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与性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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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者序

《性与性格》(Geschlecht und Charakter)是奥地利犹太裔哲学家奥托·魏宁格(Otto Weininger)23岁时发表的著作,也是他生前发表的唯一著作。他的格言式随笔集《关于终极事物》(Über die Letzten Dinge),是他去世两个月后其友人拉帕波特(Rappaport)整理发表的。这两本书就是魏宁格留在世上的全部,也使他成了一个世纪以来最具争议的思想家。

一百年来,《性与性格》一直在被研究和争论。人们对它众说纷纭,褒贬不一,或为它拍案喝彩,或对它口诛笔伐,其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它不同于一般的性心理学专著,更不是坊间常见的那种打着性学旗号的庸俗读物。它不但提出了带有普遍性和根本性的两性关系问题,而且从哲学、逻辑学、伦理学和心理学等多个角度对这些问题进行了反传统的探讨。《性与性格》的思想如此深广,却出自一个如此年轻的哲学家,实属罕见。诚如本书德文出版者所说:“也许整个历史上还不曾有人像他那样,不到21岁时就写出了像《性与性格》这样在科学上如此成熟、哲学上如此富于独创精神的著作。”

1880年4月3日,魏宁格出生于维也纳一个富裕的犹太手艺人家庭。自少年时代起,他就在自然科学、数学和人文科学方面显示了早熟的才能。他的语言天才尤其突出,除了母语(德语)以外,他还精通西班牙语和挪威语,通晓法语、英语和意大利语,此外还掌握了拉丁语和希腊语,16岁时曾打算发表一篇词源学论文,内容是研究荷马史诗中的希腊语形容词。1898年,魏宁格进入维也纳大学研习哲学。

1901年秋,魏宁格将一篇题为《厄洛斯与普绪喀》(Eros und Psyche)的论文(即《性与性格》的草稿)拿给弗洛伊德看,请他推荐发表,但后者认为该书立论缺少实例,未予重视。半年后,魏宁格把《性与性格:生物学及心理学考察》(Geschlecht und CharakterEine Biologische und Psychologische Untersuchung)作为学位论文交给维也纳大学,其第一部分使他获得了哲学博士学位。在获得学位的同一天,魏宁格也成了基督教徒。1903年,《性与性格》扩充内容出版后不久,魏宁格曾说:“我面临着三种可能:绞架、自杀,或者连我自己都不敢想象的辉煌。”一语成谶,这年10月4日,23岁的魏宁格因苦闷绝望,开枪自杀于维也纳的贝多芬故居。不久之后,这本书终于引起了空前的轰动,不但成了畅销名著,而且被译成了数十种语言。弗洛伊德也在1909年承认魏宁格“很有天才”。

《性与性格》被誉为不可多得的天才之作,一百多年来一直对西方文化产生着深远影响。魏宁格的思想影响了西方现代主义乃至后现代主义思潮:在维特根斯坦、克劳斯Karl Kraus(1874—1936):奥地利作家、社会批评家,1899年创办文学杂志《火炬》(Die Fackel)。作品以讽刺浮华社会著称。推崇魏宁格的思想,激烈批判当时的社会文化是“阴道时代”,认为它的文学艺术充满了女人气。(本书注释如无特殊说明均为译注。)、卡内蒂Elias Canetti(1905—1994):英籍德语作家,于1981年荣获诺贝尔文学奖。代表作有政论《群众与权力》和“自传三部曲”(《获救之舌》《耳中火炬》和《眼睛游戏》)。、弗洛伊德、布洛赫Hermann Broch(1886—1951):奥地利犹太裔作家,曾遭到纳粹迫害,流亡英国,最后定居美国。代表作是《维吉尔之死》。、卡夫卡、劳伦斯和乔伊斯的著作中,全都可以看到魏宁格的影响;法国女作家西蒙娜·波伏瓦所著的《第二性》(1949年)被誉为现代女权主义运动的“圣经”,而其中的名言“女人不是生成的,而是造就的”,则能在《性与性格》中听到其先声。

