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湜早期文学活动考释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由于前代诗人艾青的权威性积极评价和《九叶集》的出版，活跃于20世纪40年代中后期上海《诗创造》《中国新诗》以及北平、天津等地报刊的众多学院出身的诗人，开始被新诗评论界所接纳，陆续得到正面的政治肯定和日益深入的学术研究。作为这些诗人当中的一位，唐湜也终于在他从事文学写作五十年后渐渐受到新诗研究者的关注。当然开始是以“九叶”之一获得一些点评，直到80年代后期才有了专以“唐湜”为题的研究论文，进入90年代后，相关论文开始多起来，直到他2005年去世，以唐湜为论题的专论大约有40余篇。这些论文主要涉及唐湜的诗作和诗歌评论，与那个年代的整体研究路径相契，对唐湜的研究也主要表现为宏观的俯瞰与文本的阐释，以政治评价和文本审美分析为主，以诗人身世、行踪、际遇与其文学写作的互动为内容的历史研究则明显不够。特别是自诗人去世之后，这种关注又逐渐趋于低迷状态。其实，不仅仅是唐湜，除了穆旦，多数“九叶”诗人在进入21世纪后似乎都开始淡出新诗研究的视野。此种现象固然有其不得不然的内在必然性，但是不是说这些各有其文学史意义的诗人真的失去了任何进一步研究的价值了呢？

本文无力回答这个难题，但就唐湜而言，个人觉得对他的研究其实还有不少空白处有待填补，甚至一些基础性研究工作都还没做。比如迄今为止，还没有一部哪怕是初级的、粗陋的唐湜传记或较为详备的年谱，这导致我们对唐湜的生平、文学活动与其文学成就之间的关联不甚清楚，也就不能真正把握这位文学史人物的来龙去脉。

笔者感兴趣的，正是唐湜早年大学读书期间时代所给予他的特殊文学机缘，即什么缘由导致唐湜走上了文学写作之路并决定了他的文学趣味选择？他做了什么？以及他在那个时代贡献给了中国文学以什么有价值的成果？

本文认为：作为20世纪40年代重要的中国校园诗人，唐湜早期文学活动有准备期和自觉期两个阶段，准备期约六年，自觉期则贯穿整个大学读书时期和毕业后一段时间，前后约七年，主要经历了浙江大学龙泉分校和暨南大学（建阳）、上海与浙江大学（杭州）本部、温州从教三个阶段。自觉期的文学活动主要有：1．以散文、新诗为主的文学写作；2．参与组织《诗创造》与《中国新诗》杂志；3．撰写诗论与诗评；4．译介欧美现代诗。其重要成就表现在：1.《中国新诗》派最为自觉的评论家；2．对T.S．艾略特名诗《四个四重奏》的最早译介；3.20世纪40年代抒情长诗的最早实验文本《英雄的草原》。

由唐湜晚年文学回忆录《回忆：抗日战争时期的东南文坛》可知，他在1937年春考入宁波中学时就在校刊发表过长诗、散文和评论，这应该视为唐湜最早的文学实践，后来因投身救亡运动而暂时放下文学。进入20世纪40年代以后，回家乡修养时，就“自然而然地开始了文艺习作”，在当时的《浙江日报》《东南日报》和《青年日报》的副刊上发表过一些所谓“报章文学”，实际上是诗与散文诗，到1943年考入战时浙江大学龙泉分校，以抒情长诗《草原的梦》（即《英雄的草原》第一部）为标志，唐湜文学写作的准备期结束，进入自觉期。

这个自觉期，前后大约七年，从时间和唐湜的个人经历看，可分为下述三个阶段：一、浙大龙泉分校与暨大（建阳）借读阶段（1943年秋至1945年冬），约两年半；二、到上海和转浙大（杭州）本部以及昆山从教阶段（1946年春到1948年底），约三年；三、毕业后温州从教并出版《飞扬的歌》和《意度集》阶段（1949年到1950年），约两年。1950年以后，唐湜经过温州、上海短期从教的过渡，自1952年下半年去北京，从此开始步入其文学生涯的中间期。

