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章 进攻被击退

时间的车轮在转动。指针向前移动。红门兰和耧斗菜的花已经凋谢，野生的石竹也是这样。形如星星的、深蓝色的龙胆，苍白而有毒的秋水仙，又在潮湿的草丛间出现，森林中呈现一片淡红色。秋分过去，万灵节在望，对那些惯于浪费时间的人们来说，也许接下去就是基督降临节、冬至和圣诞节了。不过目前还有好些晴好的十月天，这些日子的色彩，与表兄弟俩过去在顾问大夫家看油画时相仿佛。

自从约阿希姆离去以后，汉斯·卡斯托尔普不再坐在斯特尔夫人那张餐桌上了，死去的布卢门科尔博士曾在那里用过膳，而玛鲁莎也曾在那里用她那散发着橙子气味的手帕强自抑制自己莫名其妙的欢笑。现在在那里坐着一些新来的宾客，他们全是陌生人。我们这位朋友上山已是第二个年头了，而上两个半月已经过去，院方已给他在邻近一张餐桌安排好另一个座位，那张餐桌与原来的那张恰呈对角线方向，与左侧的阳台门相近，即在以前的那张与高等俄国人的餐桌之间——简而言之，就是与塞塔姆布里尼同桌。不错，在那位人文主义者已经遗弃的那个席位，现在坐着汉斯·卡斯托尔普，位子仍在餐桌的末席，对面是“大夫的坐席”；在每七张餐桌中，就有一席空位留给顾问大夫和他的旁听的医科实习生们。

在上端，亦即医官席位的左侧，蹲坐着伛偻的墨西哥人，他是一个业余摄影师，座位上摆有好几个衬垫。他脸上的表情像个聋子，因为他没有人可以交谈。他的身旁则坐着来自西本博尔根的老小姐。正如塞塔姆布里尼先生所抱怨的那样，她认为世界上所有的利益都应该属于她的小叔子，尽管谁也不知道这个男人的情况，而且谁也不想知道。每天在某一固定时间，人们总可以看到这位老小姐倚在凉廊的栏杆上，脖颈儿边斜放着一条土拉[97]出产的银柄小手杖，只见她鼓起干瘪得像碟子那样的胸脯做起健身的深呼吸运动来，而这条小手杖却是她在院里规定的例行散步时随身必带的。她对面坐着一个捷克人，大家都称他为文策尔先生，因为没有人念得出他的姓氏来。塞塔姆布里尼先生有时试图把他的姓氏中胡乱地凑在一起的几个辅音念出，其目的肯定不是为了哗众取宠，而只是为了高高兴兴地考核一下在这群杂乱无章的声音面前他那卓越的拉丁语水平是否帮得了忙。虽然这个波希米亚人肥胖得像一只獾，而且在这儿山上素以饕餮闻名，但他四年以来一直口口声声地断言，他不久必死无疑。晚上大伙儿集合在一起时，他有时会拿起一把饰有带子的曼陀林胡乱地奏出一些本国的歌曲，或者谈起糖萝卜的种植行业和从事种植的那位漂亮的姑娘。在汉斯·卡斯托尔普那张餐桌的左右两侧，后来又坐上了马格努斯夫妇俩，他们是干啤酒酿造业的，老家是哈雷[98]。这一对伉俪终日郁郁不乐，因为这两人都缺少对生命有重要意义的促进新陈代谢的物质：男的缺少糖分，女的缺少蛋白质。他们，特别是面容苍白的马格努斯夫人的精神状态中，似乎缺乏某种奋发向上、给人以希望的东西，她终日萎靡不振，身上仿佛散发出一种地窖的霉气，疾病与愚昧两者的混合物，在她身上比在没有教养的斯特尔夫人身上表现得更为明显。塞塔姆布里尼先生对疾病与愚蠢一直加以非难，因而汉斯·卡斯托尔普对这个女人也很反感。马格努斯先生则比较活跃、健谈，但尽管如此，按照塞塔姆布里尼的文学修养，他还是忍受不了这样的人。马格努斯容易发脾气，为了政治方面和其他方面的原因，他经常同文策尔先生闹对立。波希米亚人的民族主义倾向颇使他恼火，此外，前者又主张禁酒，对酿酒工业发表了一通大道理，马格努斯听后面红耳赤，力图维护自己，说饮酒——它和他自身的利益是多么息息相关——在卫生角度是无可争辩的。在这种场合下，塞塔姆布里尼先生以前的那套幽默起了缓冲作用，但就汉斯·卡斯托尔普来说，对此却几乎无能为力，他可没有足够的威信来应付这个局面。

在同桌而食的伙伴中，他只同两个人有比较亲密的来往：一个是彼得堡的A.K.费尔格，坐在他的左面，他是一个脾气挺好而苦难深重的病人，他从一丛浓密的红棕色小胡子下面娓娓道出心里的事：他谈起胶鞋的制造以及边远地区，谈起北极圈，以及北岬[99]永不消逝的冬天。有时汉斯·卡斯托尔普甚至愿同他一块作例行的散步。另一个经常以第三者身份自愿介入的人，就是头发稀薄、牙齿十分蹩脚的曼汉姆人，此人姓韦泽尔，全名是费尔迪南特·韦泽尔，职业是商人，坐在餐桌上方一角，恰好位于驼背的墨西哥人对面。以前，他的眼睛曾阴郁而贪婪地盯住肖夏太太优美的身体不放，而自谢肉节以后，他又企图与汉斯·卡斯托尔普交上朋友。

