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报纸与环境传播

传统新闻学视角下的环境新闻报道研究是国内外环境传播研究的重要对象，具体包括环境报道实务研究、环境报道话语分析、环境传播媒介研究等。环境新闻即以新闻的形式反映变动着的环境事实。中国的环境新闻报道发端于20世纪70年代，80年代初开始起步，80年代末90年代初有所发展，90年代末之后逐渐成熟和壮大。据“自然之友”环境协会调查数据显示（样本虽为我国的75份报纸，不包括专业的环境主题报纸，如《中国环境报》）我国报纸的环境新闻数量在1994年为年平均每份报纸125.2条，到1999年为年平均每份报纸630.3条。从20世纪80年代至今的30多年里，随着环境问题日益成为社会主流话题，环境新闻报道也开始产生实质性的社会影响。

目前，国外环境报道研究主要探讨环境报道内容、报道的文本修辞与话语、报道记者、受众等问题。如以英国报纸为研究对象，泰勒和南森（T aylor& Nathan,2002）分析了科学在环境报道中的作用，发现在关于全球变暖和气候变化的报道中，科学家的观点可以增加报道的权威性和合法性，然而大部分报道倾向于关注全球变暖的潜在后果，而没有尝试探究全球变暖的原因。有学者分析了关于海啸的环境报道话语，总结出沿海生态系统、渔业部门和重建三大主题，其中沿海生态系统话语就叙事和参与者联盟方面来说是霸权话语，渔业和重建话语则纳入更加多样化的角色和故事情节，反映出在实现可持续的最佳解决方案上缺乏共识（Ashlin & Ladle,2007）。格兰瑟姆等（Grantham & Vieira Jr.,2014）从风险维度和政策层面分析了七家美国报纸在1970—2010年间的环境新闻框架重点，发现全国性的报纸通常报道一类环境问题和政策，而地方性报纸仅报道单一的环境问题。他们还发现两者在风险维度使用上存在显著差异，全国性报纸侧重于自愿/非自愿、社会信任/不信任、人为/自然、风险/收益以及突变/长期性的风险维度，而地方性报纸侧重控制/无控制和熟悉的/新的风险维度。

国内环境新闻报道研究集中在报道呈现与内容分析、报道发展过程、报道效果、话语研究等领域。如基于《人民日报》2003—2012年的环境报道研究发现，虽然环境问题得到重视并被大量报道，但其在传统主流媒体的报道中并未形成畅通的多元化的利益表达机制（黄河、刘琳琳，2014）。可见，媒体通过对主题的选择与组织来表明自己的立场和观点，同时通过反复报道某主题的内容而强化该主题的重要程度（郭小平，2013）。有学者对中美四家报纸的哥本哈根气候变化会议报道进行分析，发现两国报道都突出了责任、领导合作、环境后果、经济影响、生活方式和社会冲突框架，在新闻话语上产生了某种程度的叠合与呼应，但中美媒体的报道在发展与风险取向上反映出迥异的价值观念（蒋晓丽、雷力，2010）。在意识形态、商业利益以及专业主义等方面秉持不同立场的报纸，呈现政府环境议题构建的传统媒体和表征公众、社会组织环境议题构建的新媒体之间，在议题选择、框架使用、话语结构、叙事策略和主体角色等方面存在明显差异（曾繁旭、戴佳、郑婕， 2013；高卫华、周乾宪，2014；黄河、刘琳琳，2014; T ong,2014）。

从环境新闻的内容架构出发，意义在传播的过程中得到建构，而传播活动是使用表达载体的社会行动，构成一个社会的符号生产领域。但是，它发生在由物质生产构成的实体场域，因此受到规范该场域的公共利益原则以及政治与经济的逻辑之间的张力制约（潘忠党，2006），位处特定历史、经济和政治坐标点的社会个体或团体通过新闻或话语表达，形成其特定理解或意义所遵循的认知和对环境风险的感知。

接下来，本节内容将结合具体的环境问题，通过对特定的报纸环境新闻进行定量、定性的分析，基于实证材料，探讨我国报纸对环境议题的关注和建构，思考与环境议题相关的新闻话语是如何生产的，及在生产过程中可能受到的来自社会权力关系与意识形态的影响。第一部分将以雾霾报道为切入口，考察我国报纸对环境议题的媒介关注与内容建构。中国的空气污染早已不仅仅是一个环境问题，更是一个政治和社会问题。雾霾作为一个典型的环境问题，考察报纸对该议题的建构能够加深我们对社会设置（social agency）与环境议题建构之间关系的理解，帮助我们厘清政府、环保NGO组织、公众等在环境运动（environmental activism）中各自扮演的角色及相互的影响，从而为媒介构建环境议题提供建议。第二部分将结合垃圾焚烧发电的议题，基于符号修辞机制考察我国报纸在建构该争议性环境议题时的话语风格等，并将这些话语放置到中国独特的政治文化传统和媒介体系中进行考察，希望能够对环境传播和社会建构视角的一般性理论讨论有所贡献，并探讨如何更好地实现环境传播中的信息沟通和社会预警等。

一、环境议题的媒介关注与内容呈现——基于框架理论的雾霾报道分析及思考

世界卫生组织和联合国环境组织在2012年发表的报告中称：空气污染已成为全世界城市居民生活中一个无法逃避的现实问题。在中国，这一问题显得尤为突出。美国独立民调机构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曾在2008年和2013年的两次调查中让中国人评判大气污染的严重程度。结果显示，2008年将近三分之一的中国受访者（31%）认为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到了2013年，这个数字上升到了47%。近年来，全国多省市多次出现大范围的雾霾天气，对人们的生产和生活造成负面影响，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中国气象局发布的《中国气候公报（2015年）》显示：2015年，我国共出现11次大范围、持续性霾现象，11 -12月，我国中东部雾霾持续时间长，范围广，污染程度重。作为一个与人们的生活息息相关的问题，空气污染已经成为一个公共的环境议题。在国外媒体的公开报道中，甚至还出现了“中国霾”（China smog）、“北京咳”（Beijing cough）等为中国空气污染而创的新词。作为一种空气污染现象，雾霾已经成为大众媒体报道的重要议题，大众媒体通过对有关雾霾报道的事实或观点的选择与凸显，生产出相关媒介产品，建构新闻文本意义。雾霾议题涉及环境、气象、医学、经济等多学科领域，需要媒体在传递信息时重视专业性和科学性。在此背景下，研究不同性质的新闻媒体如何呈现雾霾事件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目前，国内外新闻传播学界对媒体雾霾报道的研究初见成效，还有待进一步提升广度和深度。既有的雾霾报道研究多与环境传播、气象传播或健康传播有关，从议程设置、框架建构、叙事模式、舆论引导、报道方式、传播效果等不同的角度展开讨论。国内对于雾霾报道的研究主要集中在2013年之后，大致可以分为如下三类。