唐湜生前没有留下系统的自传，以上对早期文学活动各阶段的划分是基于他的人事档案及一些零零星星的片段回忆做出的判断。

1988年出版的唐湜早期散文集《月下乐章》所收最早的作品写于1943年，其《前记》交代这些作品的由来也用了这样的说法：“从一九四三年到一九四六年，不短的三年间，我在瓯水上游、建水旁的山谷间上着战时大学，几乎三两天就随手写下一两篇‘音阶练习’式的散文习作，记录了当时自己心脉的搏跳与感情的波动，也几乎三两天就收到一两篇报刊寄来的刊出习作的剪报，我把它们陆续都贴到一本题为《朝华集》的本子里。”2003年出版的唐湜总结性的诗集《唐湜诗卷》所收最早诗作也写于1943年，由这些做法不难看出，除了难以辑录一重原因，唐湜对他文学准备期的多数作品并不看重，而大学阶段的诗、文尽管也属于“习作”，作者却有着剪贴出版的设想，说明他是重视的，这与本文“自觉期”的提法也相吻合。

那么，在这前后七年的三个阶段中，唐湜的文学活动是怎样的呢？他做了哪些工作？又取得了什么样的成就呢？

第一个阶段是唐湜大学初期，共两年半，前两年在战时浙江大学龙泉分校，后半年借读于迁移到福建建阳的暨南大学。在龙泉分校写作多为散文，少数评论如《三种德性的斗争》《阿左林的书》，长诗《森林的月亮与太阳》（初名，后改为《英雄的草原》）第一部《草原的梦》，多发表于浙江本地报纸《东南日报·笔垒》《浙江日报·江风》《青年日报·语林》。建阳暨南大学借读期间写作少数散文《荒岛上》《散文的春天》《春夜》《窗子》《时间的花》，诗《偷穗头的姑娘》《沉睡者》，完成了长诗《森林的月亮和太阳》第二部《波浪·波浪》和第三部《宇宙的孩子》。

第二个阶段辗转于上海、杭州、昆山的三年是唐湜早期文学活动的高峰期。

1946年春，唐湜初到上海，住宝山路暨南大学，结婚后本拟到上海经商的唐湜仍然热衷于文学，不但拜见了早在中学时期就深受其影响的评论家李健吾，而且也向后期七月派的刊物《希望》投稿，翌年又由参与《诗创造》而进一步成为《中国新诗》的核心成员。其时李健吾和郑振铎刚刚创刊了《文艺复兴》杂志，与李健吾的交往遂将唐湜推上了该杂志的作者之列，先后在该杂志发表组诗《山谷与海滩》（1946年）、评论《冯至的<伍子胥>》（1947年3月）、《陈敬容的<星雨集>》（1947年6月）、《杜运燮的<诗四十首>》（1947年9月）、《路翎与他的<求爱>》（1947年11月第4卷第2期）、《衣修伍德的<紫罗兰姑娘>》（1947年12月）。胡风则在他主编的《希望》上推介了唐湜的《地狱中的雕像》。因《诗创造》而结识臧克家、陈敬容、曹辛之。在上海《大公报》发表《果园城记》。

到1946年下半年，唐湜转入杭州浙大校本部，接触欧美现代诗与诗论，开始诗歌写作的新尝试。

在这一阶段，对于新诗史上的唐湜而言，最重要的文学活动应该是1947—1948年以兼职编辑身份参与《诗创造》尤其是《中国新诗》编辑工作的经历了。除了为《诗创造》组织“诗论专号”和为《中国新诗》创刊号撰写“发刊词”，他自己，作为诗人和评论家，还有大量作品和作品集问世，如1947年4月为《诗创造》创刊号写《梵乐希论诗》，暑期将诗作剪贴本寄臧克家，由其挑选九首编为《骚动的城》出版（1947.10，星群出版社“创造诗丛”之一），陆续为《诗创造》写诗《鸟与林子》（3辑）、《华盖·古砚教授》（5辑）、《虹》（1948，第1、7辑）。1948年：评论《诗的新生代》（《诗创造》8辑）、《辛笛的<手掌集>》（《诗创造》9辑）、《严肃的星辰们》（《诗创造》12辑，“诗论专号”）、《师陀的<结婚>》（《文讯》8卷3期）、《论意象》《沉思者冯至》《<七月>与<希望>》（沈寂编《春秋》月刊）、《论意象的凝定》（《大公报·文艺》）、《我们呼唤》《论风格》（《中国新诗》创刊号）、《穆旦论》（《中国新诗》3-4辑）、《佩弦先生的<新诗杂话>》（《中国新诗》4辑“纪念朱自清先生”特辑），译诗《燃烧的诺顿》（《诗创造》10辑“翻译专号”），诗作《剑》《诗》（《中国新诗》2辑）、《手》（《中国新诗》“纪念朱自清先生”特辑）、《庄严的人》《给方其》《断章》（《中国新诗》5辑），诗集《交错集》（未单独出版），长诗《英雄的草原》（森林出版社“森林丛书”之一），编评论集《意度集》。

