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西方人文主义思想的渗透

英国学者阿伦·布洛克在《西方人文主义传统》一书中提出，“西方思想分三种不同模式看待人和宇宙。第一种模式是超越自然的，即超越宇宙的模式，集焦点于上帝，把人看成神创造的一部分。第二种模式是自然的，即科学的模式，集焦点于自然，把人看成自然秩序的一部分，像其他有机体一样。第三种模式是人文主义的模式，集焦点于人，以人的经验作为人对自己、对上帝，对自然了解的出发点”[18]。然后作者将人文主义作为一条主线，贯穿起了文艺复兴、启蒙运动、19世纪和20世纪的历史文化发展。尽管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主要问题和讨论问题的方式，也有对人文主义内涵的不同理解和命名，如18世纪的德国看重的是人的自我修养，即克服内心冲突达到和谐境界，但在对布克哈特的“发现世界和发现人”[19]这个基本命题上却是一致的：人的价值和自我认识，人的尊严与自信，人在与世界的关系中的主导性地位，人性的确定性含义等。这种思想在文艺复兴时期借助对古典文化的发掘而兴盛，逐渐成为西方近代以来历史文化发展的一种文化传统。

贝娄的思想资源中具有这样一个传统，和他具有犹太文化传统一样是自然而然的，而他接受的方式，主要是美国的中小学校、大学和在公共图书馆的自发阅读。1990年贝娄在牛津大学的一个讲座中回忆了他小时候在芝加哥读书的情况，他说老师像是传教士，诚恳地教化移民的孩子，用美国人的祖先文化如英国历史、法律、文学教育他们，包括要记诵莎士比亚戏剧《裘里斯·恺撒》《哈姆雷特》《麦克白》中的独白，还有柯勒律治、华兹华斯、雪莱等19世纪英国浪漫主义诗人的诗作。贝娄说他当时就记住了华兹华斯告诫人们不要由于索取和挥霍浪费精力、应在静谧中回忆过往情绪以丰富心灵的观点。那种专注的审美心态让贝娄印象深刻。他说，和这种诗歌教育恰恰相反，他所居住的芝加哥就是一个充满了索取和物质挥霍的工商业城市，而自己就生长在那样的大街上，但脑袋里塞满了英国浪漫主义诗歌。

贝娄从小就是个书虫，随家庭移民到芝加哥的时候是9岁，上学之余，除了在犹太社区继续自己的民族文化教育，其余时间便一头扎进公共图书馆，后来他在形容自己阅读之多之广时曾形象地说，他从图书馆的童年书籍部分进去，从成年人书籍部分出来，于是他在这里毕业了。他几乎穿越了图书馆所有的藏书宝库，其中包括了文学、哲学、历史、社会学、时事杂志，他后来创作中非常明显的思想性特点和广博的知识，应该都和从小开始的广泛阅读有极大关系，而这些书籍中蕴藏着的自由、平等、正义的价值观，对人的乐观信念，对社会批判的使命感，深刻的见解，和他小时的犹太道德观互相渗透着，都为他后来进一步的思考奠定了基础。

贝娄的读书嗜好一直持续到他接受大学教育。中学毕业后他注册了芝加哥大学的社会学专业。芝加哥大学当时实行的是哈特金斯的通识教育，学生的中心课程即是经典阅读，承袭了西方古典文科教育的内容，那是西方人文传统文化的渊源所在。在那些常青藤覆盖的哥特式塔楼丛中，人的自由与独立精神是最高价值。后来贝娄因不喜欢芝加哥大学那种几百人的上课方式而转入西北大学，在那些小班研讨课上继续着自己的人文教育。

而文学经典的阅读，从贝娄经常提及的读书情况来看，应该是其接受西方传统文化的重要渠道。从文艺复兴时期莎士比亚戏剧、薄伽丘和塞万提斯的小说，到十八九世纪英国的浪漫主义诗歌，席勒的戏剧，歌德的诗剧，卢梭“返回自然”的著述，英国、法国、俄国的现实主义小说，如狄更斯、巴尔扎克、福楼拜、果戈理、陀思妥耶夫斯基、托尔斯泰等，一大批文学经典大师尽入眼底。正是在这样的阅读中，他一方面积累了深厚的文学功底，那些经典在一个高度成为他后来写作的美学参照；另一方面则在大师笔下润物细无声地接收到了欧洲人文主义思想的精髓，不断启发着他对人、人性的认识和体会，而且认为在现代社会，也只有在文学艺术中才珍藏着古老的人性，人的精神在那些经典中得以延续。对此贝娄在其随笔《尘封的珍宝》中曾有过专门的表述。那是在20世纪60年代，他到伊利诺伊州为一篇文章收集资料，他走了很多地方，为自己只看到了一些浮表的物质生活而怅惘。后来他到了公共图书馆，看到一些妇女在借阅托尔斯泰、普鲁斯特、莎士比亚、但丁等经典书籍，他诧异的是，这些女人的阅读逸出了他所看到的主流生活，和她们周围的日常生存无关，应该是她们一己私密的精神需求。贝娄认为，正是这样的内在需求静静地在心中流淌，滋润着人的精神，丰富着人性，使得这个世界尚存希望。他无限感慨地说：

