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导论：变革社会背景下的稳评机制研究
美国政治思想家塞缪尔·P.亨廷顿（Samuel P.Huntington）在20世纪60年代提出了著名的“亨廷顿悖论”：“现代化是近代以来世界历史发展的潮流和趋势，是一个世界性的历史进程，但现代性孕育着稳定，而现代化过程却滋生着动乱。”[1]亨廷顿进一步提出：“稳定成为问题，正是变革社会或现代化过程中的特征。”[2]作为近代以来世界历史发展的潮流和趋势，现代化进程带来了社会大转型，处在全球风险社会和社会转型期的中国社会，正行驶在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快车道上，社会矛盾与社会冲突不可避免，甚至更加剧烈和多元，社会稳定面临巨大风险，对社会稳定风险的治理也成为政府职能的重要增长点。因此，如何通过社会治理制度的创新，将社会矛盾和社会冲突纳入制度化的化解渠道中来，将改革的力度、发展的速度和社会可承受的程度统一起来，是对党和政府执政能力的重大考验，也是事关中华民族兴衰存亡的重大课题。稳评机制就是这样一种社会治理制度创新，对其研究具有重大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第一节 研究背景与研究意义
一 研究背景
（一）现实背景：风险社会与社会转型叠加背景下的治理需要
随着人类社会迈入后工业社会阶段，与之相伴随的，除了技术的持续创新、经济的高速发展、物质的极大繁荣、文明的快速进化，还有风险的急剧增加，各种传统的和非传统的风险因素不断威胁着人类社会，风险越来越成为现代性的重要特征和基本要素。针对当今人类社会的高风险性特征，贝克在对20世纪中后期工业社会以及福利国家改革所释放的制度空间进行深入思考的基础上，于1986年出版的《风险社会》一书中首先提出了“风险社会”概念并构建了系统化的风险社会理论体系，风险社会理论由此成为揭示当前社会形态和发展趋势的重要理论，并为构建新型的社会形态及其治理结构提供了一个可能的向度。
贝克认为，当今人类社会生活在“文明的火山上”，不明的和无法预料的后果成为历史和社会的主宰力量，他从生态主义视角揭示了风险社会的特征，旗帜鲜明地指出当代社会发展的逻辑已经发生了根本转变，即由一种“财富分配”的社会转向了一种“风险分配”的社会。[3]与风险社会的进程相一致，人类社会越来越呈现贝克所论述的风险社会特征，各国面临的风险因素不断增多，且风险的复杂性、不确定性剧增，越来越多的破坏力量被释放出来，已成为影响世界各国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的重要因素。贝克在其所著的《世界风险社会》一书中进一步指出风险社会是全球化的，发展中国家也被迫或主动进入了高风险社会，这种高风险主要表现为：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可能会出现停滞甚至是倒退；社会结构趋于紧张乃至断裂，社会冲突加剧；社会中各种要素之间的交互影响变强，这些变化会导致无法预知的后果；现代性的不确定性与自我危害并存。[4]
风险社会是全球风险社会，作为全球化一部分的中国不可能独善其身。与西方发达国家的市场经济经历了上百年发展、各种政治制度和市场经济体制已趋于完善不同，当前中国正处于结构转型与体制转轨同步启动的社会转型期，力图在短时期内全部实现西方发达国家在过去较长时期内才能够做到的事情，从而实现跨越式发展。然而，经济规模的迅速膨胀和急剧的社会转型使中国的社会结构趋于复杂化、多元化，超常规的发展导致社会失衡，各类社会风险不断地集聚并被释放出来。因此，社会转型一方面推进了中国由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迈进的现代化进程；另一方面它又是一个不断制造社会风险的过程。在中国社会转型过程中，既有在全球化背景下由现代性所带来的不确定性，又有因原有的社会系统逐步瓦解，新的社会系统正在形成的现代化带来的不确定性，它在本质上就是一个确定性逐步下降，不确定性逐步上升的过程。[5]
毋庸置疑，风险社会的降临和双重的社会转型使中国社会已经迈入高风险社会。人口接近14亿、人均GDP超8800美元、城镇化率超58%等标志性特征无不预示着中国社会系统性风险的增加。总之，当前中国经济社会的跨越式发展导致的急剧变化在一定程度上超过了政治体制的承受能力，极易引发社会稳定问题甚至是社会紊乱。以贝克为代表的风险社会制度理论学派认为，风险会随着全球化而加剧，最终风险会分配到每个人身上，而对于如何解决风险，该学派认为旧的制度已经无力解决该问题。[6]因此，随着中国进入风险社会，各种社会矛盾和群体性事件层出不穷，而由重大决策引发的社会稳定风险进而演化成群体性事件的案例急剧增长。如何通过有效的社会治理制度创新，避免和减少由重大决策引发的社会冲突，维护社会稳定发展的大局，成为中国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一个重大的现实问题，也成为社会治理面临的巨大挑战。
（二）理论背景：稳评机制从粗放式转向精细化的发展要求
风险社会的“新常态”直接影响着国家治理的绩效[7]，从而对社会稳定风险的治理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和挑战，亟须社会治理制度的创新和突破。因此，从社会治理的战略高度维护社会稳定，创新社会治理制度，将社会稳定风险控制在制度化的解决轨道上来，是当前党和政府亟待解决的重大现实问题，而稳评机制就是一项极具中国特色的社会治理制度创新。
由于重大决策涉及复杂的利益关系，其在增进公共利益、扩大社会福祉的同时，也蕴含着巨大的社会稳定风险，往往成为涉稳事件的导火索和风险源。然而，传统的对重大决策的评估往往仅从经济、技术、环保等方面展开，而对重大决策蕴含的社会稳定风险缺乏足够的重视。鉴于许多社会矛盾和社会冲突都起因于关涉群众切身利益的重大决策考虑不周或估计不足，四川省遂宁市在2004年“汉源事件”后开始了建立稳评机制的探索，由此开创了中国建立稳评机制的先河。[8]至今，稳评机制已经走过了十多年的发展历程，并因其卓越的实效性迅速由地方实践上升为中央层面的顶层设计。在国家“十三五”规划纲要中提出“落实重大决策社会稳定风险评估制度”，对稳评的定位实现了由“健全”到“落实”、由“机制”到“制度”的转变，这意味着在全面深化改革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胜阶段的时代背景下，中央对稳评机制认识的深化，稳评机制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9]
然而，由于稳评机制的发展时间较短，又没有国外成熟的制度模式可资借鉴，导致当前的稳评机制很不成熟，在稳评主体界定、稳评对象选择、稳评指标选取、稳评流程操作、稳评方法运用以及配套制度建设等方面，均存在很多不完善的地方，正处于从粗放式向内涵式、规范化、精细化的发展阶段，亟须对其进行优化。因此，加强稳评机制的理论研究，不断健全稳评机制，使稳评机制在实践中更有效地运行，形成稳评机制可持续发展的态势，是稳评机制从粗放式发展转向精细化发展的必然要求。
（三）政策背景：顶层制度设计的时代召唤
