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解放思想：1978年中国杂文档案
3月18—31日，全国科学大会在北京召开。会议指出，我国知识分子的绝大多数已经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是党的一支依靠力量，要在我国造就更宏大的科学技术队伍。
4月5日，中共中央批准中央统战部和公安部“关于全部摘掉右派分子帽子的请示报告”，决定全部摘掉右派分子的帽子。9月17日，中共中央批发《关于全部摘掉右派分子帽子决定的实施方案》。到11月，全国各地摘掉右派分子帽子的工作已全部完成。对错划右派的改正工作到1980年基本结束。
5月11日，《光明日报》以“特约评论员”名义转载中央党校《理论动态》文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新华社当天播发了这篇文章。12日，《人民日报》和《解放军报》同时转载。文章指出任何理论都要接受实践的检验。这篇文章引发了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
5月27日—6月5日，全国文联第三届委员会在北京举行第三次扩大会议，宣布文联、作协、音协、剧协、影协、舞协正式恢复工作。
10月10日—11月4日，中共中央组织部分批召开落实知识分子政策座谈会。会议认为知识分子队伍的状况已经发生深刻变化，解放初期提出的对知识分子“团结、教育、改造”的方针已经不适用于目前的情况。
11月10日—12月15日，中共中央工作会议在北京举行。11月25日，华国锋代表中共中央政治局宣布，为“天安门事件”、“反击右倾翻案风”以及涉及党的领导人的一些已经查明的重大错案平反。12 月13日，邓小平作题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讲话，指出：一、解放思想是当前的一个重大政治问题；二、民主是解放思想的重要条件；三、处理遗留问题为的是向前看；四、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
12月16日，中美建交。
12月18—22日，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北京举行。会议决定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口号，做出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决定。并决定在组织上要健全党的民主集中制、健全党规、党法，严肃党纪，反对突出和宣传个人，要加强集体领导的作用。全会公报指出：“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
一月
1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发表元旦社论《光明的中国》。指出，建设速度问题不是一个单纯的经济问题，而是一个尖锐的政治问题。
是日，张光年日记载：“迎来大好形势的一九七八年。读了两报一刊的元旦社论，眼前一片光明。”[1]
2日，《人民日报》发表岳平《以怎样的精神状态跨进新的一年》、李洪林杂文《时间》。岳文指出：“‘四人帮’制造了一系列精神枷锁，设置了一系列思想禁区，使人们不敢越雷池一步，思想僵化。”
4日，《解放军报》发表道新（刘道新）杂文《“风派”人物脸谱初析》。文章说：“风派”的主要特征是看风使舵、投机取巧。有人给“风派”作了一首打油诗：“闻风色就变，灵魂大减价，投机已成癖，有奶便是妈”，可谓入木三分。
5日，《人民日报》发表刘金《“黑线”、“黑网”及其他》。
6日，是日，张光年日记载：“花了一整天时间，帮助阅改总政文化部为《人民日报》写的批判‘文艺黑线专政论’长文。次日上午，同总政文化部三同志谈了修改意见。”[2]
7日，《人民日报》报道：北京图书馆开放大批中外图书。
9日，《人民日报》发表邵华泽《文风和认识路线》（转载自1977年12月15日《理论动态》）。指出：“‘四人帮’搞的一套宣传，根本不需要以事实作基础，也根本不对任何事物作具体分析，有的只是拼凑起来的抽象的概念，空洞的词句，吓人的帽子，打人的棍子。”这是明确提出并阐述实践标准最早的文章。
同日，《解放军报》发表金戈杂文《给“溜”派人物画个像》。文章说，有一种“溜”派，是两条路线斗争中常见的人物：明明跟着林彪、“四人帮”干了大量坏事，却装作一贯正确，一不检讨，二不改正，脚底擦油，溜之乎也。
15日，《解放军报》发表尚弓杂文《奉劝“震派”人物改恶从善》。“震派”人物的特点和手段是：“矛头向上”，打倒一切；以乱为纲，捣乱“有理”；拉帮结伙，大搞阴谋；唯我独“左”，拉大旗当虎皮。
16日，是日，张光年日记载：“上午李季来看我，稍后约了冯牧、丁宁先后来，漫谈恢复文联、作协及《文艺报》问题。我意目前条件不具备，晚点也好。丁宁传达了中央对文艺工作意见。”[3]
17日，《人民日报》发表评论员文章《抓纲治文艺》。指出，这些年来，社会主义文艺之所以受到摧残，就是由于“四人帮”疯狂推行资产阶级文化专制主义。他们不准提“百花齐放”的方针，肆意扼杀革命文艺，为他们大搞阴谋文艺创造条件；他们鼓吹“一家做主”的谬论，压制革命文艺工作者的正确意见，实行法西斯专政的一言堂。
同日，《人民日报》发表新年前夕华国锋为《人民文学》写的题词：“坚持毛主席的革命文艺路线，贯彻执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为繁荣社会主义文艺创作而奋斗。”
18日，新华社报道：昆曲《十五贯》在南京上演。
22日，《人民日报》发表潘际穅杂文《科学虐待狂》。文章说，“四人帮”把科学、知识视为罪恶，把知识分子看作专政对象。迫害科学是为了扼杀社会生产，也就是反对我们把国民经济搞上去，反对四个现代化。
23日，《人民日报》发表孙长江《重视群众的历史主动性》、郭罗基《来一个思想大解放》。郭文说：“离开了人民群众，不为千百万人着想，对群众的呼声充耳不闻，那就只能离开真理了。”
24日，《人民日报》发表李泽厚《形象思维的解放》。
27日，《解放军报》以《读者对“溜派”“风派”“震派”人物的批判和忠告》为题，发表了7封读者来信，并加了“编者按”。“编者按”说：“这三种人物，他们的世界观都是资产阶级的，都是中林彪和‘四人帮’的毒太深；他们有着同‘四人帮’相类似的思想体系。这些人吃亏在于太不老实了。”
29日，是日，张光年日记载：“上午刘白羽来谈。冯牧来，同吃炒面，谈到筹备恢复作协及《文艺报》问题。中宣部关于恢复文联、作协的报告，中央已批示同意。”[4]
31日，《人民日报》发表袁淑娟杂文《斥“风派”“理论家”》、解斯杂文《反对形式主义》。
本月
《人民文学》第1期发表徐迟报告文学《哥德巴赫猜想》。
《北京文艺》第1期发表何文轩、杜书瀛《“根本任务论”剖析》。
《上海文艺》第1期发表巴金《“最后的时刻”》、江俊绪杂文《“四人帮”的“评论权”》。
《广东文艺》第1期发表社论《砸碎精神枷锁 繁荣文艺创作》、本刊记者《狠批反动黑论 砸碎精神枷锁》。
《红旗》第1期发表文化部批判组《一场捍卫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伟大斗争——批判“四人帮”的“文艺黑线专政论”》。
《复旦学报》第1期发表徐连达《“清官”“贪官”优劣论》。
二月
1日，《人民日报》发表姜鹰《放开手脚 大胆创作》。
同日，《光明日报》发表盛祖宏杂文《玻璃纤维与“四人帮”》。
3日，壮族民间歌舞剧《刘三姐》重新上演。
4日，《人民日报》刊登武汉大学图书馆学系理论组《从禁锢图书看“四人帮”的愚民政策》。文章说，用大量封存图书的法西斯手法，抹掉革命前辈形象，摧残文艺百花，扼杀百家争鸣，扫荡文化遗产，掩盖自己罪迹，妄图使广大人民群众不知党的优良传统，不懂科学文化，不会分析鉴别，不明事实真相，这就是“四人帮”所推行的愚民政策。
6日，《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同时刊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文化部评论组《“文艺黑线专政”论的出笼和破灭》。
7日，是日，张光年日记载：“中午得罗荪四日航信：市委组织部通知他，还有赵丹、白杨、黄佐临、吕复、柯灵等，恢复党的组织生活。”[5]
11日，《人民日报》发表李洪林杂文《从择优录取谈消灭差别》。
18日，《人民日报》发表评论员文章《落实干部政策的一个重要问题》、张琢杂文《学习鲁迅的求实精神》。
同日，《新华日报》发表毓璜、怀德杂文《余悸和余毒》。
22日， 《人民日报》发表谢殿斌杂文《略论“捂派”》、余颂杂文《“纲”和“目”》。谢文指出：“这种人，既具有‘风派’的‘转’，又具有‘溜派’的‘滑’，还具有‘震派’的‘闹’等恶劣品质，至今还掌有一部分权力，在那里捂盖子，保自己。因为他们的主要特征是捂盖子，姑且称为‘捂派’人物吧。”
24日，《人民日报》发表评论员文章《决不容许压制批评》、华泽（邵华泽）《假左真右和宁“左”勿右》。华文指出，“四人帮”被打倒一年多了，但他们的流毒还远远没有肃清。时至今日，“左”比右好这个东西还像一根铁索，紧紧框住一些人的头脑，障碍了批判“四人帮”的更加深入，障碍了实事求是等优良作风的充分发扬，障碍了党的政策的进一步落实，障碍了人们思想的大解放。现在还不把“左”比右好的错误思想加以澄清，更待何时？
本月
《人民文学》第2期发表林默涵《关于题材》，批判“四人帮”的“题材决定论”。
《广东文艺》第2期发表本刊评论员《应该认真清除流毒》。
《文学评论》复刊号发表王朝闻《艺术创作有特殊规律》、蔡仪《批判反形象思维论》、唐《谈诗美》，以及冯牧、柯灵、洁泯、秦牧、赵寻、水夫、京南、谢华等写的批判“文艺黑线专政”论的文章。
《红旗》第2期发表北京大学理论组《“四人帮”篡党夺权的急先锋——梁效》。
三月
11日，《人民日报》发表特约评论员（《理论动态》编辑部撰写）文章《认真肃清“四人帮”的流毒》、本报评论员文章《一定要让社会科学研究空前繁荣起来》以及郭沫若（《在理论工作上要有勇气》）、黎澍（《“四人帮”与社会科学》）、冯至（《“大”、“洋”、“古”是罪名吗？》）、邢贲思（《砸烂枷锁 迎头赶上》）等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座谈会上的书面讲话。特约评论员文章强调：“没有充分的人民民主，广大人民群众不可能真正地从‘四人帮’的精神枷锁下解放出来。”
13日，周扬在外国文学规划座谈会讲话时说：“我国的无产阶级文艺运动已经搞了半个世纪了，我很希望出现几个出色的真正的马克思主义的文艺理论家，出几本真正像样的有水平的马克思主义的文艺理论著作。我自己很惭愧，在这方面没有做出什么成绩。”
14日，新华社报道：中共武汉市委坚决反对资本主义经营作风，点名批评红塔等四个皮鞋厂用马皮冒充牛皮等恶劣行为。
16日，《人民日报》发表丁伟志《破除迷信 解放思想》。文章说，还有很多禁区横亘在社会科学界面前，“解放思想，突破禁区，是当务之急”。
18—31日，全国科学大会在北京举行。
20日，《人民日报》发表评论员文章《整顿就是革命》。
同日，《安徽日报》发表短评《决不容许打击报复》。
26日，《人民日报》发表张成[6]《标准只有一个》、徐占《斥“事实服从路线需要”论》。张文指出：“真理的标准，只有一个，就是社会实践。这个科学的结论，是人类经过几千年的摸索和探讨，才得到的。”
27日，《人民日报》刊发新华社记者、本报记者述评《学习、学习、再学习》。
