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宋初三先生与庆历新学

北宋仁宗庆历之际，在文化领域，由于古文运动、经学变古、排佛思潮等各种文化思潮的综合作用，思想文化界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动，出现了各种地区性的学术群体。这种地区性学术群体的繁荣昌盛，是北宋理学得以发生的基础。

一 “庆历之际，学统四起”

——北宋中期的思想文化界

宋初的这些地域性学术群体中，最著名的是“宋初三先生”创立和领导的团体。“宋初三先生”中，胡瑗长期担任苏州府学教授和湖州府学教授，创立了著名的“苏湖教法”，培养出了众多的人才。熙宁二年，他的弟子刘彝在回答宋神宗“胡瑗与王安石孰优”的问题时回忆说：“臣师当宝元、明道之间……遂以明体达用之学授诸生。夙夜勤瘁，二十余年，专切学校，始于苏、湖，终于太学，出其门者，无虑数千余人。”[52]可见胡瑗弟子群体之庞大与作育人才之众多。

孙复、石介则讲学于泰山，建造泰山书院，形成了一个以孙复为中心的学术团体。石介《泰山书院记》中说：“先生（孙复）亦以其道授弟子，既授之弟子，亦将传之于书，将使其书大行，其道大耀。乃于泰山之阳起学舍，构堂，聚先圣之书满屋，与群弟子而居之。……今先生游从之贵者，故王沂公、蔡贰卿、李秦州、孔中丞，今李丞相、范经略、明子京、张安道、士熙道、祖择之，门人之高第者，石介、刘牧、姜潜、张泂、李缊。”[53]由这一段记载可知，孙复以泰山书院为基地，结交了一大批志同道合的官僚士大夫，同时培养了一批有成就的门人弟子。

胡瑗与孙复一南一北，对宋初学术风气影响巨大。全祖望在《宋元学案》的“案语”中说：“宋世学术之盛，安定、泰山为之先河。程、朱二先生皆以为然。安定沈潜，泰山高明，安定笃实，泰山刚健，各得其性禀之所近。要其力肩斯道之传则一也。”[54]“安定”指胡瑗，“泰山”则指孙复。此处已指出两人学术风格之不同。《宋元学案》中另一处“案语”则进一步强调胡瑗和孙复的学风差异一直影响到他们的弟子，俨然已形成“学派”的差异：“泰山之与安定，同学十年，而所造各有不同。安定冬日之日也，泰山夏日之日也。故如徐仲车宛有安定风格，而泰山高第为石守道，以振顽懦，则岩岩气象，倍有力焉，抑又可以见二家渊源之不紊也。”[55]徐仲车，名徐积，字仲车，胡瑗弟子，有《荀子辩》《辩习》诸文，对于性、情等问题有初步的讨论。石守道，即石介，有《徂徕文集》《春秋说》等著作。全祖望的“案语”颇为生动，简明扼要地说明了胡瑗、孙复这两个学术群体在学术风格、取向上的不同，但又同为宋代义理之学的先锋。

关于胡瑗和孙复的学术风格和取向之不同，钱穆先生认为是南北地区学风之不同所导致的。概而言之，宋代儒学的独特之处在于对心性修养问题的关注，而此问题在唐代儒学中完全不受重视，乃系宋代学者出于“反佛老”的动机而发展出的新问题。关于心性问题，“在初期宋学中，北系孙复、石介一支，对此似少讨论。南系安定（胡瑗）一支，则接触到此方面者较多。故北系重韩愈，而南系特重颜子，此是一绝大界限”[56]。钱穆先生的这一评判从大处入手，具有极其敏锐的眼光，一语道破了胡瑗和孙复学术风格差异的根本之所在。总的来说，“宋初三先生”虽同为北宋儒学新思想、新学术的领头人物，但北方系统的孙复和石介毕竟和旧经学的渊源比较深，他们普遍重视《易》《春秋》这两部经典，认为是“圣人之极笔，治世之大法”，企图从中挖掘治理国家的方略、政策，犹有汉儒“通经致用”之遗风；而南方系统的胡瑗一系则已经初步接触到心性修养等关于人格提升、精神境界的问题。胡瑗比较重视《易》和《中庸》，教育学生从人格修养入手，在太学时，曾以“颜子所好何学”为论题以试诸生，程颐即由此脱颖而出。“北系重韩愈，而南系特重颜子”，确为孙复与胡瑗学术差异的鲜明标志。

