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刘禹锡咏史诗的形式特征
列宁指出：“判断历史的功绩，不是根据历史活动家没有提供现在所要求的东西，而是他们比他们的前辈提供了新的东西。”
把列宁的这段话移用来衡量和评价刘禹锡的咏史诗，亦无不可。刘禹锡的咏史诗不仅在内容上对前人有所突破，而且在艺术上也给我们提供了许多“新的东西”。诗人充分发挥其创造性，殚精竭虑，惨淡经营，力求独出机杼，另辟蹊径，以期压倒前人，传之久远。这就必然给他的咏史诗染上迥异于流俗的色彩，使之具备前人所不具备，或虽具备却不甚明显的某些特征。
一、笔力雄健，气该今古
胡震亨《唐音癸签》引刘后村语云：“梦得诗雄浑老苍，尤多感慨之句。”又云：“禹锡有诗豪之目，其诗气该今古，词总华实。”刘禹锡咏史诗的艺术特征之一正是“雄浑老苍”、“气该今古”。诗人一支健笔纵横捭阖，力透纸背，虽作吊古语，亦悲中有壮，不失气骨。如《蜀先主庙》，劈头便以“天下英雄气，千秋尚凛然”两句极写刘备的英风豪气历久不泯，引起读者缅怀英雄、向往功业的壮烈情思，用笔苍劲，格调雄浑。《西塞山怀古》则以横扫千军的气概，将那鳞次栉比的“楼船”、黯然飘逝的“王气”、沉入江底的“铁锁”、高挂城头的“降幡”、阅尽人间沧桑的巍巍“山形”、滔滔“寒流”以及雄踞在萧瑟秋风中的“故垒”，一一排比入诗，构成雄伟壮阔的场面，并从中抽绎出一种深沉、浩茫的兴亡之感。这绝非汲汲于“翡翠兰苕”者所能措笔，不独“宜香山之缩手”，杜甫亦当退避三舍。《荆州道怀古》一诗，境界虽不及《西塞山怀古》弘阔，却也足见诗人的笔力气概：
南国山川旧帝畿，宋台梁馆尚依稀。
马嘶古树行人歇，麦秀空城泽雉飞。
风吹落叶填宫井，火入荒陵化宝衣。
徒使词臣庾开府，咸阳终日苦思归。
出现在诗人笔下的不是秀丽的山川风物，而是萧条、荒芜的宋梁遗迹。不必讳言，诗人的情感是苍凉的。但在鼓铸意象时，他却着意化静为动，力避板滞。于是，映入读者眼帘的是：烈马在参天古树下引颈长嘶，泽雉绕着空城鼓翼翻飞，狂风吹来片片落叶，火焰从荒陵中升腾而起，这就形成一种飞动的气势，而使全诗具有浑灏之致。《石洲诗活》认为它“实胜”《西塞山怀古》，或许正是着眼于此。
笔力雄健，还体现在诗人每能于他人不到处别生眼目，以饱含哲理的议论，一扫衰飒之气，使诗意升华到较高的境界。如《汉寿城春望》，前六句铺陈古城的凋敝，似有哀婉之意。后两句却出人意料地续以“不知何日东瀛变，此地还成要路津”的议论，使诗意陡转，奇境顿开。于是，哀婉一变而为亢奋。又如《故洛城古墙》：
粉落椒飞知几春，风吹雨洒旋成尘。
莫言一片危基在，犹过无穷来往人。
几度春秋，几度风雨，洛阳的古城墙早已零落成泥，面目全非。这固然使人感到时代的变迁、岁月的无情。但读者未及怅惘，诗人便以灵光独运之笔，拓出发人深思的理念：古城墙虽已破败不堪，只剩一片“危基”横亘于此，但过往者却仍络绎不绝，可知其生命力犹在、吸引力未泯。这样，又何必为它外表的衰败而叹惋呢？这自是深蕴骨力之笔。
二、因意遣词，即小见大
诗人在谋篇手法上往往是：对某一史实偶有所感，从一点生发开去，精骛八极，神游千载，撷取丰富的意象材料，然后因意遣词，既力求想象的新奇，又力求感受的真切。《金陵五题并引》云：