正是这段时间的锻造，唐湜历史形象的主体部分才得以形成。

接下来的第三个阶段是温州时期（1949—1951）。唐湜在1948年7月浙大毕业后，先在江苏昆山某中学教了半年语文和英语，1949年初回到温州，先后在温州师范、温州市立中学和上海宝山罗溪中学任教，这段时间的写作不多，只有评论《生命树上的果实》《郑敏静夜里的祈祷》和诗作《给女孩子们的诗——写给一个三八节晚会》。在1950年，以平原社名义自费出版了个人诗集《飞扬的歌》和评论集《意度集》。

关于《意度集》，唐湜曾在该书《前记》中交代由来，大意谓原拟由森林出版社出版，因故未成，结果还散失了《骆宾基的<混沌>》《刘北汜的<山谷>》《何其芳与惠特曼》三篇文章。“平原社出版的时候，删去了《佩弦先生的<新诗杂话>》，增收了《郑敏的静夜里的祈祷》《莫洛生命树上的果实》，连《沉思者冯至》《辛笛的<手掌集>》《搏求者穆旦》《严肃的星辰们》《路翎与他的<求爱>》《陈敬容的<星雨集>》《虔诚的纳蕤思汪曾祺》《衣修伍德的<紫罗兰姑娘>》等，最终共十篇文章。”

说到唐湜早期的文学成就，当然须有一个衡量的尺度，这个尺度应该就是20世纪40年代的新诗史。

在这个十年里，就新诗状况而言，由《七月》《希望》构成主体的“火线”诗人群体和以昆渝京津沪等城市为依托的校园出身诗人群体影响最大，成就也最高，已然是文学史研究学者们的共识。那么，在这样一个格局中，作为第二个创作群体中的一员，唐湜的个人成就或突出意义表现在哪里呢？

他的成就和意义，首先是与《诗创造》特别是《中国新诗》的成就与意义联系在一起的。作为这两个新诗刊物重要的组织者与参与者，唐湜以兼职编辑身份先为《诗创造》组织了“诗论专号”，后为《中国新诗》撰写了“卷首”《我们呼唤》，相当于发刊词。

《诗创造》的“诗论专号”即第十二辑《严肃的星辰们》是作为“《诗创造》在周岁时呈献给读者的最好的纪念物”（杭约赫《诗创造》第十一辑编后），有袁可嘉论文《新诗戏剧化》、唐湜论文《严肃的星辰们》、陈敬容论文《真诚的声音》、戈宝权论文《关于伊萨柯夫斯基》，还有沈济与李旦关于艾略特、奥登的译文，分量的确是重的，无论在当时还是后来看都有相当自觉的理论意识和意义。

相当于《中国新诗》发刊词的《我们呼唤》，是一篇带有强烈政治激情的宣言，作者依次提出“严肃的时辰”“严肃的考验”“严肃的工作”。强调：“我们必须以血肉似的感情抒说我们的思想的探索。我们应该把握整个时代的声音在心里化为一片严肃，严肃地思想一切，首先思想自己，思想自己与一切历史生活的严肃的关连。”“我们首先要求在历史的河流里形成自己的人的风度，也即在艺术的创造里形成诗的风格。”（《中国新诗》第一集）

第二，作为20世纪40年代优秀的诗论家与评论家，唐湜的成就有其独特的意义。主要表现在：

创造了不少“第一次”的记录。所谓“第一次”，指对于新文学特别是20世纪40年代的新文学现象进行的开拓性、发现性评介，辛笛、郑敏、莫洛、汪曾祺后来成为占现代文学一席地的重要作家和诗人，而对他们的首次专文评论都是唐湜所为，这些评论至今具有珍贵的文献价值。