28日，《人民日报》发表特约评论员文章《开展一个新的持久的学习运动》[7]、秦牧杂文《鬣狗的风格》。
本月
《历史研究》第3期发表李洪林《揭批“四人帮”是一场历史性大决战》、周振甫《从“四人帮”的假批孔看影射史学的破产》。李文指出，“四人帮”利用批判刘少奇修正主义路线的机会，给自己披上了一件“左派”的外衣，接过革命的口号，把它推向“左”的极端，否定十七年来的一切成就。周文强调，批判孔孟之道必须实事求是。
《哲学研究》第3期发表宋振庭《评“四人帮”的反动世界观》。
四月
1日，《人民日报》刊登新华社记者、本报记者述评《百家争鸣 发展科学》。
3日，《吉林日报》发表特约评论员文章《为啥落实政策慢腾腾？》。
6日，《人民日报》发表评论员文章《坚决同违法乱纪行为作斗争》。指出，我们党从来就是把党置于人民群众的监督之下，我们的宪法也明确规定了人民群众监督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民主权利。
7日，是日，张光年日记载：“胡耀邦同志批回了我和李季同志四日写给他的信，同意发表赵树理遗作。”[8]
8日，《人民日报》发表邢贲思《哲学和宗教》。文章指出，林彪、“四人帮”对马克思主义最大的破坏，就是妄图把经过他们篡改的马克思主义变成宗教，就是要在毛主席缔造的社会主义的中国搞信仰主义、蒙昧主义。
同日，《人民日报》报道：最近，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学会联合会召开了揭批“四人帮”大会。哲学学会的同志着重揭露“四人帮”假左真右的反动面目。他们说，“左”倾不是马克思主义，这本来是起码的政治常识。可是“四人帮”却把“左”说成是进步和革命，谁反“左”谁就是反对革命，这个谬论在相当一部分干部、群众中造成极大的混乱，对党的作风破坏极大，只有加以深入批判，党的方针政策才能够贯彻。
11日，《人民日报》以《“文艺黑线专政”论早已不得人心》为题加编者按发表黄燕军的来信。“编者按”指出：1974年2月9日，黄燕军同志给本报来信，大胆地对“文艺黑线专政”论提出了质疑。他实际上认为，这个谬论否定了社会主义的文艺运动，否定了社会主义的革命成果，否定了新中国成立以来文艺战线的成果，因而也否定了毛主席的丰功伟绩。这封来信说明，“四人帮”的“文艺黑线专政”论，早就不得人心，早就遭到革命群众的痛斥。这封来信也说明，在“四害”横行时候，真正敢于反潮流的人是有的，但不是张铁生之流，而是像这封信的作者这样的革命同志。
13日，《人民日报》发表特约评论员文章《要有一个好会风》、于是之《忆老舍》。特约评论员文章说，有些人总是不那么喜欢“群言堂”，而习惯于“一言堂”，觉得唯独自己的看法最高明。这就有点危险性。我们应当以历史为戒，彻底刷掉“四人帮”的流毒，永远不搞他们那一套恶劣作风。
同日，新华社报道：以革命知识分子为主人公的话剧《丹心谱》，连日来在北京上演，受到热烈欢迎。
14日，《人民日报》发表秦牧《青年人应该怎样选择生活道路》。
15日，《人民日报》发表陈铁健杂文《神化杂谈》。文章说，“四人帮”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猖獗之时，历史人物或遭鬼化，或被神化。神化或鬼化，都是为了现实的阶级斗争的需要，对历史真相加以歪曲的结果。
16日，《人民日报》发表苏烈杂文《关公再战秦琼》。
18日，《人民日报》发表武培真《要真实 不要虚假》。
19日，《人民日报》发表石竹杂文《“脱离政治”辨》。文章说，“四人帮”挥舞“白专道路”大棒，胡说“专”，便是“脱离政治”；“脱离政治”，便是“白”。这种仇视科学、迫害科学的政治，是中世纪欧洲的“宗教裁判所”的政治，是希特勒法西斯的政治。
25日，《人民日报》转载、刊登一组如何对待群众批评的文章（《不计较过激的言词》《不怕“过头话”》《闻过则喜》《“牢骚话”的背后》），并配发短评《正确对待来自群众的批评》。
本月
《人民文学》第4期刊载7篇来稿，肯定报告文学《哥德巴赫猜想》。
《新吉林》第4期发表刘耕路杂文《一门丑恶的“学问”》。文章说，“四害”横行期间，独有一门“学问”却兴旺发达起来，那就是“关系学”。掌握了它，就可以左右逢源，四通八达，升官发财，万事亨通。
《历史研究》第4期刊登编者《答读者——大家都来提倡自由讨论》。
五月
1日，北京、上海、广州等地新华书店开始发行《子夜》《家》《曹禺选集》《安娜·卡列尼娜》《堂吉诃德》等重版的中外文学名著。
4日，《人民日报》发表特约评论员文章《科学和民主》（《理论动态》编辑部撰写）。指出，我们要估计到中国长期的封建社会和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遗留下来的官僚专制主义遗毒、缺乏民主习惯和经济文化落后等不利因素，只有通过长期的努力，才能广泛地实现人民群众直接管理国家的一切事务。
同日，《光明日报》发表黎澍《民主与科学》。
5日，《人民日报》发表特约评论员文章《贯彻执行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原则》。
7日，《人民日报》发表刚主杂文《朱升的回答》、董学文杂文《鲁迅的“梯子之论”》、黄传会杂文《从“人梯”说开去》。
8日，《人民日报》发表刘元彦《也谈“揠苗助长”》、王梓坤杂文《从陆游的经验谈起》、韩慕勤杂文《读万卷书》。刘文说，1974年7月，“四人帮”控制的《学习与批判》发表了一篇题为《“揠苗助长”与“守株待兔”》的杂文。文章替“揠苗助长”翻案，为“四人帮”的极“左”手法辩护。谁知，拍马屁拍在马腿上，据说，这篇杂文发表后，立即遭到“四人帮”的批评，被斥为“愚蠢”。在揭批“四人帮”的假左真右的时候，重读一下这篇杂文，并索解它为什么受到“四人帮”的申斥，倒也不无意义。
9日，《人民日报》“党的生活”专栏刊登一组文章《不要“一言堂”》《主观武断害死人》《要善断，不能武断》《要耐心听取不同意见》。
10日，中共中央党校内部刊物《理论动态》第60期发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文章初稿由南京大学哲学系胡福明撰写，经过《光明日报》社杨西光、马沛文，中央党校吴江、孙长江等的多次修改，最终由胡耀邦审定。文章指出，检验真理的标准只能是社会实践，理论与实践的统一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的观点，任何思想、理论，即使是已经在一定的实践阶段上证明为真理，在其发展过程中仍然要接受新的实践的检验而得到补充、丰富或者纠正。文章强调，无论在理论上或实际工作中，“四人帮”都设置了不少禁锢人们思想的“禁区”，对于这些“禁区”，我们要敢于去触及，敢于去弄清是非。科学无禁区。凡有超越于实践并自奉为绝对的“禁区”的地方，就没有科学，就没有真正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而只有蒙昧主义、唯心主义、文化专制主义。
14日，《人民日报》报道：文化部对“四人帮”展开大揭批大清查。报道说，文化部是“四人帮”插手最早、控制最严、破坏最大、流毒最深的一个“重灾区”。
同日，《人民日报》发表宋振庭杂文《马尾巴、蜘蛛、眼泪及其他》。
同日，《解放军报》就该报最近选登古代不怕鬼的寓言故事和读者来信谈他们从中受到的教益，加了题为《斗鬼驱邪，解放思想》的编者按。
15日，《人民日报》刊登新华社记者、本报记者述评《一个马克思主义的回答》。指出，多年以来，林彪、“四人帮”推行一条假左真右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在教育战线上向党发动了一次又一次的猖狂进攻，挑起了一场又一场的大论战。谁坚持党的教育方针，谁就是“右倾复辟”；谁提高教学水平，谁就是“业务挂帅”；谁提倡学习科学文化，谁就是“智育第一”；谁说教育质量下降，谁就是“九斤老太”。
17日，《人民日报》发表章云《斥“血统论”》、谭力夫《谈谈我这个老红卫兵的遭遇》。章文指出：“林彪、‘四人帮’搞假左真右，拿‘血统论’的大棒打人、整人；我们一些同志宁‘左’勿右，置党的政策、党的事业于不顾。这就使得‘血统论’这个反动的谬论，至今还有一定的市场。”
18日，周扬在参加全国戏剧创作座谈会时对与会者说：“我看到你们很难过，我整过你们，伤害了很多朋友。……时间很长了，对不起大家。”[9]
21日，《人民日报》刊登本报记者的文章《揭穿一个政治骗局——〈一个小学生的来信和日记摘抄〉真相》。“编者按”说：“调查结果证明，所谓《一个小学生的来信和日记摘抄》，完全是适应‘四人帮’篡党夺权的反革命政治需要，蓄意编造出来的，是一个政治骗局。”发表郑伯琛杂文《“智识过剩”和铲除知识》，文章说：“任何时代，‘智识过剩’的观点和在人民中铲除知识的作法都是反动的。”
22日，新华社刊发记者来信《靠劳动好挣钱多是资本主义吗？》。
23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为繁荣文艺创作而奋斗》。强调，繁荣社会主义文艺，要继续深入批判“文艺黑线专政”论；批判阴谋文艺；批判法西斯文化专制主义和禁锢政策；批判唯心主义的“三突出”的创作模式，等等。
24日，《人民日报》发表刘纲纪《蒙昧主义的反动谬论——批判“知识越多越反动”》。指出，“四人帮”胡说“知识越多越反动”，这是一种赤裸裸的蒙昧主义的反动谬论。他们宣扬这种蒙昧主义，是为了推行最黑暗最腐朽的法西斯文化专制主义。
27日—6月5日，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第三届全国委员会第三次会议在北京举行。27日，周扬在会上作题为《在斗争中学习》的讲话。讲话在谈到文艺创作要表现社会主义新时期的工农兵英雄形象时说，还要表现革命知识分子，特别是科技工作者和教育工作者，“我们的作品过去很少写他们，一写他们就往往是戴着眼镜，书生气十足，对他们多少带些讽刺的意味，虽然是善意的讽刺，而没有足够地写出他们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积极作用和他们对我们祖国的重大功绩。”在谈到双百方针时指出，艺术和科学的发展，没有一定的学术自由，一定的民主空气是不行的，这和资产阶级的“自由化”，完全是两回事；在争鸣的过程中，不要把学术上的争论，动辄提到政治问题上，在政治问题中，也不要把一切矛盾都看成敌我矛盾，敌我矛盾是少量的，大量的是人民内部矛盾。
28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实施新宪法 加强社会主义法制》。
31日，《解放军报》发表常巧章杂文《唯心史观批判三题》。
本月
《人民文学》第5期发表林默涵《解放后十七年文艺战线上的思想斗争》、王瑶《扫除污蔑，澄清是非——批判“四人帮”关于三十年代文艺的谬论》。
《广东文艺》第5期发表吴有恒杂文《不是一加一等于二》。
《红旗》第5期发表茅盾《漫谈文艺创作》，鼓励砸烂精神枷锁，解放思想。
《学术研究》（广州）复刊号发表陈寅恪《〈柳如是别传〉缘起》、楼栖《“四人帮”的反“写真实”论和阴谋文艺——批判“文艺黑线专政”论》、牧惠杂文《忠肝涂地》、原璞杂文《剥画皮》、廉锷杂文《招牌的效用》。
六月
8日，《人民日报》刊登报道《大会师 大声讨 大进军——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全国委员会扩大会议侧记》。
9日，《文汇报》发表谷华《谈谈解放思想》。
12日，郭沫若逝世。终年86岁。
