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文献综述
王维是盛唐时期杰出的兼擅诸学的文人，在当时文坛即享有盛誉，为朝野推崇备至，后世更以诗文与绘画理论名世。虽美誉有加且模拟袭仿者众，唐宋至于明清，对王维文学评价集中体现在其诗歌创作，且大多聚焦于山水田园题材诗歌中较为灵动的部分，所言也多为诗话中只言片语，意见颇为一致。居于西学尚未东渐和主要以儒家哲学思想作为道统的时代，是为理所当然的状况。
20世纪下半叶，学界对王维的研究多瞩目于文学史、文化史，虽对其艺术成就多有肯定，但对其作品的思想内涵与现实意义评价偏低，甚至以“隐逸诗人”归入“脱离现实”或“反现实主义”之列。原因在于，虽历来对王维山水田园题材作品的艺术性评价颇高，但此类作品总体上远离朝堂政治，又非实际以生产劳动为主要目的的社会生活实践，故在高度强调物质创造、高扬批判现实主义风格的时代，在强调群体及社会同一、漠视个体之存在的主流政治生态之中，尤其以阶级分析方法研究古代文学，王维作品的思想性和对于社会的实际价值必然受到漠视乃至于出现负面评价。这是与时代主流政治观念相一致的研究结果。
目前学界关于王维思想研究的论著依然鲜见，其思想研究成果多依附于其艺术价值之后，极少自成体系，显然与王维的历史地位不相协调。在主流社会政治理念指向和谐的时代，蓦然回首，王维的人生选择的合理性陡然展现于世人面前——那就是王维精神世界之中，个体自身和谐的圆成，与自然融为一体的创造，以及此二者对于社会和谐的深刻意义。不言而喻，针对王维精神世界的研究有待深入。随着研究方法的革新，在充分吸收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全面、系统地研究王维的精神世界，试图作出王维艺术地位与思想价值相统一的结论成为可能。
（一）王维著作文本整理文献
1.《王维集校注》（中华书局，2008年版）。陈铁民（1938—）校注。以清赵殿成《王右丞集笺注》为底本，充分吸收赵注本之成果，在此基础上陈注本又做了如下工作：①赵注本对收录的诗文，按体分编，陈注本则为王维的大部分诗文作了编年；②在校勘上，赵注本存在诸多不足之处，陈注本力求纠正赵注本舛误；③在注释上，陈注本力求纠正和弥补赵本的缺失；④陈注本对赵注本收录的具有争议性的作品或者伪作加以辨别和剔除，对赵注本漏收的作品予以补录；⑤纂辑了六种附录；⑥陈注本除辑附录《诗评》之外，复择取历代对王维具体作品的若干具有一定参考价值的评论，附载于各诗作的注文之后。
2.《王右丞集笺注》（二十八卷，《附录》二卷，江苏巡抚采进本）。《四库全书总目》（卷一四九·集部·别集类二）曰：“唐王维撰，国朝赵殿成注。殿成字松谷，仁和人。王维集旧有顾起经分类注本，但注诗而不及文，诗注亦间有舛漏。殿成是本，初定稿于雍正戊申，成书于乾隆丙辰。钩稽考订，定为古体诗六卷、近体诗八卷。皆以元刘辰翁评本所载为断。其别本所增及他书互见者，则为外编一卷。其杂文则厘为十三卷，并为笺注。又以《王缙进表》、《代宗批答》、《唐书》本传、世系、遗事及同时唱和、后人题咏为一卷，弁之于首。以诗评、画录、年谱为一卷，缀之于末。其年谱亦本传、世系之类，后人题咏亦诗评、画录之类，而一置于后，一置于前，编次殊为未协。又集外之诗既为外编，其论画诸篇亦集外之文，疑以传疑者，而混于文集，不复分别，体例亦未画一。然排比有绪，终较他本为精审。其笺注往往捃拾类书，不能深究出典。即以开卷而论，‘阊阖’字见《楚辞》，而引《三辅黄图》。‘八荒’字见《淮南子》，而引章怀太子《后汉书注》。‘胡床’字见《世说新语》桓伊、戴渊事，而引张端义《贵耳集》。‘朱门’字亦见《世说新语》支遁语，而引程大昌《演繁露》。‘双鹄’字自用古诗‘愿为双黄鹄’语，而引谢维新《合璧事类》。‘绝迹’字见《庄子》，而引曹植《与杨修书》。皆未免举末遗本。然于顾注多所订正。又维本精于佛典，顾注多未及详。殿成以王琦熟于三藏，属其助成，亦颇补所未备。核其品第，固犹在顾注上也。”[6]
3.《类笺唐王右丞诗集》（十卷），（明）顾起经注。《四库全书存目丛书》有录。
拟以陈铁民校注的《王维集校注》（中华书局，1997年版）作为论文《王维的精神世界》之基础文本，并参照清朝赵殿成《王右丞集笺注》本相印证。
（二）王维研究专著类文献
一直以来，关于王维研究的专著甚少，关于王维哲学思想的研究更加有限。其中专著有日本学者梅泽和轩著、傅抱石翻译、1935年出版的《王摩诘》[7]，陈铁民著的《王维新论》[8]，入谷仙介著、卢燕平翻译、2005年出版的《王维研究》[9]，以及王志清著、2008年出版的《纵横论王维》[10]等。
张清华和毕宝魁先生于上世纪末著有两部相关传记《诗佛王摩诘传》[11]和《王维传》[12]，可作为今人了解王维最基本的资料，但并非研究王维思想的专著，禅学倾向也不突出。其他的一些著作则是将王维与陶渊明或孟浩然合论，如曲德来著《孟浩然·王维》[13]、王从仁著《王维和孟浩然》[14]，亦不是重点论述王维的哲学思想。孙昌武的《佛教与中国文学》[15]分析了王维信佛与其家庭环境、人生经历、社会条件的关系，并论述王维由北宗转向南宗的原因在于南宗的顿悟一方面否定了佛教的烦琐教义，另一方面符合儒学“正心诚意”的理论，中国的知识分子更容易接受。佛教思想使王维诗形成了“澄淡精致”、“浑厚闲雅”的艺术风格，其具体方式是“以禅语入诗，以禅趣入诗，以禅法入诗”。
日本梅泽和轩先生的《王摩诘》仅以介绍王维的绘画为主，几乎没有关于王维思想的论述。入谷先生虽以翔实的资料，把王维置于历史大背景和人际交往小环境去研究，关于王维的哲学思想和精神世界的论述也并不十分充分。
王志清的《纵横论王维》一书可谓填补了学界关于王维哲学思想研究的空白。本书从历史出发，忠实于史料文本，积极运用西方近现代多种研究方法，从一种全新的角度来透视、解读王维。本书着重于对王维诗作进行整体的分析，从王维诗歌的艺术特点与美学、哲学贡献入手，把王维的诗歌分类进行具体的分析研究。其中对于王维的哲学思想也做了较为详细独到的阐述，作者认为王维的贡献不仅仅在于诗歌，他融儒、庄、禅而兼宗化用，变宗教为美学，他的诗歌体现出深厚的哲学韵味，体现出一种对于生命的关怀，为研究提供了很大的价值。但是，由于侧重点的原因，作者对王维儒、道思想及“三教”混融的精神世界涉及不多，可供借鉴的成果有限。
