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史的文化研究：“再解读”的言说历程及话语分析——以李杨的相关论述为例

李大恒[1]1

“再解读”作为进入文学史研究的路径，其概念来自唐小兵主编的《再解读——大众文艺与意识形态》论文集，此书于1993年在香港出版（2007年内地再版），作者大都是当时供职或求学于海外不同研究机构的中国学者，他们的研究较为统一地将观照的目光转向了新中国前三十年的文学—文化文本——这一被20世纪80年代中国大陆文学批评和文学史研究的主流所排斥的研究对象。更为重要的是，几位主要作者如唐小兵、黄子平、孟悦等对西方后现代语境下各种现代性反思理论的自觉使用，异常明晰地标定了“再解读”的言路与20世纪80年代新启蒙思潮的现代化指向的背离，“文学现代化话语和‘重写文学史’是用‘现代化理论’否定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的理论架构，‘再解读’则是从‘反思现代性’的视野出发对19世纪80年代的‘文学现代化’的‘否定之否定’”[2]。

新世纪以后，众多学者的积极参与使得“再解读”在大陆研究界渐次成为一股潮流，李杨《50—70年代中国文学经典再解读》、贺桂梅《转折的时代——40—50年代作家研究》、蔡翔《革命/叙述——中国社会主义文学—文化想象（1949—1966）》等皆为其中的代表。谈及“再解读”带来的影响，成名于20世纪80年代的著名批评家蔡翔这样描述道：“书（指《再解读》，——引者注）中的一些作者都是我在80年代的朋友，我一方面感叹于他们在学术上的提升；另一方面，他们对现代性的重新讨论，将‘社会主义’从一度流行的‘封建’的释义中解放出来，从而打开了一个广阔的讨论空间。”[3]

然而不能就此将“再解读”在大陆学界的发展进程理解为“出口转内销”，一个细节不容忽视，也是在1993年，北大学者李杨的博士论文经过扩充后出版，题名《抗争宿命之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1942—1976）研究》。该著不仅同样以新中国前三十年主流文学为批评对象，而且通过对詹姆逊、福柯、萨义德的征引分享了“再解读”的理论资源，在此基础上，作者明确提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不是农民文艺或封建文艺的延续，而是现代世界文艺的重要组成部分。”[4]这种重新定性无疑与唐小兵等人紧密呼应，构成了对20世纪80年代文学史研究的基本论断的巨大挑战。而《抗争宿命之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1942—1976）研究》与“再解读”之间呈现的观念共振，证明“再解读”不仅是走向海外学术语境的中国学者知识转型的特殊产物，也体现为大陆学者其借助研究范式的更新以改变学术话语秩序的努力。

这种努力使得李杨的“再解读”与20世纪90年代蔚为壮观的后学批评思潮不期而遇。以后现代后殖民批评理论为基础，后学批评同样力图拆解新启蒙思想观念和现代化意识形态，“历史推移到90年代，作为以西方话语为参照系以重建中心的启蒙与救亡工程，这一现代性的神圣天篷还能继续笼盖新的现实吗？”[5]值得注意的是，后学在90年代发声后迅即产生了激烈的回响，以王宁、王岳川的理论引介为基础，陈晓明、张颐武等批评家的《无边的挑战》、《在边缘处追索》、《从现代性到后现代性》等著作以及相关论文遥相呼应，制造了所谓的“后现象”。而对这种现象的讨论也十分热烈，后学批评的理论方法和价值立场，都在当时就受到了研究者的细致的梳理和反思。与之不同，李杨的“再解读”遭遇的却是另一种境遇，整个90年代，大陆学界不仅没有出现另一部与李杨思路相近的研究专著以及有影响的论文，甚至连针对“再解读”的集中讨论都未曾发生。这与新世纪后“再解读”井喷式的发展热潮对比鲜明。