他坚持不懈地、十分谦卑地要同汉斯结交，对他低声下气，无限忠诚，这使对方非常反感，因为汉斯知道他的心理十分复杂。可是汉斯心地挺好，对他的友谊不忍拒绝。汉斯对他显得心平气和，因为他知道即使稍稍皱一下眉毛，也足以挫伤对方可怜的感情，使他畏缩不前。对韦泽尔那种唯命是从的姿态，他也只好耐着性子，那个可怜虫总是抓住一切机会让自己在他面前显得毕恭毕敬，讨人喜欢。他们一起散步时，韦泽尔有时替他拿大衣，他也只好听之任之；这个人让大衣在手臂上挂着时，神态也是带几分虔敬的。最后，对于这个曼汉姆人的谈话，他也不得不忍耐，因为这人说起话来总是含糊不清。韦泽尔急于提出下列性质的一些问题：要是有人爱上了一个女人，而这个女人对他置之不理，那么向她求爱——也就是说毫无希望的求爱——有没有意义，是否合情合理？一般人对这个问题持什么样的意见？就他本人来说，他认为挺有道理，这样做可以获得无穷的乐趣。向心上人倾诉衷肠即使会引起对方的反感，本人也因而卑躬屈膝，但他在当时的一刹那能和他朝思暮想的人儿亲近一会，使对方不得不信任你，为他的热情所陶醉；如果一切就此结束，那么他那永恒的损失也能由于瞬间的绝望的幸福而绰绰有余地获得补偿。因为表露自己的心迹乃是意志力的表现，所遇到的阻力愈大，心里也愈是高兴。

他说到这里，汉斯·卡斯托尔普的脸色沉了下来，韦泽尔不由愣了一下。其实，汉斯板下脸多半是因为那位好心的费尔格先生在场——费尔格曾多次强调，他对种种高谈阔论和艰深晦涩的东西都敬鬼神而远之——，而不是由于我们的英雄韦泽尔古板的道德说教。我们一点儿也不想把这个人说得比实际上更好些或者更坏些；我们只想说的是：有一天晚上，可怜的韦泽尔哆嗦着嘴唇跟汉斯推心置腹地说起悄悄话来，要他看在上帝面上把谢肉节欢庆活动后发生的各种事和各种经历毫无保留地告诉他。汉斯·卡斯托尔普心平气和地满足了他的要求，在讲述当时那夜阑人静的场面时，汉斯可没有添加任何轻浮的色彩，这点读者也许能意识到。尽管如此，我们有种种理由暂时撇开他不谈，也不把我们自己牵涉在内；我们只想添上一句：从此以后，韦泽尔为好心的汉斯·卡斯托尔普拿大衣更加显得忠心耿耿，死心塌地了。

汉斯同桌的新伙伴的事就谈到这里为止。他右侧的座位一直空着，只是前几天才暂时被人占据。这人像他过去一样，是一个临时性来客，是来自平原一位前来探望他的亲戚，也可以说，他是山下来的一名使者。一言以蔽之，此人乃是汉斯的舅父吉姆斯·蒂恩纳佩尔。

这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突然间，家里的一个代表、一个大使到山上来坐在他的身边；这人穿着一身英国式服装，衣上的每一条织物依旧新鲜地散发出某种古老的、没落的、象征往昔生活和山下“上层社会”的气息。有人上山来是必然的。很久以来，汉斯·卡斯托尔普就暗暗料到山下会有人前来探望，甚至他还确切地预见到派来看望他的究竟是谁。其实这也是不难猜到的，因为彼得出海远航，可能性极小，而对舅公蒂恩纳佩尔来说，有一点是确凿无疑的，那就是即使有十匹马也不能拖他上这块地方来，他对山上的气压害怕得要命。不错，来的人非是吉姆斯不可，他受家人之托前来察看这个离家出走的青年人，关于这点，汉斯早些时候已经预料到了。在约阿希姆一个人回家把这里山上的一切情况向亲人们作了汇报以后，上山一行乃是及时之举，也许为时已晚了些。因此，当汉斯·卡斯托尔普在约阿希姆动身回家十四天以后就接到门房交给他的一份电报，他一点儿也不惊奇。他很有预见性地拆开一看，果然是吉姆斯·蒂恩纳佩尔不日即将到达。他在瑞士的国土上有事情需要办理，决定乘此机会到山上来看看汉斯。他后天就到。

“好啊，”汉斯·卡斯托尔普想。“妙呀，”他想。他内心甚至又加上一句“别来找麻烦了！”诸如此类的话。“要是你能想象得到的话！”他对前来访问的人自言自语。一句话，他对这一消息泰然置之。另外，他通知顾问大夫贝伦斯和行政管理部门，要他们准备好一个房间。约阿希姆的房间空着，可以接待客人。他自己则在两天之后驱车至“达沃斯村”车站，迎接这位来自平原、前来探听他的动静的使者。他去时已将近晚上八时，天色已黑，同他以前初次到那边的时间差不多；乘的仍是那辆送别约阿希姆时坐的马车。

