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晓立：早期的文学斗士

崔晓立（1901—1941），原名秋阳，又名绍立，笔名小立、尚辛，化名邵林书。1901年8月23日出生于鄞县樟村乡崔岙村一户贫苦的农民家庭。父崔功武，世代以种地为生；母唐彩莲，操持家务，闲时纺纱织布，维持生计。兄弟两人，他为老大。家境清贫，一家人节俭度日。

他是中国共产党早期的理论家和活动家，是我国较早从事马列主义经济理论著作翻译和写作的人之一，先后在宁波、上海、杭州、武汉、浙东、浙西、上饶等地从事革命活动。1941年8月，他在宁波组织抗日武装中英勇牺牲，时年40岁。

以百折不挠之志壮民族之气

1908年，崔晓立入本村小学就读。年少时代的他虽然聪颖好学，但因家境贫寒，小学毕业后无力求读学费昂贵的中学。经老师鼓励，崔晓立于1916年考入免费的宁波师范讲习所。

1919年秋起，崔晓立先后在家乡岩下小学和镇海蟹浦小学担任教职员。课余研读进步书籍，并自习外文，为报纸杂志撰写进步文章，还参加了宁波的学生运动和工人运动，接触马列主义，逐渐树立了革命理想。

中国共产党为培养革命干部，于1922年在沪开办上海大学。崔晓立迫切要求上进，追求革命，追求马列主义真理，为求深造，于1924年春入上海大学社会学系学习。在这里，他较系统地学习了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

同年4月，上海大学在教务长邓中夏等人组织下，开办了一所以普及教育为宗旨的平民夜校，崔晓立担任义务教员。11月，他被上海大学浙江同乡会（党的外围组织）选为该会学术研究委员。翌年5月和11月，又先后被推为该会调查委员和执行委员。

与此同时，崔晓立积极参加由李立三、俞秀松等共产党人领导的以促进国共合作、解决国事为宗旨的上海国民会议促成会的活动，反对段祺瑞政府的善后会议。

1925年3月，他参加上海国民会议促成会第四次代表大会，并当选该会候补委员。

受到马列主义的熏陶和革命实践的锻炼，崔晓立于1925年5月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在震惊中外的五卅运动中，他是“学生中的理论者”，站在斗争的前列，向广大民众宣传反帝爱国思想。然而五卅运动遭到了帝国主义的残酷镇压，崔晓立也在南京路演讲时被巡捕“拘于老闸房”。因牢房有人满之患，经“捕头略事询问五小时后被释出”。

五卅运动后，崔晓立在报刊上发表了《我们应当怎样运用五卅事件》《斥帝国主义者的走狗的言论》等不少文章，深刻揭露了帝国主义及其在华代理人的丑恶本质。

1926年初春，崔晓立由中共江浙区委派遣去莫斯科中山大学专攻政治经济学，任苏联教师的翻译和助教。

翌年，王明等人在中山大学搞宗派活动，排挤打击异己。崔晓立因“反对以王明为首这一派”，被视为“托派分子”，受到排挤。

同年11月中旬，因“我等书店”被国民党查封，崔晓立以“宣传共产主义”的罪名被捕入杭州浙江陆军监狱。他为保守党的机密，掩护同志，忍受了肉体上的摧残和精神上的折磨，宁死不屈。敌人毫无所获，只得对其判刑五年，后又加刑三年。在狱中，他继续学习研究马列主义。

1936年，崔晓立刑满释放，在家乡、上海、南宁继续从事翻译工作。抗战爆发后，崔晓立在上海从事革命活动。

1941年夏，崔晓立回家乡组织抗日武装，时任浙江战时工作推进委员会鄞县自卫总队副大队长的崔生财请他出任指导员。后因建队方向问题，崔晓立与国民党严济民展开斗争，批评严济民搞贪污、图吃喝的错误行为，严济民怀恨在心。1941年8月18日，严济民勾结国民党七十九师一个连长，布下埋伏将崔晓立杀害于崔岙村原村口环龙桥头。

忍辱负重的文学战士

崔晓立生前著有《战时经济学》《少年经济学讲话》等书，译有《苏联儿童教育理论》《发明家的故事》等书，以及大量散刊于各种报纸杂志的文章。他孜孜不倦地研究马列主义，坚定不移地传播革命思想，用笔抗日，以文救人，是名真正的“文学斗士”。

“八一三”事变后，崔晓立回到家乡，组织农民、石工成立垦荒团，拟以茅洋山为中心，创建四明山抗日游击根据地。翌年初，垦荒团被取缔，崔晓立难以立足，只身前往武汉，被安排在苏联空军志愿队，担任俄文翻译。

1938年年初，共产党组织在武汉的浙江籍文化人和有志青年回浙参加抗日斗争。3月，崔晓立受命为浙江青年回乡服务团（第三批）团长，带领一批浙籍人士回浙工作。崔晓立先后在金华浙江省文化人抗敌协会、景宁县政府工作。不久，党又派他回宁波地区工作。

崔晓立回宁波后，当时身居中共中央长江局书记的王明仍把他视为“托派分子”，并电告中共宁绍特委对其严加防范，不要让他担任要职，崔晓立因而受到排挤。但为了党的事业，他不计个人得失，受屈忍辱，埋头工作。后崔晓立由共产党员、余姚县政工队副队长鲍浙潮推荐，任《浙东日报》国际新闻编辑。不久，党领导的余姚县抗日自卫委员会举办商业人员训练班，崔晓立被聘为政治教员。