西方知识界对魏宁格及其《性与性格》一向不乏高度评价,例如:“我们全都受到魏宁格的魅力的影响,即便是我们当中那些从未听说过他的人,因为他是这样的天才之一,其思想的回声远远地超越了他的名声。”又如:“在这本书里,一位悲剧性的、最不幸的思想家做了直言不讳的自我剖白。放下这本书之后,任何一个有思想的人都会对作者怀着深情和赞赏;并且,在合上这本书的时候,许多人心中一定会对作者产生一种近乎虔诚的崇敬。”

另一方面,丰富的现代思想(其中也包含着对柏拉图、康德、叔本华和尼采哲学思想的借鉴、改造和发展),悖论警句式的言论,骇世惊俗的另类见解(例如对两性心理、同性恋、犹太文化等),又使这本书自出版后就引起了众多误解和猛烈批判,被视为精神病患者的自白(例如,弗洛伊德就认为魏宁格虽然很有天赋,但性心理错乱,其憎恶女性和犹太人是所谓“阉割情结”的表现),甚至被看作反对女性解放和排犹分子的谬论。

《性与性格》究竟是一部从哲学和伦理的高度剖析人类两性关系的杰作,还是一部充满了性别歧视和种族偏见的邪说?要弄清这个问题,应当从它的核心思想说起。

魏宁格生活在19世纪维也纳“世纪末”(fin-de-siècle)颓废文化的氛围里。用王尔德的话说,那是一个充斥着“赤裸裸的金钱和赤裸裸的肉欲”的时代。在那个时代,人性被金钱扭曲,性和爱情被异化成了商品;虚伪当道,物欲横流,高尚人性的光辉正消失殆尽;除了金钱和肉欲,大多数人已经忘掉了更高精神(即魏宁格所说的灵魂)的存在,变成了只注重实利的市侩和目光短浅的庸人(即马修·阿诺德Matthew Arnold(1822—1888):英国文学家,代表作是《文化与无政府状态》。所痛斥的“非利士人”);世风淫靡,充满脂粉气和耽乐色彩;在那个自恋型的社会当中,人们的行为动机唯有自私和虚荣。所以,年轻的魏宁格写作《性与性格》,绝不是在“为赋新词强说愁”或者危言耸听,因为那是一个需要叔本华那样的哲人高喊“人生由痛苦和无聊两种最后成分构成”的时代,一个需要尼采那样的狂人挺身宣布“上帝已经死了”的时代,也是一个需要魏宁格那样的天才指明“女人通过男人的过错而获罪”的时代。魏宁格就是当时维也纳知识界的佼佼者和一个被误解的中心人物。

从这个意义上说,《性与性格》不仅是一部涉及哲学、伦理学、两性心理学和性格学的跨学科综合论著,而且是对19世纪末欧洲社会价值观的深刻反思,是对人类劣根性泛滥的无情批判,也是对高尚人性复归的强烈呼唤。

在《性与性格》中,魏宁格从独特的视角剖析了性别问题,阐明了男女性别的哲学、伦理学和社会学意义。他指出:认为世界上只有绝对意义上的“男人”和“女人”,这是庸人和学究的浅见,毫无意义;要获得对现实世界的真知,就必须摆脱这种庸俗见识。他分别用“M”和“W”表示绝对意义上的男性素质和女性素质。他认为:现实中根本不存在这两种纯而又纯的性格类型,每个人都是这两种素质的混合体。一个人的基本性格取决于两者的比例及其构成方式;男性素质占据主导地位时,便给他人以男人的感觉,反之则给他人以女人的感觉。最重要的是,魏宁格还认为男性素质代表着“有”,而女性素质代表着“无”,因此,每个人身上就同时包含着“有”和“无”两种因素。这是《性与性格》的立论基点。

由此出发,魏宁格认为判断一个人性格的基本依据是这两种因素的多寡,男女当中都存在着与生理性别相反的性格(例如女气十足的“男人”和阳刚强悍的“女人”);从这个意义上说,男女的性格无不反映了“性别的中间状态”。这一点不但决定了两性的社会关系和伦理关系,而且确定了两性的哲学本体论意义。这就是被西方学术界称为“人类雌雄同体论”(theory of human bisexuality)的独特理论。

