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周敦颐与二程的师承关系论

周敦颐其人其学对于北宋理学的重大意义有两点：一是二程早年从其问学，有“孔颜乐处”之教诲；二是《太极图说》和《通书》的著作。周敦颐对早期理学的影响主要是通过二程而彰显。朱熹确立了周敦颐、二程的“道统”地位之后，所谓“周程学统”也成了理学家普遍认可的定论，历宋元明清四代，凡论及理学“道统”者，无不以“周程学统”作为前提；但“周程授受”说在历史上也引起过不少质疑，成为治理学史的一大公案。对此问题，我们需要进行进一步的考察。

一 “周程授受”问题的提出

“周程学统”“周程授受”在历史上有不少人怀疑过。清人全祖望在《宋元学案·濂溪学案》的卷首案语中说：“濂溪之门，二程子少尝游焉。其后伊洛所得，实不由于濂溪，是在高弟荥阳吕公已明言之，其孙紫微又申言之，汪玉山亦云然。今观二程子终身不甚推濂溪，并未得与马、邵之列，可以见二吕之言不诬也。”[119]“荥阳吕公”即程颐的弟子吕希哲，“汪玉山”则是南宋学者汪应辰。可见“周程授受”说，自两宋时已有人表示怀疑。此外，清人朱彝尊在《太极图授受考》中说：“潘兴嗣志元公墓，亦不及二程子从游事。明道之卒，其弟子友朋，若范淳夫、朱公掞、邢和叔、游定夫，叙其行事，皆不言其以元公为师。惟刘斯立谓从周茂叔问学，斯犹孔子问礼于老子、问乐于苌弘、问官于郯子云然，盖与受业有间矣。”[120]朱彝尊考察二程及其弟子的言论，也认为二程不从周敦颐受业。

清代后期的学者郑杲曾经总结这方面的争议说：

有以周子直接夫子，而程子得其统者，朱子以来道统诸儒是也。有因疑《图说》，虽不废周子，而不欲奉为伊、洛之统者，玉山汪氏及主一、谢山是也。[121]

“周程授受”说在现代学者中也引发了不少争议。这方面的重要论文，有邓广铭的《关于周敦颐的师承和传授》[122]、陈植锷的《周程授受辨》[123]，英国学者葛瑞汉的《周敦颐和新儒学早期思想家》[124]、日本学者土田健次郎的《周程授受再考》[125]等，这些文章的作者大体上主张“周程授受”在事实上并不存在，这是朱熹为增强“道统论”之说服力而向壁虚构的。也有一些相反的意见，如杨柱才的《二程师事周敦颐考论》[126]、周学武的《平心论濂溪和二程的传承关系》[127]，他们认为“周程授受”绝非朱熹的私见，而是历史之公论。

以上这些争议的核心，其实并不在于二程是否曾经从学于周敦颐，而在于二程之学是否与周敦颐有必然的联系。二程终生没有提到过周敦颐的《太极图说》等著作，《二程集》中有关周敦颐的言论也只是泛泛而谈，这确实形成了一个问题。但历史上有关“周程授受”的议论，都是将二程作为一个整体看待，没有注意到程颢和程颐之间的区别。清代学者郑杲曾经提出：“又统观明道之言，与其教人之法，合于濂溪者，十八九也，其述茂叔四事，又皆明举之以教学者也，则谓明道所得不尽由濂溪，及谓未尝传其学者，抑又非矣。伊川讲学教人，视濂溪、明道有变矣，则以别有得于安定，与其性格不同故也。然如论太极、性、道、阴阳，及见人静坐，便叹其好学，仍是出于濂溪者耳。然则论濂溪之源流分合者，当曰明道传濂溪之学，微有损益；伊川兼承濂溪、安定之学，而各有损益，成其为伊川者也。”[128]这可能是一个比较合理的看法。在二程之中，程颢与周敦颐之学关系较为紧密，程颐则与周敦颐距离较远。洛学后期以程颐为中心，故周敦颐看起来对洛学影响不大，程颐甚至可能刻意回避了周敦颐对自己的影响。至于朱熹出于建构“道统论”的需要，对“周程授受”说进行确认，这其中有其个人的用意，但也并不与历史事实相背离。

二 周敦颐与二程交游始末

据度正的《濂溪先生周元公年表》记载，二程始见周敦颐是在宋仁宗庆历六年（1046）：

先生（周敦颐）时年三十。大理寺丞知虔州兴国县程公珦，假倅南安，视先生气貌非常人，与语，果知道者。因与为友，令二子师之。及为郎，每迁授当举代，辄以先生名闻。二子，即明道、伊川也。明道生于明道元年，伊川生于明道二年。时明道年十五，伊川年十四耳。故《明道传》云：“自十五六时与弟颐闻周惇实论学，遂厌科举之业，慨然有求道之志。”先生手以《太极图》授之。[129]

