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研究现状与述评
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随着世界政治格局的变化和经济全球化趋势的加速，整个社会发展呈现出许多新情况，也引发了许多新矛盾，出现了许多新问题，这都需要在理论上予以说明和解决，对社会发展问题的研究越来越受到社会的重视，国内外学者在社会发展研究领域均取得了较多成果。现根据已获得的文献，将国内外关于社会发展理论的研究状况予以梳理。
(一)当代西方学者社会发展理论研究现状
西方社会发展理论的派别很多，围绕着发展中国家如何实现社会发展，摆脱贫困落后的发展状态问题，西方社会形成了不同的社会发展理论，主要包括现代化理论、依附理论和世界体系理论。
现代化理论产生于20世纪五六十年代，其主要代表人物有美国经济史学家罗斯托和美国政治学家萨缪尔·亨廷顿。其中，罗斯托在1960年出版的《经济成长阶段》中把社会发展分为五个阶段，即传统社会、为起飞创造前提条件阶段、起飞阶段、迈向成熟阶段和高额大规模消费阶段。后来，罗斯托在1970年又加上了“追求生活质量阶段”，并认为所有国家的经济发展都要经过这六个阶段。罗斯托认为，发达国家已经在过去的不同时期通过了“起飞”阶段，发展中国家现在正在步它们的后尘。这种理论主要以西方的社会进化论和经济学为分析框架，展开对西方国家现代化进程的研究。现代化理论将人类社会发展划分为“传统社会”与“现代社会”两个阶段，现代化过程即是人类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变”。西方发达国家是世界上最先进入现代社会的地区，发展中国家要走出传统社会，唯一可能的选择就是模仿西方的发达国家，遵循西方发达国家社会发展的模式，所以现代化就等于西方化。
依附理论产生于20世纪六七十年代，对现代化理论进行了批判。这个理论是由一些比较激进的学者，尤其是南美的理论家提出来的，其理论主要以美国经济学家A.G.弗兰克、埃及社会学家萨米尔·阿明和美国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保罗·斯威齐为代表，其代表作有弗兰克的《拉丁美洲:不发达和革命》、阿明的《不平等的发展》等。保罗·斯威齐创办了《每月评论》和每月评论出版社。每月评论出版社在1959年出版了保罗·巴兰的《增长的政治经济学》，标志着马克思主义的依附理论的开端。他们系统地建构了一个“中心—外围”式的“依附理论”，即不发达国家依赖发达国家。发达国家的发达是以另一些国家的不发达为代价的，不发达是世界资本主义体系必要的组成部分。因此，他们反对现代化理论的“西化”模式，认为西方化的过程就是不发达国家被纳入不平等的“中心—外围”式的国际经济体系的依附化过程，不发达国家失去了自主发展的可能性。因此，他们呼吁不发达国家要保持本民族生产的自主性及内生性，走独立发展的道路，尽快与发达国家脱钩。但是，各个国家的发展离不开世界上其他国家的发展，整个世界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不发达国家走与世界体系脱钩的道路是不现实的，不发达国家的发展关键在于怎样在世界体系的联系中走自己的路。
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华勒斯坦为代表的“世界体系理论”看到现代化理论将发展中国家的发展完全归结为内部问题的不足，主张将发展中国家的发展纳入到世界总体背景中来认识。这种理论认为，世界所有国家构成整个世界体系，是一个经济、政治、文化诸因素统一的大体系，这一体系划分为“中心”、“半外围”和“外围”几个层次。世界体系理论探讨了现存世界格局形成和演化的原因、条件，分析了各国在世界体系中的地位及相互关系，并对今后世界的发展变化作出预测。世界体系理论克服了依附理论的单向依赖关系，相互依存概念更准确地反映了复杂的世界经济与政治结构。世界体系理论把世界看作一个整体，从整体中寻找本民族发展的位置，在方法上是正确的，但仅把经济的依赖性作为划分中心、半外围、外围类型的依据，结论上有失偏颇，不能科学地说明当今世界的经济、政治的复杂格局。
除了上述关于发展中国家如何实现社会发展的理论之外，还有以社会未来发展为研究对象的对未来社会的预测理论也受到了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普遍关注和重视。