恩格斯说：“社会一旦有技术上的需要，则这种需要就会比10所大学更能把科学推向前进。”[10]稳评机制凭借其卓越的实效性，从其诞生之日起就受到了各级党委和政府的高度重视，已连续多年被明确写进党中央、国务院的重要文件，其重要性也被党和国家领导人在许多场合反复强调。目前，稳评机制的法律渊源已经形成了系统的政府文献体系，主要包括：中共中央的文献、法治政府建设的文献、国务院部门和地方政府的行政决策立法文献和有关稳评的规范文献等（详见本书第四章）。
二 研究意义
任何理论研究都必须立足于实践需要，因为理论研究起源于对社会实践的理解与解释。在维稳成为政府常态职能、稳评机制成为顶层制度设计的时代背景下，研究与探索稳评机制的相关问题，不断健全稳评机制并推动稳评机制的落实，不仅能够在理论层面提高稳评机制研究的理论深度，更能够在实践层面提供稳评机制的实践操作指南，实现稳评机制的可持续发展，从而提高重大决策的科学性与民主化，维护社会稳定的大局。
（一）理论价值：提升稳评机制研究的理论深度
本书针对当前稳评机制理论研究滞后实践发展的现状，通过开展跨学科的理论协同和实证分析研究，探寻稳评机制的理论基础，阐释稳评机制的制度框架，分析稳评机制的现实问题，找到稳评机制的优化路径，从而丰富稳评机制研究的理论体系，提高稳评机制研究的理论深度，为健全和落实稳评机制提供学理支撑和理论指导，并为后续相关研究提供借鉴参考。
（二）应用价值：提供稳评机制实践的操作指南
本书是对中央多次强调“健全”稳评机制的有效回应。虽然经过十多年的发展，稳评机制的制度设计日趋完善，运行效果也显著提升，但当前稳评机制的制度设计仍有很大的改进空间，运行效果也有待提升。因此，本书将在理论分析和实证研究的基础上，针对当前稳评机制在制度设计和实践运行中存在的现实问题，提出具有可操作性的对策建议，为各地健全和落实稳评机制提供理论支持、方案参照和操作指南。
第二节 稳评研究现状述评
一 国外稳评研究现状述评：从技术评估到社会影响评估
对公共决策的系统评估起始于环境影响评估（Environment Impact Assessment，EIA），环境影响评估后来又逐渐演变为社会影响评估（Social Impact Assessment，SIA），并成为当今西方国家应对社会风险的主要机制。社会影响评估产生于20世纪70年代，主要是一些发达的西方工业国家针对工程建设项目引发的负面效应与社会风险而实行的制度措施，它要求公共部门在采取重大行动之前，除对其技术可行性、经济可行性、环境影响进行评估外，还要评估其可能产生的社会影响。社会影响评估首先被应用于水资源开发、城市土地开发等大型工程建设项目之中，此后社会影响评估的应用领域不断扩展，对其的研究也不断深化，逐步形成了相对系统的理论和方法体系。1994年5月，社会影响评估指导方针和原则跨组织委员会（ICGP）发表了一份“社会影响评估指导原则”报告，该报告中将“社会影响评估”定义为“依据美国国家环境政策法，对某些政策或某些政府行动所产生的社会后果进行预先评估的行为”。一般来讲，社会影响评估是针对工程、政策、事件、活动等项目在社会领域产生的影响而开展的评估行为，其内容主要涉及项目可能产生的社会影响（如对居民收入、就业、生活水平以及不同利益相关者的影响）、项目与社会的相互适应性（如不同利益相关者、当地社会组织的态度）以及项目可能产生的社会风险（如受损补偿、移民安置以及对弱势群体的支持等）。
从理论层面来讲，作为产生于实践的一个新的研究领域，社会影响评估被称为包含了一整套知识、技术、价值的新范式。从应用层面来讲，社会影响评估属于社会评估范畴的一种技术手段和分析工具，其主要运用社会科学的知识和方法，识别、预测、消除决策事项可能带来的消极社会影响，并将利益相关者和社会协调发展纳入政府干预行动的决策过程，从而有利于防止或降低决策事项可能产生的社会风险，优化决策事项行动实施方案，实现对决策事项的有效监督和管理。因此，开展社会影响评估的主要目标是力图解决社会影响不可量化的难题，消除社会影响的负面效应，促进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是社会影响评估的重要组成部分，或者说社会稳定风险评估隶属于社会影响评估的范畴。然而，无论是西方国家还是国际组织的相关评估政策、指南或手册中，并没有专门的社会稳定风险评估，只是具有更宏观意义上的社会影响评估。尽管社会影响评估与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是不同时期不同环境下的产物，但二者的主要做法有许多相似之处，都是为了实现预测并减缓消极社会影响/社会稳定风险、促进公共决策更加科学合理的目标。因此，社会影响评估无论是在理念设计还是具体操作层面，对完善稳评机制都具有很强的借鉴意义。
（一）国外社会影响评估的起源与发展
社会影响评估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从一开始的技术评估，到经济评估，再到环境评估，最后才侧重从社会维度展开了全方位的社会影响评估。其实，人类社会历史上关于评估的实例早已有之且不胜枚举，但这些实例多数是通过具有神秘主义甚至是带有强烈迷信色彩的天象、神迹、占卜等体现出来的，与建立在科学分析基础上的评估相去甚远，其并不在我们讨论的范畴之内。真正的现代评估起始于20世纪30年代的保险业领域，理论界才开始真正以科学态度对评估进行研究，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针对战争中出现的各类社会问题，社会评估开始被广泛运用于这些领域，社会评估作为一种新的问题分析和解决工具由此兴起，并随着社会实践的发展需要和理念演变而逐渐发展，特别是政府所秉持的发展观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社会评估的主要内容和应用领域。
随着社会发展理念由“以经济增长为中心”到“以满足人的基本需求为核心”，再到“以人为中心的可持续发展”的演变，20世纪70年代以来，为有效规避和化解公共政策和重大项目引发的社会风险，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发达国家将社会评估的内容和重点，开始由单纯的技术评估转向包含技术评估、财务评估、国民经济评估、环境评估、社会影响评估等多个层面的综合评估，其中一个引人注目的变化就是社会影响评估与技术评估、经济评估、环境评估一样，被国际社会认可和重视。表1-1是国际上不同时期项目评估的重点和内容。
在一个完整的项目评估内容中，技术评估、财务评估、国民经济评估等属于传统的项目评估类型，环境评估、社会影响评估则属于社会评估的类型，而社会影响评估又在所有的评估类型中居于最高层次。这些评估类型从评估内容上来说有重叠的部分，即技术评估、财务评估、国民经济评估、环境评估都要不同程度地评估项目的社会影响，但对社会影响的评估并不是这些评估类型的核心内容，社会影响评估与它们有着本质的区别，在评估角度、评估目标、评估范围、评估指标、评估方法、评估周期以及完善程度等方面存在相当大的差异。表1-2是不同类型项目评估的比较。随着越来越多的国家将社会影响评估作为项目实施的法定要求，社会影响评估的地位不断提高，学术界和社会专业机构开始积极开展社会影响评估的研究。
表1-1 国际上不同时期项目评估的重点和内容
续表
表1-2 不同类型项目评估的比较