余少为江南客，而未游秣陵，尝有遗恨。后为历阳守，跂而望之。适有客以金陵五题相示，逌尔生思，欻然有得。他日友人白乐天掉头苦吟，叹赏良久，且曰：“石头题诗云：‘潮打空城寂寞回。’吾知后之诗人不复措词矣！”余四咏虽不及此，亦不辜乐天此言尔！
由引可知，诗人写作《金陵五题》时，尚未到过那六朝故都。因而，这组诗全凭想象虚构而成。诗人有感于六朝旧事，胸中先“立定一篇主意”，然后运以穷尽幽冥的想象力，铸为生动可感的形象。此即所谓“逌尔生思，欻然有得”。且看引中提及的《石头城》：
山围故国周遭在，潮打空城寂寞回。
淮水东边旧时月，夜深还过女墙来。
诗人要表现的是石头城的荒凉寂寞，全诗正是根据这一立意来驱驭辞藻，熔铸意境。诗人的高明在于：不从正面直接说破自己的感觉，而把它赋予潮水和明月，让潮水来感知其寂寞、明月来窥见其荒凉。这样措辞，别开生面而又合情入理。我们不能不服膺诗人善于生发、想象的艺术功力。《谢叠山诗话》曾称赞这首诗“意在言外，寄有于无”，“有风人遗意”，不为无见。
在因意遣词的过程中，诗人善于运用典型化的手法，即小见大，观微知著。如《金陵五题》中的《乌衣巷》：
朱雀桥边野草花，乌衣巷口夕阳斜。
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
这里，朝代沦替、富贵不常的重大主题是通过燕子做巢这一特写镜头凸现出来的。乌衣巷是晋代王导、谢安等世家豪族的居所。当时，王、谢二族的声势何等煊赫！然而如今，昔日在王、谢堂前栖息的燕子飞入寻常人家衔泥做巢。这就含蓄地告诉人们：随着时光的流逝，王、谢二家的华贵宅第已沦为普通百姓的住房，旧时的“王谢风流”已荡然无存。因而，以富贵自恃者当知自警。燕子作巢，这本是区区小事，但诗人却通过它表现了如此深刻的内容，引起人们如此丰富的想象。这就是即小见大。前人对此交口赞誉。施补华《岘傭说诗》云：
若作燕子他去，便呆。盖燕子仍入此堂，王、谢零落，已化为寻常百姓矣。如此则感慨无穷，用笔极曲。
唐汝询《唐诗解》亦云：
不言王、谢堂为百姓家，而借言于燕，正诗人托兴玄妙处，后人以小说荒唐之言解之，则索然无味矣。
何文焕《历代诗话考索》则云：
妙处全在“旧”字及“寻常”字。四溟云：“或有易诸曰：‘王谢堂前燕，今飞百姓家。’点金成铁矣。”谢公又拟之曰：“王谢豪华春草里，堂前燕子落谁家。”尤属恶劣。
皆可谓知者言。诗人这里所运用的以个别反映一般的典型概括法，对后人颇有影响。杜牧的《赤壁》等诗便明显带有师承刘禹锡的痕迹。
三、即景骋情，妙造自然
唐人咏史诗，咏叹古事者少，咏怀古迹者多。刘禹锡的咏史诗也每每从浏览古迹起笔，抒写吊古伤今之情；这种情又往往淡水着盐般地融化在诗人精心罗致的景物中，而并不直接流露。这就是说，诗人注意即景骋情或借景抒情。这样，其诗中出现的“自然”，往往是人为的“自然”，诗化了的“自然”，经过妙手斧凿的“自然”。如《台城怀古》：
清江悠悠王气沉，六朝遗事何处寻？
宫墙隐嶙围野泽，鹳
夜鸣秋色深。
若隐若现的宫墙所围着的已不是玲珑楼阁，而是草木凋零的野泽；秋风所传来的也不是婉转歌声，而是鹳