他的面孔呈朱红色，不戴帽子，不穿大衣，站在月台边。当列车开到站里时，他正好站在他舅父那节车厢的窗口下，于是他招呼他出来，因为他已前来迎接。参议蒂恩纳佩尔——他是副参议；他已让老父免去了这种挂名的头衔，真是谢天谢地——精神饱满而又十分惊讶地从车厢里走出，即使他穿了冬季大衣，还是感到冷不可挡。十月的黄昏确实寒气袭人，冷得足以结霜，黎明时分肯定会结冰。他用相当简洁、十分高雅的语气以其北德意志绅士那种优雅的风度表达了他的惊奇，向外甥问了安，看到外甥脸色这么好，他不止一次地表示满意。他眼看跛足的门房把自己的行李一一安顿好，于是走出月台，同汉斯·卡斯托尔普一起登上马车，坐在又高又硬的位置上。马车在繁星点点的天空下往前行驶，汉斯·卡斯托尔普的脑袋靠向后面，食指朝向天际，向舅父讲述太空里的事物，他一面说话，一面还做手势。他列举闪闪发光的各种星座的名称，还说出了一些行星的名字——而舅父呢，他所关心的是伴随着他的外甥，对宇宙天体可不怎么放在心上，因此他暗自嘀咕：一到这里就马上谈谈什么星星之类，固然未尝不可，也不至于设想他有些疯疯癫癫，可是毕竟有许多其他急需谈的话题呀。他问汉斯·卡斯托尔普，打什么时候起他获得这许多有关太空的知识，汉斯却回答说，这是春夏秋冬一年四季晚上在阳台上卧床治疗的成果。怎么啦？晚上躺在阳台上？——一点儿也不错。参议也将这么做。他没有别的事可做。

“真是这样，当——然啰，”吉姆斯·蒂恩纳佩尔迎合他说，同时也有几分吃惊。他像自己弟弟那样保护过的人[100]说起话来平心静气而十分单调。汉斯坐在他身边，在秋夜即将结霜的清新、凛冽的空气中，不戴帽子，不穿大衣。“难道你一点儿也不冷吗？”吉姆斯问他，吉姆斯本人穿着一英寸厚的外套，冷得直哆嗦。他讲起话来有些急匆匆的，同时有些含糊不清，因为他的牙齿常常会打架。“我们不冷，”汉斯·卡斯托尔普镇静而简短地回答。

参议坐在汉斯的身边，对他无法看个仔细。汉斯·卡斯托尔普并没有问起家里的亲戚和熟人。吉姆斯却向他转达了家乡众人的问候，约阿希姆也不在外：现在，他已回到联队里，洋洋自得，十分快乐。汉斯听了他的话，只是不动声色地表示感谢，对家里的种种情况也不再细问。吉姆斯环顾四周，对高地的景色看不了许多，因为某种难以确定的，连他自己也无法说清的东西使他惴惴不安，这也许是他外甥造成的，也许是长途跋涉后身体上的反应引起的。他深深地吸了一下这里的空气，又呼了出来，说这里的空气确实好极了。当然好喽，汉斯回答说，难怪它遐迩闻名。它有一种强有力的性能。显然它能加速新陈代谢，但同时也能增加体重。它能治疗某些潜伏在每个人身上的疾病，尽管它开始时会对疾病推波助澜；由于对整个有机体起一种刺激和亢进作用，它促使疾病得到所谓“欢乐的”暴发。对不起，你说是“欢乐”？一点也不错。难道人们没有察觉到，当疾病发作起来时，就会有某种“欢乐”的感觉，身体也有一种舒畅感吗？“真是这样，当——然啰，”舅父急着回答，说话时下颚几乎失去控制。接着他告诉汉斯，他可能在这儿住上八天，也就是一星期，七天，说不定只住六天。他说他发现汉斯·卡斯托尔普的面色非常好，容光焕发，这应归功于他在山上长时期的疗养，而疗养时间之长却超出了人们的预料；既然如此，他猜想外甥不久就能同他一起下山回家。

“不，不，我不会糊里糊涂蛮干一通的，”汉斯·卡斯托尔普说。吉姆斯说话的水平像山下人一般。他应当在这儿多住一会，向周围看看，习惯于这里的生活，以后他的思想才会改变。关键在于彻底治愈，“彻底”具有决定性的意义，贝伦斯最近曾向他大喝一声，叫他再呆上半年。舅舅此时称他为“小伙子”，问他神经是否正常。“难道你疯了不成？”他问。一转眼，休假已有一年零三个月了，而现在还得拖上半年！天晓得谁会有这么多的时间！——听了这话，汉斯·卡斯托尔普仰望星星，泰然自若地干笑一声。时间嘛！关于这个问题，也就是人类的时间问题，那么吉姆斯在这儿山上谈论它之前，首先得修正一下他对这一问题的固有概念。蒂恩纳佩尔说他一定要做一件事：为了汉斯的利益，明天要同顾问大夫严肃地谈一谈。“你呀！”汉斯·卡斯托尔普说，“他会叫你喜欢的。这个人挺有意思的，既果断，又有些忧郁。”接着，他指着沙特察尔普山顶疗养院里的灯光，顺便同他谈谈从连橇冰道把病人尸体运下山去的情况。