葛晓音的《山水田园诗派研究》[16]一书中，专辟第七章研究王维，分为三个方面，即“济世志和‘隐吏心’”、“北方山水田园诗的典范”和“禅境与空境”。作者高度评价王维诗作，认为王维在继承前人山水田园诗风的前提下，融合禅宗意蕴，在创造静美与处理空间表现方法等方面具有开拓性，为后世文人诗树立了极高的艺术标准，并以题材之拓宽、风格之多样和技巧之进步，使其山水田园诗臻于古代最完美之地位。
（三）王维研究论文集和期刊论文文献
20世纪以来关于王维哲学思想的研究基本上集中在两大方面：一是佛禅思想研究，讨论王维思想信仰中的佛禅因素，尤其是王维与禅宗的密切关系；二是对王维禅诗的研究，此部分是王维研究的重点，多数论述王维诗中的禅意。还有相当数量的文章讨论了佛禅对王维诗歌的影响。从儒、释、道三家思想的角度来审视王维思想的文章并不多见。
1.王维研究论文集
从20世纪90年代出版的《王维研究》（第一辑）[17]，到2011年的《王维研究（第五辑）——辋川国际学术研讨会暨中国王维研究会第五届年会论文集》[18]，已经出版到第五辑。此五辑收录的论文内容十分宽泛，从文学、美学、史学等多角度、多层面来研究王维，对王维生平思想与诗文创作，进行了深入、细密的解读与论述，学术质量较高，反映了王维研究的新成果、新水平。但受篇幅所限，对王维的哲学思想的研究还是不够全面、透彻，缺乏宏观性和整体性，并且上述论文集中单篇论文多发表于公开期刊，故不作详细综述。
较早全面深入研究王维，试图给王维以客观公正评价的是陈贻焮。
20世纪50年代中后期和60年代初，他先后在论文集《唐诗论丛》中发表《山水诗人王维》[19]、《王维生平事迹初探》[20]、《王维的政治生活和他的思想》[21]、《论王维的诗》[22]、《王维的山水诗》[23]等系列王维研究论文。陈贻焮认为王维是中国唐代杰出的诗人兼画家，对其山水诗的艺术性有较高的评价。王维思想上是积极因素与消极因素相杂糅，与统治者不即不离，既不甘同流合污，又避免发生正面冲突。就佛学而言，陈贻焮认为佛学对王维的影响，不应只看到佛学对他产生的消极影响，相反他的佛学也应该看作是他个人思想中妥协一面发展的结果。其妥协有着自己的理论根据和目的，后期实践“圆通哲学”，以《与魏居士书》体现得十分明显。由于意识形态和历史条件的限制，作者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流传而努力，其思想观点具有鲜明的时代印记。人民文学出版社于1983年出版陈贻焮选注的《王维诗选》[24]，选编初衷在于对传统文化的深厚情感和对大唐盛世在世界范围内成就的高度肯定和自豪。陈贻焮对选注的王维诗作于诗后作了细致的点评，旨在使远离那个时代的普通读者能够对当时的诗歌文化有一个更深刻和全面的认识。
2.王维研究期刊文献（大体分为三个时期）
（1）20世纪50到70年代。这是一段艰难的探索时期，王维研究成果寥寥无几，可查阅的公开发表的期刊论文9篇，最早是在1959年。对王维的评价十分矛盾甚至于对立。考虑到此前数年学术氛围和研究者的处境，对王维在批评的基础上提出部分的肯定，已属难能可贵，更何况整体正面评价王维。此期王维研究特点是集体研究成果为主，体现出鲜明的时代特色。在众所周知的时代背景下进行的研究，一方面研究者本身居于世界观的改造过程中间；另一方面时代对于传统文化的定位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无论研究者从何种角度进行研究，公开发表的王维研究成果均必然符合主流意识。但前辈研究者对于传统文化无法割舍的情感，在字里行间依然可以见出。论者在全新的世界观、方法论的感召下，试图摆脱传统的研究模式，积极运用新型的阶级分析方法进行研究。这样一来，王维的地主家庭背景、官宦身份和隐遁行止，符号型定位是毋需质疑的，即为社会跃进无所援助并成为显而易见的障碍。宏观地看，真诚秉承时代主流意识，对王维迎合主流意识、淡化阶级矛盾、规避社会社会现实等思想行止进行批评，本身就比较矛盾和令人深思。总体说来，在上述年代的多数时段，部分论者试图割裂行为上与王维对于时代主流认同的类似之处，对无法辩驳的古人进行自言自语的评说，主要从王维作品的山水田园题材中，发现王维与当时的社会现实的脱离，对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的淡化，应制篇什中对当时统治阶级的维护。总体评价是思想性薄弱，并因此影响到作品艺术价值的定位。
20世纪50年代有4篇王维研究期刊论文公开发表。
彭立勋、方万勤、代安康、杨开永的《关于王维及其诗歌评价的几点意见》[25]认为，王维经历了“开元盛世”，也经历了唐帝国由盛而衰的转折点“安史之乱”，在此急剧变化的时期，在“盛唐”掩盖下的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逐渐表面化，以至总爆发。然而，生活在这一时代的王维却置身在社会斗争之外。其一生大都是在消极避世、遁迹山林的隐居生活中度过的，他的诗歌基本上粉饰了社会现实，掩盖了社会矛盾，美化了地主阶级的统治。王维表达的地主阶级的闲情逸致和颓废思想应该进行严厉批判。对于一些试图绕开王维政治立场和思想，避开作品消极、反动内容，以超阶级、纯艺术的资产阶级观点去评价和推崇王维作品的错误观点应该进行清算。文章点名批驳陈贻焮及其《王维的政治生活和他的思想》一文，认为材料单薄，观点片面。认为王维之退隐是地主阶级人生哲学所决定，王维与执政者是一种钩心斗角的关系，是统治阶级内部矛盾和斗争。王维的少年精神也是为了功名富贵、高官厚禄。文章亦批判了林庚的《中国文学简史》中对王维的正面评价，认为王维代表盛唐少年精神和盛唐诗歌特点的评价是非常错误的。文章认为王维的某些艺术技巧和表现手法，在批判其反动政治内容的基础上，还是可以借鉴的，但“承认这一点，并不是就肯定它有很高的艺术性”。此文批判意味浓厚，几将诸家对王维的正面评价一一批驳，将“诗中有画”、“情景交融”等以超阶级的“纯艺术”和“唯美主义”进行分析批判，在当时社会历史条件下，着实对古代文学研究者的心理产生重大影响。
中国文学史教研室集体撰写的《杰出的诗人王维》[26]认为，王维是我国古典文学史上一位极负盛名和对后代有着深远影响的诗人。他们对当时有些人全盘否定王维诗歌成就的做法提出异议。认为王维诗歌的内容相当复杂，有积极的成分，也有消极的成分，但仍以积极的成分为主。王维是逐渐认识到那个社会的污浊而归隐的，所以在他的某些山水田园诗里，不能不打上现实斗争的烙印。该文评价道：王维的诗歌有对生活情趣和对美好愿望的描写，有对现实的不满和揭露，有山水的描写，有生活的题材，这些都给我们留下了多方面优美的诗歌，他的成就是不能抹杀的。
