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新时代的开启

一般意义上讲，大国外交有三种不同类型的含义：一是“以大国为交往对象的外交”，即一个国家无论大小，只要它以大国为其外交重心，都可以称之为大国外交；二是“大国间外交”，如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的美苏关系，当前时代的中美关系、美俄关系等；三是“作为一个大国的外交”，即以一个大国的身份定位来确定自身的利益诉求、战略目标并灵活运用相应的外交资源和手段。当前中国所言“大国外交”，应当是作为一个大国的外交，这是日益崛起的中国对自身地位和身份、利益与目标，以及应有国际角色的准确判断和应有表达。

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从人均经济份额、工业化和城市化水平以及其他社会综合发展指标来看，中国在相当长时期里仍只能算作发展中国家，更何况中国还有幅员辽阔且经济仍十分落后的中西部地区，以及按联合国标准还有超过1亿的贫困人口。正如外交部王毅部长所提醒的那样：“我们清醒地意识到，发展不平衡仍然是中国的基本国情，发展中大国仍然是中国的基本定位。中国还并非富国强国，要让13亿中国老百姓真正过上幸福生活，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3]但同时，中国也自信地认为，自己是一个大国。无论是中国的经济总量、人口规模、外汇储备，还是不断增长的对外贸易和投资，都表明中国并非一个普通的发展中国家。在国际政治领域，对一个国家是否是大国的评价，并不完全取决于该国的人均经济水平，而更多地看其经济总量及其总体国际影响力。从这个角度讲，中国无疑是一个大国。

即便是在新中国成立后国力并不强大之时，毛主席也从未把中国看成是一个“小国”“弱国”。“三个世界”理论的提出，中美苏大三角关系的确立，中国“重返”联合国，以及中国在亚非民族解放运动中所扮演的积极角色，都淋漓尽致地展现了新中国的战略远见与战略自信。中国出兵朝鲜以抗美援朝，20年后尼克松总统访华及两个大国元首的历史性握手，以极具戏剧性的方式向世界演绎了中国外交的大国气魄。改革开放后，邓小平同志同样视中国为大国，而后中国相继提出的多极化主张、和平发展道路、和谐世界理念，以及中国梦和世界梦的提出，无一不是关乎自身发展和世界大局的宏大理念。

不过，我们以为，中国大国外交时代的真正来临，还是近几年的事情。从1949年新中国成立到21世纪中国成为全面意义上的世界大国，中国外交内涵大致经历三个阶段的演变：第一阶段，新中国成立后的头三十年，中国外交在本质上是一种“主权维护型”外交，当时的外交任务在于维护主权独立，争取国际承认；第二阶段，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外交演变为“发展主导型”外交，外交服务于经济建设，推动国家发展；第三阶段，进入21世纪第二个十年后，伴随中国和平发展的深入推进及中国与世界关系的全面拓展，中国外交开始逐步向“大国责任型”外交转变。这一大国责任，既有对人民、民族和国家的责任，也有对国际社会的责任。

新时期中国的大国外交，首先，要能更为有效地维护和增进自身国家利益，这是大国外交最为基本的诉求和目标。比如，在机遇与挑战并存的当今世界，如何更好地维护国家核心利益？在中国利益全球化的今天，如何更为有效地保护自身日益增长的海外利益？在各国都重视发展软实力的时代，如何拓展中国在国际社会的影响力和话语权？其次，中国的大国外交还意在表明，中国将积极推动国际秩序的变革与完善，深入参与全球治理进程，负责任地承担与自身实力相称的大国责任。这是一个大国应有的责任担当，也是国际社会对中国发展的一种期待。

为系统阐释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我们从“大观念”“大战略”和“大国责任”三个层面来全面分析近年来中国外交的创新与发展。“大观念”，要求我们与时俱进地创新外交理念和外交思维，在自身发展道路、世界和平与发展、国际秩序变迁等重大理论与现实问题上，提供来自中国的更有解释力，更有感召力，更具前瞻性和预见性的理论、观念和倡议。比如，中国奉行什么样的发展道路，才能既满足自身发展又能更好地关照世界人民的共同福祉？中国应该提倡什么样的合作理念，才能既有效增进自身利益，又能更好地推动与他国的互利共赢，进而推动国际秩序的合理变迁？中国应当提出什么样的安全观，才能既有助于推动解决当前世界仍然存在的若干重大热点难点问题，又能有助于推动建构一个更安全的世界？等等。“大战略”，要求中国基于一个大国的立场，从更为宏大的全球视野来审视自身的利益、地位、责任和国际角色，以便更好地运筹中国外交大棋局，更好地处理与外部世界的关系。“大国责任”则意在表明，中国不仅要注重发展自己，也要为世界的和平与发展做出更大贡献，提供更多公共产品，在利己与互惠、自强与共存、自我发展与世界大同之间建立起更为平衡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