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20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末的经济

一、经济发展的基本特征（1978—1989年）

改革开放前，中国的国民经济到了将要崩溃的边缘，在市场上表现为全面的供给短缺，大量的消费品都要凭票供应。在这样的市场环境下，中国百姓消费的基本特征是生存性消费，即吃饱和穿暖。经济体制改革也是从农业开始的。

1978年年底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对“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思想进行了彻底的批判，提出工作重点应该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提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思想，实现了历史的伟大转折，开始迈出了改革开放的重要一步。国家对社会主义经济进行改革，开始把工作的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改革的首要启动领域是农村。到1979年年底，出现了生产队包工到组、包产到组以及农民自发包产到户、包干到户的情况，随后1980年开始实行适应我国农业特点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农民都开始以家庭为基本单位进行劳动，调动了广大劳动人民的生产积极性，农村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逐步解体，农民和乡镇企业获得了经营自主权，农业获得迅速的发展，这一时期的显著特点是农业部门产值的增长速度明显快于非农业部门。

1982—1986年中央发布了5个关于农村的一号文件，如表2-1所示。

1982年，《全国农村工作会谈纪要》指出，目前农村实行的各种责任制，包括包工定额计酬，承包联产计酬，包产到户、到组等，都是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生产责任制。1983年，《当前农村经济政策的若干问题》指出，当前农村工作的主要任务仍然是稳定和完善农业生产责任制。随后，《关于1984年农村工作的通知》提到，要在原有联产承包制的基础上扩大生产规模，并且提出延长土地承包期，实行集约经营。设置以土地公有制为基础的地区性合作经济组织来与统一经营和分散经营相结合的体制呼应。1985年，《关于进一步活跃农村经济的十项政策》将已经改革成功的经验推广到林业、牧业、水产业等。《关于1986年农村工作的部署》进一步肯定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政策的正确性。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出使农村的生产经营主体由生产队变为家庭，农民获得生产与经营的自主权，生产力得到了极大的解放，我国的粮食总产量从1979年的33212万吨上升到1984年的40731万吨，增长了22.6%，农业总产值从1979年的1698亿元上升至1984年的3214亿元，增长了89.3%（见图2-1和图2-2）。

农村改革在为农业奠定基础的同时，迅速改变农民的基本经济行为，人多地少的国情下被生产队体制掩盖的大量剩余劳动力迅速浮现。追求效率的家庭使得原农村人口迅速分化为：第一，继续从事农业生产的农业劳动力；第二，闯入城里打工的农民工；第三，在市场供给短缺的情况下，开始以非农方式创业的农村人口成为中国工业化进程的起点。

20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末是城镇和农村收入差距缩小的时期，以70年代末至80年代末的农村居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为例，1978年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133.6元，而在1989年农村居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已经提高至601.5元。与此同时，城镇居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也从1978年的343.4元提高至1989年的1373.9元（见图2-3）。

在这段时期，国家大力提高农产品的收购价格，降低农业生产要素价格，从而有效地改善了农产品的供给和农民的收入问题。粮食产量逐年增加，从而可以使农村居民获得基本生活保障，根据《中国统计年鉴》数据，1978年我国主要农作物总产量为30476.5万吨，1990年主要农作物总产量达到了44624.3万吨，是1978年的1.46倍；人均粮食产量也从1978年的319千克达到1990年的393千克，增长了23.2%，为我国的经济发展提供了良好的物质基础（见图2-4）。

1978—1989年的这一时期可以大致划分为两个阶段，以1984年作为该阶段划分的一个分界点。第一阶段国家调整工业结构来解决轻、重工业比例失调的问题，通过下调工业总产值的增长速度以及工业产品的产量指标来降低工业生产的发展速度，加快轻纺工业的发展，到1980年，国民经济比例失调的问题初步得到控制。农业、轻工业、重工业比例有所改观，农业和轻工业的增长速度加快，重工业增长速度减慢。与1979年相比，1984年工农业总产值中，农业的比重从26.6%上升到29.7%；轻工业的比重从32.1%上升到33.3%；重工业的比重从41.3%下降到37.0%。