程颐在为父亲程珦所作的《先公太中家传》中，叙述程珦履历时提到：“改大理寺丞，知虔州兴国县事。”[130]又说：“在虔时，常假倅南安军，一狱掾周惇实，年甚少，不为守所知。公视其气貌非常人，与语，果为学知道者，因与为友；及为郎官，故事当举代，每迁授，辄一荐之。”[131]

程颐在为兄程颢所作的《明道先生行状》中则说：“先生（程颢）为学：自十五六时，闻汝南周茂叔论道，遂厌科举之业，慨然有求道之志。未知其要，泛滥于诸家，出入于老、释者几十年，返求诸《六经》而后得之。”[132]

比对以上三份材料，度正的史料来源，一部分是程颐的《先公太中家传》，另一部分则是《明道传》，也就是当时官修史书《哲宗实录》中的《明道先生传》[133]，但从内容来看，《明道先生传》也是取材于程颐的《明道先生行状》。所以程颐的《先公太中家传》和《明道先生行状》是最原始的史料依据。程颐在为其父、兄所作的传记中记述了周敦颐与程珦的交往以及程颢与周敦颐的学术渊源关系，但并没有提到《太极图》。度正在《年表》中说周敦颐以《太极图》手授二程，这一说法并没有二程的任何语录、文字可以作为佐证。[134]

按照二程的自述，他们从周敦颐那里接受的主要启示是“孔颜之乐”。《河南程氏遗书》中有两条语录：一，“昔受学于周茂叔，每令寻颜子、仲尼乐处，所乐何事？”[135]二，“《诗》可以兴。某自再见茂叔后，吟风弄月以归，有‘吾与点也’之意”[136]。第一条语录是吕大临所记，第二条则是谢良佐所记。吕大临所记未标明是二程中何人的语录，谢良佐所记则注明是程颢所说。

传统认为二程向周敦颐问学只有庆历六年（1046）一次，此后便没有见面。全祖望在《周程学统论》中说：“周子所得，其在圣门，几几颜子之风，二程子之所以未尽其蕴者，盖其问学在庆历六年，周子即以是岁迁秩而去，追随不甚久也。”[137]考度正《年表》，庆历四年（1044）周敦颐始任南安军司理参军，庆历六年（1046）以转运使王逵荐，移郴州郴县令。此即全祖望所说“以是岁迁秩而去”。朱彝尊在《太极图授受考》中提出这一点以质疑“周程授受”的可靠性，“考是年（庆历六年）元公以转运使王逵荐移知郴县，自是而后，二程子未闻与元公觌面，然则从何地手授乎？”[138]

但在二程的语录中又有一些蛛丝马迹透露出，在庆历六年的“南安问学”之后，二程还与周敦颐见过面，有过学业上的交流。首先是程颢说“某自再见周茂叔后，吟风弄月以归”，揣其语气，是在“南安问学”的初见之后，又有“再见周茂叔”的二度问学之事；其次是程颐在语录中提到：“尝见李初平见周茂叔云：‘某欲读书，如何？’茂叔曰：‘公老矣，无及也。待某只说与公。’初平遂听说话，二年乃觉悟。”[139]李初平是周敦颐任郴县令时的郴州知州，他听周敦颐讲学，度正《年表》系于庆历八年（1048）。程颐既然说“尝见李初平见周茂叔”，则庆历八年他也应该在郴州目击此事，才符合发言的语气。度正《年表》说李初平卒于皇祐元年（1049），周敦颐为护丧归葬，并往来经纪其家，则李初平听周敦颐“说话，二年乃觉悟”，这“二年”应该就是庆历八年（1048）到皇祐元年（1049），其实实际时间并不到两年，“二年”乃约举其数。从程颐语录的语气来看，他是亲见此事之始末的，则庆历八年（1048）、皇祐元年（1049）这两年他都有机会去郴州向周敦颐问学。而其兄程颢说的“某自再见茂叔后，吟风弄月以归，有‘吾与点也’之意”，也应当是为“郴州问学”所发。

关于二程向周敦颐“郴州（郴县）问学”一事，其实历史上早有人看出此中端倪。南宋学者饶鲁在《金陵记闻注辩》中就对此提出疑议说：“先生（周敦颐）自南安移郴县令，初平乃郴守也。今伊川自言尝见初平问先生，然则岂伊川亦尝自南安侍先生之郴耶？”[140]饶鲁，号双峰，是朱熹女婿黄榦的弟子，《宋元学案》中列有《双峰学案》。近现代学术界对于此问题发掘的更多[141]，如姚名达的《程伊川年谱》、许毓峰的《宋周濂溪先生惇颐年谱》都对此有具体的考证，许《谱》的考证尤为详细。这些意见在细节上虽然不尽一致，但大致可以确定，庆历六年（1046）冬，周敦颐自南安军移任郴州郴县令后，二程曾追随其继续问学。二程第二次向周敦颐问学的地点应当是周敦颐任职的郴州郴县，而具体时间，则应当是庆历八年（1048），最迟延续到皇祐元年（1049）。