宋代“义理之学”的兴起经历了一个漫长的酝酿、积累阶段，除了“宋初三先生”以外，还有许多学者为此做出了贡献，《宋元学案》将其概括为“庆历之际，学统四起”，具体而言，则有福建的“闽中四先生”（或称“古灵四先生”）、齐鲁的士建中和刘颜、浙东的“明州五子”“永嘉二子”等人，《宋元学案》将其分录为《古灵四先生学案》和《士刘诸儒学案》这两个学案。

全祖望为《古灵四先生学案》和《士刘诸儒学案》分别做了“案语”，这两则“案语”对我们了解庆历之际儒学发展的情况有重要的提示作用，现分别引录如下。

《古灵四先生学案》全祖望案语：

安定、泰山并起之时，闽中四先生亦讲学海上，其所得虽未能底于粹深，然而略见大体矣。是固安定、泰山之流亚也。宋人溯导源之功，独不及四先生，似有阙焉。[57]

《士刘诸儒学案》全祖望案语：

庆历之际，学统四起，齐、鲁则有士建中、刘颜夹辅泰山而兴；浙东则有明州杨、杜五子，永嘉之儒志、经行二子，浙西则有杭之吴存仁，皆与安定湖学相应；闽中又有章望之、黄晞，亦古灵一辈人也；关中之申、侯二子，实开横渠之先；蜀中有宇文止止，实开范正献公之先。筚路蓝缕，用启山林，皆序录者所不当遗。[58]

全祖望整理的“庆历之际，学统四起”的情况，大致是在胡瑗、孙复、石介“宋初三先生”的学术系统之外，受其影响或与其相关而兴起的一批民间儒学学者。这批学者中，福建的“古灵四先生”最为著名，其余则有附属于孙复学派的士建中、刘颜，与胡瑗学派相关的“明州五子”“永嘉二子”和杭州的吴存仁，与福建“古灵四先生”相关的则有章望之、黄晞。此外还有关中的侯可、申颜，蜀中的宇文之邵，分别被认为是张载和范祖禹的先驱。

根据全祖望的叙述，包括“宋初三先生”在内，“庆历之际”这批新兴的民间儒家学者的情况可以概括如下：

北学系统：孙复、石介（“宋世学术之盛，安定、泰山为之先河”）

北学齐鲁子系统：士建中、刘颜（“夹辅泰山而兴”）

南学系统：胡瑗（“宋世学术之盛，安定、泰山为之先河”）

南学浙东子系统：杨适、杜醇、楼郁、王致、王说“明州五子”；王开祖、丁昌期“永嘉二子”（“与安定湖学相应”）

南学浙西子系统：吴存仁（“与安定湖学相应”）

闽学系统一：陈襄、陈烈、周希孟、郑穆“古灵四先生”（“是固安定、泰山之流亚也”）

闽学系统二：章望之、黄晞（“亦古灵一辈人也”）

关学系统：侯可、申颜（“实开横渠之先”）

蜀学系统：宇文之邵（“实开范正献公之先”）

从中可以看出，当时这批学者的情况是比较复杂的。从大的系统来看，这些学者主要可以分为孙复、石介的“北学”系统、胡瑗的“南学”系统以及陈襄等“古灵四先生”的“闽学”系统，其他人大致依附于这三个系统。至于“关学系统”的侯可、申颜和“蜀学系统”的宇文之邵，实际上并不足以成为一个系统，从《宋元学案》等现有史料来看，侯可、申颜与张载的学术并无先后继承关系，宇文之邵和范祖禹之间也不存在联系，全祖望声称他们是张载、范祖禹的学术先导，应属夸大之词。

