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环境传播的研究现状

为了更全面、清晰地了解目前国外环境传播的研究现状，本节内容将以SSCI数据库为研究对象，首先综观SSCI数据库中环境传播研究的总体概况，得出目前国外环境传播研究中具有较高研究热度和研究价值的课题，并对SSCI数据库中环境传播研究的主题、特征等进行归纳总结，提出SSCI数据库中环境传播研究的特点与不足，最后对未来的环境传播研究提出建议。

以SSCI数据库中1998—2016年间发表的论文为研究对象，用环境传播（“environmental communication”）作为关键字进行精确检索，截至2016年7月1日检索结果总计171个。在这171个检索结果中，剔除掉信件、新闻、社论、书评、会议纪要、会议论文，共获得有效研究文献136篇。其中属于传播学领域的论文为87篇（64%）。从检索结果中可以看出，环境传播作为一个多学科交融的学术领域，与其他学科如环境科学（environmental science）、危机分析与管理（risk analysis and management）、社会学（sociology）及政治生态学（political ecology）等都有所关联。

对87篇属于传播学领域的环境传播相关SSCI论文进行分析不难发现，从2006年开始，环境传播研究论文的数量开始攀升，环境传播作为一个研究领域开始步入新的发展阶段。从发表的环境传播相关SSCI论文的数量来看，美国、加拿大、英国等国排名靠前，中国排名第8，占3.45 %（3篇）。由此可见，中国的环境传播研究已经开始进入国际舞台，但仍需继续努力。

从出版刊物上看，1998—2016年间的环境传播相关SSCI论文有65.52%（57篇）发表在《环境传播》（Environmental Communication）上， 16.09%（14篇）发表在《科学传播》（Science Communication）上，4.60%（4篇）发表在《公众科学理解》（Public Understanding of Science）上，2.30% （2篇）发表在《国际传播杂志》（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上。

学者罗伯特· 考克斯（Cox,2006）在其著作《环境传播与公共领域》（Environmental Communication and Public Sphere）中将环境传播的研究和实践领域分为：（1）环境修辞与话语（environmental rhetoric and discourse）; （2）媒介与环境新闻（media and environmental journalism）; （3）公众参与环境决策（public participation in environmental decision making）;（4）环境营销与社会化动员（social marketing and advocacy campaigns）; （5）环境合作与冲突（environmental collaboration and conflict resolution）; （6）环境风险传播（environmental risk communication）; （7）流行文化与绿色营销中的自然形象（representation of nature in popular culture and green marketing）（Cox,2006）。弗洛尔在其著作《环境传播》（Env ironmental Communication）中提出环境传播的基本要素应包括：（1）生态环境知识（knowledge of ecological laws）; （2）文化相关性（sensitivity to the cultural dimension）; （3）建立关系网的能力（ability to network effectively）; （4）运用媒体设置社会议程的效率（efficiency in using media for social agenda setting）; （5）对环境道德的理解和运用（appreciation and practice of environmental ethics）; （6）环境冲突与矛盾的解决和斡旋（conflict resolution, mediation and arbitration）（Flor,2004）。

综观SSCI数据库中有关环境传播的文章，不难发现目前SSCI期刊上主要的环境传播研究主题包括：（1）环境新闻与环境信息的媒介呈现（media, environmental journalism and media representation of environmental messages）; （2）组织的环境传播（environmental communication in the organizational context）; （3）环境传播中的受众（audience in environmental communication）; （4）绿色营销（green marketing and advocacy campaign）; （5）环境运动与公众参与（environmental activism and civic engagement）及环境政策（environmental policy）等。由此可见， SSCI期刊上近年来的环境传播研究主要涉及环境传播与媒介、环境传播与社会、环境传播与公众、环境传播与商业、环境传播与政治、环境传播与教育、环境传播与社会等多个方面，涵盖了环境传播者、传播媒介、传播内容、受众、传播效果等要素。