直到1984年，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肯定了社会主义经济是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的思想，对经济体制进行了一定的改革，这种商品经济被定义为一种简单的商品经济，此时的经济体制也可以理解为是计划经济与商品经济并存的一种体制，在生产力方面是由社会分工引起的劳动社会化，在生产关系方面是生产资料归不同的经济主体所有（见图2-5）。

改革开始从农村全面转向城市，要求增强企业活力，发挥中心城市的作用。随着改革开放的推进，各类市场主体逐步发展起来，国家开始鼓励发展城乡合作经济、个体经济和私营经济。我国城乡个体户从1981年的182.9万户增长到1989年的1247.1万户；从业人数从1981年的227.4万人增加到1989年的1941.4万人；营业收入从1981年的10.9亿元增加到1989年的1961.3亿元。这些数据表明我国的个体经济已经开始迅速地发展起来。

在个体私营经济发展的同时，农村乡镇企业也开始逐渐发展，乡镇企业的经营较为灵活，更加适应现有市场的需要，以苏南模式、温州模式、珠江模式等具有地方特色的经济发展模式最为突出。我国乡镇企业数从1985年的1223万个增长到1989年的1869万个；营业收入从1985年的2566亿元增加到1989年的7763亿元。

20世纪80年代我国的对外经济贸易也取得了一定的进展，出口总额从1978年的97.5亿美元上升到1990年的620.9亿美元；进口总额从1978年的108.9亿美元上升到1990年的533.5亿美元。

但是道路并不是一帆风顺的，双轨制的价格体系在社会中会导致一些问题的出现，1985年开始至1987年的这段时间，物价较大幅度地上涨（见表2-2），全国零售物价上涨指数分别为8.8%、6.0%和7.3%，三年共上涨了22.1%。1988年开始有部分城市已经出现了抢购的风潮，从而导致物价在原有的基础上进一步上涨。

国家根据当时的经济形势，重点压缩市场总需求，着手调节投资结构，1989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额为4410.4亿元，比1988年减少343.3亿元，增长速度也从1988年的25.4%下降到7.2%，从而使经济过热和通货膨胀得到了有效的控制。

二、居民消费方式的变化

伴随着实际经济水平的快速增长、经济结构的局部调整及社会生活的深刻变化，城乡居民的消费结构乃至整个消费生活方式实现了从贫穷到温饱再向局部小康过渡的重大进步。居民的基本生存需要范围大为拓展，满足程度显著提高，发展和享受资料的消费比重日趋上升。

1．农村居民消费方式的变化

1978年农村居民家庭平均生活消费支出为116元，其中家庭平均食品消费支出为78.59元，占家庭平均生活消费支出的67.75%。到1984年，农村居民家庭平均生活消费支出达到271.07元，是1978年农村居民家庭平均生活消费支出的2.4倍。这些数据表明农村居民初步解决了温饱问题，消费结构以满足日常生活需求的低档消费品为主，这样的消费结构和我国这一时期以生产中低档消费品为主的产业结构基本适应，有力地拉动了我国经济的增长。到1989年，农村居民家庭平均生活消费支出已经达到了531.03元，其中家庭平均食品消费支出达到293.40元，占家庭平均生活消费支出的55.25%。

表2-3是1978—1989年我国农村居民家庭平均生活消费支出情况。

从表2-3中可以看出，1978—1989年，食品消费始终在整个农村居民家庭平均生活消费支出中占有很大的比重，随着生活水平的逐步提高，食品消费的金额也随之提升。衣着消费是农村居民家庭平均生活消费支出的第三大消费支出项目，衣着消费支出从1980年的20.00元上升至1989年的44.49元，虽然有所上升，但是空间不是很大，其主要原因是此时农村居民收入水平不高，对于衣着没有过多的要求，只限于满足基本的生活需要。