上海师范大学中文系学生唐宝祥、黄涟漪、李远度等的《论诗人王维》[27]一文中，论述了王维的政治思想和政治态度，王维诗的思想内容、艺术特色和艺术成就，认为初唐以来科举制度的实行，在政治上为中小地主的知识分子开辟了一条道路，给了他们参与政治的机会。王维同当时一般知识分子一样，抱着很大的政治热情，他的政治主张基本跟张九龄相同。张九龄反对朋党，主张重视地方官的选拔，这些主张在当时是进步的，它代表了中小地主的利益，客观上也符合人民的要求。王维的政治态度和政治理想集中反映在他的《献始兴公》里，在宦途受到挫折之后，政治热情降低，产生消极避世的观念，并就此脱离社会现实。文章高度评价了王维作品的艺术价值，认为王维作品是珍贵的文化遗产。认为王维的诗在反映社会现实的深度和广度虽不可与李白、杜甫、白居易相比，但他是唐代一位具有独特成就的大诗人，是我国文学史上一位杰出的诗人。
丰今的《秦观和陆游怎样欣赏王维的作品》[28]认为，陆游十七八岁即将王维诗读得很熟，思想上并未受王维山水田园诗的消极影响，反之成为了伟大的爱国主义诗人。王维的诗在陆游的印象中是很好的，陆游还以欣赏王维的画来进行“精神疗法”。作者最后指出，山水隐逸诗人逃避现实固然应该批判，但继承前人的优秀传统和文化遗产，扩大眼界、开拓心胸，是十分必要的。
20世纪60年代有2篇王维研究期刊论文公开发表。
陈贻焮的《王维的山水诗》[29]认为，虽然很早就有自然景物的诗，但专门欣赏并描绘自然景物、统治阶级享乐生活与消极隐退的思想感情紧密相联的山水诗派的出现，却是较晚的事。论者将“玄言诗”、陶渊明、谢灵运和王维加以比较，认为山水田园诗在艺术上逐渐成熟，王维是唐代山水田园诗艺术成就最高的作家，丰富了艺术表现手法。同时认为王维年轻时期有理想、抱负，不得志时有一些抗争精神，也表现出对权贵的抨击，但随着年龄的增长而托生佛老，渐趋消极。由于时代使然，作者文中显示出来的是以阶级分析方法评价作品，认为任何山水诗也好、审美观也好，无不打上阶级的烙印，并认为思想上王维与前代山水、“玄言诗”并无本质区别，在于消极避世、粉饰太平、掩盖矛盾。
方永耀的《读〈关于王维的山水诗〉——与萧滌非先生商榷》[30]认为，王维是唐代一位多才多艺的作家，他诗、画、音乐三者兼长，山水诗更有独特的艺术成就，是谢灵运、谢朓、陶渊明之后，把山水景物与田园风光结合起来，表现得最丰富多彩和影响最为深远的诗人。作者认同萧先生所论之王维山水诗具有深刻和鲜明的阶级烙印，表现出明显的封建士大夫思想感情。但同时认为此种消极、反动的思想感情在某些作品中间表现得十分隐晦，而自然美景之描绘却细致入微、真切生动，给人以美的享受。因此对王维作品应具体分析，不宜笼统地加以否定。作者认为王维作品糟粕与精华杂糅，毒素与营养同在。如果将王维等山水诗一概否定，则传统中间可供继承的文学遗产就“太少了”。作者针对“王维的诗读不得”言论，举陆游之例以反驳。陆游自言“余年十七八时读王摩诘诗最熟”，亦未受其“毒害”，不妨碍成为“伟大的爱国主义诗人”。此文结尾与丰今的《秦观和陆游怎样欣赏王维的作品》观点相仿，可见时代中前辈学者对阵地的坚守而欲作“壕堑之战”的可敬可感，也是艰难条件下传统文化薪火相传之实证。
20世纪70年代有3篇王维研究期刊论文公开发表。
刁彧舒的《碧海难隔肺腑情——从李白、王维和日本留学生晁衡的友谊想到的》[31]指出，日本人晁衡是唐时日本派往中国的留学生中最有名望的人物。唐代中日两国间的友好往来非常频繁，晁衡曾在唐王朝任官，为人诚挚质朴，博学多才，他已成为当时中国社会著名人士，与当时的许多名诗人均有密切交往，并结成兄弟般的友谊，是中日友好往来源远流长的见证。此文主要从政治交往角度阐发观点，虽引用诗文，但未从艺术层面进行分析，亦未涉及王维思想观念。透过王维与晁衡的深情厚谊，字里行间可以体会出作者对王维于扩大中国文化影响所作出的“国际贡献”的深深赞许。
陈允吉的《王维“雪中芭蕉”寓意蠡测》[32]认为，作为一帧很受推崇的名画，王维的《雪中芭蕉图》在历史上久负盛名，现代的某些艺术论著也都经常提到这幅作品。但是论者认为此画作寄托了王维“人身空虚”的佛教神学思想，无论从认识论还是人生观来说，其实质都是没落反动的世界观。论者的评价是合规中矩的，王维的画确有禅意、诗意，此乃千年未易之评。若定论“人身空虚”为反动，不唯此画，连同王维诸多涉禅辞章，均属“反动”。
王伟民的《谈王维的两首小诗：〈鹿柴〉、〈竹里馆〉》[33]认为，《辋川集》中的二十首五言绝句，正是王维写景诗中的精华。二十首中为人们最喜传诵的是两首，即《鹿柴》和《竹里馆》。王维过着半官半隐的生活，空山深林在傍晚时分的幽静景色，充满了绘画的境界，遣词造句简朴清丽，表现了一种清静安详的境界，反映了诗人对大自然的热爱和对尘世官场的厌倦。论者从艺术表现角度论述，两诗中可借鉴者有二：反衬和转折手法，可以加强表达效果，使之波澜起伏。此文艺术分析细腻，虽论及王维消极避世思想行为，但多方以时代、官场黑暗为王维开脱，替王维作设身处地想。于思想解放初期即为恢复王维名誉，对王维施以有力援手，为数十年间对山水田园派诗作的评价进行“拨乱反正”、正本清源具有先行意义。
（2）20世纪80年代。20世纪80年代的思想大解放，为学术研究开辟出宽广的道路，王维研究呈腾涌之势。但这股热潮和明清时期对王维思想研究的定位类似，此次研究热潮仍然是把王维置于李杜之后，成果上没有太大的更新和突破。陈允吉是较早对王维与禅宗关系进行深入探讨的学者。他在80年代初发表了《论王维山水诗中的禅宗思想》[34]一文，认为王维早期受过佛教其他宗派的影响，特别是明显地受过“北宗”影响，但是随着禅宗日益广泛的传播，尤其是在中年同神会在南阳相遇以后，他终于完全接受了禅宗那一套主观唯心主义的教义。陈允吉的文章一出，此类文章越来越多。