如果将“再解读”在大陆学界从冷清到热烈的轨迹归结为研究者选题兴趣的转移，显然是以结果代替了原因。实际上，“再解读”甫一出场，就以其巨大的冲击力吸引了大陆学人的注意，当时以各种渠道进入内地的《再解读》与其他相关著作如黄子平的《革命·历史·小说》（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后于2001年更名为《灰阑中的叙述》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在内地出版）都曾一度洛阳纸贵。所以有必要在与后学批评的比较视野里，进入“再解读”的内在话语逻辑，并探讨其与学术语境和社会语境的摩擦碰撞，以探究形成这种轨迹的个中原因。作为大陆学界“再解读”在90年代唯一的话语实践者，又在后来坚持了这一思路并大力推广，李杨的研究当然有理由成为典型案例。

在后学尤其是中国的后殖民批评对现代化意识形态的批判中，以张宽、张颐武为代表的研究者敏感于现代性话语对非西方世界的“他者化”重构，其揭示并批判西方文化霸权的企图，最终演化为具有强烈本土主义姿态的对于中西二元对立的翻转，“在这样的语境中，也包含着第三世界文化对自身文明的焦虑和对西方文化与价值的失望和困惑。这种将我们的文化置于全球性后殖民语境的思考，是对冷战后新世界格局中第三世界意义和价值的再思考”。[6]如此操作显然有违后现代思想的去中心化原则，从而把现代性播撒过程中的中西关系本质化地理解为压迫/反压迫的结构，使得中国的后学批评话语纠缠于一个暧昧的民族性立场。这种本真性建构显然是李杨的“再解读”所警惕的，从《抗争宿命之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1942—1976）研究》到《50—70年代中国文学经典再解读》，论者虽然也将萨义德、斯皮瓦克的后殖民批评理论用作论据，去展示中国革命进程中现代性从中西空间关系上的播撒，却同时强调所有对西方的反抗都是因循现代性自身逻辑展开的，“无论是西方之内还是西方之外对现代性的反抗都只能采用二元对立的方式进行，而二元对立恰好是现代性的基本逻辑形式”[7]，“在二元对立中，反抗越强烈，就只能使这种逻辑力量更加牢固”[8]。仅以贯彻现代性反思的原则而论，李杨的“再解读”无疑比较有效地超越了后学的民族本真性迷思。

按照布尔迪厄的反思社会学，不同种类的知识生产显示的是研究者为争取优势地位而采取的竞争策略，如果单纯以学理作为占位的依据，就等于夸大了文学场域、知识场域的相对自主性，尽管政治权力场域对文学/文化场域的辖制在现代社会表现为一种结构关系，但是一个事实难以改变，“文化生产场在权力场中占据一个被统治的地位……知识分子其实是统治阶级中被统治的一部分”[9]。从此角度出发考察，就不难发现后学对民族立场的调取显然赋予了其巨大的便利。众所周知，在90年代初，推进了市场化改革的“不争论”的意识形态底色，既是对80年代的现代化方案的极大的剪裁，也一定程度上有所保留，特别是对其中的历史进步论。而以对中西对抗关系的非历史的静止化理解为前提，后学将“小康”理解为“一种跨出现代性的、放弃西方式的发展梦想的方略……一种温馨、和谐、安宁、适度的新生活方式和新价值观念的形成”[10]，实际上就等于转身拥抱了居于主导地位的发展主义意识形态。也许后学在学理上的不足难以保证其在知识生产场域内对新启蒙思想观念的颠覆，但却可以依靠对既存秩序的维护，在知识场域—权力场域的结构关系中借助强势一方的力量建构自身的竞争优势。

