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政府和市民对智能信息环境的需求

广义的智能城市在狭义的基础上囊括了人类社会。由于人类社会的复杂性，建设智能城市信息环境的更多困难并不在设计或技术上，而在人类社会的利益分配上。

（一）政府管理对建设智能城市信息环境的需求

智能城市管理可以具体到很多实际内容（譬如智能政府、智能交通、智能医疗、智能环保等），而且现在每项内容都可以找到已有案例以供参考，例如智能政府就有新加坡的“一站式公共服务城市治理应用”，智能交通可参考某市的“中兴智慧交通公共服务平台”，等等。尽管在技术设计上有反射弧模型可作参照，实际内容有具体案例作为参考，但政府在智能城市的建设上依旧非常困难。

在实地考察中，数据资源共享/开放的困难尤为突出。这并非技术难题，而是数据持有部门拒绝共享/开放，或以涉及国家安全为由，或以涉及个人隐私为由。还有第三种情况：数据本身并非涉密涉私，但出于数据部门本身的利益不愿意公开。建设智能城市固然能给人类社会这个整体带来利益，但不一定给共享/开放数据的部门带来利益，“播种”与“收割”的利益分配问题是一大阻碍。

所以，对作为城市管理者的政府来说，它们建设信息环境最迫切的需求是建立一套与之相关的法律法规以及形成配套且多方认可的共识。广州市电子政务中心建设政府信息共享平台来实现数据共享的过程是一个值得借鉴的案例，它为第三种情况提供了一个解决思路，从“如何让数据共享比数据封锁为数据持有部门带来更大的利益”这一问题入手，逐步打破“拒绝共享”的僵局，并在此过程中建立大家达成共识的政策、标准和规范。因该案例在第12章有详细说明，此处不再赘述。

（二）市民对信息环境与大数据的需求

在现阶段，我国市民对信息环境和大数据的需求体现了以下两个特点。

（1）绝大多数市民对信息环境和大数据的需求都是非主动的。问卷调查和实际考察的结果都倾向这一结论。所谓非主动，就是市民本身在这方面不会主动、自发地提出具体需求。普遍状态是一项信息化服务被提供之后，他们才会做出反馈，而且这种反馈大多数也是非主动的。在政府开放数据的服务中，这种特点非常明显。政府向市民开放政府数据的服务并不是市民方主动向政府要求的，这项服务的提供是自上而下的。当市民被提供这项服务后（例如上海）或有被提供这项服务的可能时（一些城市在考虑提供服务前做了民意调查，例如东莞），他们一般都不会主动发表意见。虽然在被问及时（例如东莞的民意调查），市民以压倒性比率表明需要这项服务，但从国内各个开放政府数据平台以及相关民意调查网站的访问量、回访率等数据来看，事实可能并非如此。不过非主动和被动还是有区别的。当某项服务真的触碰到他们的切身利益时，市民还是会采取措施来表达他们的意见。例如在东莞的民意调查中，是否开放“环保行政处罚信息（自然人）”这个目录下的数据，就明显有了相当的反对意见。所以，市民是以“是否符合自己的切身利益”作为标准，非主动地对信息环境与大数据的需求进行投票。

（2）市民对信息环境与大数据的需求是简单直接的。这意味着，智能城市若给他们提供信息，最好是经过处理能直截了当回答他们问题的信息；若给他们提供服务，最好是一步到位、简单便捷的服务。例如港澳通行证网上签注办理服务，以往市民都得跑到特定的办事大厅，填写纸质的申请表格附加上必要的申请材料，再排队到指定窗口递交，程序复杂、耗时久。现在，只要直接在网上填好表格，单击递交按钮，剩下的就是快递小哥和办理部门的事情了，一步到位、耗时短。

通过以上分析得出的一个初步结论是：通过问卷调查/民意调查探知市民对智能城市大数据和信息环境的需求这种由下至上的方法并不是行之有效的；自上而下、先建设后分析的方法反倒更有优势。此外，为市民提供信息的查阅数据和为市民提供服务的使用数据才是市民真正的需求。

（三）国内外对智能城市需求的差别

通过收集案例以及实地考察，不难发现，每个城市智能化偏重的内容不同，各有成效。

（1）我国幅员辽阔，城市众多，各个城市的智能化发展水平差别极大，若要从智能化城市上升到智能化国家，还需要不断地修建“反射弧”的缺失部分。相比之下，对于像新加坡这样的城市国家，一个系统既是城市级别的，又是国家级别的。

（2）欧美一些国家政府数据资源已经可以做到国家级别的开放，例如美国（www.data.gov）、英国（www.data.gov.uk）；我国政府数据开放一般都是城市级别，如上海（www.datashanghai.gov.cn），甚至是区一级的，例如宁波市海曙区（data.haishu.gov.cn）。这种各自为政的局面在某种程度上是重复建设的浪费，也不符合以后建立国家级别系统的要求。

（3）市民对智能城市的参与度不同。我国市民对智能城市的需求是非主动的，而且接受服务后的反馈一般也是非主动的，这与欧美国家的情况大相径庭。在英国，政府开放数据运动是自下而上的，社会团体和民众对此要求强烈；英国向民众开放海军自杀数据，英国民众会因自己的国家在这方面比美国更透明而感到骄傲。同时，我们要意识到，这股世界范围内政府开放数据浪潮的源头是西方国家程序资源的开源运动，大量热爱编程的普通人在社区中分享自己的程序代码——而程序资源同样是组成智能城市中枢神经的重要部分。这一点恐怕是我国和其他国家差距最大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