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

1981年年底，浙江中部的金华地区基本完成了包产到户改革，农村生产力获得极大解放，各级领导和广大农民都在积极寻找新的增长点。义乌农民历史上就时兴农余做小生意，搞“鸡毛换糖”，因而很自然地做起了游走四方的小商小贩。

那个年代，从事自由商业经营，被视为“投机倒把”“走资本主义道路”，是明令禁止的。可义乌的小摊贩却屡禁不止，这成为当时最令义乌政府部门头疼的问题。而此时，廿三里区里的干部又接连反映对小摊小贩“打又打不掉，赶又赶不跑”的烦恼，稠城公社保联村干部孙荣福还冒险从东北购进大量瓜子贩卖，结果一到义乌就被抢购一空。

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刚上任“县官”谢高华苦思良方，开始了走基层听民声的微服私访大调研。

对义乌人和义乌市场来说，廿三里是一个特殊而又不可抹去的里程碑，它不仅缔造了拨浪鼓和“鸡毛换糖”，更重要的是它在新的历史时期为形成义乌中国小商品城奠定了基础。如果我们把义乌农民在20世纪80年代所进行的伟大实践看作是中国农民运用邓小平理论，在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所进行的市场经济的成功实践的话，那么，廿三里走过的路则是这种伟大实践的缩影。

如今的廿三里那条百米老街，虽然没有了往日的熙熙攘攘的人流，更找不到被人看不起的鸡毛换糖的货郎，但我们曾无数次漫步其中，清晰地感受义乌人几百年来向命运奋争所付出的血与泪，分明意识到义乌人在脱贫致富奔小康过程中所肩负的沉重，仿佛听到千千万万个货郎在向苦难的历史告别发出的铿锵步履声和向往新生活的怦怦心跳声。义乌，为中国市场经济的发育作出了超强性的贡献。

“廿三里对义乌市场发展功不可没，‘拨浪鼓’是一种经商附用乐器，它的每一声旋律都用来为‘鸡毛换糖’服务，它的全部魅力也在于鼓手的摇力上。”谢高华在走访中读懂了几乎每个义乌经商者用艰难困苦走过的心酸史。

廿三里历史悠久，自古是块经商宝地，由于它同周围三个集镇的距离在旧时均为23里路，故而得名。早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廿三里镇就是过去“敲糖帮”的大本营，已存在一个混迹于定期集贸市场的地下小百货批发市场。

那时，每逢市日，廿三里镇集贸市场上就会出现众多提篮叫卖的小商品专业商贩。这些人以竹篮、箩筐、旅行袋、塑料布为工具，随地设摊，沿街叫卖。日出设摊，日中收摊。在当时，专门从事小百货交易还是十分危险的，因此，商贩们必须保持高度警惕性，还要装备简单，便于逃跑。

后来，廿三里镇的集市已很难满足交易的需要，而且离县城较远，对外地的客人来说，交通、住宿都不方便。于是，义乌县城稠城镇的中心区——县前街也出现了几十个专卖小商品的摊贩。稠城镇虽然不是“敲糖帮”的发源地，但由于其特殊的地理位置和县域政治经济中心的地位，是小商品交易较为理想之地。尽管当时经商环境不好，条条框框很多，但仍挡不住小商品经营者的热情，县城中心小商品地摊买卖越来越多。

“鸡毛换糖”为什么有生命力？几十年来批也批不倒，赶也赶不跑，打也打不掉。为什么老百姓一定要搞？

一切，缘于生存的艰难。

谢高华问那到底是啥原因，他们只告诉了一句话：穷到头了自然就得想法求活命！

改革开放前，义乌人均可耕地不足半亩，经济主要以农业为主。“鸡毛换糖”是义乌货郎们传统的谋生手段。农闲时，义乌货郎们便摇起拨浪鼓，挑着装满敲糖的箩筐，行走在浙江及其周边省份的城乡，在延绵几百年的“鸡毛换糖”活动中，流传下来的不畏艰难、不弃微利的“拨浪鼓”文化，一直长久而潜在地影响着义乌人。而这些极其可贵的商业因子，一旦遇到适合的环境，便会在石缝里顽强地生根发芽。

