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可持续发展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内容和学科地位
可持续发展经济学（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Economics）是伴随着人类选择了可持续发展的新模式后而相应地发展起来的一门新兴经济学科。它的总体任务是从经济学角度研究建立可持续发展的经济系统、社会系统和生态系统的客观规律性，为实现经济、社会和生态的可持续发展提供理论依据。可持续发展经济学主要是在继承和发展了生态经济学等学科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而它的发展又要广泛地吸取人口、资源和环境经济学各类分支学科及发展经济学等学科的营养。
可持续发展经济学由于是伴随着人类选择了可持续发展的新模式而应运而生的新兴经济学科，所以它有着区别于别的学科的独立的研究对象和研究内容，并在经济学和可持续发展学科群中居独特的地位。
第一节 可持续发展概念的由来及其内涵
一 可持续发展概念的由来
可持续发展的概念是在1972年于斯德哥尔摩召开的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之后，世界各国围绕着环境与发展问题开展了20多年的研究和探索，在逐渐地找到了一条能够摆脱传统发展模式的发展道路之后才提出并形成理论的。
全世界各国政府代表第一次大范围地辩论环境与发展问题是在1972年6月于斯德哥尔摩召开的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期间。尽管经过大会筹委会和各国政府两年多的准备，但各国在这次会议上对人类环境问题的认识和解决途径并没能达成广泛的共识。分歧大体可分为两大阵营，即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前者在发言中所关注的主要是担心全球污染的加重、人口的过剩和自然生态的保护问题；而后者却认为污染和自然资源恶化问题是次要的，它们面临的更为迫切的是解决包括饥荒、疾病、文盲和失业在内的贫困问题，环境问题的首要原因是贫困和欠发达，决不能因为对环境问题的担忧而转移其发展优先的目标。这次会议经过与会者的努力，在大会接近尾声时，形成了一定的共识，认为即使经济发展要继续下去，人类环境也必须加以保护。大会形成的原则宣言，提供了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期间国际环境保护、合作的基础。这次会议导致了联合国环境规划署（UNEP）和各国环境保护部门的创立，对开创全球环境保护事业的新纪元打下了基础。
在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的委托下，国际自然保护联盟于1980年推出了《世界自然保护大纲》，第一次提出了“可持续发展”的概念。在“大纲”的指导下，世界上有50多个国家（包括中国）根据自己的国情制定了本国的自然保护大纲。1981年，该联盟又推出了《保护地球》这一重要文献，对“可持续发展”概念作了阐述，认为可持续发展的目标是“改进人类的生活质量，同时不要超过支持发展的生态系统的负荷能力。”
20世纪80年代初，为了解决当代人类面临的三大挑战——南北问题、裁军和安全、环境与发展，联合国大会成立了由当时的联邦德国总理勃兰特、瑞典首相帕尔梅和挪威首相布伦特兰为首的三个高级专家委员会，分别发表了《我们共同的危机》、《我们共同的安全》和《我们共同的未来》三个纲领性文件。在《我们共同的未来》文件中，不但对可持续发展（Sustainable Development）作出了日后被全世界普遍接受的定义，而且制定了全世界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战略任务”。
由布伦特兰夫人领导的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WCED）所制定的《我们共同的未来》的文件，在全人类认识和接受可持续发展的新发展模式方面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由于这个委员会的成员既有政府官员，又有科学家；既有来自发达国家的成员，又有来自发展中国家的代表；既有经济学家，又有生态和环保专家，所以经过他们之间站在全人类利益高度所进行的对全球环境与发展关系的沟通、南北利益的兼顾和对未来可持续发展新模式的探讨所得出的结论，就容易被世界各个方面的领导人和科学家所接受。正如该书所指出的：“本委员会相信人民有能力建设一个更加繁荣、更加正义和更加安全的未来。我们的报告——《我们共同的未来》不是对一个污染日益严重、资源日益减少的世界的环境恶化、贫困和艰难不断加剧状况的预测。相反，我们看到了出现一个经济发展的新时代的可能性，这个新时代必须立足于使环境资源库得以持续发展的政策。我们认为，这种发展对于摆脱发展中世界许多国家正在日益加深的巨大贫困是完全不可能缺少的。”“现在是采取保证使今世和后代得以持续生存的决策的时候了。我们没有提出一些行动的详细蓝图，而是指出一条道路，根据这条道路，世界人民可以扩大他们合作的领域。”[1]事实正是这样，正是该委员会提供的《我们共同的未来》的文件及该文件所指出的可持续发展的“道路”，为1992年由世界各国领导人参加的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的成功召开，提供了强有力的理论依据。
1992年在巴西里约热内卢召开的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对全人类、特别是对70多个国际组织和世界183个国家领导人形成走可持续发展道路的共识，起了划时代的作用。尤其是会议通过的《21世纪议程》、《里约宣言》、《森林问题原则声明》、《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公约》等文件，都是以可持续发展思想为指导加以制定的，并第一次把可持续发展问题在全世界范围由理论和概念推向了行动。从这个意义上说，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是人类社会发展与环境保护问题上的一次具有历史意义的大会，是人类文明进化的历史性的重大转折，也是人类诀别传统的粗放发展模式和开拓崭新的可持续发展模式的一个里程碑。
二 可持续发展的概念及其内涵
（一）可持续发展的概念。要研究可持续发展经济学，首先要对可持续发展概念的定义有较明确的认识。这是因为，从经济学的角度认识问题，任何发展模式都会有一定的资源配置模式和人们相互间利益关系模式与之相对应，可持续发展模式也不例外。只有对这一发展模式所兼顾的利益关系及相应的资源配置模式有清晰的理解，才有利于可持续发展经济学理论体系和概念体系的创立和发展。