袁行霈《王维诗歌的禅意和画意》[35]认为，王维诗的禅意集中表现为空寂、无我的境界，尤其他的后期诗歌意境空灵清幽，兴味闲淡自在，显然与佛学的浸润有关。姜光斗《辋川诗与南宗禅》[36]根据王维与南宗禅慧能、睿禅师、元崇、燕子完、援公等人的交游，分析其诗受南宗禅理影响的四类表现：直接描写参禅、阐述禅理、景物渗透禅趣、体现“顿悟”的审美方式。贺新居《王维的奉佛与诗歌初探》[37]分别从时代风气、佛教本身、人生经历三方面分析王维奉佛原因，并分析奉佛对他的思想及诗的风格（随性任运的性情、冲淡恬静的诗风）的影响。马欣来《试论王维的佛教思想》[38]分析了王维嗜佛的原因，一方面奉佛是其理想破灭后的精神归宿；另一方面唐朝廷对文人不予重任，王维的好佛便是建功立业理想失望后的一种自我排遣方式。史双元《论王维佛教思想及其禅意诗》[39]分析了王维一些作品中的禅理、禅趣、禅境，指出诗人将他的禅理禅境融入诗情画意，使这类诗大都具有俗真、明暗、显隐二相，既可从世俗角度得到美感，又可从“胜义谛”感悟佛理。陈仲奇《因花悟道，物我两忘——王维〈辛夷坞〉诗赏析》[40]以《辛夷坞》为例说明王维诗是“入禅”之诗，纷纷开落的花不执着于空或有，任运自在，世界在刹那生灭中自在演化，这种悟在诗中的表现达到了物我同一。张清华《禅宗艺术观与王维诗的风格》[41]认为，王维吸收禅宗哲学思想的合理成分，丰富了诗艺的表现力，在一与多、虚与实、动与静等方面，都与禅宗一些辩证因素吻合，并在取境方面的学禅、妙悟方面的悟禅、以绘相表情达意方面的以禅入诗三个方面进行了具体分析。毕宝魁《王维佛教思想对其诗歌艺术的影响》[42]则认为，王维之称“诗佛”，就是因为佛教思想对其诗歌艺术产生了极为深刻的影响，表现为一是在山水诗中谈论佛理；二是参禅的思维方式和佛门追求的空幻境界对其山水诗的风格产生了影响。
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这股研究热潮，多是论王维诗中的禅意，研究方法和主旨大致相同，颇多重叠反复。此现象一方面说明了研究之兴盛，对于传统文化的接受愈来愈广泛，为进一步深入打下了基础；一方面也说明了研究者当时的窘境，即研究方法和思想创新的迫切。“若无新变，无以代雄”，在此种状况下采用新的研究视角无疑是明智之举。此后的研究者都进行了反思，试着从更多的角度，运用更多的方法来解析王维的思想。
在论及王维佛禅思想的论文中，多数文章认为王维是一位虔诚的教徒。但也有一些文章不同意上述观点。比较有代表性的是贾晋华《试论王维对禅宗的反影响》[43]，认为有的学者把王维之后才出现的讲求直觉暗示象征的公案禅法，也用来印证王维的诗歌艺术，似有违于禅宗发展的实际历史。王维平常的行坐观赏，解带弹琴都体现了自己的清净本性，都与自然万物相互交融、相互印证。这种触类皆真的生活态度及直觉观照的体悟方式，与随后出现的洪州禅有许多暗合之处。贾文认为这种相合不是偶然的，应该是王维对洪州禅禅悟方式、表达手段产生了影响。
严国荣《王维与〈维摩诘经〉》[44]体现了研究的细致化，他以《维摩诘经》为个案，指出《维摩诘经》中的居士思想对王维的立身行事影响深远。严国荣《居士信仰：王维文化心态的动态分析》[45]一文通过王维一生爱佛求佛信佛的变化过程，看出居士信仰是王维在入世与出世之间艰难选择的结果，后来王维由忏悔到“身心相离，理事俱如”，强调实践方便的“菩萨行”，更彻底地体现了居士信仰。
进行比较研究也是新变中的一个特色，王志清《心物冥一中的庄、禅精神——陶潜王维比较论》[46]将陶、王进行了比较，认为陶潜仰重守朴含真、恢复自然本性的老庄思想，诗风平易简古；王维则崇尚空诸所有、返归心源的禅趣佛理，诗风空灵虚清。陆琳《浅谈王维、李商隐诗歌佛学意趣的差异》[47]认为王维和李商隐的诗歌均有着浓厚的佛学意趣。文章通过对二人诗歌内容和诗境的比较，发现存有差异，王维偏重于对禅学中天地自然间“本来面目”的感悟，李商隐偏重于在精神上与佛教对人生的看法的不谋而合。比较研究运用到王维佛禅研究中可谓别开一途，是有益的尝试。
谭朝炎《王维〈能禅师碑〉的多元思想融合》[48]仍是研究逐渐趋于细致化的代表，认为王维所作慧能禅师碑铭，运用了众多儒家、道家等事典与义理，以遮诠的方法讲说慧能的得法经历，讲说佛禅的教义。在这样的讲说中，儒、道、佛作为不同的文化形态，在碑铭中融为一体。这种多元思想的融合，归趋为人与自然、人与社会如何达到和谐境地，生命如何追求最大的自由，最终获得解脱的核心精神。王维思想的多元融合性，在这篇碑铭中有着最为集中的体现。近年来有的学者还借用其他领域的一些方法来研究王维，如查志强《王维奉佛原因新探》[49]别出心裁，从心理学的角度，将王维的性格类型归属于“内倾型”，认为王维的这种在外部世界遭遇挫折就退避回内心世界的“内倾型”性格气质，才是王维奉佛的根本原因。此种方法有科学依据，也有臆度古人之嫌，但聊备一格。
以上几篇文章都没有盲目跟随别人的观点，而是立足于王维诗文本身，从中发掘证据，力证王维接受佛禅影响并不是一种信仰，而是一种寄托的手段。王维与禅宗有密切关系，但王维也接受华严、净土等信仰，并不是所有诗歌都是禅宗影响的结果。
（3）21世纪以来。进入21世纪，随着研究方法日趋成熟，一大批学者的新作，从更广的角度来审视王维的思想。很多学者也更加关注王维的儒家思想底色，认为王维始终是秉承儒家的政治理想与美学思想的，佛道兼容的目的只是寻求精神的寄托和个人的圆满。上述视角依然拘囿于惯例，亟待在传统评价体系上的创新型研究，即尚未从更为宽广的视野，对代表道统的文人的作用进行评估，而是以当代思维和价值取向研凿古人，将盛唐之王维，视作社会中被动、柔弱者类似的角色，作出王维一系列思想行为的评价。可以探讨的是，在传统价值观念之中，柔弱胜刚强是最为基本的思想理论基础，王维之为后世楷模，可以见出王维的代表性、典型性和长远意义，以及王维现象存在之历史必然。
胡遂《论王维诗宗教体验与审美体验之融合》[50]较早提出对王维整体思想研究的必要性以及王维佛理诗文在王维思想研究中的重要性，指出王维研究不宜局限于诗歌的艺术层面，只就禅宗而论王维，而是宜于将王维作为文人典型置于更为广阔的历史背景之下，深度挖掘王维思想观念的成因、发展及其影响。胡遂《一行三昧禅与王维诗文》[51]认为王维受禅宗“一行三昧”修持法门的影响而在为人处世、进退行藏诸方面采取了一种“无住、无念、无相”的禅者生活态度，但是禅者的生活态度在给予他的人生以不乐仕进、淡泊名利、与物不拘、和光同尘、随缘自适等积极作用的同时，也使他泯灭了对是非曲直的分别，从而为他那半官半隐、亦官亦隐的圆滑世故的混世主义作出了理论上的解释。《欲问义心义，遥知空病空——论王维佛理诗文中的般若学思想》[52]和《一悟寂为乐，此生闲有余——论王维的“寂乐”与“闲余”境界》[53]认为只有寂灭了尘世的烦恼，才是一种至高至妙的本真极乐，从此就可以进入随缘任运，闲逸自在，悠然自得，游刃有余的境界。王维的这种境界，也就是他徜徉于大自然山水与佛教精神王国中的无可无不可境界。《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论王维山水诗的“云”、“水”意蕴》[54]认为王维深度融合了南北禅宗的禅法精髓，并将其融入山水之中，创造出一种空明静秀的境界，他的山水诗常体现出心境与物境、物境和禅境的交相渗透，尤其在水云意象的运用上，直指禅学之“性”与“缘”，佛性之空寂静净与佛境之自在自如在此得以打通，呈现出审美体验与宗教体验之深层融合，具有深刻的审美特质和思想内涵。