相较之下，李杨的“再解读”在逻辑上必然要指向将现代化连根拔起的彻底反思，“对于今天的中国人而言，问题在于，当我们满怀信心地开始新的一轮叙事时，我们对未来的乐观主义与34年前（1942年《讲话》的发表时间——引者注）开始‘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叙事时几乎一模一样。我们似乎在一夜之间回归了人的真正本质。如果发觉了这一点，那么我们是否有可能堕入一个新的轮回呢？”[11]当《抗争宿命之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1942—1976）研究》通过对“文革”文学的象征意义的分析得出了如此的结论，李杨的“再解读”根本不可能获得后学的那种“政治正确”的优势，因为这种反思不仅指向新启蒙的思想观念，其对“文革”的现代性理解也同时颠覆了后革命时代官方主导意识形态的合法性基础，因而也就难以成为知识场域话语秩序最引人注目的挑战者。

然而话语竞争的位置当然不是僵死的，各种话语的起伏升降，实际上反映了“决定场的内部斗争形式的结构性因素，在同一社会内的不同发展阶段会有很大的变化”[12]，而在特定的历史境遇中，知识场域内部原则及其与外部环境的联系，对话语之间的竞争造成了决定性影响。所以布尔迪厄的《艺术的法则》一书，将19世纪末法国受教育人口的增加以及由此造成的写作行业的从业者和潜在读者的增长，作为解析左拉推动自然主义成为法国文坛主要写作风格的过程的基本前提，从业者的增多拉低了文学生产的准入资格，而越来越分散的读者群体为接受新的写作方式带来了接受的条件，布氏因此认为：“自然主义革命之所以可能实现是两方面的结合，一方面是由于左拉和他的朋友们将新的配置引入生产场中，另一方面客观机遇为这些配置的实现条件提供保证。”[13]

2003年《50—70年代中国文学经典再解读》出版之际，李杨在《后记》中写道：“10年的时间对于社会历史犹如白驹过隙，对于个人生活却是不可思议的漫长……在我写作博士论文时还非常冷清的‘50—70年代文学’以及‘左翼文学’近年来竟然成为了许多文学研究者——尤其是一些文学史家关注的热点。”[14]必须注意到，“再解读”言路的兴起同时还伴随着新世纪出现的新中国前三十年主流文学的研究热潮。

从大环境讲，高校扩招以及随后展开的研究生扩招造成中国现当代文学学科人才培养规模的扩大，攻读学位人员数量的激增对学科内部的资源分配带来了深远的影响。仅以中国知网学位论文数据库的统计为例，2001年度，该数据库收录了200篇通过答辩的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博硕士论文，2005年度的数目是654篇，而到了2008年度则达到了惊人的1279篇。已故的许志英先生当年为此曾半开玩笑地表示，自己在指导博士论文选题方面已是“江郎才尽”。[15]为了开拓研究空间，挖掘过往相对重视程度不够的资源是顺理成章的选择，曾经被冷落的新中国前三十年主流文学重又成为研究热点，过往已经定型的文学史观念对前三十年主流文学的“宣判”也在很多研究中被暂时悬置起来，而各体新型的研究范式备受垂青。“我从大学讲坛中接受的似乎主要是福柯、德里达、赛伊德、斯皮瓦克以及‘后现代主义’、‘后殖民主义’、‘女性主义’等的‘启蒙’”[16]，一位后来投身“再解读”研究的青年学者这样描述自己的知识结构的养成。这种新形势下也对“再解读”的话语策略的“配置”提出了新的要求。

进入新世纪，“再解读”的实践者越来越倾向于用文化研究来阐释自身的话语活动。北京大学出版社在2007年重新出版《再解读》一书，并进行扩充，增加了李杨、贺桂梅等作者的论文。在为此展开的一次学术座谈中，唐小兵等几位主要作者纷纷就文化研究之于“再解读”的意义发言，李杨最后更是做了斩钉截铁的归纳：“理解《创业史》这样的作品，需要另一种角度，另一套知识，另一种关于‘文学’的定义——至少，需要从‘文学研究’过渡到‘文化研究’。”[17]