魏宁格将女性进一步划分为“母性型”和“妓女型”两类,认为前者属于最接近原生状态的女人,处在人类生活的最低层面,只能作为庸人的朋友,因为她们身上的女性因素最多,最接近于“无”,对人类文化的进步没有多少贡献;而后者身上的女性因素则少于前者,是天才者的朋友,能够参与促进文化进步的活动,因而生活在一个较高的层面上。当然,世上根本不存在这两种类型的绝对形式,女人都是这两种基本类型的混合体。魏宁格由此指出,既然绝对意义上的女人是“无”,她就根本无法具备本体意义上的存在;男人将自己的罪投射给女人,才使女人获得了存在,而从伦理意义上说,男人按照自己的意愿去塑造女人,这就是男人的罪。所以,魏宁格虽然历数了女性的种种性格弱点,但还是一再指出:“女人受到的一切谴责都应当算在男人的账上”(第二部分第十二章),“女人获救的希望并不系于男人的不纯洁,而是系于男人的纯洁”(第二部分第十四章),“事实上,我的考察最终还是转向了批评男人,尽管其意义比女权提倡者所期望的还要深刻,并且对男人提出了最沉重、最切实的谴责”(“作者序”)。这里不存在性别歧视,这是天才的魏宁格根据他的哲学理论对两性关系所做的深刻分析。

在魏宁格看来,女人绝不仅仅是生物学意义上的个体,更是具体历史条件下的社会性个体;因此,女人的性格特点势必带有男权社会所赋予的浓厚色彩。在这种前提下谈论女性解放,只能是一种奢侈的幻想,因为唯有到男人不再把女人用作达到目的的工具、女人不再渴望通过男人获得自己的价值(这其实也是女人把男人用作了达到目的的工具)的时候,才会出现真正的两性平等。所以,魏宁格才深刻地指出:“女性解放的最终敌人,就是女人自己。”(第二部分第十四章)

将关于两性性格的研究结论运用到对民族特性的分析上,这是魏宁格又一个大胆的理论创造。他以犹太民族作为分析对象,因为他自己就是犹太人。不少评论者认为这反映了魏宁格的“犹太自卑情结”,并从种族的角度上将他视为犹太人的叛逆。然而,凡是真正阅读过《性与性格》第二部分第十三章“犹太主义”的人都会记得,作者预感到他的观点会造成误解,便反复强调:犹太主义(Judaism)的含义“既不是指一个种族、一群人,也不是一种被承认的宗教信条。我把这个字看作一种思想倾向,一种全人类都可能具有的心理特质,只是它唯独在犹太人当中体现得最显著而已”。(在另一种英译文中,这个字被译为“Jewishness”,即犹太性,因而进一步地表明了这个意义。见论文集《犹太人与性别》,1994年版,第3页。)尼采在他的《道德的谱系》中,曾把犹太人分为“旧犹太人”和“新犹太人”,并认为后者将可能是“真正自由的灵魂”。魏宁格虽然借用了尼采的说法,却并不肯定“新犹太人”,因为他认为当时维也纳社会中的犹太人已经丧失了勇敢、追求理想和自我牺牲的英勇精神,那些正是《旧约》中犹太人的典型性格。魏宁格认为犹太人类似于性格学上的W型女性,具有消极的素质,因此,也像女性的解放一样,犹太人必须克服自身的弱点,才有望获得新生。正如伟大的鲁迅剖析阿Q的“精神胜利法”一样,魏宁格对犹太性格的剖析也体现了“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人文精神和清醒的自我批判。

正是在这一章里,魏宁格明确地指出:“我对犹太人的评价虽然很低,但如果由此认为我赞成从理论上和实践上去对犹太人进行哪怕一丁点迫害,那就大错特错了。我讨论的是犹太主义的纯精神意义,即将它作为一种观念。世上没有绝对意义上的犹太人,也没有绝对意义上的基督徒。我说的不是作为个体的犹太人,而如果我针对的是作为个体的犹太人,那就的确是对他们严重的无端伤害。”之所以强调这一点,是因为当今在这个问题上仍有严重分歧:不但仍有人将魏宁格的思想与纳粹的反犹宣传等同起来,也有人主张重新解读《性与性格》的文本,以还其本来面目。前一种观点见于《不列颠百科全书》,还有德国当代哲学家Udo Marquardt最近的一本书《与苏格拉底散步》;后一种观点见于美国当代学者Allen Janik发表的专著《魏宁格时代的维也纳》。