13日，《人民日报》发表文化部理论组《认真调整党的文艺政策》、李凌杂文《敌人的脸上并不是都有记号的》。文化部理论组文章指出，我们的文艺要热情讴歌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伟大事业，也要尖锐、犀利地批判封建主义、资本主义以及它们在今天的流毒。我们反对旨在暴露人民大众和社会主义事业的所谓“暴露文学”，但并不一般地取消暴露，对于“四人帮”及其死党，对于那些破坏社会主义法制、欺压人民群众的坏人坏事，难道不应该无情地加以揭露么！对于那些风派人物、溜派人物，对于“四人帮”所遗留下来的种种歪风邪气，难道不应该辛辣地给予讽刺么！“金要足赤，人要完人”，这是形而上学的表现。
16日，《人民日报》发表邢贲思《关于真理的标准问题》。
17日，《光明日报》发表辛广民《恩格斯一封信的启示》、柯伦《脑力劳动无产阶级是无产阶级自己的一部分》。
23日，中共中央转发湖南省湘乡县委《关于认真落实党的政策，努力减轻农民不合理负担的报告》。
24日，《解放军报》发表特约评论员（吴江）文章《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指出，理论与实践的统一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
同日，新华社报道：曹禺在不久前举行的全国戏剧创作座谈会开幕词中说，1962年春天在广州召开的话剧、歌剧、儿童剧创作会议，尽管在具体工作中有某些缺点错误，但总的说来是正确的，对繁荣戏剧创作起了积极的作用。叛徒江青勾结林彪把广州会议诬蔑为“广州黑会”，是别有用心的。我们要把这段被颠倒的历史颠倒过来，给广州会议恢复名誉。
25日，新华社刊登报道《揭开文艺战线阶级斗争盖子 分清路线是非安徽省文联在激烈斗争中恢复》。
同日，《人民日报》发表丹赤杂文《寄语育花人》。
同日，新华社刊发题为《餐桌上的假左真右要打扫》的报道。
28日，《人民日报》发表上海市出版局批判组《评“四人帮”的极“左”》、鲁庸杂文《“推卸术”小议》。上海市出版局批判组文章说，“四人帮”的极“左”的表现很多，这里只能择要列举若干示众。一曰全盘否定，彻底扫荡。二曰颠倒敌我，“全面专政”。三曰运动群众，以帮代党。四曰制造混乱，乱中夺权。五曰混淆界限，破坏政策。六曰高喊“革命”，冲击一切。
29日，《人民日报》刊登读者来信《正确使用祖国语言，认真改进报纸文风》，发表伊琳杂文《人物姓名小议》。伊文，这些年来，在“四人帮”搞得形而上学猖獗的影响之下，文艺作品中人物的姓名，雷同现象十分严重。所谓“主要英雄人物”多出自“高”、“洪”等家，而资本主义自发势力的代表人物如富裕中农等，则多出自“钱”门。至于反面人物，则非“刁”即“胡”，非“孔”即“孟”。其实，人决不会因为姓“高”就一定“高大完美”，姓“洪”（红）就一定“红心赤胆”，更不会因姓“刁”就一定“刁顽凶狠”，姓“钱”就一定“钱迷心窍”。形而上学之作恶，于此可见一斑。
本月
中宣部批转文化部关于恢复优秀传统剧目的请示报告。
《安徽文艺》第6期刊登本刊编辑部《荡涤文艺领域的极“左”流毒》。
《广东文艺》第6期发表杜埃《冲破禁区，摆好题材位置》、陈残云《砸碎“爱情禁区”》、曾敏之《文艺作品可以描写爱情吗？》、黄培亮《肃清“帮八股”批评的流毒》、梁梵杨《爱情不是作品的调味剂》、欧阳翎《关于描写英雄人物的爱情》。
七月
2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认真实行民主集中制》。
同日，《解放日报》发表陈虞孙杂文《杂谈出笼》。文章说，“四人帮”的一手看家本领，就是善于抢大旗，扯来当虎皮。特别阴毒的是，扯起大旗当虎头牌，来设置形形色色的禁区。谁敢去闯禁区，就把你整一通，轻则打板子，重则坐牢杀头。把人们的思想禁锢起来，把你搞得不仅不敢说，不敢动，甚至不敢想。打了你的屁股，还要你叩头谢恩。杀了你的头，还要你称赞刀快。牢笼关得久了，有些人头脑就僵化了，就安之若家了，以至你要他冲出来，他还感到不自然，不习惯。
4日，《光明日报》发表柳松《实践出科学》。
5日，中国科学院理论组和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在北京联合召开第二次理论讨论会。与会者指出：我国进入了又一个伟大的新的历史发展时期。在这个历史转折的重要时刻，迫切需要开展一个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解放运动。人类历史上每一个重大的历史转折，都伴随着思想解放运动。
6日，《人民日报》发表张雷克、刘新如杂文《辫子与民主》。文章说，我们实行“三不主义”，提倡让人讲话，最重要的也是不抓辫子。只有这样，才能“使人心里不怕，敢于讲意见”，才有党内党外充分的民主生活。
6日—9月9日，国务院召开务虚会，研究加快四个现代化的速度问题。提出要组织国民经济的新的大跃进，要以比原来设想更快的速度实现四个现代化，要在20世纪末实现更高程度的现代化。
7日，是日，王蒙在致邵燕祥的信中说：“真理检验标准问题，《解放军报》特约评论员的文章写得多好！七千人大会上的讲话，我也在学习。现在，在拨乱反正、抓纲治国上，理论文章远远胜过了文艺作品。现在我读报纸，读《历史研究》《哲学研究》的兴趣超过了《人民文学》与《诗刊》，更不要说等而下之的文艺刊物。力量、尖锐性、正视现实、砸烂枷锁、突破禁区等方面，现在的文艺作品根本赶不上各个特约评论员。我看，只要掌握住大杠杠，还是可以更大胆得多。当然，这也都是空谈。”“现在，我国已进入新的历史时期，中华民族或者是现代化，或者是灭亡；或者是文艺复兴，或者是文化的灭绝。没有别的路。现在，文艺思想战线面临的任务是启蒙（现在的许多理论文字都有明显的启蒙味儿）。需要的是真理，巨大、威严、如火如潮。现在的文艺作品远远没有跟上。只要无损于光辉旗帜，只要利于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抓纲治国、拨乱反正、巩固政权，只要乐观（文艺其实总可以比生活更乐观一点，不论是鲁迅的花环也好，欧·亨利的藤叶也好），就可以大胆地写、干。敢说，敢笑，敢哭，敢骂。无需躲闪，无需收缩，无需努力证明自己对于任何人都无害。要有锐气，要自信，‘从心所欲，不逾矩’。这是我的想法。这些年来，我也吸取教训，自我保护，但主要限于人事关系方面，能多团结一个就多团结一个。至于如果允许拿起笔，就要呼号，唤起……小子何敢让焉！我们有义务为生者、而且为不幸的死者写。”“我觉得，五十年代我们不过是发芽，然后经过了二十年风雨，现在才开始抽枝，长叶，开花，‘茁壮成长’。”[10]
8日，《人民日报》发表宋振庭杂文《从列宁的故事想起的一道试题》。
10日，《人民日报》发表评论员文章《要革命，不要“官官相护”》。
11日，《人民日报》发表马立诚杂文《从郦食其见刘邦谈起》。
13日，《人民日报》发表特约评论员文章《民主和法制》。指出，在一定意义上，肃清“四人帮”的流毒和影响，就是肃清封建专制主义的流毒和影响。这是一场深刻的思想革命。没有这个思想革命，社会主义法制的民主原则，就不可能在人们的头脑中普遍地、牢固地树立起来。
同日，《光明日报》发表石松《力戒“原则话”——谈谈从实际出发》。
同日，林放作杂文《“尾巴”翘得好快呀！》[11]。指出：“‘又翘尾巴啦’，一个‘又’字，岂不是说，知识分子曾经大翘尾巴；那末，因为翘尾巴而挨‘四人帮’的棍子、帽子岂不是咎由自取吗？—个‘又’字，岂不是说当前落实知识分子政策，徒然引起知识分子的尾巴高翘，毫无好处吗？”
15日，《人民日报》发表马端杂文《论做“伯乐”》、吕绍宗杂文《斥“反‘极左’就是反对革命”》。
17—24日，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哲学研究》编辑部召开理论和实践问题讨论会。周扬在讲话中说，关于社会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问题的讨论，意义重大。这个问题不仅是一个理论问题，而且是关系到思想路线、政治路线的问题，也是关系到党和国家的前途和命运的问题。因为离开了实事求是，离开了理论和实践的统一，离开了千百万人民群众革命实践的检验，就是离开了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离开了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轨道。周扬说，现在，这个问题之所以成了问题，是因为有人不承认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似乎真理还要受实践的检验，真理就没有“绝对权威”了。这就足见林彪、“四人帮”虽然被粉碎了，但是他们的思想流毒还远没有肃清，他们的阴魂不散。我们要来做消毒工作，做驱散阴魂的工作，否则揭批“四人帮”的第三战役就不能打好，新时期的总任务就不能很好地实现。周扬再一次地讲了科学无禁区的问题。他说，如果给科学设置禁区，那就是扼杀科学，宣布科学的死亡，就是阻碍着人类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飞跃。科学无禁区，是不是否定或削弱党对科学事业的领导呢？当然不是。开放禁区就正是体现了党对科学的正确领导。加强党对科学的领导，不是设置禁区，不是压制科学的自由讨论，而是给科学研究指明正确的方向，制定正确的科学政策，采取正确的方法来领导科学事业，包括开展学术的自由讨论，鼓励独立的见解、独立的创造，等等。[12]
18日，《石家庄日报》发表金戈杂文《良工用木的启示》。
20日，《解放日报》发表沙叶新杂文《“心有余悸”杂议》。文章说，近十年来，由于“四人帮”这伙瘟神的兴妖作怪，中华大地也流播了一场空前的政治瘟疫。虽然党中央以回天之力，粉碎性地葬送了“四人帮”这伙瘟神，果敢地扑灭了这场瘟疫，终于使得玉宇澄清，风和日丽；但是，疫气虽散，恐惧犹存。怎见得？君不见人们不是至今还感到“心有余悸”吗？这正是这场政治瘟疫所带来的后遗症。按理说，“四凶”已除，天下始治，何“悸”之有？但有些同志还是有二怕。一怕当前抓纲治国所施行的一些方针政策并不符合毛泽东思想。二怕会有反复。
22日，《人民日报》发表邢贲思《哲学的启蒙和启蒙的哲学》，燕钧、季云杂文《谈“来头”》，樊庆荣杂文《小心“霸王别姬”！》，熊映梧杂文《穷、革命与社会主义》。邢文指出，思想上的创伤需要用思想来治愈，精神上的扭曲需要用精神来平复。从某种意义上讲，我们需要一个新的启蒙运动。
24日，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主持召开“理论与实践问题”讨论会。周扬在发言中谈到真理标准大讨论的意义时说：“这个问题不单单是个哲学问题，而是个思想政治问题。这个问题的讨论，关系到我们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也关系到我们党和国家的前途。如果我们放弃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这一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那么我们就会离开马克思主义的轨道。”
27日，《解放日报》发表林放杂文《这个题目出得好！》。
28日，《光明日报》发表石松《切忌“公式化”——再谈从实际出发》。
本月
《文艺报》复刊。初为月刊，1981年8月改为半月刊，1982年1月再改为月刊，1985年7月改为周报。复刊号发表周扬《在斗争中学习》、巴金《迎接社会主义文艺的春天》、李春光《打破禁区，发扬民主，加强团结》、欧阳山《提倡批评和反批评》、秦牧杂文《杜甫爬树和鲁迅驰马》。
《北方文学》第7期发表于晴杂文《从火刑、门槛说起》。