作为60年代以来欧美人文社科领域的重要思潮，文化研究（Cultural study）从起源上就与20世纪西方几缕重要的左翼社会批判思潮有关，在葛兰西和法兰克福学派理论探索的滋养下，以威廉斯对文化的重新释义和霍加特对工人阶级生活方式的研究为基础，伯明翰学派的扛鼎人物斯图亚特·霍尔极富创造性地融合了文化主义和结构主义、后结构主义的路径，使之成为独具魅力的研究理路。如果将“突出的政治学旨趣、跨学科方法、实践性品格、边缘化立场与批判性精神”[18]作为文化研究的基本特征，那么“再解读”原本就是文化研究的实践路径之一，它既分析文本细节意涵又将其放在与特定时代语境的互动中加以考察，既清理作品表意策略又触及宏观的意义生产机制，并意图进入当下社会文化结构当中，展开对中国现代性问题的历史分析，“如果我们把《再解读》看作一个使历史文本化的解构过程，我们就会同时解读我们的现在，因为我们身处其中的现在也许是现代的奠基在中国真正开始建立”[19]。尽管在20世纪90年代初，文化研究的相关概念尚未得到清理，以至于当时的“再解读”没有用文化研究定义自己的话语实践，而且出于理论自觉，“再解读”的价值诉求在不同作者那里表现的强度也不一致。但敏锐的文学史家还是给予了如下的判定，“在一个文化处于‘危机’的时代，阐释、再解读的活动，是对历史所做的‘文化清理’，同时也是一种自我清理，以便在失去立足点的情况下，重新寻找立足点”[20]。

从新世纪以来的学术史来看，强烈的价值倾向性，历来是文化研究最具争议的内在要素。关于文化研究的立场争议，甚至延伸到了“文艺学边界”这样理应比较纯粹的学术讨论中，“为什么我们那些新锐教授眼中只有主要属于白领阶层的购物中心、街心花园……而把正在发展着的文学置于视野之外呢？这里是否有一个学术立场问题呢？”[21]童庆炳先生的责问不可谓不严厉，然而将其与研究者们对“日常生活审美化”等其他文化研究命题的反思做一个互文的思考，就会发现，这种质疑在反诘文化研究取代文学理论的同时，恰好衬托出了巨变的社会现实对介入性、干预性的知识的需求。“在当下的中国语境中，恐怕谁都得承认，与工人、农民利益相关的问题才是最重要和最主要的问题”[22]，类似的批判其实可以理解为：只有具备现实眼光和准确的问题意识，文化研究方能作为人文学者应对当代社会巨变的合法的研究路径。恰恰是以实践倾向的价值立场去表达现实关怀，而非用文化研究取代文学理论，才是很多严肃的文化研究倡导者的本意，“文化研究的最大优势和生命力在于它的实践性，在于它对于重大社会文化现象的高度敏感和及时回应”[23]。可以说，在很大程度上，正是争议的存在和激烈化赋予了文化研究以“显学”的地位。

文化研究的“遭遇”清晰地呈现了学科内部的变化与社会文化格局的震荡之间的紧密关系。进入新世纪，不断裂变的社会生活状况，尤其是日趋严重的阶层分化与利益分化以及价值失范，都使得是否具有合理现实关怀成为考量话语实践活动的重要依据，这显然与90年代初知识场域“学问凸现、思想淡出”的基本秩序有明显的差别。再加上网络传媒的出现，虽然没有瓦解但却一定程度上动摇了传统的信息宰制，制造出不同思想正面碰撞的新型舆论空间，“不同的社会思潮在不同的社会阶层中，会遇到自己的追随者与反对者”[24]。对于知识界而言，一方面是90年代就出现的阐释中国的焦虑进一步加剧，另一方面是各种批判性话语都有了对话争鸣的空间。更为普泛的价值吸引力由此成为其增加优势砝码的重要因素，即便是价值主张与主导意识形态之间形成了博弈性的关系。在这个背景下，“再解读”寻求与文化研究的融构，就不能简单地理解为理论上的自我说明，而是意在彰显其内在的价值重建的诉求。很多在新世纪进入“再解读”的研究者，正是为了这个目的展开自己的话语实践的，“如果我们不完全满足于当下的秩序安排，那么，我们就会重新面临这一历史的想象主题：世界应该怎样。而我们一旦企图讨论这一世界秩序，那么，我们就会重新走向政治”[25]。

