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携后学传薪火

胡宗刚

中华文化命脉连绵不坠，乃是良好师生伦理从中维系。在传统社会中，尊师重道深入人心。现代科学传至中国时，社会发生深刻变革，传承知识改由现代教育体系来完成。曾起重要作用的传统师生关系，其发展却日渐式微。在王文采成长过程之中，得益于先生之提携；当其亦为先生时，也以同样方式提携后学。这类佳话，今已鲜见。笔者承担中国科协“老科学家学术成长资料采集工程”，多次聆听王文采先生详谈往事，并广泛收集资料，对老辈学人风范，有更深理解。此记述提携后学之事，当令今人心向往之。

王文采，生于1926年，当其开始接受教育时，现代教育在中国已经形成体系，其自北京厂桥小学、北京第四中学、北京师范大学，按部就班一路走来。大学毕业，因成绩优秀而留校任助教，开始工作，时在1949年。其时，在中国从事科学研究主要在研究所，而大学则是承担教学工作。王文采所学为生物学，毕业之后，任生物系助教，何以能走上研究之路，终成植物分类学家，是在其任助教之初，遇见胡先骕。

王文采在大学二年级时，对植物分类已甚感兴趣，任助教后，经常到北京郊外采集植物标本，解剖花的构造。其专注精神，被师兄告知胡先骕。胡先骕为中国植物学奠基人，在抗日战争之前是北平静生生物调查所所长，也兼任北京师范大学教授，讲授植物分类学。抗战胜利后，1945年底胡先骕从南方返回北平，主持静生所复原。不知何故，胡先生重新兼任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却在1948年。此时，王文采已是大学四年级，植物分类学课程已由林镕讲授完毕。由于胡先骕名声甚大，当其为下一届生物系学生讲授植物分类学时，王文采也想去一睹风采。站在教室窗户外，看见胡先骕拿着他自著《种子植物学讲义》稿子，一边走一边念，这是王文采第一次见到胡先生。

胡先骕返回北平后，拟着手编著《中国植物图鉴》，而静生生物调查所复原之后，由于经费拮据，人手不够，拟在师大邀请一位年轻人与之合作。胡先骕助教、王文采师兄王富全知道王文采对植物分类甚有兴趣，遂为推荐，即认为合适。王文采认为能与胡先骕一起发表著作，当是前辈赏识，感到十分荣幸；且借此可去静生所看标本，这是他早有的愿望。其后，胡先骕便令静生所标本馆总管夏纬琨给王文采印好稿纸，派傅书遐将5000种名录送到学校，王文采开始此项工作。但是，不久即因社会变动而停止。多年之后，王文采认为其敢于承担此项工作，当属鲁莽。他说：“那时我仅有一点在课堂上学到的分类学知识，对植物学拉丁文、国际植物命名法规、中外植物分类学文献全然不懂，根本没有从事这个工作的能力，竟敢接受这样的任务；胡老也有些天真，他并没有考考我，无论是笔试，还是口试，都没有。他完全相信我师兄的话，一定是师兄在胡老的面前给我‘吹’了一通，这些我全然不知。”王文采认为是胡先骕的天真，自己才得到他的信任。其实，胡先骕具有识人眼力，在中国近现代植物学史中，许多著名植物学家当初均为其门生，委以重任，无一不获得成功，且名满学界。仅其后评上中科院学部委员者，就有秦仁昌、方文培、郑万钧、张肇骞、俞德浚等，王文采也评上中科院院士。至于胡先骕对王文采不做任何考评，纯属胡先骕名士风范。

胡先骕虽然认定王文采可以造就，但《中国植物图鉴》编纂却中断了。不久，中国科学院植物分类研究所组建成立，胡先骕推荐研究人员来所工作，以壮大研究力量。其时，王文采在北京师大，由于人事关系紧张，其师兄又将此事告知胡先骕。胡先骕即推荐王文采到研究所来工作，此正合王文采之意。他说卷起铺盖，连手续都没有办，在1950年柳树刚发芽的时候，就来到植物所。王文采说，若继续在师范大学教学，可能会跟随动物学方面的一位老师，而不会研究植物分类学。分类学更符合王文采的兴趣，若不是胡先骕提携，岂不是被淹没。