不仅如此，唐湜和袁可嘉还同是最早从总体上评论《中国新诗》诗人群体的评论家，最早肯定了这些诗人作为一个重要创作群体与流派的价值和意义。唐湜的《诗的新生代》与《严肃的星辰们》分别刊载于《诗创造》1948年第1卷第8辑和第12辑，还有一篇《论<中国新诗>——给我们的友人与我们自己》则刊载于1948年9月13日的《华美晚报》。即如后一篇，从中国新诗历程的大背景着眼，在不满于种种“抗战胜利后中国诗坛乃至文坛上的现实”之同时，唐湜肯定了《中国新诗》出现的意义，也力图揭示其诗学特征：“《中国新诗》的特点（至少是我们几个编辑者的意图）是它在中国历史发展的进步的必然性的基础上接受了世界思想与诗传统的丰富发展的逻辑上的必然性，也就是说，在现实的历史要求的基础上接受了进步的逻辑思想的要求与诗人深‘心’生活的感情要求，而在辩证的统一里结合了它们，强有力的自然发展的过程里有着智慧的自觉的照耀。”表述不够简洁明快，是他的不足。

在对后来被称为“九叶诗人”成员的评论中，唐湜评论这些诗人的数量最多，先后以专论的形式评论了穆旦、杜运燮、郑敏、陈敬容、唐祈、辛笛、杭约赫、莫洛的作品。

更为难得和可贵的是，在20世纪40年代后期那样一个复杂的诗歌社会环境中，唐湜没有从狭隘的团体利益出发，而是从诗歌美学的角度，在《诗创造》第8辑发表《诗的新生代》一文，最早将《七月》派诗人与穆旦、杜运燮们这些“自觉的现代主义者”“现代的哈孟雷特”并列比较评论，看到了他们深层共同的美学追求，不但给予他们最高的肯定和体贴，且发出深切的呼吁“让这些钢铁似的骨干与柔光的手指，拥抱在一起吧，让崇高的山与深沉的河来一次‘交铸’吧，让大家都以自觉的欢欣来组织一个大合唱吧，该鼓励这么作的，因为这两方正可以相互补充，相互救助又相互渗透呵，因为诗的新生代正要求着自然的与自觉的现代化运动的合流与开展。”

唐湜的评论，并不局限于《诗创造》或《中国新诗》的作者，其评论家的形象其实比人们印象中的“九叶评论家”要丰满、高大得多。事实上，他的批评视野远为开阔，上述诗人和诗歌现象之外，唐湜还评论了冯至、朱自清、何其芳、路翎、汪曾祺、师陀、骆宾基、刘北氾、瓦雷里、衣修伍德、阿佐林、纪德，他其实是有着类似李健吾、钱锺书那样的自觉意识的。

评论之外，唐湜从他大学时代接受的现代诗学理论出发，又曾撰写了多篇理论文章，某种意义上，他也是一位现代诗理论的思考者。

写于1947年杭州浙大本部的《梵乐希论诗》，通过对“主张古典诗式最力的唯理主义者梵乐希”诗论的介绍，表达了当时唐湜对现代诗的思考。“诗是情绪与思虑的和谐与洗练的产物，它主要的是意志的产物。”“现代的诗与十九世纪的诗不同，它是自觉的，它是思想与情感的交互表现，甚至是思想的感性的表现，带有一定的智的成分，诗是一种人工的艺术，以各种工具‘唤起诗境，复现诗境，给诗境以永恒悠远的形式，并从意识的思索里恢宏其境界’。所以诗人并不是一只可以不顾一切的高歌于云霄里的云雀，他只是一只蜜蜂，一个工作艰苦的工匠。”“诗固然是情感的表现，但‘自然’的情感必须经过人工的淘洗才行。”“诗人必须用心寻出一种心上的音乐似的特殊的语言，声音与意义能够相互启示，相互激发… …”透过这些话语，可以见出唐湜已然对浪漫主义诗歌精神的某种超越。