谢高华到义乌后的感觉是，这儿的农民思想很活跃，外出经商，上街摆摊的不少。一代又一代的积累，也使义乌的农民们在农田知识之外，掌握了丰富的经商知识和实战经验，从而为未来的商业之城积累了数量巨大的潜在商人群体。比如，义乌人信奉“货多成市”的理念，不怕货多卖不掉，旧时每当山花梨成熟上市，义乌人便将装满山花梨的箩筐和麻袋排遍城内的大街小巷，戏称“叠长城”，往往很快就被外地客商采购一空。这种具有“批发效应”的“叠长城”，与后来义乌小商品市场的摊位模式本质上没有什么不同。

“发展社会主义经济的根本目的，是要提高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这是我们一切工作的出发点。毛泽东同志讲得很明白：一切空话都是无用的，必须给人民以看得见的物质利益。农村中出现了这样几种看法：一是‘富’等于‘资’，把积极参加集体生产和发展正当家庭副业而富裕起来的社员看作是搞资本主义；二是‘钱’等于‘资’，不加区别地把挣‘钱’统统看作是资本主义；三是‘私’等于‘资’，把大集体下的小自由，都当作牟取私利的资本主义。一段时间内，农村中干部和群众的思想都被搞乱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只有切实关心农民的物质利益，使他们的收入逐年增加，生活逐步提高，把他们的积极性充分调动起来，才能真正建设好社会主义；现在，农村工作的重心正转到现代化建设上来，要做的事千头万绪，但时刻不可忘记要努力增进农民的物质利益这一点。”

当谢高华把自己的想法放到县委领导班子会议上讨论时，没想到大多数人沉默不言。为什么？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阶级斗争为纲的理论和实践笼罩着中国大地。从粮食统购统销开始，农民就吃尽了批判资本主义自发势力的苦头。有的农民为抵制不等价交换的粮食统购，把粮食投售于“黑市”或从中购粮充饥，被指责为破坏国家计划，扰乱经济秩序；有的农民自产自销副产品或开展建筑、运输活动，被打成“地下工厂”“地下包工队”“非法运输队”；有的农民为建房者砍运木材，被诬为“投机倒把”。他们之中，有的被批斗，有的被罚款，有的被判刑劳改，导致妻离子散，家破人亡。

后来才知道，正是因为义乌自古以来有鸡毛换糖做些小买卖的传统，“文革”中的历任领导，甚至包括公社、大队、生产队的干部都一直遭上级的批评，原因是即便批资本主义最激烈的岁月，许多人摇着拨浪鼓偷偷外出鸡毛换糖搞经营的历史，义乌始终没断过。而且一些大队、生产队甚至公社干部带队外出。这在“文革”年代当然是严重的政治问题，被抓住肯定没好结果。人民群众的这一愿望与当时把计划经济作为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而把商品经济视为资本主义，以及农民“以农为主”，不能涉足工业品批发等政策和理论不相符。但鸡毛换糖就像野火春风，你怎么打、怎么禁、怎么赶，它就是断不了根，并不断重生壮大。

1981年，义乌农村全面实施了包产到户的重大变革，广大农民摆脱了“一大二公”组织的束缚，大胆地从事能使自己增收的各种副业。义北农民大办服装厂，引来各路客商的竞相采购，崭露头角的大陈衬衫挤进了大城市的商场；义东农民更多地挑货郎担出远门，不但用糖换鸡毛，而且将鞋帽、围巾、玩具、镜框和化妆品等价值高于针线的日用百货，远销到没有商业网点的偏僻地区，大受当地群众的欢迎；义南农民从事皮件加工，新手套、新皮包层出不穷；义西农民重拾穿棕弹棉花的营生，穿村走巷，服务于民。山区的农民，利用就近的薪柴制作豆腐皮，畅销于大城市的菜市场；产糖区的农民，用自产的糖蔗到机制糖厂换取批量的白砂糖，带着技工，运到北方青枣产区，就地切枣烘枣，加工金丝蜜枣，结束了北方青枣只晒红枣、黑枣和制作蜜饯的历史，使青枣的产值大增，实现了南北技术大交流。当时的经济领域，真可谓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多种经营，万紫千红。