的凄厉的哀唳。这些景物看似信手拈来，实则乃意匠精心组合而成。而诗人悲怀往事的凄凉、萧瑟之感正渗透于其中。胡震亨认为：“诗人咏史最难，妙在不增一语，而情感自深。”所谓“不增一语，而情感自深”，岂不正是指这种触情于景的手法？又如《后梁宣明二帝碑堂下作》：
玉马朝周从此辞，园陵寂寞对丰碑。
千行宰树荆州道，暮雨萧萧闻子规。
这里的“景语”也悉为“情语”。“子规”即杜鹃，传为蜀帝杜宇化成，其声本自悲切，而又啼于“暮雨萧萧”之际，再加上那古道、墓树（“宰”，墓也。《公羊传·僖公三十三年》：“宰上之木拱矣。”），景色该是何等令人不堪！诗人的满怀抑郁便通过这一景色传达出来。这样，不仅笔墨省净，而且余味无穷。前人所津津乐道的“不著一字，尽得风流”以及“不增一语，而情感自深”，即此之谓。诚然，这并非刘禹锡的发明，但运用手法之高妙，却少有其匹。
刘禹锡的咏史诗绝大部分是有所寄托的。但这并不意味着每篇都有一番微言大义隐寓其中，需要我们细心把它寻绎出来。事实上，诗人某些咏怀古迹的作品只是抒发一种怀古之幽情，而并不含有讽今或示志的宗旨。这类作品往往刻意布置一种肃穆、迷茫、发人幽思的氛围，虽无寄托，却同样是情景相融的佳什。如《金陵五题》中的《生公讲堂》：
生公说法鬼神听，身后空堂夜不扃。
高坐寂寥尘漠漠，一方明月可中庭。
明月、尘埃、空堂、鬼神——从这些互相作用的景物中，透露出的只是诗人面对历史陈迹时的怅惘和回溯往古、意识到盛衰无定后的些微感伤。它既非针砭现实，也非借以明志，却显示出驭景造境的高超技巧。因而同样值得我们重视。
四、章法多变，摇曳生姿
“诗贵性情，亦须论法。”刘禹锡的咏史诗以意运法，不蹈故常，“或先述己意而以史事证之；或先述史事而以意断之；或止述己意而史事暗合；或止述史事而己意默寓”。这样就显得错综多变，摇曳生姿，而不致令人有单调、枯寂之感。如《咏史二首》，前一首先述史事，然后直抒胸臆，铿锵明誓，口吻为第一人称。后一首同样先述史事，却以问作结，不下论断，而断语已默寓其中，口吻为第三人称。两诗一明白袒露，一含蓄委婉，联缀在一起，既有相映之趣，又有跌宕之妙。另如讽刺前代帝王荒淫误国的几篇作品，旨归虽同，章法则异：《台城》将“万户千门成野草”与“只缘一曲后庭花”作为前因后果直接揭示给读者，径下论断，一无忌讳。《三乡驿楼伏睹玄宗望女几山诗，小臣斐然有感》却只攫取“三乡陌上望仙乡，归作霓裳羽衣曲”这一历史片断，以略带感情色彩的笔墨进行客观描述，意在言外，婉而多讽。而《魏宫词二首》则从宫女着笔，发挥细节材料的妙用：
其一
日晚长秋帘外报，望陵歌舞在明朝。
添炉火欲熏衣麝，忆得分明不忍烧。
其二
日映西陵松柏枝，下台相顾一相悲。
朝来乐府长歌曲，唱著君王自作词。
以宫女触景生情、感念旧主的两个细节，暗点出亡国之痛和魏帝当年是怎样沉迷女色，专宠后宫，纡徐曲折，言近旨远。较之上述两诗，手法又自不同。至若一篇之中，诗人更是竭尽腾挪变化之能事，“首尾开合，繁简奇正，各极其度”；“抑扬顿挫，长短节奏，各极其致”；“点缀关键，金石绮彩，各极其造”。对此，本章不拟赘述。