以上当然不可能完整再现大陆“再解读”言路自身的历史，只是试图显影研究者们的“在场”状况。这样做的目的不是为了将“再解读”完全降格为一种趋利行为，而是争取能够更贴近地清理“再解读”对历史所做的阐释。作为一种文学史的文化研究，“再解读”的现实关怀正是依据历史分析而展开的，这势必要求追问其历史观念中表露出的问题意识是否可以让话语策略与价值关怀并行不悖。任何追求介入性、批判性的话语都有责任经受这种检视，因为“知识分子的代表是在行动本身，依赖的是一种意识，一种怀疑、投注、不断献身于理性探究和道德判断的意识；而这使得个人被记录在案并无所遁形。知道如何善用语言，知道何时以语言介入，是知识分子行动的两个必要特色”[26]。为了寻求价值重建，“再解读”是如何表述历史，又是怎样处置了文本分析和历史评价之间的关系，李杨的尝试，依然是很有意义的个案。

在《抗争宿命之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1942—1976）研究》中，作者提出的观点是，20世纪80年代的新启蒙文学史观念之所以将前三十年主流文学当作是农民文艺或封建文艺，皆因秉持现代性的二分法而执着于传统/现代对立的阐释架构，忽视了反现代的现代意义。[27]在李杨的叙述中，新中国前三十年的主流文学随着社会主义革命和实践的阶段调整所展示的叙事—抒情—象征的总体风格变动，被视作革命—革命之后—再造革命的正反合的历史进程，“叙事的目的在于建立一个现代民族国家；抒情是完成了建立国家的任务之后的对主体性—人民性的颂歌；而象征则源于再造他者、继续革命这一最‘现代’的幻想”[28]由此构建的民族国家文学机制也就成为一个动态的范畴，其功能是建立巩固价值本位从民族性经人民性的中间过渡转换到阶级的想象的共同体。这个辩证目的论架构为现代中国历史勾勒了一幅清晰明朗的图景，在其中“一切不合目的性的事物都被说成是历史目的实现的一个环节”[29]，出于反拨五四新文学欧化色彩的需要，前三十年主流文学所带有的传统文艺的特征，从反方向巩固了其现代性本质，是为“反现代的现代”。然而这种逻辑显然有走向“存在即合理”的危险，如果现代性的逻辑形式有如黑格尔的绝对精神，是历史演绎的本源，无论对它的承接抑或反抗都是既定程序，那么只要是这个“大历史”所产生的文学，其存在的合法性就已经在逻辑上被认可了。所以尽管李杨在书中反复申明自己无意肯定或否定一个时期的文学活动，只想以知识考古学和谱系学的思路透视某种话语自命为真理时，所隐含的认识机制和权力关系，却依然遭到了“表面‘中立’、实则‘热情洋溢’”[30]的批驳。这种批评也许有些情绪化，却在无意间暴露出李杨对方法论进行奇怪拼贴的原因，之所以使用辩证目的论这种与解构思路并不相容的现代性知识型，或许是因为前者可以缓冲后者的冷静透视、无情拆解，在揭示新启蒙文学史观念的局限之余，给自己对前三十年主流文学略显暧昧的情感倾向留下一块得以传达的飞地。宿命虽然无法真正克服，抗争依旧可以体现出壮烈和崇高，“我们很难说社会主义失败了。从现代性的角度来看——也就是从历史的角度来看，这种反抗是成功的。事实上，社会主义成为了非西方国家进入现代的一种手段”[31]。

李杨的博士论文1992年提交答辩时的题名是《现实主义的现代转型》，第二年出版时方才做了修改，李杨在其余论著中谈及这部著作时，总是默认《抗争宿命之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1942—1976）研究》为正式名称。这个小细节很能说明一些时候他在情感态度和历史理性之间所做的选择。