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各种社会评估的理论与方法逐步形成并迅速发展，其中，社会影响评估就始于这个时期。最早出现的社会影响评估研究成果是20世纪50年代唐纳德·坎贝尔（Donald Campbell）的《社会背景下实验有效性相关因素》，该书通过引入社会科学方法对实验和准实验的有效性相关因素进行测量，其可以看作社会影响评估研究的雏形。1969年，在圣塔芭芭拉石油泄漏事件的推动下，美国国会通过了《国家环境政策法案》（National Environmental Policy Act，NEPA），被看作社会影响评估正式诞生的标志。NEPA提出国家应当“最大限度地合理利用环境，不得使其恶化或者对健康和安全造成危害，或者引起其他不良的和不应有的后果……”为此，NEPA要求美国联邦机构采用系统的、多学科方法，对所有重大公共工程项目在实施之前都要进行环境影响评估，并提供环境影响报告，要求保证在环境设计以及可能产生环境影响的计划决策中兼顾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规划，评估范围不仅包括自然环境影响，还包括社会环境影响，明确规定从政治环境、经济发展、社会福利、生态环境、历史文化等不同角度对项目方案进行充分论证，并从制度结构、社区资源、人口特征、个人和家庭因素、行政和社会资源等方面重点评估政府行为对社会环境造成的影响，从而解决了当时环境影响评估不能充分关注社会影响的问题。
初期的社会影响评估被包含在环境影响评估之中，或者说社会影响评估出现在对环境的社会影响评估中。如芬斯特布斯（Finsterbusch）指出，“该法案中的环境影响评估，即评估所有活动对环境的影响……社会环境包含在环境概念中，因此，社会影响评估包含在环境影响评估中”。[11]萨利姆·蒙特兹（Salim Momtaz）则指出，社会影响评估作为一个独立的领域应用于社会科学，最初的原因是由于NEPA实施中，环境影响评估不能充分关注社会问题。NEPA实施后取得的成效非常显著，美国迅速将社会影响评估应用于水资源开发、城市建设、土地开发等重大工程项目建设之中。从1975年起，美国还在对外援助项目中开始开展社会影响评估工作，其他一些发达国家社会影响评估的研究和实践也在不断地深化和发展。据统计，在NEPA实施的最初十年，近12000个环境影响评估被执行，大约1200件诉讼对评估提出了质疑，不足之处是社会影响层面的内容虽然在NEPA法案中进行了具体规定，但在早期的评估中很少涉及。[12]
20世纪80年代初期，美国大部分联邦机构已将社会影响评估纳入环境影响评估之中，并广泛运用于各类重大工程项目之中。随着社会影响评估在经济社会发展中作用的日益彰显，社会影响评估愈益受到重视并开始突破各种限制，逐渐独立于环境影响评估，受到许多发达国家和一些发展中国家重视，成为一种专门的社会评估方法。至此，社会影响评估在国际上被确认为环境评估程序与决策以及工程、项目和政策规划与执行的重要内容，被广泛应用于国际发展机构、政府组织、发展商、非政府组织和社区群体的实践行动，对改善决策、推动形成更加可持续的社会和环境秩序发挥了积极作用。[13]1984年，世界银行首次要求社会影响评估应成为世界银行开展投资项目可行性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在项目评估阶段与经济、技术和机构评估共同进行。1987年，联合国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World Commission on Dams Environment and Development，WCED）发布《我们共同的未来》的研究报告，即布伦特兰（Brundtland）报告，正式提出了可持续发展理念并倡导加强环境影响评估和社会影响评估，标志着社会影响评估从狭窄的工程学和经济学中走出来，进入了一个更加开阔的视野空间。世界大坝委员会（World Commission on Dams，WCO）据此将制定项目决策时所考虑的优先次序设定为：社会影响评估、生态环境评估、经济与财务评估、管理评估、技术评估，可见社会影响评估在项目评估中所占据的地位。20世纪80年代后期，社会影响评估已经在全球范围内得到了比较广泛的运用，成为公共政策评估的一种基本形式，也成为政府、非营利组织甚至一些大公司制定决策的标准程序。美国、加拿大、英国等欧美发达国家、部分发展中国家以及一些具有较大影响力的国际组织，纷纷将社会影响评估作为项目评估的重要内容。
20世纪90年代，社会影响评估已呈燎原之势，其成为项目评估体系中必不可少的重要组成部分，大量关于社会影响评估的文献进入了大学和在职课程，以世界银行为代表的国际金融机构以及联合国粮农组织、世界卫生组织等国际组织，分别设立了社会发展部门，相继推出了社会影响评估的评估指南和专门手册。其中，亚洲开发银行更是明确规定将社会影响评估列为该机构发放贷款的必要条件，世界银行也要求对所属的重大工程贷款项目开展社会影响评估。1994年5月，美国评估协会专门颁布了社会影响评估指南和原则，标志着社会影响评估进入规范化建设阶段。2002年世界银行制定了社会分析范例手册，该手册进一步强化了社会影响评估的地位和作用。至此，国际社会基本上建立了比较完善的社会影响评估体系，社会影响评估的概念、指标、框架都更加明确，社会影响评估进入了快速发展的黄金期。
（二）国外社会影响评估的研究内容
作为一项极其复杂的系统工作，社会影响评估需要多学科的理论知识和研究方法。目前，社会影响评估尚不成熟，但随着以人为中心和可持续发展等发展理念的确立，社会影响评估越来越得到理论界和实务界的重视，并被很多国家作为项目审批的重要环节和重大决策的重要依据。研究发现，运用了社会影响评估的项目在社会发展质量方面的满意度从51%增至74%；对于既开展了社会影响评估，又在项目管理中得到了社会专家支持的项目，其在社会发展质量方面的满意度将会提高至93%。[14]因此，社会影响评估受到了学界的高度关注，并成为理论研究的重大议题。
关于社会影响评估的研究内容，学界已拥有较为丰富的研究成果，主要涉及社会影响评估的相关概念、评估变量、指标体系等内容。然而，由于社会影响的范围不宜明确界定，不同类型项目的评估区别显著，不同学者或组织对社会影响评估的研究重点各异，使不同时期社会影响评估的研究内容和基本框架呈现较大不同。
20世纪60年代，美国学者埃·蒂里阿基安（Aki Ann Thierry，1961）最早对社会影响评估体系进行了系统研究，提出了测定社会不稳定的三大指标，并提出了相应的警戒指标值，作为预测社会稳定风险的“晴雨表”。[15]美国学者F.T.汉厄（F.T.Hane）于20世纪60年代末提出了第一个综合反映政治、经济和社会风险的评估系统，即“富兰德指数”。政策科学的权威人物叶海卡·德罗尔（Yehezkel Dror，1968—1971）运用“系统群研究”方法构建了社会影响评估指标体系，确立了包含12项内容的指标体系。20世纪70年代，美国社会学家罗蒙德·鲍尔（R. Bauer，1972）出版专著《社会指标》，该书系统地构建了社会预警指标体系，在社会科学领域掀起了运用指标研究社会预警的潮流。