陈少锋《论王维佛教思想的道教内涵》[55]认为，王维以他对佛教的虔敬、热忱以及他那些充满禅趣的诗歌，赢得了“诗佛”的称誉，但是通过对王维生平和作品的深入分析，我们可以发现他所信仰的不是一种纯粹的佛教，他的思想也不是一种单纯的佛教思想，而是一种融合了道教的复杂思想。
周薇《王维思想中的儒学积淀》[56]指出，王维早期秉承着儒家的政治理想与美学思想，这在一定程度上不仅影响着他的山水诗的创作与他对禅宗思想的理解，也是他选择“亦官亦隐”生活方式的深层文化心理。
张华《“诗佛”王维诗歌中的老庄思想探微》[57]认为，由于唐代“三教并重”的文化背景和传统士人的文化积淀及其特殊的人生经历，老庄道家思想对王维的诗歌风格和意境形成产生了重要的影响。这种影响在王维的诗歌中若隐若现，形成了别具特色的美学风格和人文内涵。王维“三教”之混融对于社会主流价值观念的塑造，仕途、文学、艺术、修持的完美结合、进退自如，为后世人生、处世哲学的探索提供了不可多得的参照。王维主动靠拢佛教禅宗的同时，依然是立足于客观现实生活而以儒、道作为底色与先决条件。王维佛教哲学思想是在儒、道基础之上进一步思考与参悟，并渗透着彼此的理念，在盛唐兼容并包自由发挥的环境中，为“三教”之混融进行了具体的实践。
毕宝魁《谈王维的儒家情怀》[58]认为，王维诗中的禅境确实是唐诗中佛教尤其是禅宗追求之境界最完美的体现，但当我们深入到王维的思想中去探寻时，发现他思想的主流却是儒家的，他终生行迹、交往以及诗文所体现出的思想，对于儒家所提倡的仁义忠孝观念的虔诚信奉，均表现出浓厚的儒家倾向。佛教思想只是他灵魂苦难的避难所，是自我解脱的妙方而已，并不是他的人生信仰，他骨子里还是强烈的儒家情怀。儒家处世哲学更以宗教的方式影响着王维的生活态度，诗作为内心的表现，必然要揭示他“了悟”的境界。
（四）王维研究学位论文文献
王维研究硕博论文，尤其是硕士论文观点较为丰富，从各个不同角度对王维进行研究，展现了在前人基础之上的最新成果，无疑也是与当代主流社会价值观念相协调进行的探索，使得王维之精神世界的研究能够从整体全面的高度进行把握。但目前看来，研究主要侧重于王维的艺术作品特色与艺术地位的形成方面，较少涉及专门的精神世界和哲学思想分析，但依然可以从其艺术特色、创作风格、思想倾向、审美情趣等方面，把握王维精神世界的形成和衍变过程。研究更少涉及当时整体社会政治生态和主流价值观念下，王维思想观念和社会实践的必然性，以及以王维作为文人群体的典型，对于社会主流政治的影响和作用。即在一个相对和谐与繁荣的时代，社会各个阶层，尤其是代表道统的文人，虽然具有天然赋予的批评性和抗争精神，但更多的是肩负的和谐社会至于尧舜之世的历史责任。在此双重使命之引导下，文人与统治阶层此二者的相互作用和力量的消长，及其展现的现实意义。
1.王维研究博士学位论文
王维研究博士学位论文共有4篇，多从王维诗歌特质、绘画技巧与理论、文本流转方面进行研究，涉及当时社会政治风貌和儒、释、道三家对王维的影响，王维思想观念之变化，但均未从王维精神世界这一层面入手，深入系统分析研究王维居于盛唐此一重大政治历史背景下，其思想变化的必然以及对社会形成的深刻影响。
（1）王改娣《诗人不幸诗之幸：约翰·邓恩与王维比较研究》[59]。英国诗人约翰·邓恩（1572—1631）生活在十六、十七世纪之交，他和八世纪中国唐代诗人王维在人生经历和诗歌创作上有很多相似之处。论文探讨了两位诗人在生活和创作上的相似性，分析对比了邓恩和王维第一阶段的非宗教诗作。在诗风上，两人前期都积极、昂扬，充满入世精神。在题材上，邓恩虽然侧重爱情诗的创作，但情诗中自有人生百态。相比较而言，王维的诗歌则题材广泛，涵盖爱情、友情、亲情、边塞战争等内容。论文对比研究了邓恩和王维的宗教诗歌，认为个人和政治生活上的一系列挫折和打击，使两位诗人越来越看清了社会的真相。两人都是中年丧妻，备受生活和政治上的折磨。在仕途无望的情况下，邓恩把热情转入宗教沉思，在圣诗中冥想基督、忏悔罪过、探究死亡、渴求上帝的恩慈和宽恕。该文试图从相似的人生际遇、诗人个性入手，分析对比中、西异质文明之中，对于人性此一共同之处的现实展现，以及后世的评价和对于后世的影响。其中涉及王维的思想观念在各个不同历史阶段，遭遇不同环境所产生的发展变化。
（2）杨娜《王维画史形象研究》[60]。对王维在唐代画史中的形象作出了梳理，其中涉及他的生平、相关画史著述、诗画中禅的思维以及他与唐代山水绘画之间的关联，检讨了苏轼文人绘画理论中的王维形象，考察了王维与苏轼的文人品鉴观，讨论宋徽宗是如何将苏轼发挥了的王维诗画破体思致引入到宫廷实际的绘画创作中来的。
（3）赵东丽《王维诗歌与“诗中有画”艺术研究》[61]。对王维诗画表现手法进行了细致入微的分析，有益于从较为纯粹的艺术角度理解王维的情感，侧面领会王维的主观意愿与社会现实之间的差距。文章通过梳理历代对此问题的论述，发现“诗中有画”与“诗可入画”等概念间的区别和联系；分析王维所持画学观念如“取舍惟精”“凝情取象”等，揭示出其对“诗中有画”的具体影响；从绘画技法方面辨析“诗中有画”的形成因素，揭示出王维诗歌通过人物的描绘达到主客体交融为一的效果；从“画面”呈现的效果与主体的创作心态两方面分析了王维诗歌“静”的特色，并揭示出这种“静”与绘画理论的联系；从语言艺术方面分析“诗中有画”的成因；从“有迹可循”的妙处到达“绚烂归于平淡”的境界。区别“画境”“画意”“画趣”三种层次类型。
上述二文，均自王维作为文人、诗家，又具有卓越之画技与绘画理论阐述入手，侧重于王维画风中诗境的展现，以及诗歌思维模式在绘画技巧方面的运用，使得传统绘画艺术走向一种有类于诗境的艺术境界。王维将高超之绘画技巧与卓越之诗歌创作灵感相结合，开有唐一代文人画之先河，将诗、画之结合与交融推向一种新的境界，对后世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其深刻揣摩会意、传神之绘画妙境，注重写意的艺术风格由此而开拓了境界。