这批学者之间的相互关系以及他们与二程等早期理学家的关系亦值得我们关注。“宋初三先生”是理学的先导，这早已史有定论。胡瑗曾识拔程颐于太学，程颐终身以胡瑗为师，并在易学上受到胡瑗的影响，谈到易学时，常令学者先看王弼、胡瑗、王安石三家《易》注。“古灵四先生”之首的福建学者陈襄，对程颢、张载等早期理学家非常熟悉，并屡次向朝廷推荐，他在《熙宁经筵论荐三十三人品目》中说：

太子中允、监西京洛河竹木务程颢，性行端醇，明于义理，可备风宪。

著作佐郎、崇文校书张载，养心视道，不苟仕进，西方学者，一人而已。[59]

陈襄的评语恰当而明确，说明他对这些被推荐的人物都十分了解。他评论程颢“明于义理”，又高度评价张载是“西方学者，一人而已”，表明他十分清楚这些早期理学家的学术重量和地位。全祖望说陈襄“能留心天下之人才”，所荐之士，“其中多讲学者，自胡公、二程、张子外，盛侨、吴孜、刘彝、顾临、周颖、倪天隐皆安定弟子，杨国宝、贾易皆伊川弟子，而孙觉、管师常则先生之徒而卒业于安定者……先生又尝以徂徕忠义经术，乞官其子”[60]。陈襄荐士的范围遍及当时的各个学派，除了胡瑗、二程、张载以外，他还推荐了胡瑗和程颐的一大批弟子门人，并且陈襄本人还有一批弟子“卒业于安定”，即从陈襄门下又改从胡瑗学习。这些情况，在在说明了当时儒学新兴学派的繁盛和各个学派之间交流之密切。

被全祖望列为“开横渠之先”的关学学者侯可，也是一个值得一说的人物。侯可是二程的母舅，程颢有《华阴侯先生墓志铭》一文，记录了侯可的生平和学行。侯可（字无可）“少喜穰苴、孙武之学，兵家事无所不通。尤详于西北形势，谈其山川道路、郡县部族，纤细备具，听之者宛如在目前”[61]，是张载一流的人物。侯可后来折节读书，并热心推广教育，以师道自处——“平生以劝学新民为己任。主华学之教育者几二十年。官之所至，必为之治学舍，兴弦诵，其所以成就材德，可胜道哉？先生之文，尤长于诗，晚益玩心于天人性命之学，其自乐者深矣。”[62]程颐有《闻舅氏侯无可应辟南征诗》云：“词华奔竞至道难，茫茫学者争驱驰。先生独奋孟轲舌，扶持圣教增光辉。志期《周礼》制区夏，人称孔子生关西。当途闻声交荐牍，苍生无福徒尔为。道大不为当世用，著书将期来者知。”[63]程颐说侯可声名远扬，“人称孔子生关西”，此或为溢美之词。但侯可无疑是关中重要的儒家学者，他作为二程的母舅，对二程的思想应该有一定的影响作用。他的孙子侯仲良则是二程的弟子。

北宋庆历之际的这批学者，数量众多，相互之间有着密切的交往，有师生、朋友、亲戚等关系，并通过这些关系网络形成了诸多的地域性学术团体。较之北宋前期株守汉唐学风的儒者而言，庆历年间的儒家学者已经有了很大的变化，他们不太重视经学注疏，而是努力以原创性的作品体现自己的见解，如“夹辅泰山而兴”的士建中，“先生所著述，如《道论》以言帝王之道，《原福》以究祸福之本，《原鬼》以明鬼神之理，《随时解》以著守正背邪、遗近趋远之说，皆醇儒之言也”[64]。“永嘉二子”之一的王开祖，“先生见道最早，所著有《儒志编》……是时，伊、洛未出，安定、泰山、徂徕、古灵诸公甫起，而先生之言实遥与相应”[65]。从这批学者的言论思想中可以看出，当时的儒学已经处于急剧变动之中，传统的义疏之学已经不能引起学者的兴趣，以义理思辨见长的“理学”或“道学”这样一种思想形态已经呼之欲出，只是尚未有人能够有足够的学力将这种思想明确表达出来。全祖望说，庆历之际，是“儒林之草昧”，而这批学者则是“濂洛之前茅”，这是对北宋中期思想界躁动状况的绝佳形容。

