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论

在西方，已然步入后工业时期的资本主义，作为现代性之伴随物的后现代性及其晚期文化逻辑的极度膨胀，主导了时代的物化、人的虚无化并使之普遍遭遇荒诞。这样，拜金主义、享乐主义、利己主义、消费主义挤掉了历史与未来并占满了人的社会生活的全部空间，以至于抽离了自我反思、自我启蒙的批判意识，阻止了批判性思维在人的发展问题中的实质性介入，在很大程度上巩固了社会的熵化、异化与物化，进而造成了人的生存、人的价值、人的发展的多元化、身体化、空间化、去时间化、趋零化、景观化、麦当劳化和彻底的单向度与虚无性。受此影响，我国在市场经济日益发展、改革开放深层推进过程中，业已产生了出乎意料且不易觉察的物化、异化走势，及时行乐的利己主义、虚无主义全面侵染现代生活，致使深度意义丧失、人文价值低迷，迅速而全面地促成了资本逻辑与市场原则对当今社会生活的全面侵染。马克思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对此分析说，资本主义制度下，人对自然资源的征服与占用，仅仅是在片面的、狭隘的甚至是在畸形的意义上发生的，这无论如何不可能导致社会与人的全面发展。今天，马克思的这种分析同样适用于对社会生活及人的发展的剖解，享乐主义、利己主义对社会关系的全面渗透，实际上是人对自然之片面享受思想的自然延伸与内生拓展，并早已演化为“物化的时代”人为物役的生存情态，急剧地成就着各种物欲并吞噬着人的内心，加剧了人的精神空虚与内在焦虑，人人成为享乐中的不自由的奴隶，屈从那只适合于奴隶的快乐。有鉴于此，如何以马克思主义的人学精神尤其是它的人的全面发展理论为指导，将之作为我党新时期治国理政的新思想、新布局和总方略的理论支柱，并在协调推进“四个全面”建设过程中彰显出它的当代实践价值来，进而如何以马克思人的全面发展为最终价值取向，把人的发展和社会发展高度统一起来，实现我国社会主义社会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就成为本课题研究的根本旨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