20多年之后，“文化大革命”结束，王文采已是植物分类学家，主编的《中国高等植物图鉴》已出版若干卷。此时，福建省建宁县农机厂青年工人李振宇对植物有特殊兴趣，以《中国高等植物图鉴》为工具书，收集和识别植物，后又订阅《植物分类学报》，遇有问题，便致函有关专家请教。1977年将毛茛科人字果属标本寄于王文采，请求鉴定。王文采回忆说：“毛茛科人字果属，是一种草本植物，中国有七八种，日本也有七八种，有五个花瓣开着白花，花托和桃花、梅花一样。李振宇所采标本没有花，但他能鉴定到人字果属，寄这些标本来，是他让我鉴定种名。这让我感到他的植物分类学修养已经相当不错了，能够没花、没果鉴定出科来，已经不简单了。他只是中学毕业，没学过植物分类学呀，我把这个情况跟当时植物研究所勤务组负责人聊过。”经王文采介绍，10月间《中国植物志》编委会去函福建建宁县农机厂，征求可否请李振宇采集建宁植物标本。该厂对此予以支持，10月底，李振宇“寄来100号标本及6元邮资报销单据”。其后李振宇继续上山采集，并寄往北京。李振宇鉴定植物之能力及办事之诚恳，均令王文采称赞。其时，邓小平号召发现人才，鼓励自学成才，并恢复招收研究生，王文采即认为李振宇为特殊人才，可以造就，愿吸纳为自己的硕士研究生。王文采即向研究室领导谈到李振宇，研究室领导遂向研究所领导汇报，研究所又向中科院反映，院里同意予以培养。1978年2月研究室遂派人赴福建建宁，实地考察，获悉各方对李振宇评价甚好，即决定将其调往植物所工作。王文采说，李振宇机遇非常之好。诚如所言，但其中重要之机遇是遇见王文采。王文采提拔李振宇，如同当年胡先骕提拔王文采一样。学术传承不仅是学术本身之传承，还有发现学人之方式之传承。

李振宇在植物分类学上虽有特长，但其他专业知识还有限，得先补习大学课程。查《王文采日记》，有为李振宇学习的事。1978年4月4日，“为李振宇学习事，给贺士元同志写信。”贺士元系北京师大生物系主任，大概他比较为难，王文采又转向北京师范学院（后改名为首都师范大学）。4月10日“秦祝洵同志已答应李振宇听课，并要我帮他们讲分类课”。为了培养李振宇，王文采答应义务在北京师范学院兼课，还为李振宇在北京找好住宿及办理其他手续。此时李振宇的调动又出了一些枝节，为此王文采只得致函李昌副院长，反映此问题。由于李昌过问，终于9月2日中科院向建宁发出调动公函。李振宇来北京在9月28日，随即办理相关手续。10月5日，随王文采到北京师院上课。王文采对待自己个人之事，哪怕是自己子女求学就业等，均是随遇而安，而不愿找人求人。此次为李振宇，可谓是大费苦心。何以如此，纯是为中国植物分类学事业薪火相传。李振宇到了植物研究所以后，被当做自学成才之典型，也被媒体所关注，《人民日报》《中国青年报》都曾刊载过他的事迹报道。1978年团中央召开第十次代表大会，李振宇当上代表参会，还被选为团中央候补委员。这些仅仅是外在瞬间即逝之光环，丝毫没有扰乱李振宇求学之进程。在北京师范学院听完课后，王文采此时的《中国植物志》之苦苣苔科编写已近完成，即在其中找一小属——半蒴苣苔属作为李振宇的硕士论文。李振宇以两年多时间完成，王文采认为做得不错，遂将《中国植物志》之半蒴苣苔属让李振宇参加编写。1984年李振宇获得硕士学位，即助理研究员，不久晋升为副研究员。又赶上中科院特批，不需要按部就班提升，特殊人才可以破格，李振宇被提升为研究员。王文采说：那时植物所所长也没和我商量，我当时觉得太快了，李振宇的机遇太好了。王文采还将此归为机遇，却没有欣慰之感，以为如此晋级，不利于学术人才稳健发展。

（原文载于《生命世界》2014年第1期，第24—2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