周敦颐与二程之间，除了少年时的问学经历之外，还有比较复杂的人际关系。周敦颐与二程的家庭渊源较深，他与二程的父亲程珦、程颢的岳父彭思永一直有交往，这种交往的维系必然也会间接地造成二程对周敦颐的印象和观感。此外，周敦颐和二程还有一些共同的人脉关系，通过这些人脉关系，双方也会得到间接的沟通。

程珦是联结周敦颐和二程的首要人物。程珦是二程的父亲，但本身并非学者。据程颐在《先公太中家传》中的描述，程珦是一个性格恬静的人，喜欢静坐，“居常默坐，人问：‘静坐既久，宁无闷乎？’公笑曰：‘吾无闷也。'”[142]周敦颐也有倾向于“静”的一面，《太极图说》中有“定之以中正仁义而主静”的说法。对“静”的偏好在一定程度上构成了程珦和周敦颐的思想共同点，因此程珦在南安军一见到周敦颐，就认为对方是“为学知道者”，并让处于少年时代的二程向周敦颐求教。《先公太中家传》中说，程珦当了“郎官”以后，还多次举荐过周敦颐。程珦是在宋英宗嗣位前后才当上了“司门员外郎”“库部员外郎”等“郎官”，说明他在这段时间和周敦颐还有交往。

彭思永也是周敦颐和二程之间的联系人物。彭思永是程颢的岳父，他的次女嫁给了程颢。程颐《明道先生行状》中说：“（程颢）十二三时，群居庠序中，如老成人，见者无不爱重。故户部侍郎彭公思永谢客到学舍，一见异之，许妻以女。”[143]《河南程氏文集》卷四有程颢为彭思永所作的《故户部侍郎致仕彭公行状》，卷五有程颐的《代彭思永上英宗皇帝论濮王典礼疏》，这些文章的存在说明彭思永作为二程的长辈亲戚，与程氏家族有着密切的关系。彭思永的父亲彭应求做过名为“推官”的幕职，被称为“彭推官”。周敦颐初入仕途任洪州分宁县主簿时，就听说过彭应求的诗名，并因此而对彭思永（时任分宁知县）有所了解。至嘉祐二年（1057）四十一岁时，又在赴蜀途中发现了名为《宿崇圣寺》的彭应求遗诗，抄录赠送给时任益州路转运使的彭思永。彭思永复书致谢，并请周敦颐为他父亲的诗作序并刻石。周敦颐为此作《吉州彭推官诗序》，在南宋版的《元公周先生濂溪集》和今本《周敦颐集》中都可以见到。

在周敦颐的交游圈中，蜀中士人傅耆是一个值得注意的人物。傅耆，字伯成，四川遂宁人，年轻时即以才学知名。“濂溪先生判合州，闻其贤，以书通讯，先生（傅耆）往从之。及归，遗书谢曰：‘曩接高论，默有所得，不至堕时好矣。’累官至知汉州。”[144]南宋版《元公周先生濂溪集》中有周敦颐与傅耆的来往书信多篇，其中说到周敦颐以《说姤》《同人说》寄示傅耆，此两篇为《通书》所不载。嘉祐六年（1061）傅耆中进士，周敦颐有《贺傅伯成手谒》专程致贺。傅耆与程颐也有交往，今本《二程集》中收录有程颐的《谢傅耆伯寿手谒》,“伯寿”当为“伯成”之误写，文曰：“颐谨诣行馆拜谢长官秘书。十月日，河南程颐状。”[145]这封“手谒”撰写的具体时间不详，但称傅耆为“长官秘书”，则当是傅耆入仕后所作。

吾妻重二在研究了周敦颐复杂的人脉关系后指出：“周惇颐在其整个生涯中，与二程之间关系极为密切。不仅在二程的少年时代，而且在他们青壮年以后，周惇颐的人脉与二程也是相互重叠的。程珦、彭思永、李初平、王拱辰、吕公著、傅耆、朱光庭等人都是联结两者关系的人物。在二程语录中常提到周惇颐，是因为除了在少年时代他们师事于周惇颐以外，背后还有上述的人际关系。”[146]这一发现是相当重要的。这说明，周敦颐与二程的关系，并不仅仅限于“南安问学”，实际情况是，终二程一生，他们始终能通过各种渠道得知周敦颐的信息，并受到周敦颐的影响。

三 二程对周敦颐的评论和认识

谈到二程对周敦颐的议论，首先要涉及的是称谓问题。二程在寻常谈话中称周敦颐为“周茂叔”，程颐在叙述程颢生平经历和学术成就的重要文字《明道先生行状》中也称“周茂叔”，在《先公太中家传》中甚至直呼其名为“周惇实”（周敦颐的原名）。这种称谓方式启发了后人的疑窦。明人丰坊（一名丰道生）质疑说：“二程之称胡安定，必曰胡先生，不敢曰翼之；于周，一则曰茂叔，再则曰茂叔，虽然有吟风弄月之游，实非师事也。”[147]清初学者朱彝尊则进一步指出：“吕与叔《东见录》则有‘昔受学于周茂叔’之语，然弟子称师，无直呼其字者。而《遗书》凡司马君实、张子厚、邵尧夫，皆目之曰先生，惟元公直呼其字，至以‘穷禅客’目元公，尤非弟子义所当出。”[148]