第一类是国内媒体对雾霾报道的研究，从议程设置、框架建构、舆论引导、报道方式、传播效果等不同角度进行分析。如探讨各地报纸在雾霾事件中议程设置的重点和报道的差异，考察纸媒对预警机制议程设置的不足，得出结论为：媒介议程缺乏对公众关注，媒介议程与政策议程未形成良好互动（李文杰，2014）。有学者从新闻实务层面研究媒体雾霾报道的现状，对雾霾报道的实践提出反思和建议，如媒体在报道雾霾议题的过程中需要保障受众知情权，对雾霾问题进行科学解读，破除谣言，并强调个体与公众参与防治雾霾的重要意义，引导民众科学应对雾霾危机，唤醒民间防霾意识，把雾霾报道纳入日常报道的框架中（周婕，2014）。

第二类是国外媒体关于中国雾霾报道的研究，从全球生态传播、中国的国际形象、对外传播等角度进行探讨。通过梳理近年来美国报纸对中国雾霾问题的报道，发现相关报道的数量总体上在增加，国家主义立场凸显，负面报道仍占有相当比例（姚荣华，2014）。从历史、现实和国际环境三个角度出发，研究者们发现法国媒体对于中国雾霾的报道较为负面，因此需要我国正视问题，促进相互理解，提高对外报道水平（徐琴媛、于月，2013）。而基于BBC对北京雾霾报道的分析，发现外媒对负面消息的国际传播并非呈现出普遍的倾向性，中国国内媒体真实、客观的报道成为降低负面影响的有效手段；官方信息出口对外媒的影响力渐强，国内传播和国际传播已经相互影响和相互制约；新媒体平台成为大众声音的重要出口，舆情引导机制势在必行（刘新鑫、陈骁男，2015）。

第三类是中外媒体雾霾报道的比较研究。如通过对比《人民日报》和《纽约时报》对北京雾霾问题的报道频率、报道倾向、报道版面等，发现两报对新闻客观性、平衡性的把握不尽相同，中西方的报道理念不同（李师荀， 2014）。通过比较《华盛顿邮报》和《中国日报》，发现两者在雾霾报道中都体现受众本位，将环境新闻与政治挂钩，意识形态对于两国各自的新闻实践都有所影响（钟玉蓉，2015）。

总体来看，国内关于雾霾报道的研究取得了较快的发展，但目前的研究仍存在一些问题。首先，研究主题较为分散，研究形成的专著成果很少，尚未形成系统的理论体系。其次，研究对象主要集中在纸媒报道上，而少有对广播、电视等媒体上的雾霾报道进行研究。最后，研究缺乏完整性，有些领域尚未涉及。

以下内容试图从框架理论出发，以《人民日报》和《新京报》为例，探讨党报和都市报在雾霾报道中的新闻框架特点及其异同。具体而言，希望通过对《人民日报》和《新京报》2015年雾霾报道的内容分析，回答如下研究问题：党报和都市报如何建构雾霾议题？不同类型报纸的主要消息来源分别有哪些？在消息来源的选择上是否存在偏向？党报和都市报常用的雾霾报道框架分别是什么？有何异同？采用定量的内容分析法，把2015年《人民日报》和《新京报》对雾霾议题的报道作为分析对象，考察我国媒体对雾霾作为一个环境议题关注的广度和深度——报道的数量、主题（空气问题的现状、成因、危害、治理、进展、困境、对策等）及其变动趋势，并基于框架理论分析相关报道的关注焦点、报道框架、呈现方式、信息来源等，探讨不同类型的新闻机构（党报与都市报）如何影响报道的形式与内容，并通过研究拓展框架理论的应用范围，为受众客观、全面地看待不同属性媒体的报道，正确辨识媒介信息提供依据，为改进媒体的雾霾报道提供建议。

美国社会学家戈夫曼在《框架分析》一书中将“框架”定义为“人们用来认识和解释社会生活经验的一种认知结构”（Goffman,1974）。20世纪80年代，框架理论开始被引入到新闻与传播研究领域。吉特林（Gitlin,1980）指出“框架是关于存在什么、发生什么和有什么意义这些问题进行选择、强调和表现时所使用的准则”。加姆森（Gamson,1989）认为框架是新闻报道的中心思想，指出新闻框架的建构包含界限和内在结构两层含义。其中，界限即决定新闻取材范围，选择不同的事实或事物不同属性加以提示或凸显，而内在结构是在入选的报道内容各要素之间，按照一定的逻辑进行系统的联系与组合，由此建构新闻文本的完整意义（郭庆光，2011）。恩特曼（Entman,1993）认为框架包含选择与凸显两个作用，新闻框架的主要功能在于界定问题、阐释事件原因、道德评价和提出解决方案。