（4）刘黎《王维诗歌三家注研究》[62]。研究王维诗歌注译本，自唐宋至明清，共有三种。一为明代嘉靖年间顾起经的《类笺唐王右丞诗集》，为现存最早之王维诗歌注本。二为顾可久《王右丞诗集注说》，稍晚于顾起经本。上述二本出现时代为明代心学、禅学大盛时期，注释诗歌为“点评”。前本注重训释和校刊，后本训释与解说结合。三为清乾隆间赵殿成《王右丞集笺注》，此本具有典型的清代考据特色，涉及艺术特色、文法、格律，证据充足翔实，纠正舛误成就突出。该文重点比较分析三家注之各具特色，以及此特色产生之历史背景，有利于对现存王维文本进行全面了解。
2.王维研究硕士学位论文
王维研究硕士学位论文共有35篇，试按照论题分类综述。
（1）王维诗文佛学禅宗研究。下列硕士学位论文在王维佛教禅宗与诗歌相交融方面着墨甚多，对禅宗与中国传统诗歌特性之有机结合和相得益彰，从各个不同层面有着较为深入的分析。此类论题之主旨秉承唐宋以来对王维的主流评价，多从“诗佛”着眼，多角度、多层次反复论证王维诗文之佛禅意蕴，诗歌“空寂”“静净”境界。此乃王维区别于其他文人的根本标志所在，也是王维历史地位的基石。所论较为详尽，对本文之启示与借鉴作用较大。
何春图《王维的诗歌与其佛教信仰》[63]认为，王维倾心佛家禅宗，结交僧徒，对佛经禅典多有研凿，其中《华严经》《维摩诘经》和《坛经》对王维佛学思想影响颇深。佛教哲理与诗歌艺术的结合，使王维诗歌充满禅机佛理，显现出王维对自性的深刻领悟，由此影响其处世方式、人生追求、直觉观照，使其心灵澄澈和精神超越。
谷青《盛中唐禅学流变中王维白居易的诗歌创作》[64]认为，王维对禅宗南、北二派兼收并蓄，将禅宗哲理融合于诗歌创作中。白居易居于洪州禅大盛时期，以“平常心是道”为中心，转向了日常行止之自然适意、随心所欲，于日常生活中显示出禅意人生；创作方法由王维的含蓄内敛转变为明白晓畅；内容不再囿于自然山水，于诗歌中构建出亲切自然、明白简易的日常生活场景。
许革晨《王维诗歌的禅宗美学思想及多样化诗风述评》[65]认为，儒、道、释对王维禅宗美学思想形成具有重要影响。王维佛学思想深邃，同时兼备儒家用世情怀、道家清静无为思想，此乃王维禅宗美学思想的多重性。王维诗歌充溢禅趣，又深透绘画技巧。王维达到了汲取陶渊明、谢灵运山水田园诗歌灵动飞扬之长，又自成体系的高妙境界。
张丽娟《王维隐居终南期间佛教思想研究》[66]认为，王维于终南山的半官半隐生活，集中地体现了王维的佛教实践和佛教思想，秀美山水使王维禅宗空寂清净思想进一步放大，具体体现为儒释道三教的圆融、佛教思想的现实运用以及佛教禅宗思想对王维诗歌境界的提升。王维佛家思想的层层深入和最终进入圆成、圆满境界，其隐居终南的客观自然环境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宿晓凤《禅文化视野下的王维山水田园诗研究》[67]认为，在禅宗思想的熏陶下，王维以田园山水为审美对象，在沉醉田园、纵情山水的同时不断追求精神的超脱自由，以达到最高的人生境界。王维以田园山水为美，他的田园山水诗歌打破了审美主体与现实客体之间的禁锢，实现了两者的绝对统一，从而使自然山水有了超自然的特性和恒久的生命，因而王维笔下的田园山水具有了独特的审美内涵。
（2）王维诗歌自然生态研究。20世纪以来，自然生态与人居环境研究愈成显学，必然从中国传统文化寻找佐证与借鉴。中国传统社会平等对待自然、敬畏天道、高度注重“天人合一”的生存智慧，成为当代自然生态研究之源头活水。王维山水田园诗歌领有唐一代风骚，理所当然成为重点研究对象。随着主流社会政治理念朝着“和谐社会”而努力，以此为论题之研究将产生腾涌之势。但目前看来，论题仅只限于王维个体与自然之和谐共处，对自然世界的尊重、欣赏与赞美，尚未经由个体内心之完善与和谐、与自然之和谐共处，推而广之至与社会整体之和谐的深度意义的挖掘，以及盛唐时代社会政治结构稳定，人群各安其位于自然生态境界之中所获得的启示与觉悟。
武军《试论王维自然诗中的生态智慧》[68]借鉴西方生态学视野和中国当代生态美学研究的一些成果，对王维自然诗中的生态智慧进行系统地阐发和开掘。王维自然诗中生态智慧的形成，受到中华传统文化中蕴含的生态智慧的影响，主要有佛学“缘起论”“无我论”“净土”思想，道教“贵生”“人物同源”“长生”等思想，道家“道法自然”“无己”“无为”等思想和“坐忘”“心斋”等修行手段。王维自然诗中的生态智慧还继承发展了传统自然诗人陶渊明与谢灵运发现自然、贴近自然的创作传统，而唐代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都自足自乐的庄园生活，则给王维生态智慧的形成提供了现实土壤和根基。
焦健《论王维山水田园诗的和谐艺术》[69]在借鉴古代诗论家和当代学术前辈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扬弃前人对王维风格的既成概括，抽绎出“和谐”这一概念，以此概括王维山水田园诗的艺术特征。分别从声色、意象、空间、光影、炼字等几方面入手，探寻在王维的山水田园诗中，具有差异的各种文学要素的“和谐”。
裴珍珍《试论王维诗文的人文生态观》[70]认为，王维作品体现了人善待自然，与自然和谐相处、互养互惠的人文生态观与审美传统。这种思想与近百年来人民普遍尊奉的向大自然索取、征服自然的思想有明显区别。王维热爱自然、回归自然的生态思索，追求的正是“人与自然和谐统一”的生态美，所一脉相承的也正是“天人合一”的中国古代生态智慧。
石发亮《关于人与自然的思考——华兹华斯与王维的比较研究》[71]认为王维与华兹华斯之间存在着相似性，两位诗人分别是中、英自然诗歌的杰出代表。他们生活的时代和所处的文化背景虽有很大的不同，但在“自然”这一客观性很强的主题上，还是有很多方面可供分析比较。因此在“自然”这个交汇点上，能够找到王维与华兹华斯的诗歌的共同基础。
韩娇《王维的超功利审美心态与山水诗创作》[72]认为佛禅思想固然融入了王维的山水诗，但单纯的佛禅信仰无法构建王维山水诗的独特之美。王维山水诗特点的形成原因是超功利审美心态，其形成除了佛禅思想的影响之外，大唐盛世积极进取的时代精神，王维本人的气质禀赋都在其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刘丽红《论王维山水田园诗中的生态和谐美》[73]以王维山水田园诗为主要对象，借鉴美学和生态学的一些研究成果，探索其古典生态审美理想与现当代生态学的交融，即诗中生态和谐的审美意蕴及其体现的生态智慧。
（3）王维作品审美研究。下列论文多从王维作品美学角度着眼，论述王维诗歌的审美意蕴和价值，尤以山水田园诗歌的自然境界与佛教禅宗的空寂思想的结合，使得王维成为将禅宗哲理有机融合于山水诗歌的集大成者，成就了王维山水田园诗人的名号。王维诗歌美感的酝酿和生成、意相的撷趣与情绪的表达，均表现出空寂无尘思想，就此特色，将诗歌的审美品位与价值较前人具备了更为广阔的想象空间与再创造维度。