目前国际上最流行并较具有权威的对于可持续发展概念的定义，是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WCED）制定的《我们共同的未来》的文件中所表达的“既满足当代人的需要，又不对后代人满足其需要的能力构成危害的发展。”[2]但该书在此定义后接着就指出：“它包括两个重要的概念：
“‘需要’的概念，尤其是世界上贫困人民的基本需要，应将此放在特别优先的地位来考虑”；
“‘限制’的概念，技术状况和社会组织对环境满足眼前和将来需要的能力施加的限制。”[3]
我认为，如果将这本来就相连的两段合在一起，即按《我们共同的未来》一书的原貌来定义可持续发展，显然要比现在流行使用的仅摘取其头一段作为可持续发展的定义更加全面一些、科学一些。这是因为，把这两段作为一个整体来定义可持续发展后，就避免了只引用前一段所造成的只是以当代人的需要和后代人的需要的满足程度为尺度来衡量其“发展”是否是“可持续”的命题的片面性，而是将可持续发展所形成的人们相互间的利益关系模式更加扩展，既考虑到了当代人和后代人之间需要和利益关系的兼顾问题；又考虑到了当代人中富国（发达国家）、发达地区、富人的需要及其利益同穷国（发展中国家）、后进地区、“贫困人民的基本需要”及其利益的兼顾问题，并将后者“放在特别优先的地位来考虑”。这就使可持续发展概念在需要和利益兼顾方面的内涵更具有科学性。另一方面，把这两段作为一个整体来定义可持续发展之后，可通过附加的“限制”的概念的内涵同前面的内容一齐考虑，来规定可持续发展的资源配置模式，即既要兼顾上述各方面人们的需要和利益关系，又要使对资源与环境的利用程度控制在“技术状况和社会组织对环境满足眼前和将来需要的能力施加的限制”范围之内，从而使发展的资源配置模式更具有可持续性。
所以，人们应以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在其制定的《我们共同的未来》中的上述两段话来对可持续发展进行定义，而不要只引其中的前一句，以免引起人们对可持续发展概念的争论和误解。
（二）可持续发展的内涵。根据上述定义，可持续发展包括以下内涵：
1.可持续发展的核心是发展。这是理解可持续发展的首要前提。因为如果没有“发展”，也就没有必要去讨论是否“可持续”了。可持续发展不否定经济增长（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但需要重新审视如何实现经济增长，即要使经济增长同社会发展和生态改善有机结合，达到具有可持续意义的经济增长。为此，必须将经济增长方式由粗放型转向集约型，减少单位经济活动造成的资源耗费和环境压力，并把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消灭在经济发展过程之中。
2.可持续发展以合理利用自然资产为基础，同环境承载能力相协调，实现人和自然之间的和谐。《里约宣言》指出：“人类应享有以与自然和谐的方式过健康而富有生产成果的生活权利，并公平地满足今世后代在发展与环境方面的需要。”“为实现可持续发展，环境保护工作应当是发展进程的一个整体组成部分。”所以，可持续发展可以通过适当的经济手段、技术措施和政府干预加以实现。要根据技术状况和社会组织对环境满足眼前和将来需要的能力施加的限制，力求降低经济社会发展中对自然资产的耗竭速率，使之低于可再生资源的再生速率或使用不可再生资源时的替代资源的开发速率；要鼓励清洁工艺和可持续消费方式，使每单位经济产品的资源消耗量和废物产出量尽量减少。
3.可持续发展的根本问题是实现生态经济社会总资源的合理分配，其中既包括不同代人之间在时间上的分配，又包括当代不同国家、地区、人群间的资源分配。在资源分配和配置中要特别注意不要损害发展中国家、一国之中的经济后进地区和贫困人口的基本需求，要解决好扶贫问题，并将其放在特别优先的地位来考虑。
4.可持续发展的目标是建立相互协调的经济系统、社会系统和生态系统。这其中，经济系统的发展是前提和基础，生态资源的可持续利用和生态环境的改善是可持续发展的保障，而社会系统的有序和全面发展则是目的。可持续发展要重视提高人民生活质量，重视各项社会事业的进步，使一系列社会发展目标得以实现，进一步控制人口增长，不断提高人口素质。
5.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实施强调综合决策、制度创新和公众参与。所谓综合决策，就是要改变过去各个部门分割地、孤立地制定和实施经济、社会和生态环境政策的做法，提倡根据社会、经济、生态环境诸方面的全面信息，制定科学规划和促进其协调发展的综合决策。所谓制度创新，就是要建立适应可持续发展要求的政治体制（如政府机构改革）、经济体制（如把经济增长中环境资源的投入和服务计入产品及劳务的成本和价格中去，并逐步修改和完善国民经济核算体系）和法律体系（即要把可持续发展的原则纳入到经济发展、人口、环境、资源、社会保障等各项立法之中）。所谓公众参与，就是要求用可持续发展的思想和观念去根本变革人们传统的不可持续发展的思维方式，以及在其指导下建立的落后的生产方式、消费方式，树立经济、社会和生态协调和相统一的思想观念，构建公众普遍参与的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生态文明的社会秩序和社会风尚，从而更好地指导人们的行动，最终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发展模式。
第二节 可持续发展思想对传统经济学的挑战
可持续发展由于是人类面对工业化社会所带来的资源衰退、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等种种难题，重新审视自己的社会经济行为所找到的一条摆脱传统发展模式的新发展模式，所以它必然要对伴随着工业化而产生的各类传统经济学科的一些基本概念和理论提出实质性的挑战。
一 可持续发展思想对“经济人”假定理论的挑战
经济人假定是现代西方经济学的基本规范。按照这种假定，在经济活动中，个人所追求的唯一目标是其自身经济利益的最大化和最优化。换句话说，经济人主观上不考虑社会利益，也不考虑自身的非经济利益。这种经济人，就是能进行广义的成本和效益的计算、有创造性、能寻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人。它既包括厂商，又包括消费者。所以，经济人假定中也包括着人是理性的假定，即每个人都能够通过成本——收益比较或依据趋利避害原则对社会和目标进行优化选择。若作为厂商，则以寻求利润最大化为目标；若作为消费者，则以使自身“福利”的“满足”和效用的最大化为目标。