《文学评论》第3期发表周柯《拨乱反正，开展创造性的文学研究评论工作》。指出，在文学评论研究工作中，一定要严格区分政治问题和学术问题。不能把学术探讨中的争论、不同意见或者某些错误的意见，都和政治问题混同起来，更不要把人民内部的政治和思想认识问题当作敌我问题。
《广东文艺》恢复原名《作品》。复刊号发表伊仲一杂文《想起了“江毒深”》、辛远茶杂文《改造小议》、岑桑杂文《齿发篇》。
八月
1日，邓小平就英国《每日邮报》刊登的记者维得从北京发出的一则消息作出批示：“此类材料，在英国社会成为笑话。这是编者和出版社对外国无知的反映。请教育部调查一下，采取办法加以改正。”[13]该消息称：在辽宁省一本为儿童编写的英语教科书中，描写了“一个住在伦敦的可怜的英国女孩”的生活，把现在的英国依旧描写成像狄更斯时代那样贫穷。
3日，《人民日报》刊登北京市第七机床厂工人王英斌来信《说说我的“尾巴”》，并刊发高放评论《评“留尾巴”》。
6日，《人民日报》发表姜芳杂文《“别姬”小议》。
8日，《人民日报》发表张雨生杂文《正反面人物的比例是文艺批评的标准吗？》。
11日，《文汇报》副刊发表卢新华创作的短篇小说《伤痕》，引起了广大读者的共鸣，几天之内文汇报社和卢新华本人收到赞扬的信件达1600封。美联社、法新社驻华记者报道说：“《文汇报》刊载《伤痕》这一小说，说明中国出现了揭露‘文革’罪恶的‘伤痕文学’。”[14]
13日，邓小平在同吴冷西谈话时指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是马克思主义的。实践标准那篇文章是对的，现在的主要问题是要解放思想。”还指出：“文化、学术和思想理论战线正在开始执行‘双百’方针，但空气还不够浓，不要从‘两个凡是’出发，不要设禁区，要鼓励破除框框。”[15]
15日，是日，张光年日记载：“上午看了《文汇报》上发表的短篇小说《伤痕》。这篇小说在上海引起争论（另按：‘伤痕文学’之名可能由此而来）。小说控诉了‘四人帮’，我看是可以发表的。”[16]
20日，《人民日报》发表谢殿斌杂文《“烹说者”与“延上座”》。
24日，《黑龙江日报》发表短评《提倡七嘴八舌》。
25日，《人民日报》发表王若水的杂文《名与实之间——从“盗泉”谈起》、梁冬杂文《事事都连着“纲”和“线”吗？》。王文指出，“四人帮”造成的“名实之乱”是历史上空前的。他们把许多好东西扣上坏帽子（如“资本主义”、“修正主义”、“右倾”等），要我们“恶其名而弃之”；又把许多坏东西予以好名称（如“社会主义”、“马列主义”、“革命”等等），要我们“爱其名而取之”。
26日，是日，张光年日记载：“下午，在礼士胡同由默涵召开了大批判领导小组第一次会议，到会者林默涵、刘白羽、张光年、冯牧（四人被推为正副组长）、陈荒煤、许觉民、孔罗荪、吕骥、赵寻、袁鹰、贺敬之共十一人，热烈讨论四小时。我在会上发言，主张集中深批‘黑线专政’论，不受当前一些情况的干扰。大家同意了。”[17]
27日，冯英子作杂文《也谈“心有余悸”》[18]。
28日，《解放军报》发表全俊敏杂文《马谡和本本主义》。
29日，《人民日报》发表评论员文章《思想要适应现代化的要求》。
同日，《解放日报》发表江安杂文《从“名义的手”说到“句句照办”》。
本月
《文艺报》第2期发表茅盾《关于培养新生力量》、刘白羽《创作与生活》、刘梦溪《彻底解放文艺的生产力》、董代杂文《“德先生”“赛先生”的传统不能丢》、以洪杂文《是“暴露文学”吗？》。
《北方文学》第8期发表唐逸才杂文《不谐调的谐调》、郑训智杂文《“方程式”与“答案”》。
《作品》8月号发表萧殷《图解政策——导致作品概念化》、江励夫杂文《闯禁区》、司荼杂文《“应景”与寿命》、艾彤杂文《反其道而行之》。
《人民日报》文艺部编辑的《战地增刊》创刊号出版。该刊本年出版两期，从1979年开始，从季刊改为双月刊。1981年1月，改名《大地》，“意味着这块小小版面孕含着广阔的天地”。期号从第1期始，两个月出版一期，12月停刊，一共出版了6期。
大型综合性文艺丛书《十月》（《十月》杂志前身）在北京出版。创刊号发表茅盾《驳斥“四人帮”在文艺创作上的谬论并揭露其罪恶阴谋》、杨沫《遵循工农兵方向，坚持创造性劳动》。
九月
3日，《人民日报》发表荒煤《阿诗玛，你在哪里？》。
同日，《解放日报》发表陈迟杂文《“心有余悸”辨》。
4日，《人民日报》发表孙启佑杂文《热水瓶·洋奴哲学·夜郎自大》、孟令哉杂文《从井陉之战谈起》。
同日，《黑龙江日报》发表袁野杂文《议“摘句”》。
6日，《人民日报》发表评论员文章《必须保障党员的民主权利》。
7日，新华社报道：北大为翦伯赞、傅鹰等一大批干部教师学生平反昭雪。报道说，北京大学“文化大革命”前的143名校、系两级的党员领导干部中，130人被打成“死不改悔的走资派”、“走资派”，或被诬陷为“犯严重走资派错误”、“犯走资派错误”等；此外，受株连而被打成“黑班底”、“黑爪牙”的，还有数百名一般党员干部。一大批教授、副教授和学有专长的人，都被戴上“反动学术权威”的帽子，受到迫害。全校177名教授、副教授，被列入专案审查的就有145人，还有一些教师被打成“叛徒”、“特务”、“现行反革命”。
同日，《光明日报》发表官伟勋杂文《神童与幼孤》。
同日，《北京日报》发表李连忠杂文《无知者的“批判”》。
12日，新华社报道：官僚主义、文牍主义作风的恶果——一份公文旅行四十一天，吉林省机电公司卢文生在来信中对此提出尖锐批评。
14日，新华社报道：最近，文化部召开干部大会指出，一定要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个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反对乱戴帽子、乱打棍子的蛮横作风和唯心主义、形而上学的倾向。
同日，《光明日报》发表严家其《宗教、理性、实践》。
是日，丁玲日记载：“下午收到五妹来信，抄来一段邓副主席讲话，内容大体是说，文联各协会要搞起来，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文人相轻是个老问题、老传统了。三十年代的文艺路线总的是对的，也还有错的。老账新账都要实事求是的对待。还说到错案，不管谁批的，都可以推翻。”[19]
16日，《文汇报》刊登消息《复旦大学党委举办党员干部读书班 就理论与实践的关系等问题畅所欲言各抒己见》，发表虞丹（蒋文杰）《读马克思的一封信——谈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1978年9月26日（应为16日——引者），复旦大学党委举办党员干部读书班，党委书记夏征农不顾市委负责人的禁令，在读书班上讨论真理标准问题。夏征农还在会上作了动员报告，讲了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意义，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重要性，还讲了民主集中制问题，说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等等。《文汇报》记者根据他的讲话写了一则新闻，问夏征农能不能发表，夏坚定地回答：为什么不能发表？我们认为，这是在报纸上冲破市委禁令的好机会，因为夏征农是一位有影响的老同志，新闻发表后如果宣传部长追问，就说是夏征农让报纸发表的，估计他们不敢对夏怎么样。这则新闻放在《文汇报》第一版，通栏标题，标题上标出‘讨论真理标准问题’的字样，在全市造成很大影响。”“在同一天《文汇报》的第三版上，我们又发表虞丹写的题为《读马克思的一封信——谈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文章。”“以上一篇新闻和一篇文章的发表，打破了上海报坛的沉寂，成为在上海报纸上展开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先声。接着，这一讨论逐步展开了，在无形中，‘三不’的规定在实践中失效了。通过这场讨论，对上海广大干部群众端正思想路线起了不可估量的作用。”[20]
是日，丁玲日记载：“前几夜月色很好，又正值停电。静坐院中，看树影东移，夜凉如水，忆几十年大好年华，悄然消失，前途茫茫，而又白发苍苍，心高命薄，不觉怆然，惟有鼓起余勇，竭力挣扎。难图伸腰昂首于生前，望得清白于死后，庶几使后辈儿孙少受折磨，有发挥能力的机会，为国为民效劳而已。”[21]
18日，《解放日报》发表郦国义杂文《“胶柱鼓瑟”的教训》。
19日，《光明日报》发表特约评论员文章《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态度》。
同日，《文汇报》发表陈荒煤《〈伤痕〉也触动了文艺创作的创痕》。
21日，《解放日报》发表邱少全《实践高于理论——兼谈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22日，《人民日报》发表特约评论员文章《谈谈“抽象肯定，具体否定”的问题》。
同日，《解放日报》发表纪栩《坚持实践第一的观点——批判林彪、“四人帮”的“倒过来”公式》。
24日，是日，丁玲日记载：“下午谢老师来。谈到老舍……我不觉心潮起伏。……说老舍曾谈过他后悔过去因为盲从，而损害了一些人。在被损害的人中，曾经提到我的名字。”[22]
25日，《人民日报》发表特约评论员文章《一切主观世界的东西都要受实践的检验》。
同日，《解放军报》发表空军理论组《让人讲话是实行民主集中制的关键》。
28日，《人民日报》发表特约评论员文章《坚持社会主义的民主原则》。指出，发扬人民民主，首先必须保障人民享有充分的民主权利。一切言论和行动都要体现人民群众的利益，而决不能滋长官僚主义。
本月
《文艺报》编辑部召开短篇小说座谈会，讨论《班主任》《伤痕》等作品并予以充分肯定。
《文艺报》第3期发表戚方《坚决贯彻“放”的方针》、徐迟《文艺与“现代化”》、秋耘杂文《心有余悸与心有余毒》、吴繁杂文《不要做“后街阿狗的妈妈”》。
《人民文学》第9期发表秦似杂文《诡辩术的渊源流变及其他》。文章说，当前，在拨乱反正、正本清源的时候，清算一下种种诡辩论的危害性，使社会风气来一个大的改变，实在是有其必要的。
《上海文艺》第9期发表评论员文章《一个反革命的共同纲领——批判林彪、“四人帮”合谋抛出的“文艺黑线专政”论》。指出，“文艺黑线专政”论已经破产了，但它的流毒，仍不可低估。这种谬论之所以猖獗一时，是有其社会历史根源的：一则由于这种谬论打着毛主席的旗号反对毛主席，搞假左真右，具有很大的欺骗性；二则由于中国曾经是小资产阶级极其广大的国家，而小资产阶级的狂热性、主观片面性和好走极端，使他们很容易受极“左”的词句和口号的迷惑和影响；三则由于我们建国以来对宁“左”勿右思潮的揭露和批判不够，因而就看不透假左掩盖下的极右实质。
《作品》9月号发表江励夫杂文《葫芦和空中楼阁》、谢望新杂文《为何惧“新”？》。
《中国青年》杂志于11日复刊。发表特约评论员（李洪林）文章《破除迷信，掌握科学》[23]、韩志雄《革命何须怕断头》、童怀周《青年革命诗抄》。特约评论员文章指出，林彪、“四人帮”是现代迷信的制造者。现代迷信必须打破，它的流毒必须肃清。这是实现新时期总任务的要求，是摆在青年面前的迫切任务。
《新吉林》第9期发表刘耕路杂文《也论睁了眼看》。
《学术研究》第3期发表张磊杂文《“余毒”、“余悸”及其他》。
十月