《性与性格》的思想激烈而极端,带有明显的历史局限性和个人局限性,对于这一点,当今的读者大可不必“为天才者讳”。当今的读者不可能完全接受魏宁格的某些结论,但这不会影响这部著作的文化价值和在西方思想史上的重要地位。

《性与性格》虽然出自一个青年,但其思想绝不幼稚肤浅,因此被西方评论界认为是来自最成熟智慧的巨著。推崇魏宁格的人说它如同一个思想家毕生心血的结晶,例如斯特林堡认为它“令人震惊”“解决了最根本的难题”,深受魏宁格思想影响的维特根斯坦也说:“不错,魏宁格是乖僻的,但他是伟大的乖僻。”而反对魏宁格的人甚至认为它是抄袭来的(这不免使人想起了《静静的顿河》,当年也曾有人认为它是肖洛霍夫的抄袭之作)。尽管众说不一,赞成者和反对者在一点上是一致的,那就是全都诚心地认为《性与性格》是一本“最值得阅读、最富于独创性的”书籍。相信今天的读者完全能对这本书做出自己的独立判断。

1903年10月4日,奥托·魏宁格(Otto Weininger)亲手结束了自己的生命,时年23岁半。也许整个历史上还不曾有人像他那样,不到21岁时就写出了像《性与性格》(Geschlecht und Charakter)这样在科学上如此成熟、哲学上如此富于独创精神的著作。他不是在一生的过程中去逐渐发展自己的智力,而是将智力集中用于成就一项伟业,然后毅然摆脱疲惫的躯壳,或者说摆脱不幸的青春;他再也无法承受自己那种惊人学识的重负,我们不想去判定这是否就是天才的一种表现。

《性与性格》无疑属于那种罕见的著作之一,它们在自己的时代过去很久后依然在被人研究,其影响不但没有减退,反而越来越深远,其读者范围不断扩大,使读者不禁发出赞叹,掩卷深思。我们会满意地注意到:这本著作无疑与当代思想毫不一致。这本书的出版,使当今有关女性解放、性、女人与文化的关系等热门话题的讨论失去了价值,因为这本书包含了这位训练有素的逻辑学家的全部精辟见解,描述了性的类型,即“M”型(理想的男性)和“W”型(理想的女性),将所有众说纷纭的心理现象追溯到了一个最终的源头,这其实等于为女性问题提供了一种明确的结论,它完全不同于迄今为止这个考察领域里的探索。本书第一次阐明了性格学(characterology,或称性格分析学)这门学科,使我们看到了它最重大的学术成果。此前的心理学著作都是由男人写出的男性心理学,无论有意无意,它们都仅仅适用于描述带有明显个性特征的男人。“女人却并不泄露自己的秘密”见康德《人类学》第二部分“论性别的特性”,其中提到“男人是容易被考察的,女人却并不泄露自己的秘密”。,康德的这句话至今依然是正确的。不过,女人的秘密现在还是泄露了——是通过一个男人的声音泄露的。男人的著作里包含了女人想说的有关她们自己的话,于是,男人便不断重复由此得出的一些见解,其中也多少包含着真实的东西。运用一种极具独创性的分析方法,一个男人第一次对这些问题成功地做出了科学的抽象阐述,而迄今为止,只有为数不多的艺术家用具体的形象暗示过这些问题。魏宁格设计了一种独创性的性格学(心理类型学)体系,它蕴涵着丰富多样的发展前景,建立了一门全面的女性心理学,其理论深入到了心理的最底层,其基础不仅是对各种科学知识的系统掌握,而且(可以说)是对女性心灵最深处的惊人理解。这种新创造的方法针对人类意识的全部领域,指出必须遵循大自然所规定的思路进行研究——它分为三个层次,从三个不同的视角入手,即生物生理学的视角、描述心理学的视角和哲学评价的视角。关于完成这项任务所要求的基本素质,我们这里不打算作过多的说明。这些基本素质必定综合了多种知识,既包括对自然史的全面理解,也包括对心理学和哲学的深入透彻的把握。事实也许会证明:这种综合知识是独一无二的。