1939年春，全国政治形势逆转。《浙东日报》停刊，商业人员训练班解散。崔晓立送其年仅14岁的长子参加新四军后，辗转至浙西《民族日报》工作。

《民族日报》是中共浙江省文委领导，在国民党浙江省政府主席黄绍竑支持下创办的一份宣传抗日的报纸。报社内有许多共产党员，建有党的特别支部，直属浙西特委领导，王闻识任社长兼特支书记。崔晓立负责编辑国际新闻，他工作认真负责，一丝不苟，工作之暇还从事俄语《通俗物理学讲话》的汉译工作。后因国民党浙西行署主任贺扬灵策划劫收《民族日报》，逼走王闻识等共产党人，企图使这份坚持抗日宣传的报纸成为反共反人民的工具。崔晓立同王闻识等商研后，争取到请国民党左派曹天风和进步人士乐培文主持《民族日报》，以求该报在日后仍能坚持抗日宣传。

1940年秋，崔晓立被迫离开《民族日报》，转移到江西上饶，经共产党员郭静唐等向《前线日报》总编宦乡推荐，任该报通联部主任，继续宣传抗日，从事革命活动。1941年夏，崔晓立离开《前线日报》回家乡组织队伍，准备武装抗日。

当他抵达樟村时，崔生财刚刚在原垦荒团的基础上，组织成立了敌后抗日代表武装组织——浙江战时工作推进委员会鄞县自卫总队，由国民党严济民任大队长，崔生财任副大队长。崔晓立回家后，即任该大队指导员。

巍巍青山留青魂

崔晓立烈士的牺牲处位于鄞州区章水镇崔岙村中心。走在这个宁静的村庄里，烈士不幸牺牲的悲痛立刻涌上心头。

在游击队初建后，崔晓立、崔生财立场坚定，旗帜鲜明，要把这支队伍变成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武装力量，但严济民企图夺取这支武装的领导权，进一步投靠国民党当局，升官发财。为摆正建队方向，崔晓立等与严济民正面展开斗争，批判严济民的错误行为，致使严济民对其怀恨在心。

据崔晓立儿子崔红军回忆，1941年8月18日晚上，崔晓立在崔岙村原村口环龙桥头与敌搏斗，因寡不敌众，腰部中弹，为使情报送达党组织，纵身跳入桥下深坑。当他沿着坑底爬到樟水河岸时，由于失血过多，昏倒在河滩上，被亲友救起后在家流血不止而牺牲。

这是一个普通的小山村，安宁静谧，难以想象在数十年前，有个英雄以血荐轩辕，牺牲在此。顺着崔氏宗祠旁的狭长弄堂，沿着缓坡慢慢上行。缓坡中段，耸立着一幢方方正正的两层小楼。小楼面积不大，有着民国时期中西合璧的建筑特色。

每一处抗日战争遗迹都体现了不畏强暴、敢于同敌人血战到底的英雄气概，是中华民族共有的精神家园。章水镇崔岙村是崔晓立牺牲的地方，对抗战遗迹的参观及凭吊，对抗战历史及抗战英烈的纪念与缅怀，不仅是广大人民群众重温抗战历史、了解抗战过程的好机会，也是对广大人民群众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和革命传统教育的最佳教材。

古风犹存，精神长留

溪水潺潺，随处可见很多村民大桶小桶地拎到溪边洗衣物。依山傍水的山村总是空气清新，在初夏的一个晴天里走近它，让人感到岁月静好，心情平和。山清水秀，环境优美，路平、灯明、院洁、庭美，正是这个小村庄给人的第一印象。崔岙村背山面水，古风犹存，而崔晓立烈士牺牲处的环龙桥原是架于崔岙村村口大岙溪上的一座乱石拱桥。后因村落向外扩张，大岙溪上架设空心水泥板，并在其上建造了民房，环龙桥也随之被拆除，成为平整的水泥路面，村容村貌焕然一新。

村中还有李敏烈士关押处、启明小学等历史迹点。

1999年，已经更名为崔岙小学的启明小学终于结束了自己的教学使命，校舍就此空置了下来。此后学校房子归村使用，基本处于废弃状态。历经80余载，启明小学校舍主体依旧完好，只是局部有些破损。操场上杂草丛生，周边几幢附属的教学楼门窗俱损，主楼的窗玻璃也已破碎。2005年5月10日，启明小学被鄞州区列为区级文物保护点，并被鄞州区文管办列入维修工程，修复之后的启明小学将作为一个颇负盛名的鄞西革命斗争的纪念场所，与鄞州区四明山革命烈士陵园连成一体，成为爱国主义教育场所。

对于这幢建筑，整个崔岙村，上至耄耋老人，下至始龀孩童，都有一种难以割舍的情结。因为在民族存亡的关键时刻，启明小学就像是暗夜里的一盏明灯，把崔岙村群众团结在一起，开展了轰轰烈烈的抗日斗争。

启明小学屹立于崔晓立出生和牺牲的地方——鄞州区章水镇崔岙村，而这个红色村庄经过时代的推移和时间的洗礼，魅力犹存，吸引着成千上万的游客，它的精神也依然鼓舞着世人。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值得让后人永远记住这里曾经发生过的一切。

（施晓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