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现代化与农民工权利演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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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序

记得冰心有一句诗:“创造新陆地的,不是那滚滚的波浪,却是它底下细小的泥沙。”这句话如果用来形容中国农民与国家之间的关系,那可是最确切不过的了。毛泽东也说过一句话:“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这里的“人民”如果换成“农民”,“世界”换成“中国”,也是极为中肯的。中国人自称为“龙的传人”,那是神话,换成“农”的传人,那可是真正的事实。近一百年来,无论是革命还是现代化,没有农民的支持与参与都是不可能完成的,这都是被正反两面经验所反复证明的事实。之所以如此,这是由中国的国情所决定的,直到今天,中国的农民依然占人口的绝对多数。真正的英雄不是创造了历史,而是顺应了历史,回应了多数人的心愿与呼声,凝聚了多数人的力量,从而办成非常人所能办成的大事。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农民与国家关系的变革极大地影响了国家现代化的进程:土地改革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对于共产党来说,农民得到了土地,党也得到了农民。然而,随着农业合作化运动的推进和人民公社制度的确立,农民失去经济自由,也失去自主性,其生产积极性需要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斗私批修来维持。然而,农民也并没有甘心于逆来顺受,在合作化时期的“杀牛”、“闹社”、“逃荒”,人民公社时期的“磨洋工”、“包产到户”都是农民抗争的表现,当然在强大的国家机器和意识形态的控制面前,农民的抗争被彻底抑制,然而,这却是以牺牲农民利益乃至整个国家活力为代价的,改革开放之前,整个中国农村的发展都“内卷化”了,多数人甚至连温饱都不能解决。

从这种意义上说,安徽小岗村农民的18个红手印不过是农民的无奈抗争,他们的诉求很简单,就是吃饱饭。这次国家的回应虽然犹豫,但也是顺应民心的表现。从此也掀起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大潮,土地承包意味着农民有了经济自由,有了经济自由,农民也就有资本追求人身自由,尽管有户籍制度的限制、有收容遣送制度的羁绊,但都挡不住“盲流”们追求财富的脚步。农民工正式走上了历史的舞台。逐利的国际资本也因而看到了“高素质、廉价、勤劳”劳动力带来的商机,经历30多年的发展,中国一跃成为世界第一的“制造业大国”,中国也因而积累了高达近4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在世界上的话语权也与日俱增。从某种意义上说,如果没有农民工,很难想象中国还有没有今天的地位。

“农民工”是一个很难为外人所理解的名词,按说,农民就是农民,工人就是工人,既然你做工,当然就是工人了。然而,在中国,他们虽然职业是工人,但身份依然是农民。身份不同,享受到的社会权利也不同,因此,从这种意义上讲,“农民工”这个词,无疑是非常精准的。

然而,传统的农民工体制到今天已经很难维持,一方面,随着人口红利的衰减,农民工的输出不再是供大于求;另一方面,新生代农民工的追求目标也不再是补贴家用。他们渴望被尊重,他们需要社会保障,他们在质疑:“这是谁的城市?”近几年,以新生代农民工为主体的群体性抗争事件鲜明地体现了农民工诉求的新变化。把农民工视为外来人口,单纯当作劳动力而不是享有同等权利的市民体制必须做出改变了。这种改变并非坏事,而只是回归常态、回归常识,而且这种改变必将推进国家现代化的完成。正如本书所言:在今日中国,没有农民的现代化就没有国家的现代化,农民与国家的命运紧密相连,可以说农民的权益保障的不完善是国家现代化的最大的不完善,当农民工公民权得以平等实现之时,也就标志着中国已经达成现代国家建设目标。

我们期待着这一目标的实现。它,看起来也不太遥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