尽管在各方面的批评下，西方经济学对“经济人”假定作了新的解释，使新的经济人假定对研究人的经济行为在微观功能方面有一定的说服力，但其基本内涵变化不大。新的经济人假定认为：人的经济行为随时都面临各种选择，各种选择的结果又对个人的“最后的满足”或“福利”产生不同的影响，当人们必须在若干取舍之间进行选择时，大多数人在大多数情况下都会进行明确的或含蓄的成本（包括机会成本）及收益的计算，以便选择那种能为自己带来较多好处的方案或解决办法，力图实现自身资源的优化配置，使自己的福利最大化。
经济人假定理论随着可持续发展理论的提出，由于其自身的理论缺陷而受到了后者的严重挑战。这是因为，可持续发展理论主张，世界上任何地区、任何国家的发展都不能以损害别的地区、别的国家的发展能力为代价，当代人的发展不能以损害后代人的发展能力为代价。而经济人假定只强调经济当事人自身的利益，不考虑社会的利益，更不考虑其经济行为对地球生态圈全局的后果及子孙后代的利益。正如厉以宁、章铮在《环境经济学》一书中所指出的：“尽管现代西方经济学对经济人假定做了一些补充和修正，在强调经济人的利益的同时，试图兼顾个人与社会、微观和宏观的利益，但是，这里兼顾的仅限于当代人，还是没有考虑子孙后代的利益。”[4]
概括起来，经济人假定理论面对可持续发展理论所暴露出来的致命弱点包括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经济人假定只重视强调经济当事人的经济利益最大化，而对由同一代人组成的社会利益则基本不予考虑。在现实经济生活中，经济人在追求自身经济利益最大化的过程中，往往会带来程度不同的对社会利益的损害。例如，由于占有各种资源条件不均等，一个国家富人在追求其自身经济利益最大化过程中所获得的利润的增量远远大于穷人，这就会使一国穷富差距越来越大，而当这种差距超过一定限度以后，就容易导致一系列社会问题的发生。“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就是对这种社会问题的绝好描述。而由于贫富差距而形成的人口盲目流动、剥削现象甚至由此引起的社会动乱，则会引起更大的社会问题。这些问题恰恰是强调社会公正和持续发展的可持续发展理论坚决反对的。
第二，经济人假定只重视强调经济当事人的经济利益的最大化，而对在此过程中所耗费的自然资源和导致的环境污染及生态破坏等问题则基本不予考虑，这就在理论上助长了经济当事人（厂商和消费者）在向大自然索取资源和环境过程中的不可持续行为，对全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构成了威胁。
第三，在涉及代际利益关系问题的研究时，经济人假定本身存在的致命弱点暴露得更为突出。因为这种理论连由经济人同一代人组成的社会利益都不重点考虑，就更谈不上考虑子孙后代的利益了。正是在这方面，经济人假定理论形成了与可持续发展理论的直接对立。反过来讲，可持续发展理论的提出，也对过去在西方经济学中广为流行的经济人假定理论提出了实质性的挑战。在过去的很长一段时间中，绝大多数西方经济学家从流行的经济人假定理论出发，否认人类后代有独立的、不同于当代人的利益，进而认为自然资源的代内最优配置同时也意味着自然资源的代际最优配置。但进入20世纪70年代以后，越来越多的经济学家认识到了这种理论的缺陷，逐步论证并建立了可持续发展的理论，既承认后代人有独立的、不同于当代人的利益，又进而提出了当代人的发展不能以损害后代人的发展能力为代价的理论。这一理论实际上是对经济人假定理论的否定，也为以“理性生态经济人”的行为模式替代传统经济学的“理性经济人”模式提供了理论依据。
二 可持续发展思想对“帕累托最优”理论的挑战
西方经济学曾对市场经济条件下资源配置的效率问题进行过较系统的研究，形成了资源配置效率的“帕累托最优”理论。这一理论认为，社会经济资源在完全竞争的市场条件下的配置应用是有效的；但作为自然生态资源在以可持续利用为标准进行配置应用时，就受到种种制约，表现出了其理论的局限性。对于这个问题，我在拙著《资源生态经济学》中曾作过初步论述[5]。
（一）资源配置效率的帕累托最优理论及其实现条件。西方的古典经济学理论在论述资源配置时，关注的是资源的稀缺问题，从而形成了资源的绝对稀缺论（以马尔萨斯为代表）和相对稀缺论（以李嘉图为代表）等理论，而新古典经济学家在论述资源配置时，注重的却不是资源总量变化所导致的绝对稀缺和相对稀缺问题，而是关注资源配置的效率问题，即注意考察作为生产要素投入的各种资源在其边际水平上的成本和收益比较问题。
西方经济学家在比较不同的资源配置时常用的一个标准叫作“帕累托有效”（Pareto Efficiency）或“帕累托最优”（Pareto Optimal）。这个定义是由意大利经济学家帕累托在19世纪最先提出的，并在20世纪30年代末和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被新福利经济学派进行了深入阐发和研究。
帕累托有效或帕累托最优是指：如果在给定的资源配置条件下，没有替代方法来配置资源，使某些人比原有配置下得到更多的福利，而又不损害其他人的福利，就称这种原有的资源配置为帕累托有效配置或帕累托最优配置。新福利经济学所论述的保证资源配置的帕累托最优的条件分为三类：（1）生产的最优条件。指在完全竞争的市场经济中，生产要素最有效地进行配置，从而使产品最有效地生产出来所必需的条件。而一种资源配置方式的生产的有效性是指不可能找到另外一种方式使得增加一些商品的产量而又不减少其他商品的产量。这意味着给定生产投入使产品产出最大，或反过来给定产品产出，使投入量最小。（2）交换的最优条件。指在完全竞争的市场经济中，交易双方通过交换得到最大限度满足的条件。当交换达到最优条件时，进一步互利的交换就不可能再发生。（3）高效率的产品组合和消费中的高效率有机结合的条件。指不仅用最优的可能性进行生产，而且能最好地满足消费者的需要，从而把生产者和消费者有机地结合起来。
（二）帕累托最优理论在社会总资源配置应用中的局限性。帕累托最优理论是新古典经济学家在力图证明自由市场机制对资源配置的有效性的过程中逐步形成和发展而成的。它是由该学派所形成的市场均衡理论和所谓的福利经济学基本定理具体阐述的。这些理论一方面深入论述了亚当·斯密的“看不见的手”的学说，证明了完全竞争的市场经济达至资源配置的“帕累托最优”的可能性；另一方面，指出了自由市场机制发挥其最佳功能，即达到资源配置的“帕累托最优”状态所需依赖的若干重要的经济条件，从而反证了市场机制要实现资源配置的“帕累托最优”将遇到的种种限制，说明了“帕累托最优”理论在生态经济社会总资源的配置应用中的局限性。
1.从福利经济学的基本定理所取决的几个假设，能清楚地说明自由市场机制实现资源配置的“帕累托最优”的种种限制条件。所谓福利经济学基本定理就是说，在几个重要的条件满足以后，自由市场交易所形成的价格能使许多种商品的市场同时达到均衡（即商品供给量和需求量相等的状态），其一般竞争均衡点都可以达至帕累托最优。而该定理所取决的几大假设是：经济信息完全和对称；充分竞争市场；规模报酬不变或递减；没有任何外部经济效应；交易成本可忽略不计；经济当事人完全理性，等等。
