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4 技术路线、本书结构与创新
1.4.1 技术路线
本书的研究对象主要涉及经济增长理论与经济发展理论、福利经济学和公共选择理论。经济增长理论属于实证分析的范畴，回答是什么的问题；而福利经济学和公共选择理论则属于规范分析的范畴，回答应该是什么的问题。本书采取规范研究和实证研究相结合的方法，分五个步骤进行。
第一步，提出问题。通过理论综述指出主流经济发展方式的理论范式将公共产品作为外生变量的局限性，提出将公共产品作为内生变量来深入分析中国经济发展方式的必要性。
第二步，分析框架。利用经济增长理论与经济发展理论、福利经济学、公共选择理论的重要成果，揭示经济发展方式的本质内涵，说明公共产品作为经济发展方式的内生变量如何可能。
第三步，理论模型。运用福利经济学发展的最新成果，主要运用阿马蒂亚·森关于人的可行能力概念，将多数人的可行能力最大化作为经济发展方式优化的目标，建立公共产品内生的经济发展方式优化模型。
第四步，实证分析。运用理论模型的成果，说明公共产品与中国经济发展方式的历史演进轨迹，对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增长中出现的“异化”现象进行深入剖析，指出中国经济发展偏离最优路径的性质和制度原因，以及当前政策面临的难题。
第五步，政策思路。指出中国下一步如何对经济增长系统偏离最优路径进行矫正，以及如何从公共产品体制变革入手寻求优化经济发展方式的改革路径。
1.4.2 本书结构
本书共分7章，主要内容如下：
第1章“导言”，主旨是提出和界定所要研究的问题。本章提出，主流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理论范式将公共产品作为外生变量处理有很大的局限性：因回避分配过程造成对经济绩效解释的信息基础薄弱，而且使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成一个与多数人福利无关的技术问题，不易反映出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中的政府作用，以及中国经济转轨过程中的公共选择机制问题。因此，有必要将公共产品作为内生变量处理，使经济发展方式的研究能够反映出更多的经济社会转型与改革的信息，以贴近改革政策实践。
第2章“公共产品作为经济发展方式内生变量的立论依据”。本章提出，任何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都包含私人产品的增长与公共产品的增长，也就是说，经济发展方式在任何情况下都与公共产品范围和数量有关，这就使得公共产品内生的经济发展方式分析成为可能。公共产品与私人产品不同的是，它包含着国家和政府对经济发展方式好坏的价值判断，基于某种值得追求的价值判断，国家和政府最终选择了公共产品供给的范围和数量，从而在事实上选择了经济发展方式。本章提出，国家和政府的选择基于对正义的价值判断。好的经济发展方式能够体现正义的价值，这种价值蕴含在公共产品供给的正义性之中。国家和政府之所以提供公共产品，唯一的正义性在于能够增加社会总福利。能够有效增进社会总福利的经济发展方式，才是值得追求的经济发展方式。本书赞同阿马蒂亚·森以可行能力为中心的福利观，将福利看成是人的可行能力，即一个人过自己愿意珍视的生活的能力。
第3章“公共产品内生的经济发展方式优化模型”。本章将公共产品作为内生变量，建立经济总量函数和以多数人可行能力为目标的社会福利函数。在本模型中，经济发展的目标是提高多数人的可行能力，也即多数人过自己想要过的生活的能力。多数人可行能力取决于其消费的公共产品与私人产品数量，最优经济发展的最优路径是多数人可行能力最大化的路径。在该模型中，公共产品供给不足和过度供给，都会使经济发展系统地偏离最优路径，只有当公共产品适度供给时，才能使经济增长收敛于最优路径。结合发达国家古典自由主义、福利国家、新自由主义、第三条道路等不同时期的经验，分析公共产品供给与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关系。本章认为西方发达国家福利国家建设前夕的经济发展阶段与中国当前的发展阶段相同，都处于工业化中后期，这些国家所实施的大规模增加公共产品制度化供给的改革政策，是其顺利进入后工业社会和高收入阶段最重要的经验，最值得中国在下一步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过程中加以借鉴。
第4章“公共产品与中国经济发展方式的演进”。本章从公共产品的角度对中国经济发展方式进行考察。计划经济时代的中国是将所有的社会产品都作为公共产品供给，形成了公共产品过度供给的状况，个人可行能力的增加主要靠国家和集体。在这个阶段，作为新兴部门的工业部门是官僚制的公共部门，没有自我复制和扩展的能力，不能创造出更多的就业机会，使得经济发展长期偏离最优路径，使中国长期徘徊在温饱线上不能前进；在市场化改革时期，国家对公共产品过度供给进行了矫正，改革所发育出来的新兴经济部门——私人部门创造出了更多的就业机会，具有强大的自我复制和扩展的能力。但由于公共部门改革的滞后，又形成了公共产品过于短缺的现状。在现有收入分配差距拉大的背景下，继续增加私人产品供给所带来的经济增长成果，并不能有效地被传递到多数人可行能力的提高上。主要原因是广大中低收入者无力消费更多的私人产品，而且，在现行公共产品制度安排下，广大中低收入者所能够享受到的公共产品数量也很少。为此，新时期中国经济发展方式的问题与计划经济时代相反，主要是公共产品短缺所造成的经济发展系统性偏离最优发展路径，难以有效地扩展多数人的可行能力。