不过李杨终究是一位深具理论素养的文学史研究者，也许因为意识到了理论框架的局限，《50—70年代中国文学经典再解读》转换操作方式，放弃了从整体的历史认知的表述进入到文本的路径，反过来聚焦文本对历史的生产。比如《抗争宿命之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1942—1976）研究》认为梁生宝形象的塑造是在为建成现代国家确立抽象的共同本质，《50—70年代中国文学经典再解读》在保留此观点的同时，也承认20世纪80年代“重写文学史”思潮怀疑梁生宝形象的真实性，代表了另一种现代性知识对农民本质的想象。[32]或者可以说，《50—70年代中国文学经典再解读》在证明前三十年文学“被压抑的现代性”的基础上，力图展示现代性历史的全部秘密正在于不同的人性观、历史观借助文本展开的建构和重构。这种彻底的解构思路固然透视了文本对不同历史和意识形态的生产，却依然让人疑惑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生产出现。显然，不进入文本的历史语境，无法回答这个问题。但是作者在书中重又吸纳了辩证目的论的历史叙述，使得这种追问无法得到展开，“如果我们将小说理解为想象和认同自我的基本方式，那么以《红旗谱》为代表的‘成长小说’的勃兴，就只能理解为时代精神的实现，因此，对‘成长小说’的表现就不能视为梁斌的个人选择”[33]。这种论调似乎意味着有了历史一般过程的图示之后，根本无须再去讨论那些无价值的具体经验。

由此，李杨的“再解读”的核心观念被表述为：“如果不充分展开对现代性的‘反思’，我们根本无法真正‘反思’激进主义，‘反思’革命。”[34]在排斥了对历史细节的纠缠之后，这种反思当然就集中在形成历史的知识逻辑上。作者认为80年代文学史观念正是因为耽于二元对立的法则才把体制化的文学生产与个体化文学创作、政治与个人视作水火不容，落入现代性的窠臼之中，不管是什么样的理论知识，“如果我们只是在80年代的意义上使用这些概念，那么，我们将不能不遗憾地面对一种‘化神奇为腐朽’的事实”[35]。所以，反思的目的必须是取消新启蒙文学史观念的知识基础，确立超越现代性逻辑形式的“纯粹”的后现代知识。然而吊诡之处在于，“再解读”正是凭借后现代知识进入文本分析，展开了对新启蒙文学史观念的解构，这种解构活动的结果却又是对后现代知识的合法性认证。不免令人疑惑文化研究寻求的政治参与是否被化约为理论逻辑的自足。

当然不应该奢求文化研究能够成为立竿见影的实用政治，正如理查德·约翰生所强调的，当代的历史条件决定了文化研究与其他知识门类一样，必然要存身于学术体制之内，因此，重要的是要保持知识和政治的联系，避免“抽象的话语形式把思想或产生思想的或这些思想最初所指的社会复杂性割裂开来”[36]。对于李杨的“再解读”来说，文学史研究的建构性使其必然处于历史叙述与历史“本体”的紧张关系之中，如果不走向相对主义的自我否定，就必须理解文本也是在历史地生产历史。这不是要求文本分析完全成为历史语境的还原工作，而是认识到“它们之间的相互作用使语境不仅作为一套外在的话语关系，同时还作为一套内在文本内的话语关系”[37]存在着，并以此为基础，进入文本与历史的“再解读”。不做到这一点，或许“再解读”寻求的价值重建也就可能无根可循，成为空洞的话语策略。“如果‘历史’是由每个人的叙述构成，反过来，每个人的工作也是历史叙述的一部分，那么，又如何能够在我的解构工作与对历史的建构之间划出真正的界限来呢？”[38]当李杨先生表达了相关的困惑，就意味着他的研究已经到达了突破自我的边缘，我们又有什么理由不去期待呢？