翻开十九和二十世纪最优秀小说家的作品，很快就能发现，他们利用种种方法，是想替人性确立一种定义，替生活的继续和小说创作，来进行辩护。陀思妥耶夫斯基说，无论喜欢与否，获得自由，以及在痛苦的刺痛下作出善与恶的抉择，是我们的天性。托尔斯泰在谈到人性时说，它包括了对于真理的需求，而不论什么时候，真理都不会允许人性永远处于谬误和非现实当中。[20]

布洛克在《西方人文主义传统》一书中也明确指出了文学经典是人文主义思想的重要承载体，他在论述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内容时，在描述了当时的社会文化现象之后，用很大篇幅谈及文学艺术，他说，莎士比亚的剧本和十四行诗是人文主义传统中最宝贵的财富，“全面地表现了人的状态”[21]，尊贵与滑稽，明亮和阴暗，勇气、野心与难以逃脱的失败命运，田园诗、罗曼史和生死承受等，都在那一个个闪闪发光的戏剧人物身上表现出来，使莎士比亚居于人文主义文学传统的“中心地位”。这种传统经由启蒙运动的勃勃雄心延续到19世纪，文学的背景改变了，革命、工业化、城市发展、进步观、达尔文主义、科学冲动等，在此大语境中，文学则继续揭示人性和人的命运。该书也提到了英国的浪漫主义诗人们，他们“重视个人自由和个性意识，认为这是人的关于真理和道德知识的来源”[22]，雪莱曾经宣称“我们都是希腊人”，直接和古典文化相通。小说是19世纪欧洲的大成就，在这一文学类型中，作家们对人性的认识和描写达到细致入微的地步，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人与家庭的关系，人与社会环境的关系，幻想，情欲，善恶较量，遍布以巴尔扎克为代表的小说家所创造的文学世界。布洛克认为，在文学艺术中，一方面是人类经验的令人丧气的普遍情况，欲望横溢，追求现世成功与物质享乐态度；另一方面又是人类在自信心、承受力、高尚、爱情、智慧、同情、勇气方面能够到达的非凡高度，“这两者的对比一直是人文主义传统的核心”[23]。他说，早在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人，就在满怀热情地谈论人的尊严和创造能力时，也同样知道在自己生活的每一条街道上，都可以和邪恶、苦难、精神的贫乏劈面相遇，重要的是人具有克服命运的持续冲动，正如在19世纪质问着许多社会问题的戏剧家易卜生一样，“他相信个人的人格，个人从苦难中学习和摆脱环境的力量，还因为他对自由所怀抱的热情”[24]。

贝娄也作如是观。他在接受诺贝尔文学奖的演讲中引用了康拉德对艺术的认识：艺术家所感动的“是我们生命的天赋部分，而不是后天获得的部分，是我们欢快和惊愕的本能……我们的怜悯心和痛苦感，是我们与万物的潜在情谊，还有那难以捉摸而又不可征服的与他人休戚与共的信念，正是这一信念使无数孤寂的心灵交织在一起……使全人类结合在一起——死去的与活着的，活着的与将出世的”[25]。他认同这样的观点，并在此基础上批评了罗布-格里耶的“实物主义”观念，格里耶是文学领域中反对人文主义传统的作家之一，他反对在小说中塑造人物及其个性的写作方法，他认为20世纪的小说应该走出以人为中心的格局，在更大的范围中表现物性世界。贝娄对此持嘲讽态度，他希望从艺术世界看到“人类究竟是什么，我们是谁，活着为什么等问题”的表现。这一理念既是他坚定的艺术观，也是他对人性的深刻体认。