框架是媒介再现社会真实的重要影响因素。它决定了哪些素材有关或无关，哪些人物作为主要行动者应置于前景，而哪些仅应搭配表现，哪些引句应予直接摘录或摘录多少（Gandy, Grant & Reese,2001）。坦卡德（T ankard,2001）提出，框架清单包括新闻主标题、副标题、新闻图片、图片说明、新闻导语、消息来源、引语的选择、引语的强调、文章所属系列的图片标识、统计数据和图表、文章结论共11个指标。潘忠党和科斯克认为在新闻话语中框架的构成要素可分为四类：句法结构、情节结构、主题结构和修辞结构，代表新闻话语的四个结构维度（Pan & Kosicki,1993）。台湾学者臧国仁从三个层面区分作为名词的框架的内在结构：高层次结构是对某一事件主题的界定，即回答“这是什么事”；中层次结构包括主要事件、先前事件、历史、过程、影响、归因、评估等；低层次结构是新闻报道的语言或符号，包括由字、词等组合而成的修辞与风格。对于框架的基本机制，如何“选择”与“重组”是研究的重点（臧国仁，1999）。

De Vreese把框架划分为具体议题框架（issue-specific frame）和通用框架（generic frame）。具体议题框架涉及特定主题或新闻事件，而通用框架广泛适用于各种不同的新闻主题，可以在不同的时间和文化背景中普遍使用。目前研究总结出七个常见的新闻通用框架（generic new s frames）：事实框架、冲突框架、人情味框架、责任框架、道德框架、经济后果框架、领导力框架（De Vreese, Peter & Semetko,2001）。在风险议题，如环境风险议题的报道中，包括风险事实议题（提供科技专业信息）、风险调控议题（风险应对举措的实施和效力）、风险反思议题（协调不同价值观、世界观的冲突和矛盾）三个层级（Renn,2009）。

在新闻报道和新闻话语生产过程中，有些因素能够影响框架的建构。新闻话语生产过程由消息来源、新闻记者和受众共同参与组成，影响框架建构的因素包括新闻常规、组织化进程、意识形态、社会共同信仰等（Pan &Kosicki,1993）。沃夫斯菲德（Wolfsfeld,1993）认为媒体组织的自主性、社会事件的信息提供者、新闻机构的流程或常规、新闻从业者的意识形态、社会事件受原发组织的影响程度是能够影响新闻框架形成的五大要素。国内外诸多研究表明，消息来源是影响新闻框架建构的一个重要变量。休梅克和瑞兹（Shoemaker & Reese,1991）认为消息来源是提供资讯给媒体组织用以转换为新闻报道的个人与团体，如特殊利益团体、公关活动或其他新闻媒体。使用多个信源、平衡不同立场信源之间的观点是大众媒体增加新闻真实性，维持报道中立客观，体现新闻专业主义的重要手段之一。大众媒体的重要权力就在于它能呈现什么时候，什么问题最重要，而更重要的是决定在哪个问题上，应该听见谁的声音。在面对争议性的环境问题或突发环境事件时，各社会主体通过媒体提高其公共能见度，从而扩大自身的社会影响力。对受众来说，信息来源是判断新闻信息重要性和可信度的重要标准。然而，国内外新闻媒介都存在消息来源偏向的现象。不少新闻报道在消息来源上偏向政府官员、民意代表、学者专家及单位主管，原因在于这些消息来源具有相当的权威性，有能力提供记者需要的消息，且提供的消息较可靠（罗文辉，1995）。此外，报道主题和媒介组织性质也被认为能够影响新闻框架。

通过对2015年全年《人民日报》和《新京报》对雾霾议题的报道分析发现：在报道数量上，两份报纸对于雾霾的报道量存在明显差异，《人民日报》和《新京报》在2015年的雾霾报道篇数分别是33篇和57篇，《新京报》的报道数量多于《人民日报》。在报道时间分布上，两者具有较高的相似度（见图2-1），两报的报道数量都在12月达到峰值，而5月至9月期间的报道数量很少，都低于3篇。根据中国气象局发布的《中国气候公报（2015年）》, 2015年我国出现大范围、持续性霾的时段主要集中在1月和11月到12月，雾霾天气有明显的季节性，在秋冬季节高发。因此，一年中报纸上的雾霾报道篇数也存在较大波动，月份分布不均衡，主要集中在秋冬。从报道地区来看，《人民日报》的雾霾报道地域范围比《新京报》更广，不仅覆盖国内南北方，而且有2篇文章报道了国外（波兰、墨西哥）的雾霾情况，在一篇报道中涉及全国多个省份的占63.6%。相较之下，《新京报》的雾霾报道地区以北京为主，有关北京雾霾的报道占77.2 %，区域化特征明显（见图2-1）。由此可见，两报在报道雾霾问题的时空上遵循一般规律，报道数量在雾霾频发的秋冬季节达到高峰。《人民日报》作为全国性党报，报道区域覆盖全国多省市甚至国外，视野较为开阔，而《新京报》作为立足于北京地区的都市类报纸，报道区域以北京为主，地域特征明显，注重地理接近性。

在报道主题上，《人民日报》和《新京报》在建构雾霾议题，报道相关新闻的过程中存在显著差异（χ2=88.686, p=0.000）（见表2-1）。主题是新闻报道中报道者所关注议题的主要事实面向，新闻媒体通过对新闻议题的设置、新闻事实的选择和解释来影响和建构人们对于环境现实的认知。雾霾报道主题可以分为现状、成因、影响、措施及其他。其中现状是指报道以提供雾霾相关事实为主，包括天气信息、生活信息等；成因是解释形成雾霾的原因，研究过程中发现雾霾成因涉及生产、消费、制度、自然等因素，具体如企业污染物排放、汽车尾气排放、供暖季燃煤烟气、政府制度、低压系统控制等；影响是指报道雾霾对生活、健康等方面的影响，如雾霾停课；措施指治理雾霾的对策、行动等；其他主题包括相关科普知识，如空气净化器的作用等。研究发现，《人民日报》报道最多的主题是措施，占60.6%，其次是现状（21.2 %）；而《新京报》中大多数有关雾霾的报道主题是现状（73.7 %）。可见，《人民日报》倾向于报道措施，而《新京报》倾向于传播与雾霾相关的事实现状、天气信息和生活信息等，报道篇幅较短，适应现代都市快节奏的生活方式和快餐阅读时代受众的阅读习惯。不过两份报纸以雾霾成因为主题的报道都较少，大多数报道提及原因时仅仅以一两句话带过。

