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粤港澳大湾区的地理区划与形成历程

在经济全球化与我国改革开放政策的双重作用下，我国新型工业化与新型城镇化进程加快，城市群发展战略上升为国家战略。粤港澳大湾区正是借助得天独厚的区位和历史基础，驱动区域经济的迅速发展，同时形成的现代化交通网络联系更是加强了湾区产业的集聚与扩散，不同行政区域之间有形和无形的经济联系更加强化。

一 粤港澳大湾区的地理区划

（一）粤港澳大湾区的地理区划

粤港澳大湾区指的是临近珠江口各行政管辖区范围的总和，包括广东省的广州、深圳、珠海、佛山、东莞、中山、江门、惠州、肇庆九个市及香港、澳门两个特别行政区（详见图2-1），与大珠三角地域范围比较接近，陆地面积约55888平方公里，2016年底的常住人口共约6670万人。[1]它是继美国纽约湾区、旧金山湾区、日本东京湾区之后的世界第四大湾区，是中国建设世界级城市群和参与全球竞争的重要空间载体。

粤港澳大湾区分为核心层、协同层和辐射层三个层次。“核心层”指临近珠江口岸线各行政区划的总和，包括广东省的9个城市，以及香港和澳门，“协同层”指环粤港澳大湾区的城市群，包括清远、韶关、阳江、云浮、河源、汕尾、汕头、揭阳、潮州、湛江、茂名等地区，它们是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直接腹地，“辐射层”指泛珠三角经济区及中国内陆区域（详见表2-1）。

从地理位置来看，粤港澳大湾区具备良好的区位优势。粤港澳湾区地处西太平洋—印度洋航线要冲，与马六甲海峡的海上航线距离比环渤海和长三角近2500公里和1500公里，是我国与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国家海上往来距离最近的发达区域。粤港澳大湾区背靠内陆，连接港澳，面向东盟。从湾区出发，往东是海峡西岸经济区，往西是北部湾经济区和东南亚，可通过南广铁路等陆路交通和海洋运输快速连接中国内陆与东盟各国，是国际物流运输航线的重要节点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枢纽。

从地理区划来看，粤港澳大湾区主要是以珠江湾区为核心，同时还包括大鹏湾区、大亚湾区等一些外围湾区。正是由于湾区群的存在，粤港澳大湾区范围内形成了两个层次的港口群，即以香港港、深圳港、广州港为阵营的三个世界级港口群和以东莞港、珠海港等为主体的国内大型港口群。

作为粤港澳大湾区的核心节点，湾区内还排列着由香港、广州与深圳组成的世界级大都市阵容，以及以广州为顶点，佛山、中山、珠海为西翼，东莞、深圳、香港为东翼的“A字形结构”豪华城市集群，同时有肇庆、江门与惠州分别作为左右策应的城市编队。另外，从粤港澳大湾区出发，往东是海峡西岸经济区，往西是北部湾经济区，往北是湖南、江西以及广阔的中国中部城市群。这样以粤港澳大湾区为核心，以厦门湾区为东翼和北部湾区为西翼，就可形成“一核引领、双翼齐飞”的发展态势，并带动江西、湖南、贵州、云南、四川等大腹地的经济拓展。

在向腹地辐射出强大的外溢效应的同时，粤港澳大湾区同时能得到广袤腹地的牢固支撑。首先是香港以东南沿海地区作为生产加工的腹地，并向内地扩展，构成“双层腹地”格局；其次广东省内汕尾、汕头、揭阳、河源、阳江等地对应广州、深圳、东莞、佛山组成的珠三角核心区，组成了广阔腹地；最后粤港澳大湾区腹地可以延伸到福建、广西、海南和台湾地区，以及毗邻地区的江西、湖南、贵州、云南、四川等区域，在获取足量资源要素的同时，完成产业聚集与转移。

（二）粤港澳大湾区的区域发展基础

经过多年的努力，粤港澳大湾区已经发展成为我国现有各湾区（如北部湾经济、渤海湾经济等）中发育程度最成熟的地区，奠定了显著的区域发展基础和湾区领先优势，已经具备打造世界一流湾区的基础与条件。

1.具备了成熟湾区所需要的超级体量

粤港澳大湾区作为大珠三角核心圈的主干部分，其经济体量构成了大珠三角区域经济的主体。如表2-2所示，粤港澳大湾区是目前世界上面积最大、人口最多的湾区，是与海上丝绸之路沿海国家海上往来距离最近的发达区域，拥有全球最密集的港口群。2015年，粤港澳大湾区经济规模约为8.47万亿元，占全国的12%（包含港澳）。在亚洲，粤港澳大湾区的GDP以单一经济体计算，紧追日本、印度和韩国之后，排第四位；就世界大都市圈而言，仅排在东京大都市圈之后，居第二位，具备了世界级大湾区的基本体量。

