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寓犀利于婉曲

——刘禹锡讽刺诗的特征之一

刘禹锡的讽刺诗大多写在政治革新运动失败以后。作为革新集团的中坚，他被政治斗争的风浪无情地抛到了凄凉的“巴山楚水”之间。然而，他既没有屈服，也没有消沉。他将火焰般的愤怒和极度的鄙夷凝为一首首寄兴深微的讽刺诗，对迫害革新志士的保守势力予以冷嘲热讽。当然，由于他身为戴罪之臣，处于动辄得咎的孤危境地，为了既有力地鞭笞政敌，又有效地保护自己，他在写作讽刺诗时，不能“词气浮露，笔无藏锋”，一任“兴之所之”，而只能将犀利的内容寄寓在婉曲的形式中，以免更大的迫害接踵而来。寓犀利于婉曲，这正是刘禹锡讽刺诗的主要特征之一。

一、在寓言诗的外壳里藏入讽刺的内核

寓犀利于婉曲，突出表现在诗人每每采用托物寄讽的方法。诗人给自然界的各种生物赋予各不相同的象征意义，将它们一一驱遣到笔端，组成现实生活的复杂舞台，导演出一幕幕扣人心弦的讽刺剧。因而，他的讽刺诗往往是寓言诗和讽刺诗的结合，即在寓言诗的外壳里藏有讽刺的内核。如《聚蚊谣》：

沉沉夏夜闲堂开，飞蚊伺暗声如雷。

嘈然欻起初骇听，殷殷若自南山来。

喧腾鼓舞喜昏黑，昧者不分聪者惑。

露花滴沥月上天，利嘴迫人看不得。

我躯七尺尔如芒，我孤尔众能我伤。

天生有时不可遏，为尔设帷潜匡床。

清商一来秋日晓，羞尔微形饲丹鸟。

诗中伺暗出动、“利嘴迫人”的“飞蚊”，显然是那些迫害革新志士的权宦、藩镇的象征。诗人借描写“飞蚊”，对他们作了淋漓尽致的嘲讽：先故作惊人之笔，从听觉（“声如雷”）、视觉（“伺暗”）、感觉（“骇”）三方面刻划飞蚊的嚣张气势，使读者隐约可见权宦藩镇们的耀武扬威之态。接着便描写飞蚊是如何喧腾于“昏暗”之际，暗喻权宦、藩镇曾暗相勾结，策划各种阴谋诡计，散布各种流言蜚语，以混淆人们的视听。当时，韩愈就曾误认为王叔文等辅佐顺宗推行新政是“小人乘时偷国柄”。为了开脱刘禹锡和柳宗元，他硬说刘、柳不是革新集团的成员：“数君匪亲岂其朋，郎官清要为世称。”虽是出于善良的愿望，却从反面说明，他是对革新持否定态度的。“露花滴沥”两句寓意殊深。诗人绘就的这幅月悬中天、露花滴沥的图画，正是他所殷殷向往和孜孜以求的清平的政治局面的生动写照。然而，因为飞蚊的骚扰，它既不“可即”，亦不“可望”。这里，隐隐流露出诗人对飞蚊般飞扬跋扈的权宦、藩镇的愤恨。最后，诗人又以抑扬跌宕之笔，展示了终将战胜飞蚊的坚定信念：尽管眼前它们以“如芒”之喙来“虐人害物”，大逞凶狂。然而，一旦秋日来临，它们便将化为“丹鸟”的口腹之物，而曾遭叮咬的“我躯七尺”依然如故，最多不过留下几点斑痕而已。这是暗示朝中的那些丑类虽然阴谋得逞于一时，但最终却逃脱不了灭亡的命运。真正“笑在最后”的还将是眼前的被流放、被迫害者。诗人便这样托“飞蚊”巧妙寄讽，深刻地揭露了权宦、藩镇们可笑复可鄙的本性，对他们投以极度的蔑视。诗的措意不可不谓犀利。但诗人出之以寓言诗的形式，看来纯系咏蚊，无干人事，又显得何其婉曲。被刺痛的权宦、藩镇明知诗人嘲讽的对象是自己，也无法堂而皇之地来问罪。