在报道基调上，《人民日报》和《新京报》作为不同性质的报纸，在报道雾霾议题时有各自的立场（χ2=34.013, p=0.000）。虽然《人民日报》和《新京报》在报道雾霾议题中都较多地采取了中立的立场来平衡环境风险，但是《人民日报》的正面报道要明显多于《新京报》，强调了雾霾问题的可控性，且没有负面立场的报道，建构并呈现出积极和谐、稳定发展的“现实环境”。党报代表主流意识形态和官方话语，在雾霾报道的总体基调上与国家的官方立场保持一致，注重舆论引导，宣扬政府雾霾治理成果的报道并不少见（见表2-2）。

消息来源是影响新闻框架建构的一个重要变量。报道主题的需求决定了消息源的选用，而一旦选择了某个消息源也就等于选择了某种态度和立场，进而影响到报纸的报道立场。在新闻媒体组织内，组织框架（如组织对事件所采取的观点）与个人框架（如记者或编辑个人对事件的看法）“共同”创建了报道内容。而在消息来源组织内，另有相对称的组织价值观与沟通者的个人框架，影响其对媒体互动的态度与策略。在消息来源上，剔除不明消息来源后，《人民日报》33篇有关雾霾的报道中出现128个消息来源，《新京报》57篇有关雾霾的报道中出现134个消息来源（见表2-3）。两份报纸引用最多的消息来源均为政府机构或官员，包括气象部门、环保部门、政府官员、新闻发言人、官方公布的文件等，其次是专家学者，包括研究员、教授、医生等。消息来源在新闻生产过程中扮演重要角色，消息来源的公信力是设定媒介策略的重要考量基础，专家们（如科学家）就常利用其在专业上的优越地位积极开拓智慧场域，因而成为新闻媒体竞相追逐邀约发表意见的对象（Schlesinger,1990）。雾霾报道是相对比较专业的报道领域，关于雾霾对健康的影响、形成雾霾的气象条件等问题通过引用专家学者的观点能够增强报道的可信度。但是，无论是《人民日报》还是《新京报》，在所有消息来源的类别中，引用环保组织的观点或数据材料的频率是最低的。相比之下，《新京报》以普通民众作为消息来源的比例高于《人民日报》，更多地反映出民间声音，关注普通市民的生活状态，这与都市报的媒体定位有关，体现了都市报内容贴近民众的特点。

在报道雾霾时所使用的新闻框架上，《人民日报》和《新京报》的事实框架使用率最高，这符合新闻报道源于事实的准则和真实性的特点。例如，《人民日报》在2015年11月9日的报道《供暖刚开始，辽宁重污染》中写道：“辽宁省环保厅的通报显示，11月8日13时，除丹东空气质量为良外，其余13个省管辖城市均为重度污染以上，严重污染的城市达到11个。其中沈阳、大连、鞍山等8个城市A QI（空气质量指数）达到500。”再如，《新京报》2015年12月1日发表的报道《北京单站PM 2.5浓度近千，“最严重”雾霾明日结束》也使用了事实框架，文中提到“截至昨日，北京今年以来最严重的雾霾已持续4天，并仍在继续。北京昨日单站PM 2.5浓度最高超过900微克每立方米。”不过，两报都较少使用经济后果框架、道德框架，对人情味框架的使用率也不高。究其原因，可能一方面与媒体自身的评判标准有关；另一方面，与新闻通用框架在雾霾议题上的适用性有关，如道德框架是从道德规范、伦理或宗教的角度探讨某一事件或议题，与雾霾议题的相关性并不高，因此两份报纸都很少使用道德框架。

两报在新闻通用框架的使用上存在显著差异（χ2=80.324, p=0.000）。《人民日报》侧重使用领导力框架和责任框架，而《新京报》较多地使用冲突框架和人情味框架。党报是由政党、国家机构、社会团体主办，用以宣传其思想观念和方针政策的报纸。党报新闻报道的主要表现方式是典型宣传，核心读者主要是各级领导干部和关注社会发展的知识分子，党报的新闻传播紧密围绕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展开。而都市报面向普通市民，关注城市生活，经营和管理以市场为导向。都市报是大众化报纸的一种，主要以城市居民为目标读者群，报道内容涉及休闲、娱乐、消费等服务信息。代表官方话语的党报《人民日报》侧重使用领导力框架和责任框架，体现出较强的官方色彩，并显示了传统党报严肃、权威的媒介形象，也与其希望影响社会中最有话语权和行动能力的人群的受众定位相符。都市报《新京报》则很少使用领导力框架，较多地使用了冲突框架和人情味框架：一方面展现不同个体或不同群体的观点争议，倾向于考虑受众需求，遵循市场逻辑；另一方面都市报以市民日常生活为报道重点，在议题的建构上更倾向于选择情感性的话题，从受众立场报道议题，满足市民信息需求，从而提高市场占有率，这与党报的经营逻辑有很大差别。

党报媒体和都市报媒体在传播形态方面存在较大的差异。党报作为党和政府的宣传工具，体现出较强的政治逻辑，而都市类报纸的商业化色彩较浓，市场逻辑明显。党报类媒体在议题建构方面注重硬性题材，全局观强，官方信源占主导，报道风格大气、宏观，关注国计民生的大环境，媒体形象严肃、权威，承担着引导社会舆论的功能。而都市类报纸则体现出很强的本土化色彩和平民意识，在议题建构上倾向于软性题材，关注民生，重视普通民众的立场与视角，语言轻松活泼，市场化程度高，以受众群体的需求为导向，所传播的信息内容具有很强的实用性和服务性。由于媒介组织目标、报刊自身定位与角色功能等方面的不同，传统党报和市场化程度较高的都市报呈现出不同的媒介特征和传播形态，在雾霾议题的框架建构上存在较大差异，根据各自的价值取向和标准对雾霾事实进行选择与凸显，生产新闻，建构意义，并规范人们的认识。