二程在语录中常常称周敦颐为“周茂叔”，这是事实。在宋人的语言习惯中，称呼对方的“字”可能是一种常见的称谓方式。朱彝尊说“《遗书》凡司马君实、张子厚、邵尧夫，皆目之曰先生”的说法也不确，实际上二程在语录中经常称呼司马光等人的“字”，如《河南程氏遗书》卷二有一条：“君实之能忠孝诚实，只是天资，学则原不知学。尧夫之坦夷，无思虑纷扰之患，亦只是天资自美尔，皆非学之功也。”[149]“君实”是司马光的字，“尧夫”则是邵雍的字。不但如此，张载是二程的表叔，程颐在《答横渠先生书》中称之为“吾叔”，但二程在寻常口语中也称他为“子厚”（张载字子厚），如程颢批评张载著《正蒙》时有极力苦心之象，就说“子厚却如此不熟”[150]。即使二程极为尊崇的胡瑗，程颐在《程氏易传》中称之为“胡翼之先生”“安定胡公”，但在语录中也经常称呼他为“胡安定”，如《河南程氏遗书》卷二上的一条语录说：“胡安定在湖州置治道斋。”[151]此外，二程的弟子谢良佐、杨时等人也经常称二程为“伯淳”“正叔”，如《上蔡语录》中说：“伯淳谓正叔曰：‘异日能尊师道，是二哥。若接引后学，随人才成就之，则不敢让。'”[152]

从称谓上不足以否定二程与周敦颐的关系，事实上称“周茂叔”符合当时的称谓习惯，并无贬斥之意。要探索周敦颐与二程关系的真实情况，还需要从二程的具体言论入手。

检索现有《二程集》，其中有关周敦颐的评论共有15条，其中2条出自《伊川先生文》,9条出自《河南程氏遗书》,2条出自《程氏外书》,1条出自《程氏粹言》，还有1条则采自邵伯温的《易学辨惑》。

这15条中，确知为程颢的有5条，确知为程颐的有5条，还有5条则不能确知为“二先生”中的何人所说。具体如以下表所示。

分析《二程集》中的这15条材料，可以发现，二程在这方面有微妙的差别。具体来说，程颢在提到周敦颐的时候，语气比较尊敬，没有任何批评性的言论，“某自再见茂叔后，吟风弄月以归”一语，尤其表露出他与周敦颐在精神上的契合之处；程颐则语气比较随意，如《先公太中家传》中称周敦颐为“一狱掾”，邵伯温《易学辨惑》中所记“平生唯见周茂叔论至此，然不及先生之有条理也”，显然是以为周敦颐所论不及邵雍“有条理”。特别值得注意的是，程颐对他的弟子“子良”提到周敦颐与王拱辰关于“纳拜”的故事。“纳拜”在当时是比较重要的礼节，为后辈见前辈或弟子拜师之礼。周敦颐与王拱辰论《易》，许毓峰《宋周濂溪先生惇颐年谱》系于宋仁宗景祐元年（1034），周敦颐时年十八，于王拱辰为“世契”后辈，故行“纳拜”之礼。王拱辰听闻周敦颐论《易》有得，反过来欲向周敦颐行“纳拜”之礼，则是折服于周敦颐的学问而有弟子拜师的意味在内，故周敦颐“走避”。在这条语录中，程颐明确说：“余平生只拜二人，其一吕申公，其一张景观奉议也”，则表明他并没有向周敦颐行过“纳拜”之礼。也就是说，程颐主观上并没有认为周敦颐是他们的老师。[153]

在不能明确为何人所说的“二先生语”5条材料中，《河南程氏遗书》卷二上的“昔受学于周茂叔，每令寻颜子、仲尼乐处，所乐何事？”与《程氏粹言》卷一的“子谓门弟子曰：‘昔吾受《易》于周子，使吾求仲尼、颜子之所乐。要哉此言，二三子志之’，这两条其实是一条。《河南程氏遗书》卷二上是吕大临所记的《东见录》,《程氏粹言》则是杨时对二程语录的重编改写，用张栻的话来说是“变语录而文之者也”[154]，故《程氏粹言》卷一的这一条就是对《东见录》中语录的改写。《东见录》的这一条语录，吕大临虽然没有说明是“二先生”中的何人所说，但从语气来看，应当是程颢的语录，《宋元学案》也因此将这条语录编入《明道学案》[155]。这条语录表明，程颢对于“周程授受”的内容有深刻的理解和记忆。