对社会未来发展的预测和探讨始于20世纪50年代，主要有悲观学派、乐观学派和后工业社会学派。罗马俱乐部的研究报告《增长的极限》是悲观学派的代表作。在《增长的极限》中，悲观学派提出了“增长的极限”问题，对流行于西方的高增长理论进行了深刻反思。罗马俱乐部的这份研究报告“考虑的是从长远来看正在逐渐耗竭的自然资源(煤、石油)问题，以及从整个地球来看的四大世界问题:人口、投资、农业投资和污染。每一个问题都带有一定的变化指标，并且这些变化在1960—1970年期间被认为是以‘正常’的速度进行的。”[2]根据这些决定和限制增长的基本因素，得出了各种自然资源的枯竭的悲观结论。乐观学派以美国赫德森研究所的研究人员为核心，在其代表作《今后200年》中认为人类社会已进入一个为期400年( 1776—2176)的经济社会大过渡时期，大过渡时期完成后，人类将走向一个新的伟大时代。该学派对社会的未来发展持乐观态度。对社会未来发展的预测和探讨最有影响的是后工业社会学派，其代表人物有美国著名学者丹尼尔·贝尔、阿尔温·托夫勒、约翰·奈斯比特。其代表作有贝尔在1973年出版的《后工业社会的来临》、托夫勒在1980年出版的《第三次浪潮》、奈斯比特在1982年出版的《大趋势》。其中，丹尼尔·贝尔在1959年奥地利的一次学术讨论会上首次提出“后工业社会”的概念，提出了对未来社会发展的设想。他在《后工业社会的来临——对社会预测的一项探索》中，全面阐述了未来社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特征，其核心思想是离开社会发展的经济、政治制度，片面地以技术、知识在社会发展中的决定作用预测人类社会的未来，并认为一切国家都要走前工业社会—工业社会—后工业社会的发展道路，资本主义工业社会和社会主义工业社会将在后工业社会中趋同。
国外学者针对发展中国家的发展问题进行研究，先后形成了不同的社会发展理论。但是，西方学者不可能真正站在非西方国家立场上来说话;西方社会发展理论所提出的问题也不完全是发展中国家真正存在和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西方社会发展理论不足以解释发展中国家的实际情况。因此，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的大国，应当建立符合本国实际、具有本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理论。但同时也应该吸收和重视西方社会发展理论中的许多有益成果和合理因素。
(二)国内学者社会发展理论研究现状
随着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当代中国社会发展出现了许多新情况、新问题。为解决这些问题，国内学者对社会发展理论的研究取得了许多有价值的成果，如对人的发展、社会发展动力、社会发展阶段、社会转型、社会建设等方面从不同的角度、不同的层面进行了广泛、深入地研究，从而深化了对当代中国社会发展理论的认识。现将国内学者对这些方面的研究状况综述如下。
1.关于人的发展研究
人类社会发展的目的是什么?这一问题是思想家们一直思考的重要问题。马克思主义哲学认为，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最终目的，而在每一个具体的历史阶段，人的发展的内涵又是有差别的。贾高建教授认为:“从根本上说，作为社会主体的人的发展是目的，而作为社会客体的社会结构体系的发展是手段。”[3]可以说，人的发展是社会发展的目的，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个基本观点。陈新夏教授认为，马克思人的发展理论是价值取向与科学认识二重维度的统一。通过对人的发展理论提出和展开过程的梳理可见，在价值取向上，马克思确定了人类活动的基本价值目标，将人的发展主体定位于个人，揭示了人的发展自由全面的特征;在认识上，马克思科学地界定了人的发展主体，阐明了实现人的发展的条件和途径。[4]在当代中国社会发展的进程中，怎样促进人的发展呢?陈志尚教授在《人的自由全面发展论》中阐述了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思想的理论来源，马克思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思想轨迹，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基本理论，人的发展和社会发展的辩证关系，在现阶段怎样促进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等问题。[5]北京大学的徐春博士在《人的发展论》中通过系统地发掘和整理马克思主义理论宝库中有关人的发展的思想理论，全面阐述了人是真正发展的动物，人的发展的内在原因和动力，人的本质与发展，人的生存与发展，人的自由与发展。同时，从中国国情出发，探讨了促进人的发展的条件和途径。[6]可以说，对人的发展的研究，一直受到国内学者的高度关注，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但是，关于人的发展研究也存在着一定的不足。人的发展的条件包括自然条件和社会条件。马克思比较关注人的发展的社会条件，对人的发展的自然条件重视不够。现阶段，人们越来越关注人的生存条件、生存方式、生活质量问题。因此，要求学界在科学发展观提出以后，对人的生存条件、生存方式、生活质量等问题进行更为深入的研究。
2.关于社会发展动力研究
