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里耶简看秦代县、乡的公文传递机制

——兼论早期中国的以女性“行书”

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 徐畅

引言

公、私文书的传递，在传世及出土秦汉文献中，表述为“行书”一词，如许慎《说文解字·邑部》：“邮，竟上行书舍，从邑、垂。垂，边也。”^[1]《后汉书·杨震传》记：“弘农太守移良承樊丰等旨，遣吏于陕县留停（杨）震丧，露棺道侧，震诸子代邮行书，道路皆为陨涕。”^[2]睡虎地秦简《秦律十八种》、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中，均有《行书律》，整理者以为《行书律》是关于传递文书的法律规定^[3]。秦汉时的文书传递方式，据目前掌握的材料，包括“以邮行”、“以亭（燧）行”“以次传行”（“亭次行”、“燧次行”、“县次传行”）、“吏马驰行”、“轻足行”、“行者走”等各种形式。最为常见的是“以邮行”，即通过邮驿系统来传递。

概括以往学界对“行书”问题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两个层面，一是借助《行书律》、尹湾汉简《集簿》、悬泉汉简等讨论邮驿设置、管理，邮人的选拔、待遇，邮书传递规则等^[4]；二是借助居延、敦煌汉简中保留的发文、传行记录、函封等，复原汉代西北边塞由部、燧吏卒通过邮、亭及与之平行的烽燧系统传递军政文书的原初图景^[5]。这些工作，从律令条文到实际运营、管理，展现了秦汉邮驿系统运作的立体画面。

但“以邮行”仅是行书之一种方式。参照《二年律令·行书律》对“以邮行”文书的规定：

1.诸狱辟书五百里以上，及郡县官相付受财物当校计者书，皆以邮行。（276）

令邮人行制书、急（265）书，复，勿令为它事。

书不急，擅以邮行，罚金二两。（272）

书不当以邮行者，为送告县道，以次传行之。……（274^[6]）

秦汉邮传服务范围有限，邮只设在交通要道上，负责“制书”“急书”等重要公文的远距离传送^[7]并为过往公职人员提供食宿服务。而帝国行政地理的末梢：县（道）、乡、里之间文书的传送以及私人信件收发，大约都游离于邮传体制之外。如《二年律令·行书律》记载的情况“畏害及近边不可置邮者，令门亭卒、捕盗行之”，睡虎地秦简《秦律十八种·田律》也有相关规定：“近县令轻足行其书，远县令邮行之，尽八月□□之。”^[8]邮路之外的行书，采取何种形式，由何人传送，速度如何，以往由于资料的缺乏，鲜有人论及。

2002年湖南湘西龙山里耶古城一号井及2005年北护城壕11号坑中先后出土了38000余枚秦代简牍，内容主要是秦代迁陵县的官署档案，其中政府之间往来之文书（原件及副本）占了相当大的比例^[9]。公文中保留的发文、收文时间、传送人、传送方式、启封人等信息表明，秦代迁陵县与下属诸乡、临近诸县，乃至洞庭郡之间的文书往来，除标明“以邮行”者外，大都是由发文单位派遣人员，以步递的形式直接送达收文单位，其中送出称“某人行”，由某人送来称“某人以来”。李学勤较早注意到其中“多数文书是由下级吏员、一般民众、甚至隶臣妾递送的”^[10]，此后于振波^[11]、陈治国^[12]、陈伟^[13]、藤田胜久^[14]、胡平生^[15]等学者从不同角度切入，讨论了秦迁陵县的公文传递与邮置系统。县内公文传递多不通过邮，递送人为临时指派，成为共识。而卜宪群指出秦汉乡里官民与上级行政联系、信息传递的手段为“告”，很有可能即秦律《内史杂》所谓“口请”^[16]。笔者曾尝试梳理了里耶公文传递人的身份，注意到当时多有以隶臣妾等刑徒行书的情况，并将此与居延汉简中以弛刑徒传递文书例相对照^[17]。

2012年，《里耶秦简（壹）》出版，刊布了第五、六、八层出土的2600余枚简牍的图版与释文，在先行公布简牍的基础上，反映秦代迁陵地方户口、土地、物产、赋役、邮驿、祭祀、教育各方面历史信息的资料大规模地涌现。其中迁陵县上、下行的往来公文仍占大多数，除文书主体内容外，其上保留的不同时间、不同人员的传送、签收记录，为我们深入洞悉帝国邮路以外，县、乡政权的公文传递、行书效率；复原迁陵县下达乡里，上致洞庭或更远郡国的行政公务现场，提供了更丰满的素材。

另笔者曾注意到迁陵县以刑徒行书。新刊简文对迁陵县刑徒在县、乡相关机构中所从事的劳作，有更多记载。出现了定期编制并上报的《作徒簿》，罗列刑徒名目、数量及差派其进行的工作。其中不乏隶妾、小隶妾等女性刑徒，她们或在县仓、公田劳作，或从事“击舂”等工作，特别注意到她们还从事门户以外的工作——行书。借助这些信息，早期中国女性的生活场景，渐次映入眼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