诗人所托讽的“物”与被讽的“人”往往在某一点上有惊人的相似之处。诗人便抓住这一点作由表及里、入木三分的精雕细刻。雕刻出了他们丑恶的体形，同时也就揭示出了他们卑劣的本质。这也就是说，诗人在托物寄讽时注意随物赋形，因形见神。《百舌吟》是这一方面的代表作。“百舌”亦名“反舌”，其舌灵巧，能随百鸟之音。在诗人看来，它与朝廷中那些摇唇鼓舌、妖言惑众的政敌何其酷肖！诗人对“百舌”愈是鞭挞入里，对政敌的揭露也便愈是深刻。“晓星寥落春云低，初闻百舌间关啼。花枝满空迷处所，摇动繁英坠红雨。笙簧百啭音韵多，黄鹂吞声燕无语。”这六句写百舌每每啼于晨星稀疏、春云低沉之际，它舌如“笙簧”，发出多变而又刻毒的音调，使得黄鹂噤声、春燕寂然。不仅如此，它还恶狠狠地“摇动繁英”，使得含苞欲放的红花纷坠如雨，而它自己却巧为隐蔽，令人不知其所在。这很容易使读者联想到现实生活中的情景：诗人的政敌不也曾这样不遗余力地摧残革新事业和迫害革新志士吗？“东方朝日迟迟升，迎风弄景如自矜。数声不尽又飞去，何许相逢绿杨路。绵蛮宛转似娱人，一心百舌何纷纭。酡颜侠少停歌听，堕珥妖姬和睡闻。”这八句写百舌自矜其能，到处钻营，卖弄无已，终于凭着“绵蛮宛转”的叫声，得到了“酡颜侠少”和“堕珥妖姬”的赏识，这不正与群小们以甜言蜜语取悦于上的投机行径相似？诗人以游龙般的笔触，准确地捕捉住百舌善啭和群小善谤这一共同特征，寥寥几笔，便勾勒出他们的令人憎恶的形象，并以形传神，将他们共同的卑劣本质披露无遗。

二、对托讽材料的精心抉择与改造

诗人所采用的托讽材料是丰富多彩的。其中，有的是撷取眼前所见的生物而加以申发，如上文论及的《聚蚊谣》和《百舌吟》等。有的则是根据古书的记载而加以敷衍。如《有獭吟》和《飞鸢操》就是分别以《礼记·月令》和《庄子·秋水》中的记载为蓝本敷衍而成。但这种敷衍，并不是仅仅在形式上将原文重新加以组合，使之成为“押韵的分行排列”，而根据表现主题的需要，充分发挥自己的想象力，对旧有记载进行适当的加工改造，赋予它更深刻的内涵。因此，敷衍的过程也就是再创造的过程。如《礼记·月令》中关于“有獭”的记载只有十个字：

孟春之月，鱼上冰，獭祭鱼。

诗人却据此演绎出一段有声有色的喜剧故事。且看诗人对“有獭”的描绘：

有獭得嘉鱼，自谓天见怜。

先祭不敢食，捧鳞望清玄。

人立寒沙上，心专脰肩肩。

渔翁以为妖，举块投其前。

呼儿贯鱼归，与獭同烹煎。

多么可笑而又可怜啊！“有獭”守冰待鱼，所获非易。但它却以为这是天之所赐，因而虔诚地举行祭天仪式，结果反倒因此而一命呜呼。这正是对那些信奉天命、恪守礼法，既虚伪、复愚蠢的卫道者的绝妙讽刺！诗人摒弃了原有记载中的唯心主义因素，反其意而用之。于是，经过诗人缜密的艺术构思，这干巴巴的片言只语便成为生动的讽刺材料。而《庄子 · 秋水》中的记载原为：

