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工业社会理论
20世纪初期，人们普遍对大企业拥有的巨大力量和带来的矛盾冲突感到不安。知识界更是担心它可能毁坏西方社会崇尚个人自由和独立精神的传统，从而将个人变成组织的奴隶。德鲁克却并不悲观，他认为新社会必将是一个工业社会，是一个自由的功能社会[30]。然而，工业社会并不会自动成为一个功能社会，它在诞生之初就面临着极大的风险，它可能保持自由市场制度，但更可能走向集权主义。
一、工业社会的危机及出路
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美国的大型工商企业从总体上来看已经完成了管理革命，股东从公司的权力舞台上退隐，职业经理人逐渐掌握大企业的控制权，现代公司制开始在各个行业蔓延开来[31]。在欧洲，尽管现代公司制没有一如美国那样流行，但大型企业的实力及其影响仍然与日俱增。然而，管理革命在其进行之时，人们不仅惊叹于它爆发出来的巨大生产力，而且深深地为它所带来的矛盾和冲突所困扰。应该说，管理革命本身并未能解决工业革命早期的劳资矛盾，反而增加了管理层与工人的冲突。这些矛盾使得西方社会对自由企业制度的信念及这一信念支持下的市场经济制度产生了怀疑，对19世纪欧洲传统的自由主义价值观产生了怀疑。逢此之时，法西斯主义应运而生，法西斯主义者企图通过国家极权统治代替市场机制来彻底解决工业社会的问题。
德鲁克认为，工业社会危机的根源在于个人的身份危机。前工业社会没有出现此种危机，那是因为那时的人们没有普遍的个人身份危机。在工业社会以前的时代，一个人的出身就决定了他的身份。只是到了工业社会，个人身份危机才凸现出来，并对社会秩序构成威胁。在工业社会，企业取代家庭和个人成为基本生产单位，颠覆了人们传统的工作和生活方式，摧毁了传统职业的技巧和声誉，消除了个人通过传统劳动获得的满足感，导致了传统价值的贬值和传统行为的消失[32]。既然是组织而不是个人在从事生产，那么个人的社会地位、社会声誉和社会权力也不再可能与个人的劳动联系在一起，而只能依附于个人在组织中的职位，个人在组织内部的成员身份。
在工业社会里，公司作为代表性社会机构，管理者成为决定性的社会力量，大规模生产成为代表性的生产方式。在这个新社会中，资本家与管理层作为公司的所有者与经营者获得了明确的身份与地位。前者凭借着神圣不可侵犯的私有财产权，后者通过接受前者的委托，获得了财产权的衍生权利——经营权，掌握了对公司的实际控制权。这两个群体通过委托——代理的关系紧密结合在一起，在新的工业社会中确立了自己的位置。
然而，现代企业不是仅由所有者和管理层组成的。工业社会中最大的群体——工人，没有在公司里找到身份和功能。工人在离开了原来有明确社会地位的职业（手工艺者或农民）之后，在工业社会里没有得到同等的机会，没有明确的社会地位和功能，当然也就没有获得尊严和责任感。他们成了高效率、自动化和标准化的机器，而失业者更是被放逐的人。他们缺少经济保障，更缺少社会融合，没有社会功能和身份[33]。一句话，工人没有获得工业社会的公民权，这显然违背了西方社会的基本信仰和价值观。所有者、经理层与工人之间矛盾丛生冲突不断，究其根源正是工人的身份危机。如果不能找到有效的解决办法，这个新生的工业社会将岌岌可危。事实上，这种危机乃是导致两次世界大战的根本原因。
在当时来看，西方社会解决这一危机有两条出路：一条是法西斯主义所主张的国家集权方式，即由国家接管企业；另一条对自由企业制度的改良。在德鲁克看来，两次世界大战就是这两条道路之间的较量，战争的胜负将决定工业社会的命运由谁来主宰。德鲁克认为，法西斯主义是一个试图解决西方文明普遍问题的错误出路[34]。改变企业的所有制性质并不能解决问题，只有通过提高生产率和改善企业管理才能解决这些问题。因此，他在《经济人的末日》中断言法西斯主义必将失败。
