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人口结构变迁与趋势

20世纪60—70年代，欧美等已经进入后工业社会的发达国家在考虑如何增加人口数量的问题，而相距半个世纪的21世纪初的中国，总体进入工业化后期阶段的一些现代化国际大都市正在为如何减少（控制）人口数量而感到困惑。比如说：北京因为人多交通拥堵；因为人多环境污染；因为人多资源短缺；等等。综上可见，“人口数量不足”和“人口数量过剩”都是一个大问题。目前，中国的这些现代化国际大都市人口数量多是客观事实，且已引发了人口问题。但人口问题的实质并不在于人口数量本身，而在于“嵌入”于人口数量概念框架之中的人口结构性问题。也就是说，人口问题的实质是人口结构问题。由此，应将人口问题研究和实践重心从减少（控制）人口规模转移到优化人口结构上来。

本章通过梳理北京人口结构变迁历程，归纳了当前北京人口结构的阶段性特征，在此基础上，提出优化北京人口结构、构建“人口均衡型社会”[1]的对策建议。

第一节　人口结构与社会结构关系

一定地域上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构成社会，当然，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本身也是一种结构。在社会结构中，人（总体人口或社会成员）是社会结构的能动性主体，而由总体人口各个组成部分之间所占的比例及关系构成的人口结构，则是社会结构的基础性结构之一。

一　人口结构界定及构成

一般而言，人口结构是指总体人口中存在的组成部分及其比重或比例关系。之所以有人口结构，是因为在组成人口总体的个人之间存在着许多既相同又相异的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各种属性把个人分为若干部分，具有不同属性的各个部分按照一定的比重组成总体人口。而组成人口总体的各个组成部分在总体中所占比重不同，则人口结构不同。这样，人口就可以根据不同的分类标识和分类方法划分为许多结构。

人口结构是人口现象的一个重要特征，也是反映一个国家或地区不同人口问题的主要标志。深入研究人口结构，可以发掘一定社会发展阶段或社会形态下的人口特征，搞清楚人口问题，把握人口规律，厘清人口结构与社会、经济、文化、环境与资源之间的基本关系。

人口结构概念在不同的语境中有其不同的内涵和外延。为了便于研究，本书中笔者所界定的人口结构，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总体人口中各个组成部分之间所占的比例及关系，总体人口可以依据自然、地域等特征来划分各个组成部分。人口结构的各个组成部分或构成包括人口规模结构、人口空间结构、人口素质结构、人口年龄结构、人口性别结构五部分。其中，人口年龄结构、人口性别结构属于人口结构的自然属性；人口规模结构、人口空间结构、人口素质结构属于人口结构的社会属性。人口规模结构是人口结构的基础，是对人口数量的考察；人口空间结构是人口结构的地域性载体，是对人口空间分布情况的考察；人口素质结构是人口结构的质量，是对人口文化要素情况的考察。

二　人口结构：“人口均衡型社会”研究重要议题

马克思的人口理论认为，人口的发展变化过程是以人的生理条件和其他自然条件为基础的社会过程。在原始或农业社会，社会分工单一，人口流动受限，人口的发展变化主要倾向于人类自身的生产和再生产而导致的人口变化，加之生存的自然条件制约，使某一地域人口繁盛或消亡。在工业社会，社会分工复杂，人口开始发生大规模的流动或迁移，人口的发展变化并不主要取决于人类自身的生产和再生产，而是更多地受某一地域“资源禀赋”结构的影响，这些“资源禀赋”包括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生态等要素。

“不同的社会生产方式，有不同的人口增长规律和过剩人口增长规律”[2]，反之，人口的“潮起潮落”也深刻地影响着社会生产方式，两者相互依存、相互作用、相互影响。因此说，“人口均衡”不仅应该包括人口结构的发展变化与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生态发展水平相协调，与资源环境承载能力相适应，也应该包括人口结构的优化，特别是人口结构构成诸要素之间以及诸要素自身的合理发展与优化，从而最终实现人口结构的均衡。

就北京而言，一方面，北京作为国内少有的几个现代化国际大都市，其人口规模似乎有些庞大。另一方面，在首都发展背景下，由于区域、城乡现代化发展的非均衡推进，人口发展变化在不同时空同样表现出非均衡性的特点，使“人口均衡型社会”的生成成为不可能或很困难的事情。

人口结构“适度、合理、均衡”是一种理想状态，但正是这种理想状态才是我们所要去努力实现的目标，至少离这个目标越近越好。

第二节　人口结构的变迁

每个历史时段都有着它显著的历史性标志事件或关节点，能够让我们清晰地观察到当时事件的一些映像。同时，每个历史时段所展现出来的事件映像都在很大程度上触及全社会的剧烈变动，包括人口结构。因而，对北京人口结构做历时性考察，必须以史料为依据。而且，北京作为首都，全国的政治中心、文化中心及国际交往中心、科技创新中心，是具有“首都特色的”。正是基于这样的事实，笔者将60多年来北京人口结构变迁历程划分为五个阶段。

一　1949—1960年：人口增长快速阶段

1949年10月1日，新中国成立，实现了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第一次大变革。新中国成立初期，面对满目疮痍的现状，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全国各族人民群众以极大的热情，开始走上重建家园的康庄大道。在1949—1960年十多年的大半时间里，“使得我们在经济战线上取得社会主义革命基本胜利同时，又在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取得了社会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3]。然而，1958年开始的“大跃进”，实实在在地造成了一场巨大的灾难。经济社会剧烈变动，势必对社会结构的变化产生深刻影响，人口结构尤甚。根据这一时期人口结构变化的情况，笔者将此阶段划分为三个时期。

（一）国民经济恢复时期（1949—1952年）

民国37年（1948年），按当时行政区划，北平（北京）常住人口200.6万。1949年，北平和平解放，更名为北京，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首都，常住人口只有203.1万，仅比新中国成立前的1948年多出2.5万。新中国成立后，百废待兴，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仅仅经过三年时间，国民经济就得到迅速恢复，恢复所需时间之短超乎所有人的预想。由于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首都的城市功能定位，北京各项经济社会建设事业蓬勃发展，人口结构发生深刻变动。

1949—1952年，北京人口结构变动总体表现在，人口数量呈现小幅度增长，1952年与1949年相比，呈现出人口出生率较高、死亡率较高、自然增长率较高的“三高”态势，见表1—1。此外，由于政治、经济、文化因素的影响，三年间人口的迁入与迁出规模对北京人口结构也造成较大影响，此间由外埠直接迁入北京的迁移者共有68.1万人[4]，同时由北京迁到外埠的迁移者共计70.5万人。这些迁入者中大致包括国家领导人及中央机关工作人员（包括家属）、部队驻军，以及社会各界精英、大学生（1951年，在京高校开始面向全国招生），还包括为支持恢复国民经济建设而吸纳的劳动力[5]。迁出者中大致包括新中国成立初期调往南方解放区和东北工业基地的大批干部和技术人员，以及国民经济恢复时期进行的“镇压反革命运动”中被处理或被强制清除出北京的城市中的不良分子及其家属。

