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宁波商帮与中国近代金融业发展

宁波钱庄土生土长，几乎全部为宁波本地人开设。上海钱庄业兴起后，宁波商帮钱庄以上海为中心，在全国各地普设联号，从而形成了长江流域和沿海一带的金融网络，在全国金融业界占有相当的势力和地位，主要股东多移居上海等外地，并在当地商会和钱业同业公会中担任要职。1902年，上海设立商业会议公所时，一开始就由宁波钱业巨子严信厚担任总理。之后，商业会议公所改组为总商会，正副会长也由宁波商帮中的朱葆三、秦润卿、宋汉章、方椒伯、傅筱庵、虞洽卿等人担任，这些人士多为金融界商人。清光绪十五年的上海北市钱业会馆碑刻记载，从主事、董役、作记到附书，除一名上虞人外，其余九人均为宁波商帮人士。宁波商帮在沪、津、汉、杭等地，利用同业组织联络各业，在钱庄业中具有重要地位。

乾隆年间，宁波商人在北京设立的“四大恒”银号，“信用最著，流通亦广”，是当时京师“著名钱铺”（见图1-14）。清末，宁波商帮巨商严信厚、王铭槐所开的源丰润票号、胜豫银号，均在北京开设有分号。史载：“近代北京的工商业，几乎完全掌握在地方行帮商人手里，如银号业、成衣业、药材业，都是清一色的浙东商人。”

图1-14 京都宝恒银号票

清末北京民间流传着一句谚语：“头戴马聚源，身披瑞蚨祥，脚踏内联升，腰缠‘四大恒’。”意思是说戴马聚源的帽子最尊贵，用瑞蚨祥的绸缎做衣服穿在身上最光彩，脚蹬一双内联升鞋店的靴鞋最荣耀，腰中缠着“四大恒”钱庄的银票最富有，有腰缠万贯之意。

宁波商帮之所以在上海获得较快发展，称雄商界，一个重要因素是宁波商帮掌握着上海总商会的实权。因为上海总商会是控制上海金融贸易和影响全国商业的商人团体，他们还通过银业、钱业两个公会，控制和影响上海工商界各业公会。1902年上海商业会议公所成立，首任总理就是慈溪人严信厚，1904年改称上海商务总会，严又继任会长。1902年到1946年的40余年间，宁波商帮中一批头面人物在上海总商会中任职的有：朱葆三、周晋镳、虞洽卿、秦润卿、宋汉章、李厚佑、傅筱庵、袁履登、俞佐庭、励树雄、方椒伯、金润庠、盛丕华等。宁波商帮中这些人物能在较长的时间里控制上海商会，一方面，反映了宁波商帮在上海商界的地位；另一方面，宁波商人在上海经济界拥有相当权力的商会中任职，保护了宁波商帮的利益，促进了宁波商帮在上海的经济发展。

上海是近代宁波商人创业的大本营，但许多宁波商人的活动并不限于上海，而是以上海为依托向全国各地拓展，特别是在沿海与沿江各大商埠，如汉口、天津等大城市，宁波人都是当地商界举足轻重的力量。

宁波镇海十七房郑氏经商历史很久远，起码在明代就已有经商活动的记载。根据《澥浦郑氏宗谱》和《定海县志》记载，在明代，十七房郑氏家族中的郑冲、郑文麒已外出经商致富。但作为家族商帮，则是形成于清初。宁波商帮研究专家考证：大约在康熙中叶的时候，十七房的郑世昌承父命外出经商，在北京东四大街开设“四恒银号”，在全国钱庄、银号业中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四恒银号”是当时京城最著名的合股店铺。清代陈夔龙《梦蕉亭杂记》记载：“四恒者，恒兴、恒利、恒和和恒源，均系甬商经纪，开设京都已有二百余年，信用最著，流通亦广。”京中大宗商务，如各种店铺、票号等，都向“四恒”借贷银两。直至1900年庚子事变，八国联军抢掠京城，“四恒”因发生火灾而歇业。据记载，当时“四恒”歇业“关系京城数十万人财产生计，举国惶惶”，甚至惊动了慈禧太后，下令拨库银100万两接济“四恒”。

宁波不仅是我国钱庄业的发祥地之一，它的最大贡献是发明与实施“过账制度”，有“过账码头”的美誉。“过账制度”是宁波钱庄商人的一大创举，在金融史上占有光辉的一页，是中国最早的金融结算制度。

过账制度是宁波商人创立的金融信用制度，即钱庄对客户的经济往来不支现款，采取划账的办法，双方通过自己的开户钱庄去划账，类似于以后新式银行的票据交换制度。这是一种以信用为基础，十分独特的金融结算制度。宁波商人大批涌入上海后，也把这一制度移植到上海，促进了上海的金融融通，增强了宁波商帮的经济实力，对中国近代金融业的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