从常识判断，在现实经济生活中完全符合上述市场假定条件的极端形态是十分罕见的。这种被称为“经济学家的乌托邦”的理想状态虽然有助于我们认识市场机制能有效配置资源（主要是指生产要素资源）的本质，但在很多现实情况下这些假设是难以成立和难以实现的。例如，规模报酬不变或递减的假设往往和很多行业企业的规模效益的实践相矛盾；充分竞争市场的假设往往和现实经济生活中不同程度出现的市场垄断相矛盾；没有任何外部经济效应的假定在多数现实经济当事人的生产和消费行为中也是难以成立的；而随着现代生产技术和产品的复杂化，消费者不识货的现象日趋严重，使经济信息完全和对称的假设也难以实现。这是造成在国际贸易中发展中国家要高价向发达国家购买技术设备和技术产品，而又廉价向发达国家出售各种自然生态资源的重要原因。
2.各种新古典经济学原理与方法，都力图论证实现资源利用的帕累托最优问题，但在实践中，这些理论的应用除受到市场失效、不充分信息、不确定性等因素的制约外，还受很多自然资源利用不可逆性的制约。随着人类对环境科学、生态学和生态经济学认识的不断提高，这些科学都要求市场机制配置资源时必须达到必要的生态环境标准，同时要求在利用自然生态资源时要使资源存量水平满足可持续利用的标准，并要求消除人类在利用资源（包括各种公共资源）时所产生的种种有害的外部经济效应，这些要求和标准从纯经济角度来看，都非为帕累托最优。
在市场机制对最优配置资源出现种种故障的情况下，很多西方经济学家纷纷探讨在必要的政府行为干预下的资源配置最优效率问题，从而产生了如科斯定理及依从环境标准的成本效率理论等。但这些理论仍具有不同程度的局限性。例如，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罗纳德·科斯就提出了通过政府界定产权处理经济活动的外部性所导致的市场机制故障问题，这就是有名的科斯定理。科斯认为，当交易成本很小且收入的大小不影响交易双方的决策时，只要产权被清楚地界定，就可以使一种资源的所有者与使用者之间通过相互协商、讨价还价，实现资源利用的边际收益与边际损失相等同，从而实现帕累托最优。但现实经济生活中，由于很多经济当事人行为的外部不经济性涉及各方的数量都很大，要实现产权途径的交易成本必将很大，这就使得科斯定理在很多情况下难于使用。此外，公共资源的利用、不对称信息等也使科斯定理的应用受到限制。
3.帕累托最优理论对自然生态资源在以可持续利用为标准进行配置应用时的局限性还表现在：在这种标准条件下，如何分析判断资源配置效率的最优、次优或不优甚至很劣，主要着眼点在于各类不可再生或有限再生的自然生态资源在当代人与后多少代人之间如何有效分配的问题；而“帕累托最优”理论所表达的资源配置最优状态，即“任何一方当事人经济福利的增进必须以其他当事人的经济福利的减少为代价”的状态，其着眼点却在于同一代人的不同当事人之间的资源和福利有效分配问题。这种判断“最优”的着眼点的不同，就使得“帕累托最优”理论难以全面适应当今世界各国普遍接受的可持续发展思想的要求。因为对当代所有当事人的经济福利增进都有益和无害的自然生态资源有效配置的方式，不一定是在当代人和以后多少代人之间有效分配资源的方式；甚至当代人资源配置的“帕累托最优”状态，可能是对后代人的经济福利和生态环境福利带来严重损害的状态。而有利于当代人的福利的活动是不是必然有损于后人的生态和经济福利，有损于当代人福利的活动是不是对后代人的生态和经济福利都有益处等问题，只能按照生态经济学原则对具体问题进行具体分析；而这些十分复杂的问题，是单靠某些纯假设前提下的数理分析所难以解释和解决的。
三 可持续发展思想对传统发展观的挑战和革命
发展问题一直是传统经济学关注的焦点问题。虽然西方经济学家也论述过经济发展和经济增长的区别，但在观察现实经济生活时，却又把经济发展和经济增长相混淆，使传统的发展观表现为对GNP高速增长的强烈追求。例如，保罗·A.萨缪尔森等在其影响颇大的《经济学》著作中就把平均每人年国民收入作为衡量发展水平的标准，这是当前最普遍使用的标准。该书在对“发展中国家”进行定义时指出：“发展中国家是这样一种国家，其按人口平均的实际收入远远低于先进国家，如美国、日本和西欧各国。”[6]世界银行对此又作了较为具体的规定，它以人均年收入为标准，将世界上所有国家分为四类，其1999年规定的低收入国家为人均GNP 755美元及其以下国家，人均GNP 756—2995美元为下中等收入国家，人均GNP 2996～9265美元为上中等收入国家，人均GNP 9266美元及其以上者为高收入国家。
因此，传统发展观以追求GNP的增长作为国家经济发展的唯一目标和动力，GNP高的国家就是强国，人均GNP高的国家就是经济繁荣的国家。但是这种单纯片面追求GNP增长的发展战略带来了危害当代人和后代人利益的严重的生态经济问题，例如自然资源的日趋短缺，环境污染日益加重，沙漠化威胁越来越严重，人民的实际福利水平下降，发展因贫困和资源的恶性循环而陷入困境，等等。所以，传统发展观实际上是一种GNP增长观，它所表现出的经济繁荣带有很大的虚假性，同可持续发展的要求相距甚远。
可持续发展思想的提出是人类发展思想史上的一场革命，是对传统的以经济增长为单一衡量指标的发展观的一种扬弃。可持续发展理论并不是提倡“零的增长”，即它不反对经济增长，特别对发展中国家还强调实现经济增长。正如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在其《我们共同的未来》中所指出的：“发展中国家必须恢复增长，因为这是对经济发展、减轻贫困和改善环境状况发挥最直接作用的联系环节。”[7]
所以，可持续发展理论对传统发展理论的革命不在于是否强调经济增长，而在于要不要在经济增长中实现与社会和生态的协调发展，要不要不断改善经济增长质量。经济增长总是带来环境破坏的危险性，因为经济增长造成了对环境资源压力的增加。但是以可持续发展作为指导思想的政策，要求决策者在制定政策时必须确保将经济增长绝对建立在它的生态基础上，确保这些基础受到保护和发展，以使它可以支持长期的增长。也就是说，经济的增长，必须与人口、资源、环境统筹考虑，不仅要安排好当前经济的合理增长，而且还要为子孙后代着想，为未来的发展创造更好的条件，绝不能走浪费资源、先污染后治理的路子，更不能吃祖宗饭、断子孙路。
总之，走可持续发展之路，实质上就是对增长和发展作理性的限制，即为了全局利益而放弃部分局部利益，为了长远利益而放弃部分眼前利益，为了提高生态经济社会综合效益而放弃部分急功近利的经济效益。
第三节 可持续发展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和内容
可持续发展思想的提出既对传统经济学的理论提出了挑战，又呼唤可持续发展经济学理论体系的诞生。而要建立可持续发展经济学的理论范畴和理论体系，首先必须要弄清楚可持续发展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并依此规范该学科的研究内容，研究该学科的学科地位。