此外，通过《论风格》《论意象》和《论意象的凝定》诸文，他进一步申述了他带有古典主义精神的现代诗观念。他征引保罗·梵乐希的话：“意象正就是最清醒的意志（M ind）与最虔诚的灵魂（Heart）互为表里的凝合。”继而发挥：“由灵魂出发的直觉意象是自然的潜意识的直接突起，是浪漫蒂克的主观感情的高涌，由心智出发的悟性意象则是自觉意识的深沉表现，是古典精神的客观印象的凝合，而它们的更高的完成则是由于古典精神与浪漫蒂克力量在意象内部平行又对抗的凝合，自然的基础与自觉的方向、潜意识的‘能’与意识的‘知’的完整的结合，思想突破直觉的平面后向更高的和谐与更深的沉潜，最大最深的直觉与雄伟的意志的发展。”《论意象的凝定》也说：“而真正的诗，却应该由浮动的音乐走向凝定的建筑，由光芒焕发的浪漫主义走向坚定凝重的古典主义。”

同样，《博求者穆旦》将穆旦视为“中国有肉感与思想的感性（Sensibility）的抒情诗人之一”，也是基于这种既古典又现代的诗学思考：“他的诗常常有一个辩证的发展过程，一个由外而内，由广而深，由泛而实的过程；而他的思想与诗的意象里也最多生命的辩证的对立、冲击与跃动，他也许是中国诗人里较少绝对意识又较多辩证观念的一个，而可贵的还是他的自觉性的敏锐。”他引述穆旦诗句“紧握了一切无形电力的总枢纽”，认为这是“一种人民的开明政治”。“他的自觉精神的开始。”唐湜认为“我”原是穆旦全部诗作的起点：“因而诗必须先忠诚于确实的个人生活感觉，再扩大到对群的献身的爱。”“哈孟雷特该比唐·吉诃德更勇敢，因为他敢触动人类的病痛… …”“这样的对自我的无情的分析与折磨，对自然的自我的抗争与锋利的讽讥也许还是前所少见的。穆旦的主要的业绩我认为是这一部分作品。”

第三，唐湜早期的文学成就，还包括他作为英语现代文学的译介者而对于T.S．艾略特长诗《四个四重奏》之一《燃烧的诺顿》的翻译（《诗创造》10辑“翻译专号”），以及对西方现代文学诸如瓦雷里、衣修伍德、阿佐林、纪德的评论和介绍。

这与唐湜大学所读的英语系相关。中国现代大学对外语人才的培养不但开阔了民国新文学的视野，也大大提高了新文学创作和理论的水准，清华大学外语系对中国现代文学的贡献有口皆碑，不待细说，战时浙江大学外语系虽不能与同期西南联大外语系相提并论，然其能产生唐湜这样的优秀学生，似乎也已经值得注意和考察。在《我的诗艺探索》一文中，唐湜曾追溯他在大学由“浪漫主义的激情”而逐步进入T.S．艾略特、R.M．里尔克“一个新的世界”的探索历程，故而能为《诗创造》译诗专号翻译艾略特的长诗《燃烧了的诺顿》。在赵萝蕤1937年出版了她的《荒原》译本后，而能有对“这位大诗人荣获诺贝尔奖金的晚年成熟之作《四个四重奏》之一”的译介，不能不说是填补了某种空白。而且，译文随即所产生的对当时长诗写作的巨大影响也是不能不提及的。

最后，作为《诗创造》和《中国新诗》作者群中的一个诗人，或许唐湜并不是最突出和最优秀的，其早期长诗《英雄的草原》和诗集《骚动的城》《飞扬的歌》的影响总不如评论集《意度集》，他自己提及早期诗作也会流露不满。不过，从20世纪40年代长诗写作的角度考察，唐湜倒的确是最早的热情的实验者，《英雄的草原》或许谈不上多么完美和成功，但仍以其独一无二的史诗性构架而成为那个时代的诗歌纪念碑。

本文的重心不在于对唐湜20世纪40年代文学文本的细读或分析，而意在对其当时的文学活动历程做出较为清晰的勾勒和考释，因此它只是一种基础性的研究工作。在撰写本文中，涉及唐湜的人事档案，这方面，唐彦中先生给予本文作者以帮助，谨此致谢。

2014年7月20日杭州午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