国内学者在这方面的研究取得了可喜的成果，推进了人们对社会发展动力的深入认识。其中，徐伟新在《新社会动力观》中，根据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提出自然动力论、神学动力论、人性动力论、理性动力论、竞争动力论、民本动力论等观点，并指出马克思、恩格斯实现了社会发展动力论的革命性变革，提出了合力论(亦即系统动力论)。在此基础上，探讨了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动力问题，提出了自主劳动论、合理需要论、利益协调论、社会改革论等观点。[7]庞元正在《当代中国科学发展观》中，对社会发展动力理论在人类思想史上的发展历史进行了回顾，并根据新时期的国情，提出了创新动力论，阐述了理论创新、科技创新、制度创新、文化创新在社会发展中的重要作用。[8]杨信礼在《发展哲学引论》中指出，人们对社会发展动力问题的认识有单一动力论和综合动力论的区别，并分析了社会发展动力机制的结构、功能和运行过程，阐述了社会发展的整合机制和整合程序。[9]阎树群、张瑞才认为，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动力理论在中国的发展，经历了一个由社会矛盾论到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论和改革动力论，再到“三个代表”是力量之源和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的历史进程。[10]可见，根据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对社会发展动力的探索取得了可喜的成果。但是，科学发展观提出以后，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历史进程中，推动当代中国社会科学发展的动力因素还有待于进一步深入研究。
3.关于社会发展阶段研究
在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进程中，要科学地确定每一个具体的社会所处的历史发展阶段，尤其是弄清楚我们自己所处的社会发展阶段，对解决社会发展的历史任务具有重要意义。思想家们对社会发展的阶段问题提出了各种见解，赵家祥教授在《历史过程论和历史动力论》中，对西方思想家的历史阶段划分理论进行了考察，重点考察了维科、黑格尔、斯本格勒、汤因比等的历史阶段划分理论。同时，详细论述了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形态划分理论，从经济社会形态和技术社会形态两个视角对历史阶段进行了划分。[11]贾高建教授也把社会形态划分的多维视角与社会发展阶段的定位联系起来，认为“我们在对一定的社会发展阶段进行定位分析时，既要从经济社会形态的视角考察这一阶段上社会的‘主义’类型，又要从技术社会形态的视角考察这一阶段上社会的技术类型”[12]。庞元正在阐述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毛泽东关于社会发展阶段的理论构想和实践探索的基础上，详细论述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把21世纪的头20年作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阶段，对我国当前的发展阶段进行了新定位。[13]但是，小康社会是否具有社会发展阶段的意义和在什么意义上它具有社会发展阶段的意义，还有待于进一步分析和深化。
4.关于社会转型研究
从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进程看，中国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进入社会主义社会，面临的困难和问题很多。现在，中国正处于一个社会发展的关键时期，学界对中国社会转型问题的研究也蓬勃兴起，厘清社会转型的意义就显得尤为重要，陈晏清认为，社会转型主要是指社会的结构性的变迁。[14]在当代，社会转型是指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过渡。[15]刘祖云认为，社会转型是指社会从一种类型向另一种类型转变的过渡过程。具体地讲，是社会从传统型向现代型转变的过渡过程，是一种整体性的社会发展过程，是传统因素与现代因素此消彼长的进化过程。[16]贾高建认为，研究社会转型问题离不开社会形态理论。因此，研究社会转型时要从社会形态的不同划分标准出发，从不同的视角对社会转型进行探讨。[17]高燕宁、卢萍、柳春清在《当代中国社会发展概论》中认为，社会转型就是指社会主体对社会基本要素整体上的渐进性变革。社会转型包括三个层次的基本内涵:首先是社会结构的调适，其次是社会体制的更新，再次是价值观的重塑。在此基础上，对当代中国社会转型及其基本模式、当代中国社会转型过程中的控制性发展进行了探讨。[18]国内学者虽然在社会转型问题上取得了许多研究成果，但是在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实践基础上，对当代中国社会发展在社会转型期间所面临的问题却有待于进一步深入地研究和探讨。