（二）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1953—1957年）

在三年国民经济恢复之后，中国吸收和照搬了苏联计划经济时期的经验，1953年开始执行国民经济第一个五年计划。实际上，第一个五年计划实施之后，中国经济结构和经济面貌发生了重大变化，各项指标超额完成，到1957年初步建立起社会主义国家的工业体系。在三年国民经济恢复基础上，第一个五年计划以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为中心，集中一切力量搞工业化建设，城市中对劳动力的需求进一步加大。受此影响，全国层面上“由乡到城”的迁徙十分活跃，北京也不例外。

1953—1957年，北京人口结构总体变动表现在，人口数量出现较大规模增长。1957年与1953年相比，人口呈现“高出生率、低死亡率、高人口自然增长率”态势。1957年，北京出现第一次人口生育高峰。这一时期，为支持城市工业化建设，人口迁移规模增长比前述第一时段更加剧烈。到1957年底，北京常住人口达到401.2万，比1953年的276.6万增加124.6万，平均每年增加31.2万。1957年城镇化率达到55％，比1953年47％的城镇化率提高8个百分点，平均每年提高2个百分点。此间，由外埠迁入北京的迁移者共计159.6万，同时由北京迁到外埠的迁移者共计90.6万。这一时期，迁入者主要是由农村到城市的农民，大部分成为了城市中的产业工人。迁出者主要是为安排城市失业人口就业，减少闲散人员，合理组织、使用劳动力而开展的向东北、西北、华北等政府组织的计划性移民[6]以及修建铁路、水库等工程建设移民。此外，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场波及社会各阶层的“反右”群众性政治运动于1957年春夏之交拉开序幕，受此影响，被划为“右派分子”的大都被下放到外埠乡下。同时，在京部分大学生毕业后被分配到全国各地。这些社会群体大致构成这一时期的主要迁出者。

（三）“大跃进”时期（1958—1960年）

第一个五年计划提前完成，为国家经济建设奠定了坚实的工业基础，但是，也为“大跃进”埋下了伏笔。“毛泽东同志、中央和地方不少领导同志在胜利面前滋生了骄傲自满情绪，急于求成，夸大主观意识和主观努力的作用，没有经过认真调查研究和试点，轻率地发动起来的”[7]。“大跃进”造成一大堆问题，尤以经济问题最为严重[8]，出现工业化与农业化发展极不协调的困局。“大跃进”的表现是全方位的（包括下文行政区划的跃进），它使新中国遭受了成立以来的最大灾难。

1958年3—10月，北京进行了新中国成立以来最大规模的行政区域调整，先后将河北省管辖的通县、顺义、大兴、房山、良乡、怀柔、密云、平谷、延庆等区域划归北京市。随着行政区域范围的扩大，北京国土面积大幅增加，由1948年的707平方公里，扩大到1958年的16807.8平方公里，扩大了近23倍。同时划入北京的人口就达200多万。另外，1960年，首钢正式迁入北京，附带人口0.9万。北京人口由1957年的401.2万，增加到1958年的631.9万。

这一时期，北京人口结构总体变动表现在，人口数量出现大规模增长，与1958年相比，1960年人口呈现“低出生率、高死亡率、低人口自然增长率”态势。需要说明的是，由于错误地认识发展规律，城市工业冒进，农村农业劳动力短缺，加之持续的自然灾害（在此期间北京遭受水灾和雪灾等自然灾害），导致出现全国性的粮食短缺和饥荒，人口生存成了问题。

此间，北京城镇化率由1957年的55％提高到1960年的62％，仅用三年时间就提高了7个百分点，平均每年提高约2.3个百分点，大量农村人口成为城市人口，这在中国城市发展史上是史无前例的。实际上，1958年已经意识到工业冒进、城市人口膨胀、乡村凋敝的情况，国务院出台了具有中国特色的户籍制度[9]，但是由于“反右”和“大跃进”的极左发展战略，这个最具中国特色的制度并没有在当时发挥应有的效用，城市人口不但不减反而猛增。就北京而言，人口数量猛增的主要因素有：一方面是城市行政区域范围的“大跃进”，划入人口达200多万；另一方面是“大跃进”　“全国大招工”[10]，产生对劳动力的虚假需求，导致北京人口由外埠净迁入71万[11]，而且迁入的不仅是单个劳动力，其家属也随其迁入，形成新中国成立以来北京第一次规模宏大的人口迁移流，且主要是“离乡奔城”迁移流。同时，这一突如其来的持续“跃进”给城市带来难以承受的沉重负担。同期，北京人口迁出70.1万，大部分的迁移者仍然延续前期政府组织的计划性移民性质。

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个十年，经济恢复、生活改善、医疗水平提高，城镇化快速发展，人口长寿水平由1950年的3.3％（80岁以上或60岁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比率）提高到1960年的4.5％；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占总人口的比率由1950年的4.4％下降到1960年的4.2％[12]，人口年龄结构处于“年轻型”[13]；1950年，北京平均预期寿命市区为52.8岁。育龄妇女总和生育率，由1950年的6.4人下降到1960年的1.3人（“大跃进”后期人口生育进入低谷）；孕产妇死亡率由1949年的685/10万人下降到1960年的15.4/10万人[14]；新生儿死亡率由1951年的44‰下降到1960年的14.2‰；出生人口性别比由1949年的108.9下降到1960年的106.6[15]，由不协调转变为协调[16]；人口质量也得到显著提高[17]。

二　1961—1976年：人口增长波动阶段

在“国民经济调整”和“文化大革命”背景下，北京人口总体增长较为缓慢，但是人口结构波动十分剧烈。这一阶段，是自“大跃进”以来出现的北京第二次大规模人口迁移流，不过与“大跃进”时期的“离乡奔城”人口迁移有所不同，这一阶段呈现出“离城返乡”的“逆城镇化”态势。

（一）国民经济调整时期（1961—1965年）

“大跃进”没有给新中国带来经济社会的大发展，反而导致了严重的财政困难、粮食短缺、生态破坏，一场预想不到的空前大灾难就此降临。据《北京地方志·人口志》记载，1958—1960年，“百日咳”“麻疹病”等疾病流行。由于城镇商品粮供应出现危机，1960年北京已经出现了“浮肿病”，导致一定数量的人口死亡。与此同时，1959年7月21日至8月中旬，京郊连降五次特大暴雨，个别地区洪水达千年一遇，人祸天灾齐降临。在严酷的现实面前，调整国民经济就被提上日程。1961年，党的八届九中全会制定“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八字方针，国民经济进入调整期。