20世纪80年代，社会影响评估的研究内容进一步丰富。美国以内布拉斯加（Nebraska）为代表的社会系统学派在1982年提出了AGENT系统模型，主张在社会预警的基础上对社会决策进行全面的系统优化和调控，这一方法已成为美国联邦政府进行社会决策的主要分析工具。英国以罗马俱乐部（Club of Rome）为代表的未来学派试图建立综合性的社会影响评估模型，而以齐舒姆（M. Chisholm）为代表的区域社会研究学派则在总结人口、城市、资源、生态环境、经济等社会基本要素相互作用的基础上，提出了社会预测的模型和方法。另外，理查德·埃茨（Richard Etz）于1984年提出社会不稳定的6个标志：政治上不稳定、家庭结构处在崩溃状态、可利用的社会资源减少、社会组织中的杰出人物专权、人类需求得不到满足的情况严重、社会受到对外开放浪潮的冲击。艾斯特斯（Louise Estes，1984）提出了确定社会不稳定最严重的6个指标：社会组织中的精英人物专权；人类需求得不到满足的情况严重；社会资源日趋贫乏；政治动荡不安；家庭结构处在崩溃状态；传统文化力量处在崩溃状态。罗伯特·A.达尔（Robert A. Dahl，1987）提出了衡量社会稳定状况的四大指标：冲突的弥漫性、冲突的剧烈程度、冲突的持续性和冲突总量。[16]美国外资政策研究所（Institute of Foreign Investment Policy）提出了包括社会经济特征、社会冲突与政治过程指数的“政治体系稳定指数”（PSSI），成为美国综合性社会分析、预警的重要参照依据。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和联合国环境规划署（UNEP）于1989年构建了压力—状态—相应模型（PSR框架模型），被广泛应用于社会安全评估领域。
进入20世纪90年代，风险社会强化了世界各国对社会影响评估的认识，社会影响评估的重要性更加彰显，研究视野得到了进一步拓展。由于社会影响评估的变量是衡量工程项目或公共决策实施产生的人口、社会环境、制度结构、利益关系等各方面的变化，评估目标多元而评估指标难以量化，因此，各研究者的变量选取主要是建议性和说明性的，评估指标的选择也不尽相同。泰勒（Taylor，1990）等认为，社会影响评估的指标体系主要涉及社会组织、人口变化、生活方式以及态度、信仰和价值观四类因素。[17]博尔杰（Burdge，1994）提出了社会影响评估的五类变量，即人口影响、社区与制度安排、地方居民与新移民之间的冲突、个人和家庭层面的影响以及社区基础设施需求。[18]布兰奇（Branch，1997）在其构建的社会组织模型中将社会影响评估的指标变量分为四类：直接的项目输入、社区资源、社区社会组织和社区个人福利水平。弗兰克·范克莱（Frank Vanclay，2002）详细地描述了社会影响评估的内容，具体列出了其中的17项内容，主要包括：确定受影响的人群；促进并协调利益相关者参与；记录并分析规划干预的地方历史背景；收集基准数据；确定并描述可能产生影响的行为；预测和分析可能的影响以及不同利益相关者的回应方式；帮助评估并选择替代性方案；帮助进行基地选址；提出负面影响的缓解措施等。[19]另外，还有一些学者对社会影响评估的方法进行了探讨，如贝克尔（H.A.Becker，2003）等在其理论性和应用性都较强的著作《国际社会影响评估手册：概念和方法论的发展》中，详细介绍了多种参与方法以及以计算机为基础的定量方法、地理信息系统分析方法、社会经济模型、计算机模拟和公共仲裁等在社会影响评估中的应用。[20]
一些国际组织也提出了社会影响评估的基本框架。社会影响评估指导方针和原则跨组织委员会（ICGP，1994）提出了社会影响评估的五大指标体系，这五大类指标分别是人口特征、社区与制度结构、政治和社会资源、个体和家庭的变迁、社区资源，该委员会又将这五大指标体系细分为32项指标。世界银行（2003）的社会影响评估框架包括人口的社会文化特征、生产活动的社会组织、项目区的生活状态等。国际影响评估协会（IAIA，2003）经过多年探索，在对包括评估人、受影响者、管理机构、政策制定者、非政府组织、特殊兴趣和地方行动团体、开发者（建议者）和开发代理机构等众多主体充分调研的基础上，提出了社会影响评估的12项基本原则（见表1-3），并选取了生活方式、政治系统、社区、环境、文化、健康福利、个人和财产权利、担心和期望等8类变量作为社会影响评估指标。国际反贫穷工程师协会（EAP，2008）归纳了最易导致社会冲突的关键社会风险因素，并提出了化解这些风险因素的措施。世界银行（2009）又提出了系统的以实现可持续发展为目标、涵盖工程项目实施前和实施后两个阶段的社会风险管理策略，并用定性和定量相结合的指标测量社会风险。上述国际组织关于社会影响评估基本框架的看法大体相同，但也略有差异：国际影响评估协会更多地关注项目或政策所引起的人口、社区和社会关系方面可测量的变化；世界银行更多的是从地方的社会文化和组织结构的特点分析项目如何实施才能更好地实现发展目标，同时关注特殊群体和强调公共参与；亚洲开发银行强调以人为中心，主要考察项目通过什么样的方式才能满足目标群体尤其是弱势群体的需求。[21]
表1-3 国际影响评估协会提出的社会影响评估的12项基本原则
二 国内稳评研究现状述评：从社会影响评估到社会稳定风险评估
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创造了世界经济发展史上的奇迹，从1979年至今的GDP年均增长率高达9.6%，已从世界上最贫困的国家之一，发展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这种超常规和跨越式发展也被称作中国模式。与此同时，中国也存在很多经济快速发展的“副产品”，如贫富差距扩大、腐败问题突出、环境污染严重等。为此，中国政府也在改革开放进程中不断地对经济社会的发展理念和方式进行反思和调整。其中，随着发展理念从GDP导向转向全面可持续发展，尤其是在全球风险社会和双重社会转型的国际国内背景下，政府越来越关注公共决策尤其是那些涉及群众利益较多的重大决策的社会影响，社会影响评估由此兴起，而作为社会影响评估重要类型的社会稳定风险评估，开始受到理论界和实务界的高度重视。
（一）国内社会影响评估研究现状述评
目前，社会影响评估已经成为国内理论界的一大研究热点，研究成果的数量呈现持续增长的态势，图1-1是社会影响评估的中国知网学术关注度。其实，相比于国外理论界，国内社会影响评估的研究起步较晚，最早要追溯到20世纪80年代末，而其应用领域也比较狭窄，主要运用于交通基础设施建设领域，且缺乏制度上的支持，加之认识上的误区，使社会影响评估的作用非常有限。国内系统地开展社会影响评估研究则始于20世纪90年代初，这一时期国家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试行）》《关于建设项目进行可行性研究的试行管理办法》等，均要求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中要包含社会影响评估，从而有力地推动了社会影响评估的理论研究以及在实践中的运用。
