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努比亚乔治二世宫廷上的外交失利

10世纪后四分之一时期的法拉斯（今埃及）和栋古拉（今苏丹）

这面壁画破损严重，时间将其表面抹去了一大半。我们难以辨别出画面中的人脸，他正对着我们站立，看起来比真人要高大一些。他穿着白色宽松束腰外衣，棕色的右手停在胸前，外衣的袖子镶着花边。右手装饰着黄色细线网，也许是用金线制成的，上面点缀着绿色和红色的圆点，这些圆点也许代表着宝石。外衣用一条镶金的红黄相间的腰带紧束。他身披白色长斗篷，手拿金十字架，披风下摆挂着三个相连的黄色圆球（也是金的），也有绿色和红色的宝石镶嵌其中。这是皇室显贵身上才有的标志。我们发现，他头上只有一只耳朵和一根羽支。皇冠上饰有宝石和十字架，由绿色的头饰和主教冠状的小圈制成，皇冠顶端有一枚六角星。他的背后站着圣母玛利亚。她同样正对着我们，仿佛守护神一般高高在上，怀里抱着裹着红披风的耶稣，红披风上饰有棕色波纹。壁画的两边，人们用希腊文记录了这个传说。希腊文是努比亚教堂举行礼拜仪式时使用的语言。传说中写道，受到圣母玛利亚和她的孩子救世主耶稣庇佑的，是乔治皇帝（Georgios）——扎迦利（Zacharie）之子。我们认为画上的人是乔治二世，而且从周围环境可以推测，壁画是在975年左右完成的。

从1954年埃及阿斯旺高坝奠基，到1972年建造的人工湖达到最高水位，许多考古团队紧急前往即将完全淹没于水下的努比亚地区进行考察。1960—1970年，在联合国的帮助下，以此为目的的“努比亚行动”展开了一些蔚为奇观、史无前例的文物拯救行动，尤其是将阿布·辛拜勒（Abou Simbel）和菲莱岛[1]上各王朝的神殿分块迁移，并在新的河岸上进行重建的保护行动。这些行动在全球范围内传播了“遗产”的理念，并且保护了一些法老时代的珠宝，这些珠宝大有发展旅游业的可能；同时，这些行动还为国际考古队提供了勘探和挖掘的方法，并丰富了几千年来努比亚文明的考古文献。波兰考古队就是在这个背景下，挖掘位于努比亚苏丹地区的法拉斯遗址的。

长期以来，我们认为法拉斯很有可能就是古代的帕科拉斯（Pakhoras）。帕科拉斯是基督教王国诺巴迪亚的首都，7世纪曾一度独立，不过时间很短，后来又成为马库利亚王国（参见第3章）的马里斯省（Marîs）教区的首府。在波兰考古队之前，人们发现一座巨大的“kôm”，这个词在埃及阿拉伯语中指人为形成的土丘。土丘高十五米，顶上立着土耳其城堡和科普特修道院的断壁残垣。在土丘的下层，在后期建筑的沙子瓦砾之下，发现了一度被摧毁的雄伟建筑。这是一片宗教建筑群，年代处于8—14世纪。建筑群中央建有三间厅堂的大教堂，厅堂用大块砂岩和长二十几米的烧制砖建成。8世纪初，大教堂建立在过去长方形廊柱大厅的地基之上，地基用生砖筑成。在教堂祭台的半圆形后堂，也就是建筑群东南部，竖立着一座小纪念堂，里面安放着11—12世纪努比亚主教们的遗体。在大教堂大门左手边，也就是遗址北部，分布着主教和省督（总督）的宫殿、从前的修道院以及几处住所。大教堂大门右手边，也就是建筑群南部，保留着另一座教堂和早先几位主教的坟墓。