在本书中,作者首先从性格学角度对理想的女性“W”做了一般性的描述,然后阐述了各种不同的性个体类型,最后归纳出了两种基本模式(从某种意义上说,它们都是柏拉图式的概念):高级妓女型和母亲型。对前一种女性,这种分类的依据是其性活动中那种前定性的东西,即“W”女性最主要的和(从最终意义上看)独一无二的兴趣;而对后一种女性,这种分类的依据是那种导致其生育活动的过程。歇斯底里型女人属于反常类型,对这种女性的研究,则为歇斯底里心理学(而不是哲学)精妙理论的产生做了准备,而这种症状被准确而令人信服地定义为“女人机能性的撒谎癖”(the organic mendacity of woman)。

魏宁格本人最重视本书结尾有关伦理学和哲学的几章。在其中,他将论述从性别特定问题延伸到了个人才能、天才、审美、记忆、自我(ego)、犹太民族等其他很多问题上。他站在最具普遍性的立场,对作为人类组成部分的女性成功地做出了评价,而最重要的是,它们都是他的主观评价。魏宁格有意让自己的理论与当时盛行的不科学的一元论及其伴随现象(即泛性论和物种伦理说)形成尖锐的对立,并十分中肯地剖析了不从事哲学研究的现代理论家们许多肤浅的传统理论,其中韦尔海姆·波契(Wilhelm Bölsche)和艾伦·凯伊(Ellen Kay)大概最具代表性。魏宁格反对一切占据主流的时风,提出了一种自成体系的二元论,它与柏拉图、基督教和康德的不朽思想体系之间存在着密切联系,这些思想体系在对宇宙的悲剧性认识当中发现了一种独特的要素。理查德·瓦格纳(他被魏宁格称为仅次于耶稣的伟人)在他的歌剧《帕西法尔》Parsifal:瓦格纳的最后一部歌剧,作于1882年,取材于欧洲中世纪的圣杯传说。剧情大致为:圣杯骑士国王安佛塔斯(Amfortas)被妖法师克林沙(Klingsor)刺伤并被夺去了圣矛,而唯有天真无邪的傻子帕西法尔才能完成夺回圣物的使命。帕西法尔战胜了克林沙指派的女巫康德里(Kundry)的诱惑。多年后,帕西法尔成了骑士,在圣杯前祷告,圣杯放光,国王伤愈,康德里也得到了赦免,死于帕西法尔脚下。里,艺术地表现了魏宁格从科学角度阐明的那个见解。它其实就是宗教生活的那个古老信条,即关于救赎的信条。这本书一直集中详细地阐述这个信条。在康德里身上,魏宁格找到了全部文学中有关女性的最深刻概念。品行无可挑剔的帕西法尔赦免了康德里;年轻哲学家魏宁格从这个情节中看到了人类注定要走的道路。他用这条道路去对照现代女权主义运动的那套主张,去对照其中的肤浅见解和谎言,并由此又在全书结论部分回到了最初那个问题上,它虽然完全值得去仔细斟酌,却依然是一种主导性的观念。那个问题就是两性以及两性间可能存在的道德关系——当然,这种道德关系与人们对“道德关系”这个术语的通常理解截然不同。在本书的“女人的天性及女性在宇宙中的意义”和“女性与人类”这两章中,我们品尝到了来自最成熟智慧的泉水。在这本书里,一位悲剧性的、最不幸的思想家做了直言不讳的自我剖白。放下这本书之后,任何一个有思想的人都会对作者怀着深情和赞赏;并且,在合上这本书的时候,许多人心中一定会对作者产生一种近乎虔诚的崇敬。

本书是一个尝试,即用一种明确的新见解观察两性关系。这个尝试既不想尽量收集有关性格的显著资料,也不想系统地整理科学测评和实验的全部结果,而仅仅是阐释能够说明男女间全部差异的一条原理。在这个方面,本书不同于有关这个题目的其他所有著作。本书并不纠缠于这个或那个细节,而是紧紧围绕其最高宗旨。本书没有罗列大量的调查结果,而是把两性在精神方面的差异归纳成一个体系。本书讨论的并不是作为复数的女人,而是作为单数的女人。本书其实是从最普通、最常见的事实入手的,但目的却在于阐明一条具体的原理。本书的方法不是“形而上学的归纳法”,而是要去逐步地接近心理学的核心。