1961—1965年，是北京人口结构总体表现波动最为剧烈的一个时期。这一时期，北京总体人口数量呈现小幅度增长，平均每年增加11.58万。但是，与1960年相比，1961年北京人口总量出现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次负增长，人口总数比1960年减少10.4万。人口自然出生率经历“低位—上升—下降”，人口死亡率经历“高位—下降—下降”，人口自然增长率经历“低位—上升—下降”。经过调整，“大跃进”所造成的困境得到一定程度的改善，1963年北京出生人口31.9万，人口自然增长率达到35.3‰，北京迎来自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二次人口生育高峰。这次人口生育高峰本质上是由于传统的生育文化观念主导而致。此外，家庭经济、生活条件转好，人口再生产成为可能。当然，国家没有相关的计划生育强制性约束政策以及当时的政治、经济环境对第二次人口生育高峰也有较大影响。

“大跃进”导致的严重后果是，使北京经历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次大规模人口“离城返乡”的“逆城镇化”阶段。1961年城镇化率为60％，1965年的城镇化率为58％，分别比1960年62％的城镇化率下降2个百分点和4个百分点。1960年10—12月，为缓解城镇危机，北京开始缩减城镇非农人口粮食供应指标，成立移民安置小组，各区县开始实施“精兵简政”，政策性减少城镇人口。据资料记载，北京各区县精简机关干部占原编制的30％～70％，精简职工少则几千人，多则上万人，见表1—2。例如：通县（现通州区）1961—1963年城镇人口减少20615人；朝阳区从1962年6月至8月，精简职工和压缩城市人口共10998人。此外，大规模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也由此拉开序幕。如原崇文区1965年有1400多名知青到宁夏、内蒙古、东北等地落户，参加农业生产劳动。

从人口迁移数据上看，五年间北京人口净迁入为-41.8万，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次出现人口负迁入。这是因为，“大跃进”以后进入城市的职工和他们的家属全被精简回乡，此前来自农村的职工能回乡的也都被动员回村，一些原本生活在城市的居民也下乡落户了[18]，此外还包括延续前期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且势头有所加强。也就是在这个阶段，1958年出台的户籍制度开始显示出它的威力，成为严格限制人口流动的一把枷锁。1963年，依据是否拥有计划供应商品粮将户口划分为“农业户口”和“非农业户口”，这标志着城乡二元化社会经济体制正式确立，城乡“经济型（支援城市工业化建设）自由迁徙”成为不可能的事情。

（二）“文化大革命”时期（1966—1976年）

经过五年国民经济调整，“大跃进”的损害有所恢复，但是意识形态领域的批判运动扩大化，毛泽东同志错误地估计了党和国家的政治生态，发动了“文化大革命”，“使党、国家和人民遭到建国以来最严重的挫折和损失”。人口结构由“文化大革命”前的“经济型驱动”转变为“文化大革命”时的“政治驱离”。

与以往相比，1966—1976年，北京人口结构处于变动最为剧烈的一个时期，如图1—1所示。这一阶段，人口总量变动可以划分为两个时期：1966—1969年人口总量增减交替时期；1970—1976年人口总量小幅增长时期。

这一时期，北京人口出生率、死亡率、自然增长率变化总体继续呈现“三低”态势，如图1—2所示。

“文化大革命”时期，北京出现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二次大规模人口迁移流，形成“离城返乡”的“逆城镇化”。1966年的城镇化率为56％，1976年的城镇化率为54％，分别比1965年58％的城镇化率下降2个百分点和4个百分点。与国民经济调整时期因经济因素而导致的“逆城镇化”不同，“文化大革命”时期的“逆城镇化”主要是政治因素导致的。

“文化大革命”十年，北京经济社会发展基本停滞，社会各项事业遭到严重破坏，大中专学校停办，停止录取外地学生。城镇不仅不能吸纳外来劳动力就业，就连自身新增劳动力也难以安排就业，大量城镇职工及其家属被下放。相应地，“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进一步强化，成为政治口号被广泛宣传。1968年12月，毛主席号召“‘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要说服城里干部和其他人，把自己初中、高中、大学毕业的子女，送到乡下去，来一个动员，各地农村的同志应该欢迎他们去”[19]。为响应毛主席的号召，北京革命委员会规定凡符合上山下乡条件的青年，学校不招生，工厂不招工，军队不征兵，没有特殊情况不上山下乡的，一般不安排工作，上山下乡成为初高中毕业生的唯一出路[20]。从表1—3中可以看出，1966—1976年，北京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共计51.4万，其中安置到本市郊区的有23.6万，安置到京外的有27.8万。

从人口迁移数据上看，1966—1976年，北京人口由外埠迁入78.8万，迁出115.3万，净迁入-36.5万，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二次出现人口负迁入。如图1—3所示，1967年、1971年、1972年北京人口迁入与迁出基本持平，1972年以后，迁入多于迁出，其余时间迁出多于迁入，特别是1969年，正处于“文化大革命”高潮期，北京人口迁出30.8万，成为“文化大革命”时期迁出人口最多的年份。

“国民经济调整”和“文化大革命”时期，经济从调整到基本停滞，社会事业遭受严重破坏，城市发展速度开始倒退。不过，此间一些人口指标还是得到一定程度的提升，如人口长寿水平得到进一步提高，60岁老年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由1961年的4.4％提高到1976年的5.9％；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由1961年的4.1％提高到1976年的5.2％；人口年龄结构由“年轻型”转变为“成年型”。由于医疗事业基本停滞，孕产妇死亡率由1961年的25.9/10万人上升到1976年的58.8/10万人；新生儿死亡率由1961年的14.3‰下降到1976年的5.2‰；出生人口性别比由1961年的107.2上升到1976年的108.3，男女比例失调；人口质量优化基本停滞。

三　1977—1994年：人口增长平稳阶段

“文化大革命”结束，社会生活恢复正常。1978年12月18—22日召开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停止以阶级斗争为纲，把工作重心转到现代化建设上来，中国社会进入第二次制度创新阶段。[21]中国的政治、经济和其他各方面的政策都有了重大调整，开始实行一套全新的改革开放政策。特别是1992年，以邓小平同志南方谈话为标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确立，经济建设驶入快车道。在此背景下，北京各项民生社会事业开始迅速恢复和发展，市场经济加速发展，深受各种因素（如计划生育制度、婚姻制度）影响的人口结构明显地发生了深刻变动，进入一个全新的发展阶段。

1977—1994年，北京人口结构总体保持平稳增长。1977年常住人口为860.5万，到1994年，常住人口达到1125万，增加了264.5万，平均每年增加15.6万。其中，1978年外来人口仅增加21.8万，而到1994年，外来人口增加63.2万。从统计数据上看，改革开放初期到中期，北京常住人口中的外来人口平均每年增加20万左右。改革开放中期后，北京常住人口中的外来人口平均每年均保持在50万以上（1986年外来人口达到56.8万）。北京户籍人口由1978年的849.7万，增加到1994年的1061.8万，增加了212.1万，平均每年增加13.26万。外来人口增速大大超过户籍人口增速。据1994年11月10日北京第一次定时普查资料显示，北京的流动人口已达到392.3万（北京人不干的，外地人都干，有关统计表明，北京环卫、纺织、矿山、煤炭等脏、重、累行业中，总共雇用24万民工，建筑工人80多万）[22]，这些人已成为导致北京人口结构变动的重要因素。此外，改革开放初期，北京开始拨乱反正、平反冤假错案，加之上山下乡干部、知识青年政策逐步落实，据粗略统计，1977—1991年，由全国各地返回北京的知识青年达到31.66万[23]。

