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绮靡之音

——中唐时代繁华奢靡的都市生活给刘禹锡诗打上的烙印

在刘禹锡生活的时代，士风与诗风都已出现“绮靡”的征兆，所谓“至于贞元末，风流恣绮靡”。这种萌生于那一时代的繁华奢靡的都市生活和倜傥通脱的进士风度的绮靡诗风，也在刘禹锡诗中留下了烙印。

中唐时期，一方面时有战乱发生，不安定的因素在一天天增长；另一方面，城市经济却出现了畸形的繁荣，以其旖旎风光和绚烂色彩使“六朝繁华”相形见绌。这在许多中唐诗人的作品中都有所反映。如：

十万人家火烛光，门门开处见红妆。

歌钟喧夜更漏暗，罗绮满街尘土香。

星宿别从天畔出，莲花不向水中芳。

宝钗骤马多遗落，依旧明朝在路傍。

——张肖远《观灯》

夜市千灯照碧云，高楼红袖客纷纷。

如今不似时平日，犹自笙歌彻晓闻。

——王建《夜看扬州市》

士女杂遝，歌吹沸天，不似承平，胜似承平。处在内外交困中的统治阶级，带着走向穷途末路的疯狂，恣意享乐，奢靡日甚，企图以纸醉金迷的生活来填补内心的空虚。李肇《国史补》云：“长安风俗，自贞元侈于游宴，其后或侈于书法图画，或侈于博弈，或侈于卜祝，或侈于服食。”“京城贵游尚牡丹三十余年矣。春暮车马如狂，以不耽玩为耻。”随着都市的繁荣兴盛，市民阶层作为封建社会内部派生出的一种异己力量开始兴起，并播发出有悖传统思想意识的气息，给当时的文坛以浸润。由于时代苦闷情绪的增长和社会精神气候的改变，文学需要寻找新的情趣中心。正是在这种心理背景之下，都市生活的题材和市民情趣得以乘虚而入。其时，不仅以狐妖鬼魅为中心的说唱故事之风，弥漫于都市之中，男女情爱的内容也在市民文学中占有重要地位。《李娃传》中娃母所谓“男女之际，大欲存焉。情苟相得，虽父母之命不能制也”。正是带有浓厚市民气息的表白。据赵璘《因话录》载，元和年间，长安有俗讲僧“聚众谭说，假托经论，所言无非淫秽鄙亵之事。不逞之徒转相鼓扇扶树，愚夫冶妇乐闻其说，听者填咽寺舍，瞻礼崇奉”。这时，在民间流行的曲子词中，吟咏艳情的也占了相当大的比重。所谓“贞元之风尚荡，元和之风尚怪”，即指此而言。丹纳《艺术哲学》认为：“风俗习惯和时代精神对于群众和对于艺术家是相同的。”在这一时期的大多数诗人身上，都存在“兼济”与“独善”的矛盾。当天平的重心倾向“独善”这一头时，他们便由向往功业转而陶醉自然，再由陶醉自然转而纵情声色，为闲适和享乐生活所深深地吸引，而不惜摆脱他们自幼便接受的封建伦理的牢笼，转而去迎合离经叛道的市民情趣。“诗者，志之所之也。”一旦他们把这时的感受和追求披之歌诗，必然带有“绮靡”的特点。而由于生活的安逸与无所事事，他们又不免钻进艺术之宫，用绮词丽句为自己的作品作种种文饰，这就更增其“绮靡”色彩，而与盛唐诗大异其趣。即以元稹而言，不仅写了反映“男女之欲”的传奇小说《莺莺传》，而且创作了上百篇的“艳体诗”。这些“艳体诗”问世后不胫而走，广为流播，乃至于“缮写摸勒，炫卖于市井，或持之以交酒茗者，处处皆是”。这正说明其情调与市民完全吻合，因而在那里有着广泛的社会基础。这一时代风气，成为刘禹锡晚年吟咏风情、放纵诗酒的直接诱因。