基于以上的研究发现，雾霾议题的特殊性使其呈现出区别于其他议题报道的特征，例如雾霾报道有时间上的“冷热不均”现象；但另一方面，雾霾报道与其他新闻报道存在共性，例如雾霾报道体现出真实性、及时性、接近性等新闻价值要素。虽然雾霾天气的出现有季节性，在雾霾高发的秋冬时节，媒体有责任发布相关信息，做好雾霾的预报与预警，但是与突发性自然灾害报道不同，雾霾作为一种持续性的空气污染问题，需要得到长期关注。雾霾的形成与人类活动紧密相关，与其他人为因素造成的环境问题一样，雾霾治理也是一个长期的过程，而非一朝一夕就能解决，因而实现雾霾报道常态化是有必要的。雾霾天气近几年开始在中国多个城市频繁出现，目前关于雾霾的形成机理、对健康的影响等方面尚未形成定论，学术界正在开展相关研究。雾霾现象涉及不同学科领域，媒体可以动态追踪报道气象学、环境科学、医学等学科关于雾霾的最新研究成果，在一定程度上消除公众的疑虑。

不同媒体对于同一环境议题的报道常常呈现出不同的议程设置倾向，其对议题的重视程度可以体现在报道数量的多少上，对议题新闻价值的判断体现在报道主题上，报道立场主要体现了媒体对该议题所采取的态度。《人民日报》重在报道政府的举措，以介绍治理的方向和取得的成就为主，起到了正面宣传和舆论引导的作用。普通民众对雾霾的关注度很高，而雾霾作为一种空气污染现象，易引发社会恐慌。《人民日报》作为党报，从宏观层面关注政策报道，强调政府的积极行动，与官方话语保持一致，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安抚民众情绪，维护社会稳定。但是，宏大的叙事显得较为抽象，过多刻板的宣传话语难以满足受众的多元化信息需求。尤其在当今媒介市场化、新媒体技术快速发展、媒体融合的时代，党报可以在坚持党性原则的前提下尝试在报道方式等方面寻求突破。《新京报》重在发布雾霾信息，基于“贴近北京群众，贴近北京实际，贴近北京生活”的报纸定位，多从雾霾预警以及提醒市民出行注意事项等角度报道，以短篇报道为主，报道篇数较多，但缺乏深度报道，如对污染企业的调查性报道、揭露式报道，也缺乏对雾霾问题及其治理的反思类报道，比如各方意见包括反对声音、雾霾治理的实际效果、现有的经济发展模式存在的深层次问题等等。

媒体的公开批评和揭露能够在环境问题上引起舆论和政治压力，迫使环境破坏者改变做法，从而起到监视生态变化、约束政府和利益团体的作用（郭小平，2013）。然而基于《人民日报》和《新京报》的2015年雾霾报道的分析发现，两份报纸的负面报道都很少。中国著名环保人士廖晓义女士认为“环保与传媒仿佛一枚硬币的两面，没有了媒体的信息传播、舆论监督，环保事业将举步维艰”。在雾霾报道中，我国媒体要正确认识负面报道的意义，充分发挥舆论监督作用，监测社会环境，监督政府机关、企业等的行为，如实反映真相，这样才能更好地推动雾霾问题的解决。

作为一个环境议题，两报在报道雾霾的过程中对消息来源的选择都存在偏向，把官方信源、政府机构或官员作为首要消息来源，其次是来自专家学者的看法。雾霾报道涉及专业知识，引用权威人士的观点固然可以提升报道公信力，但是雾霾问题与人民的生活息息相关，直接关系到雾霾地区民众的利益，多让普通民众发声是必要的。一方面，民间声音的缺位和弱化有违报道的平衡原则，新闻报道应该呈现多元意见，提供不同观点之间碰撞交流、各种利益诉求表达看法的平台。过分依赖官方消息来源而忽视非官方的民间声音可能会遗漏某些重要信息，削弱新闻媒介发挥监督政府的功能。另一方面，引用民众的话可以拉近媒体与受众之间的距离，增添报道的人情味，增强可读性，从而提高传播效果。当前雾霾污染已经成为一个环境热点话题，环保民间组织在环境保护事业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他们积极组织活动，倡导生态理念，推动环境正义。然而遗憾的是，无论是《人民日报》还是《新京报》，很少有报道把环保组织作为主要消息来源。环保NGO议题的社会能见度有赖于媒体传播。媒体与环保NGO应形成良性互动关系，共同推动环境决策民主，促进环境问题的解决。部分企业违法排放污染物，对雾霾问题的产生负有重要责任，但报道以企业为消息来源的频率也很低。此外，部分报道存在信源缺失、消息来源不明的情况。总的来说，雾霾报道的消息来源可以更加多元化，兼顾各方的立场，在政府和新闻专业主义之间寻求平衡，使受众对雾霾议题有更全面的了解。

雾霾不仅仅是天气现象，也与人类活动密切相关。除了陈述雾霾现象的客观事实，媒体可以从民生、经济、环境、科技等多个视角报道雾霾议题，拓展报道空间，让报道走向专业化，追求创新，避免内容同质化，而这要求记者具备相关领域的知识储备，同时不断吸收新知识，提高报道的严谨性和科学性，树立环保理念，增强环境风险沟通能力。雾霾治理不仅仅是政府的责任，也需要公民积极参与。除了报道政府出台政策措施，媒体可以增加对民间抗霾行动的关注，也可以发挥教化作用引导大众理性思考，树立环境保护意识，培养绿色消费的生活方式，调动并强化大众参与雾霾治理的意识，动员公民从个人出发有效应对雾霾。