一 可持续发展实践需要可持续发展经济学的指导
由于可持续发展是人类在解决环境与发展这一矛盾的过程中取得辩证的统一后所形成的富有哲理的伟大思想成果，所以它不但在1992年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中获得了与会的国际组织和各国首脑的一致认可，而且也极大地推动了全世界各相关学科的学者对可持续发展基本理论的研究和各国政府对其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具体举措的制定工作。
从全世界学术界对可持续发展基本理论研究的角度看，1992年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召开以来，各个世界组织和经济学、哲学、政治学、生态学、地理学、环境科学、人口学、资源学、城市规划学、农学、林学、海洋科学等方面的学术团体、学者都从各自的角度研究可持续发展的概念理论以及与实行可持续发展战略相关的对策。截至1996年2月，仅国内外学者提出的可持续发展的定义就多达近百种。可持续发展正在成为世界争相研究的一大热点问题。世界银行与亚洲银行也成立了可持续发展委员会，各国和一些著名大学都相应地成立了一些官方的和民间的科研机构，如瑞典皇家科学院就成立了可持续发展研究所，我国北京大学成立了中国可持续发展研究中心等，使学术研究活动空前活跃。
从各国政府实施《21世纪议程》的角度看，各国政府也采取了相应的举措。其中中国政府走在世界前列，于1994年3月通过了由国家科委、国家计委牵头，52个部门与机构参与制定的世界首部国家级可持续发展战略——《中国21世纪议程》，并成立了中国21世纪议程管理中心，负责该议程的实施工作。
可持续发展经济学正是顺应上述政府和学术界研究和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的伟大实践而被提出研究的。我国最早提出开展可持续发展经济学研究的问题，见之于《中国21世纪议程》，该议程在“可持续发展经济政策”一章中的第“4.41”条就是专论“加强对可持续发展经济学的研究和培训活动”的。文中指出：“（a）鼓励高等教育机构重新考虑其课程设置，加强关于可持续发展经济学的研究；（b）鼓励在这些领域拥有专门知识的区域性和国际经济组织以及研究机构为政府官员提供培训和研讨；（c）鼓励产业部门和企业的管理人员参加有关可持续发展的管理和技术培训。”[8]
由此可以证明，可持续发展的实践急需可持续发展经济学的指导。加强对可持续发展经济学的研究，并用该学科的“专门知识”对政府官员、产业部门和企业的管理人员“提供培训和研讨”，是我国政府在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过程中对广大经济理论工作者的殷切期望。正是在这个背景下，中国生态经济学会理事长、我国著名经济学家刘国光在1994年9月召开的“全国资源、环境与经济发展学术讨论会暨中国生态经济学会第三届理事会年会”上的报告中提出了开展可持续发展经济学研究问题。他指出：“生态经济研究工作要适应世界环境与发展的趋势，同《中国21世纪议程》的要求相连接。因此，生态经济研究需要向‘可持续发展’的方向扩展。不仅研究生态经济学，更要加强对‘可持续发展经济学”的研究。”[9]
二 可持续发展经济学的研究对象
可持续发展经济学既然是国家在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过程中提出需要尽快建立理论体系的新兴经济学科，这就决定了国内外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的丰富实践，也反过来对可持续发展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从需求的角度作出了规定，需要经济理论工作者去加以提炼和抽象。
（一）可持续发展经济学研究对象之我见。根据上述原则，我认为可持续发展经济学是研究生态经济社会复合系统由不可持续发展向可持续发展状态转变及维持其可持续发展动态平衡状态运行所需要的经济条件、经济机制及其综合效益的学科。
为了进一步弄清楚可持续发展经济学研究对象上述表述的具体含义，这里再做如下六点解释：
1.可持续发展经济学研究的客体是生态经济社会复合系统，而不仅仅是被简化理解的可持续发展经济系统。
2.生态经济社会复合系统在其自身的矛盾运动中，可以表现为多种形态或阶段，用可持续发展的标准来衡量，可基本分类为不可持续发展阶段、向可持续发展过渡的起飞阶段、具有初步可持续发展水平和能力的阶段、具有较高可持续发展水平和能力的阶段这样四种阶段。所以严格地说，可持续发展只是生态经济社会复合系统的一种矛盾运动的状态，而且这种状态不是静止不变的，它可以分为不同的发展阶段，表现为一种动态平衡。
3.生态经济社会复合系统要实现由不可持续发展状态向可持续发展状态各阶段的转变需要具备相应的经济条件、经济关系和经济机制，这需要可持续发展经济学来加以回答。
4.生态经济社会复合系统要维持其已形成的可持续发展动态平衡的状态，需要相应的生产力条件、生产关系条件和上层建筑条件，这也需要可持续发展经济学理论来加以回答。
5.当生态经济社会复合系统处于上述四种不同状态时，会产生一定的综合效益，这种综合效益有些是人们所预期的，有些是人们所没有预期到的，但由于它能从相对应的角度反映系统的可持续发展水平，所以也应该由可持续发展经济学理论来加以回答。
6.由于处于可持续发展动态平衡状态的生态经济社会复合系统是由同时处于可持续发展状态的经济系统、社会系统和生态系统复合而成的，而后两类子系统要由不可持续状态过渡到可持续发展状态，同经济系统一样都需要具备一定的经济条件、经济关系和经济机制，所以，把这三个子系统实现可持续发展所需要的生产力、生产关系和相应上层建筑条件同时列入可持续发展经济学的研究视野，既有利于充分发挥该学科对实现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宏观指导作用，又使该学科具有很强的经济学特征。