除此而外，时人所激赏的那种倜傥通脱、放荡不羁的进士风度，也使刘禹锡受到浸染而由寄意声色导致绮靡之音的飘逸。“唐代科举之盛，肇于高宗之时，成于玄宗之代，而极于德宗之世。”刘禹锡正是在德宗贞元九年（793）登进士科，旋又连登博学鸿词科和吏部取士科。唐王朝对进士礼遇殊厚，因而，唐代士子每视进士及第为莫大荣耀，所谓“进士为时所尚久矣”。新科进士不独可题名雁塔，而且可出席朝廷举行的曲江盛宴。“宴前数日，行市骈阗于江头。其日，公卿家倾城纵观于此。有若中东床之选者，十八九钿车珠鞍，栉比而至”。宴毕，“则移乐泛舟，率为常例”。这使他们从步入仕途的那一天起，便与“车马游宴”的享乐生活结下不解之缘。由于朝廷的优待和时人的看重，他们大多飘然于绳检之外，风流自赏，不拘小节。如开元进士崔颢，“娶妻唯择貌美者，俄又弃之，凡四五娶”。中唐时，随着科举之盛的臻于极致，许多进士及第者更以裘马轻狂的形象活跃于通都大邑。“与高、玄之间即初盛唐时那种冲破传统的反叛氛围的开拓者们的高傲骨气大不一样，这些人数日多的书生进士带着他们所擅长的华美文词、聪敏机对，已日益沉浸在繁华都市的声色歌乐、舞文弄墨之中。”为满足一时的声色之欲，他们甚至不惜斯文扫地。请看《续本事诗·瑯環记》所载大历进士李端的一件轶事：

郭暧宴客，有婢镜儿，善弹筝，姿色绝代。李端在座，时窃寓目，属意甚深。暧觉之，曰：“李生能以弹筝为题，赋诗娱客，吾当不惜此女。”李即席口号曰：“鸣筝金粟柱，素手玉房前。欲得周郎顾，时时误拂弦。”暧大称善，彻席上金玉酒器，并以镜儿赠李。

而这在当时居然被传为美谈，博得不少凡夫俗子的艳羡。辗转相因，便形成那种倜傥通脱、放浪不羁的进士风度。如果说刘禹锡青壮年时因热衷于政治革新和长期贬居巴山楚水，还不可能具备并保持这种进士风度的话，那么，当他晚年境遇好转后，这种进士风度在他身上则也表现得相当突出了。《本事诗·事感》记云：

刘尚书禹锡罢和州，为主客郞中、集贤学士。李司空罢镇在京，慕刘名，尝邀至第中，厚设饮馔。酒酣，命妙妓歌以送之。刘于席上赋诗曰：“鬌梳头宫样妆，春风一曲杜韦娘。司空见惯浑闲事，断尽江南刺史肠。”李因以妓赠之。

《唐诗纪事》则作：

禹锡赴吴台，扬州大司马杜公鸿渐开宴，命妓侍酒。禹锡诗曰：“鬌梳头宫样妆……”

虽然卞孝萱先生《刘禹锡年谱》已辨其妄，不足征信，但作为当时的传闻，它却显示了诗人的进士风度的一个侧面。这种进士风度，当然也会给他晚年的诗作带来若干绮靡的迹象。

“诗缘情而绮靡。”如果将这个“情”字解释为声色之情的话，那么，它的渗入，正是刘禹锡诗出现绮靡征兆的主要缘由。范温《潜溪诗眼》云：“上至齐梁诸公，下至刘梦得、温飞卿辈，往往以绮丽风花，累其正气。”将刘禹锡与“齐梁诸公”及温庭筠相提并论，固然欠妥，但范氏确也看出了刘禹锡诗作的一个不甚明显的弊病，这便是“以绮丽风花，累其正气”。从“巴山楚水凄凉地”回到繁华的都市以后，由于政治上不能有所作为，原先潜藏在诗人头脑中的及时行乐思想便渐渐露出其端倪，驱使他加入征管逐弦、倚红偎翠的行列。这时的诗人对携妓载酒的孟浪生活竟是那样津津乐道。如《洛中逢韩七中丞之吴兴口号五首》其五云：