在20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末的这段时间里，我国农村居民掀起了建造房屋的热潮，根据《中国统计年鉴》的数据，1978年农村新建住宅面积为1亿平方米，农村人均住房面积为8.1平方米；1985年农村新建住宅面积为7.22亿平方米，此时农村人均住房面积为14.7平方米；1989年农村新建住宅面积为6.76亿平方米，而农村人均住房面积也已经达到了17.2平方米。这段时间，农村新建住宅面积总数为47.11亿平方米。

观察表2-4可以看出我国农村居民家庭交通通信的支出比例是最低的，原因是80年代农村交通和通信条件都比较落后，与外界的联络不多。

综上，我国农村居民20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末的这段时间的消费支出以食品、居住、衣着三方面为主，此时的消费属于生存型的居民消费结构。

表2-4是1978—1989年我国农村居民家庭平均生活消费比例。

以1980年至1989年这段时间为例，来分析农村居民家庭平均生活消费支出构成的变化情况。

选取表2-4的部分数据，其中1980年食品、衣着、居住、家庭设备用品及服务、医疗保健、交通通信、文教娱乐用品及服务分别占农村居民家庭平均生活消费支出的62.97%、12.57%、14.14%、2.58%、2.15%、0.37%和5.22%。据上述数据绘制饼状图2-6。

1989年食品、衣着、居住、家庭设备用品及服务、医疗保健、交通通信、文教娱乐用品及服务分别占农村居民家庭平均生活消费支出的55.25%、8.38%、19.81%、6.09%、3.10%、1.61%和5.76%。据上述数据绘制饼状图2-7。

由上面的数据分析可见，1980—1989年，农村居民家庭平均生活消费支出中，食品部分的消费下降7.72个百分点、衣着部分的消费下降4.19个百分点、居住部分的消费提高5.67个百分点、家庭设备用品及服务部分的消费提高3.51个百分点、医疗保健部分的消费提高0.95个百分点、交通通信部分的消费提高1.24个百分点、文教娱乐用品及服务部分的消费提高0.54个百分点。

2．城镇居民消费方式的变化

与农村居民生活消费水平形成对比的是城镇居民的生活消费情况，城镇居民家庭平均生活消费支出在1978是311.00元，其中家庭平均食品消费支出为178.90元，占家庭平均生活消费支出的57.52%。1984年，城镇居民家庭平均生活消费支出已经达到了534.09元，其中食品消费支出是324.24元，占家庭平均生活消费支出的60.71%。80年代中期以后，我国开始全面开展城市经济体制的改革，并且继续深化国有企业改革，使得城市经济得到快速发展，在这一时期，城镇居民消费水平的增长速度明显快于农村居民消费水平的增长速度，1989年，城镇居民家庭平均生活消费支出达到1180.40元，家庭平均食品消费支出是659.90元，占家庭平均生活消费支出的55.90%。

表2-5是1978—1989年我国城镇居民家庭平均生活消费支出情况。

从表2-5中可以看出，1978—1989年期间食品消费始终在整个城镇居民平均生活消费支出中占有很大的比重，随着生活水平的逐步提高，食品消费的金额也随之提升，至1989年已经达到家庭平均消费659.90元。

衣着消费是城镇居民平均生活消费支出除食品消费之外的最大支出项目，20世纪80年代中期我国对轻工业的投资增大，使得我国的服装产品结构改善，服装样式在原有基础上进一步增多，城镇居民的平均衣着消费支出也从1981年的67.56元上升至1989年的149.15元。

我国城镇居民的居住消费比例处于中等水平，《中国统计年鉴》的相关数据表明，1978年城镇新建住宅面积为0.38亿平方米，其中城镇人均住宅建筑面积为6.7平方米；80年代中期，城镇新建住宅面积为1.88亿平方米，此时城市的人均住宅面积为10平方米；80年代末期，城镇新建住宅面积为1.97亿平方米，城市人均住宅建筑面积为13.5平方米。在70年代末到80年代末的这段时间里，城镇新建住宅面积总共达到12亿平方米。