汉斯·卡斯托尔普把客人领到约阿希姆原来的房间，再给他找机会盥洗一番之后，两位绅士就一起在山庄疗养院的餐厅里用膳。房间已用福尔马林消过毒，汉斯·卡斯托尔普说，而且消得很彻底，仿佛原来的病人并非擅自出院，而是往另一条路上走；也就是说，他不是“迁出”，而是“死脱”[101]。

舅父听了就问他，这话是什么意思。“切口嘛！”外甥说。“咱们这儿已顺口说惯了，”他说。“约阿希姆已开小差了，开小差后归队了。真有这样的事。快，趁热快吃吧！”就这样，他们面对面坐在舒适而温暖的餐厅里，餐桌的位置在稍稍高起的地方。矮小的女侍者动作十分敏捷，吉姆斯要了一瓶勃艮第葡萄酒，她用篮子盛来。他们相互碰杯，让既温和又使人血液沸腾的酒在身体内缓缓流过。年轻人谈起这儿山上随季节而变化的生活，谈起餐厅里形形色色的人和事，谈起人工气胸，附带说明了它的原理；同时还把话题扯到好心的费尔格身上，对胸膜振荡的可怕性质发了一通议论。他还讲起了费尔格先生所陷入的所谓“三色昏迷”以及伴随“振荡”而发生的嗅觉方面的幻觉，还有昏迷状态下发出的大笑声。

汉斯付了膳食的账目。吉姆斯像平时那样，大吃大喝了一顿，由于旅途劳顿，环境也变换了，此时的胃口更加好。可是他在进食时中途也停顿了好几回——他呆坐着，嘴里满是食物，忘记咀嚼了，刀和叉搁在盆子上形成一个钝角，目不转睛地瞅着汉斯·卡斯托尔普看，似乎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而汉斯也没有显示出心领神会的迹象。参议蒂恩纳佩尔的太阳穴上披着稀稀疏疏的金发，这时青筋一条条地暴凸出来。

他们的谈话内容并不涉及故乡的各种事情，既不讲个人或家族里的事，也不谈城里和商业方面的事，对兼营造船、机械制造和锅炉制造的通德尔·维尔姆斯公司也没有提起。这家公司一直等待这位年轻的实习生报到；当然，等待汉斯远非这家厂唯一的业务，因而人们不禁要问，它现在是否还在等待。对于这种种情况，吉姆斯·蒂恩纳佩尔在乘马车途中和以后一些时间曾谈起过，但后来就缄口不再述及，这些话题就此搁起。它们仿佛由于汉斯·卡斯托尔普那沉静、明确、毫不矫揉造作的冷漠而跳了回去，这是一种漠不关心或者闭关自守，就好像对秋夜的寒意无动于衷那样，按照他的话来说，就是“咱们不感到冷”。他的这副神态，也许是舅父好几次目不转睛地瞅着他的理由。他们也谈起了护士长，谈起两位大夫，谈起克罗科夫斯基的演讲会——如果吉姆斯能住上八天，那么他就能听一次演讲了。谁告诉过外甥，舅父要去听大夫的演讲？谁也没有。他只是假定而已，他悠悠然作出了这样的假设，认为这准没错儿：他不可能出席这样的讲演会；他不会忸忸怩怩地在那边露面，他会抱着怀疑的态度急急忙忙地说一句：“真是这样，当——然啰”，好像这种打算一分钟也没有过。正是这种力量——它不很明确，却咄咄逼人——促使蒂恩纳佩尔先生不知不觉地定睛注视起他的外甥来。这一回他还张开了嘴，因为他的鼻腔阻塞，尽管据他所知，参议并没有伤风。

他曾听到他亲戚谈起的那种疾病，它已成为疗养院里众人话不离口的题目，还谈到大家对这疾病都已能逆来顺受。他又听到汉斯·卡斯托尔普谈起自己并不严重而催人岁月的病症，谈到细菌对气管、支气管和肺叶的组织细胞所起的刺激作用，谈起结核的形成以及可溶性的麻醉性的毒素的制造过程，谈到细胞的崩解和干酪化过程，后来又谈到这样一个问题：干酪现象是否能由于石灰化和结缔组织的结疤而得到控制已趋向愈合，或者形成更大的浸润病灶，使空洞蔓延，并破坏了机体。蒂恩纳佩尔还听说有一种结核病发作时来势汹汹，疾如奔马，两三个月、甚至几星期就能使人丧命；还听他谈起顾问大夫的拿手好戏肺切除术和肋骨切除术，他明后天就要为一个新来的重病人动这种手术，病人是一个苏格兰女人，原来长得很迷人，后来患上了肺坏疽，肺内有一种暗绿色病毒在扩散，终日得吸入石炭酸溶液的喷雾，不然的话，她会憎恨自己，失去理智。听到这里，参议忽然笑出声来，这连他自己也完全意想不到，而且感到很难为情。他扑哧一声笑了出来，但想到这样有失体统，就立刻控制自己，心中甚感惭愧，就咳嗽起来，竭力掩饰刚才有伤大雅的举动。