综上所述，刘禹锡的咏史诗正是以博大精深的思想内容和独具灵光的艺术形式，确立了其在咏史诗发展史上的地位。与左思和六朝诗人比，刘禹锡的咏史诗纳入了更广泛的社会内容，表现了更深刻的思想主题，而不是汲汲于一己牢愁，仅对“世胄蹑高位，英俊沉下僚”的现实发出不平之鸣。同时，左思和六朝诗人多借历史事件以寄讽，而较少描写历史胜地的风物，即景抒情。这就是说，他们尚不知驾驭“咏怀古迹”这一咏史诗的变体。而刘禹锡则往往从地方风物起笔来评论古史，抒写时艰，寄寓思古之幽情，把咏史与咏怀古迹融成一气。在表现手法上，刘禹锡注重因意遣词，即小见大，移情入景等等，这就更为左思和六朝诗人所不及。与杜甫比，他们都能把论史与伤时结合起来，但刘禹锡的借古讽今之作，似比杜甫有更强的针对性。杜甫多抒写对国家局势的忧念和对古代太平盛世的向往，而绝少对现实的鞭挞、朝政的指斥。刘禹锡则直接把揭露和批判的矛头指向执政者，赋予咏史诗以美刺比兴、显忠斥佞之旨。可以说，杜甫侧重于“忧”，而刘禹锡侧重于“讽”。同时，由于刘禹锡有着更为进步的历史观，其政治识见也比杜甫更为高明。即如刘禹锡所一再表述的兴亡系于人事而不系于地形的思想，在杜甫的咏怀古迹之作中便难以觅见。而刘禹锡在咏史诗中所表现出的对理想的执着追求，对节操的自我捍卫，亦似更具撼人心魄的力量。在形式上，刘禹锡的咏史诗则比杜甫更趋精炼。六朝咏史诗习用五古，有较大的自由驰骋的余地。杜甫多用七律，化繁为简，已属不易。而刘禹锡则除用古诗、律诗外，更常用绝句，选取典型事件、典型场面，以个别反映一般，显得含蓄凝练，饶有情趣，如《金陵五题》。在手法上，刘禹锡比杜甫更重渲染环境氛围和运用细节材料，每每先展示一片荒凉冷落、黯淡无光的背景，再从这一背景上推出一个包蕴无穷的特写镜头，而让抒情主人公隐身其中，与画面保持同一色彩。较之杜甫的《咏怀古迹五首》，“景”所发挥的作用似乎更大，虽然就总体而言，杜甫的成就是刘禹锡所望尘莫及的。与约略同时的李贺比，李贺固善“探寻前事”，想象力较刘禹锡更为丰富。但李贺的咏史诗，“大多着重于表现某一种美丽的想象和浪漫情绪，较少深义”，不像刘禹锡那样缘事而作，多有寄托。此外，李贺取材较窄，并多用古体，因而其典型概括的能力亦似稍逊于刘禹锡。至若其气骨，则更较刘禹锡为弱。与后来李商隐、杜牧比，刘禹锡亦有独擅胜场处。李商隐“博学强记，俪偶繁缛，长于律诗，尤精咏史之作”。因为政治上的失意，李商隐和刘禹锡一样，每每借古讽今，针砭现实。但李商隐毕竟仅仅是不由自主地被冲到政治斗争漩涡的边沿，并未沉浮于其中。而刘禹锡则直接卷入了政治斗争漩涡的中心，在其中沉浮多年。因此，刘禹锡的咏史诗表现出比李商隐更深广的忧愤和更深刻的观察力。同时，由于其“骨力豪劲”，诗的格调也不像李商隐那般凄婉、哀怨。在艺术上，李商隐含蓄似过之，但由于过分讲求含蓄，却也在某种程度上带来了晦涩的弊病，反不及刘禹锡清新、明朗。杜牧的咏史诗亦寓有深沉的忧国忧民之思，“意直而词隐，晔然有骚人之思”，并“好异而畔于理”。即爱作翻案文章，其出语警策，“流光四照”，为刘禹锡所不及。但刘禹锡咏史诗的境界却比杜牧更为阔大，笔力也更为雄健，并且杜牧诗的某些表现手法也是自刘禹锡处师承、借鉴而得。要言之，李商隐以精深称，杜牧以俊爽称，刘禹锡则以豪健称。他们在咏史诗的发展上互相辉映，各有千秋，我们不必强为轩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