二 “宋初三先生”对于“义理之学”的导向作用

北宋庆历之际的这批学者中，以“宋初三先生”最为著名，后人对他们的评价也最高，以下引录北宋和南宋学者的言论为证。

欧阳修在为胡瑗作的《胡先生墓表》中说：“师道废久矣！自明道、景祐以来，学者有师惟先生暨泰山孙明复、石守道三人，而先生之徒最盛，其在湖州之学，弟子去来常数百人，各以其经转相教授。其教学之法最备，行之数年，东南之士莫不以仁义礼乐为学。”[66]

朱熹在回答弟子关于“本朝道学之盛”的问题时说：“亦自有渐。自范文正以来已有好议论，如山东有孙明复，徂徕有石守道，湖州有胡安定，到后来遂有周子、程子、张子出。故程子平生不敢忘此数公，依旧尊他。若如杨、刘之徒作四、六骈俪之文，又非此比。然数人者皆天资高，知尊王黜霸，明义去利。但只是如此便了，于理未见，故不得中。”[67]《朱子语类》中另一处则说：“本朝孙、石辈忽然出来，发明一个平正底道理自好，前代亦无此等人。如韩退之已自五分来，只是说文章。若非后来关、洛诸公出来，孙、石便是第一等人。”[68]南宋学者黄震说：“宋兴八十年，安定胡先生、泰山孙先生、徂徕石先生始以师道明正学，继而濂、洛兴矣。故本朝理学虽至伊洛而精，实自三先生而始，故晦庵有‘伊洛不敢忘三先生’之语。震既钞读伊洛书，而终之以徂徕、安定笃实之学，以推其发源之自，以示归根复命之意，使为吾子孙者毋蹈或者末流谈虚之失，而反之笃行之实。”[69]

欧阳修是从“复兴师道”的角度看待“宋初三先生”的贡献，他特别指出胡瑗在湖州府学任教期间，以经学教授生徒，对东南学子的学风转移有潜移默化的作用，“行之数年，东南之士莫不以仁义礼乐为学”。而朱熹则认为“宋初三先生”是理学的前导，他们议论平正，“发明一个平正底道理自好”,“知尊王黜霸，明义去利”，所言所行都合乎儒学的规范。但朱熹同时也认为，“宋初三先生”并没有接触到儒家的根本性义理，他们只是“天资高”，所以能明于义利之辨、王霸之分，但“只是如此便了”，尚未能从形上本体的层次论证儒家义理的合理性和正当性。但即便如此，朱熹还是认为“宋初三先生”的成就要超越唐代的韩愈，如果没有后来的“伊洛诸公”等理学大家出现，那么“宋初三先生”就是儒学史上的“第一等人”。黄震的评论则综合了欧阳修和朱熹的意见，他一方面指出“宋初三先生”的贡献在于“以师道明正学”；另一方面则明确提出，“三先生”是宋代理学的开端，“本朝理学虽至伊洛而精，实自三先生而始”。不但如此，黄震还进一步说，“三先生”理学的特点在于“笃行之实”，这与后世理学家的“谈虚之失”有着明显的区别，因此谈论理学，最好是从“伊洛之书”返回到“三先生”的“笃实之学”。黄震的这一观点，与南宋末年理学家沉溺于虚谈辩论的学风有关，是借“三先生”之学针砭时弊，当然更是对“三先生”之学的高度推崇。