在这5条材料中，最令人费解的是《河南程氏遗书》卷六的“周茂叔穷禅客”一语。朱彝尊在《太极图授受考》中特地指出：“至以‘穷禅客’目元公，尤非弟子义所当出。”[156]这一条语录，是游酢所录，没有说明是“二先生”中何人所说。吾妻重二在《论周惇颐》一文中，认真分析了这条语录，并将其归于程颐名下。[157]事实上程颐对佛教极度厌恶，他晚年自涪陵归来，见弟子多叛从佛学，唯有杨时、谢良佐不变，曾感叹说：“学者皆流于夷狄矣，惟有杨、谢长进。”[158]在这种心态下，说出“周茂叔穷禅客”的批评之语，也是可以理解的。

总结二程对周敦颐的评论，大致可以得出结论，程颢对周敦颐较为尊重，如果说“周程授受”确实传达了某种新儒学的精神，那么也只有程颢真正深入领会了其中的内涵，这可以从程颢回忆“周程授受”的语录得到印象。程颐在“周程授受”中的作用更像一个配角，他在早期也接受了周敦颐思想的某一方面，如《颜子所好何学论》的写作，但后期则离周敦颐越来越远。[159]

四 二程与周敦颐师承之解析

后世在谈到周敦颐与二程的关系时，常常有人发现，程颢与周敦颐在思想乃至行为风格上较为接近，程颐则与周敦颐反差较大。陆九渊说：“二程见茂叔后，吟风弄月而归，有吾与点也之意。后来明道此意却存，伊川已失此意。”[160]王阳明则说：“濂溪、明道之后，还是象山。”[161]清人黄百家也说：“顾二程子虽同学濂溪，而大程德性宽宏，规模广阔，以光风霁月为怀；二程气质刚方，文理密察，以峭壁孤峰为体；其道虽同，而造德自各有殊也。”[162]以上这些人都认为，无论是学术思想还是人品气质，程颢与周敦颐都可以视为一体，而程颐则明显与他们有别。

一般在谈到“周程授受”时，指的都是周敦颐与二程的师承关系，很少有人提到，“周程授受”最初指的应该是周敦颐和程颢的“授受”，程颐只是作为一个配角存在。周敦颐授学于二程时，二程分别是十四、十五岁。程颢不但早慧，而且气质也与周敦颐比较接近，因此显然他对周敦颐所说的“孔颜乐处”领会较深，后来他回忆说：“昔受学于周茂叔，每令寻颜子、仲尼乐处，所乐何事？”[163]“《诗》可以兴。某自再见茂叔后，吟风弄月以归，有‘吾与点也’之意。”所说皆有深意，绝非泛泛之语。相反，在程颐的语录中，对周敦颐授学的内容没有任何评论。

程颢去世后，程颐在《明道先生行状》中说：“先生（程颢）为学：自十五六时，闻汝南周茂叔论道，遂厌科举之业，慨然有求道之志。”程颢的弟子刘立之也说：“（程颢）从汝南周茂叔问学，穷性命之理，率性会道，体道成德，出处孔、孟，从容不勉。”[164]程颐和刘立之是与程颢关系最为亲密之人，当程颢去世之后，他们为程颢的一生作结论时，自然而然就提到了周敦颐对他的思想影响，这说明在他们看来，周敦颐与程颢之间确实存在某种“授受”关系，这是任何人都无法否定的。程颢生前也应该对他们谈到过周敦颐对自己的重大影响，否则他们也不会在纪念程颢的文字中郑重其事地提出这一点。

程颢对周敦颐之学的继承，前人已经指出了很多处。如程颢的《定性书》，刘宗周曾指出：“此伯子发明主静立极之说，最为详尽而无遗也。……主静之说，本千古秘密藏……向微程伯子发明至此，几令千古长夜矣。”[165]清人陆世仪也说：“两程之学，本于周子。或谓伊川《明道行状》，言‘明道得不传之说于遗经’，不言周子。此不善读书者也。明道自言‘见周茂叔后，吟风弄月以归’。《定性书》即‘定之以仁义中正而主静’之旨。”[166]《定性书》是程颢的主要著作之一，是程颢成熟时期思想的反映，前人对《定性书》思想主题的阐发，应该不是空穴来风。

反过来看程颐。尽管他自己说“我之道盖与明道同”[167]，但实际上二人差别颇大。当“南安问学”时，程颐只有十四岁，且与周敦颐性格相差较大，所得印象不会深刻。程颐之学早年受其兄影响，亦有遵从周敦颐之处，程颢去世后即开始发展出自己的路径。他早年游太学时作《颜子所好何学论》，刘宗周评论为“此伊川得统于濂溪处”[168]。陆世仪也说：“至伊川《颜子所好何学论》‘惟人得其秀而最灵’，皆周子《太极图》之言也。”[169]但他晚年的著作《周易程氏传》，就完全与周敦颐的《太极图说》无关。[170]特别是他后期的思想主旨转向“穷理”“主敬”，尤其与周敦颐的“主静”不合。黄宗羲对此指出：“是自周元公‘主静立人极’开宗，明道以静字稍偏，不若专主于敬，然亦唯恐以把持为敬，有伤于静，故时时提起。伊川则以敬字未尽，益之以穷理之说。”[171]其实程颐晚年的思想，已经与周敦颐有很大的区别。因此晚年的程颐，在追溯师传时，恐怕也不会将周敦颐列为传道之人。对“周程授受”说最早发生疑问的吕希哲，就是程颐的早期弟子，他说“二程初从濂溪游，后青出于蓝”，这恐怕也反映了程颐的某种心态在内。