溪中士女出笆篱，溪上鸳鸯避画旗。

何处人间似仙境？春山携妓采茶时。

《夜宴福建卢常侍宅，因送之镇》云：

暂驻旌旗洛水堤，绮筳红烛醉兰闺。

美人美酒长相逐，莫怕猿声发建溪。

《赠致仕滕庶子先辈》云：

朝服归来昼锦荣，登科记上更无兄。

寿觞每使曾孙献，胜境长携众妓行。

矍铄据鞍时骋健，殷勤把酒尚多情。

凌寒却向山阴去，衣绣郎君雪里迎。

这些作品显示出的只是封建士大夫腐朽、庸俗的生活情趣，只是诗人世界观中的消极、落后一面。贬居巴山楚水时，诗人曾用自己的实践验证了“诗穷而后工”的真理，现在反过来，他又以实践说明：仕途的显达或生活的优裕，只能使诗歌创作堕入逼仄之境或归于绮靡之流。诚然，诗人晚年写了大量朝气蓬勃、壮心不已的作品，这是主要方面。但不容忽视的是，与此同时，他也写下了不少散发着绮靡气息的赠妓、忆妓之作。如《寄赠小樊》：

花面丫头十三四，春来绰约向人时。

终须买取名春草，处处将行步步随。

“小樊”，即白居易的家妓樊素，能歌善舞，深得白氏宠爱。而刘禹锡显然也钟情于她。所以寄赠此诗，仅仅为了表达终将蓄其为己有的卑琐愿望。时隔不久，诗人又写下《忆春草》一诗，和盘托出自己对她的思念和渴慕之意：

忆春草，处处多情洛阳道。

金谷园中见日迟，铜驼陌上迎风早。

河南太尹频出难，只得池塘十步看。

府门闭后满街月，几处游人草头歇？

馆娃宫外姑苏台，郁郁芊芊拨不开。

无风自偃君知否？西子裙裾曾拂来。

颇有“相见时难”的怅恨和“一别音容两渺茫”的叹惋。后来，为得再瞻其风采，诗人还曾特意“解鞍稍驻初程”：

别后诗成帙，携来酒满壶。

今朝停五马，不独为罗敷。

这首诗题作“酬喜相遇同州与乐天替代”。篇末自注：“前章比言春草，居易之舞妓也，故有此答。”可知诗中的“罗敷”即指樊素。其眷念若此，也足成一段风流佳话了。然而，读来总觉浮薄，因为这种眷恋是以声色之欲为基础的，而并不包含着心心相印、灵犀相通的成分，它充其量只可接肩于杜牧的那种“风流俊赏”。这类吟咏风情的作品虽不像温庭筠诗那般镂金错彩，也没有后者的珠光宝气，却不乏猥亵和狎昵之笔。如《有所嗟》：