在有关环境新闻与环境信息的媒介呈现研究中，主要的研究对象包括媒介在环境传播中的作用、记者与环境新闻、环境议题的媒介呈现等。新加坡学者调查了媒体在影响公众养成亲环境行为（pro-environmental behavior）过程中的作用，发现媒体对社会规范、公众采取亲环境行为的态度和意图等都存在直接或间接的影响（Liao, Ho & Yang,2015）。电影《后天》讲述了因为温室效应造成地球气候异变，龙卷风、海啸、地震等在各地肆虐，地球即将陷入第二次冰河纪的故事。哈特等通过对比公众在影片《后天》播出前后有关全球变暖问题的信息搜索行为，发现电影及相关的媒体报道能够影响人们有关气候问题的网络信息搜索行为，从侧面说明了媒体对公众的环境认识可能存在的影响（Hart & Leiserowitz,2009）。希腊学者通过对环境记者的访谈，了解了他们对环境新闻的信念，发现在环境记者中存在三种不同的对自身定位的理解：对环境负责的科学客观的记者，环境事件的调查者和环境信息的普及者（Giannoulis, Botetzagias & Skanavis,2010）。

在环境议题的媒介呈现研究中，涉及较多的环境议题包括气候变化（climate change）、全球变暖（global warming）和能源问题（energy）。气候变化和全球变暖与人类的生存生活及社会经济的发展有着密切的关系，是工业化时代带给人类的最典型风险之一。事实上，有关气候变化与全球变暖的讨论已经超出了人们习惯上认为的自然环境领域，成为事关国家乃至全球的经济、政治、外交和文化问题。在SSCI数据库中有关气候变化与全球变暖的环境传播研究大部分集中在讨论媒介对该议题的报道和传播上。例如，有学者研究了如何利用3D技术更有效地从视觉上传递有关气候变化的信息（Schroth, Angel & Sheppard,2014）。有学者发现讽刺作为一种修辞手段，经过媒介的呈现后，能够促使公众更积极地参与到有关气候变化的公共讨论中（Bore & Reid,2014）。通过研究美国电视新闻有关气候变化的报道，学者们发现有关气候变化的影响和行动虽然常常会在电视新闻中被提及，但谈到影响的同时很少会涉及行动，反之亦然；而在谈到气候变化的影响时，讨论最多的是对环境的影响，但在探讨针对气候变化应该采取的行动时，往往围绕政治矛盾展开；虽然美国电视新闻常常报道气候变化给人类生活带来的威胁，但却未能提供完整的效能信息（Hart & Feldman,2014）。有学者回顾了有关气候变化的媒介研究，提出该类研究需要面对四大挑战：（1）主题上的挑战，如何扩展目前有关气候变化的媒介话语生产、媒介内容和信息接收等方面的研究；（2）跨学科的挑战，如何使有关气候变化的媒介研究与其他学科的相关研究结合；（3）国际挑战，如何在全球范围内实现更多元、更复杂的有关气候变化的报道及对报道的理解；（4）实践上的挑战，如何跨越气候变化研究在理论与实践之间的鸿沟（Olausson & Berglez, 2014）。能源问题是另一个涉及较多的环境议题，如核问题、新能源问题等。通过考察英国报纸对页岩气开采的报道，学者们发现英国报纸有关页岩气开采的论调主要分为三个阶段：（1）2011年4—5月，对页岩气开采从乐观到怀疑的态度；（2）2011年11月，对页岩气开采风险的解构和危机的重构；（3）2012年4月，强调页岩气开采不同论调的相关社会表征。基于对这些不同论调的出现及其社会表征之间关系的考察，学者们探讨了有关页岩气开采问题的争论是如何通过媒体进行建构的及这种建构背后所代表的社会政治力量（Jaspal & Nerlich,2014）。

在有关组织的环境传播研究中，探讨最多的是NGO、公共利益组织（public interest organizations）、商业机构等如何进行环境传播及在此过程中的环境话语呈现。芬兰学者通过走访环保NGO及其工作人员，探讨了这些组织在开展环境传播中碰到的障碍及可能的解决办法（U usi-Rauva& Heikkurinen,2013）。播客（podcast）从2004年开始发展迅猛，许多机构也开始使用播客这一新媒体技术来制作并传播环保节目（environmental podcasts）。在分析了67个环境类播客节目的音乐和内容后，研究者们发现虽然在技术和娱乐等方面的一些设计和策略能够提高环境类播客节目的品质，使之更为流行，但大部分机构并未真正妥善运用这些设计和策略（Waters, Amarkhil & Bruun,2012）。换句话说，环保组织和机构虽然已经开始运用新媒体技术来进行宣传和推广，但在运用程度上还有待提高，在运用方式上还有待完善。

