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德鲁克生平

我们从德鲁克出生的那个时代谈起。

欧洲的19世纪是一个工业化的世纪，一个人口爆炸的世纪，还是一个革命和暴乱风起云涌的世纪。这使得20世纪注定是一个社会变革的世纪。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个新世纪是从1919年5月29日开始的。这一天，天文观测取得的数据证实了阿尔伯特·爱因斯坦关于宇宙的新理论——相对论——是正确的。至此，主宰世界200多年的牛顿物理学被相对论所取代，绝对时间与绝对空间的观念被推翻，而光的运动可以是曲线的。英国历史学家保罗·约翰逊感叹道，相对论就像一把刀，无意之中割断了拴住社会之舟的锚缆，使西方社会漂离了犹太教——基督教文化信仰和道德观念的锚地[1]。从此以后，这个世界原有的生活方式和社会秩序将受到前所未有的怀疑和挑战。不仅宇宙观被爱因斯坦颠覆了，而且个人与社会都不再是人们熟悉的样子。在心理学领域，弗洛伊德对人的精神世界进行了重新诠释。在社会学领域，马克思对人类社会的历史进程做出了崭新的预言。19世纪发展到顶峰的个人责任的哲学观念以及犹太教——基督教的经典教义，都遭到了怀疑和抛弃，人类的前途和命运面临所未有的危机。

20世纪一开始就是人类创造力集中展示的时期。自大西洋到太平洋横贯整个美国的铁路网络已经建成，福特汽车公司正在开足马力生产“T”形车，飞机、大炮、坦克、潜艇以及各种新式武器剑吟匣中，电子技术正在贝尔实验室、化学技术正在杜邦实验室里疯长，生产力的爆发式增长就像是一夜之间从地底下呼唤出来的一样。科学技术和思想领域的革命集聚起巨大的能量，引发了两次世界大战。工业文明在两次世界大战的血与火中挣扎着降临人世，一个崭新的现代社会诞生了。然而，它前途未卜，充满矛盾与困惑，民族主义与自由主义的政治思潮在冲突在激荡，“管理”这只有形之手将在建立工业社会新秩序的过程中扮演重要角色。

1909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5年，彼得·F.德鲁克诞生于奥匈帝国的首都维也纳[2]。德鲁克家族祖籍为荷兰，德鲁克这个姓氏在荷兰语中是“印刷者”的意思。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度过了童年时代，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度过了青年时代，有幸目睹了一个新世纪的成长和变迁。

德鲁克从小受到良好的家庭教育。他父亲是经济学家和律师，在奥匈帝国政府经济部任高级公务员，母亲学过医学。在德鲁克的童年时期，家中经常高朋满座，不但有政治家、经济学家和律师，还有音乐家、文学家以及数学家。德鲁克的双亲与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1856—1939）有多年的交情，熊彼特（Joseph Alois Schumpeter，1883—1950）[3]是他父亲的朋友，凯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1883—1946）的课堂也向他敞开着。这种家庭环境使他受到极好的教育，养成了一种悠闲从容的气质，这种气质使他的作品具有一种独特的风格。德鲁克从年轻时起就一直遵循很有特色的学习计划：每隔三四年选择一个新课题，集中阅读该领域的著作。这些领域包括法律、政治、经济、哲学、技术发展史以至日本艺术等等，如此广泛的兴趣与其少年时代的家庭熏陶不无关系。

1919年，德鲁克10岁，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了。战争的恐惧暂时散去，和平的饥饿却无处不在。时任美国商业部长的胡佛（Herbert Hoover）[4]，曾在一战时期督导欧洲救援计划。由于他领导的美国食品赈济组织的慷慨援助，使得上千万欧洲人包括数百万儿童免于饥饿。德鲁克就是其中之一。这一经历使得“组织”一词在他心中留下了美好的印象，对他最终选择研究组织管理产生了很大影响。

德鲁克少年时代得到两位修女老师——爱尔莎小姐和索菲小姐的悉心教导。爱尔莎小姐让德鲁克自己负责自己的学习，她给了他一个笔记本，要求他在每周开始时写下打算要学的东西，然后在这一周结束时对照检查。德鲁克在四年级时已经显示出写作方面的才能，爱尔莎小姐注意到了他的优点，每周给他布置两篇作文，训练他的写作能力。德鲁克后来将自己的学习方法加以总结，劝导管理者注重机会，而不是问题；应该扬长避短，而不是截长补短；要注重从成功中学习而不是从失败中学习[5]。

