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近十几年以来，对宋代文学之研究，视野愈益开阔。学者尝试从多种角度切入，或与不同学科关联，努力拓展宋代文学研究之领域。在此种学术背景下，我亦尝试在宋代文学研究上有更多的突破。

首先，是文体学研究之兴起，提示学者每一文体的特殊性。从文体学角度着手，诸多纷争不决的学术问题，会有新的解决途径。宋词，一直是我研究的重心之所在。那么，宋词的文体特征是什么？或者有学者回答：音乐性。宋词在当时是可以歌唱的，配乐演唱，促使宋词这一特殊文体之发生和发展。这样的回答，当然有其合理性，却不是全部的答案。回到唐宋时期，歌词是配合流行音乐演唱的，更多地流行于秦楼楚馆，传唱于美艳歌妓，传抄于民间乐工。唐宋时期的文人，对配合歌词演唱的俚俗燕乐，并没有予以更多关注，那仅仅是当代司空见惯的民间音乐。所以，从晚唐至北宋二百年左右的历史过程中，极少有词人或学者关心歌词的音乐问题。直至北宋末年的李清照，才在其《词论》中讨论歌词的音乐性问题，然而，也没有引起彼时词学界的太多注意。宋以后，燕乐失传，才逐步引起部分学者的兴趣。到了清代，燕乐研究逐渐成为显学。绵延至今，一提及诗词之别，就让人联想到宋词的可歌性。这种对歌词文体特征的认识，是基于今人学术立场的，与唐宋时代文人之认识，有一定的脱节，所以，一直不能解释唐宋词发展历程中的系列重要问题。

梳理唐宋时期文人关于歌词文体的观念，问题就变得明晰起来。“诗言志，词言情”，诗词之辨实质在于教化与娱乐。此处之“情”，特指男女之艳情。诗言志，其功能目的为政治教化；词言情，其功能目的为声色娱乐。唐宋文人对歌词之喜爱和鄙视，都是以这样的文体特征为出发点的。所以，在本书中，关于唐宋词体之兴起、宋初词坛之沉寂、范仲淹词史地位之确立、“以诗为词”问题之辨析、南北宋词坛之演进、歌词创作题材和风格之类型、歌词雅俗之变与尊体之进程，都是立足于“词言艳情”的文体特征，试图做出新的回答。包括对陆游“无题诗”的研究，也与“诗词之辨”之文体特征相关。

其次，是科举制度与文学创作之关系，为宋代文学研究提供了新的思路。程千帆先生、傅璇琮先生，从科举制度入手，研究唐代科举与文学之关系，给学术界以诸多启迪。部分学者，将目光转移到宋代，近年来，从科举制度的角度审视宋代文学演变已经成为研究的热点问题，祝尚书先生《宋代科举与文学考论》、林岩先生《北宋科举考试与文学》等专著陆续出版。然而，上述学者专著，无论是讨论唐代，还是讨论宋代，大都从史学角度立论，讨论科举制度之本身，以及与科举制度相关的种种历史现象，很难真正将研究的立场延伸到文学领域，由此也招致学界一些旁观者的批评。梳理科举制度与文学发生关联的史实相对容易，如考察唐代科举考试中诗赋之地位、唐人的行卷和温卷、宋代科举考试中诗赋重要地位被策论逐渐替代、宋代词科考试之兴废，等等。将研究推进一步，探索科举制度之发生和演变对当时文学创作的影响，需要研究者花费更多的精力，对纷繁复杂的文学创作现象做出分类梳理、综合归纳、演绎判断。文学创作是鲜活的，研究者一旦将某种文学现象与科举制度勾连，讨论其影响关系，同时也就是给他人提供了无穷的批评话题。我最近十多年来，将太多的精力投诸宋代科举制度与文学创作之关系的研究课题。由此，比较完整地梳理了宋人与科举相关的文学创作，如考官的锁院诗和士人的落第诗、鹿鸣宴和闻喜宴之作。我也试图从科举制度演变的角度，探讨唐宋诗之差异，为宋诗的创作特征做出一定的解释。

再次，由于对范仲淹的特别喜爱，近十余年以来，我一直以范仲淹为研究个案。通过在个案研究上之深入，深度剖析宋代文人的政治活动与文学创作，力图使自己的学术研究，在面的关注背景下，有点的深化。其他个案研究，亦抱有同样的学术目的。

此外，对于宋人文学创作之生态环境，我也有相当的兴趣，如宫廷“赏花钓鱼”之创作、北宋出使辽国之创作，等等。多维视野，确实给我的研究带来新鲜活力，亦期待着学界的批评和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