本书的考察并非针对细节,而是针对各种法则。在更深层次的问题上,与内省分析所获得的结果相比,心理实验的帮助较为有限;尽管如此,本书依然并不轻视实验室获得的结果。艺术家并不轻视体验的结果,恰恰相反,他把获取体验的成功视为己任。不过,对他来说,收集来自经验的知识,这仅仅是探索自我的起点,而在艺术当中,探索自我就是探索世界。

本书采用了性格分析学的方法,本书的主题要求采用这种方法。尽管如此,本书运用的心理学还是具有形而上学的性质。本书的心理学研究从最平凡琐碎的细节经验入手。哲学家与艺术家的任务,其不同之处仅仅在于两者的形式:哲学家诉诸抽象观念,艺术家则诉诸象征。艺术与哲学之间的关系是表达方式与内容的关系。艺术家把世界吸入心中,再把它呼出来;而对哲学家来说,要把握身外的世界,则必须先将世界纳入心中。

理论当中总带有某种虚夸矫饰的东西,而“真实”的意义(在艺术作品里,真实的意义就是自然本身;在哲学体系里,真实的意义则是一种更凝练的概括,是一种深及事物根本并能自圆其说的命题)却似乎会给我们严厉的打击,几乎会使我们感到受了冒犯。在这本书里,我几乎处处都在反对女性,男性读者如果读到我这些反女性的言论,大概会感到几分心领神会或者完全信服。男人在性问题上的自我中心主义,使他们乐于把女人看作符合男人心思的那种女人,看作男人希望看到的那种女人。

对于我对女性所做的判断,女人们势必要提出质疑,而我也准备回答她们,这自不必说。事实上,我的考察最终还是转向了批评男人,但其意义比女权提倡者所期望的还要深刻,并且对男人提出了最沉重、最切实的谴责。不过,谴责男人对我并没有多少帮助,从本质上看,这么做丝毫不能使我的名誉在女人心中得到恢复。

然而,我的分析却并没有仅仅停留在发出谴责上,而是超越了简单的表面现象,达到了某种高度。站在那个高度上,你不但能观察到女人的天性及其在宇宙中的意义,而且能看到女人与人类、与一些最根本和最崇高的问题的关系。我将阐明女人与文化问题的明确关系。我们将看到女人在理想目标的领域里将要发挥的作用。同样,在文化问题和人性问题互相重合的领域中,我不仅要做出解释,而且要做出价值判断,因为在那个领域里,解释说明和价值判断其实是一回事。

实际上,我的考察从一开始就扩大到了如此广阔的领域,而这并不是有意为之。经验心理哲学的发展并不充分,这是经验心理学自身造成的直接后果。我们正是从现象入手的,但只要我们能从现象中找到任何要素,它们能证明现象背后存在的东西,只要我们能窥见一些标志,它们能表明存在着某种高于现象和造成现象的东西,那么,经验性知识(empirical knowledge)就不但不会被轻视,反而会显示出更深刻的意义。我们可以相信,的确存在这样一条根本原理,尽管任何活人都无法真正达到它。本书力图朝这条原理不断迈进。

女人问题和女权问题所包括的范围很有限。在这个有限范围内,不可能去达到一个这么高的目标。尽管如此,这个问题还是必定与“存在”(existence)的最深刻奥秘之间有着紧密的联系。只有把这些奥秘与解释宇宙联系起来,才能从实际的或理论的角度、从伦理学或形而上学的角度,对这些奥秘做出解释。

领悟宇宙(或者说,领悟那种被看作宇宙的东西)与掌握细节知识并不矛盾。另一方面,所有的专门知识都要求具备一种更深刻的意义,而这恰恰是因为它们都是专门的知识。领悟宇宙是一个自我创造的过程;即使综合数量再多的经验性知识,也无法使这个过程出现,尽管各个时代的经验性知识都在期盼它的出现。