目前，国内社会影响评估研究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原国家计委投资研究所专门成立了社会影响评估课题组，课题组于1997年编制了《投资项目社会评估指南》，而建设部标准定额研究所于1999年颁布了《投资项目社会评估方法》，这两项研究成果围绕项目社会影响评估的内容和方法进行了详细阐述，成为国内社会影响评估领域的标志性成果。同时，实务部门也将社会影响评估纳入各自的项目评估中。如1999年水利部和中国民航总局分别发布《水利建设项目社会评价指南》和《民用机场建设项目评价方法》，2001年铁道部正式发布《铁路建设项目社会评价办法》。2002年，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正式将社会影响评估列为项目评估的重要内容，成为国内社会影响评估发展的里程碑。2007年，社会影响评估成为中国政府项目审核报告的必备内容。至此，社会影响评估在项目评估中具有了越来越重要的地位。另外，社会影响评估理论和方法被大量应用到实际项目的评估之中，如对三峡工程和南水北调工程的社会影响评估，取得了显著成效。
围绕社会影响评估，国内理论界在借鉴欧美国家和国际组织有关社会影响评估基本框架的基础上，开展了卓有成效的研究，已经积累了相当丰富的理论和实践成果，包括社会影响评估的概念比较、指标体系、研究方法等。
图1-1 社会影响评估的中国知网学术关注度
注：
表示标识点数值高于前后两点，且与前一数值点相比增长率大于30%。
1.社会影响评估概念的比较研究
学界主要从狭义和广义的角度对社会影响评估的概念进行界定。狭义的社会影响评估主要是指对项目“人民的影响”的评估，即“分析政策、项目、规划或方案可能的后果对人民有什么影响”[22]，而广义的社会影响评估则是对项目利益相关者、生产活动、文化可接受性及其预期受益者需求一致性的评估等。[23]另外，很多学者对社会影响评估的相关概念进行了比较研究。向清认为与社会影响评估相关的概念还有“社会分析”“社会评价”等，并比较了这几个概念之间的区别（见表1-4）。[24]李强等指出“社会评估”和“社会影响评估”这两个概念在本质上是一致的，其核心都在于评估政策或项目在设计、建设、实施和运营过程中可能产生的社会影响。[25]张长征等在比较了社会评估、社会影响评估、经济影响评估和环境影响评估联系和区别的基础上，指出社会影响评估是指工程项目建设对工程建设区域社会稳定产生的影响以及所带来的社会稳定问题，并指出社会影响评估由于涉及多方面的影响和众多的影响因素，导致其评估方法很难统一。[26]
表1-4 “社会影响评估”相关概念之间的区别
续表
2.社会影响评估的指标体系研究
施国庆等将社会影响评估的指标体系概括为六个方面：项目区社会经济调查及初步社会文化分析、项目利益相关者分析、脆弱群体分析、项目机构与管理分析、持续性评估和公众参与分析。[27]王朝刚、李开孟（2004）认为社会影响评估主要有3个重点内容，即对与项目利益相关者的评估，对项目地区人口社会、生产活动、社会组织的评估，项目文化可接受性及其预期收益者需求的一致性评估[28]。李强等认为，社会影响评估应从人口与迁移、劳动与就业、生活设施与社会服务、文化遗产、居民心理与社会适应五个方面展开。[29]
3.社会影响评估方法研究
社会影响评估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涉及很多社会影响因素，评估方法的选择就显得异常重要。围绕社会影响评估方法，国内学界也进行了一些探索。总的来说，国内社会影响评估方法可以分为两大类：一是从社会影响评估基础数据收集的角度，主要包括文献调查法、问卷调查法、专家讨论法、访谈法、参与式观察法、实验观察法和现场观察法；二是从社会影响评估具体操作的角度，主要包括有无对比分析法、逻辑框架法、利益群体分析法、排序打分法、综合分析评估法等。[30]在社会影响评估实践中，一般遵循社会影响评估的技术思路，坚持定性和定量相结合的原则，对项目或政策的社会影响因素进行综合评估。
从总体上来看，随着经济社会发展对社会影响评估提出了越来越多的需求，在经过了十二余年的发展后，当前中国的社会影响评估研究已经取得了显著成效，相关政府部门和研究机构都曾编制过社会影响评估的文件或手册，也在很多领域开展了社会影响评估实践，开始关注和研究社会影响评估的机构和人员也在迅速增加，社会影响评估领域的研究成果不断增多。然而，长期以来政府对工程项目以技术评估、经济评估为主，社会影响评估并未得到足够的重视，其应用范围还相当有限。尽管当前环境影响评估已经十分成熟，但社会影响评估仍然处于初步发展阶段，其所受到的重视程度远远不够，无论是制度保障体系建设、评估指标体系设置，还是专业化程度、评估机构数量，都没有达到相应要求，尚没有形成比较系统化、可操作性强的社会影响评估指南和方法，这也是当前许多工程项目、公共政策实施后引发涉稳事件的重要缘由。因此，无论是理论界还是实务界，今后都应该加强对社会影响评估的研究和运用。
（二）国内稳评研究现状述评
从本源上来说，稳评属于社会影响评估的重要内容，其评估主题是社会不稳定。在中国“发展是第一要务、稳定是第一责任”的“稳定压倒一切”政治生态下以及社会转型期化解社会矛盾的实践需求，社会稳定以及稳评研究成为理论界研究的重要议题。图1-2和图1-3分别是社会稳定和稳评的中国知网学术关注度，从图中可以看出，近年来关于社会稳定与稳评的研究成果不仅数量增多，而且呈现比较显著的持续增长态势。
图1-2 社会稳定的中国知网学术关注度
图1-3 社会稳定风险评估的中国知网学术关注度
注：表示标识点数值高于前后两点，且与前一数值点相比增长率大于30%。
国内学界开展稳评研究要追溯到20世纪80年代，而系统地开展稳评研究则始于20世纪90年代。在具体的稳评研究内容方面，宋林飞早在1989年就提出了一个包含痛苦指数、腐败指数、贫富指数、不安指数等四大方面16个指标在内的社会风险早期预警系统。[31]在此基础上，宋林飞于1995提出了社会风险预警综合指数和社会风险预警核心指数[32]，并在1999年提出了中国社会风险预警系统。[33]1997年，国家计委宏观经济研究院课题组在对我国社会稳定状况进行跟踪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一个“客观指标”（主要包括社会冲突和社会问题）与“主观指标”（社会心理）相结合的二元评价体系来评估社会稳定状况。[34]与之相似的研究成果还有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北京工业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联合课题组，他们主张运用客观指标和“大众的主观判断”来评估社会稳定，并认为社会福利（包括资金和服务层面）和社会控制（包括法治和道德层面）是维持社会稳定的两个重要方面，一个稳定的社会环境就是由这两个维度上的合力决定的（1999）。2002年，仇立平提出了包含一般状态指标（包括社会痛苦指数、公共安全指数、精神卫生指数、社会紧张指数和利益保障指数）、突变状态指标（包括社会冲突指数、社会腐败指数、社会分裂指数）、解释性指标（包括经济总量指数、生活水平指数、贫富差距指数、社会保障指数、人口和家庭指数、社会参与指数、政治透明指数、社会间距指数与价值观念整合指数）三大方面70多个指标的社会稳定指标体系。[35]2003年，牛文元等创造性地基于社会燃烧理论构建了社会稳定预警系统，该预警系统涉及引发社会动乱的基础性“社会燃料物质”（因子）、相应的社会动乱“助燃因子”和点燃社会动乱的“激发因子”。[36]