粤港澳大湾区拥有香港和澳门两个自由港，深圳、珠海两个经济特区，南沙、横琴和前海蛇口三个自贸片区，形成了自由港、自贸区、经济特区等多重经济体的叠加优势，同时也是中国外向型程度最高的经济区，成为“一带一路”倡议的主力引擎。随着国家“一带一路”建设、全球化进程的不断推进以及粤港澳区位优势、政策优势的持续显现，粤港澳大湾区的发展水平必将迈上新台阶。

2.具备了成熟湾区所需的超级影响力和超级集中度

受益于港口与城市聚集效应的带动，粤港澳大湾区已经形成了不同的产业集群，包括通信电子信息产业、新能源汽车、无人机、机器人等高端产业集群，以及石油化工、服装鞋帽、玩具加工、食品饮料等中低端产业集群。同时，受香港的金融服务、航运服务和澳门的旅游服务、文化创意服务以及深港现代服务综合示范区等多元力量的驱动，粤港澳大湾区三次产业占比超过了80%，由此形成了该地区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双轮驱动的产业体系。2015年，粤港澳大湾区的地区生产总值高达8.5万亿元，香港和澳门的第三产业占比均超过90%（详见表2-3）。粤港澳大湾区以不足全国1%的国土面积，创造了全国12.3%的GDP，已经成为全球湾区的第四极。

作为经济发展的后续支撑，粤港澳大湾区以良好的自然、生态、社会、文化环境，形成了鼓励创新的浓厚氛围。粤港澳大湾区拥有1个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3个国家创新型城市、超过200所普通高校和200万在校大学生，有近30名中国科学院、工程院院士以及获聘其他国家同等职衔的科学家，拥有国家重点实验室12个。仅就深圳而言，就拥有华为、比亚迪、腾讯等一批知名创新型企业，PCT国际专利申请量占全国56%，接近韩国专利申请总量，在国家（含中国）排名中位居全球第六位。2013年国际专利申请量排名前50的四家中国公司均来自深圳。粤港澳大湾区已经形成了具有超级影响力和超级集中度的独特产业发展优势。

3.形成了高效快捷的基础配套设施

粤港澳大湾区已经形成了高效快捷的交通体系。2012年第三条亚欧大陆桥开通，粤港澳大湾区在第三条亚欧大陆桥和亚欧经济新格局的形成过程中的地位更加重要。另外，湾区交通建设高度重视轨道交通网的规划建设，以港深穗为主轴，把在建的高铁网、轻轨网和地铁网三网连成轨道交通网，形成优质通达的交通网，“粤港澳一小时生活圈”正加速形成，同时，以湾区为枢纽建设对外交通，形成高度可达性的交通基础设施，实现香港澳门与湾区其他城市之间跨界无缝衔接，极大地降低了制度成本。

目前，粤港澳大湾区拥有5个国际机场，根据2015年的统计数据，湾区的年客流量达到1.74亿人次，拥有香港、广州、深圳、珠海、中山、南沙等优良港群，区域港口集装箱吞吐量达到世界三大湾区总和的5倍以上。其中，深圳港、香港港、广州港都是世界集装箱吞吐量排名前十的国际性大港（详见表2-4）。区域内铁路网、公路网密布，城际交通发达，特别是港珠澳大桥的建设更将使珠江口东西两岸形成完整的交通闭环，极大促进珠江两岸的经济交流合作，提升粤港澳三地的互补功能。四通八达的海陆空立体交通网络使粤港澳大湾区具有交通便捷、物流成本相对较低的突出优势。

二 粤港澳大湾区的形成历程

粤港澳大湾区是我国内部的一个特殊跨行政区域。自秦朝起，港澳就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部分；至清朝时，香港属于广州府新安县辖地，澳门则属香山县管辖；后来西方列强入侵，清政府将香港、澳门分别于1842年、1887年割让给英国和葡萄牙，致使原本纯粹的自然地理区域分割线被上升为具有“国家”性质的边界。即便港澳已分别于1997年和1999年回归祖国，这些历史原因仍导致粤港澳湾区内存在具有一定政治、经济和法律属性的分界线。不同于广东省的省级行政区域建制，香港和澳门是“一国两制”下的特别行政区，不仅享有高度自治权，还是独立的关税区和货币区。正因为如此，粤港澳大湾区才成为东亚地区最独特的跨境湾区，即同一国家主权下跨越不同关税区的政治地理湾区。

改革开放之前，粤港澳大湾区的合作主要发生在广州、香港、澳门三地之间，以此三足鼎立之势带领珠三角地区迎接世界经济的挑战。

北宋时期，一些北方居民以家庭、家族集体向南迁徙，同时，政府修建了水陆交通设施，这些因素为珠江三角洲各城镇兴起奠定了较好的基础。广州和佛山在北宋时期已成为当时全国著名的海港城市和工商业城镇，汇集全国各地的商贩，人口达到几万户。明代中期，以佛山为核心，包括广州、惠州、肇庆、高州等城镇，形成了全国知名的冶铁业城镇群。清代开放海禁后，粤港澳大湾区迎来了对外开放和经济发展的重要历史机遇期，尤其是广州成为特许的唯一通商口岸，广州的工商业实现了飞速发展，城市不断扩大，逐步成为国际商业中心城市，佛山因中转广州通商口岸的货物，其商业也日趋繁荣。鸦片战争后，我国对外开放的格局出现了较大的变化，随着上海对外贸易的崛起，环珠三角湾区各城镇经济发展和对外贸易相对有所减缓，但仍在继续发展。