这一阶段，北京常住人口出生率、死亡率、自然增长率呈现“先抑后扬再下降”的态势。1980—1988年，北京迎来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三次人口生育高峰。这主要是由于1963年的第二次人口生育高峰出生的人口正值生育年龄而致，但是由于计划生育政策影响（1989年节育率[24]达到98.59％），并没有对人口再生产造成很大的波动。改革开放使得人民生活水平和医疗水平进一步得到提高，1990年，全市平均预期寿命延长到72.9岁，比1982年增加1岁；1990年，65岁及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6.5％，人口年龄结构仍处于“成年型”；孕产妇死亡率由1977年的59.4/10万人下降到1990年的25/10万人；新生儿死亡率由1977年的6.5‰上升到1990年的8.49‰；城镇化率由1977年的54％提高到1994年的75％，17年中提高了21个百分点，平均每年城镇化率以1.24个百分点的速度增长，这是继“大跃进”之后北京城镇化发展的又一重要历史阶段，城市水平开始进入成熟期[25]。另外，1977年，高考制度恢复，平均受教育年限由新中国成立初期1964年的5.3年提高到1990年的8.6年，北京人口质量得到显著提升。

总之，在这场巨大的社会转型中，人口增长方式转变与起决定作用的经济基础及计划生育政策[26]紧密相关，北京人口结构变动宏观主题由“政治模式”转变为“经济模式”和“政策模式”的联合体，其中“经济模式”[27]起主导作用，并一直延续至今。

四　1995—2000年：人口增长震荡阶段

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深入，经济体制改革的进一步深化，城乡二元体制壁垒的进一步弱化，以及就业制度改革形成的开放的劳动力市场，使得作为国家首都的北京经济社会发展、城市建设、人民生活水平显著提高，生存环境、就业空间有着得天独厚的天然条件和优势，对全国其他落后地区人口具有强大吸引力。另外，由于发展的不平衡性，人口资源等要素向“阳光地带”流动成为必然趋势。人口大流动、大迁移的时代来临。

1995—2000年为北京人口结构增长剧烈震荡的阶段。北京户籍人口1995年为1070.3万人，2000年为1107.5万人，增加37.2万人，年均增幅7.4万，趋于稳定态势。1995年常住人口1251.5万人，2000年为1363.6万人，增加112.1万人，年均增幅22.4万人。此间，外来人口增幅对常住人口影响巨大，其中：1995年、1996年，外来人口均超过180万人，是1994年外来人口63.2万人的近3倍，增长幅度巨大，1997年、1998年、1999年，外来人口也均保持在150万左右；而到了2000年，外来人口猛增至256.1万人，占常住人口1/5强。可见这一时期，北京人口结构处于剧烈震荡阶段，其中外来人口是直接影响因素。人口结构出现震荡的局面，主要是1994年北京进行流动人口调查后，于1995年出台了《北京外地来京务工经商人员管理条例》，首次提出外地来京务工经商“十六字方针”，并从1997年3月开始进行了三次声势较大的对外地来京人员的清理工作，据不完全统计，30多万外来人口被清理[28]。然而，政策的效果仍然难以阻止“经济模式”的吸引力，2000年外来人口出现恶性反弹。

在这一阶段，北京人口出生率、死亡率、自然增长率继续降低，其中人口自然增长率由1995年的2.8‰降低至2000年的0.9‰。这一数据表明，除了受“政策模式”的微弱影响外，妇女职业地位以及生育观念等改变也是重要影响因素。城镇化率由1995年的76％提升到2000年的78％，6年间平均每年仅提升0.3个百分点，这表明成熟期的城镇化速度开始放缓[29]。2000年，北京人口平均预期寿命达到76.1岁；北京于1991年进入老龄化阶段，2000年人口年龄结构处于“老年型”，65岁及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8.4％。孕产妇死亡率由1990年的25/10万人下降到2000年的9.5/10万人；新生儿死亡率由1990年的8.49‰下降到2000年的5.94‰；人均受教育年限达到10年，人口质量处于全国前列。

总之，这一阶段，北京户籍人口保持稳定增长，人口净迁入呈现稳定态势，而外来人口成为北京人口构成的重要组成部分，占常住人口1/5强。这意味着，一些人口方面的结构性因素因外来人口的变化而产生变动，北京人口结构特征将发生深刻的转变。

五　2001—2012年：人口增长膨胀阶段

进入21世纪以来，人民生活总体达到小康，但是，“现在达到的小康还是低水平的、不全面的、发展很不平衡的小康”，区域间、城乡间差距比较大，落后地区人民寻求更加美好生活的向往日益强烈，纷纷从祖国各地来到首都“淘金”，“经济模式”继续强化人口的流动与迁移，北京进入人口规模快速膨胀阶段。2012年，北京常住人口突破2000万大关，达到2069.3万人，其中，户籍人口1297.5万人，占常住人口的62.7％，外来人口达到773.8万人，占常住人口的37.3％，外来人口占总人口近四成。改革开放至2012年，北京人口数量增加第一个400万人口用了近22年，增加第二个400万人口用了八年，增加第三个400万人口仅用了五年。近十年，北京人口总量增长的主要贡献者来自外来人口的快速膨胀，北京人口结构诸多方面的构成变动也因此受到深刻影响。2012年人口出生率不降反升，比2001年提高了2.95‰，死亡率下降到4.31‰，比2001年下降了1.42‰，自然增长率比2001年提高了3.87‰。此间，呈现高出生率、低死亡率、高自然增长率态势，这与北京总体发展到工业化后期的阶段性特征相悖，导致这一问题的根源，正是庞大的外来人口，而不是统计或调查上产生的偏差[30]。2012年，北京65岁及以上人口占常住人口的9.1％，人口年龄结构处于“老年型”，老年社会态势进一步加剧。据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北京人均受教育年限已经达到11.5年，人口质量进一步提高；人口平均预期寿命为80.2岁，老年长寿成为常态。人口出生性别比为111.5，超出正常值，男女比例失调。2012年，北京城镇化率达到86.2％，比2001年提高8.4个百分点，平均每年提高约0.68个百分点，城镇化发展水平进一步得到巩固。