（二）对目前国内可持续发展经济学研究对象观点之述评。目前，我国已经出版的可持续发展经济学方面的专著有多本。按出版时间为序，第一部是由贾华强教授著的《可持续发展经济学导论》（知识出版社1996年3月出版），该书未对可持续发展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作具体表述，它从可持续发展的概念、运行的一般前提、经济均衡、人口均衡、资源均衡、生态均衡以及走向优化可持续发展均衡7个方面，论述了可持续发展的有关理论问题。第二部是由潘家华研究员著的《持续发展途径的经济学分析》（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7年6月出版），该书也未对可持续发展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作具体表述，但在其“前言”中指出：“我觉得有必要应用经济学方法考察各种持续发展途径的特点、局限及其实践含义，在此基础上探讨持续发展的市场调控机理及其政策含义，以实现符合效率原则的环境持续。”“本书在体例结构上仍延续1992年完成的博士论文，主要以西方有关的理论与方法为基础展开研究。”（见第4页）这表明该书的宗旨并不是研究可持续发展经济学，而是应用西方经济学的理论与方法，对持续发展途径的一些重要问题进行经济学分析。第三部是由刘思华教授主编的《可持续发展经济学》一书（湖北人民出版社1997年10月出版），这是该教授主持完成的国家社会科学重点研究项目的成果之一。
刘思华教授在该书中对可持续发展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作出了明确的定义，并按这个定义展开了对该理论体系的探索。该书指出：“我们可以把可持续发展经济学定义为：是从多种学科的结合与综合上，‘着重研究人类经济活动的需求与生态环境资源的供给之间的矛盾过程所发生的可持续发展经济系统的可持续发展经济问题和所体现的可持续发展经济关系发展规律及其机理’的科学。这就告诉我们，可持续发展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主要不是研究‘生态—经济—社会’三维复合系统的矛盾及其运动和发展规律；而是以此为范围在三维复合系统的总体上着重研究可持续发展经济系统的矛盾运动和发展规律，即是从可持续发展系统的总体上揭示可持续发展经济系统的结构、功能及其诸要素之间的矛盾运动和可持续发展的规律性的科学。”[10]
应该说，该书在我国第一次提出了可持续发展经济学的定义和研究对象的系统见解，其学术探索价值是非常大的。它为人们树立了一个参照系，以进一步思考这个提法的准确性、全面性，并以此为基础，探索对可持续发展经济学研究对象的其他思维空间及其提法，并建立相应的理论体系和概念体系。而在某一个新兴学科创立初期，在对其研究对象的理解和表述中出现两种或两种以上的论点，这对学科在讨论中迅速发展是十分有意义的。例如，我在研究了刘思华教授的上述论点及其著作内容后，就形成了该书是力求建立一个狭义理解的可持续发展经济学理论体系的观点，正如作者所论是以生态经济社会复合大系统“为范围在三维复合系统总体上着重研究可持续发展经济系统的矛盾运动和发展规律”。由于可持续发展的目标是“建立可持续发展的经济体系、社会体系和保持与之相适应的可持续利用的资源与环境基础”[11]，即同时建立可持续发展的经济系统、社会系统和生态系统，所以，如果从广义角度来理解，在对可持续发展经济系统的经济机制及其运行规律进行探索的同时，还必须认识到，人类在建立可持续发展的社会系统和生态系统的过程中，也有很多问题需要从经济学角度来解决。因此，人们除了建立狭义理解的可持续发展经济学理论体系外，还应建立一个广义理解的可持续发展理论体系，这是实现可持续发展战略之需要。正是从这种观点出发，我提出了自己对可持续发展经济学研究对象的上述观点，以求建立一个广义理解的可持续发展经济学理论体系。
三 可持续发展经济学的研究内容
根据上述对可持续发展经济学研究对象的观点，我认为，该学科的主要研究内容可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研究可持续发展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基本概念和基本范畴。这是使该学科能立于经济学科之林的基础性工作。为此，就要研究该学科同其相关学科的联系和区别，以便于从相关学科，特别是生态经济学等引进一些较成熟的概念，创立该学科不同于其相关学科的独立的概念和范畴。
（二）研究生态经济社会复合系统的结构、功能和运行状态。由于可持续发展经济学是研究生态经济社会复合系统由不可持续发展状态向可持续发展状态转变及维持可持续发展状态运行所需要的经济条件、经济关系和经济机制的学科，所以它必须对生态经济社会复合系统的结构、功能和各类运行状态或阶段（不可持续发展阶段、向可持续发展过渡的起飞阶段、具有初步可持续发展水平和能力的阶段、具有较高可持续发展水平和能力的阶段）进行系统探索，从中寻求可持续发展基本经济规律和理论。
（三）分别研究形成生态经济社会复合系统的上述四种状态的各自的经济条件、经济关系和经济机制，从中找出促使系统由不可持续发展状态向初步可持续发展状态过渡及由初级可持续发展状态向较高程度可持续发展状态过渡所需要具备的经济条件、经济关系和经济机制。
（四）研究使生态经济社会复合系统由不可持续发展状态向可持续发展状态过渡过程中以及维持系统处于可持续发展状态所具备的物质流、能量流、信息流、人流和价值流的运行条件、运行秩序及运行规则。
（五）对生态经济社会复合系统由不可持续发展状态向可持续发展状态转变及维持可持续发展状态运行产生的综合效益（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的综合）及其成本收益状况进行分析和综合评价，并建立可持续发展经济指标体系。
（六）在对可持续发展的经济系统（包括生产系统、流通系统、分配系统、消费系统）的运行规律进行系统探索的同时，对社会系统和生态系统实现可持续发展所需要的经济条件、经济关系和经济机制进行系统研究。
第四节 可持续发展经济学的学科地位
由于可持续发展经济学的产生是全世界经济社会进入可持续发展时代的需要，所以它必定是21世纪指导人类经济社会活动的主流经济学科之一。这就决定了可持续发展经济学是一门边缘性、综合性的理论经济学科，它既广泛地吸收了政治经济学、生产力经济学、生态经济学、发展经济学、宏观经济学、微观经济学等学科，特别是生态经济学的理论营养，又与这些学科有一定的区别。
一 可持续发展经济学是一门理论经济学科
可持续发展经济学能作为理论经济学科的根本之点在于，它不是从局部和微观上，而是从整体和宏观上来探索如何使资源配置的机制从传统发展模式转移到有利于可持续发展模式全面推进的系统规律的学科。也就是说，它的理论体系的建立和应用，将从根本上影响和改变人类资源配置的方向、资源配置的预期目标和资源配置的内在机制。所以可持续发展经济学必然属于抽象化程度较高的理论经济学科，而不属于应用经济学科。从某种意义上说，目前被列为理论经济学的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在本质上应属于可持续发展经济学的研究范围。
（一）可持续发展经济学能从理论指导上影响和改变人类资源配置的方向。所谓“资源配置，是指经济中的各种资源（包括人力、物力、财力）在各种不同的使用方向之间的分配。”[12]可持续发展经济学对经济中的各种资源的配置方向的指导作用在于，它要使各种资源在各种不同的使用方向之间的分配中贯彻可持续发展原则，既建立可持续发展的经济系统，又建立可持续发展的社会系统和生态系统。这同传统经济学在论述资源配置时只重视各种资源在各种不同的经济使用方向之间的分配的着眼点是有着明显的区别的。