2日，《人民日报》发表李洪林《科学与迷信》、余思《评“有权即有理”》。李文指出，林彪、“四人帮”为了达到篡党夺权，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建立封建法西斯专政的目的，大搞迷信，不是求神拜佛的那种迷信，而是一种新式的迷信：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当作外衣来吓唬人的迷信。他们搞的这种迷信多年来禁锢着一些人的头脑，至今还有待解放。利用马克思主义来搞迷信，欺骗性特别大。怎样反对这种迷信，对于共产党人和劳动人民来说，确实是个重要问题，值得我们仔细研究，认真对待。
同日，新华社报道：深受群众喜欢的黄梅戏优秀传流剧目《天仙配》重新公演。
3日，《解放日报》发表邱少全《真理必须不断地接受实践检验》。
5日，《光明日报》发表《对实践的专横就是对真理的恐惧》。
同日，《解放日报》发表荒芜杂文《说一首揭批江青的诗》。所说诗为时任广东省文史馆长胡希明所作七言绝句：“银幕华灯迹未残，高呼万岁梦江南；当年庆寿人如在，记得儿家旧姓蓝。”
同日，《文汇报》发表钟仑《坚持实践标准才能真正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旗帜》。
6日，《人民日报》发表胡乔木《按照经济规律办事，加快实现四个现代化》。指出，社会主义经济如果不研究不遵守客观规律，靠长官意志想当然瞎指挥，那就会造成某些单位甚至整个国民经济停滞倒退，使千百万以至几亿人民遭受苦难。
7日，《解放军报》发表评论员文章《林彪、“四人帮”的流毒非肃清不可》。
8日，《人民日报》发表袁良骏杂文《读〈看镜有感〉有感》。
是日，丁玲日记载：“午睡时构思一短文，以一中学教员回乡务农，从他的生活中反映农村所受‘四人帮’毒害之深为题材，用日记形式，仿《狂人日记》。真是数年不见，农村的面目全非，令人痛恨。但一觉醒来之后，又有些畏惧了。文章要写得深刻点，生活化些，就将得罪一批人。中国实在还未能有此自由。《三八节有感》使我受几十年的苦楚。旧的伤痕还在，岂能又自找麻烦，遗祸后代！”[24]
9日，《人民日报》发表张显扬、王贵秀《“全面专政”的提法是反科学的》。
同日，《解放军报》发表金汶《理论的权威从何而来——批林彪、“四人帮”的绝对权威论》。
同日，《文汇报》发表夏禹龙《真理标准与解放思想》。
11日，《黑龙江日报》发表严真《不要逼人说假话》、张矛等《打破对“权力”的迷信》。
13日，《人民日报》发表刘革文、杨振明杂文《不闻恶声与鸦雀无声》。
同日，《文汇报》发表朱伊卓、沈佩英《真理不能作为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吴良恒《坚持实践标准和加速实现四个现代化》。
15日，《人民日报》转载《广西日报》所发谭欣杂文《姓“钱”和姓“资”是一家吗？》。文章说，“赚钱就等于搞资本主义”，这是万恶的“四人帮”编造出来的。这个谬论不批判，社会主义事业就还要受影响。
同日，《解放日报》发表林章《请看老伽利略的意见——关于真理标准问题读书札记》。
17日，《人民日报》发表周咏杂文《与王安石何干？》。
18日，黄裳作杂文《西太后与现代化》[25]。
20日，《人民日报》发表北京观众乔长路《把门开得大一些——致中央电视台的一封公开信》。信中说，粉碎了“四人帮”，再不能用狭小的眼光对待历史，对待观众。不能总是害怕祖宗的东西、外国的东西会带来过多的毒素。好的艺术作品是全人类的共同财富。谁敢说为马克思所称颂过的莎士比亚、巴尔扎克的作品是纯属英国的、法国的，而不是属于全人类的呢？
同日，《文汇报》发表董石竹《马克思主义理论是随实践的发展而发展的》。
21日，《中国青年报》发表王乐天杂文《2＋2＝？》。
22日，《解放日报》发表亦木杂文《打破“紧箍儿”》。
23日，《人民日报》发表新如《“拔红旗”辨》、黎英杂文《“勤攻吾之阙”——诸葛亮的智慧和他的谦虚》。
同日，《解放日报》发表江安杂文《谈“修正”——读斯大林一次讲话札记》。
25日，《诗刊》社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联合举办“为真理而斗争”诗歌朗诵会。
同日，《解放日报》发表杜东亮《坚持实践标准与发扬人民民主》、卢纯田《真理标准与工作作风》。
26日，《光明日报》发表郭罗基《毛主席的旗帜是革命的科学的旗帜》。
同日，全国八大城市开始举行日本电影周，放映《追捕》《望乡》等影片。
27日，《人民日报》发表宋振庭《论高举毛泽东思想的旗帜》、刘纲纪《政治觉悟与物质利益》。刘文强调，把物质利益看成是极端卑下的东西，把政治觉悟、革命看成是凌驾于物质利益之上、同物质利益毫不沾边的、无比“圣洁”的东西，这是唯心主义者和政治骗子们的极端虚伪而又反动的谎言。
是日，张光年日记载：“下午三时去省委礼堂作报告：从真理标准讲到‘文艺黑线’和文艺民主问题，讲了三个小时。听众四百余人，有从芜湖、滁县、上海赶来的。”[26]
是日，陈登科日记载：“光年同志的报告，第一个问题，谈的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四人帮’制造了很多新的迷信，愚民政策，如今还在束缚着我们的思想。揭批‘四人帮’是保卫毛主席文艺路线的生死斗争。当然，这也引起来许多联想。广大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干的，想的，就是要使我们国家富强起来。一个作家如何在实践中检验自己，这就看你的作品，是不是表达了广大人民的思想和愿望，表达了，就得到人民的欢迎。”“‘双百’方针，过去成为整人的钓饵，现在会怎样呢？眼前，看来是放字当头，不会成为钓饵。现在正开始宣传民主与法制，将来会如何，只有天知道，因我们是处在变幻莫测的时代，一切进步的太快了，进步快变化当然也就快，这是一定的。”“文艺黑线专政论，本身就是个大冤案，这句话过去没人敢讲的，现在人们也慢慢在谈论了，是冤案。但是，是谁为文艺界招来这场大灾难？人们还在吞吞吐吐，没人敢于承担，可历史就是历史，已成历史了，不承担是没有用的。我看有些人，还应早一点站出来，爽爽快快地把问题揭开，摆到全国人民面前来，人民自有公论。想掩盖是不行的，避开也是不行的。”[27]
28日，《光明日报》发表李敏生、赵越胜《真理的标准和群众路线》。
同日，《解放军报》发表纪平《勇于接受实践的检验》。
28—30日，《文汇报》连载宗福先《于无声处》全文。
29日，《解放军报》发表石仲泉《用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态度学习革命领袖》。
同日，《黑龙江日报》发表晓江《冲破思想的牢笼》。
本月
黎澍在《历史研究》编辑部和吉林省社会科学研究所联合举办的中国古代史分期问题讨论会上，作题为《坚决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的讲话。指出，学术问题的自由讨论是社会主义民主赋予人民的权利。“国家实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已经载入宪法。在研究工作中的一得之见允许他人有不同的和进一步的看法，并乐于在讨论中接受检验，这是我们所遵循的社会主义民主和“四人帮”推行的文化专制主义的根本区别。
《红旗》杂志第10期发表社论《解放思想，加速前进》。
《文艺报》编辑部举行“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讨论会。
《文艺报》第4期发表短评《到火热的斗争中去》、孙犁《用实事求是的方法写文艺评论》、陈言杂文《扫荡瞒和骗的文艺》、丹晨杂文《文艺与泪水》、倪铭杂文《立此存照——记某同志在讨论剧本时的三次发言》。
《北方文学》第11期发表丛星杂文《也谈“人情味”》。
《中国青年》第2期发表特约评论员文章《做保卫和发扬社会主义民主的战士》。指出，要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就要同一切反民主的思想和行为作斗争。谁个搞封建家长制统治，谁个违反民主、侵犯人权，甚至打击报复，我们有权根据党章、宪法批评他，揭发他，控告他。不要怕摸“老虎”屁股，“老虎”也是怕民主、怕群众的。
《复旦学报》复刊。发表夏征农《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以及周谷城等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7篇笔谈文章。夏文发表之后，在社会上引起了强烈的反响，此文很快为《人民日报》转载，并得到胡耀邦肯定、推荐，说“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是一个正确命题。
《工人日报》于6日复刊。
《中国青年报》于7日复刊。
黄翔等人在贵州创办民间刊物《启蒙》。创刊号发表黄翔长诗《火神交响曲》。
十一月
1日，《人民日报》发表谢殿斌、张雷克杂文《莫做“套中人”》。
是日，陈登科日记载：“下午，袁鹰同志做报告，事后大家一致意见，说他干脆，讲得好！”“对文艺界做报告，能得到一个好字，是很不易的。我想他之所以讲的好，在于他没有包袱，过去和今天，都不欠任何的债。说出同志们心里想说的话。如：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是不是人们都接受，都同意，实际并不如此，有的人心里不同意，又不敢公开站出来反对。”“文艺民主的问题，这话总理在六二年就提出了，可没有人敢公开宣传。没有民主，百花齐放，怎么放？”“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光靠报纸表态，能解决问题？我看没有用的，只有彻底打破个人迷信，个人迷信不破除，怎么能谈得上民主，一人说了算，根本就没有民主可言。”“百花齐放，搞文艺工作的，谁不主张放呢？可是你一提艺术民主，就会有人加上你主张创作自由的罪。这个‘放’字，可不那么容易呵！”“心有余悸，是一种病，这个看法，我很同意，既然是病，就要请医生，这个医生是谁？到何处去请？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只有人民。”“天安门事件，在粉碎‘四人帮’后，吴德还公开讲，这是反革命事件，是铁案，谁也翻不了。可现在怎样，人民不是大声疾呼：这是一次伟大的革命斗争。人民，只有人民才是最公正的裁判者，吴德的话是不能代表人民的，所以，他才被人民赶出北京市。可这件事，并没有使某些人从中得到教训，实有点遗憾。”“一个文艺战士，当前最迫切任务，就是要站到人民的行列，拿起笔杆，向那些不合天意，违背民情的人和事，勇敢的冲刺，打破，推倒，砸烂。”[28]
2日，《人民日报》发表嵇思《批“大树特树”》、沈阳部队后勤部理论组《“斗争就是一切”是什么货色？》。
同日，《光明日报》发表陈铁健《毛泽东同志是生活在人民之间的革命领袖——批判林彪“四人帮”煽起的神话迷信思潮》。
3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学习和利用国外先进经验》。
4日，《光明日报》特约评论员文章《革命文艺的神圣使命——从〈神圣的使命〉谈起》。指出，粉碎“四人帮”以后，一些作家努力摆脱“从路线出发”、“主题先行”、“三突出”的枷锁，冲破“四人帮”设置的禁区，写出了一批较好的作品。但是，人们中也出现了一些不同的议论。比如说这些作品是“暴露文学”，为什么要写阴暗面和悲剧，写这样的作品，会否定“文化大革命”，等等。这些议论，涉及文学创作的某些重大问题，有待于进一步研究和澄清。
同日，《文汇报》发表谷雄《拨乱反正的一个重大课题——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讨论》、沈长钧《科学无禁区》。
5日，《人民日报》发表杨洪立杂文《良药未必苦口》。