总体来讲，相对于西方已经十分成熟的稳评研究来说，中国的稳评研究仍处于探索阶段，尚未达成共识和规范化，尤其是未能建立较为成熟的稳评指标体系。目前学界构建的稳评指标体系，侧重点各有不同，分别从不同侧面对社会稳定状况进行了评估，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然而，当前稳评的相关研究成果尤其是稳评指标体系设置还存在很多不足：有的指标体系设置较为狭窄，而有的又比较宽泛，有的指标分类不是十分科学，有的指标可操作性不强，难以准确把握，运用于实践中的难度较大。稳评具有长期性、指标难以量化、不同事项评估指标差异性较大等特征，亟须学界进一步深入研究，使稳评研究走向规范化，探索出一套适合中国国情的稳评指标体系。
（三）国内重大决策社会稳定风险评估研究现状述评
伴随2005年四川遂宁稳评机制的建立，尤其是中央对遂宁稳评经验的推广以及稳评机制在实践领域产生的卓越实效性，国内稳评研究的主要议题发生重大转变，即开始聚焦到与群众利益密切相关的重大决策领域。特别是在2004年以后，关于稳评的研究逐渐增多并呈现逐步增长的态势，稳评遂成为社会治理领域的研究热点。作为社会影响评估的重要组成部分，稳评是防范社会稳定风险的重要程序，国内学界对其的研究主要分布在政治学、公共管理学、社会学、法学这四大学科领域，研究内容主要集中以下几个方面：
1.社会稳定风险产生的风险源分析
目前理论界主要形成了以下几个研究视角：
（1）风险感知的视角。胡象明等从风险感知视角构建了稳评的分析框架，以揭示社会稳定风险产生的内在机理和演进逻辑，弥补稳评中公众风险感知内容的缺失，纠正主流风险评估忽视对公众从心理、文化层面分析与评估的缺陷。[37]黄杰等基于文献和案例分析，指出重大事项引发群体性事件在很大程度上源于不同利益相关者风险感知的差异性以及由此导致的应对行为，主张将风险感知视角引入健全稳评机制的过程中。[38]
（2）政策缝隙的视角。朱德米认为，在推进稳评过程中，关键的问题是如何识别风险源，他提出“政策缝隙”的概念来理解社会不稳定的来源。[39]朱德米进一步探究了决策与风险源的关系，指出政策缝隙过大是公共政策风险聚集的主要因素。[40]
（3）社会预期的视角。胡象明等将社会预期分析纳入稳评框架，认为重大工程项目的风险因素来自相关利益群体对该项目在利益性、安全性和合法性上的社会预期。[41]
2.稳评理论基础研究
目前，理论界认为稳评的理论基础主要包括：
（1）风险社会理论。童星在风险社会理论基础上探讨公共政策的社会稳定风险，指出“收益—风险”将取代“成本—收益”成为新的公共政策评估标准。[42]洪富艳认为，风险管理理论和风险社会理论是稳评的理论溯源。[43]程瑜、陈世明将稳评的理论溯源归结为全球化与风险社会。[44]
（2）社会燃烧理论。杨芳勇将社会燃烧理论看作稳评的理论基础，他根据社会燃烧现象发生的三要素，即燃烧物质、助燃剂、点火温度，理解社会稳定风险的形成、发展与变迁。[45]张长征、李开孟等也将社会燃烧理论引入稳评研究之中。[46][47]
（3）利益相关者理论。王锋、胡象明将利益相关者理论引入稳评研究之中，构建了包含利益相关者审计、利益相关者分析、利益相关者参与三个层面的“利益相关者导向型风险评估模型”。[48]黄杰、贺振华重点探讨了利益相关者理论在稳评中两个方面的运用：一是利益相关者/维度矩阵；二是利益相关者环。[49]
（4）社会生态系统治理理论。彭宗超等基于社会生态系统治理理论，系统地构建了一套社会稳定风险综合评估的新指标体系。[50]另外，治理和善治理论、民主理论、政治参与理论等也被应用到稳评的相关研究当中。
3.稳评制度框架研究
这是稳评研究尤其是初期阶段的研究重点，它以中国社会转型过程中急剧增长的社会稳定风险和传统社会治理方式下的维稳模式转型为分析背景，主要围绕稳评机制的稳评主体、稳评对象、稳评指标、稳评流程、稳评方法以及配套制度等核心内容开展研究。
（1）稳评主体研究。该方面的研究主要涉及稳评主体应是单一还是多元的探讨。学界普遍认为当前稳评的责任主体与执行主体不分，是典型的政府主导稳评模式，应将稳评责任主体与执行主体分开，加强稳评的第三方参与、公民参与，建立稳评的多元主体评估模式。成协中将稳评主体模式分为以实证主义为基础的专家理性模式和以民主参与为基础的公众参与模式，并指出前者是充实行政决策科学根据的主要渠道，后者是体现决策民主的主要渠道。[51]高山等将稳评主体模式分为基于实证主义的分析式评估模式和基于建构主义的参与式评估模式，主张将两种模式进行融合。[52]朱正威等基于文本分析和个案研究，构建了稳评的主体、权力、责任分析框架。[53]
（2）稳评对象研究。学界主要将稳评对象界定为与群众利益密切相关而又蕴含巨大社会稳定风险的重大决策、重大政策、重大改革、重大项目、重大活动等，并分析了每类稳评对象的评估重点。但关于何为“重大”，理论界并没有形成一致看法和明确界定。
（3）稳评指标研究。主要涉及是对稳评对象的专门性评估还是综合性评估，即“大稳评”与“小稳评”的争论。目前，学界普遍认为应当从合理性、合法性、可行性以及可控性等几个维度开展稳评，但该评估指标体系忽视了重大决策的外部环境。因此，杨雄等设计了由“外部环境”和“项目本身”两大部分构成的稳评指标体系，但没有明确各级指标所占权重。[54]孙德超认为，稳评指标体系应从两个方面进行构建：一是重大事项实施是否具备支持性的外部环境；二是重大事项本身是否具有合法性、合理性、可行性与可控性。[55]另外，彭宗超等以社会生态理论为范本构建了包含环境、心态、行为、治理四个维度的稳评指标体系。[56]陶振从经济（利益影响）、社会（社会影响）、生态环境（环境影响）和制度（决策合法性）四个层面构建了稳评指标体系。[57]
（4）稳评流程研究。目前，学界普遍认可稳评的“五步工作法”，即确定评估对象，明确责任主体；制定评估方案，收集社情民意；编制评估报告，制定维稳预案；审定评估报告，落实维稳措施；跟踪评估事项，做好后续评估。[58]陶振指出完整的稳评流程包括风险识别、风险分析、风险等级确定、风险化解措施、评估报告编制等方面。[59]张红显从法理学视域对稳评程序进行了阐释和制度建构，认为稳评程序包括启动、识别、专家评议、公众代表评议、风险评估报告、风险评估结果、司法救济等程序。[60]
（5）稳评方法研究。该方面的研究主要涉及稳评方法是以定性研究还是以定量研究为主。学界认为目前采用的稳评方法主要归纳为定性评估法、定量评估法、定时评估法以及综合评估法。[61]也有学者提出了具体的稳评方法，如麻宝斌、杜平认为，目前实践中常用的稳评方法主要有六种：问卷调查法、访谈法、专家预测法、定量分析法、比较案例分析法和实验研究法。[62]
（6）配套制度研究。学界目前开展了大量关于稳评机制规范化、制度化、法治化的研究，主张完善稳评机制相关的规章制度，加强稳评机制的问责制度建设，推进稳评机制的法治化进程。如朱正威、黄杰、唐钧、付翠莲、刘红春、管弦、于昕玲等分别对稳评的法治保障建设进行了研究，特别是黄杰等基于政策文件和地方实践，对稳评法治化建设的理论、实践、路径等基本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63]
4.稳评案例研究