（二）可持续发展经济学能从理论指导上影响和改变人类资源配置的预期目标。人类的任何配置资源的活动在其进行之前都有着预期的目标，并在其进行过程之中和之后产生相应的后果。过去，传统经济学往往把资源配置片面地理解为是对生产要素资源的配置，所以资源配置的预期目标就主要着眼于经济效益和效率，而未把生态效益和社会效益放在预期目标之中。这是传统经济学导致经济社会运行经常处于不可持续状态的根本原因。可持续发展经济学就要对传统经济学在这方面存在的问题加以剖析，并从理论上阐明有利于可持续发展的资源配置的预期目标体系，即把同步提高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作为其预期目标。这样就能从理论上影响和改变人类资源配置的预期目标，使资源配置的后果有利于经济社会和生态的协调和可持续发展。
（三）可持续发展经济学能从理论指导上影响和改变人类资源配置的内在机制。可持续发展经济学作为一门理论经济学，在研究人类按照可持续发展原则进行资源配置，建立符合可持续发展要求的生态经济社会复合大系统的基本规律时，必然要研究其制度创新问题。这必然涉及在进行资源配置时如何按照可持续发展的要求建立新的内在运行机制的问题。从而不仅丰富和发展了经济学的资源配置机制理论，而且对指导实际工作起到了巨大的促进作用，即从理论上影响和改变着人类资源配置的内在机制。
二 可持续发展经济学与生态经济学的渊源关系
可持续发展经济学的直接学科派生来源是生态经济学。也就是说，可持续发展经济学是在生态经济学理论体系建立起来的基础上，一部分生态经济学家适应可持续发展思想被全世界所接受的新形势，并相应扩展其研究领域，逐渐形成了其理论体系。所以，同为理论经济学的可持续发展经济学和生态经济学之间存在着非常明显的历史渊源关系。这种关系又可具体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研究对象的历史渊源关系。研究对象的历史渊源关系表现在，可持续发展经济学是研究生态经济社会复合系统这个客体实现协调和可持续发展的经济条件、经济关系和经济机制的学科，而“生态经济学是从经济学角度研究生态经济系统的结构和运动规律的学科”[13]，这二者的研究客体中前者比后者多了一个“社会”二字，说明前者的研究客体比后者要复杂，但又可以将后者在研究生态经济系统的结构、功能及其运动规律中所形成的一些较成熟的理论加以吸收，运用到对生态经济社会复合系统的研究之中。例如，可持续发展经济学在研究配置资源引起生态经济社会复合系统的结构和功能变化而产生的经济效益、生态效益和社会效益的不同组合问题时，就可以吸收生态经济学关于经济效益和生态效益研究中所形成的成熟理论，并进而对社会效益及三者之间的复合效益进行深入研究，以便形成自己的理论体系。
（二）研究侧重点的历史渊源关系。研究侧重点的历史渊源关系表现在，可持续发展经济学在研究通过资源配置实现经济、社会和生态的协调和可持续发展的规律时，可广泛地吸收以研究经济与生态协调发展为宗旨的生态经济学研究的很多成熟理论。这是因为，早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就初步形成其理论体系的生态经济学就申明，它“不是从一般意义上去研究社会经济发展与自然生态的对立统一关系的，而是着眼于合理地发展社会经济，研究经济与生态的协调发展的规律。因此，生态经济学不能为使经济与生态协调发展就提倡所谓‘零增长率’，更不能借口维护自然生态平衡而反对发展经济。恰恰相反，它是要研究如何在经济发展中合理遵守自然生态规律，并把经济规律和生态规律相结合综合运用到经济建设之中，使社会经济能得到合理的较高速度的发展，并能在发展经济的过程中注意保护生态环境和自然资源，保持生命系统和环境系统的协调发展，使社会经济高速度发展有后劲。”[14]很明显，生态经济学早就阐明的这一观点同可持续发展经济学现在所要研究的侧重点是完全一致的。后者应广泛吸收前者在这方面研究中所形成的较系统的理论，为形成自身的理论体系服务。
实际上，可持续发展的根本点就是经济、社会的发展与资源、环境相协调，其核心就是生态经济学一贯提倡的生态与经济的协调发展。这是可持续发展经济学同生态经济学有着无法割断的历史渊源关系的根本原因。这一点，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的专家们在其《我们共同的未来》一书提出“可持续发展”的战略思想及其概念时，就同时强调了生态经济因果关系的重要性。该书在论述了全球经济与生态互相关联的发展及其形成的危机后指出：“这些相关的变化将全球的经济和全球的生态以新的形式联结在一起。我们过去一直对经济发展给环境带来的影响表示关注。现在我们被迫对于生态压力——土壤、水域、大气和森林的退化对经济前景产生的影响予以关注。从不久以前起，我们又被迫面对各国经济上的互相依赖性急剧增加这个现实。我们现在被迫习惯于各国在生态上的日益增加的互相依赖性。生态和经济越来越紧密地交织在一起——在局部、地区、国家和全球范围内——成为一张无缝的因果网。”[15]
（三）骨干研究力量的历史渊源关系。骨干研究力量的历史渊源关系表现在，国内外很多研究可持续发展经济学的学者都有过研究生态经济学的历史。以我国为例，中国生态经济学在研究环境与发展问题方面起步于20世纪80年代初。早在1980年，著名经济学家许涤新就倡导中国的生态经济学研究，对当今世界在选择可持续发展道路上取得共识也有一定的贡献。中国生态经济学研究的发起者之一、已故的中国生态经济学会副理事长马世骏先生就是参与起草《我们共同的未来》这一历史性报告的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的委员之一。马世骏教授在20世纪80年代初就同我国著名经济学家许涤新一起在中国倡导生态经济学研究，并提出了“社会—经济—生态复合系统”这一著名论点，为可持续发展理论研究指明了研究客体和研究对象。我国著名经济学家、中国生态经济学会理事长刘国光在1994年的学会理事会年会上的发言中就提出：“要从生态经济向‘可持续发展’，将生态、经济、社会统一起来研究，拓展研究面”，“首先是‘可持续发展经济学’要尽快形成理论体系”。[16]应当说，刘国光教授的这一倡导对指引我国一批卓有成就的生态经济学家由生态经济学研究扩展到可持续发展经济学研究起了重要促进作用。其中，刘思华教授就是在出版了《理论生态经济学若干问题研究》和《当代中国的绿色道路》等著作之后，又主编了《可持续发展经济学》一书；笔者也是在先后出版了《生态经济学》、《城市生态经济学》、《资源生态经济学》这三部过百万字的著作后，又把研究领域扩展到可持续发展经济学的。在《资源生态经济学》中，笔者曾申明，该书是“以可持续发展思想为主线”而写成的，指出资源生态经济学“的宗旨就是要探索人类实现资源、人口、经济、社会与生态环境之间的协调和可持续发展的基本理论及对策，为解决世界和中国的环境与发展问题提供理论依据。”[17]该书已经突破了过去生态经济学的生态经济系统、生态经济效益、生态经济再生产这些仅仅以研究生态与经济关系的界限，而把“社会”二字加到全书各个概念体系之中，提出了生态经济社会总资源、生态经济社会资源复合系统、生态经济人口三种再生产和生态经济社会“三效益”等概念。应该说，该书在由生态经济学向可持续发展经济学过渡，在探索有限资源下经济、社会和生态的协调和可持续发展规律方面，有着重要意义，进一步证明了可持续发展经济学同生态经济学之间特殊的历史渊源关系。