第5章“公共产品短缺与经济结构的多维转换”。本章提出，中国由工业化中后期向后工业社会过渡，经济发展方式确实有一个结构转换的问题。除了新阶段向低碳经济转换的大趋势外，还有类似西方福利国家建设时期三个方面的结构转换：由投资主导向消费主导的转换，由工业主导向服务业主导的转换，由物质资本主导向人力资本主导的转换。这些结构转换，在本质上都有利于多数人可行能力的提高，也都受制于公共产品短缺。在这些结构转换的特定发展阶段，公共需求的快速增长与公共产品短缺的矛盾十分突出。西方发达国家在同一时期采取的是建设福利国家的手段，将公共产品供给由古典自由主义时期的补救性手段，转变为大规模的制度化供给，最终形成了以中产阶层为主的社会结构，在这个前提下完成了经济结构的转换，从而顺利地进入了后工业社会。中国进入工业化中期之后，尚未完成公共产品领域的改革，公共产品的系统性短缺，是中国经济结构转换多维问题的重要根源。公共产品短缺的问题不解决，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将是缺乏条件的。
第6章“以培育中产阶层为目标的公共产品供给”。本章认为，多数人可行能力的提高在现实生活中表现为中产阶层的不断增加。以培育中产阶层为目标建立积极的社会福利制度，是中国新时期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根本任务。从西方福利国家建设时期的经验来看，形成中产阶层占多数的社会结构，是检验工业化成就最重要的指标，也是检验多数人可行能力最重要的指标。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出现了新的中产阶层，但中产阶层数量仍然偏少。当前公共产品系统性短缺的状况，使经济增长异化，主要表现在阻碍了中产阶层的进一步扩大。公共产品短缺，既造成中低收入者向上流动缺乏应有的机会和能力，又使得现有中产阶层处于不稳定的状态。从中国的基本国情出发，中国应建立积极的社会福利制度。在整个政策设计上，需要以增加国家福利为主基调，建立城乡统一的福利制度，主动缩小日益扩大的城乡差距、地区差距、贫富差距，积极培育中产阶层，建设消费大国、服务业大国、人力资本大国。要建立以提高人力资本为中心的社会福利制度，要“授人以渔”，而非“授人以鱼”。社会福利制度不是削弱市场，而是增强市场在扩展多数人福利中的作用。要继续推进机会创造和增加效率的改革，在自然垄断行业、科教文卫事业单位等多数准公共产品领域打破行政垄断，引入民间资本和社会资本。在公共产品领域做大“蛋糕”，既可以释放出大量中等收入的就业机会，又能够创造条件使公共产品覆盖农村和低收入群体。
第7章“结论和展望”。分配正义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灵魂”，中国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要始终关注解决分配正义的问题，转换经济结构要始终把增强多数人的可行能力作为出发点和归宿。要以扩大中产阶层为目标设计和推进二次改革，中国要从西方福利国家建设时期汲取改革智慧，重新设计和推进新阶段的改革。在二次改革进程中，要坚定不移地建设积极的国家福利制度。要把重构公共部门作为改革的中心环节，形成高效开放的公共部门。积极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将为中国实现分配正义、政府正义、制度正义，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提供强大的动力。
1.4.3 本书的创新
本书的创新主要有如下六个方面：
创新之一：把公共产品作为经济发展方式的内生变量处理。与将公共产品作为外生变量处理的经济增长理论和发展经济学理论相比，这样做使我们更容易处理分配问题、制度问题和政府作用问题。财政理论也将公共产品作为经济增长的内生变量处理，但财政理论难以反映经济社会转型的丰富内容，本书拓展了转型与改革的内容。
创新之二：给出值得追求的经济发展方式的价值标准。经济增长理论与发展经济学理论只讨论经济持续增长以及经济结构的演进，在这个基础上展开实证分析，并不讨论经济增长本身是好的或者坏的这种规范性问题。本书提出值得追求的经济发展方式是多数人福利最大化的经济发展方式，是多数人可行能力最大化的经济发展方式，是中产阶层数量最大化的经济发展方式。可行能力是阿马蒂亚·森提出的概念，但他并未将其与中产阶层联系起来。本书将多数人可行能力具体化到中产阶层数量上，给出具有可操作性的政策目标。
创新之三：构建了公共产品内生的经济发展方式优化模型。过去的文献对经济发展方式的探讨，要么是规范分析，要么是实证分析，二者并未有机结合起来。本书通过公共产品这一变量，借助社会福利函数搭建了经济发展方式规范分析与实证分析的“桥梁”。这一模型既兼顾了主流经济发展方式理论范式所关注的经济效率问题，同时反映出经济增长过程中的社会福利增长状况和政府所作出的公共选择。本书提出了公共产品适度供给原理：公共产品供给存在一个均衡点，在这个均衡点上可以实现多数人可行能力最大化，可以实现中产阶层数量最大化。
创新之四：分析中国经济发展方式的实质性危机。通过中国经济发展方式演进过程，揭示中国经济发展方式的实质性危机是因公共产品的系统性短缺，中产阶层无法进一步增加的危机。这既不是值得追求的经济发展方式，同时，也会造成中国经济结构的低端锁定，造成社会危机，甚至政治危机。中国式的“中等收入陷阱”可以被看作是由公共产品系统性短缺造成的。
创新之五：提出以培育中产阶层为目标的二次改革思路。改革可分为两部分：增加机会的改革，主要是市场化改革，开放被政府垄断供给的公共产品领域市场，释放中产阶层就业岗位；提高能力的改革，主要是公共服务体制建设，通过增加与人的自身发展相关的公共产品供给，增加中低收入者的人力资本投入，使他们有可能成为中产阶层。
创新之六：揭示民主政治对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价值。非民主社会的社会福利函数是官员和政治家利益最大化。但在民主社会中，官员和政治家利益最大化受到限制，有时候会选择企业家利益最大化的社会福利函数，有时候会选择居民利益最大化的社会福利函数，但不会总是选择同一种性质的社会福利函数。中国要矫正经济发展方式偏离多数人可行能力的问题，最终取决于政治体制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