二程尽管没有和周敦颐确立明确意义上的师生关系，但二程少年时确有向周敦颐问学之事，并且此事对二程一生的学术取向影响重大，这一点毫无疑问，绝非如全祖望等人说的只是泛泛的“从游”。程颐在《明道先生行状》中叙述程颢的学问源流时，唯一提到对程颢有影响的人物就是周敦颐，“自十五六时，闻汝南周茂叔论道，遂厌科举之业，慨然有求道之志”。周敦颐所论之“道”，当是启示二程以“寻孔颜之乐而学为圣人”。汤用彤先生在《谢灵运〈辨宗论〉书后》一文中指出：“夫‘人皆可以为尧舜’乃先秦已有之理想。谓学以成圣似无何可惊之处。但就中国思想之变迁前后比较言之，则宋学精神在谓圣人可至，而且可学；魏晋玄谈盖多谓圣人不可至不能学；隋唐则颇流行圣人可至而不能学（顿悟乃成圣）之说。”[172]此论至为明确。魏晋玄学、隋唐佛学皆不以圣人为可学、可至，宋代儒学则揭橥“圣人可学而至”论，遂为中国思想界打开一片新天地。周敦颐在《通书》中明确地说：“圣可学乎？曰：可。曰：有要乎？曰：有。请闻焉。曰：一为要。”[173]就是这种新思想的体现。在他与二程论道时，必以这种新思想给予二程以新鲜的刺激，使二程（特别是程颢）在传统的章句之学、世俗功利化的科举之学之外，还看到了另外的人生境界的可能性，即“学为圣人”，这是程颢“遂厌科举之学”，并在其后数十年间始终沉潜于精神世界探索的最初动机。张载《经学理窟》中有一条语录说：“二程从十四岁时，便锐然欲学圣人。”[174]二程从周敦颐问学时，程颐十四岁，程颢十五岁，与张载语录中所说的年龄段大致相符。从张载的语录中来看，二程在这一时期在精神生命上有了一番觉醒，锐意欲学圣人，这也从侧面说明，周敦颐对二程的教导不是琐屑的知识性启蒙教育，而是从根本上提示出儒家之“道”就是成圣之道，而“成圣”则意味着对世俗功利追求的超越和本体精神生命的觉醒。

但二程尽管受到周敦颐的启发，他们成熟期的思想还是和周敦颐有所不同，过分夸大“周程授受”的意义反而会湮没历史的真相。程颢说：“吾学虽有所授，天理二字却是自家体贴出来。”[175]这是一种相当客观的说法，值得我们高度重视。程颢一方面没有承认自己的思想有“所授”，结合各种历史资料来看，“所授”应该指的就是周敦颐的传授；另一方面，理学的核心概念“天理”却是程颢通过“出入佛老，返归六经”的艰苦力学过程而独立探索出来的。

程颐则完全认为“道学”是他们兄弟二人所倡。他在《明道先生墓表》中说过这么一段著名的话：“周公没，圣人之道不行；孟轲死，圣人之学不传。道不行，百世无善治；学不传，千载无真儒。……先生生千四百年之后，得不传之学于遗经，志将以斯道觉斯民。”[176]这就暗示了程颢是孟子之后唯一“得道”的“真儒”，是北宋“道学”的开创者。此外，程颐在《祭李端伯文》中说：“自予兄弟倡明道学，世方惊疑，能使学者视效而信从，子与刘质夫为有力矣。”[177]在《祭朱公掞文》中则说：“自予兄弟倡学之初，众方惊异，君时甚少，独信不疑。”[178]可见程颐始终认为“倡明道学”是他们兄弟二人的功绩。

总结二程与周敦颐的师承关系，我们可以得出如下的简单结论：

（1）“周程授受”是客观的历史事实，不容否定，但同时需要指出，从现有史料反映，周敦颐与二程之间并没有确立严格的师弟子关系，这可能与二程当时尚在少年有关；

（2）“周程授受”也绝非如全祖望等人所说，仅是简单的“从游”，而是真实传递了儒学更新的重大信息，给予二程特别是程颢以重要的启发；

（3）在“周程授受”的具体过程中，程颢是主要人物，程颐则是配角。程颢对周敦颐的思想领会较为深刻，他们之间的思想联系也更为明显，程颐则与周敦颐思想距离较大；

（4）程颢对“周程授受”有客观的认同，但程颢早逝，“洛学”主要由程颐一系开展，而程颐后期已有意淡化其与周敦颐的师承关系，并由此开启了有关“周程授受”的历史争端；

（5）“周程授受”虽是历史事实，但也不宜过分夸大其作用，事实上二程之学由“周程授受”而发端，但自得为多，且与周敦颐有异。朱熹等人依据其“道统论”观点过分夸大“周程授受”的作用，将其说成是一线相承的关系，因而就走上了另一个极端。