除了将机构本身作为研究对象外，机构在环境传播中的信息、修辞和话语也成为研究的重点。研究者们通过分析美国、加拿大和瑞士的NGO针对气候变化问题推出的一系列环境信息，发现不同的组织文化、组织目标、NGO工作人员等都会影响到这些环境信息的选择和形成（Laestadius, Neff& Barry,2016）。还有研究将关注点放到环境话语的多方角力上。废弃物是严重的环境污染源，可能危害人类健康，因此废弃物处理是一个颇具争议性的环境问题。研究者们从三个方面考察了不同的废弃物储存支持者团体（印第安人、工业机构和社区支持者）的公共话语：（1）谁是支持废弃物储存的行动者？代表了谁？有什么目的？（2）这些公共话语是如何形成连贯的叙述，从而在社会中形成对废弃物储存的支持的？（3）这些公共话语和叙述是否能够在受众中形成共鸣？基于对这些问题的思考，研究者们总结了在废弃物管理争议中可行的话语方式和传播行为（Peeple, K rannich &Weiss,2008）。社会学家布尔迪厄在《言语意味着什么：语言交换的经济》一书中指出，当社会运作中的权力网络演变成越来越复杂的结构时，语言不仅仅只是一种表达工具，更是一种文化、一种象征性权力。一个社会的阶级就是通过对修辞象征的占有、控制以及不断创新而加固自己的话语权力的（布尔迪厄，2005）。由此可见，修辞和话语既是环境传播的具体呈现方式，也隐含了环境传播中的权力构成，是环境传播研究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环境传播的最终目的是提高受众的环境意识，倡导环境保护，推动社会各方的环境参与。在环境传播相关的SSCI论文中，受众也是一个重要的研究主题。对于环境传播中受众的研究主要关注的是受众对环境信息的接收、反应及相关的影响因素。罗斯提出了一种新的测量受众对环保主义的看法及他们是否愿意接收和了解环境信息的方法，基于这种测量方法，环境信息的发出方能够快速地了解受众对于他们发出的信息是否感兴趣，如不感兴趣该如何改进等（Ross,2013）。其他研究采用实验或问卷的方法，探讨了环境传播中受众选择特定的媒体和内容的原因。也有研究从社会文化的角度去理解环境传播中受众的媒介使用行为背后的意义及其接收的信息在相应语境中的运用。环境指标是为评价环境质量而针对环境要素设定的衡量标准，是伴随着20世纪五六十年代环境问题的日益突出而产生的。如今，环境指标的范畴越来越广泛，已拓展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美国学者以部分新泽西州的居民为样本，评估了他们对环境指标的理解，发现虽然政府环境部门认为其公布的环境指标是易于理解且有用可信的，但很多居民，包括受过高等教育的居民，却不能完全理解这些环境指标的含义（Johnson& Chess,2006）。换句话说，要普及环境知识，提升环保意识，培养公众的环境素养，对于政府、媒体和相关机构来说任重道远，还有很多工作需要做得更细化、更全面。

绿色营销是环境传播相关SSCI论文的另一关注要点。绿色营销是为满足消费者和经营者共同利益的社会绿色需求管理，是以保护生态环境为宗旨的绿色市场营销模式。广告是绿色营销研究的重点。随着商业机构对环保的日益重视，并希望通过贴上环保标签来提升自身声誉，带有环境诉求的商业广告也变得越来越流行。鲍姆从84份来自美国和英国的杂志上采集了247个带有环境诉求（environmental claims）的广告样本，通过内容分析发现，75 % 的广告都带有不同程度的“洗绿”（g reenw ashing）嫌疑，即企业表面上向外界发布爱护环境的形象，用对环境有利这个幌子来做掩盖，实际上却有可能在生产经营中给环境带去不好的影响。相较于英国杂志，美国杂志更有可能刊登带有误导性或欺骗性环境诉求的广告（Baum,2012）。也有学者基于批判性话语分析研究了中国2013—2014年的汽车广告，发现在中国的畅销车广告中“自然”常被建构为重要的消费品或成为高端车型附加值的来源。广告中往往会强调绿色消费来应对中国公众对日益恶化的环境的关注，体现了全球范围内绿色资本主义和以市场为基础的环保主义之间、技术创新与日益增长的物质消费追求之间的矛盾（Chen,2016）。