尽管可持续发展经济学同生态经济学有着特殊的历史渊源关系，并要广泛吸收生态经济学丰富的理论营养，但由于前者研究的角度要宽于后者，并且要围绕可持续发展这个基本范畴来研究各种经济学理论问题，这就决定了该学科必然要形成自己相对独立的理论范畴和理论体系，特别是在可持续发展的经济制度创新、可持续发展的社会体系建设的成本与效益、可持续发展的经济社会和生态三大系统间的协调运行等理论方面，要进行各种理论创新。
三 可持续发展经济学同其他相邻学科的关系
（一）可持续发展经济学同发展经济学的关系。可持续发展经济学同发展经济学二者存在着既相互区别又相互联系的关系。
可持续发展经济学同发展经济学之间的区别决不仅仅是前者是在后者的基础上加上了“可持续”三个字，而是研究对象的根本区别。“发展经济学以发展中国家经济为研究对象。其任务是研究发展中国家经济从落后状态发展到现代化状态的规律性，研究其发展的过程、发展的要素及应该采取的发展战略和发展政策等。”[18]可持续发展经济学是研究生态经济社会复合系统由不可持续发展状态向可持续发展状态转变及维持其可持续发展动态平衡状态运行所需要的经济条件、经济关系、经济机制及其综合效益的学科。由于可持续发展不仅是发展中国家的目标，也是发达国家的目标，所以可持续发展经济学所探索的规律带有上述两类国家之间的通用性，是研究在这两类国家中走可持续发展道路所需遵循的普遍原则；而不像发展经济学只探索发展中国家发展的规律性，所概括的规律和原则只适应于发展中国家。
可持续发展经济学同发展经济学相互联系的一面在于：这门学科在探索发达国家的生态经济社会复合系统由不可持续发展状态向可持续发展状态转变及其维持可持续发展状态运行的经济规律的同时，还要以较大的注意力研究发展中国家的人口、资源、环境、经济和社会协调和可持续发展的规律性。这后一方面的内容在传统的西方发展经济学中涉及虽较少，但在可持续发展思想被全球所接受之后，经修改的国内外发展经济学新版本也相应地加上了这方面的内容。这就增加了这两门学科相互融合的内容。可持续发展经济学应吸收这方面的研究成果，并吸收发展经济学对经济发展问题的科学论述。
（二）可持续发展经济学同环境经济学的关系。可持续发展经济学和环境经济学都要从不同角度研究环境与发展问题。后者在发达国家有几十年甚至近百年的研究历史。特别是在20世纪初由剑桥大学教授马歇尔（Marshall）和庇古（Piaou）提出经济的外部性和外部不经济的理论后，该学科从西方经济学中逐渐独立出来，成为以环境与经济之间的相互关系为特定研究对象，以经济的外部性作为研究的侧重点，以环境的污染和治理、生态平衡的破坏和恢复为主要研究内容的经济学科。很明显，这是一门应用性很强的经济学科。它的很多理论可以被吸收到可持续发展经济学理论体系中来，这对于引导人们在配置资源时使其所产生的外部不经济行为减少到最低限度，实现经济社会生态的协调和可持续发展，有着重要的意义。当然，可持续发展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和研究内容要广泛得多，它还要研究环境经济学内容之外的其他很多重要领域。
[1] 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编著：《我们共同的未来》，世界知识出版社1989年版，第16—17页。
[2] 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编著：《我们共同的未来》，世界知识出版社1989年版，第19页。
[3] 同上。
[4] 厉以宁、章铮：《环境经济学》，中国计划出版社1995年版，第13页。
[5] 马传栋：《资源生态经济学》，山东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37—341页。
[6] 保罗·A.萨缪尔森、威廉·D.诺德豪斯：《经济学》第12版，中国发展出版社1992年版，第1360页。
[7] 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编著：《我们共同的未来》，世界知识出版社1989年版，第27页。
[8] 《中国21世纪议程》，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24页。
[9] 刘国光：《把握持续发展的新时代，深化生态经济理论与实践，为实现小康和进一步步入中等发达国家做贡献》，载《21世纪可持续发展战略的理论基石》，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29页。
[10] 刘思华主编：《可持续发展经济学》，湖北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22—23页。
[11] 《中国21世纪议程》，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7页。
[12] 厉以宁：《非均衡的中国经济》，经济日报出版社1991年版，第2页。
[13] 马传栋：《生态经济学》，山东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1页。
[14] 马传栋：《生态经济学》，山东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18页。
[15] 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编著：《我们共同的未来》，世界知识出版社1989年版，第20页。
[16] 刘国光：《把握持续发展的新时代，深化生态经济理论与实践，为实现小康和进一步步入中等发达国家做贡献》，载《21世纪可持续发展战略的理论基石》，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25页。
[17] 马传栋：《资源生态经济学》，山东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页。
[18] 洪银兴、林定锭：《发展经济学通论》，江苏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