他松了一口气。然而当他发现汉斯·卡斯托尔普对这件小事显得毫不在乎（其实这是不可能逃过他的眼睛的），漫不经心地不加理会，他倒又忐忑不安起来。在他看来，汉斯并不是由于懂得人情世故和讲究礼貌才露出这副神态，而是由于纯粹的冷漠和无动于衷，是一种莫测高深的宽容态度，仿佛他对这种事早已不感到惊诧了。也许参议在爆发出高兴的笑声后还想给自己的失态披上一件通情达理的外衣，或者怀着某些与此有关的想法——忽然间，他又打开了话匣子，海阔天空地扯谈起来：他额上青筋毕露，先说起一个所谓“chansonette”[102]，也就是一个街头卖唱的女歌手的事，说她是一个了不起的尤物，眼前在圣保利卖艺；他告诉这位表亲，她热情奔放，富有魅力，整个家乡的男人们都为之倾倒。他讲起这件事情来时，口齿有些含糊不清，可是他并不因此而尴尬，因为汉斯显然仍以那种令人惊异的容忍态度来对待他此刻的谈话。

他一路毕竟太劳累了，疲倦的程度越来越明显，因此将近十点半时，他就主张叙谈暂告结束。他来到客厅里会见人们常常提起的克罗科夫斯基大夫时，内心实在怏怏不乐，大夫坐在客厅的一扇门边看报，外甥把他介绍给他。大夫对他侃侃而谈，他的回答不外乎“真是这样，当然啰”之类的话。不一会，外甥取道约阿希姆消过毒那间病室的阳台回自己的房里去，同时约他明晨八时一起去用早餐，这样他就能躺在那位开小差者的床上像平时那样抽起临睡前的晚烟来，心里十分高兴。香烟几乎用不到烧着；因为他嘴里衔着这微微发光的烟头时，已经有两次坠入睡梦中了。

吉姆斯·蒂恩纳佩尔是一个年过四十的绅士，腿很长，汉斯·卡斯托尔普一会儿叫他“吉姆斯舅舅”，一会儿叫他“吉姆斯”。他身上穿的是英国衣料，衬衫很花哨，淡黄色的头发稀稀疏疏的，一双蓝眼睛靠得很近，脸上的稻草胡子修剪得短短的，两只手保养得很好。尽管他结婚已有好几年，而且有了孩子，但仍舍不得离开哈尔维尔特胡德大道旁边老参议的那座宽敞的别墅。他和同一阶层的一个女子结了婚，这女子很有文化教养，说起话来跟他一样，轻柔、迅速而彬彬有礼。虽然他的风度十分高雅，家里人却把他看成是一个精力充沛、小心谨慎、头脑冷静、办事干练的生意人，可是在陌生人的圈子里，例如他去南方旅行时，他就表现出某种急于迎合他人意图的品格，甘心情愿地把个人置之度外，这倒并不意味着他对自己的文化修养缺乏把握，而是相反地表明他对此有充分的信心；此外还说明他力求修正自己贵族阶层在观念上的局限性，对于他心目中那些不可思议的习俗，他也丝毫不露出惊奇的神色。“自然啰，真是这样，当然啰！”他急于说出这类的话，这样谁也不会认为他是一个心胸狭窄的人，尽管他是那么优雅大方。他上这儿来当然负有某种实际性的使命，也就是说受家人之托，想看看这个迟迟不归的年轻的亲戚究竟过得怎么样，正如他心底里想说的那样，要“救他出来”，把这位亲戚带回家去。然而他也意识到，他是在异国的土地上办这件事；从上山的最初几分钟起，他就敏感地预见到前来做客的地方是一个十分陌生的世界，有着不同的习俗，它对自己的一套方式所怀的自信心比起他本人来不是更弱一些，而是更强一些。因此，他的办事的精力和良好的教养发生了冲突，而且这种冲突十分尖锐。他面对着眼前的环境，自信心确实受到了压抑，感到自己透不过气来。

在汉斯·卡斯托尔普给参议打回电时，他内心曾发出一个声音：“别来找麻烦了！”这时，汉斯就已预见到现在的一切情况了。不过我们不该认为，汉斯是有意识地利用山上周围环境的种种异乎寻常的特点来吓唬他舅父的。他很早就已是山上小天地的一部分，给这位来访者以迎头痛击的并不是他，而是适得其反。因此，从参议自外甥处隐隐约约地感知到自己的努力并无任何希望的那个时刻起，一切就按照实际情况简单地展开了，一直到结束和收场为止；在这一过程中，汉斯·卡斯托尔普不禁露出一丝忧郁的微笑。