与此类似，古典音乐也是贝娄人文文化渊源的一个积淀。在纪念莫扎特诞辰200周年的大会上，他谈到在自己生涯中的一些角落，一开头是由莫扎特布置起来的，因为他有一个学钢琴的老姐姐，他自己也被母亲当作未来的音乐家培养着，因此音乐自然成为他生活中的重要角色。他说，在现代社会科技和物质主义对人性戕害的语境中，莫扎特的意义在于：一是“在他的音乐里，我们识别出了启蒙运动、理智和普遍性的踪影——同时，也认出了启蒙运动的局限性”[26]。贝娄的意思是，启蒙运动开启了人的解放之路，莫扎特的音乐世界有一种“欣欣然的光明现世性”，但同时伴随着某种黑暗，那种伴随着自由而来的悲伤和忧郁，启示着今天的现代性反思问题。二是“他是一个个人”，一个“只能依赖自我的人”，这样的个人为我们诠释着生命个体的尊荣和悲伤，在这种体会逐渐被大众社会的喧哗所遮蔽的时候，只有在艺术王国尚存有一片可以呼吸的绿草地。

这里涉及贝娄对现代社会和传统文化的看法问题。在贝娄创作的中后期，现代性批判成为一个重要的主旨，从《赫索格》（1964）开始，《赛姆勒先生的行星》（1970）、《院长的十二月》（1982）、《更多的人死于心碎》（1987），这些重量级长篇都涉及对后现代消费社会的批判，科技体制、大众文化、虚无主义、个性欲望膨胀、相对主义盛行，都是他不断为之焦虑的社会现象，本书将在后面章节具体的文本分析中突出这样的主题。这里主要想指出，贝娄在对现代社会持批判态度的同时，他并不是一个悲观主义者，他继承了传统人文主义对人本身的乐观信念，认为人虽然有很多问题，人类社会出现很多弊病，但人在不断地追求光明，不断改进，人类是有希望的。《赫索格》中同名主人公随口说出的那句话，“事实王国和价值标准王国不是永远隔绝的”，可以看作贝娄的心声；诺贝尔授奖词中也专门提及这句话，并补充说，“意识到价值标准的存在，人们就能获得自由，从而负起做人的责任，产生出行动的愿望，树立起对未来的信念。因此，一向不过分乐观地看待事物的贝娄，实际上是个乐观主义者。正是这句话里的信念之火，使他的作品闪闪发光”[27]。也可以说，这是他对传统人文信念持续的深情和一种基本守持。

贝娄对西方传统文化的感情还体现在他对斯宾格勒《西方的没落》一书的评价。《西方的没落》是20世纪西方思想界文化反思的力作，该书将主宰了西方文明几百年的那种进取、开拓的精神，命名为“浮士德精神”，认为其在征服世界、占有世界的冲动中已然成为一种破坏性力量，是西方文化中的自毁性因素。贝娄是在20年代读到该书的，当时他们移民美国不久，面临的最大问题是如何融入主流文化，青少年时期的贝娄也知道自己是犹太人，没有资格隶属于西方文明，因而正在努力使自己成为西方文明的一部分，却恰恰遇到了斯宾格勒对西方文明的批判和否定，因此他对其理论十分困惑，有种深深的受伤感。[28]后来在其小说《赫索格》中，还不忘对《西方的没落》批评一番，把斯宾格勒的观点归为20世纪“荒原观”的陈词滥调，是用来吓唬人的。1976年在其长篇散文《耶路撒冷去来》中表达了同样的意思，在批评法国左翼作家对苏联集权国家的支持时，还说到他们无视西方几百年来的民主成果等，皆可视作贝娄对西方传统文化的深情厚意。也正因如此，他才不断提及承载了传统文化的文学经典的重要性，甚至将文学艺术视为现代人心灵拯救的可贵药方。

贝娄对西方传统人文主义文化的接受，不仅仅是他作为犹太人着急美国化的心理因素，其实，犹太传统文化和西方文化在其内在深处也存在着契合点：西方人文主义文化中的现世精神、对人性的认识、正义观念，启蒙思想中对世界的责任，犹太一神教的伦理精神，对生活的信心、生存的意义等，两者之间有很多相通之处。贝娄一边在犹太社区承继着族类传统观念，一边在公共学校和公共图书馆接受西方传统文化，在大的价值取向上他没有遇到阻力，因此他的读书经验是惬意的，那些观念渗透在其心灵深处，滋长着他以后评判世界的价值取向。

贝娄曾说：“或许文明会死亡，但它现在依然存在着。我们也有我们的选择：我们可以对它发起更猛烈的攻击，也可以拯救它。”[29]在彰显西方传统人文主义文化和犹太价值理念的基础上，拯救文明，显然是贝娄的明确选择，也是他普世化理念的不尽源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