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问题的提出

近代乡村经济与村落共同体关系的探讨，主要集中在农耕生产、水利、看青、民间借贷等领域，对于作为农村重要副业的乡村手工业，研究相对较少。这主要是因为，集团性一直被视为判定村落是否具有共同体属性的重要标准，而传统乡村手工业主要以家庭手工业为经营方式，较少有村落一级的大规模生产联合，未能体现较强的集团性。然而一次田野调查却让笔者对这一认识产生了反思，在集团性不强的乡村手工业中可能也存在深厚的村落共同体意识。

2007年，笔者调查北京西南房山区长沟集镇时，了解到新中国成立以前，集镇附近的三个手工专业村在生产类型上各具特色，其中七贤村以用横条编篮子为特色，沿村以用荆条编筐为特色，北务村以磨香油为特色，过去还流传有民谚“七贤篮子沿村的筐，太和庄小车一大帮，北务尽出卖油郎”。三村相距不过数里，在手工业生产上却形成迥异特色，尤其是七贤村和沿村，同为手工编织村，在原材料和产品上完全不同。在进一步调查中，笔者了解到：晚清和民国时期，在这四个村隶属的长沟镇、韩村河镇和涿州东仙坡乡一带，从事编篮业、编筐业和榨油业的只有这三村，其他村极少有人从事这些行业。也即是说，这一地区乡村手工业发展不仅形成了村落特色，而且划分了村落边界。

晚清和民国时期，中国乡村手工业在西方工业化大潮冲击下，既有衰落亦有发展（彭南生，2007）。^[2]那些发展中的手工业专业村，不断将技术扩散到周边村落，形成更大的手工业专业区；即便没有发展，一些传统手工业亦没有完全消亡，一定区域内总会零散地分布手工业生产个体或家户，以满足区域内日常生产生活所需。长沟镇一带手工业专业村，既没有形成向外扩散的发展态势，也没有零散地分布于不同村落，而是将生产范围集聚在某一村域之内，与周边村落形成明显界限。这一现象促使我思考，为何相邻村落会发展不出同种类的手工业？村落共同体意识和规范是否影响了乡村手工业发展？七贤村编篮业和北务村榨油业，早在20世纪90年代初便已消亡，唯有沿村编筐业一直传承至今。考虑到资料获取的便利，笔者选取沿村为考察中心，尝试思考以下问题：

其一，村落共同体规范和道德如何影响手工业生产的集聚范围和发展规模？手工专业村镇的出现是中国乡村经济发展的重要特点，然而为何往往以村或镇为中心或单位形成生产集聚，学术界并未给予深入探讨，思考手工专业村成因时，也大多从资源、环境、国家或地方精英等视角入手，并没有特别强调中国基层社会结构对乡村手工业发展的影响。通过考察沿村案例，或许可以探究出村落共同体意识是如何对乡村手工业发展产生影响。其二，乡村手工业中的村落共同体意识具有怎样的表现形式？村落共同体的内在本质是共同意识，是在历史发展过程中累积起来的生命的协同和亲和意识，这种共同体意识主要有两种外在表现：一是表现为村一级的集体行动和集体组织；二是表现为共同体成员间的互助协作。乡村手工业中是否形成村一级的集体组织和集体行动？同一村落的手工业生产者之间在生产和销售中可能会形成怎样的合作和互助？其三，手工业生产的村落边界如何形成？手工业生产边界往往由生产规模、市场需求和生产技术的保守性等要素决定，但仅从这些要素出发，是否能解释这一边界？村落地理边界、社会边界和文化边界是否影响村落生产边界的形成？其四，手工业生产是促进还是减弱了村落共同体内聚？如果促进了村落共同体内聚，手工业生产在联结共同体机制上和宗族、信仰、水利、治安防卫等传统纽带有何不同？从某种意义上说，区分村庄类型是村落研究的前提，已有中国村落共同体研究更多地关注到大的地理区域如华北、华南和华中的区域差异，未能区分因生产方式带来的村落差异。本书试图通过回答以上问题，探讨华北手工业村庄的共同体性质和共同体联结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