第一天早晨，餐桌上的常客汉斯就把临时来搭伙的舅父介绍给同桌的伙友们。早餐以后，蒂恩纳佩尔又结识了顾问大夫贝伦斯，他身材颀长，容光焕发，在餐厅里大摇大摆地走来走去，后面跟着皮肤黝黑、面容苍白的助理大夫。他照例咬文嚼字地向大家匆匆问早安。“睡得美吗？”他从顾问大夫那里不仅得知，他上山来同这个孤独的外甥作一会儿伴是一个极其荒唐的想法，而且明白为了自己的利益，上山来一趟倒是很值得的，因为他显然患有严重的贫血症。“他，蒂恩纳佩尔，会贫血吗？”——“咳，一点也不假！”贝伦斯一面说，一面伸起食指把他的下眼皮翻下来。

“贫血得可厉害哪！”贝伦斯说。舅父大人应该乖乖的干去，在自己的阳台上舒舒服服地躺上两三星期，一举一动都得努力以外甥作为榜样。按他的那种情况，他除了像轻度tuberculosis pulmonum[103]病人那样生活外，丝毫不必再做其他更聪明的事了，而这种轻病人比比皆是哩。“正是这样，当——然啰！”参议急忙回答。那位喉结十分明显的大夫大摇大摆地走开了，参议还挺有礼貌地张开嘴巴望他一会儿，而他的外甥则站在他身边，镇定而冷漠。然后两人按照规定到溪滩边的长椅旁散步，散步回来后，吉姆斯·蒂恩纳佩尔在汉斯·卡斯托尔普指导下进行第一次卧疗。吉姆斯随身带来了一条花格子旅行毛毯，汉斯又把自己的一条驼毛毯借给他，由于秋天的天气很好，他只用一条已够暖了。关于毛毯如何裹在身上的技巧，汉斯一步一步地如实教起他来。汉斯把参议包得圆圆整整像一个木乃伊以后，再把毛毯逐条摊开，这样参议就可以自己动手，只消在进行时让汉斯助他一臂之力就行了。汉斯还教他如何把麻布阳伞撑在坐椅上，用哪个方向遮太阳最好。

参议说起俏皮话来了。他在平原时的情趣依然很浓，他对刚学到手的东西引以为乐，正像他对早餐后在溪边的例行散步感到兴致勃勃一样。然而，当他看到外甥回答他的谐谑的是一种不动心的、不明事理的微笑时——在这种微笑中，反映出山上的习俗给他带来的坚定的自信心——，他感到惶悚不安。他对自己的办事毅力担起心来，乘他还有山下带来的那股自信心和劲儿，他决定愈快愈好（就在当天下午），跟顾问大夫谈谈有关外甥的事，而这次谈判是有决定性意义的。他感到自己的劲儿已不那么粗了，山上的风尚与他那良好的教养结成危险的同盟，跟他作对。

另外他也感觉到，顾问大夫看到他贫血就要他住在山上加入病人的行列，实在是多此一举，因为这是理所当然的事，看来此外就无法可想了。汉斯·卡斯托尔普如此镇定自若，无动于衷，也许就有这个因素在内；也许实际上并没有达到非走这条路不可的地步——对一个富有教养的人来说，两者之间一开头是很难加以区别的。最清楚不过的是：在第一次卧疗结束后，接着是第二顿丰盛的早餐，以后则丝毫不爽地作一次去“达沃斯高地”的例行散步。接着，汉斯·卡斯托尔普再用毛毯将舅父裹了起来。“他把他裹起来”，正确的用语应是这样。在秋日的阳光下，汉斯让他在自己躺着那样的卧椅上躺下来，这种椅子的舒适程度是绝对无可争辩的，值得高度赞美，一直睡到震耳的锣声响起招呼病人们吃午饭为止。

午饭是第一流的，顶呱呱的，而且菜肴十分丰盛，因而午餐后的休憩与其说是摆场面，倒不如说是人们内在的需要。吉姆斯信心十足地休息了好一会。接着就是琳琅满目的晚餐，饭后大伙儿聚在客厅里，那儿有一些利用光学原理的娱乐用具。每天的日程都安排得井然有序，无懈可击，使人有一种温暖舒坦之感，谁也不会提出非难。不过，参议吹毛求疵的能力却由于所谓“身子不适”而受到削弱，它是由疲劳和兴奋两者引起的，感觉又冷又热，十分恼人。

参议迫不及待想同顾问大夫贝伦斯作一次谈话，汉斯·卡斯托尔普就替他找一条途径：他先向浴室师傅捎个信，浴室师傅转达给护士长，于是参议蒂恩纳佩尔就趁此机会同这个怪僻的人物结识。当她在阳台上露面时，他正躺在卧椅上，在她面前显得像一个孤立无援的卷筒，这在他内心引起了强烈的震动。她对他说，可尊敬的人儿哟，你最好耐着性子等上两三天，顾问大夫可忙哪，一会儿开刀，一会儿普查，受苦的人应当占先，这是基督教的教义啊。大家看出他是健康人，因此应当习惯于这样的想法：他在这儿不能挂上第一号，必须排在后面等待才是，如果他要求作一次检查，那可是另一回事了，要检查的话，她，阿达丽亚蒂卡也毫不奇怪。他只要朝着她看，眼睛对着眼睛：他的眼睛就会感到有些浑浊，发花。当他在她面前这样躺着时，仿佛觉得周围的一切都显得杂乱无章，并不一清二楚，那么他应当好好理解她的意思：健康不大对头。你究竟是想检查身体呢，还是要求作一次私人谈话？当然是后者啰，要作一次私人谈话！躺着的人斩钉截铁地说。——那么你就得等到她通知你为止。私人谈话，顾问大夫可没有时间。