为纠正当前稳评领域宏观研究、定性研究居多而微观研究、实证研究较少的现状，学界加强了对稳评的案例研究。学者们围绕近年来出现的焦点性公共政策或工程项目产生的社会稳定风险（邻避事件、环境群体性事件等），运用案例分析的方法开展稳评研究，取得了一系列研究成果。张玉磊、徐贵权在对重大事项蕴含社会稳定风险原因分析的基础上，总结了稳评“淮安模式”的经验：党政齐抓共管，明确评估标准和重点，规范评估流程，严格问责制度，加强评估队伍建设和建立多元评估机制。[64]廉如鉴、黄家亮对稳评的“遂宁模式”进行了深入研究，并指出“遂宁模式”虽然是全国稳评机制的典范，但该模式也暴露了两点不足：一是没有将稳评责任主体与实施主体区分开来；二是没有建立一个系统的评估指标体系。[65]周林刚、王阳以深圳X环境园的稳评为例，将公民参与作为分析维度，解构了稳评的基本流程，得出公民参与长效机制的构建是稳评效果得以提升的关键因素。[66]刘泽照等引入政策执行的分析视角，以中国西部Z县为调查样本，应用质性扎根理论对影响基层县级政府稳评机制的关键因素进行了探索性识别。[67]曹峰等基于某天然气输气管道的2010份问卷调查，对稳评与社会支持度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分析，得出项目类稳评应关注的核心内容。[68]童星、张乐从国内各级政府已经公开的各类稳评政策文本中选取了53份文件构成研究样本，使用内容分析法和统计工具对当前稳评政策进行了详细的静态分析和动态分析。[69]朱正威等基于大量的文本分析和个案研究，对稳评主体、权力与责任之间的关系进行了系统研究。[70]谭爽、胡象明基于对B市A垃圾焚烧厂反建事件的扎根分析，阐释了中国大型工程社会稳定风险治理悖论及其生成机理。[71]廖秀健、刘白以重庆“短命医改”为例，论证了当前稳评陷入了“为防止风险而产生新风险”的困境，主张从“科学性”和“政治性”两个方面，对政策类稳评进行有效的制度设计和法律规制。[72]
5.稳评现实问题与优化路径研究
作为一项极具中国特色的制度创新，稳评机制在实践运行中还存在很多问题。因此，学界出现了对稳评机制问题的反思，并针对稳评机制的制度设计及其运行中存在的现实问题、发展趋向，从宏观或微观的视角提出了优化的政策建议，主要涉及稳评理论基础的探索、稳评理论体系的建立、稳评经验的总结、稳评制度框架的完善、稳评法治建设等。董幼鸿指出当前稳评机制实践探索中存在认识不统一、法律规范体系缺乏、公众参与度不高、评估指标比较抽象、评估责任主体不够清晰、监督机制不健全等问题，提出应提高对稳评的思想认识、完善相关法律法规、提高公众参与度、引入第三方、完善评估指标体系、完善问责体系等建议。[73]蒋俊杰指出当前稳评基础理论研究缺乏、评估缺乏科学系统的理论支撑、稳评主体单一、稳评程序前后不衔接、地方干部对稳评存在认识误区、稳评责任追究可操作性难度较大等问题，针对每个问题分别提出了优化的政策建议。[74]廉如鉴、姜丽萍指出当前稳评实践中存在“介入性扰动”问题，即评估过程改变了评估对象本身的社会风险状况，为增加稳评的“正向扰动”，减少稳评的“负向扰动”，应从加强过程管理和改善制度设置两方面入手。[75]张乐、童星认为，当前稳评存在领导机制不健全、评估主体单一、评估内容不完整、风险等级确定方法不科学、评估结论不公开以及缺乏系统性的风险防范措施等问题，提出以结构化风险识别与风险链识别相结合的方式完善社会稳定风险的辨识机制，以定量分析的风险链客观风险估算与定性分析的主观建构风险水平相结合的方法完善风险等级的研判机制，以阻断风险链为核心完善风险的防范机制。[76]程瑜、陈世明认为，当前稳评存在以下问题：群众参与度较低，评估理念亟待改进；评估报告成本问题导致形式主义；缺乏专业技术力量；稳评程序需要调整；责任主体与评估主体为一体需要分离。[77]刘泽照、朱正威认为，在当前中国的体制环境下，稳评机制运行存在许多掣肘冲突，主要有稳评认知理念的现实羁绊、行政干预下的稳评实践裂隙、模糊环境中的稳评执行冲突实践、制度规约下的稳评考核问责等，而健全稳评机制建设的路径方向是完善稳评综合支持系统，强化地方政府稳评的内驱保障机制。[78]赵伦认为，当前政府主导的稳评机制在善治层面呈现四大结构性缺陷，即合法性与法制性构建滞后、透明性与参与性保障虚置、责任性与回应性厘定不清、合理性与有效性协调乏力，改进的措施是祛魅政府责任的垄断性建构、构建非营利性合作关系以确保独立性评估意见的有效表达、促进多元化参与以夯实有效监督的主体基础。[79]
（四）简要评价
通过梳理我们发现，虽然学界开展稳评研究的时间不长，但发展迅速，相关研究课题、研究成果以及研究机构不断涌现，已经成为一个方兴未艾的研究领域。总体来讲，当前学界关于稳评的研究呈现三大特征：
1.理论研究滞后于实践发展，但已经开始引起学界关注
“实践先行，理论跟进”是中国稳评机制发展的鲜明特征。作为一种地方实践，稳评机制已经走过了十多年的发展历程，无论是在提高维稳效果方面还是在提高公共决策民主化程度方面都取得了显著成效。然而，与实践领域的快速发展相比，稳评的理论研究处于滞后状态，其早期研究者主要是具有稳评实践经验的咨询机构和专业研究人员，相关研究时间较短，研究成果数量有限，且研究成果多集中在构建指标体系和提出对策建议方面，近年来虽然稳评研究呈高速增长的态势，但相关研究更多地侧重于总体性描述和宏观性分析，大多以理论逻辑演绎和经验介绍居多[80]，缺乏理论层面的规范研究和实践层面的案例研究，特别是缺少翔实而有深度的个案分析，研究的理论深度和学术水平亟待提升。
值得一提的是，随着稳评机制日益受到党和政府的重视以及该制度在维稳工作中发挥的作用越发凸显，目前稳评研究已经开始受到学界重视，大量学者开始进入该研究领域，一些高级别的研究课题相继获得立项，大量高水平的学术论文和学术专著陆续发表和出版，一些专门的稳评研究机构也相继成立。目前，国内比较具有代表性的稳评研究课题主要有：西安交通大学朱正威教授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建立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机制研究”（项目编号：11&ZD034）和北京航空航天大学胡象明教授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大型工程的社会稳定风险评估研究”（项目编号：11&ZD173），两个课题以稳评为研究对象，出版和发表了大量的学术著作和论文，推动了稳评研究的深入。另外，专门的稳评研究机构也大量涌现，比较具有代表性的有：河海大学社会稳定风险评估研究中心（1993）、南京大学社会风险与危机管理研究中心（2003）、西南政法大学中国社会稳定与危机管理研究中心（2006）、淮阴师范学院淮安市政和社会稳定风险评研究中心（2010）、中南大学社会稳定风险评估研究中心（2013）、清华大学中国社会风险评估研究中心（2016）、曲阜师范大学山东省社会风险评估治理研究中心（2018）等。
2.整体上呈现重框架、轻细则的特征，理论研究亟待深化
目前学界对稳评的研究，主要从宏观层面围绕稳评机制的制度框架以及存在的现实问题、政策建议等方面展开阐释性、描述性研究，而对稳评内容的完整性、稳评过程中多元主体的参与、稳评结论的公开与监督、风险化解措施的可操作性、稳评典型案例的剖析等微观层面缺乏深入系统的研究，学界没有对此给予足够的重视和学理上的充分探讨，理论上有待进一步整合和细化，研究的针对性有待加强。同时，当前稳评研究集中在稳评指标、技术及应用的研究，而有关稳评机制配套制度的研究被忽视，研究视角偏狭，缺乏社会科学的跨学科视阈，尚未形成统一、规范的理论话语体系。
3.项目类稳评研究较多，政策类稳评研究滞后