家庭设备用品及服务占城镇居民家庭平均生活消费支出的比例仅次于居民食品和衣着的消费，80年代中期，我国家电产品增产，彩色电视机、冰箱、洗衣机等产量实现浪潮式的增长，城镇居民家庭设备用品及服务的支出比例也从1981年的9.98%增长到1989年的13.20%。

综上，我国城镇居民20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末这段时间的消费以食品、衣着、家庭设备用品及服务三方面为主，此时城镇居民的消费处于温饱型的消费结构模式。

表2-6是1978—1989年我国城镇居民家庭平均生活消费比例。

以1981年至1989年这段时间为例，来分析城镇居民家庭平均生活消费支出构成的变化情况。

选取表2-6的部分数据，其中1981年食品、衣着、居住、家庭设备用品及服务、医疗保健、交通通信、文教娱乐用品及服务分别占城镇居民家庭平均生活消费支出的59.14%、15.44%、4.50%、9.98%、0.63%、1.51%和8.80%。据上述数据绘制饼状图2-8。

1989年食品、衣着、居住、家庭设备用品及服务、医疗保健、交通通信、文教娱乐用品及服务分别占城镇居民家庭平均生活消费支出的55.90%、12.64%、5.81%、13.20%、1.77%、0.96%和9.72%。据上述数据绘制饼状图2-9。

由上面的数据分析可见，1981—1989年，城镇居民家庭平均生活消费支出中食品部分的消费下降3.24个百分点、衣着部分的消费下降2.80个百分点、居住部分的消费提高1.31个百分点、家庭设备用品及服务部分的消费提高3.22个百分点、医疗保健部分的消费提高1.14个百分点、交通通信部分的消费下降0.55个百分点、文教娱乐用品及服务部分的消费提高0.92个百分点。

3．分析

以上这些变化都可以用恩格尔系数来进行解释，恩格尔系数描述的是食品支出的总额占个人消费支出总额的比重，恩格尔系数达59%以上为贫困，50%～59%为温饱（含50%），40%～49%为小康（含40%）。1980年农村居民人均食品消费支出占人均生活消费支出的比重为62.97%，也即恩格尔系数为62.97%，超过了59%，此时农村居民的总体生活水平处于贫困线以下。1984年，农村居民人均食品消费支出占人均生活消费支出的比重为59.87%。1989年，农村居民人均食品消费支出占人均生活消费支出的比重为55.25%，这一时期恩格尔系数小于59%。1989年恩格尔系数比1980年下降了7.72个百分点，此时农村居民总体水平处于基本温饱的状态，农村居民的生活质量较之前有了很大的提高。

从恩格尔系数来看，20世纪80年代初城镇居民家庭人均食品消费支出占人均消费支出的比重为59.14%;1989年，城镇居民人均食品消费支出占人均生活消费支出的比重为55.90%，恩格尔系数一直处于50%～59%，此时城镇居民总体处于温饱水平状态，并且生活的质量也在不断提升。

20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末的这段时间，城镇与农村的消费热点虽然有差异，但是主要都是在以改善家庭生活质量、提高消费水平为目的的消费上。根据上述数据分析，改革开放初期，农村居民大多处于贫困线以下，主要追求的是物质生活资料的满足，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增长幅度大于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增长幅度，农村市场是这一阶段消费市场扩张的主体。农村的消费结构由自给自足向商品型转变，在消费能力方面得到不断的改善，并且在这一时期由于我国正处于短缺经济向过剩经济发展的阶段，社会生产力和居民的购买力都受到一定的限制，价位在百元的手表、自行车、缝纫机、收音机在农村成为消费热点。不可忽略的一点是，长期以来农村的住房一直是农村居民消费的热点部分。此时，农村居民以食品、衣着、居住三方面为主，消费类型属于生存型的居民消费结构，居民消费需求集中于过去未曾消费或者未能充分享用的肉禽蛋奶类食品、服装及日用品，注重数量的增加。只有极少数的高收入层次消费者开始注重消费对象的质量和功能。