总而言之，一切同吉姆斯想象的不一样。护士长的谈话扰乱了他的平静，在他内心引起了很长时间的震动。他是一个富有教养的人，不会不懂礼貌地向外甥直言：护士长在他看来是一个叫人害怕的女人，因为外甥在疗养院里已安下心来，对山上的种种现象都能适应，这点已是显而易见的了。他只是小心翼翼地旁敲侧击地问外甥，护士长也许是一个古怪的女人吧。

汉斯·卡斯托尔普抬头急匆匆地、若有所思地瞥了一眼，对他的看法有一半是同意的，可是他反问舅父：“米伦东克小姐可曾卖给你体温表？”

“给我体温表？没有。难道这是此地的规矩吗？”舅父回答……

糟糕的是，即使护士长真的卖体温表给他，汉斯也毫不惊奇，这从外甥脸部的表情可以清楚地看出。“我们并不冷，”在他的表情中还可看出这样的话。可是参议觉得冷，冷了又冷，而头却是热的。他想，如果护士长真的向他兜售体温表，他肯定会拒绝的；归根结蒂，这样做不对头，因为为了显得知礼识趣，他是不能用陌生人——例如外甥——的体温表的。

几天工夫就这样过去了，也许是四五天。“大使”的生活在给他安排好的几条轨道上运行，离开这些轨道走，似乎是不能想象的。在此期间，参议经历了一些事，获得了一些印象。我们就听听他的事吧。

有一天，他在汉斯·卡斯托尔普的房间里发现了一块黑玻璃片。它放在一只五斗橱上，其间还有主人用以装饰他那整洁家园的其他一些小摆设。玻璃片在一个精雕的小照相架上，他拿起往亮处一看，原来是一张底片。“这是什么呀？”舅父一面细看，一面问……他问得真好！相片没有头部，显示出一个人上身的骨骼，还有一层模模糊糊的皮肉——可以看出，这是一幅女人的裸体躯干图像。“这个吗？是一件纪念品，”汉斯·卡斯托尔普回答。于是舅父说了一声“对不起”，把底片放回架子上，很快地离开了。这不过是他四五天内生活经历和所见所闻的一个例子。他也出席过一次克罗科夫斯基大夫的讲演会，不去参加这样的会也是难以想象的。至于渴望已久的跟顾问大夫贝伦斯的私谈，到第六天才能遂愿。大夫请他去，他早餐后就信步走向地下室，准备同那人认真地谈一谈外甥的情况和自己今后消磨时间的方式。

他离开地下室回病房时，细声问汉斯：

“你可曾听到过这类话吗？”

显而易见，汉斯·卡斯托尔普肯定已听到过，而且听了后也不会“发冷”。他就不再问下去了，对外甥以后并不那么急切的诘问，只是回答：“没什么，没什么。”不过隔了一些时候，他染上了另一个习惯：那就是紧皱眉头，噘起嘴唇，抬头斜睨天花板的某个地方，然后急遽地掉过脑袋，朝相反的方向瞪起眼睛……难道同贝伦斯的谈话结果跟参议原来所想象的不同？难道谈话的内容到头来不但牵涉到汉斯·卡斯托尔普，连他吉姆斯·蒂恩纳佩尔也包括在内，因而谈话就失却了私人晤谈的性质？从他的一举一动上看来，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参议看去兴高采烈，话说得很多，无缘无故大笑，还伸起拳头敲敲外甥的腰侧，同时高喊：“嘿，好小子！”有时，他一会儿看看这里，一会儿又忽然往那边望望。可是在就餐时，在例行散步时以及晚间同病友们聚在一起时，他的目光就不那样游移不定了。

以前我们曾经提起有一位雷迪施夫人，她是波兰实业家的妻子，用膳时坐在暂时离院的萨洛蒙太太和戴圆边眼镜的一个贪吃的学生中间。参议一开头对这位夫人并不怎么注意；实际上，她也像休息室的其他女人那样，并不出众。她是一个矮小、丰满、皮肤黝黑的女人，年纪已不轻了，头发甚至有些花白，不过她有一个迷人的双下巴，一对棕色的眸子也奕奕有神。从文化修养的角度上看，她同山下的那位蒂恩纳佩尔参议夫人简直不能相提并论。只是在有一个星期日晚上，参议在食堂里用完晚餐，从雷迪施夫人穿的那件袒胸露肩的黑色闪光衫中发现她有一对白白的、靠得很紧的乳房，中间的轮廓相当分明；这一发现使这位思想成熟、情操高尚的男子汉心荡神驰，仿佛他遇上了一件新奇透顶的、梦想不到的事。他设法与雷迪施夫人相识，和她作了长时间的谈话，先是站着，后来坐下，晚上就寝时竟唱起歌来。