庾令楼中初见时，武昌春柳似腰肢。

相逢相笑尽如梦，为雨为云今不知。

鄂渚濛濛烟雨微，女郎魂逐暮云归。

只应长在汉阳渡，化作鸳鸯一只飞。

诗的情境与笔调与某些花间派词人的作品相仿佛，俨然是花间派的开先声之作。如果长短其句度、低昂其音节，移置于《花间集》中亦无不可。难怪范温会把他看作“齐梁诸公”和温庭筠之间的过渡性人物。诸如此类的作品，虽然显示了诗人风格的多样化，并也符合当时诗坛的审美趣味，但与他那些富有严肃的思想内容和深刻的现实意义的作品很不协调。而究其原因，自与诗人这一时期生活的闲适与放浪有关。白居易《赠梦得》一诗曾这样描写他们的放浪情形：“放醉卧为春日伴，趁欢行入少年丛”，“闻道洛城人尽怪，呼为刘白二狂翁”。值此之际，难免写下些香欤、绮靡的东西，付之管弦，以佐清欢，即便有辱斯文，也在所不惜。他们并不顾忌人们的非议，因为在他们看来，这丝毫未失进士风度，他们所做的不过是同时代的许多人都在做的风流韵事而已。当然，即使在痛饮狂歌、倚红偎翠时，诗人也没有忘记自己政治上的失意，而常常不自觉地在诗中袒露出磊落不平的情怀。如：

朗朗鹍鸡弦，华堂夜多思。

帘外雪已深，坐中人半醉。

翠娥发清响，曲尽有余意。

酌我莫忧狂，老来无逸气。

——《冬夜宴河中李相公中堂命筝歌送酒》

二十余年作逐臣，归来还见曲江春。

游人莫笑白头醉，老醉花间有几人？

——《杏园花下酬乐天见赠》

这是自嘲，也是自伤，而寄寓在自嘲和自伤中的则是壮志未酬、宏图难展的忧愤。诗人外表的狂放终究遮掩不住内心的苍凉。“曲尽有余意”，这一余意只有知其人且知其世者才能体会出来。这里，诗人不明言自己的忧愤，却以自嘲和自伤出之，这就使十分忧愤，又添十分。这种不可遏止的忧愤之情往往也驱遣他嗜酒、纵欲，成为他寻欢作乐的又一动力。因此，他晚年放浪形骸、追逐声色，实在不仅仅是因为处身于繁华、奢靡的都市，受到潜移默化的“精神污染”，也不仅仅是因为其世界观中的庸俗一面顽强地发生着作用。“未遂风云便，争不恣狂荡。”柳永的这两句词可以用来说明产生这一结果的政治方面的原因。正因为这样，诗人纵欲，未必没有“苦中作乐”的成分；嗜酒，未必没有“借酒浇愁”的况味。无论我们从何种角度来观察、来审视，都只能得出这样的结论：诗人生活的放浪以及由此而来的绮靡诗风，悉由时代和社会所造成。我们从中更多地捕捉到的是时代折光，而不是诗人的个性特征。

诗人的吟咏风情之作，思想上虽无甚可取，艺术上有时却能独出机杼，以绵密的笔法和优美的辞章典故，造成荡气回肠的抒情效果。如：

飞远树栖何处？凤得新巢有去心。

红壁尚留香漠漠，碧云初断信沉沉。

情知点污投泥玉，犹自经营买笑金。

从此山头似人石，丈夫形状泪痕深。

——《怀妓四首》其二

三山不见海沉沉，岂有仙踪更可寻？

青鸟去时云路断，姮娥归处月宫深。

纱窗遥想春相忆，书幌谁怜夜独吟。

料得夜来天上镜，只应偏照两人心。

——《怀妓四首》其四

没有纤细、琐屑的形貌刻划，如温词中的“小山重叠金明灭，鬓云欲度香腮雪”之类；而只是半带痴迷半带哀怨地抒写自己的忆念，并挽来“青鸟”、“妲娥”、“望夫石”等动人传说，以示相思之深、痛苦之烈。明知对方已为他人所得，无缘重续旧欢，却不能、也不愿将她的倩影从心底抹去。其深情绵邈、精巧博丽，一如李商隐的“无题诗”。但诗题标明“怀妓”，却又不似李商隐的“无题诗”那般隐晦其旨。诗人生活的时代较李商隐为前，而当时又誉满海内，所谓“四海齐名白与刘”。因此，谁能断言李商隐创写“无题诗”时没有从他这里得到若干启发，没有借鉴他的艺术经验呢？这样的作品虽具“绮靡之音”，却非“绮靡”二字所能蔽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