马缘园的《王维美学思想研究》[74]认为王维诗歌主要描写了山水田园“澄淡空寂”的境界，这种描写中蕴含着重要的美学思想。虽然王维没有专门的美学著作，甚至关于美学的言论也很少，但他诗歌创作中所体现出来的美学思想却使人感到真实生动，他以恬淡的田园风光为美，以静谧的自然山水为美，充满了对平淡超脱和空灵寂静之审美形态的追求；他以超越世俗的审美心胸、以“悟”且“静”的审美体验方式，在纵情山水中追求着“心物融合”的高妙境界；他奉佛向禅，他的美学思想受到了其佛教禅学思想尤其是南禅宗思想的巨大影响。
另有胡承英的《论王维山水诗歌的审美意蕴》[75]和范会兵《对王维诗歌中主要意象的图形——背景分离分析》[76]。
（4）王维诗、画交融研究。下列文章自传统评价入手，着重分析王维诗、画交融之传统评价，从诗歌中寻觅绘画技巧的运用，在绘画中领悟诗歌的意境，使得二者相互借鉴、相得益彰。认为王维作为诗、画一体之开拓者与佼佼者，其绘画实践与理论诠释，对后世绘画艺术尤其是文人画的兴盛贡献良多。虽与本文论题距离较远，但依然不失多角度侧面考察王维作为兼擅诸学的艺术家的作为，以及具备此种秉性之卓越人物丰富的精神世界。王维绘画实践及其绘画理论研究于当代如此引人注目，可以见出王维之影响深广。
王陆健的《从王维到范宽》[77]以实地考察终南山自然地貌为依据，以王维、范宽传世与著录的作品为重心，以唐宋画论、史料笔记和诗赋为论资，以今人研究成果为参考，同时比照关中地区唐代墓室壁画以及后世石刻与版画，论述从王维到范宽的山水画的开拓与变革，探究终南山水与唐宋山水画的演变机制。此外还有安丽哲的《王维诗歌的色彩艺术》[78]，李园的《王维“诗中有画”艺术研究》[79]，陈锋的《浅谈王维的“禅画”艺术及影响》[80]，王一帆的《从“工画山水，体涉古今”到“文人之画，自右丞始”》[81]，唐艺菱的《谈王维诗画艺术创作对当代中国画教育的启示》[82]，李光的《王维“诗中有画”研究》[83]，聂一婷的《王维形象在画史中的观念建构》[84]，等等。
（5）王维作品的接受与流传研究。下列论文主要研究了王维诗歌在不同历史阶段的接受状态，基本上与时代之需要，以及主流社会政治理念与价值观念相一致。文章均对王维之艺术成就及后世之肯定表示认同。耐人寻味的是，有三篇关于王维诗歌外文翻译的研究文章，可以见出王维作品之影响越来越显著，王维作品作为中国传统文化之组成部分，已经超越国界，成为全人类永久的财富，或契合了王维当时之心态与意愿。
李淑云的《王维接受情况研究》[85]分析了历代对王维诗歌的接受状态。认为，五代以前对王维的接受总体上是排拒，但也有审美推崇；两宋选王维诗的也不多，人们心态上很难平和，很难具备王维的闲适心态，但不乏对艺术的欣赏，对王维的接受集中在山水田园诗和诗中的禅趣和诗中有画；金元有追模盛唐强势的气概，王维的律诗受到关注；明清在标举唐诗雅正之下接受唐宋诗，诗的美学理论和诗教传统都得到很大程度的张扬。
周嵬的《唐宋时期王维诗歌接受史》[86]认为王维诗歌在唐代受到极高的评价，而且逐渐由感性趋于理性，对王维陷伪职事遭遇也完全理解；宋人对王维的认识进一步深入，大量的诗话著作对王维的诗歌加以评点，接受者们也对王维的绘画给予高度的赞扬，形成相互辉映的效果。
刘波《论胡应麟的王维诗歌批评》[87]认为，在前代各家对王维诗歌批评的基础上，胡应麟在《诗薮》中对王维诗歌展开了详尽的论述，对七子内部王维诗歌的接受与明代中后期渐渐兴起的王维诗歌接受热潮进行了理论总结，从王维诗歌的诗体成就、风格成就、盛唐各家比较，以及在诗歌史的后世传承等角度展开论述，认为王维是各种诗体皆工，诗歌风格以清淡为宗，禅味颇浓，对后世的诗歌创作影响颇大。
朱雯佳《论王维山水田园诗英译版本中的画语言再现》[88]以王维的山水田园诗为研究对象，通过对其朝廷官员和蓝田隐士的双重身份进行分析，归纳出其诗歌在语言、文化及哲学范畴的特点，同时也对其“诗中有画”的诗歌风格为译者所提出的更高层次的要求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及归纳。为求最大限度地再现王维原作中的“画意”，中国传统的绘画理论是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值得借鉴的理论基础。
靳乾的《从操纵理论看王维诗歌英译》[89]避开以往大多学者所聚焦的王维的译文，对比了研究王维诗歌的翻译版本的选材、序言、前言、注释、概论等译文外的文化操作因素的表象，对其各个版本在加以分析的基础上来挖掘翻译文化的深层问题，考察他们在翻译过程的功用。以自然观、情感传达、音韵观为切入点，阐述意识形态，诗学等权利因素的操纵，考察译者策略的运用，来揭示原诗在异语传达过程中的演化，并指出操纵理论分析的得与失。
罗庆的《从接受理论的角度谈王维山水诗翻译中的风格重现》[90]从译者和读者的接受角度出发，以王维山水田园诗的三首代表作——《山居秋暝》《终南山》和《竹里馆》的不同译本为例，阐释了接受理论对诗歌风格的翻译所起的作用，指出不同文本的出现是基于译者不同的接受和对译文读者接受的考虑，译者在翻译的过程中必须要考虑译文读者的接受，阐明了文学风格的可译性，在此基础上探讨了风格的翻译原则，揭示出只有兼顾风格的翻译才是真正的有效翻译。
（6）王维综合比较研究。下列硕士学位论文多自文化、性格、诗风、文本、比较等方面进行研究，选题角度灵活，研究方式新颖，展现了王维的不同侧面，能够对王维精神世界的研究提供各个不同层面的参考。
靳跃的《王维诗与唐代帝都文化》[91]勾勒了长安帝都文化在王维诗中存在的状态。从“文宗”地位和“长安文化圈”入手，对王维诗歌与帝都文化关系进行考察，从而证明帝都文化的主要方面都呈现在他的诗歌作品中。分析长安文化对王维的诗歌创作产生的影响。认为王维主要被贵族精巧雅致的审美取向和儒家“中道”的标准所影响，据此对帝都文化进行观照，力求找出帝都文化在思想内容和艺术表现方面对王维诗歌创作的影响。认为王维对长安物质文化的态度主要是顺应，而对于制度文化的态度除了顺应之外，还有继承和创造。
庞君民《盛唐士人的隐逸与王维“山水人格”的塑造》[92]认为唐帝王对隐士的厚遇造成了整个社会对隐士的推崇，以隐求仕成了盛唐士人们步登青云的捷径，时人称之为“终南捷径”。王维功成名就后归隐田园，或仕不如意时亦官亦隐，隐逸成为王维等士人追求逍遥自在和维护“道”的一种方式。