此外，媒体也要关注雾霾报道的可读性和实用性。在雾霾报道中，诸如PM 10、PM 2.5、A QI等气象专业术语首次出现时应予以解释，做好“翻译”工作，将“专业术语”还原为“大众语言”，降低受众的“词汇负担”，在专业性与社会性之间取得平衡。在此基础上，增强报道的趣味性和生动性，这既可以从报道内容入手，如雾霾报道可以从雾霾的影响或防范等角度关注城市生活的各个方面，关注大众在雾霾中的生存状态，体现人文关怀。也可以从遣词造句方面下功夫，如《新京报》2015年9月17日的一篇报道以“多少楼台雾霾中”作为标题，巧用诗句；2015年1月26日的一篇报道标题为“北风复工雾霾怯场”，运用拟人手法，表达生动活泼。单纯描述雾霾现象的报道的信息含量很小，实用性不高，雾霾报道可以从更广的环境传播范畴来考虑，从环境风险、环境与可持续发展、环境公平等角度选题。《中国青年报》、《南方周末》、《南方日报》等媒体都开设了绿色板块或栏目，使生态环境问题成为媒体报道的常态议题，将绿色科技、绿色产业、低碳经济、环境治理等全部纳入报道领域。雾霾议题可以在绿色板块进行报道，与其他有内在联系的环境议题或环境题材的报道形成组合优势，兼顾知识性和时效性，提供有价值的信息，满足受众的信息需求，提高受众对环境风险的认知水平。通过对环境议题的报道和建构，报纸可以平衡科学知识普及与环境问题报道，重视公众的风险感知，有责任地组织公共讨论，提升公民的环境意识，促进各利益主体在环境传播中达成共识和合作。

二、符号修辞机制与环境议题建构——针对垃圾焚烧发电报道的话语分析

“环境”从来都是一个被反复使用的修辞资源，附着于“环境”之上的是一系列深层次的文化含义、政治含义与社会含义。公共健康和公共安全话语视角赋予环境议题社会意义，公共参与和社会运动视角赋予环境传播政治意义，绿色产业发展与生态投资视角赋予环境传播经济意义，媒介表征与文化资本视角赋予环境传播文化意义，人与自然、技术、社会的视角赋予环境传播伦理学意义。环境问题和环境运动作为新闻事件和公共性话题，在报纸、电视、新闻网站、社交网站、移动A PP等平台上，常常会通过一些象征性符号（symbols）、文本和话语被建构起来（Cox,2006; Lester,2010;Luhmann,1989; Mertha,2008）。

在今天的社会中，环境风险作为一种社会建构，需要通过正反两方面专家的参与、对因果关系的推测、费用的分摊以及责任体系才能确立起来（薛晓源、刘国良，2005）。在环境风险的社会建构过程中，由谁界定或决定危险或风险至关重要。作为公众话语平台的大众媒体是风险话语主题的博弈场，拥有关键的社会和政治地位。事实上，大众媒体已经成为政府、企业、环保NGO、专家和公众等各个风险主体阐释各自对于环境议题风险认知的话语中介。

以下将从《人民日报》、《南方周末》中选取近年来最能够代表各家报纸立场和特点的垃圾焚烧发电报道进行分析，从文本及语境两方面着手——从符号修辞的角度对媒体报道的主题和结构进行批判性话语分析，同时将这些话语与其产生的语境联系起来进行考察，探讨：（1）我国媒体对垃圾焚烧发电这一个争议性环境议题是如何进行建构的；（2）在媒体话语中凸显了何种风险主题和话语风格；（3）话语的主题、风格和内容是如何被社会权力关系与社会意识文化背景所影响的，其背后存在何种逻辑。

批判话语分析者强调通过各种分析方式将文本（text）与语境（context）结合起来。梵·迪克强调，批判话语分析必须检视新闻话语在不同层次上的结构，包括文本结构中的认知与社会因素、行为条件、限制或后果以及它们间接嵌入经济、文化与历史情境的方式（van Dijk,2013）。费尔克拉夫（Fairclough,1995）认为任何话语都必须被同时看作是文本、话语实践与社会—文化实践，批判话语分析需要围绕这三个层次展开。在最基本的层次上，话语可以被视为文本，对于文本的词汇选择（lexical choices）、连贯性（cohesion）与论证结构（propositional analysis）的分析有助于我们理解微观层次的语义生成机制。话语实践牵涉文本的生产、分配与消费过程，而社会实践则将话语与社会意识形态联系起来。接下来的研究中将运用梵·迪克（van Dijk,2013）与费尔克拉夫（Fairclough,1995,2003）的研究思路来厘清媒体环境报道的文本与外部话语情境（社会—文化—政治环境）之间的关系。

之所以选择垃圾焚烧这一个“点”，是因为垃圾焚烧发电，作为在我国甚至全球引发一系列争议的环境议题，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进入我国政府议程。作为既定的政府政策，垃圾焚烧旨在解决城市垃圾“围城”的危机，并同时发展循环经济，开发可再生能源。但在其推广过程中，因可能带来的环境风险而不断引发群体性环境事件。来自环保组织“自然之友”的资料显示，从2006年北京六里屯居民反对建设垃圾焚烧发电厂开始，中国已有30多个城市发生过因垃圾焚烧发电引起的维权事件，从2009年的上海江桥、北京阿卫苏、广东番禺、昆明五华、南京天井洼，到2010年的贵阳当乌、河北秦皇岛，2011年的江苏无锡，2012年的广州花都，再到2013年的广东东莞， 2014年的广东惠州、浙江余杭、武汉锅顶山等，我国几乎每年都有公众反对垃圾焚烧的事件发生。这些群体性环境事件一旦登上报纸进入媒介议程，往往能够迅速引发社会性的关注和讨论。与此同时，政府、企业、专家、环保组织、公众等对垃圾焚烧发电所可能产生的环境风险认知相去甚远。提起垃圾焚烧发电，普通公众们依旧持谨慎的“不要建在我家后院”（not-in-my-back-yard）的态度，体现了极强的邻避效应。而相关的专家阵营分裂为“挺烧”和“反烧”两派，双方各执一词，莫衷一是。从政府的角度来看，垃圾焚烧发电作为政府主导推广的政策在现实中依然被推行。也正是因为复杂的社会现实，有关垃圾焚烧发电的争议至今未休。其背后的关键问题——环境风险和风险分配——在中国目前众多类似的环境问题（如雾霾、PX项目等）中都存在。而媒介作为风险话语博弈与风险信息沟通的平台，在此类环境风险议题的建构过程中起着重要的作用。