综上所述，根据不同历史背景，将北京人口增长划分为五个阶段，每个阶段的人口增减都受到当时一些历史因素的影响，同时人口增减也对当时的经济、社会产生重要影响。概括地说：（1）北京人口结构深刻变动的外因是：计划经济体制时期，由于受到“政治模式”的影响，人口规模发生很大变化，进而促使人口结构发生深刻变动；改革开放初期至20世纪90年代中期，北京人口结构变动主要受到“经济模式”和“政策模式”的双重影响，而产生人口变动；而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至今，北京人口结构变动主要受“经济模式”的影响，仅管“政策模式”仍然起作用，但是由于生活环境变化、生育观念改变等因素影响，“政策模式”作用甚微。（2）北京人口结构深刻变动的内因是：计划经济体制时期，北京人口结构变动主要因户籍人口的增减而变化；改革开放初期至20世纪90年代中期，北京人口结构变动主要受户籍人口和常住外来人口的双重影响；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至今，常住外来人口成为北京人口结构变动的主要影响因素。正因如此，当前常住外来人口对北京人口结构特征的影响更加显著。

第三节　人口结构阶段性特征

以上通过历时性研究方法，梳理北京人口结构变迁历程，发现人口结构变迁与特定发展阶段紧密相联。下面采用共时性研究方法，通过人口结构的子结构，分析北京人口结构现状、问题与成因，总结当前北京人口结构的阶段性特征。

一　人口规模结构：人口规模持续扩大，增长势头有所减缓

改革开放特别是进入21世纪以来，北京人口规模结构中的户籍人口（包括迁入人口）增长稳定，外来人口急剧膨胀，已经达到历史最高峰。尽管当前以及今后一段时期（2015年前后）北京人口规模将继续扩大，但人口规模增长势头将有所减缓，这将是未来北京人口结构发展的必然趋势。人口规模减少是有惰性的，一拉闸它就马上停止不大可能。由此，笔者预测，2020年前后北京人口总体规模将基本停止增长，常住人口届时将达到2300万—2500万人。

从图1—4中可以看出，2004—2012年，北京人口规模结构中常住人口增量、外来人口增量[31]在2008年、2010年出现双峰状况（户籍人口增量保持平稳），呈现“M”型的人口规模结构。2011年可以看作是北京人口规模结构的拐点，在这个时间点上，在户籍人口保持增速平稳的情况下，对北京常住人口影响巨大的外来人口增速急剧下降。其中，2010年常住外来人口比上一年多出90.5万人，2011年常住外来人口比上一年多出37.5万人，2012年常住外来人口比上一年多出31.6万人。出现人口拐点的影响因素主要有：

1.经济增速下滑

2011年，国务院出台《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十二五”规划纲要》，首次降低GDP增长速度（“十二五”GDP增速7％），明确要求提高GDP增长质量，把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作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主攻方向。[32]这标志着中国进入经济结构调整的关键期。一般经验是，GDP每增长1个百分点会拉动大约100万人就业；反之，GDP每下降1个百分点将造成就业岗位减少和就业人口吸纳能力减弱。北京经济数据显示：2010年GDP增速10.3％；2011年GDP增速8.1％；2012年GDP增速7.7％；2013年GDP增速7.4％。预计，北京经济增速将进一步下滑。

2.人口政策调整

2013年，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国家人口发展“十二五”规划》、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以及近期出台的“户籍新政”都对“特大城市要合理控制人口规模”[33]做出具体要求，受此影响，北京作为特大城市在人口调控方面将有更多措施出台，人口“管控”将进一步强化。

3.城镇化成熟期

北京已进入城镇化成熟期，发展速度放缓，短期不动，长期小浮动，将是常态。例如：2005年、2006年城镇化率均为84％；2007—2009年城镇化率均为85％；2010—2012年城镇化率均为86％。2005—2010年城镇化率增加2个百分点用了五年时间。可见，北京今后城镇化率每提高1个百分点所用的时间将更长。

4.吸引力下降

当人口增长严重超过城市承载力时，城市将失去它对新“移民”的吸引力。事实上，“移民”者已经用脚投了票。

二　人口空间结构：人口向分散化发展，聚集势头较为突出

人口空间结构与地区经济、社会、政治、文化、环境等资源配置紧密相关。居住地与就业岗位相分离是现代社会分化的普遍现象。结合北京特点，居住密度与工作密度是分析人口空间结构的必要因素。就居住密度[34]而言，近年北京人口由城市中心区向郊区、远郊区分散的趋势十分明显。相对而言，由于各区县人口规模增长总体趋势没有完全停止，城市中心区（主要指首都功能核心区、城市功能拓展区）居住密度继续增长并高于其他功能区。同时，由于资源配置不均衡，城市中心区具有优质资源和就业岗位，其工作密度远超过居住密度。城市中心区承载着居住密度和工作密度的双重压力。在此意义上，出现了通州“睡城”。

从居住密度来看，2012年，北京常住人口2069.3万人，城市功能拓展区、城市发展新区占总人口的80.28％，首都功能核心区占总人口的10.6％，生态涵养发展区占总人口的9.12％，如图1—5所示。可见，过多的人口持续增量被这两个功能区分解，人口向分散化发展，首都功能核心区人口增幅得到一定程度的缓解。但是，需要说明的是，92.39平方公里的首都功能核心区所占总人口比重与9746.65平方公里的生态涵养发展区相当，但是人口密度却是生态涵养发展区的109倍。

从工作密度[35]来看（见表1—4），由于资源禀赋结构优势，首都功能核心区集中了全市最好的政治资源（中央及北京政府所在地）、经济资源（金融街等）、社会资源（医疗、教育等）、文化资源（博物馆、文化馆、艺术馆等），拥有大量的就业岗位，吸纳了成千上万的就业人口。以金融街为例，面积不到2平方公里，就业人员17万人左右，工作密度为每平方公里近10万人。此外，除首都功能核心区外，城市功能拓展区中的海淀区也具有很高的工作密度。生态涵养发展区的工作密度则极低。

由此可见，无论从居住密度还是工作密度来看，北京人口空间分布都是严重失衡的。从表面上看，由于人口总量增长，人口向分散化发展，但实质是城市核心区人口聚集势头没有扭转，人口空间结构严重失衡。主要原因有以下几个方面。

1.功能定位

一个城市有不同的功能定位，就好比人的躯体各个部分都具有不同的功能一样。2005年，依据《全国主体功能区划分》，北京出台《北京主体功能区规划》，将北京划分为首都功能核心区、城市功能拓展区、城市发展新区、生态涵养发展区四个功能区。区域的功能定位对人口结构特别是人口空间结构而言，具有直接影响。

2.经济结构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有什么样的经济结构就有什么样的人口结构。不同功能区经济结构不同，所提供的就业岗位数量和质量就存在很大差异，吸纳就业的数量和质量也很不相同，这也使分散城市中心区人口成为很困难的事情[36]。

3.资源配置

首都功能核心区以及部分城市功能拓展区具有优越的资源禀赋结构，对人口产生巨大的吸引力。例如：2012年，北京全市88家三级医院（统计范围包括14家三级驻京部队医院）80％以上集中在东城区、西城区、朝阳区这三个城区，全市16个区县，其中有11个区县无三甲级医院；北京市89所在京高校中64所整体或部分集中在城六区；学前教育、义务教育大多集中在海淀区、西城区、东城区。