“宋初三先生”的学术思想特征，首先是重视经学，但他们对经学的态度与汉唐诸儒不同，汉唐诸儒的经学研究以章句训诂为能事，而“宋初三先生”则摆脱训诂而独重义理，形成了他们独特的“义理派”说经风格。《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说，胡瑗的《周易口义》,“其说《易》以义理为宗”,“则是书在宋时，固以义理说《易》之宗已”[70]。程颐在《与金堂谢君书》中说：“若欲治《易》，先寻绎令熟，只看王弼、胡先生、王介甫三家文字，令通贯，余人说《易》，无取枉费功。”[71]“胡先生”即胡瑗。由此可见胡瑗“以义理说《易》”的治学路线对程颐有着重大影响。胡瑗“以义理说《易》”，是试图从经书中提炼出一些普遍性的原则，为统治阶层的社会治理、政治实践提供依据，有着极为强烈的用世之心。王得臣的《尘史》记载：

安定先生皇祐、至和间为国子直讲，朝廷命主太学。生余千人，先生日讲《易》，予列诸生，执经座下，先生每讲罢，或引当世之事以明之。至《小畜》，以谓：“畜，止也，臣止君也。”已乃言及中令赵公相艺祖日，上令择一任谏争臣，中令具名以闻。上却之弗用。异日又问可任者，中令复上前札，上亦却之。如此者三，仍碎其奏掷于地，中令辄怀以归。他日复问，中令乃补所碎札子呈于上，上乃大悟，卒用其人。[72]

《周易》之《小畜》卦，“畜”有“止”之义，胡瑗从中引申出“以臣止君”的政治思想原则，并以赵普谏止宋太祖赵匡胤的故事来加以说明。胡瑗对于《小畜》卦的解释，为程颐的《周易程氏传》所沿用。程颐在注解《小畜》卦六四的爻辞时说：“此以柔畜刚之道也。以人君之威严，而微细之臣有能畜止其欲者，盖有孚信以感之也。”[73]胡瑗和程颐，在“以义理说《易》”的治学路线上是一脉相承的。

“宋初三先生”中的孙复，以《春秋》学知名，他的著作《春秋尊王发微》，也是从“义理”的路线上来解释《春秋》，对宋代的《春秋》学影响极大。孙复的《春秋尊王发微》有一个特点，即“有贬而无褒”，对见于《春秋》经的人物和史事持一概贬斥的态度，并认为这就是孔子作《春秋》的本意。四库馆臣对孙复的《春秋尊王发微》极为不满，评论说：“复之论，上祖陆淳，下开胡安国，谓《春秋》有贬无褒，大抵以深刻为主。晁公武《读书志》载常秩之言曰：‘明复为《春秋》，犹商鞅之法：弃灰于道者有刑，步过六尺者有诛。’盖笃论也。”[74]四库馆臣引宋人之说，将孙复的《春秋尊王发微》比喻为“商鞅之法”，以形容其严酷的态度。但欧阳修和朱熹则对《春秋尊王发微》有高度的评价。欧阳修说：“先生治《春秋》，不惑传注，不为曲说以乱经。其言简易，明于诸侯大夫功罪，以考时之盛衰，而推见王道之治乱，得于经之本义为多。”[75]朱熹则说：“近时言《春秋》，皆计较利害，大义却不曾见。如唐之陆淳，本朝孙明复之徒，虽未能深于圣经，然观其推言治道，凛凛然可畏，终得圣人意思。”[76]孙复的治经方法，是从传统的《公羊》 《穀梁》 《左氏》“三传”之外开辟出一条新的道路，以孙氏自己的“义理”为裁断标准，对《春秋》经文重新进行解释。孙复的“义理”是否就是孔子的“本意”，姑且勿论，但孙复确实是于汉唐经学的范围之外开辟了一条经学研究的崭新道路。孙复的“义理”标准，实际上就是朱熹所说的“（不）计较利害”而专明“大义”，用心所在则是“推言治道”，为当时的政治实践服务。孙复的言论尽管有严苛之处，但用意是以《春秋》经为“法则”来建立一个合理的政治秩序，这对胡安国、朱熹等人的《春秋》学思想都有一定的影响，是宋人“义理”派经学的典范之作。

