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近代小说理论批评的系统建构

在前一时期小说观念变革的基础上，尤其是经过梁启超改良主义小说理论的系统阐发，使这一时期小说理论批评不断深入，逐渐走向比较系统的理论建构，这在其后南社革命派小说理论批评中可以看得更为清晰。总的来看，近代后期小说理论批评的系统建构，大致可归纳为这样几个主要方面。

其一，对小说与社会关系的探讨不断深入，逐步形成了一种小说社会学。

如上所说，此前维新改良派的小说理论批评，早已一改传统文学观对小说的轻视，充分肯定乃至抬举小说的社会地位与功用。这在陶曾佑、梁启超等人那里甚至被抬举到无以复加、唯小说独尊的地步，这就难免带来一定的片面性。到近代后期南社革命派小说理论批评，则有可能更宽泛、更辩证地看待小说与社会的关系。如王钟麒《论小说与改良社会之关系》一文开篇即以叹“小说之为道也难矣”提出问题，小说之道难在何处？即在如何正确看待小说与改良社会之关系。过去的时代人们不善读小说，看不到小说的社会意义；而近年以来，忧时之士则又过于功利地以小说为改良社会之前驱，效果则差。其实小说不仅有改良社会群治之功用，而且有辅助道德之功效，当下之时，最重要的是要培育国民最缺乏之公德心。“惟小说则能使极无公德之人，而有爱国心，有合群心，有保种心”,[13]只有富有公德心的国民，才能真正改良社会。然而当今小说不能起到辅育道德的作用，在于小说自身存在缺乏道德的问题。因此欲以小说救国或改良社会，则须自改良小说始。文章提出的欲以小说改良社会，还须从社会需求出发先改良小说，二者互依互动的观点是极富有启示意义的。

黄人《小说林发刊词》首先指出，今之时代，在教育、科学、实业尚未勃兴之际，小说率先勃兴，并且“小说之风行于社会”甚广，“小说之影响于社会”甚大，是不可忽视的。然而却又有一弊：“则以昔之视小说也太轻，而今之视小说又太重也。”比如，“昔之于小说也，博弈视之，俳优视之，甚且鸩毒视之，妖孽视之，言不齿于缙绅，名不列于四部……今也反是：出一小说，必自尸国民进化之功；评一小说，必大倡谣俗改良之旨……一若国家之法典，宗教之圣经，学校之科本，家庭社会之标准方式，无一不赐于小说者。其然，岂其然乎？”[14]言下之意，是应当正确认识小说的社会功用。

徐念慈《余之小说观》论及小说与人生的关系时说：“小说者，文学中之以娱乐的，促社会之发展，深性情之刺戟者也。”与黄人一样，他认为昔之以鸩毒莓菌视小说，不免失之过严；而今谓风俗改良，国民进化，咸谓小说是赖，又不免誉之失当。“余为平心论之，则小说固不足生社会，而惟社会始成小说者也。”[15]这都说明当时人们对小说与社会之关系的认识比前人深化了一层，也更为切实与辩证。

其二，对小说文体美学特性的探讨，初步形成近代小说美学。

较早对小说的特性作系统探讨的有夏曾佑的《小说原理》，它主要从读者之观小说的角度，从人性、人之常情着眼来探讨小说的快感、娱乐特性，简言之，即从小说的快感性质立论。“小说之为人所乐，遂可与饮食、男女鼎足而三。”[16]文章认为时人对“纸上之物”的喜爱，除绘画之外当数小说，其原因就在于人要从阅读中求快感求乐趣，这是人之常情，人心之公理。而人心之所乐者通常有二：一是“不费心思”，读起来轻松愉快；二是“时刻变换”，即经常变换日常生活之境，有所趣味，小说恰恰能提供这种独一无二之娱，并且没有任何局限，因而为人所乐此不疲。以此为出发点，文章探讨了小说创作的难与易；考察了小说之源流，它与曲本、弹词相区分的总趋向是走向浅易叙事，契合“不费心思”“时刻变换”的“读书之公例”；然后对小说的现实功用加以归结：“综而观之，中国人之思想嗜好，本为二派：一则学士大夫；一则妇女粗人。故中国之小说，亦分二派：一以应学士大夫之用；一以应妇女粗人之用：体裁各异，而原理则同。”[17]在当下社会转变之时，小说可能更多适应下层民众之所需，从而起到入人心、化大众、促进社会改良的作用。这篇小说专论抓住小说的基本特性展开论述，比较系统，也极有条理和逻辑性，并且包含启蒙思想的特定历史内涵，即人性解放的内容，肯定人的世俗生活与快乐，与此一时期的整个启蒙思潮相呼应。