三　人口素质结构：人口素质普遍提高，人才资源仍较匮乏

改革开放以来，北京社会建设事业取得巨大发展，医疗卫生事业、教育事业水平显著提升，加之精英教育向大众教育转变，以及首都对全国人才的吸引力，使得北京人口综合素质普遍提高，人口素质结构得到优化。但是，仍然存在人口多、人才少、该少的没有少下去、该多的没有多起来的结构性矛盾。主要原因有以下几个方面。

1.就业结构不合理

2012年，北京就业结构状况是5.2∶19.2∶75.6。农业从业人口接近5％，据此可以认为北京基本实现了现代化。但是，从第三产业就业人口分布看，批发与零售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的从业人员数量在第三产业从业人员数量中位居第一、第二，占从业人员总数的30.6％，而创造的地区生产总值仅占第三产业的26.12％。就业结构与行业地区生产总值贡献率不匹配，劳动生产率低，就业结构不合理，就业质量不高，如图1—6所示。

2.政策性屏蔽

近年来，随着北京人口规模膨胀，控制人口规模成为一项重点工作。为此，北京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出台了进京落户相关政策，落户门槛越来越高，进京指标越来越少。但是，这样的政策并不能对人口总量控制产生多大的贡献。它虽然限制得了体制内，但限制不了体制外；限制得了人才流入，却限制不了流动的“打工者”。

3.国际化人才匮乏

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在京外籍人员91128人，占总人口不到0.5％。另据外国专家局统计，持有外国专家证的人员中，86.6％为文教类人员，主要集中在高等院校、中小学和各类教育培训机构从事语言教学，经济技术类人员仅占13.4％[37]。这与建设国际人才聚集之都、建设中国特色世界城市的首都人才发展需求不相适应，北京的国际化人才仍然匮乏。

4.人才资源分布不均衡，人力资源配置效率低

通过调研发现，由于北京区域、城乡发展的不均衡性，与城市核心区人才资源聚集不同，一些郊区县缺乏人才吸引力，加之工作待遇跟不上，导致人才流失严重。郊区县一流的医院、学校等公共服务基础设施与人才资源匮乏之间形成鸿沟，人才资源分布不均衡，人力资源配置效率低[38]，已经成为制约郊区县发展的瓶颈。

5.人才吸引力减弱，人才流失问题突出

自1985年以来，清华大学、北京大学高科技专业毕业生分别有80％、76％去了美国[39]，这两所高校成为“最肥沃的美国博士培养基地”。除留学移民外，因高房价等生活压力，近年来北京人才流失问题开始凸显。2012年，已经签约的本科毕业生中约有七成到京外单位就业，研究生约有四成到京外就业，高于往年同期。2011年，据中国与全球中心调查，海归就业群体中打算在京就业的人才数量落后于广东和上海。[40]

四　人口年龄结构：人口红利处于高峰期，少子老龄日益凸显

从图1—7中可以看出，2010年，北京劳动群体的人口总量为1621.6万，占常住人口的82.7％，达到峰值；人口抚养比为20.94％，处于历史最低值。2011年，劳动年龄人口比重、人口抚养比首现拐点。2012年，劳动年龄人口比重下降到81.5％，人口抚养比上升到22.86％，但仍然远低于53％的“人口红利”期标准[41]。此外，北京（1991年北京65岁及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7.2％）比全国（2000年全国65岁及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7％）进入老龄化要早很多年，但直到2012年北京老龄化程度才达到9.1％，比全国还推迟一年（2011年全国65岁及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为9.1％）。

从统计数据以及客观事实来看，导致出现上述问题的原因，正是北京大量的、不断涌入的常住外来人口（常住外来人口大部分属于劳动年龄人口），从而在根本上改变了北京“原住民”的人口年龄结构，延迟了北京市达到人口老龄化程度的时间。客观地说，北京当前正处在劳动力丰富、抚养负担低的“人口红利”高峰期。

然而，我们在看到“人口红利”的同时，也要看到，随着2011年北京人口抚养比出现拐点后开始上升，未来少子化、老龄化趋势将日益凸显。

儿童年龄人口是未来的劳动力，儿童年龄人口的规模、结构直接影响未来北京经济社会发展。长期的低生育水平，使北京儿童人口规模处于缩减状态。2012年，0～14岁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为9.4％，比2000年的13.6％下降了4.2个百分点。随着老龄化速度加快，劳动年龄人口减少，如果不改变低生育状况，少子化将日益凸显。

伴随着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以及人均预期寿命的延长，北京在20世纪90年代初悄然进入了人口老龄化[42]阶段。当前，新中国成立后北京第一次人口生育高峰出生的人口将相继进入老龄化阶段（2012年65岁及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9.1％），届时人口老龄化将进入快速增长阶段，北京老龄化问题将日益加重。这意味着，未来的北京不仅是一个少子化的社会，而且还是一个进入老龄化阶段的社会。

需要说明的是，人口转变是一个缓慢的过程，北京当前人口基数仍然比较庞大，加之有限且分布不均衡的资源并不能满足当前的人口需求，少子化并没有造成教育等公共服务资源的闲置（例如，入托难问题仍未解决），老龄化并没有得到充足的养老资源补给，这一结构性矛盾与现代化国家出现少子化、老龄化局面的情境相悖。这一结构性问题必须引起足够的重视，为此，北京市政府仍然要为当前的“少子化”现象补充足够的教育等公共服务资源，特别是要提高养老保障水平，积极探索北京特色的养老模式，大力开发朝阳养老产业，激发老龄社会发展活力，创造“老年人口红利”比较优势。

五　人口性别结构：人口出生性别失调，性别不平等问题突出

出生性别比[43]是人口性别结构的自然基础，影响着人口及其相关社会结构[44]。新中国成立以来，北京人口性别比处于失衡状态。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北京出生人口性别比与第五次人口普查比相比有所降低，但是仍高于国际通行的安全标准107（2010年北京出生性别比为109，2000年为110），人口出生性别比例失调，如图1—8、图1—9所示。

出生性别比决定着一个社会总体的人口性别结构。现代社会，人们对性别偏好应趋于理性。但是，北京是已经在总体上进入后工业社会的现代化国际大都市，人口出生性别比超出正常值，一方面是受外来人口因素的影响，但就总体而言，传统农业社会存在性别价值的差异论，强调男人比女人更有经济价值和传宗接代的特权[45]，至今仍然深刻地影响着现代社会。加之，严格的生育制度影响[46]，使这一问题更加突出。

性别比例合理是性别平等，不受性别偏见和社会排斥的重要指标。但是，我们看到的是传统的“重男轻女”的客观事实，女性天然的资本弱势，已经打破了性别不偏见的理想。然而，这种事实又将延续到女性未来教育、就业、收入等各方面，社会排斥阻碍了女性与男性寻求平等的教育、就业、收入等机会。近年来，大学生就业“择男舍女”[47]，就业单位“宁要武大郎，不要穆桂英”[48]，已经成为一种普遍的社会现象。