南方有鸟名鹓雏，发于南海而飞于北海，非梧桐不止，非练实不食，非醴泉不饮。于是鸱得腐鼠，鹓过之，仰天视之曰：嚇！

庄子以“鸱”影射正在“相梁”的惠子。应该说，这本身就是一则讽刺寓言。然而，一经采纳到刘禹锡笔下，不仅情节更为生动曲折，“主角”也换成了“飞鸢”。这只“飞鸢”展翅于“杳杳青云里”，“旗尾飘扬势渐高，箭头砉划声相似”，“游鹍翔雁出其下，庆云清景相回旋”，是那样威风凛凛，目空一切。然而，遗憾的是，“忽闻饥乌一噪聚”，它便全然不顾自己的威仪，“瞥下云中争腐鼠”，不仅欣喜若狂地“腾音砺吻相喧呼”，而且虚张声势地“仰天大吓疑鹓雏”。诗人将手中的笔锻炼为犀利的解剖刀，撕破了它的“鹰隼外形”，使它的“蝼蚁心”彻底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显然，诗人正是着眼于飞鸢的“鹰隼外形”，才选择它来担任自己导演的讽刺剧的主角。诗人所要讽刺的对象大多是表里不一的伪君子和外强中干的纸老虎。因而，以飞鸢作为托讽材料较鸱枭更为合适。《飞鸢操》写于唐宪宗元和十年（815），刘禹锡的政敌、当朝宰相武元衡于这一年遇刺身亡。有人认为，这首诗是为讽刺武元衡而作。联系当时的政治背景，还是可信的。不过，将诗中的生动描写与武元衡的实事一一加以比附，却未免忘记了这是艺术创造而非生活实录。顺带说及，与此诗同时写下的《代靖安佳人怨二首并引》也暗寓讽刺之意：

靖安，丞相武公居里名也。元和十年六月，公将朝，夜漏未尽三刻，骑出里门。遇盗，薨于墙下。初公为郎，余为御史，繇是有旧故。今守远服，贱不可以诔，又不得为歌诗声于楚挽。故代作佳人怨以裨于乐府云。

其一

宝马鸣珂踏晓尘，鱼文匕首犯车茵。

适来行哭里门外，昨夜华堂歌舞人。

其二

秉烛朝天遂不回，路人弹指望高台。

墙东便是伤心地，夜夜流萤飞去来。

武元衡虽未直接参与弹压革新志士，却是一直对革新事业抱反对态度的，因而革新失败后，他很快便入居相位，权倾朝野。此人心地猥琐，岂能容得刘禹锡、柳宗元等“天下奇才”？刘禹锡、柳宗元等人第二次被贬逐出京，与他挟嫌报复不无关系。现在他死于非命，对刘禹锡来说，未尝不是福音。这两首诗“悼亡”是假，“鞭尸”是真，用笔比《飞鸢操》更为深曲。武元衡生前位极人臣，炙手可热，一旦亡命，却只赢得路人的窃窃私议，除了失去庇托的佳人偶尔一掬伤心之泪外，只有流萤陪伴他的寂寞。这就揭示了他是如何不得人心。这里，诗人于冷嘲、热讽的同时，多少流露出一丝幸灾乐祸的快意。如果用一句话来概括这两首诗的主题的话，那就是《飞鸢操》中所说的“臆碎羽分人不悲”。外绝臧否而内藏锋刃，这样的讽刺是既深刻，复又婉曲的。

三、咄咄怪事中的辛辣嘲讽

诗人有时托物以讽，有时则借事以讽。两者都采取“言在此而意在彼”的寓言诗形式，但前者重在“状物”，以物况人；后者则重在“叙事”，以事砭人。前者将况人之物作为讽刺目标，后者则将肇事之人作为讥笑对象。如《昏镜词》：

昏镜非美金，漠然丧其晶。

陋容多自欺，谓若他镜明。

瑕疵既不见，妍态随意生。

一日四五照，自言美倾城。

饰带以纹绣，装匣以琼瑛。

秦宫岂不重？非适乃为轻。

“昏镜”一片“漠然”，根本不能照物，然而“陋容”者却饰以锦带，装以玉匣，看得比什么都贵重，因为“昏镜”之“昏”正可以掩饰他的“瑕疵”，提高他的自我审美价值，使他在陶陶然、飘飘然之际获得最大的心理上的满足。这样，能洞烛幽微的“秦宫”镜，纵然是稀世珍宝，他也将视如敝屣、轻之贱之了。这种愚妄的自欺欺人是何等地令人忍俊不禁啊！诗人借这一怪僻现象来讽刺唐宪宗的昏愦——在诗人看来，宪宗朝之所以贤良见默，奸佞得宠，不正是因为宪宗讳疾忌医，不愿也不敢正视自己的缘故吗？又如《养鸷词》：