13岁时，有一位循循善诱的宗教老师给德鲁克上了一堂具有启蒙意义的人生课，他问每个学生想靠什么让人们记住自己。当时学生们年纪太小，回答不上来。老师笑着说：“我也不指望你们回答得出。但是假如你们活到50岁还答不上来的话，那你将已经虚度此生了。”德鲁克记住了这段话，从此以后努力地按照这一存在主义的崇高准则而生活。“我一直拿这个问题来问自己，这是一个能够使你不断更新自己的问题——因为它促使你把自己看作一个不同的人，看作你能成为的那种人。”[6]

1926年，德鲁克17岁，他中学毕业了。德鲁克家族多以医生和律师为业，他的父亲老德鲁克期望儿子上大学。但是，年轻的德鲁克却决定找一份工作。老德鲁克虽然觉得失望，但还是尊重儿子的选择，帮他在一个颇有声望的进出口公司找了一个见习职员的职位。此后10余年间，德鲁克一边旅行一边工作一边学习，行万里路，读万卷书。后来德鲁克以自身经历为例，对当今社会以学历取人的现象提出尖锐批评。不过，他也明白昔日一去不复返，在20世纪50年代德鲁克强迫自己的儿子上了大学。

德鲁克工作的进出口公司在德国汉堡，这正是他所期望的，这使他终于可以离开奥地利。德鲁克在工作之余进入汉堡大学法律系学习。那时的大学十分宽松，他一次课也没去听，只是周一到周五每个晚上都去图书馆读书。两年后，德鲁克到华尔街设在法兰克福的一家分公司做实习证券分析员，一直到这家公司在股灾中破产。其间，德鲁克转入法兰克福大学法学院学习。由于他不是德国公民，没有资格参加国家考试，也就不能取得法学博士学位。最终德鲁克通过考试获得了公共法与国际关系博士学位。

德鲁克在汉堡工作期间，一次偶然得到的教诲使他确立了追求事业的精神。他在汉堡歌剧院观看了威尔第的最后一部歌剧——《法斯塔夫》（Falstaff），意外地得知这部激昂的作品竟然是音乐家在80岁高龄写成的。威尔第曾经说，在作为音乐家的一生中，他一直在为追求完美而奋斗。但是这个目标总是在躲避他，所以他真切地感到一种责任，觉得应该再努力一次。德鲁克被威尔第的故事深深感动，暗暗许愿如果自己得享高龄，一定像威尔第一样不懈地追求完美。事实上，他做到了，一直到90岁高龄仍然保有世界上最活跃的头脑。

年轻的德鲁克对于自己究竟要做什么并没有明确的目标。寻找的过程是漫长的，机遇不知在什么地方躲藏。其时正值两次世界大战的间隙，各种政治思潮风起云涌，欧洲局势动荡不安。德鲁克对正在发生的一切深感忧虑，第一次世界大战给他的童年带来的饥饿感记忆犹新，而第二次世界大战却又正在孕育之中。1929年10月，在经历了历史上最著名的大股灾之后，德鲁克失去了证券分析师的工作。他应聘到法兰克福最大的报纸《法兰克福大众报》任金融撰稿人，不久就被提升为高级编辑，此时他刚刚20岁出头。由于战争夺去了上一代人的生命，使得德鲁克年纪轻轻就有机会崭露才华。这份工作使他发现自己有敏锐的观察力，善于透过偶然事件探索现象背后的寓意。在当时，最令人迷惑不安的现象莫过于纷繁复杂的时局，德鲁克很自然地对社会和政治学科发生了兴趣。

20世纪30年代初期，墨索里尼和希特勒走上了欧洲政治舞台。墨索里尼在1922年就已在意大利建立独裁政权，他领导的法西斯党徒推翻了所有反对力量，开始进行大规模军事动员。希特勒领导的德国国家社会党（或称纳粹党）于1933年掌握德国政权，也积极准备侵略扩张。德鲁克对法西斯主义进行了深入研究，于1933年开始写作他的第一本德语著作《经济人的末日：论极权主义的根源》（The End of Economic Man：The Origins of Totalitarianism）。这本书在希特勒和法西斯主义如日中天的时候，预言了它们必将因屠杀犹太人而毁灭。该书直到1939年才得以出版，德鲁克的同乡——原籍奥地利的经济学家哈耶克（Friedrich A.von Hayek，1899—1992）对德鲁克的看法深表赞同，认为由于自由与平等的信念完全崩溃，德国走上了极权主义的、纯粹消极的、非经济的、不自由不平等的社会道路[7]。从这部著作表达的观点来看，德鲁克继承了19世纪欧洲反对极权的自由主义传统，这种思想后来一直贯穿在他的管理学研究之中。