重大工程项目作为稳评的主要对象，是稳评开展最早、最深入的领域，在各类稳评事项中所占比重最高。但目前稳评对象过于集中于重大工程项目，甚至只局限于重大工程项目。尽管当前稳评对象开始向公共政策层面延伸，但与项目类稳评相比，政策类稳评不仅数量较少，且无论是稳评流程、稳评方法还是稳评报告的文本编制，都非常不成熟。另外，所有类型的稳评都集中于程序认定及稳评报告输出，而忽略了稳评的制度框架和规范建设，这是今后稳评研究亟须加强的薄弱领域。
第三节 研究内容与研究方法
本书将研究对象聚焦于稳评机制，主要研究重大决策社会稳定风险的演化机理，稳评机制的理论基础、发展历程、制度框架、模式比较，立足于稳评机制的政策文本分析和典型案例的实地调研，发现中国稳评机制在制度设计与实践运行中的现实问题，探寻具有可行性和可操作性的优化路径，找到适合中国国情的稳评机制主体模式。通过本书的研究，力图全景式地展现中国稳评机制的发展现状，为健全和落实稳评机制提供理论指导，提高稳评机制在实践中的运行效果，实现稳评机制可持续发展的目标，推进传统维稳模式的转型与社会稳定风险治理能力的提高。
一 研究内容
1.稳评机制的基础理论研究
梳理国内外稳评领域的研究现状，界定重大决策、社会稳定风险评估、稳评机制等基本概念，选取风险社会理论、社会燃烧理论、复杂社会系统理论等阐释稳评机制的理论基础，基于政策过程、政策缝隙、风险感知、社会预期等视角分析重大决策与社会稳定风险的耦合关系，基于决策本身、决策机制、利益相关者的三维视角，深度解析重大决策社会稳定风险的形成机理。
2.稳评机制的发展历程与制度功能研究
从全球风险社会和双重社会转型的国际国内背景出发，阐释中国稳评机制产生的社会背景，系统梳理稳评机制从四川遂宁等地的地方实践上升为中央层面的顶层设计进而在全国推广的发展历程，并从稳评机制“地方创新—中央认可—全国推广”的制度创新和制度扩散的模式出发，深入探讨稳评机制创新的空间、动力和障碍等问题，最后从有效性与民主性的双重视角揭示稳评机制的制度功能。
3.稳评机制的制度框架研究
制度框架是稳评机制的“内核”，尽管当前稳评机制的制度框架在主体界定、范围选择、内容规定、流程操作、指标选取、方法运用以及配套制度建设等方面呈现差异性特征，尚未形成全国统一的模式，但其制度设计的基本框架是一致的。本部分将围绕稳评机制的制度框架进行深入论述，以期能够使稳评机制的制度设计更加合理、科学、规范、高效。
4.稳评机制的现实问题研究
针对当前学界对稳评机制运行状况的分析更多地依靠单个地方经验或是对少数几个稳评案例的简单比较获得，其研究方法的科学性和研究结论的严谨性都无法保证，本研究将选取全国各地100份左右关于稳评机制的政策文本，并赴江苏、四川、上海、山东、河南等地进行实地调研，在此基础上建立拥有一定样本数量和案例数量的数据库，通过深入的文本内容分析和案例实地调研，全面、客观地反映中国稳评机制的发展现状尤其是存在的现实问题，并从属性、理念、实践三个层面解析稳评失灵的发生机理。
5.稳评机制的优化路径研究
针对当前稳评机制在制度设计与实践运行中存在的现实问题，从树立科学认知的理念层面、加强顶层设计的制度层面和提高运行效果的实践层面，提出优化稳评机制的对策建议。
6.稳评机制的主体模式研究
稳评主体作为稳评中最活跃要素，贯穿于稳评每个环节，是稳评机制的“灵魂性”要素，因而稳评主体的模式选择是健全稳评机制的关键点或者突破口。[81]本部分通过对稳评中各利益相关者行动逻辑的分析，建立稳评“本位主义：政府主导模式—实证主义：专家理性模式—建构主义：利益相关者参与模式”的分析框架，进而找到构建稳评利益相关者参与模式的障碍与路径，实现稳评主体模式从当前政府主导的自我评估模式，向多元协同的利益相关者参与模式的转变。
本书的研究内容如图1-4所示。
图1-4 研究内容
二 研究思路
本书遵循“规范研究与实证研究高度结合”的原则，以稳评机制为主要研究对象，立足于稳评机制的发展实践，遵循“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研究逻辑，综合运用文献分析法、比较分析法、系统分析法、社会调查法、案例分析法等多种研究方法，围绕“健全稳评机制”这一主题展开研究。本书的研究思路如图1-5所示。
三 研究方法
1.文献分析法
本书综合借助传统的文献内容分析方法和计算机辅助的文本挖掘方法，收集国内外与本研究相关的文献资料，从规范研究的角度展现国内外稳评机制研究的发展脉络与研究趋势。
2.比较分析法
比较分析法主要是对两个或两个以上有某种联系的对象或事物进行考察和对比，着重分析它们之间存在的共同性和差异性的一种研究方法。本书主要通过国内与国外、国内各地稳评机制的比较，揭示稳评机制的制度框架和运行状况，并通过传统维稳模式与建立稳评机制后的维稳模式比较，揭示稳评机制的制度功能。
图1-5 研究思路
3.归纳演绎法
归纳演绎法是归纳法和演绎法的综合，前者是从许多个别事务中概括出一般性概念、原则或结论的思维方法，后者则是从一般推导个别的思维方法。本书将依据各地的稳评实践，概括出稳评机制的制度框架、基本经验和基本规律，再用其指导各地的稳评实践。
4.系统分析法
本书将重大决策、稳评都看作一项复杂的系统，都具有复杂系统的特征，并借助于系统分析方法，从系统、动态的视角分析重大决策蕴含社会稳定风险的机理和稳评内在的逻辑关系。
5.社会调查法
选取稳评机制的典型案例作为研究样本，采取现场观察、小组会议、深度访谈、问卷调查等多种方法对这些案例样本进行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确保资料信息的全面、准确、真实，从而掌握各地稳评机制的结构化数据和实践运行状况，发现和提炼稳评机制制度框架和实践运行中存在的现实问题和取得的主要经验。
6.案例分析法
本书通过考察各地稳评机制的典型案例，运用抽象思维，提炼案例样本中的共同特质与属性，归纳稳评机制运行的基本规律和存在的现实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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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7] 程瑜、陈世明：《从“维稳”到参与：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新探》，《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3期。
[78] 刘泽照、朱正威：《掣肘与矫正：中国社会稳定风险评估制度十年发展省思》，《政治学研究》2015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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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 任勇：《社会稳定风险评估中条块互动以及制约要素研究：基于L案例的考察》，《政治学研究》2017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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