朱竞的《王维诗歌与“少年精神”》[93]认为王维创作过激昂向上、充满人生理想和抱负的诗歌，因为这样的诗歌会破坏王维作为“诗佛”形象而未能引起重视。佛禅的诗歌不能代表王维的全部，若要理解王维的全部，则必须要去理解这些诗歌。
韦钰佳的《王维文研究》[94]认为以往王维研究中，对其文的论述很少，研究也就存在着片面与不足。王维的诗作体裁多样，内容丰富，在艺术上也有独到的特色，是盛唐文中重要的一部分，有其研究的价值和意义。王维文章都反映了王维的个人经历和社会生活及思想内涵，内容丰富、情感充沛。分析了王维文与盛唐文风的关系，总结王维文的在盛唐文坛中的地位，对王维文的史料价值和学术价值提出了一些看法。
赵晓驰的《王维近体诗句法研究》[95]将语文学和诗学结合起来，对王维近体诗的句法结构类型进行了穷尽性的考察和说明，表明诗歌语言与日常、散文语言之关联和区分，及其诗学功能的展现。
刘金高的《盛唐气象与王维诗风研究》[96]认为作为诗美范畴，“盛唐气象”所体现出来的圆融兼美、浑然天成的美学特质以及诗作所反映出来的人的自由自觉意识的确认和外化等精神内涵，造就了古代诗歌史上的一个诗美极致，王维的诗作所蕴含的形式美及诗风本质更能反映盛唐诗歌的万千气象，亦更接近盛唐气象的精神内涵。
谭庄的《王维研究余渖》[97]所研究者为王维之行实与诗文，王维生年、卒年、行实、诗系、裴迪事迹等方面辨析订讹，对活跃学术争鸣、还原历史真实具有一定价值。
金舒的《李达和王维诗的比较研究》[98]认为朝鲜诗人李达和唐代诗人王维凭借各自具有特色的诗作品，在韩中两国文学史上都占据了非常重要的地位。仔细分析二者的作品，不难发现，除了他们都有不得志的经历这一点之外，在作品的题材内容，写作风格以及表现手法等方面都存在着很多相似的地方。
通过对以王维为研究对象的学位论文综合分析，可以见出，王维研究侧重围绕佛教禅宗与王维创作之因缘、王维诗画交融之技巧与理论、王维融通佛禅的美学价值进行阐发之外，论题有向自然生态理念方向拓展，并与当代和谐社会之要求相适应，但未深入涉及王维精神世界之淡泊与由此产生的与社会的相对和谐，以及此种价值体系之由自，在当时社会历史条件下之合理性、必然性和深刻意义，以及对后世文人仕宦所产生之深远影响。
上述王维的研究文献的路径，多对王维辞章的空灵境界、审美倾向和政治理念方面进行研究，较少从哲学思想角度专门探究王维的精神世界，明确在佛教禅宗发展过程中王维居于文坛前沿所产生的作用和所形成的巨大影响，因而缺乏完整、系统和独特的王维“三教”混融的思想体系方面的专门研究。王维“文宗”与“诗佛”名号的获得，当时及后世的推崇，充分体现出王维较之同代人物在理论思想和社会实践诸方面的超拔之处。以王维精神世界作为研究主体，可以发现，盛唐的佛教禅宗成为了一种融通诸多哲理的新型审美的充实生活方式。王维之哲学思想是当时自然生态审美的最高层次的表达，并为后世推崇。佛学修为在于王维，成为一种会心有意、自然惬意之审美体验，并以自然为不可或缺而又未可雕饰的天然载体进行阐发，从而丰富了佛学之内容，使之生动形象；同时亦将佛教禅宗哲理与自然山水原生之妙趣融为一体，深刻了佛学禅宗的内涵，同时纠正了文学过于关注局部、短期现象而导致功利化倾向，使之深刻而具有哲学意蕴。依照王维当时之声望和在文坛、士林所居位置，其倾慕禅宗和南北兼修，顿渐并举，引领一代潮流，开一代风气，对当时佛学禅宗的壮大和成熟，后世理学之形成与发展均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王维虽号为“诗佛”，传统主流哲学思想对其影响依然巨大。儒家、道家哲学之中，与佛家相契合之部分，在王维之精神世界体现得尤其强烈。上述研究多出自对于个体的孤立研究，未深入分析社会主流思想于其中之作用，以及个体思想依凭其位势对群体社会之影响，此影响力之大与流脉之深广，几对社会各个群体产生深刻作用，使得社会群体安守本位的前提，在于内心首先安于应得之本分。物质的极大丰富和社会的高度繁荣，个人未见得必定愉悦和幸福，克制与简约的生活未见得必定丧失惬意和安适。“三教”共通之处尤其在于自内心中求安逸与惬意，较之求于外物，最为体现出传统哲学思想的良知与睿智，即儒家的“内省”，道家的“坐忘”“心斋”，释家的“自性”。此三途，虽由自与程度不同，共同指向的是无条件的自身的圆成和圆满。既往之王维研究，较少自社会稳定层面，政治主流、顺权和合层面论述，虽强调自我完善，与自然之混融，而未见进一步论述在科举制度大力发展的时代，以“解头”和“天下文宗”王维为典型代表的仕宦阶层，对盛唐文明之构建所产生的积极作用，及其承前启后之思想价值。由此可见，对王维精神世界的研究确实任重道远，需要我们不懈努力。
[1] 胡遂：《欲问义心义，遥知空病空——论王维佛理诗文中的般若学思想》，《中国文学研究》2000年第1期。
[2] 柴秀波：《生存与意义》，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3—4页。该书第3页提出了“应然”态的生存和“立体化”生存的观点，指出“‘应然’态的生存也可以说是一种‘立体化’生存，它包括两个维度，即事实世界和意义世界。事实世界又通过生存的三重规定，即人与自然、人与社会和人与自身的关系体现出来，并为意义世界的形成和发展提供物质基础和前提。同时，意义世界又渗透于这三种规定之中，二者交相辉映，盘根错节，共同构成了人的立体化生存的完整内涵”。
[3] 柴秀波：《生存与意义》，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5页。
[4] 杨伯峻译注：《论语译注·阳货篇第十七》，中华书局2009年版，第18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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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陈贻焮：《唐诗论丛·王维生平事迹初探》，湖南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103—11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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