因为环境问题关系到每个人的生存与健康，公众只有充分认识到自己的公民身份并积极地在社会决策中表达自己的看法，并进一步将之转化为一种普遍意义上的政治参与和公民环保意识，才能有效地解决由环境不公平所引发的诸多社会不公。有关环境传播的SSCI论文中，随着网络和新媒体的兴起，越来越多的研究开始关注环境运动和公民参与。有学者采用接合理论（articulation theory）探讨了环境倡导者、公共利益组织和公众对当地兴建核电厂的反对性话语。在试图兴建核电厂的过程中，核电厂的公共话语主要集中在项目本身、政治和经济需要及核电设施的必要性与不可避免性三方面。而反对者们则从机构、个人、历史、地理和专业的角度，强调了核电厂的兴建将把经济风险转移到消费者身上，挑战了核电厂建设的必要性（Kinsella,2015）。学者们还发现在面对环境问题如气候变化问题时，当公众了解到环境问题与个人生活的相关性，并掌握了足够多的环境信息与环境知识时，有可能以个人为起点引发集体行动，改变公众的环境意识、环保习惯和行为（Potter & Oster,2008）。

在环境传播相关的SSCI论文中，环境政策也有所涉及。环境问题有可能导致城乡之间、区域之间、阶层之间、国家之间的不公平，而环境政策则有可能影响到生态、社会、组织与个人。环境政策是一个国家保护环境的政策方针，直接关系到环境立法和环境管理，也关系到环境的整体状况。政策的制定者、执行者与环境传播专家们需要了解公众对环境问题和环境政策的看法，从而更有效地推进环境政策的执行。传统媒体的报道、社交媒体和公众的公开评论等都是对环境政策的反馈，都需要重视（Bengston, Fan &Reed,2009）。

综观SSCI数据库中的环境传播研究，不难发现环境传播既有实用性（pragmatic）又有本构性（constitutive）。实用性主要体现在环境传播能帮助个人或组织通过教育、警示、劝说、合作等方式，透过环境传播行为，来实现环境保护的目的；本构性则体现在环境传播能够在某种程度上形塑人们对环境问题及人类与自然之间关系的思考和理解，并进而影响到人们的态度、价值观和意识形态等。但目前看来，在环境传播研究中仍然存在研究分散、主题不清、理论框架缺乏等问题。同时，通过梳理相关的SSCI论文，从传播学的角度可以看出有关环境传播的研究主要还是集中在环境信息的媒介呈现、环境话语和环境议题的组织传播等方面。对于环境运动和公民参与、环境政策、环境道德等的传播学研究还相对比较匮乏（Besley,2015;Cox,2007）。随着互联网和新媒体的发展，公共参与和环境运动在全球范围内兴起。环境传播中的公共参与不仅仅是环境民主的前提条件，也是环境民主走向社会公平的必要选择，在当今网络高速发展和全球化的背景下更具有特别的意义。环境政策和环境道德是社会层面对于人和环境之间关系的界定，它们的规定性体现了一定的社会整体在环境领域对人们在法律和道德上的要求，其重要性不容小觑。这些课题都是环境传播研究未来潜在的热点所在。学者罗伯特·考克斯曾从政治法律渠道、公共话语渠道和消费市场渠道出发提出了环境促进活动的九种模式，包括政治推介模式、法律诉讼模式、政治选举模式、公共教育模式、公民行动模式、媒介事件模式、社区宣传模式、绿色消费引导模式、企业抗议模式（Cox,2006）。目前的环境传播研究主要从媒介事件入手，未来需要拓展环境传播的研究视野，可以考虑从政治、教育、公民行动、社区宣传、绿色消费等角度入手，融合多学科的理论研究框架和研究方法，提升研究水平，扩大研究影响，实现研究视角多样化和研究形态多元化。这对于我国的环境传播研究也具有可借鉴之处。

大众媒体为行动者们提供了平台就环境问题进行协商，从而建构意义、交流符号、推进行动、争论决定。这些行动者们互相竞争、彼此交涉，推动或抵制某些环境议题在社会中的展开。

——利比·莱塞特（Libby Lester）, Media& Env ironment,2010

纸质媒体、广播媒体及新媒体正在积极地定义“环境”这一概念及相关领域，并不断推动环境问题的媒介建构，从而为环境问题赢得公众讨论和政治关注。

——安德斯·汉森（Anders Hansen）, Media and the Environment:Critical Concepts in the Environment（Volume I）,20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