---

[1]李大恒，首都师范大学文艺学2011级博士生，指导教师：陶东风。

[2]旷新年：《视阈的转换：从“追求现代化”到“反思现代性”》，《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1期。

[3]蔡翔：《当代文学与文化批评书系·蔡翔卷》，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4页。

[4]李杨：《抗争宿命之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1942—1976）研究》，时代文艺出版社1993年版。

[5]张法、张颐武、王一川：《从“现代性”到“中华性”——新知识型的探寻》，《文艺争鸣》1994年第2期。

[6]张颐武：《对“现代性”的追问——90年代文学的一个趋向》，《天津社会科学》1993年第4期。

[7]李杨：《抗争宿命之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1942—1976）研究》，时代文艺出版社1993年版，第316页。

[8]同上书，第319页。

[9][法]布尔迪厄：《文化资本与社会炼金术》，包亚明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85—86页。

[10]张法、张颐武、王一川：《从“现代性”到“中华性”——新知识型的探寻》，《文艺争鸣》1994年第2期。

[11]李杨：《抗争宿命之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1942—1976）研究》，时代文艺出版社1993年版，第310—311页。

[12][法]布尔迪厄：《文化资本与社会炼金术》，包亚明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85—86页。

[13][法]布尔迪厄：《艺术的法则——文学场的生成和结构》，刘晖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年版，第158页。

[14]李杨：《50—70年代中国文学经典再解读·后记》，山东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365页。

[15]许志英：《关于中国现当代文学博士论文选题》，《黄河》2003年第6期。

[16]贺桂梅：《批评的增长与危机·后记》，山西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251页。

[17]唐小兵、黄子平、李杨、贺桂梅：《文化理论与经典重读——以〈“再解读”——大众文艺与意识形态〉为个案》，《文艺争鸣》2007年第8期。

[18]陶东风：《试论文学批评与文化批评的关系》，《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6期。

[19]唐小兵：《我们怎样想象历史（代导言）》，唐小兵主编《再解读——大众文艺与意识形态》，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17页。

[20]洪子诚：《问题与方法：中国当代文学史研究讲稿》，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年版，第12页。

[21]童庆炳：《文艺学的边界应当如何移动》，《河北学刊》2004年第4期。

[22]赵勇：《谁的“日常生活审美化”？怎样做文化研究？——与陶东风教授商榷》，《河北学刊》2004年第5期。

[23]陶东风：《文化研究在中国——一个非常个人化的思考》，《湖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4期。

[24]萧功秦：《当代中国六大社会思潮：历史演变与未来展望》，共识网，http://www.21ccom. net/articles/zgyj/gqmq/2011/0606/36930.html。

[25]蔡翔：《革命/叙述——中国社会主义文学—文化想象（1949—1966）》，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390页。

[26][美]爱德华·萨义德：《知识分子论》，单德兴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年版，第23页。

[27]李杨：《抗争宿命之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1942—1976）研究》，时代文艺出版社1993年版，第314—315页。

[28]同上书，第7页。

[29]王南湜：《历史唯物主义阐释中的历史目的论批判》，《社会科学》2008年第12期。

[30]郑润良：《论李杨的“再解读”与新左派文学史观》，《厦门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10年第1期。

[31]李杨：《抗争宿命之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1942—1976）研究》，时代文艺出版社1993年版，第321页。

[32]李杨：《50—70年代中国文学经典再解读》，山东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174页。

[33]同上书，第65页。

[34]李杨：《50—70年代中国文学经典再解读·后记》，山东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367页。

[35]同上书，第366页。

[36][英]理查德·约翰生：《究竟什么是文化研究》，陈永国译，罗钢、刘象愚编《文化研究读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50页。

[37][英]托尼·本尼特：《历史中的文本：解读的决定性要素及其文本》，夏莹译，[英]本尼顿、罗伯特·杨主编《历史哲学：后结构主义路径》，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70—89页。

[38]同上书，第36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