同日，《光明日报》发表卞毓方《眼光向着“引证”还是向着实际——读〈非批判的批判〉随感》。
同日，《文汇报》发表评论员文章《真理标准与文艺创作》。
同日，《大众日报》发表戴永夏杂文《“忌讳术”及其他》。
6日，《解放日报》发表许柯杂文《从“招贤榜”说到实践标准》。
7日，《人民日报》发表谷春德《有了政策还必须有法》、梅鉴杂文《法和言》以及短评《人民的民主权利不容侵犯》。谷文指出，长期以来，在我们法学研究和政法工作实践中，流行着一种错误观点，认为政策就是法，政策就等于法。有了党的政策就行了，法可以不要。我国法制长期处于不完备的状况，和这种观点的影响颇有关系。
8日，《人民日报》发表欧阳山《剥去假左的外衣》。指出，林彪、“四人帮”炮制的所谓“文艺理论”的特点是以假左的伪装来掩盖真右的实质。
9日，《人民日报》发表特约评论员文章《思想再解放一点》。
同日，《解放军报》刊登编者述评《正确对待群众在报纸上的批评》。指出，种种不能正确对待群众的批评，甚至侵犯、压制人民民主权利的行为，说到底，是这些同志把自己经管的部门和单位看作不容许任何人批评和监督的独立王国。我们在揭批林彪、“四人帮”的斗争中，务必认真扫除这种反人民、反民主的封建专制主义流毒。否则，要坚持好社会主义的民主，正确对待群众的批评，是不可能的。
同日，《北京日报》发表文章《“长官意志”不能代替法律》。
同日，《文汇报》发表评论员文章《开动机器 学会分析》。
是日，陈登科日记载：“山西不准集市贸易，不准社员有自留地，这说明山西革命彻底，割资本主义尾巴坚决，三鸟不准养，不知山西人吃不吃鸡蛋？猪也不能养，那没关系，有全国人民支援。唉！光出典型，不出粮食，这个典型，还有多大意思。”[29]
10日，《北京科技报》发表吴胜明杂文《焦尾琴及其他》。
11日，是日，陈登科日记载：“过去，我把‘文字狱’三字，一直认为起源于戴震，今再查对一下，才知弄错了，不是戴震，而是戴名世。”“查了这段历史，不禁使我联想到文化大革命中，一人有罪，牵连到几十人，几百人就不是‘四人帮’首创了。在‘四人帮’横行的日子里，不是也有好多烈士的墓被毁，书稿被焚么？唉，看看古人，想想前几年，多么耐人寻味呵！”[30]
12日，《人民日报》发表达丁杂文《毛孩与“革命”》。
13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严守党纪国法》。指出，有些干部，包括少数高级干部，在林彪、“四人帮”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腐蚀影响下，凌驾于党和人民之上，横行于党纪国法之外，他们不是遵法守纪的模范，而成为违法乱纪的罪人。
同日，《解放日报》发表夏阳《实践标准与“六条标准”》。
14日，新华社发出《天安门事件是革命行动》的电讯稿，全国各报纸以大字标题刊登这条消息。
同日，《解放日报》发表钟方《实事求是和安定团结》。
同日，《黑龙江日报》发表特约评论员文章《一定要发扬民主健全法制》。
15日，《人民日报》发表评论员文章《实事求是 有错必纠》。
同日，《文汇报》发表评论员文章《真理标准与文艺创作》。
是日，陈登科日记载：“办公室送来一份政法简报，第一例案件复查，就是庄辛辛案例：庄辛辛系广州半导体厂青年工人，一九七六年四月八日，他以‘广东广西悼念委员会’名义，向《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编辑部写了一封信，并附词一首，词牌名《水调歌头·话井冈山》，全词如下：闻有凌云志，未访井冈山，昔有莺歌燕舞，今朝全不见，遍地猿呜雀蹈，虽有潺潺流水，不知入何端，文化大革命，美处不可赞。/群贼动，阴谋烈，一人言。/整整十年过去，全如一梦间，幻想九天揽月，做梦五洋捉鳖，可笑徒往返。终必有一日，独裁要复颠。”“为了这首词，庄辛辛以反革命罪，被判徒刑十五年，剥夺政治权利五年。现今终于平反了，恢复名誉，恢复工作。在‘四人帮’横行的日子里，全国又何止一个庄辛辛呵！”[31]
16日，新华社报道：遵照华国锋为首的党中央关于全部摘掉右派分子帽子的决定，全国各地党委已经给最后一批右派分子摘掉帽子。
同日，《光明日报》发表萧？父《真理与民主》。
17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一项重大的无产阶级政策》、童怀周《革命人民的呐喊——〈天安门诗抄〉前言》，摘发《天安门诗抄》一组诗作。
同日，《人民日报》发表《天安门诗选》。
18日，华国锋为即将出版的《天安门诗抄》题写书名。
19日，《人民日报》发表林淡秋杂文《“文人相亲”》、石松杂文《说一不二》。
21日，《中国青年报》发表评论员文章《伟大的四五运动》。
21—22日，《人民日报》发表本报记者《天安门事件真相——把“四人帮”利用〈人民日报〉颠倒的历史再颠倒过来》。
22日，《光明日报》发表苏双碧《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
24日，安徽小岗村户主在村西的严立华家召开了秘密会议，20户人家除有两户仍在江西要饭外，18户都到了场。会上，社员们一致通过了分田到户的决定。
同日，《人民日报》报道：《文艺报》《人民文学》《诗刊》举行编委联席会议。会上，就如何贯彻“双百”方针，发扬文艺民主的问题，大家发表了许多意见。茅盾在书面发言中说，现在“四人帮”彻底打倒了，但“四人帮”的流毒和影响却远未肃清，在文艺战线上常常听到对一些敢于冲破“禁区”而深受群众欢迎的作品发出种种非难就是一例。他指出，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面前，不存在什么“禁区”，不存在什么“金科玉律”，这就为文艺事业开辟了广阔的道路，为作家们创造新体裁、新风格乃至新的文学语言，提供了无限有利的条件；也只有这样，“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才不是一句空话。
25日，《人民日报》发表评论员文章《谁是文艺作品最权威的评定者？》。指出，人民群众才是文艺作品最权威的评定者。
26日，《人民日报》发表石名杂文《“审查”小议》、陈红胜杂文《少说废话》。
同日，《解放日报》发表亦木杂文《并不奇怪的奇怪逻辑》。
27日，新华社报道：邓小平副总理昨天上午就日本民社党委员长佐佐木良作提出的关于中国国内形势问题发表了谈话。有关群众贴大字报的问题，邓小平副总理指出，这是正常的现象，是我国形势稳定的一种表现。他说，写大字报是我国宪法允许的。我们没有权利否定或批判群众发扬民主，贴大字报，群众有气要让他们出气。群众的议论，并非一切都是深思熟虑过的，也不可能要求都是完全正确的，这不可怕。经过“文化大革命”的锻炼，我国绝大多数人民群众鉴别是非的能力和关心国家命运的觉悟是了不起的。广大群众是要求安定团结的，是顾全大局的。有些问题群众有疑问，有些话对安定团结、实现四个现代化不利，要向群众说清楚，要善于领导。
同日，《黑龙江日报》发表纪思《“语录裁判所”应该关闭了》。
28日，《人民日报》发表邢贲思《真理有阶级性吗？——关于真理有没有阶级性的对话》、宗杰杂文《“四化”和“四话”》，转载《辽宁日报》所发靳军杂文《“铁饭碗”与瞎指挥》。
同日，《文汇报》发表评论员文章《实践是检验文艺的唯一标尺》。
同日，《解放日报》发表汪言《坚持实践标准与实用主义是两回事》、陆振球《不应当抱住昨天的理论不放》。
29日，是日，陈登科日记载：“这两天，北京又热闹起来了。晚上，西单有游行，人民英雄纪念碑前广场上，围着有近两万人，举行民主讨论会，作为一个作家：真应该去听听看看，可是我年纪大了，挤不进去，也听不见。”“有人说，纪念堂东边，贴了一张大字报，有一万多字，我真想去看看，可我一见那么多人围在那里，又没勇气了。我不怕便衣，是怕那地方太陡太窄太高，万一被人挤滑下来，我这个有心脏病的人，不死也爬不起来了。”“我转了好大一会，只看到‘启蒙’二字，其他只看到人了。人有多种多样的人。对那张大字报的议论也就不同了，有的赞成，有的反对，从议论中也可以听出来，拥护这张大字报的人不少，反对的不多。”“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对一个人的好坏，也应由历史去定。个人的历史，不是别人写的，是自己写的。有的人所作所为已成历史了，是无法抹掉的，就是我们这一代人不去写他，我们的下一代，我们的子孙也会将他的罪恶，写进史册的，因为历史是公正的。”[32]
30日，《文汇报》发表宣圆（施宣圆）杂文《“番茄王”、番茄及其他》。
是日，张光年日记载：“下午一时半去虎坊桥《诗刊》编辑部参加天安门诗歌座谈会。到天安门诗歌作者二十余人。贺敬之、艾青、白桦、张天民、臧克家（早退）、冯牧、孔罗荪（迟到）也应邀参加。从下午二时开到七时半，气氛热烈。中间话题转到西单大字报及天安门群众连日晚间集会，又回到诗歌、文艺问题。我和贺敬之也发了言。会上见到天安门诗歌作者之一的部队青年诗人叶文福。他当场送我一本他的诗集《山恋》。晚上翻阅近日参考资料上有关西单大字报的国外反映。看了北京市委传达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指示精神记录要点》。后者在座谈会上引起一些青年人的议论；总的是表示拥护的。”[33]
本月
《文艺报》第5期开辟“坚持实践第一发扬艺术民主”专栏，发表茅盾《作家如何理解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巴金《要有个艺术民主的局面》、沙汀《创作也要受实践的检验》、苏叔阳《从社会实践中来，受社会实践检验》、李春光《谈社会主义文化民主问题》、费振刚《从讨论真理标准所想到的》、刘晓江《实践与文艺批评》等文章。巴金指出：“围绕着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讨论，不是一般学术观点的讨论，这是思想战线上一场重要的斗争。”“这场斗争关系到整个国家的前途，关系到新的长征能否取得胜利，四个现代化是否能顺利完成，关系到揭批林彪、‘四人帮’的斗争是否能进行到底，关系到各条战线的工作和每个人的工作。”“我们文艺界当前的主要工作是发展和繁荣社会主义文艺。要实现这个目的，就得按照文艺发展的规律办事。作品来源于作者的生活实践和艺术实践。对作品最有发言权的人就是读者，就是广大人民群众。”发表袁良骏《鲁迅研究中值得注意的几个问题》、陈登科《忆念赵树理同志》、柯灵《怀傅雷》。
《上海文艺》第11期刊登本刊评论员文章《艺术与民主》。文章从“艺术要反映人民的呼声”、“艺术创作不能容忍‘样板’”、“文艺批评不能‘哪个大听哪个的’”、“在贯彻双百方针过程中实现党的领导”四个方面，论述了艺术与民主的问题。指出，艺术创作的繁荣，文苑百花的盛开，离不开适宜的民主气候。文学艺术就其本性来说，是最容不得专制独断的。任何形式的专制都会窒息艺术的生机，只有民主才能促进艺术的繁荣。
《北方文学》第12期发表衣殿臣杂文《话说“收发室”之类》、王雅军杂文《也说人材》、陈景春杂文《不准笑的“悲剧”与抽象的“水果”》。
《作品》11月号发表杨嘉杂文《黑手》。
《中国青年》第3期发表林春、李银河《要大大发扬民主和加强法制》。指出，法律不完备，法制不健全，没有可靠的机构和制度来保障社会主义民主，给了林彪、“四人帮”以可乘之机；在党和人民的民主手段受到严重的削弱和破坏的情况下，少数掌握了权力的野心家、阴谋家就能够为所欲为。这是历史留给我们的极其深刻的惨痛的教训。
《哲学研究》第11期发表胡平、王锐生《科学无禁区》。
《历史研究》第11期发表李侃《论中国近代历史上的封建顽固派》。指出：林彪、“四人帮”大搞封建专制主义，以最反动、最腐朽的思想观念来取代社会主义的新思想、新道德、新文化。