据现存义乌市档案馆1982年城阳工商所和县工商局资料记载：“1979年初，义东区和福田公社的十几副货郎担在县前街歇担摆摊，出售小玩具和针头线脑等小百货，以及家庭工副业产品掸帚毛刷，一天营业收入远比走村串巷合算，随着党的三中全会以来方针政策不断深入、社队企业和家庭工副业的发展，仅半年多时间就发展到200多户，商品品种也越来越多，经营方式由零售渐转为批量销售。由于受‘左’的影响比较深，我们‘利’字看得少，‘弊’字看得多，于是采取劝、堵、赶的措施。”理由很简单：农民经商问题上面没有开口，个体批量购销不符合规定，工业品进入农贸市场违反政策——计划经济谁敢破坏？

1981年六七月间，工商部门同志先后组织三批人员深入农村进行调查研究，以获得是否对市场实行规范管理的第一手资料。一个多月时间，调查组广泛听取了区乡领导、生产队干部、社员群众以及集市经营者的意见。通过调查分析研究，工商局同志了解到，义乌上万个合法的货郎担，80%以上的商品是从农贸市场进货的，“敲糖换鸡毛”作为几百年历史的传统，他们边串门走巷换鸡毛什肥，边出卖点小商品，方便了农村群众的需要。随着经济形势的发展，他们歇担摆摊，积极推销社队企业和家庭工副业产品，同时还从外地搞进来一批批小商品，开始批量销售，这样既促进了小商品的生产，又满足了群众的多种需要，不应该“赶”和“堵”。

“对于这类摆摊的行为，政府没有明确的态度，有关部门对这些现象一般都是采取‘批、打、管、刹’，百姓为此怨言很多。但老百姓要摆摊，打也打不掉，赶也赶不跑，批也批不倒，这也让我思索，既然义乌有善经商的传统，百姓能从中改善生活，为什么我们不好好因势利导，网开一面呢？我决心要把义乌一直受压制的‘鸡毛换糖’经商风，作个彻底的调查，看到底是该刹还是该放。为此我发动县机关的一批干部，到下面进行全面调查，听取各方面的意见，我亲自到了稠城、义东、苏溪、佛堂、义亭等许多村镇实地了解，因为我新来乍到，那时不像现在县里市里都有报纸、电视，我当县委书记的也没多少百姓认识，所以下去很容易获得第一手材料。”谢高华说。这是他第一次亲身感受了商品经济、市场经济。

“调查过程是一个受教育的过程，也是一个统一思想的过程。在下乡调查的过程中，发现这是老百姓为了生存找出路，是一个好现象。有不同意见的机关干部也开始统一了认识，没什么危害，还可以让义乌人赚点钱，觉得这是一件利国利民的事。”

谢高华做事雷厉风行，带领干部下基层进企业了解具体情况，多次找工商部门一些同志座谈，大家就老百姓摆地摊达成共识：一是义乌土地少，水利差，农村不少地方是高产穷队，老百姓靠种田还是很穷，他们必须找出路；二是人民生活需要，市场需要，他们的担子里面都是生活用品；三是义乌人特别有经济头脑，精明，商品观念强，胆子大，特别能吃苦。

