这是范仲淹身后人们对他的定评。以范仲淹这样一位道德领袖人物，写作婉丽缠绵的艳情词，必定会极大地改变时人的文学创作观念。由此，吴处厚《青箱杂记》云：“文章纯古，不害其为邪；文章艳丽，亦不害其为正。然世或见人文章铺陈仁义道德，便谓之正人君子；若言及花草月露，便谓之邪人，兹亦不尽也。”[35]以下所举例子中，就有范仲淹。且言“以范公而不能免”，可见范仲淹此类创作给时人的示范意义。于是，宋人在不知不觉中会将偎红倚翠的风流生活和深情委婉的艳情小曲作为生活常态接受，在文学创作领域放宽对艳情词的道德评判，或者根本不予道德评判。文学创作观念的改变，才是歌词创作走向再度繁荣的深层原因。因此，范仲淹在词史上不仅是一位承前启后过渡性的重要作家，而且引导着词坛创作风气的转移，为宋词创作的繁盛导夫先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