“宋初三先生”中，石介的著作不多，但影响却极大。石介没有系统的经学思想，但他倡导古文、反对佛老、鼓吹“道统”，在多条战线上同时开战，对北宋儒学复兴起到了极大的宣传鼓动作用。石介本人有《易解》《易口义》两部经学著作，但均遗佚不见。晁公武《郡斋读书志》和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对石介的经学成就有所评论，但都评价不高。今人徐洪兴在《郡斋读书志》和《直斋书录解题》的评论基础上指出：“参看上述晁、陈的评论，似乎石介的经学成就不高。但值得一提的是，石介与他同时代的学者一样，对传统的汉唐笺注疏义之学也深致不满。……这说明石介在经学治学上是认同于当时流行的学术风尚的。”[77]在经学领域之外，石介对北宋儒学复兴的重要贡献是提出了系统的“道统论”。石介认为，儒学的精神核心是“道”,“道”万古而不易，但“道”的传承却和经学的传承系统并不一致，这是因为汉唐经学家并没有领悟“道”的真谛。石介提出的“道统”，大致是在汉唐经学之外别开一个系统，此系统的特色在于“明道”而非“传经”。他说：“周公、孔子、孟轲、扬雄、文中子、韩吏部之道，尧、舜、禹、汤、文、武之道也，三才、九畴、五常之道也。”[78]“大哉，圣贤之道无屯泰。孟子、杨子、文中子、吏部皆屯于无位与小官，而孟子泰于《七篇》，杨子泰于《法言》《太玄》，文中子泰于《续经》《中说》，吏部泰于《原道》《论佛骨表》十余万言。”[79]自孔孟而下，石介所看重者是扬雄、王通、韩愈三人，在另一处，他将伏羲到孔子称为“圣人”，将孟轲、荀况、扬雄、王通、韩愈称为“五贤人”[80]。从石介的“道统”可以看出，他实际上是将儒家的“义理”之学重新组织为一个系统，由他心目中理想的“圣贤”人物来担当，而汉唐的传经诸儒则被排除在外。关于儒家之“道”的实质性内容，石介也有所论述。他说：“夫天地日月山岳河洛，皆气也。气浮且动，所以有裂，有缺，有崩，有竭。吾圣人之道，大中至正万世常行不可易之道也，故无有亏焉。”[81]山河日月是“气”,“气”是变化无常的，而“道”则永恒不变。这似乎是将“道”看作形上性的本体，与二程等理学家的看法一致。石介在这方面的论述很少，也没有就此建立完整的哲学系统，上述这句话可能是偶然为之，但也可以看出，石介心目中的“道”已经有一定的本体论意味，而非仅仅是传统意义上的纲常名教。

“宋初三先生”的思想还是站在传统的经学上，但他们对汉唐经学又有所突破，企图摆脱章句训诂，直接从经学中探索义理。石介在经学系统之外，还提出一个“明道”的系统，将扬雄、王通、韩愈等儒学史上的思想家拉进这个系统，以说明儒家实质精神的传承别有渊源所在。“宋初三先生”的这些精神遗产，后来都被理学家继承下来。有所不同的是，理学家在哲学思辨上更为精微，不仅注重经典的解释问题，也注重生命存在的体验问题，如周敦颐所提出的“孔颜乐处”，就是“宋初三先生”没有注意也无法回答的问题。“宋初三先生”作为理学之源，其“义理之学”开辟了时代风气，但更为深广的“性理之学”，则有待“北宋五子”的出现才得以正式形成。[8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