《诗刊》社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接连两天在首钢礼堂和工人体育馆联合举办《为真理而斗争》诗歌朗诵会。朗诵了《天安门诗抄》中的诗词和艾青的《在浪尖上》、白桦的《阳光，谁也不能垄断》、雷抒雁的《小草在歌唱》。
十二月
2日，《人民日报》发表谭宗级《提倡互称同志的风气》。
是日，陈登科日记载：“他（张锲——引者）来电话是告诉我，陆定一在一号上午已回来了，住在国务院第二招待所。陆定一回来了，他是不是能接受教训，我还有点怀疑，两个批示的产生，不是他为向江青讨好的结果么？他为文艺界带来了这场灾难，难道他没有责任么？还有，五七年打了那么多人，谁对他提意见，谁就反党，谁就是右派，唉，他现在应该有所觉醒了吧！”“不过，他能回来，总是好事，向前看应欢迎。”[34]
3日，《人民日报》发表虞挺英杂文《缠足和缠头》、李肇星杂文《笑不出声的笑剧》。虞文指出，林彪、“四人帮”大搞封建法西斯主义，禁锢、钳制思想，制造蒙昧，也是他们的拿手好戏。
同日，《光明日报》发表《谈社会主义民主问题》。
同日，《南方日报》发表吴恩培杂文《太阳的神话》。
5日，《人民日报》发表评论员文章《根除弄虚作假的邪风》。
是日，张光年日记载：“上下午在新侨饭店小礼堂参加《文艺报》《文艺评论》联合举办的为一些作品平反的座谈会，与会者百余人。上午有李建彤、夏衍、赵寻等同志发言，着重揭批了康生、江青等人扼杀小说《刘志丹》、电影《革命家庭》、戏剧《海瑞罢官》《李慧娘》及陶铸同志的两本书的罪行。下午继续谈了一些有关问题，并有王子野、贺敬之、周巍峙和我讲了一些意见。今天的会开得很成功，对文艺界第三战役起了促进作用、大家兴致很高。”[35]
是日，陈登科日记载：“真是大快人心，小胡子（指康生——引者）脸上的画皮，终于给撕下了。这个家伙，为文艺界制造了一场史无前例的灾难。不，不仅仅是文艺界，是全党、全军、全国人民的一场灾难。”“真相大白了，‘利用小说反党是一大发明’，这句话，原是出自他手。他在北戴河，听了阎红彦向他汇报，说李建彤写了一本小说，是为高岗翻案，便在本子上写了这么一句话，给主席看，主席当众把这句话念了，便成了最高指示，其实主席根本没看过这部小说。”“康生是坏蛋，是政治骗子，是政治流氓……这些话，在同志发言中，全骂出来了。摆摆事实看，哪一件事不是他出尔反尔的。六一年紫光阁座谈会，记录稿还在。旧戏不就是他叫人家演的？他指名要赵燕侠演十八扯，花田错……等等。他到四川，别的戏不看，就要看十八扯。到了六四年，他翻脸不认账，把这些罪名全加到别人头上。李慧娘也是他支持的，有信为凭，他还请演员吃饭，可后来又是他说：‘鬼戏。’”“文化大革命中，他亲自点名诬陷的老干部，并加上莫须有的叛徒、特务、走资派罪名的就有三百多人。这个家伙，没干过好事，惟一的‘功劳’，就是整共产党员，四二年整风整了多少人，这算过吗？文化大革命他又整人。他是有党愤、民愤的人，要狠批，不批康生，在文艺界就不可能搞清大是大非，也不可能达到安定团结，文艺繁荣。”[36]
6日，《人民日报》发表李步云《坚持公民在法律上一律平等》[37]、乔木青《加强法制保障公民权利》。李文指出：“我们不仅要大力宣传公民在适用法律上一律平等的原则，而且要在实践上坚决贯彻执行。一个人不管职位多高，功劳多大，如果犯了罪，都要同普通老百姓一样地依法惩处，不能有任何特殊。”
同日，《黑龙江日报》发表陈铁健《科学必胜 神学必亡》。
同日，《辽宁日报》发表毕成宽杂文《劝君莫再当“戏迷”》。
8日，《解放日报》发表王绵园《破产之后的神学》。
同日，《光明日报》发表林克欢《艺术属于人民》。
9日，《光明日报》发表《健全法制才能发扬民主》。
同日，《解放日报》发表林勃杂文《给“思想僵化症”开张药方》。
10日，《文汇报》发表辛雨杂文《方孝孺的“迂”——明史杂谈》。
10—11日，《人民日报》发表陶斯亮《一封终于发出的信——给我的爸爸陶铸》。
13日，叶剑英在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讲话。指出：“文化大革命给我们一条最重要的教训就是，这场运动的领导班子——中央文革，由一批叛徒、特务、阴谋家、野心家、反革命两面派、篡党夺权分子所把持。他们叫嚣‘踢开党委闹革命’，从中央政治局、省、地、县以至基层的绝大多数地方各级党委都被他们破坏了。部队的各级领导也发生很大混乱。他们利用篡夺来的权力，大搞法西斯专政，上整干部，下整群众，制造大量冤案、错案、假案，把许多老同志打倒，把大批干部和群众打成‘走资派’、‘反革命’，进行残酷迫害。包括受牵连的在内，受害的有上亿人，占全国人口的九分之一。”[38]“林彪、‘四人帮’混淆无产阶级民主同资产阶级民主的区别，制造一种错觉，似乎实行民主就等于复辟资本主义。他们在民主问题上所散布的这种奇谈怪论，搞乱了我们一些同志的思想，使我们一些同志一听到民主，就紧张得很，只怕是背离了无产阶级专政，而不知道无产阶级专政就是无产阶级民主，就是人类历史上最广泛最实在的民主，因为它只对反抗的剥削阶级实行专政，对其他所有的人都保障享有空前未有的民主权利。”[39]“林彪、‘四人帮’所以在民主问题上制造混乱，绝不是要反对什么资产阶级民主，而是要剥夺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民主，践踏党的民主集中制，我们绝不要再上这些封建法西斯分子的当。”[40]“中国经历了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资本主义在我国没有得到过充分的发展，我们的社会主义是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基础上开始建设的。”“林彪、‘四人帮’以封建主义冒充社会主义，说是用社会主义反对资本主义，实际是用封建主义来反对社会主义。”“他们对任何与他们不同的意见都扣上‘资产阶级’、‘资本主义’的大帽子，使得我们的思想被搞乱了，分不清什么是封建主义、什么是资本主义，什么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41]“我们解放思想的重要任务之一，就是要注意克服封建主义思想残余的影响。列宁说过：不仅要宣传科学社会主义思想，而且要宣传民主主义思想。我们要破除封建主义所造成的种种迷信，从禁锢中把我们的思想解放出来。”[42]
14日，《人民日报》发表李洪林《我们党的历史仅仅是两条路线斗争的历史吗？》。
同日，《解放日报》发表荒芜杂文《应声虫——读书随笔》。
15日，《人民日报》发表江华《严明法纪 纠正冤案错案》，以《一个剥削阶级家庭出身的青年的心声》为题，刊登福建建阳地区综合农场何本贤的来信。江华指出：“林彪、‘四人帮’一伙出于反革命目的，把党的领袖‘偶像化’，把领袖的思想当成宗教的‘教义’，只要谁损坏了一枚像章，谁弄坏了一张伟人像，谁说了一句牢骚不满的话，不问他的目的、动机如何，统统以‘恶毒攻击’的反革命罪判处。这些年来，判处的‘恶毒攻击’案件中，冤案、假案、错案最多。这里有深刻的教训。有些人反对林彪、‘四人帮’，但由于不了解情况，或因一时一事不满，或者是其他原因，说了或写了一些攻击性的话，他又不是推翻共产党，破坏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你为什么要把他当成反革命处理？”“林彪、‘四人帮’曾经在党内党外造成一种很不正常的政治空气，就是不让人讲话，只许歌功颂德，不准批评指责，这严重地破坏了社会主义民主和社会主义法制。不许人家讲不满的话甚至反对的话，动不动就是反革命，那么宪法规定的言论自由、民主权利哪里去了？你说那是些坏话，难道讲坏话就要判刑？要求每个人的思想都是马列主义的，一开口都说符合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话，可能吗？”何本贤在信中说，“家庭出身给我带来了无限痛苦。去年九月，我愤然离开了我的家。政治上、精神上的苦痛和疾病的折磨，几乎逼我走到了人生的绝路。今天我含着泪水，怀着病人渴望求医的愿望，给你们写信。”
同日，《解放日报》发表年川文杂文《〈曙光〉的启明——谈反对本本主义》。
17日，《大公报·大公园》发表巴金《随想录·总序》及《随想录》首篇《谈〈望乡〉》。《总序》说：“这些文字只是记录我随时随地的感想，既无系统，又不高明。但它们却不是四平八稳，无病呻吟，不痛不痒，人云亦云，说了等于不说的话，写了等于不写的文章。那么就让它们留下来，作为一声无力的叫喊，参加伟大的‘百家争鸣’吧。”
同日，《人民日报》发表张雨生杂文《书记审戏质疑》。
是日，陈登科日记载：“（朱丹）还告诉我，贺老二（贺敬之——引者）在文化部会议上，提出：一条黑线，两个批示，三个阎王殿，四条汉子，五次反复等问题。这几个问题，全是文艺界的大问题，条件还没有成熟。但是，这些问题，总有一天要澄清的，这些问题不澄清，文艺界好多问题无法谈。”[43]
18日，《解放日报》发表景周杂文《为何“道同而功异”》。
19日，《人民日报》发表张光年《驳“文艺黑线”论》[44]、罗荪《“双百”方针和艺术民主》。
21日，《人民日报》发表特约评论员文章《人民万岁——论天安门广场革命群众运动》。
23日，《人民日报》刊登报道《实事求是，有错必纠，繁荣社会主义文艺 给批错的作品和受迫害的作者平反〈文艺报〉和〈文学评论〉编辑部在京举行座谈会，一致要求研究解决如何保证给文艺工作者以法律保护，保证文艺界自由地进行民主的讨论》，并配发评论员文章《加快为受迫害的作家和作品平反的步伐》。
同日，《解放军报》发表李不闲杂文《普里希别叶夫中士的幽灵》。
是日，陈登科日记载：“盼望已久的三中全会终于开了。”“成立纪律检查委员会，这是我党的一大建设。解放思想，畅所欲言，充分恢复和发扬党内民主、党的实事求是，批评和自我批评的优良作风。唉，这十多年，我们党内民主，已被破坏干净了。”“平反假案，纠正错案，昭雪冤案，中央早就提出了。为何下边贯彻不了，行动缓慢，我看问题还在组织部门，组织部门不彻底改革，一切都是空话。设立专案组审查干部的方式，弊病极大，必须永远废除，这太好了。不过，那么多专靠整人为业的，恐怕要失业了，他们失了业又该怎么办呢？”“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一个国家没有法制，确实少有。依我看，还应加一条，陷害同罪。现实生活中，靠陷害别人，而升官的人太多。不把踩着别人肩膀爬上去的东西拉下来，也是不能平民愤的。”“要保证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真能做到这样，对作家来说可是一大福音，这样作品就有反批评的权利。”[45]
24日，《人民日报》发表特约评论员文章《伟大转变和重新学习》。指出，今天的中国，社会主义民主的潮流是不可阻挡的。不管是什么人，不管他地位多高，官有多大，如果高高在上，对群众的呼声充耳不闻，把自己的意志和权威看得高于一切，甚至称王称霸，骑在人民头上拉屎拉尿，那是不行的。人民不允许，党和国家不允许，社会主义制度不允许。
27日，《人民日报》发表碧空《新闻工作者的思想也要解放一点》。文章说，我们的报纸又是人民的喉舌，人民的讲坛。实现四个现代化，离开充分发扬社会主义民主，离开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是不可能的。报纸、电视和广播，不但要代表人民说话，讲出人民的心声，而且要成为人民群众直接发表意见的地方。
28日，《人民日报》发表余思《“恐右症”的来历——驳“‘左’比右好论”》、少民《驳“‘外行领导内行’是普遍规律”》。余思指出，事实已经证明，如果我们对“左”的为害丧失警惕，“左”和右一样，都有可能使我们亡党亡国。