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得到了发展，主要的轻工业产品，如自行车、缝纫机和手表的产量平均增长率达到了20%以上，之后轻工业产品中逐渐出现了电视机、收音机和洗衣机等产品。

随着城镇居民收入的逐渐增长，城镇居民的消费结构也出现了一些变化，居民的消费以耐用消费品的普及与更迭为热点，主要以追逐数量为主，消费热点首先表现为价位在百元上下的“老三件”，即手表、自行车、缝纫机上，之后消费热点很快就转变为价位在千元的“新三件”，即电视机、冰箱、洗衣机上。这一时期的消费热点称为浪潮式的消费热点。此时城镇居民以食品、衣着、家庭设备用品及服务三方面为主，消费类型属于温饱型的居民消费结构。

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增长幅度开始变得慢于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增长幅度，农村居民对消费热点的追逐仍然在“老三件”上，而城镇居民的消费热点则是“新三件”。

20世纪80年代后期没有可以替代的家用电器等新的消费热点出现，此时农村和城镇居民消费都呈现了暂时性的停滞。

三、市场结构的基本特征

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仍然属于计划经济体制，这一时期我国的商品处于总需求大于总供给，直到1988年，我国原有经济体制下的需求大于供给的情况接近尾声，开始逐渐出现供大于求的现象，这一时期最有代表性的产品是消费品。

从1979年开始到1984年我国企业开始逐渐地从行政附属物转变为独立的个体，这个阶段主要倡导企业本位论，但是随着实践的进行，又出现了一些新的问题，例如企业资金、地理位置等方面的分配不均，从而国家决定实行利改税，通过对国有企业开征所得税来为企业营造相对公平的环境，并且在一定程度上巩固了国家的收入。

20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中期，乡镇企业与民营经济兴起，改革开放使三资企业的数量迅速增加，我国开始了有中国特色的工业化之路。工业化带动城镇化，形成以集体经济为主的苏南模式和以民营经济为主的温州模式。具体方式是农民利用市场调节机制，一方面采取与内地进行物资协作的方式解决了原材料不足的问题，另一方面将上海和本地大中城市的技术和人才吸引到企业，在短缺经济的背景下迅速在全国打开市场，带动了经济的快速发展，随着农村工业化的不断推进，成功地实现了大量农民的非农化转移，而且“以工建农”、“以工建镇”，农业现代化水平不断提高，大批小城镇迅速崛起。在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中央实行沿海开放战略，东南沿海地区利用临海的区位优势，加快了本地对外贸易的发展。

1978—1989年的这段时间，我国产业结构的特征主要是国家在原有基础上的进一步工业化。在这一过程中也存在着不少问题，原材料工业、电力、运输等行业的产能严重不足，很多行业的生产能力也出现闲置，产业结构、产品结构、社会需求结构的不适应是制约经济增长的关键。1988年，我国经济高速增长的主要增量来自乡镇企业、民营企业、三资企业等非国有经济。由于国有企业的机制未能转换，消费需求的压力又在不断加大，非国有企业利用这一夹缝获得长足的发展，弥补了国有企业的不足。

此时，我国的工业体系以轻纺工业（自行车、手表、缝纫机和纺织产品等）、轻型小家电为主要标志产品。相关的产业成为20世纪80年代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支柱产业。

1988年在价格闯关引起高通货膨胀率的背景下，发生了大规模的抢购行为。居民消费心理对价格改革的承受力较弱，既不成熟也不稳定。以后几年价格改革循着“走小步，不停步”的方式展开，价格波动次数多、幅度小。经过几年的“调试”，我国居民已经基本适应价格波动，消费心理趋于成熟和稳定。国家主要通过运用行政调控手段压缩经济来进行紧缩经济的货币和投资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