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论刘禹锡的咏史诗

在“俊才云蒸”的中唐诗坛上，刘禹锡“无体不备，蔚为大家”。其中，“咏史”一体，尤为他所擅长。他的咏史诗，寄兴深微，气韵沉雄，因而历来传诵不衰。

“咏史”之名，起自东汉班固。但班诗仅咏“缇萦救父”一事，实是史传的联缀，因而曾被钟嵘讥为“质木无文”，《文选》亦异而未录。曹植、王粲的咏史之作，虽然不乏文采，却一遵“概括本传，不加藻饰”的格式，鲜有寄托。魏人杜挚的《赠毋丘俭》诗，“叠用八古人名”，不复专咏一事，惜乎“堆垛寡变”。直至西晋左思，才跳出传统的窠臼，将一己情怀挽入咏史诗中，开创了借咏史以咏怀的先河。其代表作《咏史八首》：“题实因班，体亦本杜，而造语奇伟，创格新特，错综震荡，逸气干云，遂为古今绝唱。”但时人罕有继者。袁宏文名颇大，所存《咏史》二章，却“吃讷陈腐可笑”。尽管如此，“当时亦以为工”。咏史诗真正得到繁荣，还是在唐代。托言“咏史”，“借题摅抱”，这是唐代诗人习用的手法。他们一方面在咏史与咏怀的结合上取法左思，将自己的感慨默寓在历史典故中；另一方面，则将咏史诗导向“怀古”、“述古”、“咏怀古迹”的方向，着力抒写访古览胜时萌发的“思古幽情”，使内情与外景融汇化合，形成引人入胜的艺术境界。较之“导夫先路”的左思，他们的咏史之作取材更广，立意更高，寄慨更深，手法也更丰富多变。而刘禹锡无疑是他们中的佼佼者。他上承李白、杜甫，下启杜牧、李商隐，以卓越的艺术才能，完善了咏史诗发展过程中的一个重要环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