29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解放思想 实事求是》，社论指出：思想僵化或半僵化“一是因为十多年来林彪、‘四人帮’大搞禁区、禁令，制造迷信，把人们的思想封闭在他们假马克思主义的禁锢圈内，不准越雷池一步。否则，就要追查，就要扣帽子、打棍子。在这种情况下，一些人就只好不去开动机器，不去想问题了。二是因为民主集中制受到破坏，党内确实存在权力过分集中的官僚主义。这种官僚主义常常以‘党的化身’出现，许多重大问题往往是一两个人说了算，别人只能奉命行事。这样，什么问题都用不着思考了。三是因为是非功过不清，赏罚不明，干和不干一个样。甚至干得好的反而受打击，什么事都不干，四平八稳，反而成了不倒翁。”
是日，陈登科日记载：“我们的报界，对那些挥霍浪费国家钱财的大人物，为什么不能提出批评呢？报界同志不知道这些吗？不，知道，他们知道的很多，只是不能说。”“可怜的报界呵，胆子放大些，为人民说说话吧！你们知道一个农民一年收入是多少吗？一个工人的住房面积是多少平方米吗？劝君不要光看城市的高楼大厦，还是到农村，到工厂去，看看我们的工人农民吧！”[46]
30日，《文汇报》发表高治《震动全国的大冤案——姚文元〈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黑文出笼前前后后》。
同日，《南方日报》发表关振东等《今日艺苑又春风——访周扬同志》。周扬说，所谓双百方针，就是两个“自由”，即各种不同艺术形式、风格的自由发展和不同学术观点、不同学派的自由讨论。当前妨碍艺术民主、妨碍贯彻双百方针的关键在于领导，不要设禁区，下禁令，打棍子，扣帽子，事事包办，样样审查。
31日，邓小平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讲话中第一次明确提出：“为了保障人民民主，必须加强法制建设。必须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
同日，《解放日报》发表评论员文章《思想要跟上伟大转变》。
本月
《文艺报》和《文学评论》编辑部联合召开“文艺作品落实政策座谈会”。与会者指出，在批判了“文艺黑线专政”论之后，还须彻底否定“文艺黑线”论，容许“文艺黑线”论存在，势必仍然要把一大批作家看作“黑线人物”，把一大批作品看作“黑线文艺”。
《文艺报》第6期刊登特约评论员文章《“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与艺术民主》，发表白桦《“四五”精神万岁！——赞话剧〈于无声处〉》、王昌定《一千二百字短文的遭遇——从〈创作，需要才能〉谈起》、李稼蓬杂文《谈“样板”》、王乐天杂文《上“文艺法庭”去！》、周忠厚杂文《“深渊”和“污泥潭”》、苏中《漫谈文艺的真实性》、王西彦《生活真实和艺术生命》、冰心《追念振铎》。
《上海文艺》第12期发表夏征农《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说起》（1979年第1期连载完）、陈恭敏《“伤痕文学”小议》、黄宗江《浮想录》。夏文说，要贯彻“双百”方针，必须做到如下两条：对领导来说，首先必须拆除“四人帮”设置的各种禁区，更不能设置新的禁区，让文艺工作者“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在文艺界造成一种敢写敢演生动活泼的局面；其次就是，不是口头上而是实际上坚决实行“三不主义”，要允许人家犯错误，允许人家改正错误。
《作品》12月号发表特约评论员文章《从实践检验文艺》、评论员文章《继续肃清流毒》、祝红亭杂文《“放”——实践和民主》、宇文藜杂文《“心有余悸”另一类》、江励夫《先进人物也是平凡的》。
《文学评论》第6期发表朱寨《把“文艺黑线专政论”提到实践法庭上》、蔡仪《实践也是检验艺术美的唯一标准》、周柯《文艺批评与“双百”方针》。
《哲学研究》第12期发表编辑部文章《在理论工作中要发扬科学精神和民主作风》。
《历史研究》第12期发表评论员文章《提倡不同学派平等地讨论问题》。文章说，社会主义是以民主为前提的制度，没有最广泛的人民的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
《新闻战线》复刊，暂定为双月刊。复刊号发表评论员文章《新闻战线上的革命和反革命——批判林彪、“四人帮”篡夺舆论大权的黑纲领》。指出，报纸要接受群众监督，包括报社内外的广大群众。反革命最害怕的是千千万万的人民群众。要充分发扬社会主义民主，使人民有权管理上层建筑，实现广泛的群众监督。
《未定稿》试刊第1期发表黎澍《消灭封建残余影响是中国现代化的条件》。指出：“彻底完成五四运动时期开始的反封建思想革命，是实现现代化和社会主义制度在中国取得胜利的一个重要条件”。第4期发表黎澍《彻底平反吴晗同志的冤狱》。指出：“姚文元《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不仅造成了吴晗同志的千古奇冤，并在全国各地株连了难以数计的作家和演员，是‘四人帮’在‘文化大革命’中大举诬陷、陷害，制造冤狱的开始……人们老是感到心有余悸，思想从何解放？四个现代化的步子如何能够加快？消除余悸，当然要以建立社会主义民主制度为前提，而平反冤狱又是建立社会主义民主制度的一个不可缺少的步骤。吴晗同志的冤狱是一次大冤狱……吴晗同志的冤狱实际上已是一个不平自反的冤狱了。那么，为什么不可以胆子再大一点，把为广大群众所关心的这个长期悬而不决的冤狱彻底平反，解除这个精神负担，使人心胸为之一快呢？”
本年
中国文联各协会根据中共中央55号文件的精神，相继成立专案复查小组，对1957年、1958年间错划为右派分子的作家、艺术家、文艺编辑、翻译家及文艺组织工作者，进行了甄别，重新作出结论，予以改正。
[1]张光年：《文学活动日记（一九七八年）》，《新文学史料》1998年第4期。
[2]同上。
[3]张光年：《文学活动日记（一九七八年）》，《新文学史料》1998年第4期。
[4]张光年：《文学活动日记（一九七八年）》，《新文学史料》1998年第4期。
[5]张光年：《文学活动日记（一九七八年）》，《新文学史料》1998年第4期。
[6]《人民日报》理论部张德成。
[7]由中央党校《理论动态》编辑部撰写，沈宝祥执笔。
[8]张光年：《文学活动日记（一九七八年）》，《新文学史料》1998年第4期。
[9]李辉：《与吴祖光谈周扬》，氏著《摇荡的秋千——是是非非说周扬》，海天出版社1998年版，第55页。
[10]邵燕祥编：《旧信重温》，武汉出版社1999年版，第226—228页。
[11]收入氏著《未晚谈》，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
[12]《光明日报》1978年7月30日。
[13]冷溶等主编：《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349—350页。
[14]蔡美华：《党报与真理标准大讨论》，复旦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102—103页。
[15]冷溶等主编：《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357页。
[16]张光年：《文学活动日记（一九七八年）》，《新文学史料》1998年第4期。
[17]同上。
[18]收入氏著《相照集》，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5年版。
[19]张炯主编：《丁玲全集》（第11卷），河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439页。
[20]马达：《冲破“两个凡是”的樊篱——“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马达自述——办报生涯六十年》，文汇出版社2004年版，第26—27页。
[21]张炯主编：《丁玲全集》（第11卷），河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440页。
[22]张炯主编：《丁玲全集》（第11卷），河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442页。
[23]“我在1978年春节期间写出一篇比较长的札记《科学和迷信》寄给《人民日报》，但当时的总编辑不赞成发表，这篇文章就退给我了。到了夏天，《中国青年》正准备复刊，向我约稿。我把它压缩一下，题目改成《破除迷信，掌握科学》，给他们送去了。这篇文章第一次提出‘现代迷信’的概念，胡耀邦看了校样，很赞成，让《中国青年》用‘特约评论员’名义发表在杂志复刊第一期上。”李洪林、马国川：《回首“理论风云”》，《财经》2012年第15期。
[24]张炯主编：《丁玲全集》（第11卷），河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447页。
[25]收入氏著《榆下说书》，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2年版。
[26]张光年：《文学活动日记（一九七八年）》，《新文学史料》1998年第4期。
[27]陈登科：《陈登科文集》（第8卷），北京燕山出版社2003年版，第346—347页。
[28]陈登科：《陈登科文集》（第8卷），北京燕山出版社2003年版，第349—350页。
[29]陈登科：《陈登科文集》（第8卷），北京燕山出版社2003年版，第352页。
[30]陈登科：《陈登科文集》（第8卷），北京燕山出版社2003年版，第353页。
[31]同上书，第355页。
[32]陈登科：《陈登科文集》（第8卷），北京燕山出版社2003年版，第357—358页。
[33]张光年：《文学活动日记（一九七八年）》，《新文学史料》1998年第4期。
[34]陈登科：《陈登科文集》（第8卷），北京燕山出版社2003年版，第358页。
[35]张光年：《文学活动日记（一九七八年）》，《新文学史料》1998年第4期。
[36]陈登科：《陈登科文集》（第8卷），北京燕山出版社2003年版，第359—360页。
[37]此文发表后不久，《北京周报》以五种外国文字向外界报道该文并由此引发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争论。作者也应《红旗》杂志之约，撰写《人民在自己的法律面前一律平等》一文，发表于该刊1979年第3期。
[38]《叶剑英选集》，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405页。
[39]同上书，第497—498页。
[40]同上书，第498页。
[41]《叶剑英选集》，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501页。
[42]同上书，第501—502页。
[43]陈登科：《陈登科文集》（第8卷），北京燕山出版社2003年版，第363页。
[44]这是第一篇公开批判“文艺黑线专政”论的文章。
[45]陈登科：《陈登科文集》（第8卷），北京燕山出版社2003年版，第365页。
[46]陈登科：《陈登科文集》（第8卷），北京燕山出版社2003年版，第36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