帕科拉斯大教堂的发现在发掘者中间引起了一阵骚动，当时许多媒体也纷纷响应。大教堂保留了原来的地基和一部分穹顶。自14世纪被弃用之后，大教堂之所以能保留一部分，全靠上层堆积的沙子和碎片将之掩埋。很快，这座堆积而成的土丘因顶上新建的建筑而固定不动了。也许，更令人印象深刻的是，大教堂保留了壁画，毕竟对于历史来说壁画更为珍贵。考古人员当场研究并复制了壁画，然后将之从墙上剥离。他们在壁画上发现最多的是古代的人物。除耶稣生前的画面（《旧约》并没有给努比亚的艺术家多少启发，除“火炉里的三个希伯来人”这一明显的特例），这些壁画表现了对圣母玛利亚、大天使、圣人和使徒这些保护者的偏爱。但是，其他图像则明显像是官方为了纪念帕科拉斯的主教，甚至是皇帝、皇后以及达官贵人而创作的。这也就是说，教堂右殿的一间侧面房间是为其中某些人物准备的。壁画所描绘的人物中有一位名叫克鲁多斯（Kollouthos）的主教、受圣皮埃尔庇佑的帕科拉斯主教皮埃尔（Petros），甚至还有乔治二世与圣母玛利亚。

1964年，大教堂淹没于人工湖水下。就在差不多刚好一千年以前，埃及的新主人法蒂玛人（fatimide）急遣一位大使前往努比亚。“阿斯旺人”伊本·苏拉伊姆·阿里-乌斯瓦尼（Ibn Sulaym al-Uswânî）很有可能就是在972—973年执行这一任务的使臣。他根据这段经历，总结了一部名为《努比亚人的历史》的作品。这部作品现已失传，但是，其中大部分片段被后来的阿拉伯作家保存了下来。旅行家留下的片段成了对基督化努比亚的仅有的亲眼见证。这部作品包含间谍加使臣的作者自认为能够记录下的所有信息，包括地理环境、国家领土划分、行政组织、努比亚王国马库利亚的资源等。

阿里-乌斯瓦尼被派往吉尔吉斯（Jirjis）皇帝身边，Jirjis是乔治（Georgios）或乔治二世的阿拉伯拼法。阿里-乌斯瓦尼传达了两个请求。第一个请求，就是恢复《巴克特条约》中商业条款的效力。两个世纪以来，两国严格遵守《巴克特条约》，但是，据此我们推断努比亚人已有一段时间没有具体实施条约内容了；努比亚人同意了，并且表示国王认为即便这个不平等条约再次生效，他也足够强大，能够承担其后果——不过，也许还没有强大到能够拒绝这个请求。第二个请求，就是努比亚国王皈依伊斯兰教。国王召集顾问大臣商议后，拒绝了使臣的请求，并且反过来请他皈依基督教。大使应满足于这个回复——埃及国王提出这样的请求，说明他自认为足够强大——不过，也许还没有强大到能够强制执行这一请求。

科普特教编年史作者虔诚地记录下了亚历山大城的科普特“教皇”的生平。历经几个世纪，他们创作了一部巨著《大主教史》（l'Histoire des Patriarches）。有时，在这部有关埃及教会（穆斯林作者称为雅各布派教会）的连续不断的传记中，他们融入了有关其他东方教会的叙述，后者也服从亚历山大城的管辖。因此，我们时而从中发现埃塞俄比亚或基督化努比亚的相关细节。这些细节很重要，但却不为人知。记录费洛特（Philothée）大主教（979—1003年科普特教会的领袖）生平的作者，就为我们叙述了一段别无旁证的历史；这段历史发生在阿里-乌斯瓦尼拜访栋古拉之后的几年时间里：埃塞俄比亚国王给努比亚国王吉尔吉斯（也就是乔治二世）寄了一封信，请求努比亚国王前往大主教身边进行调解，从而使埃塞俄比亚国王获得主教赦罪，并为他和他的王国所遭受的诅咒画上休止符。简言之，乔治皇帝被赋予了一项调停的任务，埃塞俄比亚皇帝请求乔治皇帝帮他得到费洛特大主教对埃塞俄比亚教会新任都主教（métropolite*）的认可。我们从《大主教史》中得知，努比亚君主对这个请求给出了肯定的答复，并在邻国埃塞俄比亚国王的信后附上了自己的一封信。调停是顺利的，因为大主教指定了某位名叫丹尼尔（Daniel）的圣马凯尔修道院的埃及修道士，将他派遣至埃塞俄比亚。这次事件十分紧急，由于教会夺权和王朝危机同时发生，情形混乱，埃塞俄比亚国王不得不把教会的命运交由一个仅仅符合埃及人这一项必备条件的人。但这个条件还远远不够，他永远不会得到大主教的认可。从此，所有继任的大主教都不再允许这种近乎分立教会的事情发生。于是，在之后的几十年间，埃塞俄比亚基督徒的都主教一直没有获得认可。没有都主教，神甫又是否被祝圣呢？我们不得而知。总而言之，当埃塞俄比亚国王写信给努比亚国王时，基督教面临一场灾难，当时的情形已经预示了基督教不久之后的消亡。同样严重的是，一位异教徒皇后掌了权，烧毁了村落和教堂，使全国笼罩在恐怖的阴影之下。埃塞俄比亚国王称这些不幸都是源于过去的错误，他借努比亚国王之口，低声下气地请求大主教结束这一切。

