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冠三：现在说的八十年代全说过

（杨冠三：经济学家、社会学家、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常务理事）

对我个人来说，八十年代是以天下为己任的年代。第二，八十年代是个出“大字眼”的年代，比如“国家民族”、“改革开放”、“解放思想”、“自由民主”、“发家致富”等。现在会被人笑话，那时可是我们内心真实的想法。

对中华民族来说，我概括八十年代也是两条。首先，这是个启蒙的年代：回归最基本的常识。终于明白我们不需要解救天下三分之二受苦人，明白人要有饭吃、人说话要有人听是常识。第二，这是个奠基的年代：是八十年代的思想解放和体制改革奠定了今后国家的走向。

中国今天又面临一个三岔路口：回去，维持或改革。我不相信中国往回走，就像不相信人类会再回到树上去。虽然街上还会有“文革”式标语出现，就像德国仍会有新纳粹主义，就像俄罗斯仍有斯大林模式怀旧思潮，但由于人们经历了思想解放，这就奠定了回不去的基础。

今天，我们再把八十年代写的文章拿出来看，会发现现在很多思路、建议、方案都在那个时代说过了。今天媒体上讲的话八十年代也都说过。

我们正在编辑那个年代的文集，定名“体制中国”、“调查中国”。这些文集不但有文献意义、历史意义，对未来还有指导意义。这不是简单的怀旧，不是写回忆录，这可是改革的传承。

八十年代的调研精神可概括为“接到任务、拔脚就走”。那时是坐火车，还是硬座。碰到紧急任务需要坐飞机时要领导特批。

八十年代对我们这代人来说，真是故乡，精神的故乡。我们这帮人现在聚在一起，不谈房价，不勾兑关系，大家谈的还是改革。有人说，未来十年是我们八十年代人最后的十年；我要说，未来十年是改革再继续的十年。

我在2004年发现，现在的人都不做调查了。我是1979年参与农村调查的，到1989年这十年是调查的十年。当时认为，不调查就没有发言权，不可能给中央写出好的建议、好的方案。当时的中央异常重视调查。方案前有预调查，方案中有实施调查，方案实施后有效果调查。包括“十三大”报告都融进了我们的调研报告。

这些调研可是严格按照社会学原理，从56个城市、100多个县严格抽样调查的。盖洛普协会当时对我们调查的评价是，“中国的调查水平优于国际平均水平”。

当时大兴调查之风，数以万计的调查组，全国性开展调查。不像现在，调查个什么还得报批。

大兴调研之风的推动力，一个是来自上面，叫“冲出一条血路”，中国面临崩溃的边缘，必须改革；另一个来自下面，我们要吃饭，我们要吃饱饭，必须改革。

决策是个严格的科学过程。当时的调研，得出的方案、决议，为未来中国改革的走向奠定了大致的基础。

现在的决策，之所以造成那么大的反弹，就是因为没有调研。现在的一些人不是懒了，不想调研了，而是靠利益驱动决策了。

顶层设计是需要的，但顶层设计需要底层依据，这个中间环节就是调研。

当时调研报告上会这么写，“只有人民支持的改革，才是现实可操作的改革”。现在的很多改革为什么都拧着呀，就是你刚才提到的部委设计，与底层调研无关。

八十年代最大的顶层设计是邓小平的三句话：“允许看”——这是说给不想改革的人听的；“大胆试”——这是说给改革的人听的；第三句“不争论”——其中有实事求是的成分。

当你想不清怎么干的时候，最好做做调研。

我们给“十三大”报告做调研时，建议“建立上下的对话机制”，这“对话”是什么，就是调研。哪像现在，开个听证会就完了。

之所以重提调研之风，是因为后来20年的许多决策只顾及既得利益者的利益而没照顾人民群众的利益。

 

现在大谈八十年代的话题，按我儿子他们的说法，就是“遗老遗少”在怀旧。我现在想明白了，年轻人这么看是现实的。就像我们当初反感五六十年代人吃忆苦思甜饭是一个道理。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历史使命。你完成自己的历史使命就够了。不要要求年轻人跟你们一块儿去回忆八十年代。干好自己的事吧。年轻人会自己找到自己的位置。

我们八十年代那会儿谁“传帮带”我们了？现在的年轻人也不用你教。

八十年代讲奋斗，现在讲成功。奋斗是过程，成功是结果。这个成功的结果，有可能是奋斗来的，也可能是拼爹、找关系来的。对年轻人的教育是一个个社会事实，而不是你的说教。你再说“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他们会笑你。这20年的腐败和不公正教育了年轻人，奋斗不必然带来成功。所以你光靠说，没用。他会反问，某某地产大王的儿子靠奋斗了吗？郭美美奋斗了吗？

要改变社会学上所说的“社会评价体系”。当今社会的“社会评价体系”出了问题，谁有钱谁牛、谁关系硬谁牛，所以需要纠偏——这恰恰是需要顶层设计的。靠说教是没用的。仍然要改革，而改革就要大兴调研之风。

必须告诉年轻人的是要有危机感。《国歌》里唱的“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要把这种危机意识传导给他们。你们看到这些繁华，也要看到那些贫困人口，那些失学儿童，那些冤假错案，看到我们在别国人心目中低下的地位——而这些都需要改革，需要调研。

（口述/杨冠三 采访/肖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