然后到南社革命派小说理论批评，则进一步深化了对小说美学特性的认识。如黄人《小说林发刊词》，前半部分主要是辩证地论说小说的社会意义，属于小说社会学；而后半部分则主要是探讨小说的美学特性，即他之所谓“考小说之实质”。按黄人的看法，“小说者，文学之倾于美的方面之一种也……微论小说，文学之有高格可循者，一属于审美之情操，尚不暇求真际而择法语也。然不佞之意，亦非敢谓作小说者，但当极藻绘之工，尽缠绵之致，一任事理之乖僢，风教之灭裂也。”[18]文中充分肯定小说的美学价值，认为小说不只在求其“诚”与“善”，若此，则哲学、科学、法律、经训俱有，何必要小说？如果把小说仅仅看成政治说教和道德劝诫的工具，那不过是一“无价值之讲义”或“不规则之格言”而已。

徐念慈在《小说林缘起》一文中，首先提出今日小说界所宜研究之问题在于：今日小说为何会受到普遍欢迎？由此而推及对小说之本质特性的看法，并以提问的方式提出小说的定义：“所谓小说者，殆合理想美学、感情美学而居其上乘者乎？”然后引黑格尔的绝对观念美学和邱希孟的感情美学来进一步探讨小说的美学特征。首先，小说如同其他艺术一样，其第一要义在于“满足吾人之美的欲望，而使无遗憾也”，要做到这样，“要之不外使圆满而合于理性之自然也”。其次，小说的特性总体上不外乎两个基本的方面：一是要有形象性、个性化；二是包含理想化，两者应当圆满融合。他引黑格尔的话说：“事物现个性者，愈愈丰富，理想之发现亦愈愈圆满，故美之究竟在具象理想，不在抽象理想。”只有包含着理想内质的实体之形象，才能引起人的美之快感。文中对中西小说略加比较，认为西方小说多述一人一事，中国小说则多述数人数事，事繁多变，人物忠奸贤愚并列，事迹则巧绌奇正杂陈，首尾联络，映带起伏，富于兴味，因此优于西方小说。[19]如果说徐念慈在《小说林缘起》中是偏重于对小说内在美学特性的探讨的话，那么他在《余之小说观》中则又比较全面地探讨了小说的一些外部特性及其问题，如小说与人生、著作小说与翻译小说、小说形式、小说题名、小说之变化趋向、文言小说与白话小说、小说定价、小说与社会改良等。虽然这里对小说特性的探讨还显得十分简单粗浅，但毕竟显示了从内外各种角度来全面地认识小说美学特性的一种努力。

其三，以新的小说观重新认识和评价古典小说，发掘其反封建的积极意义。

这方面最突出的是王钟麒的《中国历代小说史论》，其出发点在于“欲振兴吾国之小说，不可不先知吾国小说之历史”，即意在以史为鉴，振兴小说。在详考中国小说源流的基础上，他认为古之作小说者，盖有三因：“一曰愤政治之压制”“二曰痛社会之混浊”“三曰哀婚姻之不自由”。总的来说，我国历来之小说，都往往寄寓着小说家之苦心，皆有深意存其间。因此，与所译欧美诸书相比，我国小说也有足以自豪者。[20]还有他的《中国三大小说家论赞》，则以一种新的眼光来观照和论析《水浒传》《金瓶梅》《红楼梦》三部古典小说名著的社会意义。如论施耐庵，认为是可与柏拉图、托尔斯泰、迭盖斯等相抗衡的小说家，他的《水浒传》,“观其平等级，均财产，则社会主义之小说也；其复仇怨，贼污吏，则虚无党之小说也；其一切组织，无不完备，则政治小说也”。论到《金瓶梅》，认为作者“过人之才人，遭际浊世，抱弥天之怨，不得不流而为厌世主义，又从而摹绘之，使并世者之恶德，不能少自讳匿者，是则王氏著书之苦心也”。至于《红楼梦》，其“头绪之繁，篇幅之富，文章之美，恐尚有未迨此书者。盖此书非苟焉所能读也；必富于厌世观者，始能读此书；必深通一切学问者，始能读此书；必富于哲理思想、种族思想者始能读此书；世人读之而不解，解矣而不能尽作者之意，则亦犹之乎不读也”[21]。这是王钟麒对这几部古典小说的一种新的读解和意义揭示，显然具有一种新的时代意识与时代色彩。

总之，中国近代小说理论批评的变革转型，首先，如果从外部形态，即小说理论批评的体式来看，已由古代小说理论批评的主要形式如序跋、评点、笔记等，发展成近代的小说专论，不仅论文篇幅较长，而且论述系统，富有理论色彩，这标志着中国小说理论批评的一次质的飞跃。其次，从小说理论批评的观念建构方面来看，则更是与古代小说理论批评大异其趣，把对小说特性与功能的认识推进到了一个新的阶段。具体而言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小说价值观，即对小说社会地位与价值功能的认识，已置于新时代的思想启蒙、维新改良乃至社会革命的价值系统中加以观照与阐发，这无疑打上了鲜明的时代烙印。二是小说特性论，即对小说艺术特性的探讨。既然小说有如此重要的文学地位与社会作用，则必然与小说的特性有关。并且为使小说更好地发挥其效用，也需要对小说的艺术特性有比较自觉的认识，因而此一时期的小说理论批评探讨的一个重心，便是对小说艺术特性的深入探讨，这也是过去古典小说理论批评中所少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