人口出生性别比例失调，实际是潜在的性别不平等，而且性别不平等一定会导致人口出生性别比例失调。此外，性别比例失调，不仅会诱导性别不平等，而且还会影响婚姻、生育等人口生态，最常见的就是现实社会中出现的“剩男”“剩女”现象。据统计，2012年，北京20～39岁适龄婚姻人口中，男性比女性多24.46万人，“剩男”与“剩女”比例约为124∶100，“错位晚婚”“大龄产子”等不健康的人口生态对人口结构以及人口可持续发展造成了日益不利的影响。

第四节　人口结构优化对策及趋势

改革开放以来，大量常住外来人口为北京经济社会发展做出突出贡献，而大量常住外来人口也在北京发展中分享到了改革成果，实现了互利共赢。但是，由于人口结构及其构成发展的不平衡性，使之与北京总体已经进入后工业社会的经济特征不相匹配。为此，解决北京人口问题，需从优化人口结构入手，构建“人口均衡型社会”，这将是北京未来人口发展的重要议题。

一　“普适型”人口政策向“内生型”人口政策转变

根据发达国家的一般经验，进入后工业社会，相继出现人口增长缓慢、人口零增长、人口负增长是客观规律。基于此，需要对北京计划生育制度进行适时调整，调整的战略取向是“普适型”人口政策向“内生型”人口政策转变。这可以缓解未来北京人口高度老龄化问题，使人口结构趋于均衡。“普适型”人口政策，是指覆盖常住人口的计划生育制度；“内生型”[49]人口政策，是指只覆盖北京户籍人口的计划生育政策。笔者认为，近期实行“普适型”人口政策，即2010—2024年坚持现有计划生育政策覆盖实有人口的政策刚性。中期和远期实行“内生型”人口政策；中期（2025—2049年），对北京户籍人口的生育政策进行调整，放开“二孩”生育；远期（2050年以后），自主生育，甚至需出台鼓励生育的政策。通过政策转变达到优化人口结构，实现不同时期与资源环境、经济社会发展相均衡的人口结构条件，以实现人与自然、人与环境、人与经济、人与社会均衡发展，可持续发展。

二　人口规模聚集向人口均衡发展转变

从人口规模聚集向均衡发展转变是为了解决人口空间分布不均衡问题。促进北京城乡、区域均衡发展，是改变这一格局的有效手段。

实现人口规模聚集向人口均衡发展转变的首要任务是，制定和实施与主体功能区相配套的人口政策，统筹城乡、区域均衡一体发展。这些政策包括：第一，加大财政转移支付力度，调整财税分配体制，突出以社会建设为重点全面推进落后地区公共服务等基础设施建设，为发展提供硬件条件。第二，制定人才引进优惠政策，提高人才待遇，创造人才工作的舒适环境，发挥人才智力水平，提升落后地区的软件水平。第三，加大力度调整落后地区经济结构，努力创造远郊县“居住密度”与“工作密度”相对一致的产业结构布局。第四，调配行政资源，将首都核心功能区过度集中的医疗、教育等资源逐步、有序转移，配置到资源稀缺区域，实现城乡、区域资源配置均衡发展。

三　人口总量阶段向人才时代转变

人口增长方式的变化是工业化、城镇化发展的自然结果，人口生育高峰因此将不会重演。但是，当前阶段和未来一段时期，北京仍将享有丰富的“人口红利”。为此，在建设国际人才聚集之都的背景下，牢牢抓住这一战略机遇期，优化人口素质结构，实现从量的增长向质的增长转变。

实现人口量的增长向人口质的增长转变，一要做好人口基础工作，二要实现人口存量和增量质量双提高。在人口基础工作方面：首先，提高出生人口素质，优生优育；其次，提高人口健康素质，普及健康教育，倡导文明健康的生活方式，将卫生医疗、大病防治端口前移，着力做好人口保健工作；最后，提高市民受教育水平，实现教育现代化。在实现人口存量和增量质量双提高方面：首先，人口总量增长会给城市的资源、环境以及城市安全带来压力，但是也要看到，人力资源多寡是决定一个城市综合竞争力的关键。因此，对人口增量要有正确认识，不应该“管控”人口流入，特别是高层次人才流入，而应通过前瞻性和良好的城市规划实现城市发展及再发展，合理地再造城市。其次，产业是城市活力和发展的有机体，但如果不假思索、无限制地发展低端产业和房地产业，纵容高耗能产业存在，迟早会使整个工业格局失常，经济发展无后劲。当前经济转型、产业结构调整所表现出的困境正说明了这一点。因此，既要考虑眼前，又要顾及长远，尤以长远为重，优化产业布局，提高科技创新对GDP的贡献率，实施科技创新驱动北京大发展战略。以上两个问题意在解决人口增量，那么解决人口存量也是实现人口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方面。笔者建议，着力解决农民工子女就学问题，建立农民工以及具有劳动能力的市民劳动技能职业化、专业化长效机制，释放劳动力存量人口红利。通过这两方面从整体上提高所有人的素质，增加人力资本厚度，创造更高倍数的劳动生产率。

总之，实现人口总量增长向人口质量增长阶段转变，在做好人口基础工作的同时，解决好人口增量，更要注重解决人口存量，彻底将人口量上的优势转变为质上的优势，优化人口素质结构，继续释放劳动力存量人口红利，以适应北京后工业社会的发展要求。

四　人口负债向人口生机转变

在未来，少子化和老龄化的“两型社会”并存，且日益加重，这是北京未来人口发展面临的必然趋势。这就要求：一方面，做好“内生型”人口政策规划，提高生育率，补充潜在劳动力资源，满足未来预期；另一方面，随着北京老龄化程度不断加深，最终将会形成一个庞大的老年群体，这预示着一个潜在的老年产业将出现。因此，老龄人口也是社会的宝贵财富，要科学保护、合理使用这一宝贵资源，努力开发朝阳产业，大力抑制老年社会负能量，通过社会政策、产业政策发挥老年社会正能量，创造“老年人口红利”比较优势，从而激发社会活力，把人口负债转化为人口生机。

五　人口性别失衡向人口性别均衡转变

随着社会的更加开放、包容，妇女地位的提高，性别排斥将被市场理性所取代。为了实现人口性别失衡向人口性别均衡转变，首先，要调整生育政策，确保一定生育水平。其次，推动制度改革，尤其是对现行的就业体制中对女性平等获得就业机会的阻力进行改革。再次，加快推进社会服务产业和公共服务体系发展，为广大女性提供参与劳动的平台和机会。最后，营造男女平等文化氛围，塑造性别社会平等的自我意识和认同。通过这些措施，优化人口性别结构，消除性别社会不平等，确保“人口生态”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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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于学军、翟振武、杨凡等：《为什么要建设“人口均衡型社会”？》，载《人口研究》2010年第3期，第40—52页。

