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培养理论对网络暴力、网络色情的研究
美国著名传播学者乔治·格伯纳(George Gerbner)于1969年出版《转向文化指标:大众媒介信息体系的分析》一书,书中提出了“培养理论”(cultivation theory)这一术语,培养理论涉及到“教养”“教化”“涵化”等效果的研究。也有人称其为“教养理论”“教化理论”“涵化理论”。培养理论早期关注的就是暴力问题。
格伯纳等人选取美国三大电视网的黄金时段以及周末儿童时段的娱乐节目为对象,对其中的暴力情形作了长达十余年的内容分析,研究发现这些节目80%的内容含有暴力。之后,研究者又以问卷调查的形式收集电视观众对于个人安全以及社会现实观念等方面的资料。经过比较,得出以下结论:电视暴力信息的重度收视者通常会认为社会充满暴力和犯罪,人与人之间缺乏信任,从而产生对社会恐惧的认知心理。由于电视观众的大众化、内容的通俗化以及电视在现代社会所具有的影响力和渗透力,它总是能于潜移默化中培养人们的价值观和世界观。在对电视暴力的培养涵化效果的检测中,时间是一个重要变量,收视时间的长短是影响受众暴力认知的重要因素。
一、培养过程的多种变量与效果
Karen Olivier研究网络暴力游戏对青少年的影响。他认为虽然人们在接触网络暴力游戏时,大多数人不会变得暴力,但是他们会受到以下的四种效果中任意一种的影响:(1)侵略者效果。也就是说,大量接触网络暴力,会使暴力行为受到鼓励,增加侵略性和反社会行为。(2)受害者效果。一些青少年在接触网络暴力后,增加他们对受伤害的恐惧。这与格伯纳对电视暴力的研究有类似之处,即媒介暴力强化了人们对社会环境的危险程度的感知。(3)旁观者效果。长期接触媒介暴力,习惯了凶杀和流血,让他们对暴力和暴力带来的伤害不敏感,会变得麻木不仁,视暴力为常态。(4)欲望效果,网络暴力游戏增加了他们在娱乐和现实生活中的更多暴力需求。
Karen Olivier还讨论了网络暴力的培养效果中的性别变量。媒介中的侵略者大多数为男性,受害者大多数为女性,在接触网络暴力游戏的过程中,男孩的反应是侵略性,女孩则是害怕。研究显示,在玩过网络暴力游戏之后,男孩会兴奋,而女孩会感到不舒服,不想再玩。因此,网络游戏主要是针对年轻男性市场的,游戏中充满了有力量和有魅力的男性及其暴力行为。当然,在男性角色中也存在不同,通常表现为控制性的角色和服从性的角色两种类型,游戏中女性角色很少,而且她们主要扮演顺从的、性感的甚至与色情相关的角色。如果消费者和玩家是男性,它意味着男性对女性的控制。这意味着性别不平等的观念在青少年玩游戏的过程中形成。
同样是检视培养效果在网络传播中是否存在,有研究者对长时间上网对网民关于社会治安问题的看法的影响进行了测试。包含上网者对社会治安问题严重程度的估计以及社会安全感两个层面的问题。研究发现:浏览网上新闻的频率对受访者安全感具有培养效果,即浏览网上新闻的频率越大,其社会安全感就越弱。除此之外,初次接触互联网时间、受访者上网频率、每次上网时长对受访者对于社会治安看法这一培养指标都不具有培养影响。
Livingstone和他的同行的调查显示,只有12%的青少年故意访问带有暴力内容的网站。虽然这只是一个很小的份额,但是访问暴力内容的青少年会变得脆弱、易受伤。这与Slater和Slater的结论很相似,他们对2000个六年级和七年级的学生进行了调查,评估了参与使用媒介暴力包括观看动作电影、玩暴力电子游戏、访问暴力倾向网站的学生的攻击性,他们使用多元模型检测了个体的攻击性与网络暴力使用之间的相关性,控制了性别、年龄等变量,他们发现媒介暴力使用能够预测现在和接下来的暴力行为。相反,攻击性行为仅仅能预测当前的媒介暴力使用。
有关色情的理论界定和对青少年的影响,远比暴力问题更加复杂。关于性的认识也是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发生变化的。性主要包括三个部分,一是人的本能,二是与人的内心活动例如爱情有关的,三是社会繁衍的必需。这三个方面很难界限分明并被人们理性地对待。但是,因为人正常得到允许的性活动不是单纯的本能所使,它包含着爱情、责任、义务等意义,与人的社会活动和社会担当有关。所以,对于青少年而言,由于其处在成长时期,关于爱情、责任和义务的认识尚未成熟或者说不明晰,而色情的诱惑主要是对其性本能的诱惑,这种诱惑如暴力诱惑一样,会上瘾,导致不良影响。
当代法国思想家巴塔耶在《色情史》一书里面,系统地提出了他关于色情的理论。他指出:“色情是人的性欲活动,它与动物的性欲活动是互相对立的。并非一切性欲都是色情,但是人的性欲活动是互相对立的。”“他的目标是从动物的简单性欲到包含在色情之中的人的思维活动的转化。”关于色情的定义,本书将在后面的章节专门阐释,在这里色情定义与我们约定俗成的色情的所指不同。
但实际上人类的选择还是跟动物不同,人类的性活动取决于他的内心活动。人类色情和动物的性的区别就在于它和内心生活有关,而动物却并没有内心生活。