改革开放后，国家逐步实施以特区、沿海开放城市为代表的开放模式，珠三角地区迎来了全国率先开放的机会，广东成为全国经济第一大省，辖区内的广州、深圳、东莞、佛山等城市迅速崛起，成为我国对外开放的桥头堡，粤港澳大湾区的开发和发展驶入了快车道。

从1978年至20世纪90年代中期，粤港澳大湾区利用长期交往历史构建的社会网络充分发挥经济效应。利用亲缘、乡缘优势，港澳企业家纷纷回粤投资并集中于环珠江口地区，按照区域市场分工转移制造业产业链中的低价值部分，形成“前店后厂”的跨境合作模式。借助这一粗浅的经济联系，珠三角地区获得来自港澳的先进知识溢出，顺利步入生产效率较高的工业社会，并在此基础上推进城镇化，如深港边境村——皇岗村、水围村等转型的城中村，无疑是这场革命式跨境经济运动的典型缩影。

20世纪90年代中期至2003年CEPA的签署，粤港澳大湾区内部的资源流动逐渐以经济性往来取代习俗性交往成为主要交流形式。经过上一时期以市场为导向、民间推动、港澳企业家主导的粤港澳湾区内部跨境产业分工和承接发展，港澳地区成功地通过内迁制造业至珠三角地区逐渐实现产业结构调整升级，催生了一定数量和规模的制造业领域的合资、合作经营、股份制等形式的私营公司，同时，珠三角地区也诞生了一批专业性集聚的“专业镇”，如中山古镇（灯饰）、东莞虎门（服装）、珠海斗门（水产）等。与此相伴，因应经营伙伴关系和客户关系等业务联系，港澳与广东之间的人员跨境流动逐渐以经济性往来取代习俗性交往成为主要来往形式。为了进一步巩固港澳与广东之间的合作成果，更有效利用湾区人力资源，实现劳动力匹配互补，提高市场运行效率，内地政府对跨境合作态度非常积极，但却一直未能得到港澳的正面回应。1998年，为了再度激起并鼓励粤港澳三地跨境合作，持续改善以劳动力为关键生产要素的流动状态，粤港之间率先开始政府层面的对话，建立了粤港合作联席会议制度，共同解决口岸“通关”及交通“通行”等基础硬件设施建设，粤港澳经济合作关系也从早期的单向转为双向。2003年6月，中央政府与香港、澳门特区政府签署 CEPA,[5]是内地与港澳经贸交流与合作的重要里程碑，CEPA是粤港澳经贸交流与合作的一个历史性时刻，它从制度上给予港澳正式的经济定位，意味着粤港澳经济整合从制造业转移走向服务业承接。CEPA的开放式制度合作平台，有利于促进粤港澳生产及生活要素的流动，推动粤港澳大湾区内部经济一体化，初步形成湾区内部全方位的互联互通格局。

2004年至2014年，粤港澳大湾区内部实现了全方位的内部合作与开放式发展。这一时期，粤港澳大湾区极大地拓宽了内部合作范围，包括传统的制造业、经济重心的服务业、基础的跨境交通设施和口岸海关、制度上的行政和城市管理、社会民生等领域，丰富粤港澳湾区共同享有的商品、物资、资金和人才等要素市场，从“前店后厂”到“厂店合一”，循序渐进升级经济合作模式，民间和政府合力推动产业优化、城市功能和制度衔接等层面从功能性整合发展到制度性整合。粤港澳大湾区的经济一体化迈入了深化阶段。

2015年至现在，随着我国走向更高层次开放型经济，粤港澳大湾区越来越受到国家重视并上升到国家战略高度。2015年3月，国家发改委、外交部、商务部经国务院授权发布了《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并首次提出要“深化与港澳台合作，打造粤港澳大湾区”。2016年3月，国家“十三五”规划明确提出：“支持港澳在泛珠三角区域合作中发挥重要作用，推动粤港澳大湾区和跨省区重大合作平台建设。”2017年3月，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要推动内地与港澳深化合作，研究制定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发展规划，发挥港澳独特优势，提升在国家经济发展和对外开放中的地位与功能”，此时的粤港澳区域发展已经上升为国家战略，粤港澳大湾区作为中国经济新引擎受到世界瞩目。2017年4月，李克强会见新当选并获中央政府任命的香港特别行政区第五任行政长官林郑月娥时表示，“今年，中央政府要研究制定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可见，未来粤港澳三地协同合作将达到新高度，成为提升珠三角区域整体国际竞争力的引擎，并有望成为世界一流城市群湾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