研究发现，《人民日报》对垃圾焚烧发电的报道多倾向于采用肯定的结论式话语风格，以官方、垃圾焚烧发电企业及其工作人员、支持垃圾焚烧的专家为主要信息来源，强调技术的成熟与风险的可控性。对于垃圾焚烧发电项目和技术的描述，《人民日报》与官方语境一致，采用肯定的态度，如在2008年4月16日的《福建城乡垃圾焚烧发电》一文中提到垃圾焚烧发电“集中处置，循环利用，科学发展的思路，带来化腐朽为神奇的实践”。垃圾焚烧发电技术可能带来的环境风险在《人民日报》的报道中几近隐形。同时，《人民日报》在报道中强调了垃圾焚烧发电的优势，如在2010年5月5日的报道《利用城市生活垃圾发电》中提到“目前，我国对生活垃圾的处理主要有卫生填埋、生物堆肥和焚烧发电三种方式。相比之下，垃圾发电有减量化、无害化、资源化三大优势，不仅有效解决了垃圾处理的难题，而且可以增加电力供应，是公认的垃圾处理最好的方式”；在2014年6月5日的《垃圾焚烧厂缘何难落地》中提到“垃圾焚烧是现实出路，其污染控制水平在不断提高”。对于“反烧”事件，在《人民日报》的描述中多见对抗性不强的话语符号，如“活动”、“风波”、“规模性聚集”等，从而淡化了相关事件中存在的冲突，如在2009年12月11日的报道《热点解读：广州番禺缓建垃圾发电厂》中提到“周边10公里范围内的丽江花园、广州碧桂园、海龙湾等众多楼盘小区的居民发起了反对建设垃圾焚烧发电厂的活动”。有关垃圾焚烧发电的报道以时政类型的新闻报道、消息为主，主要传递了中央或地方政府的政策和决议。

相较而言，《南方周末》对垃圾焚烧发电这一议题的报道以调查报道为主，注重呈现垃圾焚烧发电议题中的争议，常现冲突式的话语风格，如在2009年4月16日的《垃圾焚烧，是出路还是歧路》一文中提到“中国正在接受一个夕阳产业的兜售，却把它作为自己的朝阳产业”。在报道中，垃圾焚烧项目可能带来的负面结果被凸显出来，如在2009年4月16日的《垃圾焚烧，是出路还是歧路》一文中说到“尤其是焚烧会产生一级致癌物二噁英，污染周边居民区，这使焚烧垃圾的处理方式充满了争议… …焚烧过程中产生的二噁英，具有强致癌性、生殖毒性、免疫毒性和内分泌毒性，毒性相当于氰化钾的1000倍，国际癌症研究中心已将其列为一级致癌物… …况且中国目前的环保设备管理状况，实现不了那些条件。我以前曾经相信，在没有人的地方，建个焚烧厂是可行的，现在，我不这么想了… …加之中国多无垃圾分类，含水量极高，若无辅助措施，炉膛内烟气很难始终维持在不产生二噁英所要求的850℃ -900℃”。

在《南方周末》报道垃圾焚烧事件的过程中，潜在的危险和不确定性被多次强调，如2013年11月7日的《全国飞灰处理乱象调查》中说到“在有垃圾焚烧厂的省份，至少有6省存在无具备处理飞灰资质的企业。即便有资质的企业，也有部分成摆设… …而上述受访专家几乎都向南方周末记者强调，无论如何，危险废物利用，安全才是第一位的”。“抗议”、“斗争”、“战争”等话语符号也时常见诸报端，如在2010年3月4日的《垃圾焚烧，与政府为邻》中说到“这遭到选址周边众多业主的反对，他们上街散步、戴口罩、贴汽车抗议告示，一是质疑立项过程缺乏透明，二是认为难以杜绝二噁英污染”;2011年2月25日的《垃圾焚烧，缘何“明修栈道，暗度陈仓”》中提到“经过长达四年不懈的‘反焚’斗争，北京市六里屯的居民们终于在2011年春节前夕迎来了好消息——北京市委常委、海淀区区委书记赵凤桐在北京市两会上明确回应，不在六里屯建设垃圾焚烧场”。

“主烧派”和“反烧派”之间的对立和分歧通过本文被呈现出来，如在《垃圾焚烧，缘何“明修栈道，暗度陈仓”》一文中提到“北京市目前奉行的九字方针‘减量化、资源化、无害化’，名为焚烧争议后的政策完善，实则可能拖累了垃圾处理的后腿。在他看来，很多地方政府正提倡的垃圾资源化已经过了头，滋生了很多假冒伪劣技术、产品，也不乏环境破坏问题，他只坚持一条，所有资源化、减量化都不是垃圾的最终处理方式，而垃圾最终要么填埋、要么焚烧，而北京已无地可填，就只有焚烧。这也是这位‘主烧派’多年来毫不退让的根本理据”。对立、争议和不确定贯穿了《南方周末》对垃圾焚烧发电的报道。正如巴里·康芒纳（1997）所说：“即使在科学界本身，‘客观性’也是一个非常困难和大概非常迷茫的目标… …我们在科学界也发展出一套个人价值观，它反映着在其他事物中我们和社会的主要部分的关系，以及我们在我们自己工作中的意义和生命力所应享有的利益。”如何真实地呈现科学界对风险话题和环境议题的争议是媒体需要思考的问题。

对比之下，不难发现《人民日报》和《南方周末》在垃圾焚烧发电的报道过程中，其话语主题和话语风格存在明显差异。具体来说，《人民日报》更能够体现官方立场和官方语境，通过对政府、垃圾焚烧发电企业及其工作人员、支持垃圾焚烧的专家的采访主要呈现出肯定性的结论式话语，强调了垃圾焚烧发电技术的先进性和安全性，淡化了可能存在的负面影响和现实矛盾。而《南方周末》以调查报道见长，重视普通民众的话语表达和正反两方专家消息源，在冲突式的话语风格中更着力于呈现由垃圾焚烧议题所引发的社会争议，强调不确定性和潜在的危险，并对群众在垃圾焚烧抗议事件中的上访、维权、反抗、斗争进行了事实性报道，将环境风险冲突中的群众和“反烧派”的立场充分地体现了出来。同时，也在报道中花了更多力气重点展现了城市垃圾处理的现实困境，并积极探讨和寻找解决方案，针对民众如何理性维权、政府和企业如何加强信息公开和公众参与等提出见解，将垃圾分类的推广、垃圾源头减量、民众环保意识和危机感的觉醒作为城市环保工作需要努力的方向。