五 “周程授受说”的最终形成

“周程授受”说的最终形成，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历史时期，最终才得到社会的普遍认可。这其中既有对客观历史事实的确认，也有“道学”运动发展的需要。

在程门弟子中，最早提到过“周程授受”的是程颢的早期弟子刘立之，他在程颢死后的悼念文字中说：“（程颢）从汝南周茂叔问学，穷性命之理，率性会道，体道成德，出处孔、孟，从容不勉。”[179]刘立之，字宗礼，他是程家的亲戚，七岁时丧父，由程珦抚养长大，并登第为进士。[180]刘立之在程家长大以后，又娶了二程叔父程珫（字季聪）的长女为妻。[181]刘立之几乎就是二程的家庭中人，他的说法比较值得我们重视。

吕希哲是程颐最早的弟子，朱熹编著的《伊川先生年谱》中说，程颐在太学时以《颜子所好何学论》为胡瑗所赏识，并处以学职，“吕希哲原明与先生邻斋，首以师礼事焉”[182]。吕希哲曾说：“二程初从濂溪游，后青出于蓝。”他的孙子吕本中也说：“二程始从茂叔游，后更自光大。”[183]这在后世被作为否定“周程授受”说的主要证据之一。全祖望说：“濂溪之门，二程子少尝游焉。其后伊洛所得，实不由于濂溪，是在高第荥阳吕公已明言之，其孙紫微又申言之，汪玉山亦云然。”[184]但实际上客观地看待二吕的言论，也并没有完全否定周敦颐与二程之间的学术授受关系，所谓“青出于蓝”，固然肯定了二程的学术成就要高于周敦颐，但也含有二程之学出于周敦颐的意思在内。全祖望以此为依据否定“周程授受”，恐有误读之处。

刘立之和吕希哲都是二程的第一代弟子，他们对于“周程授受”关系的认识，大体上和程颐一致。也就是说，他们都认为二程少年时从周敦颐问学，是一个客观性的历史事实，同时也是二程精神生命史上的重大事件，二程由此而悟入，遂开始了探索儒学真谛的漫漫长途。但他们同时也认为，二程之学毕竟自得之处为多，并非全由周敦颐所授，因此周敦颐和二程之间也就没有构成严格意义上的师承关系。

在程门的第二代弟子中，对“周程授受”的认识有所变化。如祁宽在《通书后跋》中说：“洛阳二程先生唱学于时，辩异端，辟邪说，自孟子以下鲜所许可，独以先生为知道。又云：自闻道于先生，而其学益明。明道先生曰：吾自再见周茂叔，吟风弄月而归，得吾与点也之意。伊川先生状明道之行曰：幼闻周茂叔论道，遂厌科举之业，求诸六经而后得之。其推尊之如此，于是世方以道学归之。”[185]祁宽是伊川门人尹焞的弟子，是程颐的第二代弟子，他的言论很有代表性。同时，祁宽也是最早整理和传播周敦颐《通书》的学者，他所见的《通书》共有三个版本：一传自侯仲良；二传自尹焞；三为九江周敦颐家藏本。侯仲良和尹焞都是二程的第一代弟子，他们的《通书》即传之于二程，是为“程门本《通书》”。祁宽在《通书后跋》中还指出，“程门本《通书》”与“九江本《通书》”的不同之处在于，“程门本《通书》”卷末有《太极图》，而“九江本《通书》”则没有《太极图》。祁宽认为，这是由于“或云图乃手授二程，故程本附之卷末也”。[186]

祁宽的《通书后跋》作于宋高宗绍兴十四年（1144），此时程门弟子对“周程授受”已有新的看法。以祁宽为例，他一方面指出，二程对周敦颐极度推崇，“自孟子以下鲜所许可，独以先生为知道”,“其推尊之如此，于是世方以道学归之”，这也委婉地说明了周敦颐是由于二程的推崇才进入了“道学”的行列；另一方面，则指出了《通书》传本皆由程门而出，而《太极图》则只在程门流传，这就暗示了二程学术与周敦颐有深度关系，并非泛泛的少年从游。凡此种种，都为“周程授受”说的最终成型奠定了基础。