养鸷非玩形，所资击鲜力。

少年昧其理，日日哺不息。

探雏网黄口，旦暮有余食。

宁知下时，翅重飞不得？

毰毸止林表，狡兔自南北。

饮啄既已盈，安能劳羽翼？

诗人通过“少年”不明“养鸷”之理，“哺之过笃”，反使它拙于羽猎这一事件，对朝廷过于礼遇藩镇、终致其尾大不掉的情形作了不无忧愤的嘲讽。“养鸷非玩形”两句是说，正如养鸷的目的是以之作为围猎的工具一样，朝廷设立藩镇的目的也应当是以之作为抵御外侮的屏障。“少年昧其理”四句是说，基于这一目的，对鸷鸟本来不应哺之过笃，对藩镇也不应待之过厚。然而，养鸷者和设藩者却偏不懂这一简单的道理，结果只能事与愿违。“宁知下时”四句便把结果披露于众：鸷鸟因饱食终日，竟已不愿劳动羽翼，一任狡兔自由来往；而藩镇也因养尊处优，再不愿服从节制，所凭边患四起，外寇入侵。诗人以“鸷鸟”象征藩镇，以养鸷者象征设藩者，在尖锐而又婉转的讽托中，提出了自己的主张：正如饥鸷才能使鸷鸟为用一样，削藩才能使藩镇受制。

四、无一贬词，而情伪毕露

诗人寓犀利于婉曲，不仅表现在将富有战斗性的内容寄寓在寓言诗的形式中，而且表现在对所寄寓的对象往往并不直接加以指斥或声讨——尽管他在诗中早已化为人们司空见惯的自然界的生物。诗人惯于将自己的褒贬和爱憎不着痕迹地融入平淡的叙述和略带夸张的描写中，让读者自己来判别孰善孰恶、孰美孰丑。鲁迅曾经指出，最好的讽刺应是“无一贬词，而情伪毕露”。刘禹锡的讽刺诗是符合这一要求的。如《百舌吟》，乍看纯系客观描状，了无一字是对“百舌”的贬斥之辞。相反，“笙簧百啭音韵多”、“绵蛮宛转似娱人”、“舌端百变乘春晖”等语倒似有称扬之意。然而，细心的读者自能从字里行间领会到诗人的深意。不是吗？由百舌的“摇动繁英”，可见其凶残之心；由百舌的“迎风弄景”，可见其骄横之态；而由百舌的“笙簧百啭”，“舌端百变”，则可见其轻薄之行和诡谲之伎。原来，诗人出语平淡，而感情却并不平静。由这客观描述，是完全能看出诗人的憎恶的。《昏镜词》也是如此。诗前有一小引，其意实与诗相发明。引云：

镜之工列十镜于贾奁，发奁而视，其一皎如，其九雾如。或曰：“良苦之不侔甚矣。”工解颐谢曰：“非不能尽良也。盖贾之意，唯售是念；今来市者，必历鉴周睐，求与己宜。彼皎者，不能隐芒杪之瑕，非美容不合，是用什一其数也。”予感之，作《昏镜词》。

无须再着任何贬词，诗人所叙述的这一明镜不为时重、昏镜畅销于市的事实本身就是无比辛辣的讽刺。因而，尽管诗人没有表明自己的态度，读者却会对那些以“雾如”之昏镜为宝的“陋容”者嗤之以鼻。当然，其深层寓意只能“思而得之”，因为诗人用的是言此意彼的曲笔，其外表颇具婉转平和之致。

要言之，刘禹锡在创作他的讽刺诗时，便是这样从寓犀利于婉曲的宗旨出发，采用或托物以讽，或借事以讽的寓言诗形式，有时“驱遣万物”，“牢笼百怪”，从自然界撷取新鲜的比兴材料；有时化腐朽为神奇，对古书中现成的比兴材料加以翻新改造。在具体描写时，每每抓住事物最富象征意义和讽刺意味的一点生发开来，集中加以刻划，即小见大，因形传神，而在语言运用方面，力求意在言外，有平淡之致。这样，他的讽刺诗便不是“刻露而无蕴”，而是“婉曲而含机”，能使人回味再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