前文已经提及到关于“色情片”的确定,是指纯粹只为了激发起观众对性的欲望影视作品或者片段。网络色情首先是指纯粹为了激发起网民对性的欲望而制作的供人们观看、收听和互动聊天的成品。定义为色情片,是在强调制作和传播类似内容的目的而言,这与巴塔耶研究的色情问题不一样。但是,巴塔耶给予我们的启发是为什么对于青少年而言,网络色情的传播是有害的。在这里,网络色情具体所指就是网络上传播的和性活动有关的内容。
首先,色情内容有刺激人的性欲的功能,不论是青少年还是成年人。这种刺激导致的一般后果是寻找性刺激,伙伴之间,甚至发生性暴力,有延续的效果。对于成年人来说,正常情况下,性欲的产生伴随着内心的复杂活动,例如爱,但是,传播色情内容并不展示爱的内容,它试图将人引向纯粹的动物本能的激发上。
其次,对于青少年而言沉溺于此也是极容易的事情。网络的普及,加上成人社会对性的各种禁忌,会使他们的好奇心与窥视欲膨胀,网络色情内容的传播,极容易导致他们错误的行动,长期教唆、积累,也会使他们对此产生错误的认知。
最后,青少年在成长过程中接触的社会面比较小,他们乐意与同龄的伙伴玩耍。如果他们受到网络色情内容的诱惑,也极容易在这些伙伴中互相传播,彼此模仿。
二、培养理论研究的适应性与不足
随着学者们对培养理论的质疑、补充和修正,格伯纳小组补充了两个概念。第一,重度收视者,即便他们在年龄、性别、受教育程度、社会经济地位等方面不同,但他们会共享某种观念,也就是说,多看电视使人们对“真实”世界的看法趋于一致。这被称为“主流化效果”。第二,人们在电视中看到的情景同其日常生活的所见所闻(甚至是对现实的信念)不谋而合时,两者的叠加会加倍强化电视信息的作用,并显著提升涵化效果。如在日常生活中,女性容易成为暴力、性侵害的对象,因此,电视暴力对女性收视者的培养效果更为显著。这被称为“共鸣化效果”。随着研究的深入,培养理论的主题不断扩展,包括政治取向、少数团体、性别角色等,1990年代后,其研究的取向也将触角延伸到新科技的使用、文化多样性,同时也开始进行跨文化研究,比较在不同文化背景中,电视的涵化效果是否一致;另外有些学者也开始比较不同媒体之间的涵化效果,如Reber, Chang和Yuhmiin比较电视和报纸有关犯罪新闻报道方面的涵化效果。
其他可以用于探讨媒介暴力、色情的理论还有班杜拉(Albert Bandura)的社会学习理论、伯克维兹(Leonard Berkowitz)的解禁及暗示理论、“兴奋说”理论、净化理论等。上述理论与培养理论的观点不同,它们主要强调媒介暴力、色情对人的行为的影响,即是否会引发、刺激或者加强或者抑制侵略性行为的发生。
一项来自美国医疗协会(American Medical Association)、美国儿科研究院(American Academy of Pediatrics)、美国心理协会(American Psychological Association)、美国青少年精神病学研究院(American Academy of Child and Adolescent Psychiatry)四家健康机构的一个跨越30年的研究表明:媒介暴力和青少年暴力之间有直接的联系。媒介色情对青少年的影响不仅仅是针对接触者关于性欲望和刺激的直接影响,也与性侵的犯罪行为有影响。
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网络技术的普及应用,网络暴力、网络色情成为学者们的关注焦点。他们主要沿用传统媒介暴力、色情效果研究的思路,借鉴培养理论,检验培养理论在网络环境中的适用性。一些学者认为,传统媒介暴力、色情效果研究的基本理论原则适用于网络媒体。
例如,王玲宁和张国良研究了上海青少年最喜爱的三种游戏《反恐精英》《魔兽争霸》和《奇迹》对青少年的影响,这三种游戏都充满暴力、破坏、攻击性内容,属于网络暴力游戏。研究发现:(1)青少年上网时间越长,其暴力赞成程度越高,涵化效果也越深。但对上网时间与暴力赞成程度之间的相关性检验发现,上网时间与暴力赞成程度之间并无显著相关性。对此,作者解释:由于调查对象主要针对上海市各中学的学生,他们可供自由支配的时间很少,他们接触网络时间较少且差异不大,导致无法从严格意义上划分重度、中度和轻度接触者的范围,这使得以一个小时为界限的划分颇为勉强。在对人际影响方面,上网时间越长,人际信任度越低,反之,人际信任度越高。但从对上网时间与人际信任感的相关检验中发现,上网时间与人际信任感之间并无显著相关性。(2)从上网动机看,寻求刺激而上网的受众对暴力赞成程度高、人际信任度要低。为寻找资料信息上网的受众对暴力赞成程度低、人际信任度要高。(3)从媒介内容偏好来看,喜爱游戏类网站的受众对杀人犯罪率的估计比例比喜爱娱乐时尚类网站的高,但这种相关性在回归分析中,并没有进入回归方程中,也就是说,青少年对网络游戏的偏好与其暴力赞成程度有相关性,但因为其中的一些原因的不同,相关性有区别。
这项研究提供的新的思考是,培养理论中的效果因为传播内容和方式、时间、动机的不同,也会出现差异。