胡安国、胡宏父子都与程门有很深的渊源。胡安国“私淑洛学而大成”，又二程弟子谢良佐、杨时等人交游讲学，与程门学者有着极其深厚的交谊。胡宏“尝见龟山于京师，又从侯师圣于荆门，而卒传其父之学”[187]。胡宏也得到一种《通书》的本子，称为“长沙本”，鉴于他和程门弟子的密切关系，“长沙本《通书》”可能也是从程门弟子中传出的。胡宏在《通书序略》中更为直接地指出：“今周子启程氏兄弟以不传之妙，一回万古之光明，如日丽天，将为百世之利泽；如水行地，其功盖在孔孟之间矣。”又说：“故此一卷书，皆发端以示人者，宜度越诸子，直与《易》《诗》《书》《春秋》《语》《孟》同流行乎天下。”[188]胡宏认为《通书》的价值可以与六经、《论语》《孟子》相提并论，周敦颐启发二程的是儒学之“不传之妙”，其功在孔孟之间。程门学者对周敦颐的评价，至此达到了高峰。

不仅如此，胡宏还最早提出了“北宋五子”的概念。北宋中期到南宋初年，一般都认为程颢、程颐、张载、邵雍是知名的“道学”大儒，很少有人将周敦颐列入其中。如胡安国说：“本朝自嘉祐以来，西都有邵雍、程颢及弟颐，关中有张载。此四人者，皆道学德行，名于当世；会王安石当路，重以蔡京得政，曲加排抑，故有西山、东国之厄。其道不行，深可惜也。”[189]但胡宏在《横渠正蒙序》中则首次提出了“北宋五子”的概念，他说：“是以我宋受命，贤哲仍生，舂陵有周子敦颐，洛阳有邵子雍、大程子颢、小程子颐，而秦中有横渠张先生。”[190]至此，“北宋五子”的概念也基本成型，而周敦颐则列为“北宋五子”之首。

在北宋、南宋交替之际，还有一批学者从易学传承的角度确认“周程授受”说。如易学家朱震论北宋易学的传承时说：“陈抟以《先天图》传种放，种放传穆修……修以《太极图》传周敦颐，敦颐传程颢、程颐。”[191]此说将周敦颐《太极图》与陈抟联系在一起，历来启人疑窦，但此说同时也明确了“周程授受”的具体内容在于《太极图》，而非历来相传的“孔颜乐处”之泛泛一语。此外，晁公武《郡斋读书录》在“程氏易十卷”条目下说：“右皇朝程颐正叔撰。朱震言颐之学出于周敦颐，敦颐得之于穆修，亦本于陈抟，与邵雍之学本同。然考正叔之解，不及象数，颇与胡翼之相类。景迂云胡武平、周茂叔同师润州鹤林寺僧寿涯，其后武平传其学于家，茂叔则授二程，与震之说不同。”[192]晁公武否定了朱震的说法，但他又提供了晁说之（景迂）的另一种说法，即周敦颐师从的是润州鹤林寺僧寿涯，然后将学问传给了程颐。

朱震和晁说之都和程门有密切关系。朱震是谢良佐的弟子，“上蔡之门，汉上朱文定公最著”[193]；晁说之（字以道，号景迂生）是司马光的弟子，对邵雍的象数易学推崇备至，曾经与程颐通信讨论邵雍的学术，《二程集》中今存有程颐的《答晁以道书》。值得注意的是，尽管在细节上有所不同，但二人都是从易学传承的角度来看待周敦颐和二程的学术联系，认为程颐的易学是源自周敦颐的传授。这一认定虽然未必完全合乎历史事实，但也反映出这一时期程门学者对“周程授受”说已经完全接受，只是在细节部分尚有争议。

此外，当时的一些史书对“周程授受”也有记载，客观上强化了人们对这一问题的认识。朱熹在《伊川先生年谱》中记录：“年十四五，与明道同受学于舂陵周茂叔先生。”文中小注曰：“见《哲宗（实录）》《徽宗实录》。”[194]这说明朱熹所见到的《哲宗实录》和《徽宗实录》中有这方面的记载。后来全祖望在《周程学统论》中也说：“《明道先生传》在《哲宗实录》中，乃范学士冲作；《伊川先生传》在《徽宗实录》中，乃洪学士迈作。并云从学周子。两朝史局所据，恐亦不只吕芸阁《东见录》一书。”[195]王偁的《东都事略》中，周敦颐与程颢、张载同列于《儒学传》，并且指出：“敦颐倡明道学，程珦常与为友。珦之二子颢、颐，闻敦颐论道，遂厌科举之业，慨然有求道之志。”[196]《东都事略》和《哲宗实录》《徽宗实录》等史书的看法，对“周程授受”说的确立起到了一定作用。

总体而言，程门学者对“周程授受”说的认识态度十分重要。当二程在世时，并未认可他们和周敦颐的师承关系，但也并不讳言周敦颐早年讲学对他们思想的深刻影响，而这种影响在他们思想成熟之后已经被相当程度地稀释了。二程去世之后，周敦颐的《太极图说》和《通书》依旧在程门学者中流传，并逐渐发挥出思想影响。随着道学思潮和道学运动的逐步开展和深入，周敦颐的思想地位也被逐步凸显出来，得到了程门学者的认可。“周程授受”说，就是在程门学者认可的基础上，最终由朱熹和张栻等人确定下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