[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1版，第104页。

[3]《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1953—1957年）计划执行结果的公报》（1959年4月13日），载《计划与统计》1959年第7期，第3—7页。“经济战线”上的胜利指的就是“国民经济恢复建设（1949—1952年）”“发展国民经济和第一个五年计划（1953—1957年）”。

[4]中国人民大学人口理论研究所编：《人口与发展》，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481页。在该书中，迁移者是指改变户口登记常住地的移动者，因此当时的迁移者基本变更了户口登记，成为迁入地的常住人口。据调查，当时全国97％～98％的人，实际居住地与户口登记地是一致的。

[5]1951年，公安部出台《城市户口管理暂行条例》，明确“维护社会治安，保障人民之安全及居住、迁徙自由”。也就是说，当时的城乡之间人口流动是自由的。

[6]1955年，以杨华为首的60名北京青年组成了青年志愿垦荒队，远赴关东的北大荒去垦荒，成为新中国首批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

[7]李向前：《“大跃进”历史成因刍议》，载《中共党史研究》1995年第1期，第27—34页。

[8]［美］费正清、罗德里克·麦克法夸尔主编：《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1949—1965）》，王建朗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320页。

[9]1958年1月9日，新中国第一部户籍法规《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颁布。

[10]罗平汉：《大迁徙——1961—1963年的城镇人口精简》，广西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24页。

[11]迁入与迁出之差。

[12]北京统计局编：《北京四十年：社会经济统计资料（1949—1989）》，中国统计出版社1991年版，第65—66页。

[13]人口年龄结构国际通行标准为：65岁及以上人口比例，年轻型5％以下、成年型5％～7％、老年型7％以上。

[14]《北京地方志·卫生志》（电子版），第208页。

[15]北京统计局编：《北京人口统计资料汇编（1949—1987）》，中国统计出版社1989年版，第320页。

[16]北京统计局人口处、中国人民大学人口所、首都经济贸易大学人口所编：《95北京人口：北京199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论文选编》，中国统计出版社1997年版，第39页。

[17]新中国成立后，北京大、中、小学开办、招生、复课，人口素质得到提高。调整时期，北京建设了一批学校，但在“文化大革命”时期停办、停招，人口素质遭受严重影响。

[18]罗平汉：《大迁徙——1961—1963年的城镇人口精简》，广西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6页。

[19]《我们也有两只手，不在城里吃闲饭!》，载《人民日报》1968年12月22日，头版。

[20]《北京地方志·劳动志》（电子版），第45页。

[21]陆学艺主编：《当代中国社会流动》，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73页。

[22]何清涟：《现代化的陷阱——当代中国的经济社会问题》，今日中国出版社1998年版，第254—255页。

[23]根据《北京地方志·劳动志》（电子版）各年份知青返城数据整理。

[24]节育率，某一地区、某一时点（通常为年末），已婚育龄妇女中采取各种避孕措施的人数占已婚育龄妇女总人数的比率。

[25]根据发达国家走过的城镇化道路来分析，城镇化的发展从起步开始大体上可以划分为早期、中期和成熟期三个阶段；城镇化水平在10％～30％以下为早期阶段，城镇化水平在30％～70％之间为中期阶段，城镇化水平在70％以上为成熟期阶段。

[26]北京计划生育工作大致分为认识起步阶段（1949—1962年）、曲折发展阶段（1963—1978年）、全面发展阶段（1979—1994年）；1978年，计划生育一票否决制确立；1979年，北京出台《试行计划生育暂行规定》；1991年，计划生育成为一项基本国策。

[27]政治模式主要是因政治运动而引起人口迁移和流动，具有被动性。经济模式主要是因符合发展规律的经济建设需要而引起人口迁移和流动，具有一定主动性。政策模式是指受计划生育政策影响而导致人口数量的增减情况。

[28]北京外来人口普查办公室编：《1997年北京外来人口普查论文集》，北京出版社2005年版，第4、151页。

[29]按照世界上城镇化发展的“S型”规律，城镇化水平在30％以下发展较慢，30％～70％发展很快，在70％以上又开始放缓（参见Ray M.Northam，“Urban Geography”，John Wiley＆Sons，New York，1979，p.66）。

[30]郭志刚：《近年来生育率显著“回升”的由来》，载《中国人口研究》2009年第2期，第2—15页。

[31]指后一年比前一年增加的人口数。

[32]《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纲要》，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7页。

[33]国家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编写：《国家人口发展“十二五”规划》（辅导读本），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10页。

[34]统计意义上的人口密度。

[35]工作密度是指以就业岗位所在地计算的密度，即就业人员总数/面积（平方公里）。

[36]2010年生态涵养发展区GDP不到城市发展新区的1/4（2010年，生态涵养发展区GDP为561.5亿元，城市发展新区为2994.5亿元）。

[37]中共北京市委组织部、北京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北京科学技术委员会编写：《当代科学技术发展前沿与趋势》，北京出版集团公司、北京出版社2013年版，第267页。

[38]伍业锋、赵彦云：《北京地区人力资源竞争力状况及提升策略》，载《经济师》2006年第2期，第17—18页。

[39]子侑：《中国留学精英，尽入美国怀抱？》　（http://culture.inewsweek.cn/20130619/detail-45755-all.html）。

[40]中共北京市委组织部、北京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北京科学技术委员会编写：《当代科学技术发展前沿与趋势》，北京出版集团公司、北京出版社2013年版，第265—266页。

[41]周婷玉：《国务院参事：内地“人口红利”期仍可延续25年》（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10-05/19/c_12116744.htm）。

[42]本书中，人口老龄化指的是65岁及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劳动年龄人口份额指的是15～64岁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人口抚养比指的是65岁及以上人口与15岁以下人口占15～64岁人口的比重，少儿抚养比指的是15岁以下人口占15～64岁人口的比重，老年抚养比指的是65岁及以上人口占15～64岁人口的比重。

[43]出生人口男女性别比，国际通行安全标准为102～107。

[44]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中国发展报告2011/2012：人口形势的变化和人口政策的调整》，中国发展出版社2012年版，第132页。

[45]佟新：《人口社会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246页。

[46]杨菊华：《“一孩半”生育政策的社会性别与社会政策视角分析》，载《妇女研究论丛》2009年第3期，第16—25页。

[47]牛利民：《“择男舍女”：女大学生就业难的社会性别因素分析与对策》，载《中州学刊》2008年第5期，第137—138页。

[48]蔡一旦：《从整容就职反思女大学生就业困境及应对》，载《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学报》2005年第5期，第31—34页。

[49]根据国际经验，进入后工业社会，人口零增长、负增长是必然趋势，针对这一问题，实施“内生型”人口政策显得十分必要，以便为北京发展提供人口内生动力，实现人口可持续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