20世纪30年代末，欧洲上空战云密布，德鲁克将目光转向大洋彼岸的美国。在对美国革命和美国精神进行分析之后，德鲁克看到了在美国建立一个自由的功能性的工业社会的希望，“如果要使自由的工业社会以自由的、非革命的、非极权主义的方式得到发展，那么当今之时能够做得到的只有美国”[35]。德鲁克在《公司的概念》一书开篇就提出：除非发生重大灾难，否则没有任何事物能使绝大多数美国人放弃他们对以自由企业为基础的经济体制（A Free-enterprise Economic System）的信念，他通过通用汽车公司的考察证明这个假设是有效的。德鲁克仍然担心，如果大公司不能协调好企业与工人的关系，就有可能被政府接管即被国有化，从而导致自由企业制度彻底失败。
二、现代企业的危机
1929年10月28日，纽约证券交易所股价从历史最高点急遽下跌。连续几年，股价持续下跌，整个美国陷入了前所未有的经济大萧条。1931年中期，经济一路下滑，数以百万计的人失去工作。那些失业者痛苦到了极点，因为他们大多数人利用积蓄付了购房的首期款，依靠每个月的收入支付抵押贷款。一旦失业，他们付不出贷款，银行便收走了用于抵押的房产，他们因此流离失所。人们的美国梦破灭了，不再相信国家和企业，甚至对自己和孩子的未来也不抱希望。质量管理大师朱兰（Joseph M.Juran）亲身经历了这场灾难，尽管他此时已是霍桑工厂的中层管理人员，他也时时感到失业的恐惧。他在1932—1936年攻读了法学博士学位，获得律师从业资格，以便自己万一失业之后可以另谋生路。“在经济大萧条的开始阶段，工龄较长的员工是较为安全的，到最后阶段，工龄超过20年的员工也面临下岗。霍桑工厂拥有4万名员工，到1933年经济开始恢复时只剩下7000人。”[36]由于经济危机带来的失业恐惧，以及企业对于劳工关系的忽视，20世纪初期是西方国家劳工关系最恶劣的时期，也是工会运动迅速发展的时期。其中，汽车业的劳工关系最糟糕，除了采煤及橡胶等几个行业之外，其他行业望尘莫及。
工人阶层在工业体系中地位日益边缘化，这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工人缺乏就业保障或者说缺乏职业安全感；二是缺少晋升机会。在工业社会中，公民身份获得的前提条件是必须成为一个企业的一员，即雇员，才能赢得社会地位。因此，充分就业成为现代社会前所未有的新问题和大难题。尽管一般认为充分就业主要是政府的职责，但是德鲁克认为，企业可以主动采取一些措施来缓解工人对失业的恐惧感。至于均等的晋升机会则是更加难以实现的目标。20世纪20年代中期，朱兰在霍桑工厂工作时，对工厂的晋升机会做了这样的评价。“根据小道消息，有两种途径能升职。只有大学毕业生才能迅速升职……所有其他员工能够较慢地升职。而升职与资历密切相关，晋升的职位也往往受到限制。要想在霍桑工厂不断升职，就必须是WASP——即盎格鲁·撒克逊白种清教徒的后裔，拥有大学学历，而且还不能是女性。”[37]
20年后，当德鲁克进入通用汽车时，几乎可以说，除非拥有大学学历，否则很难跻身于管理层，整个管理班子全部由大学毕业生组成[38]。对于工人来说，工头（foreman）就是其职业生涯的顶点。工头在通用汽车公司这样的大公司里，其地位可说是“兵头”，却无法成为“将尾”。各种工会组织的领导层中集聚了许多有才华的年轻人，这些无法登上晋升阶梯的工会领导人，在工会里获得了施展才能的机会。工会领导人一度成为美国社会最有权力的群体，有时甚至连总统都不得不买账。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工会领导人所拥有的地位——这种地位使一条专为工人们开放的通向社会显要的途径——成为激发工人开展工会运动的一大动力。如果公司能够为所有人提供机会，那么劳工关系不至于如此紧张。但是，这一提议在大型企业里几乎不具有操作性，因为大型组织的管理人员几乎无法接触到一线工人，无从发现有潜质的年轻人。
而工业化社会的新秩序能否成功建立起来，取决于这些大型工商企业在完成经济使命的同时，能否成功地担当起社会的领导者这个新角色，能否将员工视为社会的一员，给予每个成员以社会地位和社会功能。除非给予每个成员以社会地位和功能，除非这种决定作用的社会力量是合法的，否则，没有一个社会能够建立起秩序。这要求现代企业不仅能够完成经济职能，而且能够有助于实现社会和谐。否则，自由企业和市场制度将失去其存在的理由，失去合法性的基础。