在本书中,我仅仅提出了一些有关世界总体格局的萌芽思想。从性质上看,这些萌芽思想最接近柏拉图、康德和基督教的理论概念。我一直在强迫自己把本书的大部分论述建立在科学、心理学、哲学、逻辑学和伦理学的基础上。我想,我至少为许多事情奠定了一些基础,而我不可能把那些事情全部做完。我尤其关注我这部分工作当中的缺点,因为我更注重对已经试图说出的话做出评价,它们涉及一些最深刻、最普遍的问题,而不大看重我对女人问题的个别见解必定会唤起什么兴趣。

喜欢哲学的读者大概会误以为,他读到的论著讲的虽然是一些最崇高、最根本的问题,但它们却碰巧和对一个不那么高尚的问题的考察融为了一体。我也怀有这种厌恶感。但我可以说,在本书中,我始终把两性的对比看作论述的起点,而不是看作研究的最终目的。这种考察已经大有收获,其中包括大量具有逻辑学意义的基本问题及其与各种思想原理的联系,还包括关于审美、爱情、美和善的理论,包括个体、道德以及两者的关系等问题,包括天才、渴望不朽和希伯来人的特性等现象。很自然,这些复杂的内在联系有助于考察这个特定的问题,因为它的范围被扩大了,而这正是由于我们从如此多的角度考察了它。从这种更宽广的意义上说,即使我们能证明文化仅仅能对女人寄予最小的希望,即使考察的最终结果是对女性的贬低,甚至是对女性的否定,那也根本不是想以此去摧毁那些已经存在的事物,或者去贬低那些具有自身价值的东西。如果我在这本书中只是一味地摧毁一切,只留下一片空白,这种做法早就会使我恐惧万分了。在我的这本书里,虽然肯定性的措辞或许不那么清晰,愿意聆听肯定性措辞的人还是能够听到它们。

这本论著分两部分:第一部分涉及生物学和心理学;第二部分涉及逻辑学和哲学。有人会提出异议说,如果我把这两个部分写成两本书,效果会更好,一本从纯生物学的角度去论述,另一本从内省心理学的角度去论述。在进行心理学考察之前,有必要先从生物学的角度去考察两性问题。本书第二部分对某些心灵问题的论述,完全不同于当代任何生物学家的方法。因此我认为,去掉本书的第一部分会让很多读者去冒风险。何况,本书第一部分还有待接受自然科学的关注和批评;而在本书第二部分里,会引起自然科学的关注和批评的,大概只有不多几处,这个部分主要是从内省心理学的角度展开论述的。第二部分首先提出了“反实证论宇宙(the universe that anti-positivistic)”这个概念,因此,许多读者会认为它很不科学(尽管我已在书中提供了反对实证论的有力证据)。目前,我必须让自己暂且满足于一个信念:我已经阐明了这个概念中与生物学有关的内容;我已经为非生物学的、非生理学的心理学确立了永久的地位。

我的考察可能遭到反对,有人会说它的某些观点缺乏充分的证据。但我却认为这些反对意见没有多少道理。在这些事情上,“证据”又意味什么呢?我谈论的不是数学,也不是认识论(书中只有两处涉及认识论),而是经验性的知识,其中绝不仅仅是指出那些存在的东西。在这个领域里,证据的意义只不过在于新经验与旧经验的一致。无论新现象是产生于人的体验,还是直接来自于大自然的造化之手,这两者都几乎是一回事。我这本书中包括了大量有关经验性知识的证据。

最后,如果允许我对我这本书做出评判,我就要说:这本书的大部分内容并不是草草一看就能马上理解和领悟的。我之所以亲自指出这一点,是为了引导和保护读者。

在本书的两个部分(尤其是在第二部分)当中,我越是发现与当今被看作知识的东西相一致的见解太少,我就越是急于指出这些见解与已有知识的一致之处,因为我已经发现:我这些见解与已经被人们理解并说出过的东西完全一致。

我要感谢劳伦茨·米尔纳博士(Professor Dr. Laurenz M üllner)给予我的大力协助,感谢弗里德里希·约德尔博士(Professor Dr. Friedrich Jodl)从一开始就对我这本书怀有真诚的兴趣。我尤其要感谢帮我订正本书证据材料的好心朋友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