几年前，埃及新建的伊斯兰教政权请求努比亚国王乔治二世皈依伊斯兰教；几年后，乔治二世又收到了在埃塞俄比亚和埃及科普特教会大主教中间说情的请求，其古怪程度不亚于前者。我们可以推测这层三角关系不只是“多边”外交的单纯巧合。与邻国初次往来的时候，我们会以尝试一下不会带来什么损失为借口，然后请求邻国国王皈依本国的宗教吗？尤其是在我们没办法强制邻国这么做的时候？而且，为了说动严守教规的大主教，我们会请求一个几乎并无什么交集的邻国国王去大主教那里为自己说情吗？而且，如果大主教拒绝通融，自己难免就会名声扫地。因为大主教严守教规是有理有据的：天授的宗教权威不容分割，也不容分辩。从教规来看，亚历山大城的教会当然更愿意看到埃塞俄比亚重新陷入信奉异教的困境，而不是看到埃塞俄比亚挣脱教规的严格束缚。但我们可以相信，在那几年，努比亚受到埃及政权和亚历山大城宗教权威的同等尊敬。努比亚是否应该将这份恩赐归功于圣母玛利亚的庇佑呢？圣母玛利亚站在努比亚的肩上，上天的美意眷顾努比亚，而埃塞俄比亚却拒绝了这份美意。总而言之，阿里-乌斯瓦尼能够证实努比亚当时十分繁荣；尽管当时正处于和平时期，努比亚国王仍提醒他，努比亚的军队数目庞大。

997年，乔治二世统治的尾声，另一位“麦勒卡”（melkite）基督教教会的主教，也就是我们所说的东正教教会主教，被任命至帕科拉斯，并在大教堂内定居。两大教会发起影响力的斗争，最后麦勒卡教会获得了胜利，但是，我们并不知道这次胜利在努比亚引起了什么样的反响。不过我们能猜测这次胜利的背景。麦勒卡派在埃及伊斯兰教徒的宫殿内策划了一场阴谋：哈里发阿里阿齐兹（al-Azîz）的正妻、储君阿里-哈基姆（al-Hâkim）的母亲，是一位麦勒卡教徒，她安排自己的一个兄弟担任开罗的主教。麦勒卡派想要取代科普特派，而哈里发很有可能支持教会分裂，所以麦勒卡派主教前往努比亚的事就能在外交上获得埃及的支持。虽然不能使努比亚国王皈依伊斯兰教，但能让努比亚王国遭受基督教教派纷争。阿里-阿齐兹记住了之前的教训；因为阿里-乌斯瓦尼的外交任务报告就是为他而写的。至于科普特大主教，在这个背景下，他还会拒绝支援努比亚吗？因为相比失去一个由异教徒和穆斯林组成的教会，还有更糟糕的事情——那就是眼睁睁看着努比亚落到了其他基督徒手中。

参考文献：

乔治二世的壁画如其他法拉斯图像一样，在遗址被淹没之前，从大教堂的墙上被剥离了下来。这幅壁画如今存于瓦索维（Varsovie）的波兰国家博物馆；其余图像存于喀土穆博物馆。壁画被多次出版，尤其是在Kazimierz Michałowski,Faras.Wall Paintings in the Collection of the National Museum in Warsaw（Varsovie,Wydawnictwo Artystyczno-Graficzne,1974）,n° 34（pp.173-176） 这部名录中。我们正是从这部作品中得出了关于遗址的发现以及工作情况、壁画提取情况的要素。斯特芬·雅各比尔斯基（Stefan Jacobielski）在这部作品的第291页和第292页编录了希腊语的说明文字，编号为18。