5.关于社会建设研究
国内学者对社会建设理论进行了广泛、深入地探讨，取得了许多有价值的成果。为了深入研究社会建设理论，学术界对社会建设概念中的“社会”进行了界定。有学者认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的“社会”是与自然相对，包括政治、经济、思想文化在内的广义的社会，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四位一体”中的“社会建设”的“社会”则是指与政治、经济、思想文化并列的狭义的社会。[19]梁树发教授认为，“社会建设理论中所指的‘社会’是从狭义的角度讲的，是一个具体的发展领域，是与经济、政治、文化相并列的一个领域，特指社会关系、社会环境、社会管理等方面的状况，主要涉及与人们日常生活密切联系的社会公共事务”[20]。同时指出，社会建设主要包括四个层面的内容:一是有效整合社会关系，化解社会矛盾，促进社会各种力量良性互动;二是加强社会制度(机制)建设;三是社会组织建设;四是社会事业和公共服务的发展。[21]有学者在科学发展观的视域下对社会建设理论进行了探讨。辛向阳在《科学发展观的基本问题研究》中指出，社会建设理论的提出是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必然结果，并探讨了推进社会建设、改善民生的战略途径和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的具体措施。[22]李善峰等在《科学发展观·社会建设论》中对中国社会建设面临的新形势、社会建设的指导思想、目标任务和原则、社会建设的实践要求等进行了阐述，并从加快发展社会事业、优化社会结构、完善社会管理、加强制度建设、正确处理社会矛盾、激发社会创造活力等方面对社会建设进行了深入的探讨。[23]杨信礼在《科学发展观研究》中，从实施积极的就业政策、发展和谐劳动关系，坚持教育优先发展、促进教育公平，加强医疗卫生服务、提高人民健康水平，加强制度建设、保障社会公平正义，完善社会管理、保持安定有序等方面对社会建设进行研究。[24]可见，当前学术界对社会建设理论的研究取得了许多重要的研究成果。2012年11月，根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实际情况，胡锦涛同志在党的十八大上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总体布局由“四位一体”发展为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五位一体”，进一步丰富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内涵。
当然，国内学者对社会发展理论的研究不仅仅是上述的五个方面，其研究领域还涉及对发展观的哲学反思、发展的道路、发展的模式、社会发展的自然前提和历史前提问题、交往与社会发展的关系问题、社会发展的代价和评价问题、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性和主体选择性问题、全球化问题、现代化问题等方面。可以说，国内学者对当代中国社会发展理论的相关问题所进行的深入思考和研究，具有很强的现实针对性，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提供了有力的理论支撑。
国内学者对社会发展理论的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其社会发展理论的研究具有很强的现实针对性、深刻的理论洞察力。总的来说，关于社会发展理论的研究，更多地侧重于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以及一般历史进程和发展道路。近年来则相对集中于一定阶段上社会发展过程的具体展开，尤其是围绕着当代中国社会发展进程中的一系列重大问题而展开的。虽然关于当代中国社会发展问题的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但是在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新的实践基础上，当代中国社会发展理论所取得的新发展还需进一步挖掘和梳理;在科学发展观提出以后如何处理好坚持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理论与借鉴国外社会发展理论的关系还有待于进一步厘清和深化。故本书拟在借鉴国外社会发展理论的有益成果，在梳理和整合已有社会发展理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进行新的探讨，在科学发展实践的基础上力图挖掘和梳理出当代中国社会发展理论所取得的新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