第二天，雷迪施夫人不再穿那件黑色的闪光衫了，她的胸部遮了起来；可是参议知道应当如何行事，对她的好感依旧不减。他在例行散步时找上这个女人，走近她身边同她娓娓而谈，对她曲意逢迎，异常殷勤。他两次在席间为她祝酒，她酬答时嫣然一笑，粲然露出了几颗金牙齿。他在外甥面前也提起了她，说她简直是一个“尤物”。说到这里，他又哼起歌儿来了。汉斯·卡斯托尔普对这一切充耳不闻，泰然置之，从他的表情上看，仿佛这种事是理所当然的。这件事既不能提高做长辈的威望，也不符合参议的使命。

参议同雷迪施夫人一起干杯共有两次，一次在端上五香鱼片的时候，另一次是在喝冰冻果子汁的时候。当时顾问大夫贝伦斯正好与汉斯·卡斯托尔普和汉斯的客人共席——他在七张餐桌上总是轮流坐坐，每张餐桌的上端一直为他保留一个小小的坐席。他翘着胡子、叉起大手在自己的餐具面前坐着，左右两边是韦泽尔先生和驼背的墨西哥人。他同墨西哥人说起西班牙语来，因为他通晓各种语言，连土耳其语和匈牙利语也能懂得。参议蒂恩纳佩尔举起满盛波尔多红葡萄酒的酒杯向雷迪施夫人祝酒时，他瞪起布满红丝的蓝眼睛瞅着。后来在用膳过程中，坐在餐桌下端的吉姆斯向坐在上端的贝伦斯大夫随口提出了一个问题，人的尸体是怎样开始腐烂的；为此，顾问大夫发了一通议论。顾问大夫对人体的结构素有研究，对人体的各部分显然了如指掌，也可以说他是精通人体结构的专家，现在且听他谈谈尸体的分解过程吧！

“最先裂开的是肚皮，”顾问大夫说时把两肘撑在餐桌上，两手交合，伛着身子。“你睡在刨花和锯屑里面[104]，你要晓得，种种气体让你们胀了起来，鼓得大大的，好比顽皮的小鬼在青蛙的肚子里打满了气。你像地地道道的气球，肚子的表皮受不了气体的高压，最后崩了开来。‘嘭’的一下子，你如释重负，像加略人犹大[105]从树上掉下来那样，你的肚肠也流出来了。嘿嘿，以后你又可以参加社交活动了。如果你请得出假，你可以访问那些落在后面的朋友，不会再冒犯他们了。咱们称之为‘除去臭气’。如果你暴露在空气之下，那么像巴勒莫[106]的市民们那样，又会成为一个好家伙，他们就是悬在新门[107]外面托钵僧僧院[108]地窖里的那种人儿。他们悬在那儿干巴巴的，可挺神气，谁见了都肃然起敬呢。问题在于要除去臭气。”

“理所——当然啰！”参议说。“敝人真是不胜感谢！”第二天早晨，他离开疗养院。

他走了，乘着早班小火车下山了。当然，他把自己的事都安排就绪，谁认为他不会这样做呢！他结清了账目，为大夫给他作过的一次检查付了酬金，同时悄悄地整理好他的手提箱，对他的亲戚连一句临别赠言都没有留下。也许这一切是他在上一天晚上或者黎明时分大家尚在熟睡的当儿办好的。当汉斯·卡斯托尔普用早点时走进舅父的房间，发现房里已空无一人。

他叉起胳膊站着说：“原来是这样，是这样！”一丝忧郁的微笑掠上了他的脸。“咳，原来如此，”他说着点点头。有人溜走了。他把行李扔在箱子里，心急火燎、不吭一声地走了，仿佛一瞬间下了决心，绝不肯让那一瞬间错过似的。他单独走了，而不是两个人一起走，没有完成他那崇高的使命。他高高兴兴地独个儿离开了，这个老实人终于逃往山下了，吉姆斯舅舅。哦，祝你一路平安！

汉斯·卡斯托尔普努力不让任何人看出他对亲戚的悄然离去是一无所知的，对那个陪参议去火车站的跛脚门房更保守秘密。他收到吉姆斯从博登湖[109]寄来的一张明信片，说他接着一份电报，要他马上下山办一些事。他不想打扰外甥了。这是圆谎。——“在山上再愉快地住下去吧！”——难道这是在嘲笑吗？汉斯·卡斯托尔普觉得这是一种十分做作的嘲笑，因为他认为舅父在缩短行程的当儿肯定没有心思讽刺挖苦和开玩笑，而是从内心深处感到（可以想象，他有这种感受时一定面容苍白，惶悚不已）：他在山上住了一星期后再回到平原时，有好多时间会觉得山下一切显得虚妄、不自然和不能容忍，那时将只能去办公室，而不能在早饭后外出漫步，过后也不能照规矩用毯子裹住身体，在户外平躺着……这些可怕的念头，乃是逃往山下去的直接原因。

山下的人们企图把待在外面的汉斯·卡斯托尔普找回来的努力落空了。这个小伙子对自己并不隐瞒这样一个事实：舅父的彻底失败（这点汉斯是预见到的），对他本人和山下亲人间的关系有决定性意义。对山下人来说，这一失败意味着汉斯不屑亲人垂顾，终于放弃了回家的打算；对他本人来说，则是获得了完全的自由——他的心已渐渐不再为此而震颤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