有关法拉斯发掘情况，参考了以下几部作品：K.Michałowski,Faras.Fouilles polonaises 1961 [= Faras Ⅰ]（Varsovie,Éditions scientifiques de Pologne,1962）; K.Michałowski,Faras.Fouilles polonaises 1961—1962 [= Faras Ⅱ]（Varsovie,1965）; Stefan Jakobielski,Faras Ⅲ.A History of the Bishopric of Pachoras on the Basis of Coptic Inscriptions（Varsovie,1972）;Jadwiga Kubińska,Faras Ⅳ.Inscriptions grecques chrétiennes（Varsovie,1974）;Janusz Karkowski,The Pha raonic Inscriptions from Faras[=Faras Ⅴ] （Varsovie,1981）;Włodzimierz Godlewski,Faras Ⅵ.Les Baptistères nubiens （Varsovie,1979）; Małgorzata MartensCzarnecka,Les Éléments décoratifs sur les peintures de la cathédrale de Faras[Faras Ⅶ]（Varsovie,1982）;Tadeusz DzierżykrayRogalski,Faras Ⅷ.The Bishops of Faras.An AnthropologicalMedical Study（Varsovie,1985）。

有关研究综述，参考了K.Michałowski,Faras.Die Kathedrale aus dem Wüstensand（Cologne,Benziger Verlag,1967）。

关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起的努比亚行动，参考了Fekri A.Hassan,The Aswan high dam and the international rescue Nubia campaign,African Archaeological Review,24,2007,pp.73-94。

我们之所以认为帕科拉斯和法拉斯是同一个地方，还参考了Francis L.Griffith,Pakhoras-BakharâsFaras in geography and history,Journal of Egyptian Archaeology,11（3-4）,1925,pp.259-268。

有关阿里-乌斯瓦尼的叙述，节译自Gérard Troupeau,La “Description de la Nubie”d'al-Uswānī（IVe/Xe siècle）,Arabica,t.1,fasc.3,1954,pp.276-288。

有关栋古拉考古团的部分细节，参考Joseph Cuoq,Islamisation de la Nubie chrétienne（Paris,Paul Geuthner,1986）,pp.56-57。

如果要研究阿里-乌斯瓦尼旅行的意图以及他讲述的历史，参考Hamad Mohammad Kheir,A contribution to a textual problem:Ibn Sulaym alAswānī's Kitāb aḫbār al-Nūba wa l-Maqurra wa l-Beğa wa l-Nīl,Annales Islamologiques,21,1985,pp.9-72。

埃塞俄比亚国王写给乔治二世的信件以及其他历史背景要素参考Stuart Munro-Hay,Ethiopia and Alexandria.The Metropolitan Episcopacy of Ethiopia（Varsovie et Wiesbaden,1997）,pp.130-138。

关于法拉斯大教堂的壁画方案，参考W.Godlews ki,Bishops and kings.The official program of the Pachoras（Faras）cathedrals,Between the Cataracts.Proceedings of the 11th Conference for Nubian Studies,Warsaw University,27 August-2 September 2006,première partie （Varsovie,2008）,pp.263-282。需要注意的是，作者以乔治三世（Georges Ⅲ）指代乔治二世（Georges Ⅱ）；这是根据他本人对努比亚国王年代表所做的修订，不过这项修订并未在专家中得到一致同意。

Martin Krause,Bischof Johannes Ⅲ von Faras und seine beiden nachfolder,dans Études nubiennes（Le Caire,1978）,pp.153-164，对法拉斯的麦勒卡派事件提出异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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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菲莱岛（Philae），位于埃及北部，在尼罗河上游，是古代宗教圣地；1970年阿斯旺水坝建成后，菲莱岛上的许多庙宇在被高坝水库的水淹没之前迁移到附近的阿加勒凯岛。——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