1933年，德鲁克再次失业，回到维也纳短暂休息之后他再度来到伦敦。在伦敦流连之际，德鲁克每周到剑桥大学参加凯恩斯主持的经济学研讨会。德鲁克很快发现，自己与这些经济学家志趣不太相投。因为，凯恩斯和他的学生们只对商品和市场感兴趣，而他对人的行为更感兴趣。

在伦敦，德鲁克遇到了在法兰克福大学的同学——德国女子多丽斯·施米兹，后者当时正在伦敦经济学院读书。1937年元月，德鲁克与多丽斯结婚。几天后，他们离开了弥漫着怀旧气氛的欧洲，一同前往象征未来的美国，希望能够在美国找到理想和生活。德鲁克当初离开奥地利到其他欧洲国家寻找真正想要的生活，在寻找10余年之后还是带着失望离开了。美国是当时战火纷飞的世界上最后的阿卡迪亚——一个类似于幻想中乌托邦的避难所。德鲁克以作家身份来到美国，最初的工作是任几家英国报纸的驻美代表。

然而，美国并不是世外桃源。美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经历了一次短暂的繁荣。可惜好景不长，紧接着等待他们的是1929年股市崩盘之后的大萧条。大萧条期间，银行系统崩溃，企业接连倒闭，劳资矛盾激化，美国企业界的领头羊——通用汽车公司也一直为罢工所困扰。大萧条期间，美国失业人数最多时曾经超过千万，几乎占美国劳动人口总数的1/4[8]。虽然胡佛总统和继任的罗斯福总统都在各自任内通过了一系列的新法律，采取了一系列的挽救行动，但是真正使美国社会摆脱萧条的还是战争。

1939年，德鲁克在美国找到第一份正式工作，在纽约布朗克斯威尔的萨拉·劳伦斯学院任经济学兼职教师。德鲁克在这里待了将近一年就离开了，因为他不赞成攻击布鲁克林大学的自由派校长而被学院开除。1940年，德鲁克在佛蒙特州本宁顿学院（Bennington）找到新的教职，同时被美国政府聘为经济战争部的国际经济兼职顾问。直到1949年，德鲁克一直在该学院担任哲学和政治学教授。看起来，德鲁克正在步人哲学和政治学的领地，并且已经取得了一些成就，显示出作为学者的潜质。

20世纪30年代末到40年代初这段时间，德鲁克以政治学家的身份写作。1941年，德鲁克写作了他自认为很满意的文章“不时髦的克尔凯郭尔（Soren Aabye Kierkegaard，1813—1855）”[9]，从哲学上分析了纳粹主义的思想根源，并断定纳粹主义绝非人类福音。在德国出版了《经济人的末日》一书之后不久，德鲁克在美国出版了《工业人的未来》（1942）一书。在《工业人的未来》一书中，德鲁克预言，一种新的制度已经出现，它夺取了市场的中心社会地位，这种新制度就是工业化大公司。一种新的社会生产形式也已经出现，即大批量流水线生产形式。但是，一个工业化的新社会还远未建立起来，这个新社会需要“新概念”和“新秩序”，这将是德鲁克后来大显身手的领域。

1943年，德鲁克偶然得到了研究通用汽车公司的机会。此时，德鲁克已经是本宁顿大学的政治学教授，美国政治学协会也选举他进入了政治理论研究委员会。本宁顿大学校长善意地提醒德鲁克：研究通用汽车的内部结构与政治学可是两码事，你现在处于进入经济学还是政治学的十字路口，如果接受通用汽车的课题，你在这两门学科中都会失去别人的尊重[10]。对德鲁克自己来说，这个抉择并不困难，实际上可以说在很早以前他离开凯恩斯的研讨会时就已经做出了选择。1946年，德鲁克将研究成果写成《公司的概念》一书出版。

1950年，德鲁克离开本宁顿学院前往纽约大学商学院任管理学教授[11]。其间，德鲁克拒绝了哈佛大学商学院的邀请，因为当时哈佛大学商学院的学生清一色是大学应届毕业生，而他希望与有工作经验的学生打交道，他认为这样有助于师生互相学习，所以继续留在纽约大学。1971年起，德鲁克担任加州克莱尔蒙特研究生大学（Claremont Graduate University）的克拉克社会科学及管理学教授（Marie Rankin Clarke Professor）。自1987年起，该大学以他的名字命名成立了德鲁克研究生管理学研究中心（Drucker Graduate Management Center）。

德鲁克在青年时代放弃上大学而远游他乡去寻找理想中的生活，在这个过程中，经由一些有形或无形之手的引导选择了管理学，最终成为管理学领域的一代宗师。半个多世纪里，德鲁克致力于管理教育和咨询工作，以写作和教书为乐，直到2005年11月11日去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