义乌的“鸡毛换糖”以前就一直是当资本主义来批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有一句流行语：“堵不住资本主义的路，迈不开社会主义的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要搞经济建设，方向是定了，但怎么搞仍不明朗。此时，一些义乌人开始不满足仅仅在本地“鸡毛换糖”解决生计问题，农闲时便摇起拨浪鼓，挑着装满敲糖的箩筐，行走在浙江及其周边省份的城乡换取鸡毛和牙膏皮等废品。回家后再把换来的鸡毛等东西分三个档次，第一个档次用来做工艺品、装饰品，制成掸子卖给供销社；第二个档次做药品，鸡肫皮可以入药，当时浙江医药公司的鸡肫皮主要是从义乌进的货；第三个档次就是做肥料，当时化肥不多，鸡毛、鸭毛可以做农家肥，牙膏皮等则卖给废品回收站。

“鸡毛换糖”积累到一定程度以后，义乌农民的箩筐里就出现了小商品，如针线、发夹、雪花膏等。这些都是农村需要的日用品，或者卖钱，或者换鸡毛，经过这样滚动，义乌做“鸡毛换糖”的农民的本钱就越滚越多了。他们过年一般都不在家里，因为这时候“鸡毛换糖”的生意最好，一个年过下来，往往能赚到百来块钱。要知道，当时农民辛辛苦苦种一年田，弄得不好不但赚不到现钱反而还要倒欠公家。所以，虽然政府一直在打击“鸡毛换糖”，这里赶那里罚，但义乌在周边做“鸡毛换糖”的农民仍然有上万人。

汇总的结果是：55%的人认为开放经商市场没问题，觉得义乌的“鸡毛换糖”是一个很好的经济苗头，应当大力提倡；40%的人认为问题不大，可以试着办；只有5%的人反对。

谢高华结合这一实际向马克思的《资本论》讨教，从中得到巨大的启发：产品向商品的转化是惊险的跳跃。于是，他组织县委理论学习小组，讨论什么是社会主义，什么是资本主义。其实当时中央的政策也不明朗。

要冒天下之大不韪，难！难！难！但谢高华竟然敢！一条迈向未来的方针思路在谢高华脑海里越来越明晰起来，他就向当时的金华地委书记厉德馨汇报。

“给‘鸡毛换糖’正名，开放小商品市场！”

厉德馨称赞他对义乌的现状汇报很务实，高瞻远瞩地说道：“你先去大胆干，希望你干出成绩来。有什么问题，出了什么状况，由我来一起扛！”

“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允许看，允许试，不轻易下否定的结论。”

“尊重经济发展的规律和基层实践。不唯书、不唯上，只唯实。”

谢高华听后非常激动，上级的认同支持给予他无限的力量，于是决定采取“明管暗放”的办法，有选择地发一部分许可证，派出部分干部维护市场秩序，收点市场管理费，同时抓一下税务管理。

义东区的廿三里镇，是当时商贩最集中的地方，也是打击的重点。谢高华回忆，过去县里开会，义东区委书记吴金泉总是坐最后面，一说到投机倒把，首先挨批的就是他。

一次，谢高华去廿三里镇看市场，让义乌县工商局长郑松青也陪着一块去，当时郑还兼着“打击投机倒把办公室主任”。当地那些参与经商的人过去被工商局的打击投机倒把办公室的人打怕了，一见他们下车就好像山头的“消息树”倒了，商贩们撤摊拎筐一下子就跑个没影，一些加工生产小日用品、小食品的人家，也马上关门打烊。谢高华说，想找个摊主问问情况都找不到了。晚上在镇政府食堂吃饭，谢高华对郑松青说，我不要你陪了，人家都怕你。又半开玩笑地说：“你待在家里喝茶看报纸，义乌经济发展或许更快。”

通过两三个月的调查，谢高华心里有了底。为什么“鸡毛换糖”存在这么多年了，批也批不倒，打也打不散，赶也赶不跑，生命力这么顽强？谢高华得出两点结论：一是人民生活需要。农民要过好日子，联产承包的那点田，一个星期就种完了，种完了你还让他在家窝着？二是社会需要。货郎担里的东西，都是群众需要的必需品，在商品经济不是很发达的当时，“鸡毛换糖”的形式，起到了城镇和农村商品流通的重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