德鲁克试图通过改善企业管理，以使工业社会在坚持自由企业制度的基础上实现新的和谐。德鲁克对困扰工业社会的矛盾给予了崭新的定义：这种矛盾的性质不再是劳资之间的阶级矛盾，也不是管理层与工人之间的矛盾，而是组织与个人之间的矛盾或者说社会与个人之间的矛盾。这一矛盾体现为管理层的角色与工人所处角色之间的冲突：管理层关心提高生产率，工人担心生产率的提高可能带来失业因而抵制提高生产率；管理层希望降低成本包括劳动力成本，而管理者眼中的劳动力成本却是工人的收入，工人要改善生活水平当然要求提高工资；由于管理层尤其是高级经理们的报酬远远超过普通工人，工人难免对此产生不满和怨恨。德鲁克认为，无论在社会主义国家还是在资本主义国家，管理层与工人的关系在性质上是相同的，工业社会的生产方式决定了这一矛盾存在的普遍性。所以，这是一个与大型组织的管理相伴生的问题，即使将企业国有化不仅不能解决这个问题，而且会将问题引向错误的方向。德鲁克认为，在解决这个问题的过程中，大公司是否能够赋予工人以身份和地位是工业社会能否成功运转的关键。
三、工厂社区与工业公民权
德鲁克在《新社会》中详细分析了工业社会的冲突类型及其原因，得出的结论是，工会并不能解决这个问题，只有企业管理层才是解决问题的决定性因素。
工业公民的地位与功能必须通过其从事的工作体现出来，所以造就工业公民的任务主要地落在公司身上。如果能够对工人的工作赋予意义，公司就能让工人成为工业社会的公民。这个问题既不是家长式（Paternalism）的福利社会制度能够解决的，也不是工联主义（Unionism）的抗争行动能够解决的。家长式的解决方式将工人视为孩子，告诉他们工作的意义，给他们更多的福利，给他们安全感，像照顾孩子一样照顾他们，却没有给他们成人的责任感和尊严。工联主义者为工会成员谋利益，将工会成员的利益看得高于公司的整体利益，将工会的利益看得高于社会的整体利益，这也不符合美国社会的基本价值观。
那么，在企业里，工人如何成为工业公民呢？不是被某个“家长”赋予，不是靠社会来拯救，而只能通过自我实现来获得，即个人通过发挥潜能，对组织目标做出贡献获得成就，而体验到自身的价值及其在组织中的地位。德鲁克在《管理的实践》和《管理：使命、责任和实务》中曾经提出通过建立工厂社区（Plant Community）来融合各种不同的群体，调和工业社会的矛盾。
德鲁克对工业社会的这些看法使他处于一种奇怪的境地，西方学者以及企业界将其视为危险的社会主义者，而社会主义国家的学者却又认为他是一个固执的资本主义者，“出于西方资产阶级学者的偏见，往往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一些命题妄加非议”[39]。他在对工业社会基本问题的定性方面惹恼了资本主义者，而在解决问题的出路方面又激怒了社会主义者。
在对工业社会的关键问题的认识上，德鲁克赞同马克思的分析。德鲁克认为马克思看到了工业社会“真正的问题”，他认为劳资矛盾是工业社会的最严峻最重要的问题，如果不解决这个问题将危及工业社会的前途。但是，另一方面德鲁克又认为美国在完成了经理革命之后，劳资矛盾已经转变为工人与管理层的矛盾，他们之间的矛盾其实质并非阶级矛盾，而是工人与企业之间的矛盾或者说工人与组织之间的矛盾。
在如何解决这个矛盾方面，德鲁克显然更同意泰罗的观点。他认为所有权革命不能解决工业公民权的问题，即使改变一个社会的所有权形式，只要以大生产大流通为特征工业化生产方式不可避免地存在，现代企业这样的大型组织就仍然存在，相应的管理问题也仍然不能得到解决。无论所有权属于谁，这个社会都必须解决类似的管理问题。将劳工关系问题定性为所有权问题只会掩盖真正的问题，使之更加复杂化，甚至有可能引发社会动荡，使得问题更加难以解决。和泰罗一样，德鲁克认为只有依靠生产率革命，极大地提高生产力，极大地增加社会财富，才能最终解决问题。德鲁克希望通过生产率的提高和管理的改进，来避免冲突和分裂，实现社会的持久繁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