在这些文本和话语背后折射出的是媒体在建构环境风险议题时的不同思路。通过对环境新闻文本的结构、风格、修辞的分析和解读，能够更好地理解隐藏于文本背后的潜在语义和语境，思考环境新闻制作和理解的过程及其与社会政治文化背景之间的互动（van Dijk,2013）。大众媒体并不是独立于社会政治经济之外而存在的，市场、政治和专业主义是影响媒体机构及其工作人员角色定位的重要因素（利萨·泰勒、安德鲁·威利斯，2004）。以垃圾焚烧发电为例，在有关环境风险的公共议题建构中，不同的主体有各自不同的利益诉求和行为依据——政府希望公众理解并支持其政策和决议，公众期望政府更多地考虑公共利益，企业希望能够得到政府和社会大众的支持，环保组织和环保人士着眼于对环境和生态的保护，专家们则立足各自的研究领域提供意见。而媒体既要满足公众的知情权，又要实现社会舆论的正确引导，既要承担政治宣传的功能，又要兼顾社会利益，进行社会监督，这些都是媒体在确定报道主题、建构环境议题的过程中需要考虑的。但是在现实中，特别是面对争议性的环境风险议题时，媒体往往很难在多种角色的扮演中游刃有余，更多时候只能依据新闻机构自身的立场、报道规则、报道资源进行取舍。

新闻宣传是《人民日报》的主要职责。因此，在报道垃圾焚烧发电这一政府主导推广的垃圾处理技术时，《人民日报》在政府立场上建构该技术相关的环境风险，虽然承认环境风险的存在，但同时更强调了风险的可控性和安全性，旨在通过技术理性来消解环境风险，从而协助政府进行社会性风险沟通，推动技术推广和应用。作为中央党报，《人民日报》负责传达党和政府的政策、信息，进行舆论引导。其自身定位决定了《人民日报》在报道和建构垃圾焚烧发电一类的环境议题时需要和政府站在一起，消解公众疑惑，减少社会阻力。

不同于《人民日报》，从创刊时的周末娱乐文化性办报理念到“深入成就深度，记录时代进程”再到“在这里，读懂中国”的市场定位，《南方周末》在环境风险议题的建构中更倾向于呈现争议、揭露问题和反思风险。在有关垃圾焚烧发电的调查性报道中，《南方周末》的报道兼顾科学性、社会性和民主性，对于环境风险、垃圾焚烧项目的商业运营、专家之间的意见分歧、民众与政府之间的争议都有所兼顾。政府、企业和“挺烧”专家强调技术的成熟与安全，肯定项目所能带来的好处；环保组织、环保人士、“反烧”专家强调风险预警。通过采访各方不同意见并将其综合引用到报道中，尽可能真实地揭示环境风险，推进风险共识，培养公民的环保意识。有意思的是，《南方周末》对北京六里屯民众反对建立垃圾焚烧厂、澳门民众反对垃圾焚化中心违规处置飞灰的事件都有详细的报道，但是对报纸所在省广东发生的番禺垃圾焚烧事件却没有独立的报道，而仅在差不多是同一时期发生的江苏吴江垃圾焚烧事件报道中作为新闻背景被提及。这在某种程度上也体现了新闻报道的“邻避效应”，可见环境事件的报道依然受到新闻机构和政治因素的影响。

通过对垃圾焚烧发电议题在《人民日报》和《南方周末》中的报道分析可以看出我国媒体对争议性环境议题的报道呈现差异化、权威消息偏向的特点。不同的媒体采取了不同的话语策略，权力部门和知识权威仍然在媒介话语中占据主导地位，公众话语受关注程度相对不足，导致特定的情境下公众对政府和大众媒体的信任不足，形成对抗式解读，增加了风险沟通的难度。

从社会效益的角度出发，虽然《人民日报》和《南方周末》都在报道中提到改变人们对垃圾处理的整体观念，如推广垃圾分类、垃圾源头减量、提升民众环保意识和危机感等才是处理城市垃圾的长久之计，而垃圾焚烧发电则是受限于社会环境的现实出路。但是随着垃圾焚烧事件的平息，垃圾焚烧议题慢慢从媒介议程中退出，有关倡议也逐渐被社会和大众所遗忘。由此可见，对于环境问题的重视和推广，需要媒体通过持续不断的报道和一以贯之的媒介议程来引发和推动社会的关注和思考。

在界定垃圾焚烧发电项目风险过程中，大众媒体是各个风险主体阐释各自风险认知的话语中介。环境问题的知识性决定了社会强势群体仍占据着话语主导权。消息来源偏向是影响新闻媒介可信度的重要因素之一。通过对信息源的考察，可以了解媒体引用了哪些人的话语，是倾向于强势群体还是弱势群体，是否有助于风险正义的实现，让社会弱势群体有机会发声。政府、经济团体、专家等作为新闻媒体的固定消息源，具有媒介接近性，其话语更容易被作为权威而广泛呈现和推广，并通过媒体扩大自身风险意见的社会影响力。与政府、专家相比，公众在消息来源中的存在感略显微弱。虽然大众媒体有为公众提供发表意见、进行讨论的平台的职责，且环境问题作为一个与公共利益和健康相关的议题必然会引起公众的关注，但大众媒体能够提供给公众进行意见表达的空间仍然有限。以《南方周末》为例，虽然其信息来源相对更为多元，也为公众开放了话语空间，将公众对于建立垃圾焚烧发电厂的抵制行为定义为理性博弈，并让其风险话语进入媒介议程，然而公众在其总体环境报道中的存在感依然比不上政府和专家。环境议题建构成为权力场域中的博弈过程，在社会中具有更高的主导地位的政治和经济力量往往在博弈中占先。参与渠道不充分致使公众转向网络媒体和社交媒体表达意见，形成了不同于传统媒体的舆论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